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宪法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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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博弈试读：
沈万三：权力的假想敌
宫城，皇城，京城，层层叠叠，一派森严。偶尔的鹰隼越过天空，成为太祖威严的俯视。龙椅上的明太祖，双眼阴鸷——这才是真正的猛禽，他从不缺失自己的警觉，在捕杀显现的猎物后，依旧时刻寻觅潜在的敌人！
二十五岁起兵，十七年征战，这个名唤朱重八的凤阳僧人，荡平了天下所有的敌手，于南京登上帝王宝座，成为响当当的英雄朱元璋，更成为万民仰视的明太祖洪武皇帝。与那些守成、享乐的帝王迥然相异，大宝之上朱元璋的大兴土木，不是布展帝王之家的壮丽与奢华，而是在南京城圈起了一道又一道高墙，为权力打上坚硬的铁箍。还有权力的觊觎者么？一只不祥的猎物，在太祖的视线里渐渐明晰——这，就是沈万三。
一、“聚宝盆”的秘密
沈万山（约1306-1393），本名沈富，又名沈秀，字仲荣，祖籍浙江湖州，父辈时徙居吴县，后移居苏州。明初的这位沈秀，因巨富名闻天下，世称“沈万三”，后世民间的一尊“财神”。
民间传说、文人随笔、正史《明史》，魅力持久的火爆题材“沈万山”，其实仍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正史、族谱以及文人笔记中的沈万三，大约能见一百二十余种，叙述各异，你说是他说非，甚至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沈万三其人。但是，自明太祖起始的有明一代，沈万三代表的财富与王朝权力潜在的冲突，始终是显性而真实的。
当“要命”不再作为时代的主题，“要钱”便扩张为最显性的本能，明朝在财富的创造与追捧上也与前朝迅速拉开了距离。董谷《碧里杂存》言：明初年社会流行称巨富为“万户”，有钱人姓后多要被敬赠一个“万”字，通俗地说尊敬吧。富人也是有等级与档次的，富裕的程度则分“奇、畸、郎、官、秀”五等，“秀”为最高。“沈秀”与“沈万”，全是标识。称其“沈万”，后面再不厌其烦地加个“山”字，约等于着重号，意思就等于“沈秀”；而冒出个“三”字，据说是地方富豪排行榜，沈氏曾经屈居“第三”。后世著述中沈万三的各种乱，实际上又是相通的。
在被奉为中国“财神”的人物中，沈万三基本上属于“前有古人，后无来者”。他在民间的魅力，钱财的多少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富贵荣华的因果奇异——这类致富传说，足以催生无数人的“富贵梦”：无需辛劳，运气来了，便有花不完的金山银山。
传说沈万三的财富，源于“聚宝盆”：盆中放金子，取出金子又生出金子；盆中放银子，取出银子又生出银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总之，沈万三确实是个大款，并且又不劳而获，连算盘珠子也不用拨一下。
沈万三是如何得到“聚宝盆”的呢？也乱了。虽是众说纷纭，却不外乎两类：基于道德，或基于智慧。一说沈万三救了一批青蛙，从而发现“聚宝盆”。做好事，发大财，也属于“正能量”。一说这年大旱，草木基本上都已枯绝，但沈家负责割草的佣人，却能每天顺利完成割草任务，早早收工。善于“全程管控”的主人沈万三顿生好奇，琢磨了一阵子，决定悄悄跟在佣人的后面，瞧它个明白。累出一身汗味的沈财主，很快眼睛一亮：万木皆枯，山中竟有一小块地，长着绿油油的青草，佣人前面割掉，后面它又长出来！待佣人走远，兴奋的沈万三赶紧拿锹来挖，挖出一个铁盆。结果，“聚宝盆”横空出世……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但可以肯定，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故事的谜底，旨在证明沈万三聪明绝顶！如果脑子不好用，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就算“聚宝盆”近在咫尺，也不过是沈家的佣人，图得快活，始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沉醉于割草的轻松，把老板们的差事打发掉。
