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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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新版)试读：
自序
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写到了第二十四节，我忽然想起了青年时代读过的俄罗斯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个剧名：谁能无过，谁能够免祸。他生活于十八世纪，不是后来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那个一般译作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
早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歌咏活动中，我们就学会了奥著《暴风雨》一剧中的插曲：
顿河的哥萨克在河流上，
有个少年痴痴地站立在门旁，
因为他想着怎样杀死他的妻子，
所以他站在门边暗自思量……
歌词刺激，曲调别致，有好几个下滑音。
五十年代，曹禺给当时的文学青年王蒙讲过，话剧剧本有两种风格，一个是以契诃夫为代表的散文与诗的写法，一个是以奥斯特罗夫斯基为代表的悬念与冲突的写法。
回想本卷自传所写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我所参与的政治风云、文学潮汐、社会动荡、地位浮沉，回想此期间我历任的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北京作协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主编，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回想这十年我出版的《青春万岁》《冬雨》《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当你拿起笔》《夜的眼及其他》《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创作是一种燃烧》《漫话小说创作》《活动变人形》，以及各种有关争论，我愿意与读者共享孰能无过、孰能免祸的经验种种。
1．要快乐，也要小心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革命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人民日报》立即重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愤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就像皇帝的新衣本来无物一样地清晰，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
却原来，鹿硬是可以在压力下被指成铁定的马，越不是马，就越要说成大马，而最后说破它是鹿的时候，又伟大，又壮烈，又感人，又可悲，又可笑。
为了把鹿说成鹿，不是马，我们的伟大祖国、伟大人民、伟大的党，付出了多少时间，多少代价，更新换代了多少机遇！
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怯懦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
郝关中老夫子几次对我说：“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常识、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与形状行状都定成了右派，如果不狂言狂语、装腔作势就算右派，如果凡认定一加二一定等于三的都算右派，那么，什么创世功业，什么威猛泰山，什么辉煌旭日、雄辩江海、千钧霹雳、万里东风、玉宇澄清、乾坤扭转、新纪元新篇章新发明，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霄汉、上九天、反潮流、光芒万丈、光焰无际……不是早晚会稀里哗啦、踢里秃噜的吗？
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再不会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顺风顺水啦。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强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
而春风在悄悄地吹着，回到常识的过程日进百米。我填了四首词，表达我的心情：
满江红
浪打洪湖，歌又起，深情瑰丽。十数载，韩英无恙，万感交集。征战情怀须作赋，英雄血性岂无戏。恨四人，杀了好文章，园坛寂。贺龙已，总理逝，洪湖水，长相忆。念主席，今日得人后继，莲艳波清愁雾扫，龙腾虎跃车轮疾。待从头，描画好山河，挥彩笔。
满江红
古国千年，有多少，风流故事。拍案喜，尸魔伏法，猴儿淋漓。信手拈来成妙趣，随心舒卷含真谛。舞金箍，除尽白骨精，方如意。取经远，磨难续，心似铁，何为惧？霎时间，大圣巧施神力，摇扇喷砂贼老道，盘丝螫顶野狐狸。善矣哉，轻轻收将在，葫芦里。
双头莲
烈士英名，映江山万代，蝶恋花开，情深如海，真绝唱，能不热泪满怀！一个小小鼠豺，竟招摇叫卖，施淫威，英雄寂寞，却似雾遮云盖。
盖也盖不住的，有人民八亿，铭心记载，骄杨光彩。风雷动，消去胸中垒块，长沙陵园永在，唱游仙词牌。歌澎湃，开慧巍巍，江青尘埃。
双头莲
革命惊雷，唤中华儿女，血染红旗，悲歌国际，头颅掷，花媚神州大地。谁道“四丑”横行，冷男儿心意，堪痛惜，残害忠良，玷污马列真义。
主席功业千秋，容毁于一旦？遥望京畿，忧心如炽，何日里，得慰英灵遗志？忽报缚鬼擒妖，升杲杲红日，泪如雨，遍洒江河，追怀总理。
第一首写重睹歌剧《洪湖赤卫队》，第二首写到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第三首则是写在从电视里看到李维康演的《杨开慧》后。“龙腾”句出自第一批解禁的影片《龙腾虎跃》与《车轮滚滚》。“游仙词牌”则是指毛主席写的《蝶恋花》。虽然写出来的都是共识，都是规范语言（除一句“猴儿淋漓”较有王蒙特点），仍然堵不住我的真情实感，包括政治情怀。
又，我过去也填过若干词，没有一首留下来或发表过。这四首也是多亏新疆文友陈柏中、楼友勤夫妇保存。最后一首是三十余年后的近日才发现的，下面是陈柏中同志当年的记录：
1976年12月1日，吾在库车维吾尔农村支农，王蒙兄来信，内有他的新词“双头莲”一首见示，现抄录，备日后重读，慷慨话当年矣！
幸亏有他的抄录。
