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逻辑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肖莉丹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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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逻辑研究试读：

在100年前的中国社会，女性是以裹着小脚、闭守深闺、受男性支配的形象存在着。1900年前后，“女权”一词出现。它被视为“民权”与“人权”的衍生之物。中国女权的兴起与女性的觉醒都离不开男性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的积极传扬，它大致经历了从先进男性的“唤”，到先进女性的“觉”，再到妇女大众的“醒”的过程。一、女权崛起中的男性启蒙及其革命逻辑（一）男性启蒙者的出现

中国的女权运动在初兴之时，主要是由男性倡导和宣传的。虽然不乏一些女子在开明家庭或环境风气的影响下逐渐觉醒，但更多关注女子问题的还是男性。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开始思考如何改良女性的问题。康有为同情妇女的悲惨遭遇，痛斥人们对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康有为痛心疾首地抨击缠足这一残害女性的行为，认为它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国粹”，而是一种自杀愚蠢的行为，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康有为于1883年就在家乡发起过不缠足会，只是当时的影响不大。他在《大同书》中为妇女设想了一个以“人权”为基础的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他说道：

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犯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人之男身，既知天与人权所在而求与闻国政，亦何抑女子攘其权哉，女子亦何得听男子独擅其权而不任其天职！

康有为根据天赋人权的思想，主张女性要接受教育，参加国政，在法律上获得个人独立身份。他还认为固定的夫妻关系应该解体，完全平等的男女只根据爱情签订有期限的契约，进行共同生活。然而，在当时，这些都只是美好的或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难以付诸实践。

梁启超对女性的关注则集中在不缠足和女子教育上。梁启超在早期关于女性的著作里主张以富强国家为最终目标，试图改良女性的智力与体力，这就要求女性废缠足以健壮身体，受教育以提高资质。梁启超批判给女儿施加“刑罚”的父母是“愚人”，因此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愚昧行为。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谈到女子教育的四大功能：一是变“分利”为“生利”，二是除无才之累，三是兴母教，四是益胎教。梁启超认为，女子由于“不能自养”而完全依赖男子，是“分利”之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必须接受教育，寻找工作，成为“生利”之人。而且，受教育的女子一旦成为母亲，对婴儿的胎教以及小孩的早教甚有益处，可以培养出更加优良的后代为国家效力。在1897年，梁启超就与郑观应、康广仁、经元善等人酝酿开设女子学堂，经过多次上书南、北洋大臣，申诉创办女子学堂的理由，终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于1898年成立了。然而，梁启超提倡兴办女学，其目的在于培养贤妻良母，为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对于“女权”的普及，贡献最大的是马君武和金天翮。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女性论的基础上继承与发扬。马君武的贡献在于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女权篇》和密尔的《论自由》，同时还介绍了密尔的《妇女的从属地位》，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摇旗呐喊。当中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说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马君武在《女权说》中申明了女性也应该参与政治的主张。与梁启超富强国家女性论目标不同的是，马君武的目标是让男女获得同等的权利。

马君武的《女权篇》与《女权说》流传较广，拥有较多的读者。此外，与马君武著作有同样影响力的是金天翮的《女界钟》，题目意思是要敲响唤起女性的觉醒之“钟”。金天翮在《女界钟》里抨击禁锢妇女的传统伦理道德，提出妇女应该挣脱封建束缚，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提倡婚姻自由，倡导女子教育，力主女子参政，他提出了女性应争取的六种权利：入学权、交友权、营业权、掌握财产权、出入自由权和婚姻自由权。在女子教育方面，金天翮反对将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主张将其培养成与男子无差别的革命新人，这从他提出了女子教育的八个目标可看出：

一、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热心功德，悲悯众生之人；八、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

这些男性一方面同情、关怀处于弱势的妇女，另一方面又寄望于通过妇女的力量为国家作贡献。他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相关的言论获得了思想界的强烈反响。“女权”的提出让男人与女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意识到女性的价值与作用，这间接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制度，重新塑造着两性的关系。（二）男性为何唤醒女性

毋庸置疑，男性启蒙者的女性说在客观上刺激并鼓励了妇女意识的觉醒，但是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先进男性在唤醒女性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主观意图，这些意图反映了男性特有的思维逻辑，揭示了男性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观念。这使得妇女的觉醒是具有较强目的性的、不彻底的。

男性之所以要唤醒女性主要是基于三个逻辑思路。

第一，女弱则国弱，女强则国强。女性强弱与国家强弱成正比，或女性文明度与国家文明度成正比，是大多数男性启蒙者的逻辑观点。在他们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中，妇女是国家贫弱的原因，同时，妇女也成了民族和国家振兴的希望。对比西方国家，中国的女性受思想和身体的双重束缚与残害，导致中国一半人口的智力与体力的羸弱，使国家衰弱。清末著名教育家蒋维乔在《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中说道：

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今我国女子，大都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遑论女权！虽欲国之不亡，乌得而不亡？所谓“亡国之源”也。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看来，女子身体瘦弱，无学无识，更无法生养强壮、聪明的后代。康有为说道：

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匡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流此弱种，犹可忧危贫。

梁启超认为妇女的无学是国贫民弱的根源，“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无学始”。为此，他才极力要求废缠足、兴女学，重视母教与胎教。梁启超更是将母教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保教”为忧天下之忧之人的三件大事。要“保国”，则必须“保种”；要“保种”，则必须通过教育。女性作为占人口总数一半之人，同时又作为男性一半的“导源”，因此，可以说“妇学为保种之权舆”。

