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玉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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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试读：
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1]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的生命存在及其创造历史的活动，总是在一定价值观的导引与驱动下进行的。一个人为人处世，总要受一定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同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需要有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的基本精神依托。
我们党在带领全体人民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进程中，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2]内容。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3]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4]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灵魂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文化领域长期的历史任务和重大的现实课题。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点在大众化，难点在大众化，生命力也在大众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追求、理论自觉和行为规范，是科学理论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检验和发展的唯物史观原理的必然要求，是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的现实需要，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的重大举措。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才能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以主导扩大共识，以共识巩固主导；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群众、植根群众、引导群众，使其精神实质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认同，从而被人民群众自觉贯彻于实践的过程中。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离不开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载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算真正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来自人民群众、来自实践的认识成果，所以它必须回到群众、回到实践，才能成为人们的价值向导和行动遵循。要紧扣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敏锐把握群众的心理活动特点；要解答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要贴近群众的需求，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深入人心。大众化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既要维护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严肃性、深刻性，避免以零打碎敲代替系统学习、用花架子冲淡思想内容，也要用简明易懂的方式来解读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用鲜活生动的事例来诠释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用具体感人的形象来展现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从理论殿堂走进百姓家庭，融入人们的心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依靠一定形式的载体。载体是大众化的桥梁和纽带，是大众化的承载者和依托者，是大众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要努力开辟媒体平台、打造活动载体、创设生活情景、创作文艺作品、完善制度规范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应，真正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血脉之中。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离不开对已有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自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注重探索创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深化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本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为出发点，遵循继承与创新、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现实分析与历史分析、逻辑分析与价值分析的统一，从理论依据、现实条件、经验总结、路径选择、发展趋势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规律的初步认识。当然，我们深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本身以及对它的研究都存在很大难度，正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所谈到的，“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即使用了艰涩的文字和抽象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同时理论也切不可以有丝毫的歪曲，这就是一个困难”。“《大众哲学》实在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6]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面对种种困难与问题，需要我们拓展研究视野，挖掘研究深度，创新研究方法，不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推向深入。注解：[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页。[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661页。[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第12页。[5]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6] 艾思奇：《大众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第278页。第一章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考察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思想文化领域长期的历史任务和重大的现实课题。只有首先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内涵、特征、本质，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发生机制，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理论体系大众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追求、理论自觉和行为规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1.大众化的内涵“大众化”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不同的学科和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规定。在教育领域，大众化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马丁·特罗教授于1973年提出的。他以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在适龄青年（一般为18～22岁）中所占比例为指标，把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化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15%以下）、大众化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15%～50%）、普及化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50%以上）。这种划分旨在说明，随着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也会出现一些质的变化，如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变化。简言之，教育领域的“大众化”主要指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教育人数的增加，从而导致教育理念、教育功能、教育模式等的变化。
在政治领域，“大众化”的含义更广泛。我们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就属于这个领域内的问题。一般来说，思想体系的大众化是相对于思想体系的精英化、学院化而言的。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和功能角度看，“大众化”特定内涵就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面向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就是以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为习惯。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和看法不太一致，有些甚至是片面的。有学者认为，“大众化”就是“表现形式上的通俗化”，似乎只要通俗易懂就达到大众化的要求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化是解决内容问题，时代化是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化则是解决表现形式问题，彼此并列，相互独立；还有的学者据此狭隘地认为，大众化就是表现形式喜闻乐见。其实，“大众化”概念在政治领域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大众化”理解为一种过程。这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看作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要体现大众化基本要素的要求。我们还可以把“大众化”理解为一种结果。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至少要达到以下状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不仅体现在情绪和态度上，而且体现在行为上；成为社会生活秩序的内在规则，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成为人们建构意义[1]系统的内在根据；还应该成为人民群众日常话语的一部分。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实质上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2.大众化的基本特征
根据对大众化内涵的界定，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基本特征。（1）生活化是大众化的深厚根基。一种价值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践，再好的价值体系只能是空中楼阁。实践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经院哲学、书斋理论，不是远离生活、脱离实际的纯粹思辨理论，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是来自实践，又有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程度，只能通过人民群众把它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得以展现和确证。这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要紧密结合人们的现实生活实际，努力把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各种生活形态中，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增强人们的认同感。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融入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植根于地方文化土壤，体现地方特色，呈现风格各异、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通过各地的区域性探索，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总之，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搭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平台，形成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形态向社会心理形态转化，从价值示范向价值规范转化，从价值评价向价值行为转化。（2）通俗化是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大众化离不开通俗化，思想体系只有通俗易懂才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必然要求我们在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生动活泼的形式。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把握该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又要通俗易懂，把抽象语言转化成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使思想体系化抽象为具体、化烦琐为简要、变晦涩为清晰、变死板为生动；既要注意表述该体系内容的准确性，又要深入浅出而发人深省，简洁明了而富有哲理，用大实话诠释大道理，增强感染力、吸引力；既要把握该体系的精神实质，又要创新形式、丰富载体，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发布公益广告以及述评、专访、评点、解答等形式，诠释理念、解读现象、提炼精神、总结经验、破解难题，增强直观性、体验性、互动性、娱乐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Umschlag）。”“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2]=（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3）普及化是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大众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面上的普及。没有面上的普及，思想体系作用对象的范围就会受到限制，思想体系本身就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难以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化，就是指受众对象尽可能广泛，使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能受到这种价值体系的影响和熏陶，以致人们在社会各种职业领域和社会活动场所都能感受到这种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及中，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如社会阶层、生活状况、知识水平、年龄特点、心理特征、觉悟层次等，区别对待，提出不同的要求，遵循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党员干部走向普通群众，由被少数人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另一方面，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人人有责的理念，引导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形成人人关心、共同参与、携手推进的生动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及化体现和决定着该体系大众化的范围、广度和深度。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本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何要大众化？何以能化大众？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的问题。