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珍妮特•温特森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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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身体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温特森笔下的炙热情书。是什么杀死了爱情？)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写在身体上作者：【英】珍妮特·温特森译者：周嘉宁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献给亲爱的佩吉·雷诺兹感谢唐和鲁斯·伦德尔热情提供写作的空间。感谢菲利帕·布鲁斯特在编辑工作中给我的启发。感谢在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工作的所有同仁，你们为这本书付出了很多努力。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情？
三个月没有下雨了。树木勘探着土壤，将树根扎进干燥的地面，根茎像剃刀一样切开所有水脉。
藤蔓上的葡萄已经干枯。它们本该饱满紧实，抵抗着想要把它们放进嘴里的触碰，现在却松软如囊泡。今年我无法再感受到那种用食指和拇指捏转一枚蓝紫色葡萄，手掌就弥漫汁水香气的快乐。就连黄蜂都躲开这棕色的细流。今年，就连黄蜂都这样。这并不常见。
我想起某个九月：斑鸠红纹蝶金橘丰收夜。你说：“我爱你。”为什么这句我们能够对彼此说出的最无新意的话，却仍然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我爱你”永远是一句引用。你不是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我也不是，而当你我说出它时，我们就像是找到了三个字并崇拜它们的原始人。我确实崇拜过它们，但现在我孤独地待在一块从我自己的身体凿落的石头上。
凯列班：你教我讲话，我从中得到的益处只是知道如何咒骂；但[1]愿血瘟病瘟死了你，因为你要教给我你的语言。
爱情需要表达。它不会保持静止，保持沉默，美好，谦恭，只需观望而无须倾听，不会。赞美的话会从舌尖滑出，尖利的声调会使玻璃破裂，液体四溅。爱情不是温和的生态保护者。它是追逐猛兽的猎人，而你就是这场狩猎游戏。这场游戏已被诅咒。当游戏的规则一再改变，你又如何坚持？我该称自己为爱丽丝，与火烈鸟玩槌球游戏。在仙境里所有人都在欺骗，而爱情就是这片仙境，不是吗？爱情让世界运转。爱情是盲目的。你所需要的只是爱情。没有人会死于心碎。你会好起来的。结婚后会不一样的。想想孩子们。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你还在等待真命先生？真命女士？或许还有那些真命小可爱？
是陈词滥调惹的祸。明晰的感情需要明晰的表达。如果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明晰，那我是否还应该称之为爱情？真可怕，爱情，我所能做的就是把它塞进装满粉色玩偶的促销商品陈列柜，并且给自己寄一张写着“订婚快乐”的贺卡。不过我并没有订婚，我扯得太远了。我绝望地望向另一边以躲避爱情的目光。我渴望稀释的情节，随意的语言，微弱的姿态。那把陈词滥调的松垮扶椅。这没什么，在我之前，曾有千万个屁股坐过这把扶椅。弹簧疲劳老化，布料发臭破烂。我不需要害怕，看，我的祖父祖母也曾坐过这把椅子，他穿着硬领衬衫打着领带，她则裹着白色棉布上衣，衣服因腹中生命而稍显紧绷。他们坐过，我的父母坐过，现在轮到我了，不是吗，我伸出胳膊，不为拥抱你，只为保持身体的平衡，梦游般地走向那把扶椅。我们将多么快乐。所有人都将多么快乐。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八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我在河流浅滩戏水，小鱼在太阳下晒出肚皮。河岸两侧，葱翠的草地已经让位于斑斓的莱卡紧身短裤和夏威夷衬衫组成的迷幻水彩泼墨画。他们按家庭惯常的模式聚在一起；爸爸摊开报纸，妈妈身陷保温瓶之间。孩子们瘦得像海滨棒糖和海滨粉彩糖。妈妈看见你蹚入水中，便从条纹折叠凳上起身。“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有这么多家人在这儿呢。”