第二，与西方国家对比产生的危机。我们在康有为、梁启超、金天翮等著作里不难发现，他们口中的中国弱女子的对照物不是中国男性，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他们每每在文章中拿中国女子与西方女子作比较，拿中国与西方强国进行对比，是因为处于在国家衰弱时内心产生的危机感与自卑感。他们希望寻找出救国强国的良方，进而赶超发达国家。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就表达出对美国、日本等强盛国家的羡慕：

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对比之下，梁启超倡导中国须模范文明之国，努力进行女子教育，从而获得与美国、日本匹配国力的可能性。这里也体现了梁启超的危机意识，如果不振兴中国女子教育，则会沦落成印度、波斯和土耳其一样衰弱的国家。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萌芽和原动力是男人/男权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所产生的自卑。例如，金天翮的眼光是注视着西方男性的，他在《女界钟》的开篇就描述了以下一段话：

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锥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

金天翮表面是羡慕欧洲男子的潇洒，实质是自叹中国男人矮人一截，不能昂首阔步而引起的焦虑和挫败，因此预想通过解放女子而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在当时进化论的框架中，男性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赶超。男性将人权、民权与女权相结合后，女性便可享受同男性一样的权利，接受一样的教育，同男性一起加快建设国家的速度，从而超越西方列强，进而实现国民“昂首阔步”的快乐。

第三，借女性问题谈男性问题，将男性看作女权的捍卫者。

男性精英提倡的妇女应拥有的入学权、交友权、婚姻自由权、财产权等属于社会权利而非政治权利，索权的对象是封建社会和礼教制度，这不但是女性要争取的权利，同样也是男性想争取的权利。在面对日渐崛起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时，男性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危机感，他们意识到自己要做出改变。要想成为自由、现代、文明的国家的国民，男人不但要改变自身，同样也要改变女人。男性认为，在西方列强面前，自己是奴隶，而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要摆脱奴隶的地位，女权首先应崛起，女权与人权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男人并不排斥女权的扩张，女权崛起则国家随之兴盛，男人也就可以摆脱奴隶的身份。这里又隐含了另外一条逻辑，即男性精英把自己想象成女权的捍卫者。反过来，他们通过对女权的言说来捍卫自己的主体地位。（三）男性如何唤醒女性

男性精英在促成女权崛起上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个是给妇女灌输“权利”意识，激起女性争夺权利的欲望。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妇女饱受“缠足之害、装饰之害、迷信之害、拘束之害”，常年被囿于家庭的狭小空间中，遵循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根本没有“权利”意识。在女性的思维中，“权”是属于男性的事物，女子只是男人的附庸。在这种背景下，男性精英通过文字、言论和行动改变女性固有的观念。首先，男性精英会在其关于女性问题的著作中表达对女性所遭受的悲惨遭遇的同情，缠足、婚姻恋爱不自由、行动受约束、无法接受文化教育等封建社会的“罪状”被一一列出。这些文字在思想上对女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引起了青年女性的广泛共鸣。其次，男性精英肯定了女性的重要作用，金天翮等将女性塑造成“国民之母”的形象，希望按照此目标培育女性，这会激起女性心中的自豪感，把“生育”这件原本是束缚女性身体和行动的事情看成是为民族、国家培养人才的光荣之事。再次，通过对“天赋人权”的宣扬告诉女性，女性与男性同为“人”，理应享有同样的“人权”，他们在一国之中同是“民”，也应享有同样的“民权”，尽同样的“义务”，因此女性也要上学堂，搞生产，参与革命。最后，男性精英通过实际行动帮助女性废缠足，争取婚姻自由，为女性办女子学堂和女子报刊，让女子发出自己的声音。

促使女权崛起的第二个策略是将女权与国民革命相联系，强调女性的责任与义务。男性精英提倡女性要想获得自身的平等权利和独立人格，则必须与男性共同担负起同样的国民责任，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洪流之中。金天翮认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是“吾男子与吾女子共和之义务也”。陈天华在《警世钟》里也写道：“中国人四万万，妇女居了一半，亡国之惨祸，女子和男子一样，一齐都要受的。那救国的责任，也应和男子一样，一定要担任的。”又说：“现在是扩张女权的时候，女学堂也开了，不缠足会也立了，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妇女吐气。”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从一开始就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女权的产生是民族主义的附属物。关于男性精英对女性的启蒙，我们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分析。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许多先进的女性在男性所创造的平台上成长起来，她们在男性的动员下产生了反抗意识，勇于挑战封建习俗，开始追求恋爱自由，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发表提倡自由的文字，并参与反清反帝的革命。从消极的一面来看，男性启蒙者虽然强调“天赋人权”，提倡“男女平等”，但这更多是义务平等，而非权利平等，他们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摆脱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没有反思自身存在的大男子主义。他们的逻辑只是希望通过女权来振兴国家，从而使男性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更好的生活。这种对妇女的启蒙是片面的、不彻底的，也根本没有动摇男性霸权的社会制度。二、知识女性的觉醒

不可否认，在男性精英的启蒙下，一批知识女青年开始觉醒，并在社会政治中崭露头角，她们对男性的女权论有积极的回应，同时，她们也在思考如何通过妇女自己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处境与地位，她们在不断的自我冲突与矛盾中构建着自身的主体地位，使自己成为真正与男性平等的女国民。（一）先进女性登上历史舞台