稍微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3]思的一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句话之所以正确，不仅仅因为它是马克思说的，而主要是因为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里的理论，应作广义的理解，泛指一切来源于实践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起码应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①有实际针对性，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而做的思考，不是胡思乱想。②有系统性，对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利弊，应对的方法，都提出见解，不是散漫无稽的只言片语。③有一定的影响，在社会上不发生任[4]何影响的思想，在思想史上不可能占有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就具备了上述条件。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为应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5]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这一特殊国际背景，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空前复杂。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了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为了有效应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就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举措，以更好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呈现如下复杂状况：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种思想意识并存，思想道德进步与社会道德失范并存，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想观念相互交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社会现实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相互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为了提高党对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整合能力，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进一步弘扬积极健康的道德风尚，从而团结和凝聚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缜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各具功能、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整个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体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崇高追求，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党优秀革命传统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时代风尚的完美结合，是人们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判断行为得失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这四个方面融为一体，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社会要求和人民意愿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政治与伦理、理想与现实、民族性与时代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以来，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奋勇战胜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圆满完成神舟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涌现出一批批的先进典型，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他们的事迹让人热泪盈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谛。他们的先进事迹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实践，也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事实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植根于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之中，植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具有激励中华儿女勇往直前的无穷力量。
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何能化大众，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呢？在我们上引的那句马克思的话之后，马克思又接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6]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事物的根本，最关键就是抓两条：一是理论本身的内在吸引力，二是这种理论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程度。抓住了这两条，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就能掌握群众，思想体系就能变成很大的物质力量。
从价值体系的历史形态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平等互助的劳动关系以及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集中反映出社会主义基本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追求，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价值体系，具有实现大众化的天然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汲取人类思想精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创造性提出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这个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说它是民族的，是因为这个体系源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性，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说它是时代的，是因为这个体系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体现时代发展潮流；说它是开放的，是因为这个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充满改革创新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这种内在的理论品质优势，又最大程度地契合着中国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内在需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其大众化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和发展路径。
任何一种理论或价值体系，只有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抓住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真正实现大众化之目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7]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丰富与发展，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需要。“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8]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对价值体系的态度常常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根据这种价值体系与他们的各种切身利益的攸关程度间接发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就是因为该价值体系最大限度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内在要求，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精神面貌明显改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层原因。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也在不断变化，能否解决诸如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就成为制约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因素。可见，只有真正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有针对性地解答人民群众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认同、所掌握，并被人民群众自觉地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最终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发生机制
价值体系大众化属于政治社会化范畴。政治社会化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两个运动过程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对于政治体系来讲，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塑造其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另一方面，对于个体成员来说，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能动获得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从而形成政治人格，成为政治人的过程。
根据对政治社会化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既是政治社会化主体把本政治系统内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传授给社会成员的过程，又是社会成员个体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体系内化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教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个体内化两个运动过程的辩证统一。1.社会教化机制
阶级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9]位的精神力量。”任何一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一旦成为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它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服务于该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必须牢牢掌握和控制该社会舆论，积极引领该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政治社会化主体不仅要确保这一体系的无产阶级属性，而且要利用一切手段和可能积极传播该价值体系，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开展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化，使之成为统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成为抵御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侵袭的坚固的思想“长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教化这一复杂系统中，需要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全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合力推进，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党的建设、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教化机制，最为关键的是要形成一种“合力”，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10]的差别。”通过构筑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相互联动的立体教育网络，使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各个层次和环节，由个体到家庭再到学校，最后拓展到社会和国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时刻处于这一立体教育网络影响之中，最终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整体目标。
家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化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为社会的一员，最主要的生活场所就是家庭。家庭是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个体成长的主要环境，也是人生的第一学校。儿童在父母的关怀与指导下，学习日常生活技能，体验人类的社会性情感，迈出社会化的第一步。家庭教育建立在血缘关系、经济关系、感情关系的基础上，具有基础性、直接性、广泛性、渗透性、情感性等特点，父母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及社会行为模式，对子女的政治心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和无法抗拒的。子女无意识地接受父母的政治影响后，一般很难改变。父母的政治素养、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等都直接影响其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家长与子女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对子女的思想行为特点以及兴趣爱好、气质性格等方面的了解和把握较其他人更真实可靠，就有可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要十分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言行举止、作风习惯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保持一致，发挥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功能，以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学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化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学校教育在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普遍性。学校通过各种活动向学生灌输特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强化其对政治体系的情感，并对学生进行各种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培训，支持、扩大或改变青少年最初在家庭生活中所确立的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正是因为学校具有这样的功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历来是古今中外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学校教育也成为各国政治体系培训公民的重要手段。所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向学生传授各种知识的同时，也应将党和政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体现在课本中，努力渗透到课堂上，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体现在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设计中。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如军训、大型集会、对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以及校规校纪的宣传，对国旗、国歌、国徽的肃然起敬，对师长的尊敬和服从，校园环境的装饰和美化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化创设一种良好的教育条件、环境和氛围。
