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向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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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试读：
总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我们正逢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
从国际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处于热潮阶段。尽管苏东剧变后，国外有许多人在鼓吹“告别马克思”“抛弃马克思”等论调，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研究马克思，主张“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反思马克思”、以新的理论成果“超越马克思”。国际范围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在世界各地频繁召开，会议规模越来越大，会议形式越来越灵活，参会人数越来越多，研讨领域越来越宽，讨论问题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范围内涌动着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这一切说明，“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并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国内来看，中央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全党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为理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编写出版这套丛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应时代变迁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展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着力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一直出版下去，最后真正成为一套名副其实的“丛书”；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能够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严肃的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们也希望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质量越来越高。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资金支持，首次进入丛书的著作，大都属于“211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和“985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套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先生非常关注此书的编写出版事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先生，以及丛书的每位责任编辑，都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写出版此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初步尝试。为了使丛书编得更好，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年11月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概述第一节 中国革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1840年到1842年爆发了大英帝国为了肮脏的鸦片贸易而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古老的封建中国两千多年来从未遇到的大变局，中国从此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都欺负过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灾难深重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两大历史任务刻不容缓。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救亡图存，不同阶层的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尝试。历时14年的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内部分裂、清政府联合洋人合力剿杀下终遭失败。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将西方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却没有从根本上看到封建制度的腐朽。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后期也在经济方面进行效仿，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变法，试图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却因根本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终于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还是被袁世凯窃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但不可否认的是，辛亥革命毕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视野，开启了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以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为标志，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走到了尽头。民族民主革命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西方，各种政治社会思潮的研究和引进掀起了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高潮。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交会涌入中国。而正是在历尽艰辛的实践探索中，经过反复的学习、比较和鉴别，最终，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仰望星空话理论
在古希腊时代，曾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们以自己高远而深邃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的、哲学的理论论述，其本意是注重理论的研究与创新。由于那时人类还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的时代，一般的人对这些思想家还不是十分理解，认为他们的所思所想过于缥缈，称他们为“仰望星空的人”。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无独有偶，与古希腊时代大致同时，在古老的东方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庄子、荀子、孟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同样以他们“仰望星空”的远见卓识，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回望历史的苍穹，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结论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正是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创造，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才会意味深长地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充分表达了对“仰望星空”的敬意。另一位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由衷地赞叹，如果没有这些仰望星空的思想家以他们高远的思想光芒照亮人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20世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这一千年的历史发展，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期”。这些评价，其实都是说明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力量。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强调生产力才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吗？仰望星空的理论真有如此伟大吗？问题提得很好，这里确实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完整、准确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恩格斯在这里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生产力的状况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同时请注意，恩格斯使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汇——“归根到底”，并且以黑体加以突出。这是大有深意的。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实践与理论创造的关系而言，当然是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是本源的、决定性的。人类只有首先满足了吃、穿、住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才可能有政治、宗教、文化等的发展需要。即使是这些仰望星空的思想家也是要在解决了这些基本需求后才可能进行理论的思考和创造。但这的确是归根到底而言的，就是说，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考察，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农业文明时代，直至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又是从机械工业到机电工业，再到核工业，直至信息产业逐渐发展的），生产力的进步的确是本源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绝不是说对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的考察，都只有生产力这一个答案，如果试图用这唯一的答案去回答历史的每一个进步，分析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恩格斯接着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才是真正深刻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这段话也清楚地表明，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矛盾运动又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而思想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部分，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精神面貌等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特别是思想意识形态理论重要性的论述。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社会稳定与进步的精神支柱，作为构筑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不论具有何种社会经济形态，都需要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和发展，都有着亘古不变的对精神与理性的追求。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繁荣成为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尺。后来，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当时及以后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就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经由从孔子到宋明理学的不断丰富和积淀，最终形成了维系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意识形态，并由此创造出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封建文化。当这种思想体系在进入近现代以后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无法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时，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就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败。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可否认，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发端，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以及19世纪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创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以后的数百年间成为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及政治基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变革中，以及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确实发挥了非常革命的作用。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近代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也往往是以思想意识形态的突破为先导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对封建神学的批判，18世纪以来人类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说难以发现真理，甚至真理就在面前也会失之交臂。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在今天只不过是基本常识，但在思想意识形态没有重大突破以前，在宗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当时，“日心说”却被视为异端邪说。为了宣传和捍卫这一科学真理，布鲁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思想意识形态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可见一斑。