戊戌变法时期，少数知识女性就开始提出自身解放的要求。1897年下半年，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妇女为了讨论创办女学堂的事宜，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谭嗣同的夫人李闺、康广仁的夫人黄瑾娱等为女学会的倡办董事。不久，女学会又办起了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主题的报纸——《女学报》，倡导女性独立自强，摆脱对男人的依附。主笔全部由妇女担任，其中包括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等，她们是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主编潘璇说道：“我道这报是救我们二万万人，得平权的起点。《女学报》多印一天，多销一张，便是平权的话，多引一线，多积一面。”

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号召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率先挣脱家庭和传统的重重束缚，毅然走向社会，投身革命。其中，较为著名的女性有秋瑾、陈撷芬、何震、唐群英、林宗素等。她们或设女学，或结团体，或办报刊，身体力行地宣传和实践着男女平权，热切地表达了谋求女权的愿望和决心。

秋瑾和陈撷芬可被视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秋瑾和陈撷芬强调，女人要自强，首先得自立。秋瑾将女性比作“幽禁阁中的囚犯”，她们“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中过着“奴隶”的生活，“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除了裹着小脚向男子谗言献媚外别无生活之道，她们注定是男人的附属。秋瑾悲愤地喊道：“啊呀！诸位姊妹，天下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人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了？”为此，她主张女性要摆脱男性的压迫就必须自立：

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术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

陈撷芬曾在《女学报》发表《独立篇》，文中说道：“所谓独立者，脱压力，抗阻挠，犹浅也。其要在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认为只要妇女能独立、自立，则不要十年，“女界中殆无不兴之学，亦无不复之权矣”！

秋瑾还积极地投身妇女运动的实践。1904年，她与陈撷芬重建留日女学生组织的共爱会，并将其改名为“实行共爱会”，动员“欲脱男子之范围”，“欲自主”的妇女加入该组织，立去“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从而解放自我、自强自立，不再依附男人。在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时期，类似于“实行共爱会”的女子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这些团体（如表1-1所示）都是由先进女性精英创建的，它们或是宣扬女权，或是主张女子参加革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启发女子、动员女子的作用。1907年，秋瑾还创办了《中国女报》，将其作为团结妇女的阵地，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倡导女子教育和女子自立，鼓吹婚姻自由。她还在主持绍兴明道女学时，让女学生习体操、练兵操，还筹组妇女国民军，试图把妇女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为国效力。表1-1 1901—1911年武昌起义前社会上的主要女子团体资料来源：陈琼：《现代国家建构与妇女公共参与——组织变迁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5页。（二）女性对男性的回应

男性精英的启蒙对女性，尤其是对知识女性的影响是深远的。知识女性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在回应着男性心中的女权主义，她们甚至在思想上都遵循着男性的逻辑思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对种种礼教的摧残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敢怒不敢言，男性精英抓住这一点将其一语道破，引起了女性心中强烈的共鸣。女性开始反思自身的处境，并尝试与封建家庭、社会作斗争。《神州女报》批判“三从四德”是压迫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核心，指出：“所谓未嫁从父，出嫁从夫者，不过使女子放弃权利，贬损人格，跧伏于男子万重压制之下”，责问：要女子守妇道，为何不要求男子守夫道？要女子为男子守节，为什么不要求男子为女子守节？男子死了妻子，“塚土未干，新人在抱……妇女丧夫，则必终其不嫁，岂公理哉？”《神州女报》倡议：“要提倡真正的女权，定要把四千年来三纲三从的邪说破坏得干干净净，然后女子才有见天日的希望。”

让每个女子都感受深切的是旧时的婚姻制度，它是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产物，女子婚姻全由家长包办，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中国新世界》提出了“中国婚俗五大弊说”，控诉家长包办、媒妁欺诈、早聘早婚、相命合婚等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主张要改革这种婚姻制度，还妇女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并将此看成妇女摆脱对男性依附的重要内容。《女子世界》还把婚姻自由看成是女权发展的起点。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反思与批判中渐渐觉醒。

其次，“欲获权利，必先尽义务”的思想已深入知识女性的内心。她们普遍通过“义务平等”来彰显“男女平等”。她们认为，女性要想获得人格独立与自身权利，就必须参与革命斗争。在这些知识女性心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景象，首先应该是“义务平等”。何香凝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们》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是秋瑾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描绘。陈撷芬则鼓动妇女与男子“争尽作为国民的义务”，因为“改革时之尽义务既与男子等，他日之权利亦必与男子平”。唐群英也明言：“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即在先进知识女性的思维中，只要女性与男性尽了同样的义务，也就为日后获得同样的权利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许多妇女被动员起来一起参加反清反帝运动。1903年，胡彬夏号召女留学生参加拒俄义勇军，履行“女国民之天职”。在拒俄运动之后，1905年，先进妇女发动女界参与抵制美货的运动。女界的积极响应使外国媒体都惊叹：“中国妇女，无论老幼，在关系到她的同胞的问题上，表现出理性和影响”，“中国确已觉醒”。在1906—1911年间，江苏、浙江、四川等省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攫夺中国铁路的保路运动。妇女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出了更强的组织性与抗争性。上海女中学生王梦龄、苏木楠、周佩莲等成立了“女界保路会”，江浙女界代表联名发起了“女国民拒款公会”。在《女国民拒款公会公启》中号召妇女加入拒款公会，还说“世界上的奸臣乱贼，凡有男子杀他不了的，大半多是女子出手”，以此肯定女性的作用和价值。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影响下，许多先进女性备受鼓舞，争先恐后地投入各项实际斗争中。一些女性表达了参军的愿望，希望“尽当兵的义务”。随后，女子军事团体和女子军纷纷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女民国军、女子北伐光复军、浙江女子北伐军、女子军师团和广东女子北伐队。四川有的妇女还参加了保路军，与清军一起作战。