社会环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化中具有直接的作用。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给人以各种影响。个体通过参加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社团、行业协会、志愿者团体、宗教团体等社会组织，积累政治经验，提高政治技能。这些社会共同体在个体参与政治生活、形成政治价值观的过程中起着强化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这些组织目标、规章和理念之中，更好地会聚社会各种资源，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理论到实践、由政府到民众的传导教化，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成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广播、报纸、电视、书刊、电影、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持续地向公众输送着某种经过选择的资料和观点，以及对这些资料和观点的分析与评价。这种对于社会成员的“信息灌输”，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下来，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掌握大众传播媒介，操纵公共舆论，历来是统治者用来传播社会主导政治文化，塑造社会成员共同政治意识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新闻媒体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战、积极主动宣传党的主张和意图，迅速及时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送达到千家万户，传遍社会各个角落。社会风气本身是一种客观的教育力量，具有真实、客观、具体、形象等特点。这种生动、现实的事物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比各种理论教育要强烈得多、深刻得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信念是每时每刻都在形成的。单单在儿童上学和回家的路途上，他们受的思想教育，就比在学校里待几小时所受的教育都强烈、鲜明得多，而且前一种思想之所以有力，就在于这[11]些思想是包含在形象里，包含在生活的各种画面和现实中的。”人们在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对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和刺激给予应有的关注，做出相应的适应，学习社会中的行为规范，以便使自己成为社会的有效成员。正由于社会风气具有客观的教育力量，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努力营造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良好社会风气，在全社会形成褒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化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2.个体内化机制
从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关键在于个体心理结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经由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环节，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心体悟、心理认同和自觉践行。（1）认知。认知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认知是指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即通过心理活动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知识的过程，也是人们对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理解和掌握，对是非、善恶、美丑的认识判断和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辨识能力的过程。在认知基础上产生的价值观念是支配和制约其他心理因素的主导力量，是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人们接受某一价值体系的过程先是被动地从表面上转变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并据此不断修正自己的信念与行为，最后达到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这一体系，从而把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纳入个体的价值体系，成为自身态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认知基础上的。只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达到理性认识，深刻、全面、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地位、作用和要求，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在实践中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内在价值标准。（2）情感。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情感源于认知，同时又能强化认知，因此对行为具有强大的调节作用。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12]对于真理的追求。”情感因素的参与和介入使价值示范的社会导向比理论形态的价值规范的社会导向更具说服力，教育效果更明显。要充分发挥情感机制的作用，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情感体验，调动和激发人们的愉快、信任、感激、热情与激情等积极情感因子，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产生情绪上的亲和度和敏感度，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化。总之，只有在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内化为心理世界的道德自觉、价值支撑和良心发现，才能在心灵上感到亲切与敬重，在行动上做到自觉地遵守和维护。（3）意志。意志是个体心理发生机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它是人类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动，从而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它对个体的行为（包括外部动作和内部心理状态）具有发动、坚持和制止、改变等方面的作用。顽强的意志源于深刻的认识、深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并指向和体现在行为之中。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意志具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等特点，是个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政党、国家或者民族，只有在内部确立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个个体在内心有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才能洗涤灵魂、净化感情，不畏艰难、奋勇向前，以高尚的、理智的、先进的、科学的思想观念战胜和抵制低俗的、落后的、愚昧的思想观念，进而制止错误行为发生，促使其自觉调节言行和情感，克服来自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干扰和障碍，坚持正确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4）行为。行为即举止行动，是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表活动。行为是主观意识见之于客观的外在表现，是人们内心世界的线路，也是一定的思想体系的综合反映。如果一种核心价值体系不能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普遍价值行为，就不能说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成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贵在践行，贵在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通过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的作用，使人们的行为准则更加符合核心价值体系评价标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自己的行为转变为不需指导的无意识的自觉行为，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意义等的理论阐述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行动，形成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的敬重之心，以及人人自律的心理氛围，进一步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心理认同的机制，形成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几代领导核心论理论大众化1.马克思、恩格斯论理论大众化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而不是书斋理论家。他们在创立自己理论的同时，始终注意向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宣传和灌输自己的理论，使之为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掌握，成为指导他们行动的思想武器，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即注意推动革命理论的大众化。（1）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不是经院式的学问，按其本性来说，是时代的、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13]挥。”但是，“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14]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15]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创立的，也是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的。唯此，“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16]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2）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是人民大众的。马克思、恩格斯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17]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把能够承载这种革命力量的群众，明确诉诸无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和物质条件，而无产阶级只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才能健康发展。“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18]人。”这里，“思想的闪电”怎样“彻底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深刻蕴含向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宣传、输送思想理论之意，表达革命理论大众化的本质诉求。（3）科学理论要走进人民大众，就必须通俗易懂，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追求。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难懂的旧哲学，强调要把哲学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与时代发展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让哲学回归现实生活，回归人民大众。为此，他们非常注意用形象化的语言，既生动形象又通俗易懂地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如，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9]，说明物质利益对思想原则的支配作用；用“手推磨产生的是封[20]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表达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1]，说明革命是引起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关键性力量；等等。这些既高度凝练又通俗易懂的名句，使马克思主义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并成为人民大众投身人类解放事业的思想导向和行动指南。（4）科学理论大众化的基础是民族化。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讲得非常精彩，他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22]将是野蛮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要具体应用于世界各国，就要植根于本民族具体条件之中，使其具有民族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7个序言以适应不同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就是最好的诠释。马克思、恩格斯说：“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23]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他们指出，对他们理论中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24]件为转移”。恩格斯曾多次批评当时一批移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强加给美国工人运动，“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25]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也就是说，如果只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进行强行的外来移植，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中生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理论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认为这是理论大众化的基础，是掌握本国绝大多数群众的前提。（5）科学理论大众化切忌庸俗化。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曾经指出：“不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不[26]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庸俗化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科学理论，影响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理论的精髓。2.列宁论理论大众化