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并批判地吸收了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所产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并进一步严密地论证和透彻地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全新的劳动价值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剩余价值学说），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理论和实践中，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根本的改造，第一次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他们不仅正确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还指出了如何走向这一方向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了实现这一革命的具体力量——无产阶级，从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揭开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和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为工人阶级政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如同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诞生，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真正关注亿万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命运，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是第一次由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公开宣战的崭新的思想意识形态，更是第一次对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和理论阐述的思想意识形态。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从最初无数的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中的一种，发展成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发展成为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理论。
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第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160多年的发展历程。1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引领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谱写了人类历史进步的不朽篇章。当人类进入21世纪，面对历史的复杂变迁，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一个无可置疑的铁的事实是：在人类近千年来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马克思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难怪在2000年来临时，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互联网评选“千年思想家”，马克思超越爱因斯坦名列第一。
1920年，列宁在回顾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夺取十月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时，曾经就俄国革命党如何艰难地寻找能够指引革命胜利的真理，说过一段饱含感情的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对照中国革命的历程，与俄国革命又是何等的相似。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巨大！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空前残酷和黑暗之中。为了救亡图存，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曾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引进了包括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思潮，它们也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流行的主角，但最终都失败了，都被历史淘汰了。在无数的失败和教训中，中国人民同样是“饱经苦难”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二、感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主体来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后继者所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所以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它们主要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献体现。它是在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和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思想体系。而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们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原则和方法，又根据时代发展和各国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学说体系，它包括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一系列体现自身本质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表现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表现为其所具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最根本的力量，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还在于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学说，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曾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发展的，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进步而不断丰富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始终反映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始终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根本原因。
说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绝不是一种抽象的溢美之词。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列宁的一段论述。1913年，列宁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就是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列宁特别指出：“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但当到了“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成为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认真领会列宁的这段论述，会让我们更深切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大家想一想，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是两位不满30岁的青年学者，而在当时，已经有了不少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或流派，如杜林、巴枯宁、蒲鲁东、拉萨尔等等。那为什么在短短的2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就能够战胜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被广大工人阶级接受呢？显然，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不是靠行政权力，不是靠任何别的手段，而是仅仅凭借着它内在的科学性，在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创建社会主义政党、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充分体现了真理的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思想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人类实践本身的正确认识。马克思把实践称为客观的物质活动或人的感性活动，并以此作为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点。但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把实践仅仅停留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要把“实践”纳入人类生产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正是以这样一种实践观来认识历史，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三种主要形式——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以这三种人类社会实践形式为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革命学说。
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和成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伴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化的大生产而出现的，它从一开始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也反映着科学技术进步的最新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直接来源的近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正是在生产力的进步和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在16—18世纪，托里拆利发现了水流定律，列文虎克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而以康德的星云假说为代表的天文学、物理学以及为它们提供理论论证工具的数学等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耐普尔发明了对数；笛卡儿创立了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了微积分；开普勒发现了行星三大定律；牛顿在进一步总结以往力学、天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力学运动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学说；等等。这些科学成就提示人们，世界是一个可以被人们认识和改造的世界，从而为拓展人类的思维空间乃至新思想的诞生创造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恩格斯在他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创立过程中是如何吸收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作了很详尽的论述。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兴起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面貌。但几乎是每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而不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不是吗？无论是像哈勃空间望远镜这样的人类探寻无限空间的伟大的工具发明，还是在微观世界中对“最小物质构成”的一再突破的新发现，都不仅证明了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无限广阔的宇宙空间到由夸克、粒子等组成的细微空间的物质性，而且正在证明着它们所具有的无限的可分性和联系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树正是根植于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的土壤，并随着生产力和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获取新的养分，从而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60多年间，其理论的发展尽管也经历了种种坎坷，但始终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屹立不倒，傲立于理论之林。