女子积极参加各种运动、斗争和实践，表现出了她们的能力与素质，也显示出了她们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妇女的觉醒。然而，妇女自始至终都是在响应着男性的革命号召，以一个女革命者、女战士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使她们忽视了男女之间的性别问题。（三）女性对“女权”的思考

先进女性们在思考女权和妇女解放问题时一致认为，要寻求女子的真正解放，归根结底还是得依靠妇女自身，而不能依靠男性。她们意识到：兴女学、复女权，若不身体力行，而寄希望于男子提倡，“无论彼男子无暇专此也，就其有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为女子设身也；就其能设身焉，不能自谋其学与权之女子，能受彼明达男子之教乎？借曰能之，则与其使彼受明达男子之教，毋宁得明达女子自教之矣”。林宗素在《女界钟》的序言中说道：“权也者乃夺得也，非让与也。”

在对“女权”的思考上，金天翮曾主张将女性恢复“天赋人权”与为中国富强效力的“国民之母”两大目的结合，以发展“女权”。但是，陈撷芬与秋瑾只承认“天赋人权”，对“国民之母”却是嗤之以鼻。陈撷芬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结合是存有矛盾的——这是将没有性别差异的“天赋人权”与拥有性别角色的“国民之母”勉强结合，这并不是真正的“女权”。她主张的“女权”是以女性不依赖男性，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权利为重点。她的主张，不只包括女性对男性要求权利的运动，也包括作为“中国”整体对列强要求权利的运动。秋瑾则认为，“成为男性一样的人”“与男性尽同样的义务”便是“天赋人权”的真谛。女性的自立、自强、为国家作贡献便是实践着“女权”。秋瑾剪短发、穿男装，把自己打扮如男子一般便是出于这样的心理。

许多男性精英以“爱国与救世”来论证女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受此影响，多数先进妇女理想中的女权都是与国家兴衰直接相连的。《中国女报》甚至将“女权”比成“国魂”，其刊登的一篇《大魂篇》说道：“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吾之所视于同胞姊妹者，为我女子辟大世界，为我女界编大历史，争已失之女权于四千年，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近以挽狂澜于既倒，远以造国魂于将来。伟哉女权！伟哉大魂”！由此，持这种女权思想的女性，主张不与男性为敌，而是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在思考何为女权时，当时有少数女性是通过男性与女性的对抗关系探索对“女权”的构建的，如何震。何震强烈谴责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主张女性报复男性：“社会万事，赖人而成，人之孳生，实由男女。故今日欲从事于社会革命，必先自男女革命始……”何震辛辣地指出中国男性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谈妇女解放，批判他们，无非是想模仿西方国家，解放自己的经济困窘，并依靠妇女培养他们的优秀孩子。梁启超的“贤妻良母”论以及金天翮的“国民之母”论都在其批判之列。何震虽也同秋瑾、陈撷芬一样主张妇女应该靠自身的力量获得解放，但她并不盲目地追求“尽与男子相同的义务”，她反对女子参军，认为军备是会伤害女性的，如在战争中很多女性会被迫为佣人或娼妓，战败国的女性多被强暴等。何震否定了作为男女国民区别标准的当兵制度。她想要做到的是不在国家控制下的女性解放。何震的“女权”是通过与男子的对抗而获得的，它没有掺杂国家、民族的因素，这更接近于我们对“女权”的定义，不过在当时，这种言论只能算是“异类”，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人们更主张女性站在男性的身边，而不是对立面。真正体现女权崛起的，是在女性尽完义务后夺权利的运动——女子参政运动。三、女子参政：女权的初次实践

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华民国诞生，这时，妇女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诉求——参政。妇女给出的理由是合情合理的：首先，共和为男女共同流血奋斗所得，共和建立后妇女应同男子一样享有参政权；其次，男女同信奉“天赋人权”，因此，男子有的权利，女子也应该有；再次，妇女获得参政权，不仅可以维护妇女自身的权益，而且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最后，女子的盛衰关系到国民之命，妇女参政“乃救国之良策，兴国之根本”。于是，民国初年，以女子参政为目的的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运动的过程

辛亥革命后女子参政运动的发展过程如表1-2所示。表1-2 辛亥革命后女子参政运动的发展过程（1911年11月—1913年11月）注：根据王政主编：《百年中国女权主义思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1页；刘红、刘光永：《妇女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7页的资料整理而成。表格中“—”表示具体时间不详。

表1-2为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后女子参政运动的全过程。在这次参政运动中，女性精英与妇女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林宗素、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等妇女参政团体在女性精英的组织下相继出现，为了团结一致达到争取女性参政权的目的，这些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参政同盟会，会员200多人。参政同盟会属于较为激进的社会团体，它以比较强硬的姿态要求中华民国领导人予以女子参政权，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神州女界共和协进会是另一支较为温和的女子团体，它并不主张女子立即参政，而是主张通过先培养妇女的参政知识与参政能力，为以后的参政做好准备。这两支一硬一软的妇女团体与中华民国政府当局的温和派（孙中山）和保守派形成了一个力量相互较量的运动圈子，这些力量在对抗和缓冲中推动着女权运动进程的高低起伏。表1-3 社会团体对不同的政治派别采取的运动形式