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尽管他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概念，但他十分注意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大众中的宣传与普及，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1）列宁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27]此等等。”工人阶级虽然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28]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如何灌输呢？列宁认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29]（2）列宁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问题。1894年，列宁就要求俄国社会主义者实现“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以[30]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1906年，列宁又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31]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他提出了一个简练却富有深刻内涵的著名公式：“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32]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这个公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重要原则。列宁一生中许多文章，如《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都体现着这一原则。（3）列宁提出了理论大众化过程中必须反对庸俗化现象。列宁认为，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而庸俗作家“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33]囫囵吞下去就行了”。他还认为，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实际和思想情况，了解思想理论工作的对象，少谈些空论，多接近群众、生活，关注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是防止庸俗化的关键。列宁指出：“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34]一文不值的。”3.毛泽东论理论大众化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思想。他不仅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而且还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蕴含丰富的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1）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倡者和推行者。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称赞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经过选择真正是通[35]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并推荐给青年同志阅读。1951年3月27日，他对李达撰写《〈实践论〉解说》使哲学通俗化予以充分的肯定。“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36]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1954年12月28日，他在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37]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38]众中间去。”（2）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大众化过程中的实践主体问题。毛泽东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39]艺创造呢？”“大众化”乃是一种感情立场的转化，是对待群众思想感情的变化，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化大众”。唯有对群众在情感上发生变化，才能真正虚心向群众学习，与大众融为一体。毛泽东对于“大众化”思想内涵的界定，说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是“为大众”，而不是要做“化大众”的说教。前者大众是主体，而后者大众是作为客体在等待我们去“教化”。“为大众”，是为了大众改造我们的思想，为大众服务，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若将自己看作高踞于大众之上的精神贵族，就不可能真正为大众服务，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融入大众生活。“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40]“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41]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大众化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真正显示出生机和活力，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3）毛泽东还善于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形成具有生动活泼的大众化风格，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特有魅力。毛泽东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强调：“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42]话。”他在论述实践的重要性时以吃梨子来比喻：“你要知道梨子[43]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简洁明了，说理透彻。他针对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用了打扫房子和洗脸两个日常生活例子作比喻：“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44]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他用“房子”和“脸”来比喻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用“灰尘”来比喻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用“打扫和洗涤”来比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说理既透彻深刻，又浅显生动。毛泽东深谙空洞的大道理没有人喜欢听，玄妙精深的理论也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人民群众需要的是用通俗浅显、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深刻的理论，是以喜闻乐见、生动形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深刻的理论。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对“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党八股”进行分析时，告诫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45]。4.邓小平论理论大众化
邓小平同样是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光辉典范。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理论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1）在理论体系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上，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46]泽东关于“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的思想，提出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观点。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47]ABC》。”所谓“精”，指的是学马列一定要力求学到“精髓”，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谓“管用”，是指在学习目的上，要能指导实践，即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当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注重理论的精神实质和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是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命力之所在。（2）在理论体系大众化的表达形式和风格上，邓小平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表达艺术，即要“深入浅出”，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把马克思主义搞成深不可测的东西。邓小平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48]理。”为了使语言既包含深刻的思想内涵又朴实易懂，邓小平常常使用大众化的语言形式和词语。他说，写文章“主要是要意思好”[49]，“空泛的语言多了，针对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50]的力量”。在讲话、谈话、答记者问以及一些简短的题词中，他总用最通俗的语言阐述重大理论问题，把博大精深的理论蕴含于简洁明快之中，表现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风格色彩，非常便于理论宣传和群众掌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在于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精辟概括；关于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关于必须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衡量我们事业的是非成败的价值信念；关于要面向群众、面向实践，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为判断依据的评价原则；关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导向、两个文明一起抓、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规定；以及作出“一国两制”决策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等判断；这些都是在使用群众非常熟悉的语言的同时，又表达出深刻的思想。邓小平的语言准确、朴实、鲜明、深刻，他的语言既是民族的、现代的，又是大众化的，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大众哲学。（3）在理论体系大众化过程中，邓小平提醒我们要坚决反对空话、套话和庸俗化的现象。空话没有针对性、没有说服力、更没有动员力。邓小平指出：“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只把语录集中起来并不好，不要这样，我向来[51][52]引用少。”“要防止僵化，现在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他讽刺地说：“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53]写口号，中间说点事。”针对庸俗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54]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55]运动也不利。”庸俗化很难让百姓真心实意地信服理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所以大众化要坚决反对庸俗化。5.江泽民论理论大众化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非常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强调理论武装工作要做到大众化。（1）理论本身必须着力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江泽民用“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作了新概括，指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56][57]践和新的发展”。“学习要联系实际，要精，要管用。”针对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和现实生活提出的重要问题，江泽民归纳概括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四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并指出，“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58]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这些问题要做深入的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59]。（2）理论体系大众化必须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长期以来，我们对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要性和方式方法缺乏全面认识，以至于部分群众不愿意学习理论，觉得理论空洞，是泛泛而谈，妨碍了群众对理论的掌握，妨碍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针对现实存在的这些现象，江泽民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不断灌注到并真正深入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的头脑[60]之中，成为他们自觉的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为此，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的实践统一起来，做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才能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来，并贯穿到实际行动中去。（3）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重点是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在江泽民看来，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具备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能够牢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够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当前我们干部队伍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根本症结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缺乏前进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他说：“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我理解，[61]其中首先包括放松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此，他特别强调：“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党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青年领导干[62]部自身成长的必然要求。”青年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把青年教育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要通过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办法，使各[63]级各类学校的政治课上得更好。”各级党委要有战略眼光，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鼓励青年积极学习邓小平理论，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6.胡锦涛论理论大众化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既善于理论创新又重视理论武装工作的大众化，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64]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任务。（1）阐述了理论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所系，力量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指导其大众化过程。胡锦涛指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党的理论创新每[65]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66][67]力的关键所在”。“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68]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立足基本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合乎党心民心，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2）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战略任务。[69]“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前提和关键，主要回答和解决的是理论创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立足点和落脚点，主要回答和解决的是理论武装问题，通过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俗、形象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时代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大众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目的和归宿。