你笑着挥手，你的身体在清澈透绿的河水下发光，河水迎合着你的身体，环抱着你，忠诚于你。你翻过身，乳头轻轻擦过水面，河流用水珠装饰你的头发。你如奶油般光滑鲜亮，除了你的头发，你从两侧披挂下来的红色头发。“我要叫我丈夫来收拾你。乔治，过来，到这儿来。”“你没看到我正在看电视吗？”乔治头也不回地说。
你站起来，银光闪闪的水流淌过身体。我什么都没有想，走进水里，吻了你。你的胳膊拥住我灼热的背脊。你说：“这里，只有我们。”
我抬头望去，河岸空空荡荡。
你小心翼翼，尽量不说出那几个很快变成我们私密圣坛的字。以前我说过很多次，把这几个字像硬币般扔进许愿池，希望它们会让我出口成真。我曾经说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把它们像勿忘我一样送给尚未懂事的女孩们。我使用它们犹如射出子弹，并以此作为交换。我不愿意把自己想成不真诚的人，可是如果当我说我爱你时，我却并不那么想，难道我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我会不会珍惜你，爱慕你，为你着想，为你完善自己，注视着你，永远眼中有你，永不欺骗你？而如果爱情并不是这些东西，那么爱情又是什么？
八月。我们争吵。你希望爱情每天如此，不是吗？哪怕在阴影里也保持着九十二度。这样强烈，这样炙热，太阳如同圆锯割穿你的身体。这是因为你来自澳大利亚吗？
你没有回答，只是用你冰冷的手指握住我滚烫的手，身穿亚麻和丝缎衣裳，从容地大步向前。我觉得可笑。我穿着短裤，一只裤管上印有“重新回收”字样。我隐约记得，我曾有一个女朋友，她认为在公共纪念碑前穿短裤非常粗鲁。我们约会时，我会把自行车锁在查令[2]十字街口，去公共厕所换好衣服，然后才到纳尔逊纪念碑旁与她见面。“干吗要折腾？”我说，“他只有一只眼睛。”“我有两只。”她说着，吻了我。用吻来结束无逻辑的对话是错误的，但我自己却一直这么做。
你没有回答。为什么人们需要答案？我想部分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答案，不管是什么答案，问题本身就会开始显得愚蠢。试想在课堂上提问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底下的眼睛瞪着你，漠不关心，充满敌意，还有一些则望着其他方向。你又说了一遍。“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你在静默中等待，十足的自讨苦吃，你开始怀疑自己。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为什么是渥太华而不是蒙特利尔？蒙特利尔要好多了，那里的特浓咖啡更好喝，你有个朋友住在那儿。不管怎么说，谁在乎哪里是首都，或许明年就换了个地方。或许格洛丽亚今晚会去游泳。如此等等。
还有更大的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回答，则更难在沉默中得到解决。一旦问出，它们不会凭空消失，让大脑自行平静地沉思。一旦问出，它们就有了维度和质地，将你在楼梯上绊倒，让你在夜里惊醒。它们像黑洞般吸收着周围的一切，就连光也无从逃脱。那么最好是什么都不问吗？做一只满足的猪，也好过当不开心的苏格拉底吗？但既然工厂化养殖对猪比对哲学家更严苛，那我要冒个险。
我们走回出租房，躺在其中一张单人床上。从布莱顿到曼谷，在那些租来的房间里，床罩永远与地毯不搭，毛巾也总是太薄。我把一条毛巾放在你的身体下面以保全床单。你在流血。
我们租了这个房间，这是你的主意，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而不仅仅是一顿晚饭、一个夜晚或是在图书馆后喝一杯茶。你仍处于婚姻中，尽管我没有太多顾忌，却也知晓应对这种神圣的状态有所尊重。我曾经觉得婚姻不过是一面平板玻璃窗，只等着某块板砖将其击碎。自我展示，自我满足，虚情假意，紧张窒息，小心拘谨。两对夫[3]妇外出就像是在合演哑剧里的滑稽马，男人们一起走在前面，女人们紧随其后。男人们从吧台买杜松子酒和汤力水，女人们拿着她们的手袋一起去化妆间。并非一定要这样，但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我见识过好几段婚姻。我未曾沿教堂走道步入婚姻殿堂，而总在琐碎生活中有所耳闻。我开始意识到，每次我听到的都是相同的故事。事情总是如此。