传说中沈万三的异样，实则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他能琢磨人，还能不让人知道。这位沈万三，迟早要干出大事来。财，从来就没有乱发的。
一介农夫，满脑智商，即便乡村陋野，沈万三也断断不会沉醉在“聚宝盆”的“致富梦”中。
真实的沈万三，究竟如何完成了由农夫到富人的转变？答案：农耕。
元末是一个严重动荡的社会，破产成为乡村的普遍现象，不少土地失去业主或佃户沦为荒芜。沈祐、沈万三父子从南浔卜居周庄，依赖的便是将无主土地收归己有。别人不要的地，价值太有限，倘若耕种不善，很可能血本无归。辛苦一年，只收回种子，不种才是检验智商的唯一标准。所幸沈家父子手脚勤快，头脑好使，他们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实施良法，贫瘠的土地一块块地变成良田，再渐渐蔓延成一片，成全沈家父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地主。“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财。”开始富裕的沈家父子，又不断开垦荒地，兼并良田，从此成为苏州地方的富户。依靠土地的占有与经营，这也是元末江南豪家的普遍起点。靠“躬稼起家”，辛辛苦苦取自于土地，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陶煦《周庄镇志》（光绪版）等地方史料中，沈万三的发家史清晰，而且可信。
年复一年的土地兼并与扩张，沈家的田产越发广大，沈万三也不再“躬稼”劳作，开始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晋级——雇佣长工、短工，同时把田地出租给佃户，征收租米。传说中的“聚宝盆”，在这时真的落到了沈万三手中——
所谓“聚宝盆”，无非是让钱再生出钱来。沈万三的“聚宝盆”，便是高利贷。元末盛行的高利贷，同样为其他时代所不及，聪明的沈万三瞅准了这个时机，搞起了以钱生钱。高利贷这只“聚宝盆”，对沈万三的迅速致富，与传说中的“聚宝盆”并无二致。
沈万三除了“聚宝盆”，还有传说中的“摇钱树”——这就是经商。农耕与高利贷积累的资本，让沈万三有了进入商场的实力。他买卖粮食，贩购货物。明代的《逆臣录》中，可以看到沈家买卖过白蜡、珠宝、苏杭缎匹，经商圈覆盖到徽州、池州、太平府、常州和山东德州等地。沈家的生意，做在民间，也做到官府，甚至做到了海外。
沈万三还是一个运气极佳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信誉极好的人。清《周庄镇志》载：“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元末苏州人陆德源富甲江左，沈万三还曾当过他的“管家”，陆对沈氏很是欣赏，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加之时局动荡，巨额财产极易招致横祸，不如慷慨送人。于是，陆德源将家产赠给了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
家产送人？有的。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中的诸生唐默，“父以贾起家，积资雄一乡，田亩十余万”。这位唐书生，就与陆道士想到一块了：金钱如粪土嘛，全部送人，让他们难受难受！
