作者：刘统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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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华东试读：
关于“回顾丛书”
约半年前，艾明秋女士来电，要我“再做点贡献”。小艾是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也是我的第一本书《大汉开国谋士群》的责任编辑，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进而“成为生活中的益友”（张立宪语）。
对小艾的要求，我一向近乎有求必应。听她谈过初步设想后，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操作。随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洪兄来电，进一步讨论、商定了相关细则。这便是“回顾丛书”的由来。“回顾丛书”拟每年出一辑，每辑6册左右。以经过时间和市场淘洗的旧书再版为主，新作为辅；以专著为主，文集为辅；以史为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学为辅。入选的各类书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有料，有趣，有种。回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前瞻、前行。
太白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008年初夏，收到首册样书时，欧洲杯激战方酣。去年秋天再版，新书出炉时，我正沿着318国道驱车前往珠峰大本营。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想，再过五年、十年，回过头来看这套“回顾丛书”，又会是什么心境呢？
是为序。梁由之2013年6月6日，夏历癸巳蛇年芒种后一日，于深圳天海楼。 第1章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我军将领们乘美国军用飞机返回前线——中央部署大反攻——陈毅受命回华中——新四军出击大江南北——山东五路大军进展神速——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曾克林到延安汇报东北情况——中央决定进军东北——江南地区部队北上
1945年8月25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向东方飞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二十多人。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返回战区的指挥员
时局变化的太快了。8 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 月9日，150余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党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给各地的电报和指示。小礼堂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1]。
当时中央最重视的是山东和华中根据地。山东是以八路军115师为骨干，加上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控制着鲁西南、鲁中、山东半岛等地区，由罗荣桓在那里主持。华中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在苏中、淮北、浙东拥有大片根据地，此时由饶漱石在主持。这两个地区经过八年抗战，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最有利于我党我军大发展的地方。毛泽东的计划是要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指挥我军接收日伪占领区，猛烈迅速扩大解放区。他要派最得力的干部去加强和领导那里的工作。
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林彪去山东，让陈毅仍然回华中。对此，林彪是非常满意的。115师是他的老部队，可以放手去干。而陈毅却有几分顾虑：他不会忘记1943年10月期间，在盱眙县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发起了一场对他的批判斗争。饶漱石罗织罪名，诬陷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企图把陈毅整倒，排挤出新四军。直到毛泽东来电要陈毅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才得以脱身。但是在延安，毛泽东不愿意听陈毅的申诉，而是要他先做自我批评。陈毅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在整风期间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检查，在“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时，毛泽东要他回华中工作，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坦诚相告：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情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陈毅看毛泽东这样说，就答应下来。为了让陈毅能顺利开展工作，毛泽东于8月26日在陈毅乘飞机走后致电华中局：“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各根据地保持着密切联系，频繁往来电报，下达命令，部署反攻和向日伪占领区进军的行动。8月11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任弼时同志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份重要指示。8月10日，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中，要新四军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占领津浦、沪宁两线，并向长江以南的城市进军。要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遵照中央指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发表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的委任声明。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2]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