我曾拿我填的词给剧团的一位朋友看，恰值另一位搞舞台美术的人在那里。他真诚地问我，你写这些个有什么用啊？我觉得他实在是问得诚恳，问得好。我就是做了一辈子没有啥大用的事。聊以解嘲的是，按庄子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也”，这里讲的一个人的容足之地以外的地面的无用，这种无用其实是备用将用随时用。没有任何无用的储藏，这个人能够有用吗？另外庄子也讲过“树无用而免遭斤斧”，叫作无用之用，并叹息：“世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同时我也想到，旁的人，一般人，未必人人对于“四人帮”的倒台都那么在意。有一个子侄辈的年轻人，回了一趟北京，又回到新疆来，我问他北京的情况，他说：“唉，一开头大家瞎高兴了一阵子，现在呢，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各有感受不同。
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指名道姓地歌颂当时的领导人华与叶，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甚至于我认为：“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我赞美诗与数理化都是智慧的硕果，文化的奇葩，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学者林兴宅提出最高的诗是数学之前。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此前或此后，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领导研究了，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已经改造得很可以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生动的气韵。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话，说是：
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
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那根尾巴，那根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吾尔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屋顶上晾着许多他们自种的大个儿南瓜，屋檐上挂着红辣椒，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我和芳，头一回吃带辣味儿的豆豉蒸肉，是在他们那里。
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地可叹啊！
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志。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组织的果实，甚至是一个机构的代表，而这个机构又是全部组织的一个细胞，想一想就知道有多厉害了，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歪瓜裂枣似的个人。李凖兄有言：“作家莫见面，见面熊一半。”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被作家们爬的）格子……都显得如此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者个人，人越多越搞不好，组织越严密，小说或者诗歌越写不成，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视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样艺术服务政治，应能充分运用自己在新疆前后十多年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要写得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大娘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这只猫常常会在有人临近它的时候翘起腰臀，发出喷鼻的“气声”，它的这种怪声曾经把一条大狗吓得后退，从中我算懂得了“一猫拼命，三犬难当”的道理，我算懂得了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你很容易铤而走险、穷横亡命的道理。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生下的小崽。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当。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这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会不会成为一种符合要求的写作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极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写到这里，立刻有一些姓名与书名呼之欲出。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作家大哥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压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探听情况，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不管怎么变，你难不住咱们！”呜呼哀哉，难不倒的中国作家！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
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的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