[1]语出自莎士比亚《暴风雨》第一幕，译文参考了朱生豪译本。
[2]Nelson’s Column，位于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中央，为纪念著名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而建。在一次战役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
[3]Pantomime horse，由两个披在一件戏服里的演员配合表演，一个演员站着表演马的头和前腿，另一个弯腰扶住前者的腰，表演马的身体和后腿。房间里。下午。卧室。窗帘半垂。床单凌乱。一个赤裸的中年女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她想说些什么。她有些语塞。一台卡带录音机里正[1]在播放埃拉·菲茨杰拉德的《唱布鲁斯的女人》。
赤裸的女人：我想告诉你我很少这样做。我猜想这就是所谓的出轨。（她笑了。）我从没这么做过。我想我也不会再这么做。我是说和其他人。唉，我还想再和你做。一次又一次。（她翻身俯卧。）你知道的，我爱我的丈夫。我真的爱他。他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嫁给他。他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交心。她的情人用手指抚摸着她光裸的嘴唇。趴在她身上，注视着她。没有说话。
赤裸的女人：如果我没有遇见你，我想我一定仍在寻找着什么。[2]我或许已经得到了开放大学的学位。我没想过会像现在这样。我永远都不希望他有一丝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为什么我们必须谨慎。我不想那么残酷，那么自私。你明白的，对吗？她的情人起身去浴室。赤裸的女人用手肘撑起身体，望向浴室，继续她的独白。
赤裸的女人：别太久了，亲爱的。（她停顿了一下。）我总是试图将你驱出我的脑海，却无法使你脱离我的身体。我每日每夜都想念着你的身体。当我试图读书时，我读的是你。当我坐下来吃东西时，我吃的是你。当他抚摸我时，我想的是你。我是一个幸福的已婚中年女人，可我眼前全都是你的面容。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场景切换到浴室。情人在哭泣。此幕结束。
要相信你，只有你，美妙的情人，能对我有如此影响，其实有恭维之嫌。同样，要相信如果没有你，尽管婚姻也许不够完美，在很多方面显得可悲，但是它也会在贫瘠的日常中生长，即使不丰腴，至少也不会枯萎，这也美化了现实。它现在已经枯萎了，瘫软在那里，被废置不用，留下一具婚姻的空壳，原本的寄居者双双逃走。但人们会收藏壳类，不是吗？他们不吝金钱，把这些壳类放在窗台上展示。其他人则赞美它们。我曾见过些名声昭著的贝壳，还往更多的壳中吹过气。被我破坏得太严重以致无法修补时，主人们便只是将损坏的部分转向暗处。
看到了吗？哪怕是在那么私人的地方，我的语言也成为欺骗的牺牲品。我不曾做过那些事情：掐断索链，撬开锁，卷走不属于我的东西。门本来就开着。真的，她也没有自己打开那扇门。是她的管家替她开的。他的名字是厌倦先生。她说：“厌倦先生，拿个玩物给我。”他说：“好的，太太。”然后戴上他的白手套，这样当他敲击我的心房时，就不会留下指纹，而我把他的名字听成了爱情。
你以为我在逃避责任？不，我知道我做过什么，也知道那时我正在做什么。但是我不曾步入教堂走道，在登记办公室的门口排队，并且发誓至死不渝。我不敢。我不曾说：“以戒指之名，你我结合。”我不曾说：“以身体之名，你我相爱。”你怎么能够对一个人说着这些，又与另一个人欣然做爱？你难道不该像当初许下诺言那般，坦诚相告，结束婚约吗？
令人困惑的婚姻，向公众展示并免收门票，暗地里却让位于秘密的私通和不贞的勾当。