但是，怎样与蒋介石进行争夺，中央的考虑还不是很成熟。毛泽东8月12日在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3]同日，陈毅代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华中局的指示：“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郎溪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地。并在以上各地造成一些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江南的任务是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囤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4]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都积极行动起来，向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和县城发起攻击。在江北，张爱萍指挥新四军4师收复淮北的宿迁、泗县、泗阳三县；罗炳辉指挥新四军2师攻克淮南的定远、嘉山、天长、六合等县城；谭希林指挥新四军7师攻克无为县城；黄克诚指挥新四军3师攻克沭阳、涟水等城。在江南，粟裕、叶飞指挥苏浙军区一、二、三纵队连克长兴、溧水、溧阳、金坛等县，解放了江阴、无锡、常熟三角地带的大多数乡镇。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华中、淮北、淮南根据地基本上联成一片，江南、浙西地区根据地也有很大的发展。
山东形势的发展也同样令人振奋。8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山东军区有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要求他们“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罗荣桓立即召集会议，向干部们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下达了进军的命令。13日，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黎玉为主席。山东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迅速进行整编，组成一线的8个师、12个警备旅。按照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五个军分区编成五路大军，动员了十万民工支援，山东大地展现出空前规模的大反攻和大进军的热潮。
鲁中军区部队在王建安、罗舜初指挥下，连克临朐、博山、莱芜、周村、益都等城镇，切断胶济铁路，逼近济南。滨海军区部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占领日照、青口，切断陇海线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港；又北上切断胶济线东段，解放胶县。胶东军区部队在许世友、林浩指挥下，解放了威海卫、烟台、蓬莱、即墨等山东半岛大部分城镇，逼近青岛。渤海军区部队在杨国夫、景晓村指挥下，解放了昌邑、临淄、广饶、邹平、吴桥等地，切断了胶济线中段，与鲁中军区部队会合，逼近济南。鲁南军区部队在张光中、王麓水指挥下，切断津浦线，解放泗水、曲阜、台儿庄，逼近兖州。短短半个月内，山东部队战果辉煌，解放了山东境内40多个县城，将残存的山东日伪军压缩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少数孤立城市中。
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的积极行动感到焦急不安。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经过周密研究，最后大家的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立即安排有关的准备工作。因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还都在延安。现在迫切要求他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就在25日这天，恰巧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要从延安飞往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二十几位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的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到重庆
重庆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苦，国共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谈判桌以外的形势却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分区部队于8月中旬开始向东北进军。曾克林率领的部队在苏军配合下打开了山海关，于9月5日到达沈阳。他们在那里收集武器，扩充人马，放手大干起来。苏军统帅部感到不安，决定派人与延安取得联系。9月15日，曾克林与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到了延安。
听到东北来人的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报告了他的部队进入沈阳的经过后，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乘火车不用买票。在东北扩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沈阳，一星期就扩大了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支，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的数不清。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
曾克林的汇报让中央领导人精神振奋。16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就东北局势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蒋介石还没有派军队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大好时机。会议通过两项决议：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
事不宜迟，9月17日彭真、陈云等搭乘苏军飞机前往东北。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连续向重庆中共代表团发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重大消息，并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为了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入被动的局面，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从华东、华中抽调十万部队北上。