这世间，好事总是有的，可惜的是等人送钱的常有，要送人钱的不常有。而从吕毖《明朝小史》相关情节看，陆道士可能有女无子，与沈万三还结有一门姻亲，家财送沈家，并不是随机抽样，“中奖”者的面目外人是看不清的。所以，对普通人而言，坐等别人送钱的心思，有或无基本上差不多。不管怎么说，沈万三人好、运气好，有一大笔偶然所得，商海中自是如虎添翼。“东走沪渎，南通浙境”，周庄实在是个好地方。沈万三把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出海通番。《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从第一产业干到第三产业，从国内贸易做到国际贸易，沈万三早已从“地主”晋级成了“资本家”。至于“资巨万万、田产逾吴下”，成为江南第一家，沈万三则另有一柄致富魔杖。
二、乱世之争
对财富的悲壮预言，陆道士算得上是“半个”预言家。他送给沈万三的财富，确实很快遇到了风险。元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兄弟造反。不过，方国珍造反的地点是在台州，离沈万三还比较远。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兄弟接着造反。这次沈万三麻烦大了，因为张士诚是泰州人，杀人越货的地点主要在高邮。离自己这么近，陆道士的财富预言看来要实现了。
但是，陆道士的预言始终没有实现。
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人。在元末诸多的造反者中，张士诚的身份最为特殊——他不是饥寒交迫，无路可走。张士诚贩盐起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天下大乱时，怀着称王天下的雄心，起兵反元，要做桩特大的买卖。造反的成果，一度也令他自己都感到欢欣鼓舞：1355年，张士诚建都平江（苏州）。1363年，自立为吴王。带什么团队创业，也没带军队来钱快啊！
张士诚起手这么顺利，绝非因为他是一个商人，有钱招人拉队伍。起兵时早年积累的那些资本，早已作为军饷花得无影无踪。乱世当兵，混的就是一口饭。没钱还带人造反，早被自己的人给反了。张士诚打仗不愁钱，与他的地盘有着直接的关联。江南富裕，朝廷的税不好收，但造反经费要起来就容易些：关系不好的，拿刀去砍，天下哪有真要钱不要命的人；关系好的，主动送上门，就当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换个老百姓都不能活的地方，造反也是非常困难的——人家确实没有钱，就算拿刀去砍，除了死人流血，钱也不会血一样地流出来，热闹一阵子往往也就自生自灭了。
沈万三那是何等聪明啊！与盐贩出身的张士诚早有过商业业务往来，沈万三商业诚信历来很好，张士诚对他本没有恶意。他不用张士诚派人来要，“朋友”的队伍缺钱花，沈万三早主动送来了。在张士诚雄心创业的始终，沈万三与他都是朋友，张士诚造他的反，沈万三经他的商，造反要花钱，经商能赚钱，一个就当是提供安保服务，一个就当是上交服务费用，无论白道还是黑道的特权，对财富都是一根魔杖。
张士诚除了坚强的经济后盾，人才资源也相对充裕。自宋代开始，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就已移至江南。起事之初，后来写出流行小说《三国演义》的施耐庵、罗贯中，即投奔到他的帐下，幕府作宾。不过，这些文学青年眼高手低，纸上写起造反来头头是道，真干起造反的活来纯属纸上谈兵，张士诚也不拿他们当作回事，他们也不好意思混下去，先后去了别处，没有像沈万三那种韧劲，与张士诚精诚合作，坚持到底。而这些，对同行业竞争的朱元璋来说，该是怎样的羡慕嫉妒恨啊！
张士诚造反沈万三生意兴隆，朱元璋造反沈万三则被害得不轻。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率部打下常州，把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给活捉了。张士诚赶紧“捞人”，沈万三狠狠地砸了一笔钱，找人为张士德具保，办理出狱手续。但朱元璋做事够绝，竟把张士德给杀了。沈万三的银子虽然白花了，但与张士诚的关系更铁了。
比朱元璋更可恨的，还是蒙元朝廷。张士诚造反最终不成功，主要是地方选得太好。太好，“辩证法”的观点就意味着有太坏的一面——江南，整个朝廷就靠这块宝地过日子，你把它据为己有，朝廷的日子还怎么过？所以，在众多造反者中，张士诚是挨政府拳头最狠的一个。换个角度说，张士诚拼命闹，又等于给别处的造反兄弟帮忙。这一点，朱元璋很清楚，所以张士诚称王时，他一心埋头干实事，不称王显摆，也不随便到张士诚的地盘寻点便宜。