参政同盟会和神州女界共和协进会采取不同的运动形式以求达到女子参政的目的。神州女界共和协进会偏向稳健的运动形式，主要通过创办女子法政学堂和发行《女子共和日报》。参政同盟会则根据与不同的政治派别的互动过程采取不同的运动形式。运动领袖林宗素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旧交，林宗素是孙中山在1905年创立的中国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因此，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林首先谒见孙中山，商讨女子参政权事宜，孙中山表示赞许，并承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复阻拦和参议院的一再敷衍，在上书、发文、请愿等形式未能如愿的情况下，林宗素、唐群英等运动领导带领女子参政同盟会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斗争和抗议形式，如她们冲进参议院，打碎玻璃，用脚踢士兵，打宋教仁耳光等。孙中山在平衡女子激进派与政府保守派的过程中，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从一开始的赞同，到中间的模棱两可，再到后来的无能为力，孙中山的态度变化致使运动从高潮跌入谷底。在北京和南京接连受挫的情况下，女子参政团体只能被迫改变策略，着手从地方进行活动，她们在湖南、广东、浙江等地成立了支会，并取得了不错的运动效果。其中，广东省女性获得了参政的权利，在总数165名的议员中，女界有10个名额。（二）运动为何会失败？

辛亥革命后的女子参政运动是女性初次尝试独立争取自身权利的社会运动，在女性精英与妇女团体的带动下，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结果却以失败告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运动的失败？这要从运动的表面与其反映的深层因素两个层次来看。

从表面上看，运动的失败主要归因于政治机遇的不成熟和女权运动的资源欠缺。首先，对于女子参政而言，当时的政治机遇还十分不成熟。在20世纪初，英、美、法女子虽已秉承“天赋人权”理论开展女权运动，但她们仍未获得实际的参政权。中国女子可谓是在毫无经验参考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地提出参政权的要求的。这对当时的男性乃至女性而言，都是难以接受和适应的。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虽赞扬女子的这种“宏伟”愿望，但也承认这一目标需“假以时日”才能兑现。保守势力更是觉得女子野心萌发，冒天下之大不韪与男性争夺政治权利，他们百般刁难、敷衍、阻挠，誓不让女子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孙中山态度不冷不热，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手段帮助妇女，而此时他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袁世凯这一保守势力取而代之当上临时大总统，这使本来就曲折的女子参政运动更是雪上加霜，使得争取参政权之路难上加难。最后，参政同盟会被勒令解散。

其次，女子参政运动的资源准备不足。这次运动的发起者与实践者是个别上层的知识女性精英，她们在反清革命和反帝斗争中成长起来，培养了男女平等的意识。她们有满腔热情，但由于欠缺女权运动经验，并没有利用有效的手段动员广大的妇女群众一起争夺政治权。许多底层女性会感觉参政是遥不可及或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运动虽有妇女团体加入，但实际上没有形成组织网络，仅是单靠几名女性上书请愿，当她们遇到挫折时，就只是以愤怒的姿态“砸场”。这种没有形成规模、略显幼稚的斗争方式根本不能与政治保守势力相抗衡。女性精英欠缺准备、资源单薄的状况也注定了运动的失败结局。

女子参政运动的失败，反映出了两个深层的问题。其一，男性占据霸权地位的社会本质未改变。男性对待女性参战与参政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出男性女权论的片面性和虚伪性。男性谈论男女平权，可以冠冕堂皇，但当女性真的来争这份权利的时候，实际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就开始起作用了。无论是鼓动妇女参战，或是反对妇女参政，都反映出男性的霸权话语与社会的男权结构。但国家有难时，他们“不得不”要求妇女“协助”他们参加革命与战争，这时男性与女性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国家和平时，他们又不允许妇女介入国家政治，因为这会威胁男性的权利并伤害其尊严。在他们的观念中，妇女始终是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这使得女性愤怒地呐喊道：“但民军起义时代……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性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

其二，女权运动与革命相连暴露了弊端。中国女权运动从兴起之时便不是一场独立的争取男女平等的运动，它始终与民族革命相联系。这意味着“女权”只是民族革命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一旦民族革命结束，这个“工具”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女权运动也就此结束。

女子参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是女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争取自身权利的勇敢尝试，它激发了少数知识女性“反抗”男性的权利意识。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抗”，因为“女权主义”又被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女子参政运动的短暂兴起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地，整个国家又笼罩在民族救亡的话语当中。第二节五四新思想影响下的女权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女权运动逐渐走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阴霾重新出发。相比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缺乏运动经验和资源不足的情况，五四运动时期的各种资源都被激活，并促进了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对女权运动的发展意义深远。代表底层阶层的女工运动在共产党的带领和动员下兴起，并于大革命时期达到高峰，它与女学生运动、女子参政运动成为这一时期女权运动的主要形式。至此，妇女与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愈发紧密。一、女权运动的资源准备

从辛亥革命后女子参政运动的失败可看出，对于一场社会运动而言，是否有丰富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是运动成败的关键因素。五四运动时期，对女权运动有利的资源迅速增长，它们可被归纳为思想资源、人才资源、组织资源和媒体资源。（一）思想资源1.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思想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批判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大力倡导男女平等，这对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开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北洋军阀更颁布条例“褒扬”妇女的“守节”“守贞”行为，为遭“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念自尽以及夫亡殉节者”带上“圣洁”的光环。封建势力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许多先进知识青年的极大愤慨。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开宗明义地宣称，近代历史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何谓“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将“三纲”视为封建主义“一切道德政治的大源”，它限制了人们“独立自主人格”的发展。因此，妇女独立人格的培养要从破除“三纲”的封建主义禁条开始。