东北的好消息使毛泽东精神振奋。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且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毛泽东再次电复延安，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5]。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往各中央分局。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6]◎刘少奇
此时，陈毅、林彪一行正在向河南濮阳进发。8月25日，他们乘飞机在晋南的黎城机场降落后，即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一支小分队的护送下，匆匆赶路。9月23日，刘少奇紧急致电冀鲁豫军区司令宋任穷：“请设法转告陈毅，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之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能迅速去东北。林、萧已决定不去山东，直去冀东履行新的任务。”
26日，陈毅和林彪在濮阳获悉中央指示，立即分手。一个向东，一个向北，日夜兼程。各根据地的部队也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开始了一场大调动。
罗荣桓在山东正忙得不可开交。9月初，他指挥鲁中部队攻克临沂，并将军区和省委机关迁到那里。就在各分区部队忙于攻占县城乡镇时，又接到中央要求他们派先遣部队渡海北上的命令。9月20日，刘少奇电告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去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要求“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到冀东”。9月28日，中央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下达严厉的命令：“必须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因为陈毅还在途中，山东这一摊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再说，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王建安等留在山东，接受陈毅指挥。
10月5日，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临沂。罗荣桓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整编部队，设置兵站，筹集粮食，制定渡海和陆地行军路线。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立即部署进军东北的行动。2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7]
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
万毅率领的由原滨海支队组成的“东北挺进支队”，约35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半岛，10月中旬抵达吉林的磐石、海龙地区。
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000余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于10月初到达安东（今丹东市）。
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率山东6师及5师两个团，约80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7师三个团，副政委刘其人率三个团，共12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
山东军区2师罗华生部，约7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约7500人，走陆路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山东田松支队约1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
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的山东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8]。
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6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3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他们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这些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部队，作风硬朗，战斗力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为了填补上述部队走后留下的空白，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也开始大规模北上。从9月下旬开始，罗炳辉率新四军2师从高邮地区，张爱萍率领新四军4师从泗县地区，谭希林率新四军7师从无为地区相继北上到鲁南根据地。新四军江北主力的北上，给华中、淮南根据地造成了兵力不足的空缺，党中央认识到这些根据地的重要性，9月26日指示华中局： “粟裕两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需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需要时，可留华中工作。叶飞一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仍须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将来山东方面需要更多兵力，可从华中派些次要的部队北上。因目前谈判已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
新四军在江南的部队，也开始陆续北上了。9月下旬，在江苏宜兴县的张渚镇，新四军1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主持会议，研究北上的行动方案。