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喑呜，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画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冷雨，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一屋子韭菜味儿，手上脸上都沾上了面粉，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秸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立即有老同志、老领导告诉我，你还要加把劲呀，不知道是说我写得还不够革命，还是不够动人。反正是不完全符合这种要求，却又不符合那种要求。我读着自己的新作，似曾相识，又似乎相当陌生。这是谁写的呢？曰，王某，王某是哪一个？王某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半，现在，距那时又过了整整二十三载了。
我戏改邓拓的诗作曰：
魂断音销二十年，分明火海与魔山。
诗词扫地文章祸，蛊咒遮天瀚墨闲。
屈指可知功又过，关心只在命何堪？
春风又绿北南岸，大道恢恢泪阑珊。
2．日子又开始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半年，一九七七年冬，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我的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天哪，你已经能够哭一鼻子？《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我与一批同龄作家所迷恋与崇拜的契诃夫就只活了四十四年，留下了那么多精致与忧伤）。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的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抑或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不是几个勇敢分子的横冲直撞，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益发无望？
我五内俱热。我弹额（早已无“冠”可弹）相庆。我不恤一搏。我同时又是左顾右盼，前瞻后顾，不惜用最险恶的心意去做好应对险恶的突变的准备。半生多事，波诡云谲，历史起落，吞噬无情，生聚教训，动辄二十余年，到了这步田地，天真、幼稚、轻飘，就是犯罪也。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那样。也是在东德的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意志民歌《勿忘我》：“有花名勿忘我，开满蓝色花朵，愿你佩戴于身，常思念我……”所有这些被扼杀、被活埋了的柔软的心灵的颤抖，居然“撑”到了复活的一日，终于可以被引用，可以成为王某小说新作的理念与素材。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把一个“走资派”的藏身地点告诉了造反派，导致了这位“伯伯”的不幸），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重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也可以想明白的事。北京有一句俗话，叫作“惹不起锅就去惹笊篱”，软弱的文学从来是惹笊篱的能手，文学常常只能敲打笊篱而适当思锅或避锅，例如文学家都是善于骂同自己一样软弱的同行的行家里手。读者不是总会明白的吗？读者就不会用一下自己的头脑，去想一想笊篱的悲惨处境吗？
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
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在胁迫、恐吓下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
然后，我写道：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
许多天，在构思这一段应该说是抒情独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反复地响动。你总应该觉得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背诵着、回旋着，沉重、深情、憋闷、决绝，像朗诵，像话剧台词，像哭吼，像低音大号。更像是从天空降下来的历史的叹息，宇宙的怜惜，岁月的哭泣……或是一个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精灵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滚，用刀刃卷搅着我的心尖。这段词已经成了精，与我昼夜相伴，我确实看到了一滴巨大的眼泪，弥漫天宇，痛彻魂魄，我感到了这滴眼泪的分量与热度。我已经无法躲避。
石破天惊！电闪雷鸣！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二十八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这里还有一个并非“一日之寒”的思考，我们的政治运动的理念是非常宏伟崇高的，这些运动的宣示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超圣贤而惊万世。而这些政治运动的策略有时却依靠调动人们的最渺小、最卑微、最利己的私心，分化瓦解，转舵告密，从宽从严，打打拉拉，让你为了恐惧、为了怀疑、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而不惜卖掉旁人……这对于人的品质节操道德风尚，起的将是什么作用呢？
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结尾处的“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华主席部署，无一字无出处，无一词无来历：大大的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碴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似乎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到我搁笔太久了，尚需恢复一段。也是需要再加劲之意。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阵势与直接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题，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