李大钊则认为妇女解放是实现民主的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妇女若不解放，社会便是患了“半身不遂”之症，“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李大钊说：“现代民主主义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指性别）、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妇人参政运动，也是本着这种精神起的。”2.西方女权主义思想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传播到英美等国并流行开来，再经日本传入我国。西方女权主义最初是以争取与男性在政治、经济和人权方面平等的女权运动的形式展开，在发展中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思潮。

五四运动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唤醒广大妇女的独立意识，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介绍欧美妇女运动的文章。例如，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国的妇人》一文。他详细列举了美国妇女在享受公民教育，从事社会生产、参与政治及支持公益活动等方面的状况，介绍了美国妇女的婚姻观、家庭观。胡适赞赏美国妇女的“自立”思想，以此鼓励中国妇女摆脱“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随着西方女权思想的传入，西方妇女的参政运动也被介绍到中国。英、美、德国的妇女于1917—1919年先后有了选举权，这使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再次提倡妇女的参政权。“现在的女子，当从速觉悟。预备与男子共同运动，求得普通选举权。……女子要想得参政权，须即速开始行复权运动。”这重新点燃了上层知识妇女对于参政的热情，也导致了1912—1913年的女子参政运动。这是继辛亥革命后，女权主义者为女子立法进行的又一次努力。

西方女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局限性。它只是在具有先进思想、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流传，对于大多数没有接受教育且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较深的妇女来说，其效果与震撼人心的力量并不理想，或许只是泛起人们心中的些许涟漪而已。3.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等进步刊物发表了多篇介绍苏俄妇女在参政、婚姻、教育、就业等方面获得平等权利的文章，这对中国妇女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也陆续被翻译引进中国。例如，1919年7月，《少年世界》发表了赵叔愚翻译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新青年》9卷2号刊登了李达翻译的《列宁的妇女解放论》。恽代英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登载在《东方杂志》上；由李汉俊、李达翻译的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的部分章节刊登在《新青年》和《妇女评论》上。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论著《妇人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大。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而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理论指导，重新考察了妇女问题。他们不再局限于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而是将目光转向社会经济制度。他们认为，妇女要取得解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因此，妇女斗争与社会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崭露头角，女工运动也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代替女子参政运动，成为女权运动的重点。（二）人才资源1.男性精英继续吹响女权号角

五四运动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的男性精英的女权思想可谓一脉相承。男性的目光始终锁定在更宏大的国家主义层面。这些知识男青年心系国家，志存高远，提倡学习西方国家，把中国建设成现代、文明的社会。为此，一切有悖于文明社会目标的封建礼教、习俗应被一一打破。常年生活在孔子之道下的中国女性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妇女问题一直受到男性精英的关注。

在陈独秀以及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看来，女性的解放代表了现代文明的趋势，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方向。陈独秀通过把儒家关于女性的道德规范与现代西方女性的生活进行对比，给妇女描绘了“自由择业、自由社交、自由婚姻”的美好图景，激励中国妇女努力学习西方妇女的独立自主。同时，他批判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要求像建立新的国家一样建立新的现代性别秩序。其后，李大钊、胡适、鲁迅、李达、周作人、恽代英等均发表了数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他们将妇女解放纳入反对封建伦理、要求民主与科学这一总体范围之内，提倡恢复妇女的独立人格，实现社会生存上的机会均等。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说道：“解放是对屈从说的，因为女子屈从男子，所以说女子要解放。”他提出了女子解放的七个方面：男女共同教育、婚姻制度之改善、女子精神独立、女子经济独立、男女普遍选举之实行、家庭恶习之废止及娼妓之禁绝。

五四运动时期男性精英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与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角度来解放女性，要求女性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接受教育、从事社会工作、获得经济独立等都是在这个逻辑下的话语。民族国家的强盛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而男性的解放女子论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进步刊物来看，关于妇女问题讨论的声音多是来自男性，创办者也多是男性，其撰稿者也是男性，甚至重要的阅读者同样是男性。针对这一现象，张申府指出，男性扮演起了“拯救妇女”的角色。但他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妇女解放需要的是女性的“内心革命”，要由女性本身发挥主动性，她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2.女性精英的迅速增长

五四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女性大多出生在国家剧烈变动时期，她们一般生长在较为富裕或相对开明的家庭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例如，向警予是湘西一个县城富商的女儿，她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后来成为湖南长沙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那里浓郁的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氛围对向警予的影响很深。刘清扬出生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她在童年时目睹了外国侵略者的烧杀掳掠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也接触到各种进步思想和开明观念。她就读的是天津最好的学堂，在学堂中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在刘清扬13岁时，她就把自己家传的金戒指捐献给了由天津爱国人士发起的募捐大会，这件事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郭隆真生于直隶大名县金滩镇的一户家庭里，她的父亲郭荣桂是个较为开明的读书人，母亲是一位传统妇女。郭隆真自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她坚决不按传统习惯裹脚，为此她甚至不吃不喝以示反抗，最后母亲心软了便不再强迫其裹脚。郭隆真23岁时还因抗议母亲在其13岁时定下的“婚约”而与家庭彻底决裂。杨之华祖上是官宦人家，父亲是个生意人。她从小个性很强，富有同情心，喜欢听花木兰替父从军和秋瑾就义之类的故事。传统的母亲教育杨之华，女子要缠足而无须读书，但活泼好动的杨之华激烈地反抗缠足，并爱好读书。母亲后来就也作罢，同意杨之华到外面求学。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培养了杨之华勇于探寻、叛逆、不甘平庸的性格。兴女学、反缠足、抗婚等经历表明，这些先进女性自小就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而形成了女权意识。