粟裕，湖南会同人，1927年参军，在叶挺部队中任班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军中的一员战将。1934年，他随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先遣队不幸失利。粟裕率领余部突出重围，在浙江南部山区打游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他率领部队北上苏中，协助陈毅打开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在指挥黄桥、车桥等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新四军中以擅长运动战、歼灭战闻名。1944年底，为了迎接抗日战略反攻，他奉命率新四军1师主力再下江南，开辟天目山、四明山敌后根据地。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粟裕指挥部队出击，在短短一个月中收复许多县城、集镇。部队得到很大发展。9月25日，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华中局做出华东部队北调的行动计划。10月初，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主力一、三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万人，从宜兴地区出发，在常州至奔牛之间越过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10月8日全部安全转移到江北的泰兴。由于行动隐蔽，国民党军队并未察觉，事后才派出十多艘军舰，在长江上来回巡逻。
9月下旬，叶飞率苏浙军区4纵从金华地区出发，集结于长兴，配合浙东游击纵队渡钱塘江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顾祝同部已进至杭州，企图拦截我军于钱塘江口，重演“皖南事变”的阴谋。形势顿时紧张起来。10月3日，华中局指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然而此时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4日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在澉浦登陆，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我军坚决突围，血战竟日，在付出213人伤亡的代价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北上。
得悉浙东部队突围后，叶飞即率四纵主力经宜兴、句容，渡江北上到达泰兴。渡江时仅租到一艘商轮，昼夜不停地运送我军。10月16日夜里，当商轮运送最后一批人员时，因轮机损坏，船又超载，不幸沉没。叶飞闻讯赶到江边，黑夜茫茫，人手又少，除几十人获救，四纵政委韦一平等800余人不幸遇难。这是江南部队北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意外损失，令人痛心[9]。
最后一批北上的是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抗战时期，在广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活跃着几支抗日武装。主力是以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委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敌人，度过了极为艰苦的岁月。抗战胜利后，他们正准备迅速发展时，根据国共谈判的协议，党中央指示他们北上转移。为了保证转移的安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第八小组前来广州。小组中有中共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少校、美方代表米勒上校。1946年3月，由中共代表廖承志等组成的三人小组来广州，协助第八执行小组实施东江纵队撤退计划。
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东江纵队和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共2500多人从各游击区集结到大鹏湾，登上三艘美国海军登陆舰，开始了北上的航行。7月5日，各舰相继进入烟台港口。在岸上等待的胶东解放区军民热烈欢迎来自广东的战友们。在内战爆发前，能安全圆满地撤退到解放区，的确是一个奇迹。东江纵队的北上，标志着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计划，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陈毅军事文选》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刘少奇年谱》第4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7]参见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叶飞回忆录》第3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第2章 苏中七战七捷（一）
巩固苏中根据地——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毛泽东筹划南线作战——粟裕请求在苏中先打几仗——宣家堡、泰兴初战告捷——如皋痛击49师——毛泽东指示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军主动撤离海安
1945年10月中旬，粟裕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到达海安。这里是苏中军区所在地，他们受到老战友、苏中军区司令员兼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的热烈欢迎。
当时的苏中根据地拥有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至斗龙港、东至黄海的一片约23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相当于今天江苏省的扬州、泰州、南通地区大部和盐城地区南部。这里城镇比较稠密，人口800余万。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棉纺织业和商业也很发达。平原上水网密布，公路纵横，生存环境相当优越。抗日战争中，陈毅率新四军渡江北上，在盐城建立新四军军部。粟裕被任命为新四军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到东台、泰兴、海安、兴化、南通一带开辟根据地。1944年底粟裕奉命过长江开辟苏浙根据地前，苏中已经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时隔不到一年，粟裕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老根据地，如同回到家乡一般的亲切。《双十协定》公布后，苏中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在此之前，新四军苏中部队在管文蔚、陈丕显、吉洛（姬鹏飞）领导下，自8月中旬大举出击，向盘踞大小城镇的伪军发起进攻，很快收复了泰兴、海安、兴化、如皋等一批县城，向高邮、南通逼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从津浦路向大运河以东的苏中、淮南、淮北地区进发。华中解放区与南京、上海仅隔一条大江，蒋介石当然容不得身边有这样一个解放区的存在。他委任顾祝同为徐州行营主任，汤恩伯、李品仙为副主任，用飞机将嫡系的5军、74军空运到南京。伪军孙良诚的25军进至扬州，4军盘踞盐城，还有几个师也正从徐州、安徽调往津浦路以东，企图三面包围，将华中解放区吃掉。