切断元朝的经济命脉，张士诚啃的其实是一块骨头，根本就不是一块肥肉。凡要人性命，必招人死拼。群雄乱战，张士诚又处在了朱元璋、方国珍和元军三方夹击之下。面对巨大压力，张士诚只好投降朝廷，当了个太尉。做出这等抉择，对张士诚来说显然有点无可奈何，对沈万三来说则是利益倍增——过去生意场上只有黑道保护，现在黑道、白道全齐了。
随着张士诚的变身，沈万三又名正言顺地用上了朝廷的优惠政策，干起了海上贸易。沈万三的两个儿子沈茂、沈旺便为张士诚督运漕粮，响当当地做了官方生意。沈万三于元末迅速暴富，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候的张士诚其实也有风光的一面：脱“匪”为“官”，身份体面，又重兵在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朝廷还派出使者莅临张士诚的驻地，张士诚在隆平府（苏州）举行隆重宴会，招待朝廷使臣伯颜。
这一次，沈万三接受了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就是为张士诚造一座“纪功碑”，扩大张士诚的社会影响，并流传后世。
做生意沈万三是强项，搞艺术他就有点勉为其难了，但他弄得非常出色：这座保留至今的“张士诚纪功碑”，高达三米，有一百一十八个浮雕人物，人物层次分明，最上方为朝中侍女，二层的正殿正中端坐着张士诚，三层的偏殿为朝中大臣，底层则是身穿铠甲的护卫官兵。沈万三的艺术天赋，是将使臣伯颜处理成一个小人物，居下方作陪：张士诚不是降将，也不是降臣，而是俨然面南背北的王者！“纪功碑”的树立，说明张士诚对此很满意，沈万三对张士诚的内心把握也很准确——这个时候的沈万三，已经熟悉了官场，精于政事，出色的商家已炼成了玩政治的行家里手。
沈万三花钱为张士诚涂脂抹粉，也不能说就是富人软骨头。在凭拳头说话的时代，一切取决于拳头的大小，更何况自己与张士诚利益相关。那阵子的张士诚，也确实需要表现与享受，因为有的是实力，即便是后来的明太祖，对他也是低声下气。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一路攻陷平江（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然后盘坐在隆平府（苏州）大殿里。朱元璋派人送信说：您在姑苏（苏州）称王，俺十分仰慕，俺每（俺们）睦邻友好，一起创业吧……
张士诚呢？根本就不搭理。做的一桩事，是把使者扣了。
但是，天下大势，急转直下。元朝气数将近时，朱元璋帝王之路上只剩下两大敌手：楚为陈友谅，吴为张士诚。这两大宿敌，谁都不好惹：“友谅最桀，士诚最富。”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在于他吃透了陈、张：陈敢作敢为，张贯于自保。攻张，陈必出手；攻陈，张不敢趁火打劫。和气生财，那也是商家的一条古训。所以，朱元璋果断攻陈，而张果然作壁上观，然后成为陈友谅第二。
时势就是这么作弄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解决了陈友谅，朱元璋的人马如期而至，大军东进，攻破平江城。彻底失败的张士诚，放火烧死家人，然后投环自尽。结果，运气太差，没有死成，硬是被朱元璋的手下给活活生擒了。
在应天府（南京），朱元璋准备劝降张士诚。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能用上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朱元璋小时没念过这段话，大了他自动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业未成，或是出于统战的需要，或是出于降伏对手的心理满足——将“天子”收到手下当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肯定还要再添一层。