我曾有一个情人，名字叫芭丝谢巴。她是个幸福的已婚女人。我感觉我们两个在一起时，就像是在驾驶潜水艇。我们都不能告诉朋友，至少她不能告诉她的朋友，因为她的朋友也是他的朋友。而我也不能告诉我的朋友，因为她不让我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在用铅和爱做内衬的棺材里不断沉没，越陷越深。她说，诚实已经变成了一件我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因而撒谎变成了一种美德，一种我们常需实施的俭省。诚实带来伤害，所以撒谎变成了一件好事。有一天我说：“我要亲自去告诉他。”那是我们在一起两年以后。那两年之中我一直在想，她最终，最终，最终一定会离开他。而她说出的却是“丑恶”这个词。把这一切告诉他太丑恶了。丑恶。我想起被铁链锁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的凯列班。“但愿血瘟病瘟死了你，因为你要教给我你的语言。”
后来，当我从她那双关语和共济会标志的世界里解脱出来时，我真的变成了贼。过去我从未偷过她的东西，她会把她的家什摊在毯子上让我挑选。（每样东西的标价都在后面的括号里。）我们分手后，我想拿回我的信。她说版权归我，所有权归她。她说我的身体也是如此。或许爬进她的杂物间拿回我留下的东西是不对的。东西很好找，都塞[3]在一只大包里，包上有个乐施会的标签，上面写着，在她死后归还给我。做得好；到时候他毫无疑问会看到这些信，而她那时已经不在，不必为之承担后果。我会读到吗？可能吧。做得真妙。
我把它们拿到花园里，一封一封地烧掉，我想，毁掉过往是多么容易，忘记，却是多么难。
我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身上发生？你会以为我就这样不断地进出已婚女人的杂物间。我确实乐于登高，但对深渊却毫无兴趣。会深陷那么多次真是奇怪。
我们躺在出租房的床上，我喂你吃瘀青颜色的李子。大自然丰沃却多变。今年它让你饱尝饥饿，明年又用爱将你扼杀。那一年树枝被果实压折，这一年它们在风里轻吟。八月了，李子还没成熟。我的记忆含糊不清，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或许我该称之为包法利夫人的眼睛，或者简·爱的裙子。我不知道。现在我在另一间出租房里，试图找到一个出口，回到事情出错的地方，我出错的地方。你在驾驶前行，而我却迷失于自己的航路。
尽管如此，我会继续前行。我将手边的李子碾碎在你身体上。
你说：“为什么我使你害怕？”
害怕？是的，你确实使我害怕。你表现得好像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你表现得好像世界上有无穷的快乐和无尽的时间。我又怎会知道？在我的经验里，时间总有停止的一刻。理论上来说，你是对的，量子物理学家是对的，浪漫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是对的。时间没有尽头。可事实上，我们都戴着手表。如果我行色匆忙，急于奔向这段关系，那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你有一扇我看不见的门，而这扇门随时会打开，你会消失。然后会发生什么？当我拼命敲打墙壁，如同宗教法庭在寻找圣人时，会发生什么？我能在哪里找到秘密通道？对我来说，依然只是那四面墙。
你说：“我要走了。”
我想，是的，你当然要走了，你要回到空壳里。我是个白痴。我总是重蹈覆辙，并且一再说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你说：“在我们来这儿之前，我已经告诉了他。我告诉他就算你改变主意，我也不会变。”
这是错误的脚本。这个时刻我本该表现得自以为是，怒气冲冲。这个时刻你本该泪流满面，哭着告诉我要说出那些话是多么艰难，你别无他法，无计可施，问我会不会恨你，是啊你知道我会恨你的，这并不是一个问句，因为这是既成事实。
但是你注视着我，像是上帝注视着亚当，你的眼神充满爱意、占有欲和骄傲，使我感到羞赧。我想现在就离开，用无花果叶遮蔽身体。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做不到，而这是我的罪恶。
你说：“我爱你，我对你的爱让其他任何一种生活都变成谎言。”