到达苏中后，粟裕与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和平是靠不住的，苏中地处与国民党斗争的前线，战争不可避免。这时，党中央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中共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饶漱石为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陈毅为副书记兼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原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因此，华中的党和军队领导也做了相应的调整。10月27日，粟裕接到华中分局转达的中央命令，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邓子恢、谭震林为正、副政委。粟裕认为张鼎丞资历比他老，当副职不合适，当天就给中央发出电报，说明鼎丞同志“抗战以前为长辈，抗战初期为职之上级”，“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中央领导看到粟裕这封恳切的电报，感到粟裕确实是从大局和团结的愿望出发，表示了不计职位高低的谦虚态度，于是，29日指示华中局，同意粟裕的要求，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
领导机构做了调整，势必要对部队也进行调整和改编。当时新四军部分主力北上山东，江南主力回到华中，部队产生了一些动荡不安情绪。一方面要适应新的环境，一方面要重新组织部署，使之尽快安定下来。当时华中局曾有指示，以老部队与新部队混编，成立新建制。粟裕感到不妥，老部队是作战的骨干，一旦打乱原有编制，与新部队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相互适应，很可能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不能适应突然情况。而战争危险时刻存在，不可能有很从容的时间来完成整编。想到这些，粟裕在10月27日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不要过分打乱各师建制。电报说：“此次华中北调部队，除3师保持整个建制外，其他各主力师均系分别抽调。似此不同建制之部队，今后须有较长时期方可打通思想。但对目前战斗之协同配合不利（特别是华中分局领导下之部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未蒙采纳，对此问题尚不能完全理解。因职以为各师地区既留有地方兵团，虽将当地主力师调走，对坚持似无大影响。因此，职意应尽可能不过分破坏建制，较为有利。职敢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特电告中央，尚盼指示。”[2]
中央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意见。认为集中主力、形成拳头，对作战是有利的。回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在原来老部队的基础上组建华中野战军，编成四个纵队：
原苏浙军区一纵编为六纵，王必成任司令，江渭清任政委。
原苏中军区主力编为七纵，吉洛任司令兼政委。
原苏浙军区三纵编为八纵，陶勇任司令，卢胜任政委。
原新四军4师的11、12旅编为九纵，张震任司令。
这四个纵队加上华中地方武装，总数近15万人，由于新四军主力大规模的调动，华中的情况并不稳定。这时，山东野战军领导向中央建议，再抽华中部分主力北上，支援山东方向的作战。华中局领导接到电报，认为这样会引起华中局势动荡，不如先在华中打几个胜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支援山东。11月30日，华中局致电中央，说明华中存在的不稳定现象。“此种现象，除继续政治动员与解释外，尚须在各主要方面打几个胜仗才能稳定。”
关于作战的设想，华中局的电报说：“依华中情况发展，将来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作战方向。除蚌埠至徐州段为主要方向外，高邮运河线亦将为顽军主要进攻方向之一。现25军有两个师正开扬州、泰州、高邮一线，此路对分割我华中地区威胁甚大。淮南及南通和灌云方向亦将是其次要的进攻方向。”
华中局的电报告诉中央：现在他们能够机动作战的主力只有六、八、九3个纵队，近4万人，骨干只有王必成、陶勇的6个团。加上华中地方部队也不过6万人，力量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实在无法分兵给山东，必要时可以临时抽调配合山东作战。
当时华中部队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打几个胜仗，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真正在这个地区站住脚。当时伪军孙良诚部的4军盘踞着盐城和周围的几个据点，等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是一个心腹之患，华中局决定肃清这股伪军，夺回盐城这个战略要地。苏中军区受命完成这个任务，管文蔚、陈丕显调集两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从四面包围了盐城和附近的伪军据点。
首先进攻的目标是伍佑镇。这里有伪军39师数千人把守。管文蔚决定把伪军引出城来消灭。他争取了一个伪军俘虏，模仿4军军长赵云祥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命令伪39师师长按时向北门突围。随后，我军开始佯攻伍佑。伪军师长信以为真，下令打开北门往外冲。伪军一出城就乱了套，四散逃命，我军杀声震天，合围上来，把2300伪军干脆利落地消灭。然后乘胜追击，将盐城团团包围。
盐城中的赵云祥非常恐慌，39师是他的主力，竟然这样快就被消灭，说明新四军力量强大。部下建议赵云祥找新四军谈判，他只好惴惴不安地来见管文蔚和姬鹏飞。
管文蔚直率地对赵云祥说：“你的部队只有两条路，要么打光，要么投降。你走哪条路？想好了没有？”
赵云祥低声说，他们请求起义，希望新四军不要拆散他们的部队建制，保护军官和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管文蔚要求赵云祥放下武器，带部队出城等候整编。这样，盐城不费我军一枪一弹，顺利解决。11月11日，新四军进入盐城。赵云祥心里发虚，怕新四军追究他的罪恶。借口到扬州说服孙良诚起义，带家属离开盐城。到了扬州，赵云祥便被孙良诚扣押起来。他的部队经过我军的改造整编，组成3个团，充实了华中野战军的力量。
盐城收复后，粟裕率领六、八两个主力纵队与管文蔚部队会合。下一步打哪个地方，粟裕经过思考，12月15日致电陈毅、饶漱石，建议组织高邮战役。他指出，现在伪军孙良诚的25军占据高邮，如果敌人沿大运河北上，华中解放区有被分割、孤立的危险，对山东的配合也会减弱。如果夺取高邮、邵伯，我军就可以控制大运河这条运输线，保证华中的经济供给，对今后的作战意义极大。
中央军委、华东局很快批准了粟裕的计划。粟裕命令管文蔚指挥七纵攻邵伯，而以主力八纵主攻高邮。高邮是两淮地区的门户，西临运河、高邮湖，三面是水网，只有一条运河大堤公路贯穿南北，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高邮城里驻守着日军一个大队、4000多伪军，一个小小的城市，几乎家家住兵。日本人奉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在那里留守，人无斗志；伪军则等着国民党来接收。我军士气旺盛，战斗打响后，12月21日，七纵攻占邵伯，25日，八纵攻克高邮，日军很快投降，我军俘虏日军891人，伪军3493人。