但是，张士诚的回答就是这么添晦气：“天日照尔不照我！”意思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无非运气好点而已……
张士诚的回答，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似乎也为自己找到了心理平衡，但无疑挑起了朱元璋的莫大恨意：他就是不给张士诚痛快而体面的一刀，而是倒垃圾一样地让人找了个破筐，装着张士诚，抬至竺桥，招人围观，然后主子打家奴一样地狂打，一棍，再一棍，直到张士诚魂飞魄散。
要说恨，朱元璋何止是独恨张士诚一个。多年以后，一统天下的朱元璋，对撑起张士诚的江南，也是恨意未消。为了泄愤，朱元璋对苏、松、嘉、湖等江南地区，课以重税。
现在，张士诚的难题算是一了百了，沈万三的难题则应运而生。张士诚割据江南的十四年里，沈万三捞足了好处。当然，沈万三对张士诚的财力支持也是难以计数的。这一点，让张士诚在自己的地盘免于搜刮，从而获得地方豪强的拥护与民众的支持，同样让朱元璋非常头痛。但是，凭拳头说话的时代，民心并不是决定因素。张士诚最终为朱元璋所败，这时的沈万三又做了一件事：收留了张士诚后人。
有一种传说，沈万三获得“聚宝盆”，是因为他给一批青蛙放生。这个传说可以信一回，因为这符合沈万三的为人与品性。这次他救的是一批人，沈万三能不能再得一只“聚宝盆”呢？
三、新朝旧主
只有沈万三最清楚，真正的“聚宝盆”是权力。有权力的庇护，才有财富的几何级膨胀。朱元璋问鼎天下，顶级的权力首先关注的是宏观财富，而不是江南一隅的沈万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也就是朱元璋正式称帝的前夕，即迁一批江南富户至临濠（凤阳）。不久，再迁十四万富民去凤阳建设中都，沈万三之婿顾学文榜上有名，沈万三紧张了。
为保住万贯家产，沈万三自然想到再次攀结权力。对待已然帝王的朱元璋，沈万三显示出他作为商人的精明。好在新当家的朱元璋，钱缺得厉害，对送钱的人来者不拒。此时的沈万三，也以为找到了感觉：改天换地，新朝旧主，如此而已。钱与权，什么时候分过家呢？《吴江县志》记载：洪武初年，沈氏家族献给朝廷有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斤，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费巨万万计。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开始筑城墙，沈万三奉命筑洪武门到水西门一段城墙，以聚宝门（今中华门）工程最为宏大。
由于秦淮河的横贯，以明初的技术条件，聚宝门城墙工程施工难度客观上太大，屡建屡塌，几乎烂尾。传说沈万三埋下“聚宝盆”，城墙基础才成功施工。要说这“聚宝盆”，设计上也没有这种功能呀，怎么还能在土木工程中见神效呢？看似舍宝筑城，这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为了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沈万三下了怎样的决心！发家致富的命根子都不要，银子的事谁都别提了。
洪武六年（1373年），沈氏家族出资兴建的城墙全部完工，工程量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既然社会上都知道“聚宝盆”没了，沈万三应该更清楚，实际上是自己的腰包已掏得差不多了。
作为世间挣钱的高手，始终不失挣钱的自信。修完城墙的沈万三，心情并没有太多的沮丧——洪武初年，鉴于沈万三的突出贡献，其子沈茂、沈旺被朱元璋赐授为“广积库提举”“户部员外郎”。官大官小是一回事，身份变了才是关键，地位也是金钱，同时也验证了有投资就有收益的真理。
新的社会，新的希望，沈万三的心情豁然豪迈起来——改朝换代，升官发财，几乎奋斗一生的沈万三，褶皱的额头闪动着亮色。明洪武三年（1370年）沈万三举家迁居南京，府址约在马道街，旧业只留入赘的孙女婿周箎打理，自己在京城过起了奢华的生活。