20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1998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全世界的人仍然在马克思学说那里寻找思想的武器，以期应对诸多的当代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出现了一股“回归马克思”的热潮。法国《人道报》在报道1998年巴黎“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时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今年（1998年），从纽约到东京，从圣保罗到耶路撒冷，从新德里到伦敦，到处都奏起了《共产党宣言》的乐章……《宣言》对21世纪仍将发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没有死，马克思仍然活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由于资本的本性及其扩张，驱使资本不断追求财富所形成的资本危机。以至于在后危机时代，许多西方学者和政要都去重读《资本论》，试图找出解决危机的方法。而也正是在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中的有识之士，都清晰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美国学者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的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即使马克思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再适用了，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所提的问题是对的，而且过去20年中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思考的差不多。”“在现在这个资本主义危机时期重新发现马克思，是因为他在1848年对现代世界所作的预言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确实，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至今仍处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仍未摆脱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主义虽然经历多次变化和危机，但并未从本质上发生变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而这就意味着将有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曾经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传言，如今看来不过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到野蛮社会’，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了比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更多的深层次危机，人的异化加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紧张，人类的前途命运面临更多挑战。法国哲学家萨特指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这样长盛不衰，是因为人们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引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是剖析当代世界矛盾的思想方法。这或许就是当2000年人类进入新世纪时，经由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通过互联网评选“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最终名列第一的现实原因吧。历史和现实，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画面，在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棵常青的理论之树，虽历经风雨，却愈加苍翠。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还在于它的革命性，即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不谋求任何私利，不抱有任何偏见，是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恩格斯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种种同情、关注人民群众的思潮和学说，但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理论第一次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而后，马克思主义又从俄国传入东方古老的大国——中国，并在32年后的1949年结出了革命胜利的硕果。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半世纪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从而使民族觉醒，工农奋起，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走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命运天然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改造世界和改造社会的威力，不是在书斋里，也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的人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命运。一位德国作家在谈到19世纪以来的历史巨变时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马克思，当今世界六分之五的人口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状态之中。正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一产生，就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在德国和欧洲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以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社会理想，这体现了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坚决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甚至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命运轨迹。法国大革命以后，当人类进入19世纪，资本主义取得了世界性的发展。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迫不及待地宣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永恒理性”的社会。但这其实不过是资产者的梦幻罢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本质日益凸显出来，千百万遭受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陷入了灾难的深渊。不甘于资本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为了挣脱身上的镣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英勇的反抗和斗争。1831年和1834年的两次里昂工人起义，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史册上伟大的壮举。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思想作指导，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历史总是在回答它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正是由于18世纪、19世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所面临的种种特征和需要，代表着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才应运而生。而正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自我改良和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也表现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是一代又一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把握时代脉搏，以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和创造精神，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风云中，以新的探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复杂和曲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近代以来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密切相关，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出路而做出的必然选择，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选择。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却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他们在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介绍给了正处于空前黑暗之中而无限渴望“光明之路”能尽快被发掘的中国人民，尽管这一介绍带有那样不自觉、零星甚至是歪曲的色彩。
据相关研究显示，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史籍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在上海创办的、并于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巴黎公社、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消息以及欧美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就很早见诸该报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899年3月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发表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之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而且标志着《共产党宣言》中“资产者和无产者”一节的部分内容被意译到中国。有趣的是：李提摩太在这里对《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的介绍，其本意是想劝清政府顺应世界之大势，从而打开国门并接受新潮与改良，但其在无意之中却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此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例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等。
事实上，在中国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应当始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真诚地同情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并第一次以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例如，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报》上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等等。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真谛，还不可避免地在介绍过程中出现不少曲折和失误，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进行的大量摘译与较系统的介绍，无疑给国内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这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和信仰介绍给中国人的，是早期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探求民族独立解放之路的过程中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剖析国家命运，另一方面在学习的同时开展较为广泛的宣传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规模和速度较之以前都进入一个新阶段。陈独秀于1919年4月在其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的以“舍”署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虽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其突出《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大力发展生产力等观点使思想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甚至对五四运动的爆发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李大钊于1919年5月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中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不仅充分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是当时系统、全面、深刻、简明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代表。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介绍。