这会是真的吗，这句简单直白的话，还是我就像那些遭遇海滩的船员，抓住空空如也的漂流瓶，急切地朗读出并不存在的话？而你无处不在，像精灵一样摇身一变，体积足有原来十倍大，矗立在我跟前，如山壁般拥我入怀。你的红色头发闪闪发光，你说：“许三个愿望吧，它们都会成真。许三百个愿望吧，让我为你一一实现。”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一定是相互搂抱着，走到了一家咖啡馆，把它当作教堂，点了一份希腊沙拉，如同品尝了一顿婚宴。我们碰到一只愿意当伴郎的猫，我们的捧花是摘自运河边上的仙翁花。两千来位客人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大部分来宾是蚊虫小蝇。我们自觉足够成熟，可以放任自我。能够躺在月光下做爱本该很好，但事实是，如果不是在电影和西部乡村音乐里，在户外只有被蚊虫叮咬的份。
我曾经有个女朋友，她总是沉迷于星光满布的夜晚。她认为床属于医院。任何一个既没有弹簧垫子又能做爱的地方都是性感的。给她一床被褥，她就只会打开电视。我们用在露营地、独木舟、英国铁路火车和俄航飞机上做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买了蒲团，甚至买了健身垫。我不得不在地板上铺了加厚毛毯，走到哪儿都带着一条苏格兰花格毯，把自己搞得像个激进的苏格兰民族党党员。最后，当我第五次去医生那里拔掉蓟刺时，他对我说：“你知道的，爱情是很美妙，但是有些诊所是专门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如今，如果你的医疗档案里写着“性变态”，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有些羞辱的话只是因为一段过分的恋情。我们不得不分手，尽管她的某些方面令人想念，然而走在郊外时，我再也不用把每处灌木看作潜在威胁了，这确实很令人愉快。
露易丝，在单人床艳丽花哨的被单上，我要找到一张寻宝游戏中的地图。我要探索你，深掘你，而你也将按照你的意愿重新绘制我的地界。我们将跨过彼此的边界，融为一个国家。我是沃土，用你的双手捧住我。品尝我，让我变得甜美。
六月。史上最潮湿的六月。我们每天做爱。我们像马驹般雀跃，像兔子般顽皮任性，像鸽子般纯洁地追逐愉悦。我们从不思考如此生活的意义，也没有时间讨论。我们尽情挥霍所有时间。那些短暂的日子和更短暂的几个小时是对神的小小献礼，这位神无法满足于灼热的身体。我们以彼此为食，而后再次感到饥饿。也有如人工湖般宁静的轻松时刻和平静瞬间，然而咆哮的潮水始终在我们身后。
有人说性在一段关系中并不重要，是友情与相处伴随你们在岁月中前行。毫无疑问，这是句忠诚的宣言，可它是真实的吗？我自己其实已经有了这种感觉。一个人在做了多年的浪荡子，除了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和一沓欠条般泛黄的情书外一无所有后，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受够了蜡烛、香槟、玫瑰、拂晓的早餐、越洋电话和冲动的飞行。这些我都做过，为的只是逃脱热巧克力和暖水瓶。这些我都做过，因为我觉得炙热的火炉肯定好过中央供暖。我想，当时的我无法承认自己被困在了陈词滥调里，和我父母家门口的那些玫瑰一样老套。我总是在寻找完美的结合，从不休眠也从不停止的强烈高潮，无尽的狂喜。我深陷装着浪漫的泔水桶。确实我的桶要比大多数人的更富有活力，而且我一直有辆跑车，但我却无法加速到脱离现实生活。那个邻家女孩最后总会拉住你。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那时我正与一个叫英奇的荷兰女孩处于一段感情的尾声。她是个坚定的浪漫主义者和无政府女权主义者。这让她很难办，因为这意味着她不能炸掉美丽的建筑。她知道埃菲尔铁塔是个象征着阳具压迫的丑陋标志，但是当她的指挥官命令她炸了那里的电梯，好让人们无法轻易登上象征勃起的建筑时，她的脑袋里却满是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俯[4]瞰巴黎，拆开写有Je t’aime的航空邮件的场景。[5]