此后许多年，一位广东作家对我说，广东乃至南方作家在全国的文学作品评奖当中常常吃亏，原因是他们太重视文学的趣味性了，而北方的文学界的头面人物，重视的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有此一说，录以备案。
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联邦德国汉学家（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是D或T，我记得应该译作杜什么什么）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
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去写作。也许这才是两篇小说所宣布的王某人的存在与“复出”（此词也有些恶心）的最大“效益”。
喜讯醉人。北戴河！是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此时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
出发前我的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与旁人所说吸烟助文思的说法相反，吸烟使我困倦，我忙于构思与写字的同时，还要搞什么点火、放火柴头、吸烟、吐烟、抖烟灰、叼烟……的鬼名堂！刚恢复写作，这些都成了我的额外负担。而且，我压根儿就时有咳嗽（后来正式判定为慢性支气管炎），家人也劝我戒烟，我说戒就戒了。
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不同。我读了一篇谈吸烟毒害的文章，里边特别提出香烟燃烧中出现的三四苯丙芘与煤焦油对人体的危害。我很喜欢“三四”这个词，直觉认定它的科学含量高。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可以从网上查到下面的话：
三四苯丙芘（Acrylamide），又称聚丙烯酰胺，总之都是让普通人八辈子也说不清的陌生名词……其致癌性是黄曲霉素的一百倍。
而我在戒烟的关键时段，一犯烟瘾，一有戒烟半途而废之虞，例如饭后思烟，就找出我留下的剪报，阅读有关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见此词，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烟，胜似吸烟，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叶上的侵蚀与细胞开始糜烂，看到了白脓与红血，找到了戒烟的感觉，找到了恐惧、警惕、科学与终极眷顾……也找到了烟与生命的形象与内涵，再不想、不必、不劳吸烟了。
此后许多年，一次我在南方，与一些文友闲扯，文友说，对于既不吸烟又不饮酒的男人要警惕，而对于原来吸烟，后来说戒就戒的人更要敬而远之。我讲了自己的戒烟史，人们啧啧称奇。我的为人打破了他们的以烟画线的谬论。我相信我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唯理论戒烟方法独一无二，堪称一绝。
其实我的吸烟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吸下去而是为了此后戒绝方便（这个造句法很像我的朋友，俄国汉学家托洛普采夫后来的名言：苏联是为了失败而不是为了胜利而创造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春节将至，初到新疆的我为自己成了“文艺界”的人而小小热昏，便从自治区文联的迎春联欢会上拿了一支不花钱的香烟，吸了两口，感觉有点特殊。这样一吸就是十四年。尤其是“文革”期间，不可以文学，不可以政治，不可以交友，不可以寒暄，不可以闲话，不可以（没有足够的粮票与钱票）吃喝玩乐，尤其是例如一九七一年我回到了乌鲁木齐的自治区文联，与相熟的农民也分离了，而文联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完全揭开……”。大家不文不艺不上班不干活一揭就揭了六七年！从早到晚，你让我干什么呢？机关食堂里打饭，四两（新疆的说法是二百克）饭，一个素菜或略带荤腥的菜，五分钟就吃完了，你干什么去呀！
幸亏有个烟吸。你打开烟盒，你抽出一支烟，你戳捣戳捣，你为这种牌子的烟丝装得太松而摇头，你拿出火柴，你欣赏火花，你端详火柴盒壁被划出来的痕印，你琢磨这次的火柴应该在哪里发力，力不可以发得太大，不可以发得太小，大了损坏盒壁，我常常发现有人用火柴，不等火柴用完盒壁已经塔稀郎——来自维吾尔语，垮台完蛋之意——了。我想起了一本苏联小说，上面提到斯大林同志从来不用打火机，因为斯大林相信第一口烟最香，而打火机的汽油味儿会败坏这第一口烟的感觉。斯大林果然各方面都高。然后边吸烟边设计边体验边改进边实验吸的方式，叼的方式，吐的方式，咂嘴的方式，从鼻孔里出气的方式，手指的捏烟卷的方式……至少，它给了我几分钟的充实。那么，一旦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身份恢复了正常，公民权恢复到基本正常，叫作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啦，还抽他个什么鸟香烟！
我还常常通过控制吸烟来锻炼意志。想吸的时候偏偏不吸。吸一口戛然而止，捻掉、掐灭，留待十二个小时以后再接续吸。多时我一天吸过十来支，少时我两三天才吸一支。烟友曰，敢情你没有瘾。王说，我不能做吸烟的奴隶，我也不能做不吸烟的奴隶，我不做自己的奴隶，更不做外物的奴隶，从吸烟的头一天起，我始终让我自己牢牢支配着香烟，而绝对不允许香烟支配上王某。
吸烟对于我最多是一个尝试，是一个知识，是体验生活，是新经验与新知识。我吸过四分钱一包的珍珠鱼，七分钱一包的航行，此种牌子的烟边吸边轻微爆炸，并发出又臭又辣的刺鼻瓦斯气息。一角五的绿叶：这是丙级烟中较好的一种。二角钱左右的海河、青鸟、古车、解放……这些算乙级烟，介于乙丙之间的有黄金叶与战斗，可笑的是战斗原名烟斗，“文革”中那个叫作革命小将实为糊涂蛋的群体嫌它名号不红，改成了战斗。乙甲之间最好的是光荣，烟盒上印着一朵大红花，产地上海。甲级烟我也没有少吸，凤凰、牡丹、彩蝶、红塔山、红山茶，后来还有新疆自产的顶级品牌：雪莲。我也吸过以长白山为标记的据说含有人参的烟。
我吸过烟斗。我买过各种烟嘴。我自己往莫合烟或烟斗用烟叶里加上蜂蜜、奶油糖炒烟。我往一种中空的烟嘴里塞过洁净的白棉花，说是可以吸收什么尼古丁。但我又怀疑，没了尼古丁，还算香烟吗？我吸过莫合烟——在苏联小说里叫作马合烟。都说是伊犁的莫合烟最有名，因为某一位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就是吸伊犁厂生产的莫合烟的。我很佩服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他写道：