京城中的沈府，着实比较伤普通人的自尊：围墙即有三道，外层高六尺，中、内层皆三尺。奇怪的是三尺高的围墙也要修六尺宽，原来人家墙上要种珍贵的花木。花木品种齐全，“春则丽春、玉簪，夏则山矾、石菊，秋则芙蓉、水仙，冬则香兰、金盏”，保证四季花开艳冶，取名“绣垣”。墙内奇石为山，池养金鱼，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俨若仙区胜境。沈家人居住的楼宇，栏杆皆以金银、宝石装饰，四角悬挂的是琉璃灯。沈府的室内、室外娱乐设施齐全，可供十数歌姬舞女表演，还是“温室”，具有“中央空调”效果。
寝室中，用的是貂皮被子，蜀锦枕头，没有一样不是顶级配置。沈家所用的器皿至少也是金银，桌布用的是真丝，搁筷子的则是羊脂玉筷枕。沈家有一把酒壶是玛瑙的，通体透明，宛如水晶，壶上有葡萄与蔓枝，如同水墨画，纯属天然，但并不是画上去的，至于怎么生得这般奇巧，没有人知道。沈家人的穿戴就不必说了，因为他们家的僮仆穿的都是绫罗绸缎。
沈万三富极一时，他的弟弟沈贵曾写诗劝他：“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盆载酒木棉裘。”一语成谶，这种日子沈万三果然没有维持太久。
四、犒军事件
修城墙已出了巨资，日子还过得这么滋润，沈万三“隆重”进入了朱元璋的鹰眼。
据董谷《碧里杂存》记载，这一日朱元璋找来了沈万三，交给他一枚铜钱，说你理财有方，这文钱你去为我放债，一月为限，每日收取“一对合”。“一对合”，就是每天利息是100%，利滚利。管家替沈万三算了半晌，天呀——到期本息是五亿四！
沈万三眉头皱都不皱，给了。这不是大款扔几个亿小钱将人砸死，而是沈万三心里怕了——太祖从他这里挣点“利息”，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操控权力的高手，问鼎权力顶峰的他在老家留下了四个字“万世根本”，而不是秦始皇式的“万世基业”，前者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后者。“万世根本”也不尽指自家祖坟那底下的故人，而是包含地面活着的普通人。对这些底层的平民，朱元璋有着出自亲身体验基础上的理解与同情——这是关乎权力安危的庞大群体，并且处于财富大佬沈万三的对面。在朱元璋的眼里，财富的集中无疑危及自己的“万世根本”。而让朱元璋难堪的是，“万世根本”的老家并不给皇帝面子——洪武年间，《凤阳歌》风行大江南北：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中都凤阳，太祖老家，首先唱响的居然是这样一首《凤阳歌》。唱《凤阳歌》的多是乞丐，而“乞丐”之中居然还有富翁。其实，这并不稀奇，朱元璋坐上龙椅，便强迁江南巨户到凤阳府。这不是太祖关心家乡建设，报复江南富户曾支持政敌也只是一个方面。在太祖的眼里，财富意味着势力，也是自己权力的威胁。一个分散的小农社会，有益于朱家的社稷江山。“打土豪分田地”，百姓有日子过，谁愿意不要命跟皇帝过不去？
但是，江南的富户就惨了。他们聚集中都，原有的土地被剥夺。由于超强度的移民，凤阳地区人口激增，灾荒也不少，这些迁徙的江南巨户，长年返乡梦不断。虽说那里已经物是人非，但有梦总比没梦好，何况人是有情感的。朱元璋乐意吗？严禁他们离开。所以，人急了办法就多：他们假扮卖艺人，打鼓唱曲，顺便解决食宿问题，为的就是离开凤阳——唱着《凤阳歌》溜出中都的，夹杂着改头换面的昔日有钱人！
朱元璋没有让沈万三走向陌生的异乡，但成熟的商人是敏锐的。当沈万三跟着听到街头的《凤阳歌》时，他的音乐慧根顿时大开，彻底明白过来——应该再一次拯救自己了！
保险绳是什么呢？钱！沈家，也只有钱，还算个能出手的东西。现在，京城南京，城墙坚固，是铁打的江山。实在找不出皇上的稀罕物，那就替皇上打造一支王牌军队吧！练军，拉一支队伍，不合适，太危险。沈万三思来想去：那就再挤点钱，犒劳他们吧。
这一次，朱元璋的反应非常平淡：你们有的是钱，可知道俺究竟有多少兵马？
这个，沈万三确实没想过，但必须支撑下去：每人犒劳一两银子，应该还是行的……
沈万三的过度热情，让朱元璋醍醐灌顶。太祖打量着眼前的沈万三，一个“敌人”的轮廓，在朱皇帝的脑海里彻底清晰了——“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早年的太祖，敌手太多，无法分辨，犹如西风，横扫水面，但太祖有的就是不含糊。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于鄱阳湖灰飞烟灭。