这标志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方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阶段。所以，李大钊也被公认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4月，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陈望道翻译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一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并在同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开出版发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首版不到一个月便被抢售一空，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读本。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几经曲折。熟练掌握多国语言的陈望道应邀来进行这一伟大事业。他根据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陈独秀提供的英译本，于1920年2月下旬回到义乌城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但同时也是一本很难译的书。第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在书译成后，陈望道被邀请到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他把《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连同日文版、英文版转交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对后又由陈独秀校对，陈望道作最后修订。但出版时又遇到危机。几经辗转，《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小册子才得以出版发行。从此，《共产党宣言》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它促进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促使先进青年逐渐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我党在成立之时就将国名“中国”一词与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党纲《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党”一词结合起来作为党的名称，无不鲜明地标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的渊源。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的前景。
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中国革命的阶级性和现实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选择。而这一选择经过了历史的洗涤和现实的考验，正带领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合力的结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先进知识分子的创造，离开广大中国人民的奋斗，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更不会有当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成熟的历史，就是先进知识分子投身理论研究和创造的历史，就是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努力以血肉之躯书写传奇的历史。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本质
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在报告的开篇，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里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这段简练的语言，实际上是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质。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的本质，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并且，俄国的国情与中国又颇为相似，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深受压迫的国家。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进步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作出的历史选择。但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的应用，却必须是由中国人自己去实现的，这是历史提出的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在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各种西方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大量传入中国时，思想界在学习和效仿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如果不能和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都是难以站稳脚跟的，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明确的概念，但一些基本思路已经开始出现。
李大钊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先驱。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否则，若思之不慎，辨之不明，则误解相承，十而八九，毫厘之谬，相去日遥。”李大钊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晰地提出了关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其他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也有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思想源头。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党的幼年时期（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以前这一段时间），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命令起义部队攻打长沙。这显然是片面教条地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照搬到中国。而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反革命的军事力量大大强于革命力量，要让一支刚刚放下镰刀锄头拿起简陋武器的部队去攻打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省会城市长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当部队打到浏阳城下时，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进攻，将部队带到浏阳文家市休整。毛泽东清醒地对革命形势作出了判断，果断决定改变计划，将起义部队向南转移到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在当时却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斥责，认为这是“对抗中央”“右倾逃跑”。今天来看，毛泽东将进攻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退却，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1978年谈到这段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力量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中国则是利用军阀割据，先到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这也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卓越能力。
1931年到1934年末的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错误最严重的一段时间。王明等人完全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只满足于主观地引用和背诵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以“本本”作为指导实践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不但有着完备的理论形态，而且在党内持续的时间长、危害大，把对待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发展到了极端，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得不以反面的形式表现和展开。王明路线的错误，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而在长征初期，王明一伙继续瞎指挥，又导致了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到1934年12月战役结束时，中央红军由10月出发时的8.7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给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
历史常常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前进的。恩格斯说得好：“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错误和挫折极大地教育了我们党。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调整了党和军队的组织领导，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后，不负众望，终于以一系列的神来之笔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兵临贵阳、强渡乌江、直逼昆明……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危难之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在此后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和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内涵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领导人，但他确实是对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得最有成效的。
如果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而这一点，毛泽东是最早创造性地将之运用于实际的。譬如，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范例。为解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说明。在1930年毛泽东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把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称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并在后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分析起来，这12个字中“武装夺取政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到列宁，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要想摆脱压迫和剥削，在现实的斗争形式上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反动统治者。但是，具体怎样进行武装斗争，则必须根据各国的实际来设定。“农村包围城市”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美体现。
从1936年冬至1937年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了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为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中国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同样，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会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个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其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并且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与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了解和懂得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之完整的、统一的、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传入中国，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所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摩擦出火花。也正是这种火花照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合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一次是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一次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遵义会议以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与挫折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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