我们去卢浮宫看雷诺阿的展览。英奇用游击队的帽子和靴子来装扮自己，以防被错当成游客。她认为她的门票花得值当，因为她是来做“政治研究”的。“看看那些裸体女人，”她说，尽管我并不需要敦促，“到处都是身体，赤裸的，受辱的，暴露的。你知道那些模特能够拿到多少报酬吗？还不够买条法棍面包。我该把这些画布从框里扯出来，然后呼喊着‘抵抗万岁’入狱。”
雷诺阿画的裸体女人根本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尽管如此，当我们走到他的《女面包师》前，英奇还是哭了。她说：“我恨它，因为它打动了我。”我没有说暴君就是由此而来，我说：“这与画家无关，而是因为画本身。忘了雷诺阿，只关注于画。”
她说：“你不知道雷诺阿声称他用自己的阴茎作画吗？”“别担心，”我说，“确实如此。但当他死了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两只蛋中间就只剩下一把旧刷子而已。”“你在胡说。”
是吗？
最终我们带着塞姆汀塑胶炸药去了一些仔细挑选过的男厕小便[6]池，解决了英奇的审美危机。它们都是混凝土做的半圆形营房，毫无美感，完全为阴茎服务。她说，在这场通往新母系社会的斗争中，我不适合当助手，因为我心存疑虑。这是重大的冒犯。尽管如此，导致我们分开的不是恐怖主义行动，而是鸽子……
我的任务是头罩英奇的一只长筒袜闯入男厕。这个举动本身可能不会吸引太多注意力，男厕是相当自由的场所，但紧接着，我得警告那些并排站着的男人，如果他们不立刻离开，他们的蛋蛋就会被炸飞。一个常出现的情形是，我会看见五个男人手握自己的阴茎，注视着面前污渍斑斑的陶瓷小便池，仿佛那是圣杯一般。为什么男人什么事情都喜欢一起做？我说（引自英奇）：“这个小便池是父权的象征，必须要摧毁。”然后（用我自己的话）说：“我女朋友刚刚装好炸药，接通电源，能不能请你们快点完事？”
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阉割和死亡的威胁难道不能令一个正常男人赶紧擦干他的老二滚蛋吗？他们没有。一次又一次，他们只是轻蔑地抖抖尿滴，交换几条赛马的内幕消息。我是个温和的人，但是我不喜欢被粗鲁地对待。我发现干这活带把枪很有帮助。
我从写有“重新回收”的短裤腰带里掏出枪来（是的，这条短裤我穿了很久），把枪管对着离我最近的老二。这引起了一点骚动，有个人说：“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他说着，拉起裤链，落荒而逃。“把手举起来，伙计们！”我说，“别，不许碰你的老二，它得自己风干了。”
此时我听到《深夜陌生人》的前奏。这是英奇的信号，告诉我不管进展如何，我们都只有五分钟了。我示意那些迟疑的鸡巴男们赶紧出去，然后自己拔腿就跑。我必须钻进被英奇当作藏匿点的移动汉堡贩卖车里。我窜到她身旁，从圆面包之间向男厕望去。这是一次美妙的爆炸。一次华丽的爆炸，对于一堆细颈瓶子引发的爆炸来说过于精彩了。我们是为了更公平的社会而战斗的恐怖分子，孤独地站在世界边缘。我想我爱她，可接着却发生了鸽子的事情。
她禁止我打电话给她。她说电话是为接线员，也就是没有地位的女人准备的。我说那好，我给你写信。她说这也不对。邮政部门是由剥削非工会劳动力的暴君运营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不想住在荷兰，她不想住在伦敦。我们俩怎么交流？
鸽子，她说。
这就是我租下皮姆利科妇女协会阁楼的原因。我既不十分喜欢也不怎么讨厌这个妇女协会。它是第一个反对含氯氟喷雾剂的组织，协会成员们做难吃的维多利亚海绵蛋糕，但这些我都不怎么在乎。重要的是，她们的阁楼大致朝着阿姆斯特丹的方向。
我知道现在你们一定会怀疑我作为叙述者是否值得信任。为什么我不干脆与英奇分手，去单身酒吧喝一杯？答案是英奇的乳房。
它们并不十分坚挺，不是女人可以当作肩章拿来炫耀的那种乳房。它们也不是处于青春期的花花公子所幻想的那样。它们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开始屈从于重力的持续作用。她皮肤是棕色的，乳晕颜色更深些，乳头像两颗黑珠子。我称它们为我的吉卜赛姐妹，但不会当着她的面这么说。我真诚而明确地崇拜它们，不是因为它们可被当作母亲的替代品，也不是因为子宫精神创伤，只是因为它们自己。弗洛伊德并不总是对的。有时候，乳房只是乳房，只是乳房。
六次，我拿起电话。又有六次，我把电话放下。她很可能不会接。要不是因为她妈妈住在鹿特丹，她早就让人把电话线给掐断了。她从来不解释她怎么知道打来电话的是她妈妈而不是接线员，或者打来电话的是接线员而不是我。我想跟她说话。