高邮战斗的胜利，拔掉了敌人设在解放区门口的一个重要据点。除扬州、南通、泰州等主要城市外，苏中、苏北全部解放，并与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粟裕高兴地对管文蔚说：“现在苏北地区，除了南通、泰州、扬州、海州、徐州这几个孤立的城市外，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原来四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东滨黄海、南界长江、西迄涡河、裕溪口、北接陇海路这样一块广大的解放区。有这么多人口，养二三十万兵不成问题。给养、兵源都有了保证。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已建立起来，群众的基础又那么好，加强和平建设是有很大力量的，即使再打起仗来，我们也有条件在这里战胜敌人。”[3]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生效后，苏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受和平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干部认为国共开始和平谈判，政协会议也召开了，武装斗争可能没有了，即使有也是局部摩擦。军队要国家化，整军复员也搞起来了。部队干部很多人对此是表示怀疑的，认为和平不可靠，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上级说和平了，有的干部就想结婚成家，过安稳日子。有的看到地方干部穿得好，部队还穿老粗布衣服，也不安心，想转到地方工作。但是粟裕等领导人却没有放松警惕。遵照中央和华东局指示，他们开展了“百日练兵”，教育干部战士不可松懈。
果然，到了1946年5月东北四平之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长春。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是决心要打全面内战，退让已经没有出路。毛泽东思考了几天几夜，终于下定决心以自卫战争对付蒋介石的全面内战。6月22日，他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如果国民党军队向我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区的我军主力则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刘、邓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相机占领开封；陈毅主力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相机占领徐州；力求在野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分有生力量。华中主要对付江北敌军，配合南线作战。毛泽东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保护老解放区不受损害，同时开辟新解放区，并保障中原李先念部队的安全。对于苏中地区，毛泽东考虑到那里靠近南京，肯定是国民党要重点进攻的地方。6月25日，毛泽东电告华中分局：“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做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促，受过大损失。”[4]
为了实施这个战略计划，中央于6月26日指示华中分局，要粟裕、谭震林率领15个团的主力向淮南进发，配合山东主力进攻蚌埠。留下少量部队钳制扬州方向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新四军军部表示执行中央命令，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待命。
接到这些电报，粟裕立即从海安动身赶往华中分局驻地淮安，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抽调华中主力到淮南，苏中根据地可能有失陷的危险。苏中保不住，淮南作战也将处于不利局面。粟裕回忆，当时他们考虑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抗日战争后期，该区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态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由苏中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由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道，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10万斤，两三个月的粮食将达数百万斤，其他军需供应也相当繁重，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面有敌军九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进，留守部队难以担任钳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富人稠，人口九百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盛，税收就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为敌人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之敌有第5军，整编第74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5]
经过慎重研究，华中分局领导人于6月29日联名致电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表示目前华中主力不宜调到淮南作战。建议将华中主力王必成、陶勇纵队仍留在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钳制敌人。待山东及太行主力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主力再西进津浦线，配合第二阶段作战。
毛泽东收到这份电报，认为有道理。30日复电华中分局：“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以后的几天中，毛泽东从各方面转来的情报获悉，国民党军队可能向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7月4日，他指示刘、邓、陈及华中局：“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6]这样，粟裕等坚持苏中作战的方针，实际上已经获得肯定。