马克思主义要在当代中国展现真理的光芒，就必须中国化和时代化；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大众化。（3）阐明了实现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实践之间有效连接的重要途径。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0]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71]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只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具体实践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并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气质，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并逐渐内化为群众的观念、意识和素养，才能真正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列观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72]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知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不是建构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提高国家软实力，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73]要实现这一目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让[7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75]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76]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77]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就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使这一体系让人民知晓、让人民遵循。注解：[1] 邱柏生：《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和过程》，《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5期。[2]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67～468页。[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4] 耿云志：《思想如何变成物质的力量》，《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0页。[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页。[8]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第23页。[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0页。[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9页。[11] 转引自《外国教育资料》1998年第1期。[12]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17页。[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33页。[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585页。[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4页。[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2页。[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页。[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6页。[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1页。[22] 苗立田：《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页。[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77页。[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7页。[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05页。[27]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7页。[28]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5页。[29]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6页。[30]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84页。[31]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89页。[32]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68页。[33]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22～323页。[34]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53页。[3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80页。[3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54页。[37]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487页。[3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32页。[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1页。[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64页。[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1页。[4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2～843页。[4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7页。[4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6页。[4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7页。[4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5页。[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2页。[4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2页。[49]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6页。[50]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499页。[51]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170页。[52]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66页。[53] 《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387页。[54]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83页。[55]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84页。[56]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页。[57]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46页。[58]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59]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27页。[60]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9页。[6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第1142页。[62]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0页。[63]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72页。[6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6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596页。[66]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第9页。[67]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第11页。[6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12页。[69]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第7页。[7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12页。[7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7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7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20页。[7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4页。[7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7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34页。[7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50页。第二章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机遇与挑战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条件论者，认为事物的存在、变化和发展总是有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问题同样需要进行条件分析和研究。这里所说的“条件”是指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社会制约因素的综合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1]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深刻分析有利条件，抓住战略机遇期，正视困境、应对挑战，就可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一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机遇
所谓机遇就是契机、时机或机会，通常被理解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清醒认识客观存在的机遇，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这种机遇，就有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看不到这种机遇，或者看到了却不能充分加以利用，就会坐失良机、无所作为。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就面临着极为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2]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包括价值观在内的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3]经济状况的产物。”这就是说，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或意识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在市场经济这一历史形态中，一切价值观的引导、构建，均必须基于市场经济这一现实经济生活基础之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念要求，均应当从市场经济这[4]一现实经济生活基础中找到自身的逻辑生长点。”既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因此，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否则，它博大的内涵和崇高的境界将难以为广大民众普遍理解与接受，缺乏认同的结果就是使人们无所适从，只好将其束之高阁，大家各行其是，大众化更是无从谈起。现阶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吸引力，这些举措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认同已成为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前提
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目的和动机，就是为了取得物质利益。人们对社会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思考和把握，无不围绕着物质利益来进行，人们所奉行的价值观背后，都蕴藏着一个起重要支配作用的因素，这就是物质利益追求。在社会所有关系中，“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5]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种生产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这种关系就是经济关系，就是物质利益关系。“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6]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7]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
[8]丑”；“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9]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是指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是利益，思想上的价值认同绝不可能从思想到思想，从价值观念到价值观念，思想认同必须反映利益认同。
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利益是人的原动力，满足人的利益需要既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又是人的行为的最终归宿。然而，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看社会生产水平不高，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因而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充足的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强烈愿望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也易导致尖锐矛盾。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扩大经济总量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实现利益认同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3.合理的分配机制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目标的实现