战士的马合烟，
就如同战士的老婆，
凶恶，暴烈，火辣，
……然而战士离不开她。
关于卷莫合烟的纸，也有各种说法，如说苏联中亚的加盟共和国的报纸适合卷烟，因为它们的报纸通通是用白桦木材做的。也有人说报纸上的油墨燃烧起来会产生危险的致癌物质，我的好友、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与克里木·霍加都是因肺癌而不幸去世的，这都与他们喜吸用各种报纸卷的莫合烟有关。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许多年后有那么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
我曾经喷云吐雾，我曾经大醉酩酊，我曾经无所事事，我曾经缩脖拱腰，我曾经信誓旦旦，时代前进了，王蒙早已剔除净了“文念”，他早过了时了（无劳后来的上海文友宣布），他早已断了根死了心，绝对不会再抄起笔来重操旧业。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聂绀弩老的名句：“哀莫大于心不死。”我却不是从诗句而是从生活经验里体悟到了“心死”的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和其光，同其尘，清水濯缨，浊水濯足，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专气致柔，如大婴儿，树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而现在这位名叫王蒙的人又架不住红尘扰扰，功业熏熏，坐到了桌子前边，心潮澎湃，今儿收到了这个角落、明儿收到了那个旮旯的约稿信，像煞有介事，划拉起来，据说还能思想，还在遣词造句，推敲斟酌，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可以为写作而激动。你可以认定自己不要写、不能写、不思写啦。你可以对写作狗血喷头，嘲笑咒骂。你可以迎合着写。你可以替别人构思。按完全非己的思路构思。你可以说写就写，像超女一样想唱就唱其实是有了平台与褒奖才唱。你可以说不写就不写。你身上已经安装好了开关，你操纵自己的写作比操纵任何灯泡电门都易如反掌。
我住家在乌鲁木齐第十四中学校园的最南端，我们的后窗对着操场，我常常在写作的时候听到篮球击打在后窗护栏上的砰砰声。我们门前有一个只有十平方米的小院，我与儿子建造了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歪歪扭扭的小库房，入春以后在那里用我自砌的炉灶烧饭。我一面写作一面照顾着炉火，照顾——我要说是“摆弄”炉火是我的一大乐趣。煤炭的燃烧、封存与熄灭是一个伟大的化学过程，是生命与宇宙万象的象征。我的生物钟中有自动定时与报时装置，我能专心写着写着，忽然灵机一动，放下笔，到小库房去揭（蒸）锅，去竖暖水瓶，去添煤、擞灰或者去封火。我可以一面写作一面不时立起出去收信、报，去缴纳水电费，我从来没有旁的同行写作时的谱儿，什么不许有响动啦，什么不可以有外务的打搅啦，无所谓。我可以一面写作一面蒸包子，时间掌握的误差不会多于五分钟。我从小学会的就是全天候抗干扰写作，开始有点痛苦，经过了这二十几年的锻炼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可痛苦的。我的经历提高了我的抗逆性。经过了那么多的反写作、非写作、仇写作、蔑写作，说了那么多狠话贬低写作，我终于可以比较正常地写作了，这已经够了。虽然不无滑稽与悲哀。生命是用时间、年龄来标志的，王某人在四十多岁时重新写作起来，已经是中年写作而绝对不是青春写作了呵。一切就这样重新开始。
人的一生需要两次，各种重要事件包括恋爱、革命和写作都不是一次能够成事的，第一次如诗如梦如孩提如云烟，如火如喷泉如旋转起来了的万花筒，它注定会曲折会失败会垮台会碰壁破灭……第二次已经不那么激情那么洒满露珠那么七彩绚丽了，第二次已经不那么纯洁那么义无反顾那么一厢情愿了，第二次的人生你会精明一点点，你会老练一点点，你会谨慎许多，只是你有时候会责备自己，怅然若有所失，你会回忆一些事情，暗自苦笑，终于……释然，有一点漠然。
3．北戴河之夏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硬席卧铺（能报销）火车到了北京。十六日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会合，登上了经天津到北戴河的列车。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弢、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都作为中青社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客人来到了这边。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经玉田的北线铁路更不要说是高速公路了，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从火车站一出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洋，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建筑低矮，视觉听觉，不受任何阻拦。如果是小说家，更欣赏的应该是冷落的北戴河。但是欣赏冷落，并不意味着反对发展。作家的思想情绪也是说不透的。
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我写道：
下车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的尾巴，车厢里热烘烘乱糟糟迷腾腾的。一到车站，只觉得又凉爽又安静又空荡……
这说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是糟糕的车厢与美好的站台。现在不同了，有各式旅游专列，双层、软席、空调设备，而站台上人头攒动，动辄人山人海，前挤后拥，不那么雅致清爽了。
我又写道：
……空气里充满了深绿色的针叶树的芳香……清洁得令人吃惊，一幢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好像在《格林童话集》的插图里见到过似的，红色的瓦顶子晶晶地闪着光……
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
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
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上破损的藤椅上，赤着上身，穿着裤衩，拍着肚腹，吹着清风，海阔天空地聊天。