粟裕晚年，谈起当年坚持苏中作战的指导思想说：“我们部队营以下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即使是团以上干部，虽然大都是外地干部但是由于长期在苏中地区坚持，坚持了八年抗战，与人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与地方党政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很密切的。那时是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大家曾经是生死与共，艰难困苦都是一道的，这是我们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部队对于当时的地形、地理、道路、人情、风俗习惯都很熟悉，这对我军作战也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同时，我军的补给无所谓什么交通线很长的问题，到处都是我们的后方，到处都可以安置我们的伤病员，到处可以得到补给，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当时考虑了，如果我们不利用苏中这些有利条件打几仗，不打就撤，那不仅会影响士气，而且会大大地失掉民心，也会影响该地干部、党政机关的信心，更谈不上坚持那个地方的斗争。”[7]
1946年6月间，国民党调兵遣将，准备向苏中大举进攻。驻守常州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接到上司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的命令，前去密商进攻苏中的行动计划。6月[8]4日，李默庵见到薛岳，薛岳将他召进内室，密谈了一阵，将一个密封的大信封交给李默庵和他的参谋长罗觉元说：“这是我们根据国防部的意图拟订的作战计划，你们回到司令部再拆开，要绝对保守秘密。”李默庵遵命回到常州才打开信封，只见里面是一张作战部署要图和计划。要求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从扬州向邵伯、高邮进攻；李天霞的83师以泰兴为基地向兴化进攻；王铁汉的整编第49师以南通为基地向如皋、海安等地进攻；行动的时间定在7月15日[9]。
粟裕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粟裕决定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在国民党军队完成进攻准备之前，先打他个措手不及。经过“百日练兵”，部队的状态有明显提高。为了攥紧“拳头”，他把华中野战军的两支老部队——陶勇的八纵和王必成的六纵恢复原来的番号。陶勇部为1师，粟裕兼任师长，陶勇为副师长；王必成部为6师，谭震林兼任师长，王必成任副师长。当时华中野战军这两个主力师和其他部队共19个团、3万余人驻扎在如皋、海安一带。粟裕考虑：泰州之敌离我军最近，威胁较大；但泰州是个中等城市，周围水网密布，大兵团行动不便，不是理想的战场。而泰兴、宣家堡一带敌军占据不久，各有1个团把守。虽然临时修了些工事，但远不如泰州、南通坚固。打掉泰兴、宣家堡这孤立、分散的一路敌军，我军就能打开局面。考虑成熟，粟裕、谭震林于7月10日午夜发布命令，向泰兴、宣家堡进军。
7月12日，陶勇率领1师急行军向宣家堡进发。陶勇原名张道庸，安徽霍丘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在红四方面军中当过师长，身经百战。长征中在西路军的9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西路军不幸失败，陶勇与战友坚贞不屈，终于被党中央营救回到延安。抗战时期他奉命到新四军工作，由于勇猛善战，深受陈毅、粟裕的信任，在粟裕的1师中任旅长，转战大江南北。这次他接受任务去打头阵，部队上下士气高昂。
宣家堡是泰兴以北的一个镇子，三面环水，一条小河横贯镇中。镇子四周有土圩和炮楼，驻守在那里的是国民党整编第38师56团。38师原来是第100军，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师长李天霞颇为傲慢，没把新四军放在眼里。我军到达时，敌军还在仓促修工事。
13日黄昏，1师先头部队2团到达距宣家堡不远的许家堡，发现敌情。当时以为敌军兵力不多，旅首长命令3团解决许家堡之敌，主力仍去包围宣家堡。3团于当夜打响。因为没有时间进行战前准备，3团发起攻击后，遇到河沟障碍，被国民党军的轻重机枪火力封锁，造成人员伤亡。3团发觉敌军比他们估计的要多，便重新调整部署，选择适当的突破口于次日清晨分两路发起进攻。在我军密集火力压制下，敌军终于顶不住，夺路突围，被3团战士追赶围歼，1个营的敌军大部被俘。
14日，陶勇指挥1师4个团的兵力围攻宣家堡。在扫清外围战斗中，敌军迅速收缩，退入宣家堡镇中。8团首先向敌人发起进攻，没想到当天月光明亮，能见度很好，敌军集中火力，猛烈封锁前沿，第一次攻击失利。陶勇骑马赶到8团团部，只见团干部正在准备再次攻击。陶勇感到这样硬拼肯定伤亡很大，果断制止8团行动，亲自观察阵地。粟裕指示陶勇，要投入6：1的优势兵力消灭敌军，而8团投入的兵力是1：1，所以打成了消耗战。陶勇重新部署兵力，将7团和9团调上来，三面围攻宣家堡。第二天夜晚，8团再次开始攻击，敌军仍然像昨天一样集中火力封锁8团的攻击路线，西北方向是敌军侧后方，河流环绕，地势起伏，敌军只设了两道铁丝网。8团吸引敌军火力时，7团突然从西北发起攻击，很快突破敌军防线。敌军慌忙调兵前来抵挡，正面又被8团突破，开始巷战。敌军在我军两面夹击下溃不成军，天亮时冲出镇子，向西北方向突围，被赶来参战的[10]团、3团堵个正着，国民党军56团和附属山炮营全部被歼灭。
王必成率领的6师担任泰兴攻坚任务。泰兴是一个古老的县城，有完整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国民党军38师57团和一个炮连驻在城内。王必成的部队是新四军中打硬仗出名的“老6团”基础上扩编的，干部战士士气旺盛。13日黄昏，6师开始扫清外围，很快逼近城墙。敌军依靠城墙进行抵抗，炮弹和机枪子弹从城头上猛烈地喷泄下来。王必成暂停攻击，重新组织兵力，选择突破口，14日黄昏从三个方向再次攻城。我军集中了几门山炮，猛轰城墙，48团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快速登城，突破敌军防御。二梯队紧跟突入城内，夺取东门。52团两次进攻失利，团首长及时调整部署，组织突击队架起梯子攻城，终于在后半夜突入西门。53团也攻入北门，王必成令47团投入战斗，在巷战中消灭敌军。到15日早晨，国民党守军基本被消灭，只有敌军团长带百余人在城角的庆云寺内顽抗。我军缺乏攻坚经验，没有使用大爆破的方法，一时难以攻下[11]。
13日下午，李默庵在常州突然接到38师李天霞师长的电话，说宣家堡和泰兴受到共军攻击。李默庵没当回事，叫李天霞看着办。半夜李天霞频频告急，说泰兴眼看守不住了。李默庵顿时紧张起来，命令赶紧增援。15日靖江国民党军出动增援，粟裕决定主动撤离泰兴，命令陶勇、王必成率领部队向如皋方向转移。
苏中首战，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约3000余人。比起后来的战役，这两仗的规模不算大。但初战告捷，大大地鼓舞了我军和苏中百姓的士气，为以后的连续获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默庵获悉我军发起进攻后，加紧了向苏中调运兵力。当时戴之奇的69 师99旅乘火车到达无锡，原计划调往苏北，被南京国防部命令增援李默庵。这样，99旅与65师的两个旅迅速过江增援，于7月15日左右占领黄桥。王铁汉率49师3个旅分两路从南通北上，16日进攻杨家桥、林梓，准备夹击如皋。83师、25师也从泰州方向前来增援。国民党几路大军向如皋地区逼近，企图将华中野战军包围吃掉。