物质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主要制约因素。我们不仅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使物质资源间接地转化为支持执政党的力量，以赢得人们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怀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由于多重利益主体的存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诸多矛盾存在。作为社会公平正义重要体现的收入分配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标认同的实现。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对于这些问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它不仅破坏了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影响社会和谐，而且也是阻碍人们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和实现社会认同的根源。当弱势群体的生活乃至生存得不到必要保障的时候，当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不良心态不断蔓延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拒绝认同主流价值观甚至形成反党反政府反社会的主张。因此，党和政府及时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一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10]榄型”分配格局。只有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平衡不同群体利益关系，使各个阶层和社会成员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各得其所，才能最大限度地引导不同阶层的人们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支持。（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提供坚强保证“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11]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社会政治关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产生重要影响。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地位，统治阶级总是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尤其是国家政权来实施自己的政治统治，即利用政权的力量来确立和传播社会[12]的主流价值观念，使其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传播核心价值观不能采取强制性的办法，而必须发自公民的内心自觉和自主选择。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有赖于良好的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态的形成。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建立在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动作层面的观念依托。所谓政治文化价值观，“一般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包括社会成员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在某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社会成员在总体上都存在一种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念，它直接影响着政[13]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机制，而且需要不断培育该机制运作所必需的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任何一种参与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都需要一种与之相符合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民主制度是显性的，观念形态的公民政治文化则是隐性的。因而仅以建构制度性民主来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缺乏具有主体意识的广大民众参与运作，那么民主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政治文明的发展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时髦的标志。而培育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因为我国现阶段公民政治文化价值观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相一致的公民政治价值观的过程，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过程，是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离不开可靠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任何社会要使其主流价值观念得到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性、持续性，都必须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很好地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更应在具体制度的设计安排中得以充分体现。一是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14]称。”作为处理人们利益关系的现实规定，政策明确告诉人们，哪些是政府或组织鼓励的、允许的，哪些是政府或组织反对的、抑制的或不允许的，哪些人的利益应得到满足，哪些人的利益应受到抑制，这就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现实选择，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既然政策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现实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政策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防止出现具体政策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以调动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为主要内容，以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基本要求，使政策制定的过程成为广泛听取意见、尊重民意的过程，成为分析、研究并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过程，成为调动各利益集团积极性，促进社会公正的过程，最终形成公民对国家和现行社会制度以及所倡导的价值观合理的共识和广泛的认同。二是要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一个社会及其组织，要保持自己的稳定运行，就不能不通过制度来做调节，“从整个社会范围来说，[15]特别是在国家社会中，制度调节具体地表现为法理调节”。法律具有强制性、权威性、惩戒性等特征，它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捍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并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提供了便于操作性的方式和规定。法律通过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明确规定，告诉人们，哪些行为是必须做的，哪些行为是禁止做的，使得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加明晰化而更具操作性。所以，要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借助法律的硬约束，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这种引导和规范，促进并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3.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
所谓“形象”，是指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一个执政党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赢得公众满意，树立公众信任的优良形象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者，它们的形象如何，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群众接触到的党员干部是什么形象，我们党和政府就是什么形象。应当看到，虽然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总体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他们以自己的崇高形象，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但也必须看到，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还存在着与党的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有的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有的自身要求不严，工作标准不高；有的能力素质偏低，缺乏组织带领群众的本领；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失职渎职、严重脱离群众。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却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极大地制约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也深刻地影响着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因此，要重视党和政府形象的塑造，不断强化党员先锋模范形象，进一步彰显干部人民公仆形象，进一步铸造服务型政府形象，以增进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进而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4.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量
社会组织是指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组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与社会建设目标和模式的确立，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截至2009年年底，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超过43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万个，基金会1843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030亿元，[16]实现社会增长值493.1亿元。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在现实中的作用。“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17]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社会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职能，它在调节经济关系、整合社会资源、表达利益诉求、传播思想文化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社会组织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宗旨、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运作机制，这无疑会对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行为产生导向和规范作用，尽量减少成员越轨行为的发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新途径、新载体和新方法。当前，政府应顺应形势发展，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逐步将社会成员吸纳进各种社会组织中去，构建个体认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认同国家的递进认同模式。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实现真正的“政社分开”和社会组织的独立地位，从制度上切实剥离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让各类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主动研究社会组织工作，掌握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趋势，加强与社会组织重点骨干人员的沟通联系，找准社会组织在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中的功能定位和工作结合点。大力宣传优秀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使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为各界所知晓、理解和认同，营造倡导核心价值体系的浓厚氛围。（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提供载体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属于思想文化领域。这就非常有必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揭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所面临的思想文化环境及其所具备的文化条件。1.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以承载文化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为基本依托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任何文化都是它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与承载这些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的有机统一。文化的精神价值是文化的“魂”，是文化思想性的根本体现，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承载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是文化的“体”，决定着文化精神价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当代中国文化的“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的“体”则包括国民教育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事业和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等。“魂”与“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于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离开了“魂”，“体”就没有了精神价值的支撑，就会空洞无物，失去吸引力、影响力，甚至偏离正确方向；离开了“体”，“魂”就无所依附，难以传播，文化[18]的精神价值就不可能实现。基于此，党中央明确指出：“建设社会[19]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与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推进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创新业务形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从一开始就内蕴着经济的因子，文化的经济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突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提升经济、产业和产品的文化内涵、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扩大就业和创业的重要产业；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和区域文化品格、增加吸引力、扩大影响力、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动力。[20]“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21]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可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丰富文化载体，拓展提升文化平台，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及，有利于增强其吸引力、渗透力和说服力，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2.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历史起点和重要载体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的思想、历史源头在哪里？是很值得研究的，它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发端，思想演进的过程与历史发展的过程呈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源头来自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22]期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重要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邓小平即强调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建设思路。