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现在进这个浴场要买票，那个时候干脆没有什么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再从头学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运动动作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胡噜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讲究。
到了北戴河才知道了什么叫夏天，夏天是多么美好！青天白云，碧浪黄沙，灰涛白沫，绿树红花，海风吹拂，日光灿烂，汹涌弥漫，起落吟歌，抛却半生烦恼，忘却一己得失，远望船舟入画，近闻波浪拍岸，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抚我心者，今日之日何烦忧？俱往矣，成一笑，过昆仑大漠，游山海瀛洲。遍走边陲身未老，终得大海，饱惊宠辱意犹闲，又见蓝天。如今戏水知鱼，享受惊涛无数，弄潮破浪，思量大地多情。芳龄不过四十有四，正是心强力壮，行旅无非八千零八（里），堪说月黑风高，梦乎？非梦。幻乎？非幻。哀乎？痛也！乐乎？快哉！
有时候设想游泳比真游还浪漫，还如画如诗如仙如鱼。在水里，动作不免单调机械，当然也有呛水咳嗽的时候，而且我是近视眼，又习惯了入水呼气，游前摘下镜子，看得模模糊糊。倒是上岸以后，颇觉自得。躺在沙滩上，四仰八叉，也大有回归自然的豪迈与优游。
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路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在新疆撒尿，包括出汗，都有明显的羊膻气味。而在沙滩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在下仍是顽童。我还年轻！想把一个快乐坚强、心存良善的青年彻底收拾掉，固非易事。
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从东山宾馆一带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本以为红柳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这时的北戴河人烟稀少，但时能碰到少量外国人，据说是辽阳化工厂的法籍专家。也有时候去西面的人民浴场洗浴，那里有温水淋浴设备，每次只需花几角钱。往西走就更开阔。说是有一位领导同志说了，各单位的疗养所全部开放给老百姓。也算是一种劫后余生的理想化、天真化吧。
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
这个感受我也写到了《海的梦》中，我写道：
……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而超过这一切，主宰这一切，统治着这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亮得耀眼的，活泼跳跃的却又是朦胧悠远的海波支持着布满青辉的天空，高举着一轮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银波两边，月光连接不到的地方，则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这天海相连，缓缓前移的银光是这样地撩人心绪……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
海——呀——我——爱——你！—他终于喊出了声，声音并不大，他已经没有当年的好嗓子。然而他惊起了一对青年男女。
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写的，然而当时的一九七八年写的是别样的小说《光明》，当时还不敢写《海的梦》那样太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
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得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伙食相当不错。
饭后聊天天南海北，主题不离揭批“四人帮”，揭批极左路线。各种故事，真真假假，触目惊心。如说到一个愣小子，由于唱“老三篇，最爱读，读完心里热乎乎”时，唱成了其他部位热乎乎，说是给枪毙了。还说是哪个哪个农村，一家地主，一儿一女，无法婚配，最后地主爸爸下了狠心，如何如何。如说到某地驴厩失火，“觉悟高”的人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老百姓认为是小驴驹踢倒桅灯所致，于是省“革委会”号召全省展开了对于“小驴踢灯论”的大批判。痛极悲极则喜，说起“小驴踢灯论”来，我确实笑破了肚皮。这样的妙人妙事，哪里值得什么人愤怒一番呢？
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男性，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边写边看，边说边骂，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现在，实现了。
最可笑的是，说是老作家管桦在伙食上享受了特权，什么单独给他熬了什么粥啦，其他的几位作者，在做好了另两位老作家唐弢与峻青以及中青社的伙食管理员的沟通，取得了他们三人的谅解以后，在一次用餐时发动了对于管老的哄闹。想来着实可笑，“文革”搞得确是个个斗争成性，爱斗善斗，不甘寂寞，有机会就要斗一家伙。
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李子云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然而这篇小说或许也有它的可注意之处。第一，我写了再不要发生“文革”这类的悲剧了的决心，这是我的泣血之论。第二，我同情地写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直到被逼得发了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弥补了《最宝贵的》里的过分严峻。关于“乱咬”者的故事，我运用了一些新疆文联那边发生的事情作为素材。第三，我现趸现卖地写了海与海滨。第四，我虽然二十年前已经落马，我写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来仍然比较像那么回事，它不是官场黑幕小说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爷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对立面的写法，一句话，我把他们当作与我一样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种弱点的人来写。小说结尾我酝酿得比较久。我写道：