毛泽东关注苏中战局，7月15日指示华中分局：“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为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需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
粟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他根据敌情迅速作出决断：“南通的敌人乘我军正在激战于泰兴和宣家堡的时候，迅速向我如皋进攻；靖江的敌人也向泰兴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在西边，可以乘虚夺取我们的如皋、海安这样一些城镇。当时敌人估计我军第一仗伤亡必然很大，不敢再战了，而且泰兴还在战斗。这时我们把泰兴战斗当成一个钓鱼的鱼饵，因为我们在泰兴还没有解决战斗，敌人判断我们的兵力不会转移到东边去，至少不会转移得这么快。而我们利用泰兴没有完全解决战斗这样一个条件，把坏事变成好事。除了以极少数部队继续在那里猛攻，不管能否打下，吸引敌人注意力。而以陶纵全部、王纵大部昼夜兼程东进，这样又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所以，宣家堡、泰兴战役结束后，部队没有休息，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即下达命令，主力部队除一小部分钳制泰兴、靖江之敌，大部前往如皋消灭国民党军49师。◎苏中战役示意图
陶勇、王必成率领部队不顾疲劳，一夜强行军100余里，16日早晨赶到如皋以南地区。管文蔚率领的七纵也奉粟裕之命前来担任阻击任务。17日国民党军王铁汉的49师分两路北进，右路的26旅在王铁汉带领下占领丁堰镇，推进到田肚里、鬼头街；左路79旅推进到宋家桥、杨花桥地区，准备占领如皋。这天夜里，我军集结了4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悄悄出动，分别包围了鬼头街、杨花桥等地。18日早晨，49师的炮兵营从白蒲出发沿公路北上，被我1师2团包围，我军上前猛攻，将敌军击溃，缴获野炮3门。然后我军掉过头来，1师和七纵向林梓逼近。国民党军迅速收缩，向丁堰镇逃去，王铁汉指挥26旅残部和师直属队盘踞丁堰纱厂，企图依靠高大厂房固守待援。1师3团向鬼头街守敌进攻，激战一夜，敌军顶不住，19日下午开始突围。他们有意让大批骡马和辎重行李走在前面，想诱惑我军战士“发洋财”，趁机突围。3团首长发现这些情况，立即通报各部不许捕捉骡马，把几十挺机枪架在房顶上，封锁道路。敌军突围中遭到我军猛烈火力杀伤，混乱不堪，我军战士冲入敌阵，杀声震天。除王铁汉带领少数敌军逃往宋家桥，26旅的两个团基本被我军解决。
宋家桥位于如皋以南，北面是一条河，形成天然障碍。盘踞在这里的49 师79旅战斗力比26旅要强些，王铁汉逃到宋家桥后，立即命令加强工事，并向李默庵紧急求援。20日下午，王必成的6师和从丁堰赶到的1师1团包围了宋家桥，准备消灭这里的敌军。当天夜里，6师从西北、1师1团从东北分别向宋家桥发起攻击，连续的胜利使一些干部产生骄傲情绪，事先没有认真看地形，就匆忙下达命令。部队渡河后才发现前面还有鹿砦等障碍，无法前进。而敌军不断从村里向外发动反冲锋，我军每次进攻只有一两个连的兵力，显得力量薄弱，被迫撤回。这样冲上去又撤下来，反复了几次，连队干部战士伤亡较大。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不善于打攻坚战的弱点暴露出来，在战术配合上也不如国民党军队。后来1师总结经验教训说，国民党军队善于组织火力与使用火力，“敌在部队展开后即用远距离炮火向我纵深二线阵地轰击，再以中距离火力杀伤我密集部队，迫使我过早展开兵力；又以短距离火力杀伤我接近前沿部队。他们善于发挥火器性能，用六零炮、掷弹筒打我二线阵地，火箭炮专打我军占领的前沿房屋。重机枪封锁我军二线部队，山炮打我三线部队，步枪仅射击单独目标。”国民党军队也擅长村落战斗，他们“占据要点后很快构筑工事，并利用民家各种用具和牛车等构筑简单抵抗工事，普遍架设鹿砦，在鹿砦下埋手榴弹。阵地内除配备正面火力外，还组织侧射火力，从侧面杀伤我前进部队，消灭死角”。我军虽然善于打近战、夜战，冲锋勇猛，但战术配合比较差，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最令人着急的是战斗中联络通讯很差，我军缺乏通讯器材，技术不好，电话架不到前沿。战斗打响后连队的情况上级不能及时掌握，只靠通信员跑来跑去口头转达命令，非常误事[12]。
1师1团在宋家桥打了一夜，6师也连续发起3次进攻，均因兵力不集中，相互协同不好未能奏效。王必成命令21日晚集中4个团的兵力猛攻宋家桥，并向华野首长保证当晚解决战斗。没想到敌军拼命死守，6师虽然打得很努力，把敌军阵地冲开两个缺口，但仍然没能拿下宋家桥。国民党守军一再向李默庵求救，李默庵也命令其他国民党部队迅速向如皋靠拢。21日，国民党65师占领黄桥，又前进到杨花桥附近。整编第49师105旅也从南通赶来救援，83师也到达姜堰一带。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到宋家桥轰炸，使6师的进攻受到阻碍。粟裕见我军主力连续作战，已经相当疲劳，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果断决定停止战斗。命令陶勇、王必成率部撤离宋家桥，转移到海安东北地区休整。23日清晨，我军开始主动后撤，国民党军趁机占领如皋。如南战斗我军消灭49师近万人，俘虏敌军6000人。我军在攻坚战中也付出了5000人伤亡的代价。
毛泽东得知苏中两次战斗的胜利，十分高兴。7月21日致电粟裕：“1.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2.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13]
国民党军队占领如皋后，对我军主力的去向一无所知。李默庵不敢大意轻进，指示国民党江北各部队，下一步的目标是占领海安。为了谨慎起见，他命令65师和49师105旅由如皋向北，以83师、25师各一个旅由姜堰向东，采取锥形阵势两面靠拢前进。其正面不足15公里，纵深约10公里。21师的第二梯队向如皋集结，随时准备增援前面的部队。国民党军队互相靠得很紧，不给我军以各个歼灭的机会。
粟裕回忆当时的情况：“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南）通（赣）榆公路、（南）通扬（州）公路，以及从海安向东延伸到黄海边的公路都联结于此；贯穿南北的串场河，沟通东西的运粮河也在此交汇。记得1940年 10月5日黄桥战役胜利发展到追击阶段时，我们曾向部队提出一个口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部队控制海安后，立即斩断了韩德勤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联系，使我军迅速控制了富饶的江海一角。但是，如果我兵力处于劣势，则海安这个苏中战略要地势难固守。”[14]
海安是苏中根据地的中心城市，轻易放弃必然影响我方士气。国民党军队有明显的优势，我军主力与其硬拼，必然大伤元气。粟裕考虑再三，希望上级能加强苏中的兵力。7月25日，他致电山东的陈毅、淮南的张鼎丞，并转告中央，希望将中原突围到达淮南的皮定均5旅调来苏中。电报说：“我们经十天或半个月之休整与兵源及干部补充，尚可再战，但以当面尚有顽十师（旅）之众，而我仅能集中35000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时期中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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