那几只鸽子，亚当、夏娃和“快吻我”，都没能够飞到荷兰。夏娃飞到了福克斯顿。亚当半途而废，去特拉法尔加广场生活了，这是纳尔逊的又一次胜利。“快吻我”很怕高，这对鸟类来说是个缺陷，但是妇女协会把它当作了她们的吉祥物，给它重新起了个名字叫布狄[7]卡。如果它没死的话，它现在应该还待在那里。我不知道英奇的鸽子最后都怎么了。它们从没有飞到我这儿来。
然后我遇见了杰奎琳。
我要在新公寓里铺地毯，一对朋友过来帮忙。他们带来了杰奎琳。她是其中一个人的情妇，也是这两个人的密友，像一只家养宠物。她用身体与同情心来换取五十英镑，用这笔钱挺过周末并在星期天美餐一顿。这真是野蛮而又文明的安排。
我买了间新公寓，想从一段让我得了淋病的肮脏关系里挣脱出来，重新开始。我的器官并没有问题，这是情感上的淋病。我不能对别人敞开心扉，以免传染给他人。这间公寓很大，原本废置着。我希望我能在重建它的同时，重塑自己。那个让我得了淋病的女人依然与她的丈夫住在他们优雅的房子里，但是她偷偷资助了一万英镑给我买房。她认为这是借款。而我认为这是事后抚恤金。她想要用钱来摆脱良心的指控。我原本打算再也不见她，但不幸的是，她是我的牙医。
杰奎琳在动物园工作，照顾那些对游客不太友善的毛茸茸的小家伙。付了五英镑的游客对那些害怕得要躲起来的小家伙并没有太多耐心，而杰奎琳的任务就是摆平一切。她能够应付家长、孩子、动物以及各种突发事件。她当然也能应付我。
她来的时候，整洁漂亮却不时髦，精心打扮却并不浓妆艳抹，她声音单调，眼镜滑稽。我想，我和这个女人没什么可说的。在经历了英奇，以及与牙医芭丝谢巴短暂而沉沦的关系之后，我不能再从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预见欢乐，尤其是被发型师打理得很糟糕的女人。我想，你可以去沏茶，我会和老朋友们就伤心往事开玩笑，然后你们三个一起回家，为自己做了好事而开心，而此时我将打开一罐扁豆，用收音机听《科学此刻》。
可怜的我。没有什么比沉溺在这件事里更让人觉得甜蜜，不是吗？沉溺是抑郁症患者的性爱。我应该记住祖母的格言，她把它讲给苦难者，作为对他们的精神关怀。对祖母来说，没有痛苦的两难，没有悲伤的抉择，“要么拉屎，要么离开茅坑”。那是对的。至少我现在没屎可拉。
杰奎琳给我做了个三明治，问我有没有需要洗的东西。她第二天又来了，之后的一天也来了。她和我聊起动物园里的狐猴遇到的麻烦事。她带来了自己的拖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她都朝九晚五地工作，下班后再开着迷你汽车，去读书俱乐部带书回来看。她不狂热，无怪癖，不失控，不搞砸。最重要的是，她单身，而且一直单身。没有孩子，没有丈夫。
我仔细想了想她。我不爱她，也不想爱她。我不渴望她，也完全不能想象自己会渴望她。这些都是她的加分项。最近我才知道原来“坠入爱河”还有另外一种写法：“走在海盗船的窄踏板上。”在细长的木板上蒙着眼睛保持平衡，脚下一滑就坠入深不见底的大海，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境况。我想要陈词滥调，我想要那把扶手椅。我想要康庄大道，我想要正常视力。这有什么错？这就是成长。或许大部分人会给他们舒适的生活镀上一层浪漫的色彩，但这色彩很快就会磨损褪去。长期存在的是浪漫逝去后的生活：渐宽的腰身和位于郊野的半独立式住房。这有什么错？一起在深夜看电视，并肩打鼾步入千禧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与爱人一起过周年纪念日，这有什么错？
我仔细想了想她。她没有奢侈的品位，对葡萄酒一无所知，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听歌剧，并且还爱上了我。我没有钱，也没有斗志。这真是一场天造地设的绝配婚姻。
当坐在她的迷你汽车里吃中餐外卖时，我们达成一致，认为彼此合适。这是个多云的夜晚，我们看不见星星，而且早晨七点半她还要起床工作。我想那个晚上我们可能根本没有睡在一起。第二天晚上，我生了火炉，因为十一月的夜晚非常寒冷。我还布置了些鲜花，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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