许多先进女性在学校时就是学生骨干，她们具有较强的演讲水平和组织能力，总是一面与学校的传统思想、封建势力作斗争，一面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她们还团结各阶层妇女成立了爱国群众团体。如1919年5月25日成立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由刘清扬任会长，郭隆真、邓颖超为演讲队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长。团体成立后，先进女性就积极开展爱国宣传。她们富有激情的演讲常常让女性听众感动落泪。又如上海上层知识女性发起组织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和“中华女子救国团”两个妇女团体。女界联合会会长是博文女校校长李果，核心人物有黄宗汉、程孝福等，中华女子救国团团长是勤业女师校长朱剑霞。她们不仅在支持组织女学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直接参加爱国斗争。许多先进女性后来成为女工运动、女学生运动和女子参政运动的领导者。

这些女性在学习先进知识和参与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女权观。女性精英在女子独立、男女平等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妇女运动是否该与国民革命相联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偏向西方女权主义的女性不赞成妇女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认为妇女运动仅仅是反对男权的压迫，主张在现存社会政治制度条件下，通过女子参政运动、女子教育运动、女子就业运动来实现女权；以向警予、杨之华为代表的女性的观点偏向马克思主义，主张女子要参与国民革命，认为像辛亥革命时期独立的女权运动是不会成功的，女子要摆脱受压迫地位，必须首先打破束缚女子的社会政治制度，然后再来寻求女子的彻底解放，因此，女权运动必须与国民革命相联系。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使女性精英在女权运动形式这一问题上发生分裂，从而影响了不同的女权运动的发展进程。女子参政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高潮后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蓬勃发展的女工运动。（二）组织资源

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组织如表1-4所示。表1-4 “五四”时期的妇女组织资料来源：陈琼：《现代国家建构与妇女公共参与——组织变迁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58页。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女权运动的精英创建了多个妇女组织。相比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团体，这一时期妇女组织的规模更大，活动方式更多，组织类型更丰富。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团体数量多，组织结构松散，活动内容较为单一，往往是为了某一个妇女问题就成立一个团体，如不穿耳会、天足会、中国复古女服会、自由婚姻演说会、女子戒吸纸烟会等，而且团体规模很小，成员一二十人。五四运动以后，在“民主”“科学”口号的引领下，妇女运动的先驱意识到要走联合斗争的道路。她们不但以地域为单位进行联合，而且还与男性团体进行联合。因此，组织的规模较大，活动内容较为综合，组织成员人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其中，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成员有八百多人，影响较大。

从参与者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团体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达官显贵的夫人小姐，而没有底层的劳动妇女。五四时期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因而参加组织的女性涉及大中城市各阶级妇女，以青年女学生和女知识分子为主力和中坚，还包括了部分女工人，这大大地扩展了妇女运动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女性在女权思想的熏陶下觉醒，底层妇女也开始形成了反抗意识。这克服了自维新以来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参与、广大劳动妇女缺席的弊端。一些辛亥革命组织起来的妇女团体和教会团体也积极参与到五四运动中，如“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社会服务团”等。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妇女组织迅速发展。为动员更多的底层妇女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了妇女群众组织，它们有的叫妇女解放协会，有的叫妇女协会，有的叫女界联合会或妇女救国同志会。这些妇女群众组织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内的男性领导与女性干部同是其骨干力量。它们有明确的组织纲领和章程，一方面代表着广大妇女的利益和愿望，另一方面组织、带领妇女参加实际战斗。如1925年3月8日，广东新学生社女社员发起成立了广东妇协。中共广东区委派夏松元负责筹备工作。蔡畅、邓颖超等中共广东区委妇委领导人参与工作。该组织在动员妇女参与省港大罢工和支援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及进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五卅”风暴中诞生的湖北妇协是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陈潭秋的帮助下，由中共党员徐全直等发起。湖北妇协成立后，便积极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在支援北伐军、收回汉口英租界等斗争中也做了许多工作。另外，妇协十分注重妇女自身的解放，组织妇女学文化，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蓄婢纳妾，开展剪发、放足等活动。

丰富多样的妇女组织为女权运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根基。（三）媒体资源

在促进妇女觉醒、动员妇女参与女权运动及其他群众运动方面，媒介的力量是关键的。在五四运动时期，首先是一部分男性精英占据的舆论主阵地。他们在报纸、杂志上发文章，抨击儒家传统道德、传统社会制度的文化习俗，让妇女认识到传统封建力量对她们的压迫和束缚，呼吁她们起身与之抗争。《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晨报》副刊、《少年世界》、《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每周评论》等进步报纸和杂志均发表了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妇女问题成为当时舆论的一大兴奋点，它被男性精英视为改造社会的突破口。这些报刊不但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妇女遭遇的种种压迫与限制的原因，还几乎讨论了青年男女最关心的所有问题，包括反对包办婚姻、女子教育平等、与旧家庭作斗争、正确理解自由恋爱等。

与此同时，妇女报刊也应运而生，1915年至1920年，妇女刊物将近三十种，如表1-5所示。表1-5 1915—1920年间的妇女刊物资料来源：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16页。