当时中国一方面处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处于社会转型的状态，新旧体制矛盾、中外思想碰撞、是非取向不一造成的困惑与改革开放新举措相伴随，给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忽视了社会精神道德层面的建设，忽视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在思想战线出现了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23]想政治工作薄弱了。”他认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没有做到平衡发展，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他号召全党在发展经济，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此时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取得了显著效果。集中表现在两个标志性文件的制定上：一个是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另一个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这两个文件中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始终围绕坚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塑造什么样的精神风貌、树立什么样的行为标准、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奠定了基础性的内容。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的源头发端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中，既要注意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历史依据，更要看到两者之间在现实社会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优势和特色，“把社会[24]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构筑实践载体。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具有立足基层、着眼实践、注重养成的特点。要发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等群众性创建活动的载体作用和优势，突出思想教育内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题，广泛吸引群众参与；紧紧抓住诚信建设这个重点，广泛开展共铸诚信活动，推动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扎实开展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培育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相互关爱、服务社会的文明风尚；结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特点，规范和建立涵盖社会礼仪、生活礼仪、涉外礼仪、职业礼仪在内的各种礼节和仪式，传播主流价值理念，强化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通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力争使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整个社会风气有明显改观，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群众基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3.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根基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在世界各种古老文化中，唯有中华文化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强的凝聚力。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活的力量。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已潜移默化地积淀为国民的普遍心理因素，规范、支配着人的思想、行为。这种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于未来的意识趋势和存在，的确具有不容忽视的巨大能量和能动作用。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有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有明确的说明：“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25]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评地兼收并蓄。”在《论联合政府》中又重申：“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26]文化。”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化是腐朽的东西，必须抛弃历史遗产，割断传统；又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认为过去的文化都是好的，应采取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食古不化。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优秀内容，值得继承和弘扬。譬如，儒家学说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主张“重义轻利”、群体本位、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传统价值观发挥着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培育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孕育了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促进着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束缚了商品经济的生长发育，扼杀了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精神，使社会越来越僵化和停滞，失去了活力，阻碍了社会的转型和进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吸收和创新的理论结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功地由西方走向了东方，诞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的理论成果，指导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历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在批判继承古代贤人的“小康”思想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的结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始终激励着人们前仆后继，为推动民族和国家不断向前发展而奋斗不止。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时时代条件下的具体体现，传统文化中的自强意识与创新意识，为时代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样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明礼、知耻等基本道德规范。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27]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中，仍然要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实践中实现现代价值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价值再创造，即从中发掘可以满足现代社会需要的可用性功能，然后再通过实践使这种价值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存在，从而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二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挑战“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28]发生变革。”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一些长期性、根本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一些新的阶段性矛盾集中凸显，现实中还会遭遇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凸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表达的理想追求、价值许诺与人民群众的各种现实需求之间的间距逐渐扩大，客观上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冷漠和抵触，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1.社会分化易引致价值共识危机
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的过程。社会分化，不仅是领域的分化和区域的分化，而且包括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它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标志，但过度分化或分化过度就会成为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改革开放以来，一改过去横向分化程度低、纵向结构简单的高度一体化的刚性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贫富分化、生态恶化、价值冲突等一系列危及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问题接踵而至，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就是由社会分化和价值冲突所引致的价值共识危机。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分层下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价值认知、价值评价存在明显的价值偏差，容易造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与利益冲突，甚至演变为直接的对抗。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使社会各阶层在自身的社会定位与价值偏好上难以达成一致，社会离心倾向愈益明显，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挑战。二是利益“差序格局”下出现的价值疏离性。在社会分化中，由于各阶层占有社会资源与财富的不平衡度在增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抗时有发生，弱势群体出现的挫折心理和行为失范明显增多，造成了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冷漠和疏离。三是社会分化客观上造成社会偏差显性化和扩大化的倾向，使利益主体在价值认知上出现同质性消解和异质性显著增强，对于价值认同产生了隔膜现象。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存在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或有异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偏差文化，造成社会整合的结构性困难与阻隔，对执政党实现社会价值整合提出了挑战。总之，社会分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以及社会分化的加剧，必然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产生离散和解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进程中，既要看到社会价值观念疏离分化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更要看到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各种价值观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一些错误的、消极的、颓废的思想意识有所滋长，一些人思想困惑、信仰淡漠，一些领域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这种情况下，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整合价值观念的功能，尽快解决目前社会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生活的某种无序和无力的现状，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选择依据，消解各种价值主张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使现存的各种价值观念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不企图消灭各种价值主张，对各种主张进行价值引领和导向，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团结凝聚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2.全球化引发西方价值观念输出渗透加剧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29]此。”全球化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着文化渗透、价值输出、制度移植等内容。在这一历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价值观输出，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成为他们推销自己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以实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图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30]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输入。”他们借助科技、经济与文化的优势，广泛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通过电影图书、电子游戏、卡通漫画等文艺作品以及电子邮件、推特、脸谱等工具，极力曲解和丑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损害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消解民族凝聚力，谋求影响和引导中国社会的未来方向。