……瘦小的邵副书记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面，他挺立着，本身就像一具巉岩。半个月亮刚刚从海面上升起，橙红，巨大，斜仰着，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涨，波涛呼啸着，愤怒着和欢笑着，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边涌来，溅起一团团银雾。“竹梅，你安息吧，我们绝对不让这一切重演……”
竹梅是小说主人公邵容朴的妻子的名字，她是被极左害死的。
时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写到这一段旧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小说的情节，却记得他对于海与月的描写，记得那月亮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记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边涌来的，记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银雾。
中间改过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后根据费礼文文友的意见修改的。此后见到老费我就对人说，他是领导过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再后，短篇小说评奖时是《最宝贵的》而不是《光明》获奖，老费颇为不平。他是喜欢这篇东西的。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钦吉斯（王按，即成吉思，与成吉思汗同名）·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复。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被认为受过他的影响的我国作家颇多，包括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铁凝的某些短篇等。
此时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能入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待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生活里其实充满偶然与无序，回忆与思想却使它们变得有理有致。北戴河之夏，是一个过渡，是我的第一次生命与第二次生命之间的一次衔接、一次休息、一次转换，从此，王蒙又忙活起来了您哪！
4．八面来风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韦君宜，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黄秋耘一见到我就讲起了邵荃麟的悲惨命运，“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牛棚”，多少人睡一个大通铺，他一夜夜地无眠，干咳不住，死后连遗体都不知道哪里去了，生不见人兮，死不见尸。由于他的保护，黄才在反右中勉强过关。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译者。而我相信，所有的革命出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情。谁能料到他是这样地走掉了呢。
我到我去过前后三次的大雅宝胡同的荃麟的家，他的夫人葛琴已经偏瘫失语，坐在轮椅上，流着眼泪，连哼一声亦属不可能了。终日不能活动，不见日光，她倒是又白又胖，更是惨不忍睹。我还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她的电影剧本《母亲》，写十年内战时期的白区斗争的，贯穿全剧的是白居易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此来描写历尽迫害的革命的种子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他们都是革命的元勋啊！革命，你太对不起你的仁人志士们了！
和这些元勋比，我们这一代人又是不幸中有大幸啊！谁活着谁就能看得见，而荃麟他们看不见啦。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志气的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鱼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被冻结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没有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红地毯，对于张贤亮是大姑娘上轿第一遭（估计经验来自他当了政协委员），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俗态俗念，这是他坦直与可爱的地方，他很少装腔作势。俗毕竟是俗，这也是事实。红地毯对于我则是二次重来，带给我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沧桑与警觉，隔世之感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觉变化未免太快。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拼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宣传鼓动，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而报告文学，我只记得在市文联一次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张洁，她提到了此作并给予称赞。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烦。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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