这些妇女刊物中有一部分是由女学生创办的，如天津直隶省立女师创办的《醒世周刊》、北京女高师创办的《女高师半月刊》、长沙的周南女校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女界钟》等，它们在当时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女性刊物。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些刊物的水平不算高，内容较为肤浅，坚持的时间也不长，但它们反映了进步女青年的心声，掀起了女青年们追求自身解放的热情，促使更多女学生、女知识分子觉醒，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这时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已超出新文化运动初期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开始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有的妇女主张，妇女解放要“先解放学校，然后再解放职业，然后再解放政权”。一部分知识妇女孜孜以求的是获取参与政治、参与政权的权利。她们对女子权利的伸张直接作用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女子参政热潮。

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妇女组织也创办了许多妇女刊物，这些刊物的主要作用是宣传党关于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和主张，指导各地开展妇女运动，并动员妇女加入国民革命（见表1-6）。表1-6 1925—1926年间各地妇协创办的妇女刊物③ 黎沛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秘书。① 缪伯英，中共湖南省委妇委书记。注：根据李静之：《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86页的资料整理而成。二、女权运动的高涨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女权运动的高发时期。丰富的理论、人才、组织和媒介资源为这个时段女权运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辛亥革命时期局限于单一知识阶层的女权运动不同，这时期女学生、女知识分子、女工、农妇等各阶层女性的争权运动随之展开。同时，更多的底层妇女被动员进国民革命之中。女学生运动、女知识分子运动及女工运动是这个时期典型的女权运动形式，政党、精英、社会组织之间不同的互动的相互影响已经显现，它体现在不同类型的女权运动的不同结果上——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意识形态已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一）女学生争自由权运动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的十几所女校受到封建势力的严密监控。女学生不得过问政治，不许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校方甚至有权检查女学生的信件，有权干涉女学生会客。女学生的自由被严重剥夺。为了争取与男学生一起加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的权利，女学生与学校的封建势力展开了拉锯战。在几次被学校阻挡参与爱国运动后，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决定联合协和女医校、协和女子大学、尚义师范女校、贝满女校、第一女总等十余所学校成立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后称北京女界联合会），以增强女学生的抗争力量。随后，她们同男学生一起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上街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当演讲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并施以酷刑事件后，北京15所女校的学生决定联合到总统府请愿。这一举动遭到校方的阻拦，各所女校下令封锁校门，不让学生外出。女学生为了出门，有的抛砖投石，有的齐力推门，有的甚至越墙而出。终于，学校抵挡不住这些充满愤怒、爱国情绪激昂的女学生们。15所女校的学生身着校服，齐集在天安门，并列队赴中南海总统府请愿。在新华门前，女校学生推选代表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菊向总统秘书提出四项要求：①大学不能作为监狱；②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③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④对于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这些要求虽未能得到总统府的正面回应，但显示出了女学生争取行动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强烈愿望与心声。在得知女高师校长方事后还指责任教老师管教学生不严而导致两名老师辞职后，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决定在全校开始无限期罢课运动，抗议学校的专横行径，还发起了驱逐方还的运动。女学生们将方还平时的言谈举动列为十大罪状，印成传单，广为发散，大造社会舆论。在李大钊的支持下，驱方运动取得了胜利，女学生们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国共合作时期，北京女学生争取自由的活动同样热烈。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一次以驱逐反动女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运动。杨荫榆的封建治校方式比上述的方式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实施封建家长式统治，推行奴化教育，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进步学生刘和珍、刘亚雄、赵世兰、郑德音、许广平、陆晶清、李桂生等人不满杨荫榆的封建蛮横、嚣张跋扈，开始秘密谋划驱杨运动。在杨荫榆勒令3名未能按时返校的学生退学时，学生自治会与杨荫榆进行谈判，杨固执己见并斥责自治会代表。终于，1925年1月，在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的主持召集下，全体学生开会商讨具体的驱杨行动方案。首先，她们派4名代表到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同时致函杨荫榆要求她即日离校。接着，撰写“驱杨宣言”并投到《京报》，以大量事实揭露杨荫榆的桩桩劣迹。然后，自治会在中央公园来雨轩举行记者招待会，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第二天在《京报》发出第二篇“驱杨宣言”，列出杨荫榆的六大罪状。驱杨运动还得到了知识文人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们陆续发文声讨杨荫榆并支持学生。鲁迅还与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等7名教授联名发文揭露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教育方法和报复学生的恶劣手段。中共北方区委则派夏之栩到女师大指导斗争。在社会舆论的“狂攻猛击”下，杨荫榆最后被迫“辞职”。

驱方运动与驱杨运动同是由女学生领导的进步运动，初衷是为了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从而获得人身自由，其结果都取得了相对的胜利。纵观两次运动的过程，有一些因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两场学生运动发生时都伴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能够激发先进学生群体的反抗意识，男学生在革命中的英勇行为激励着女学生潜在的勇气。在民族危亡时刻，女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不断提升，并足以作为支持女学生勇敢斗争的精神支柱。第二，学生自治会在女学生领袖的带领下发挥着重要的职责。这一组织成为女学生争取自由权运动的核心组织，它负责动员、召集女学生群体起来反抗，联系其他女校或组织一起参加斗争，并担负起与政府谈判、与媒介联络的关键作用。第三，两场运动的规模随着可利用资源的增多而不断扩大，从而增加了斗争的力量。驱方运动利用与北京其余十多所女校的联合扩大了斗争的势力，驱杨运动则开始利用媒介发挥社会舆论的力量，通过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政府答应。第四，男性知识分子与政党精英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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