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各种挑战和考验错综复杂，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进一步交流、交融、交锋。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上两极格局的终结，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策略，向我国渗透、传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鼓吹“普世价值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趋同论”等，以模糊意识形态的界限，其目的是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破坏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改变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效应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化解西方的战略图谋，维护国家文化的安全，就必须确立我们社会共同遵循的核心价值体系，最大限度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较量中取得最终的胜利。3.外在灌输与内在需要的脱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成效如何，是内外两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一方面，它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程度，即对该体系宣传教育或“灌输”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作用的内部机制，即社会成员对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认同和主动选择的结果。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最终实现根植于人的内在需求。只有符合人的内在需求的核心价值体系，才可能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离不开宣传、教育等外在的灌输。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31]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在这里指出作为灌输客体的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的革命理论，科学的理论只能由这个群体之外的人产生出来。这就强调了从外部向特定群体灌输科学理论的必要性。不仅如此，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32]不能相比”。既然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科学的革命理论，而各种错误思想到处盛行，很容易使工人运动误入歧途，因此必须大力向工人宣传科学的革命理论，以正确的思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增强工人运动的自觉性，使工人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列宁还强调任何轻视革命理论灌输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33]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灌输论”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必须通过宣传教育才能为人民群众了解、掌握和接受的规律。那么，如何进行灌输呢？“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34]中去’。”在列宁看来，作为理论家身份，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教条，“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甘于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35]门科学推向前进”。也就是要求理论家能够把理论应用于实际，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向工人群众宣传教育，“力求做[36]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列宁要求这些理论家同时又是宣传员、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37]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面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群众，列宁要求这些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能够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把深奥的理论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并能流畅地表达出来，深入到工人的心坎上，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可见，灌输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而且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有人把灌输看成是一种强制的、僵化的、封闭的教育方法，等同于“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在利用各种媒体把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中，灌输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当然，在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简单化、公式化、说教化的倾向。有些宣传不看对象差异，语言生涩单调，空话套话泛滥；有些文章晦涩深奥，言之无物，群众不爱看、不爱听；有些宣传形式单一、模式枯燥，易使人们产生视觉疲劳和心理排斥；等等。理论宣传教育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极大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灌输的效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更离不开人的内在需求。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38]要的程度。”恩格斯也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39]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同样道理，理论对一个人的征服程度，基本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人的现实需求的程度。也就是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关键要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否与人的内在需求相契合。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源于人的内在需求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反映。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它通过社会主义宪法、法规和政策制定来维护和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通过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从人的历史发展看，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内在价值诉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0]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自我完善以及安顿意义世界的内在需求。这种精神性的需要使人不盲目听从本能的驱使和欲望的牵引，而是选择那些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能够引领人的精神生活、能够促进个人进步和完善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优秀精神成果，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含义和实践要求，但其共同的指向是引领社会精神生活、安顿人的意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的自我完善的精神需要之间有着契合之处。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型、体制转轨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认同逐渐被社会转型引发的某种背离人的内在需求的社会现象所消解。社会分配不公背离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贫富差距扩大背离了共同富裕的价值需求，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背离了党的宗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论宣传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背离了人们崇高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内在需求。这种背离无形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的内在需求之间的间距不断加大，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必须从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直接的内在需求出发，着力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现象等社会问题，切实解决好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表达的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现实基础，积极探索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有效路径。注解：[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44页。[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9页。[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5页。[4] 高兆明：《当代中国价值构建中的方法论问题》，《江海学刊》1997年第6期。[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页。[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7页。[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03页。[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6页。[10] 温家宝：《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求是》2010年第7期。[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2页。[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8页。[13]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240页。[14] 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59页。[15] 张尚仁：《社会历史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2，第454页。[16] 孙伟林：《在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社团管理研究》2010年第9期。[1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30页。[18] 本刊评论员：《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求是》2011年第23期。[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743页。[20] 曾建平：《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关键》，《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6期。[21] 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5日。[22] 齐卫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12期。[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90页。[24]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744页。[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83页。[27]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253页。[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30]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第38页。[3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7页。[3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8页。[33]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7页。[3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6页。[3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页。[36]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12页。[37]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2页。[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页。[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98页。[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第三章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一定的价值观念总是发轫于一定的历史土壤之中，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思想文化的印记和社会文明的标志。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它以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性和渗透性，凝结在炎黄子孙的精神结构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向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植根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总结和借鉴我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和发展中的诸多经验和做法，充分挖掘和利用儒家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方面的传统资源和可用性功能，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现阶段国情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 借鉴我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经验的必然性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所涉及的问题众多，与两个问题息息相关。一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内在品质有关；二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何以可能的问题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广泛性、现实性、彻底性以及吸引力、凝聚力等理论品质优势，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需要，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最重要的内在基础，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怀疑。就后者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何以可能，即方法论上的正当性问题，是实现其大众化、普及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所蕴含的基本精神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方法论问题可以从我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经验和教训中吸取营养。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自己直接碰[1]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靠传统思想与孔夫子是救不了中国的，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只有历史价值而无现实意义，更不能武断认为，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也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基本国情中的无形的、精神的要素，是古人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遗产。所以，鲁迅先生曾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2]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3]心的必要条件。”他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4]帮助的。”美国学者伯纳尔在《1907年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中敏锐地提出：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开来，和厚重久远的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提供的学理铺垫、心理预期、[5]情感基础是分不开的。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列宁固然不能丢，自己的“老祖宗”同样不能丢，丢了自己的“老祖宗”，就等于丢了中华民族的根本，丢了民族的智慧，丢了民族的灵魂。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中，要认真总结我国传统文化在核心价值观普及化、通俗化方面的经验教训。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过稳定而又影响深远的核心价值观。罗国杰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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