顺我则友，逆我则敌，太祖就是这么敌我分明。消灭了陈友谅，敌人渐少，也渐明晰，那就是江南：“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哓哓啥？拿下了张士诚，这就乾坤已定……
太祖的诗，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里行间的明显血污，漫过敌手，最终写成太祖的英豪。太祖的诗“雄深宏伟”，意象鲜明，恨谁打谁，想到的，也就写下了。事实上，太祖正是这么不断地发现敌人，然后，消灭之！
沈万三，两朝的生意做得多，《明太祖集》读得少，根本不明白太祖的忌讳所在。大元朝，张士诚……不搭界的影子来回晃动。他们在哪？载舟覆舟，万民是水，恶人是浪，大明朝的江山社稷，那得旦夕提防。现在，沈万三没揣摩出太祖的心思，反惹出太祖的心思，几乎是自露马脚。“犒军”？他觊觎的是什么？太祖翻脸了：杀！《明史》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之军，此乱民也，宜诛之。’后曰：‘其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沈万三躲过杀头的噩运，貌似出自马皇后的求情，其实朱元璋要剪除的，重在权力威胁，不单单是沈万三式的生命个体。“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朱元璋起自贫寒，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视豪强大户为地方之恶，社稷之害。在文明与财富的关联面前，太祖以自卑支起自信，不自信，则刀砍之。当他登上权力的巅峰，便不断与底层联手，挤压中间富民（官绅），建立起皇权、中间层与底层之间的稳定三角。
史料显示，明初移民规模空前：江南富户及无地农户，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的边民，山东、江西等地农户，迁凤阳；各地官吏、富户、工匠、军户，迁南京；塞外降卒或俘获的蒙古军民，迁北方各地；设立卫、所，军户有迁云南、甘肃等地……非军事移民七百万，总移民一千余万。移民原因十分复杂，强推手段也层出不穷：既有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免徭役和赋税等政策优惠的引导，更有无端加罪夺其田产、充军流放的黑恶手段。只要有利于皇权的稳固，朱元璋无所不用其极。在他感到潜在的威胁时，最先将中间层视为“假想敌”。沈万三的不幸，就是早早地成为了太祖的靶垛。
风烛残年的沈万三，就此走上充军之路，成为又一个富人、穷人多部轮唱的《凤阳歌》传承人。
五、没有结局的背影
通俗地讲，不为文臣窃取，不为武将劫掠，不为富绅掏空，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权力安全观。朱元璋与沈万三的交集，其实都是权力与财富冲撞的标本。
太祖起自布衣，对危机的警觉与应对，习惯于简略地归于敌我。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假想敌”的影子在太祖的脑海中总是不时涌现，然后“被消失”。不断挨揍的沈万三，充当着太祖逻辑的演绎。这种推演，既似是而非，又简单深刻：沈万三早年与政敌联手，唯利是图的商海，他势必将机谋置于目的之下。正面的背面呢？对其背面的猜测，太祖有失分寸在所难免。只是沈万三的背面表露太少，其结局凄凉又赢得善良者的广泛同情。
沈万三的背面会是什么？历史没有关注到这个匆匆而去的人，只将他的背影描成了阴影。沈万三何时故去，除了族谱并无确切的史料。随着沈万三的故去，他的标本意义依旧附会于这个家族，这个阶层，这种现象，抑或延伸。在确凿的史实中，沈万三的子孙确实已难以圈点：败坏法度，为害乡邻，一步一步为社会所不容。纪纲是明代的一个“奸佞”，沈万三之孙沈文度（《明史》作“其子”）即与之勾结，欺男霸女，欺行霸市，鱼肉百姓。这个家族的是是非非，最终归并到“沈万三”这个“替身”上。
对于财富高度集中的危害性，现代社会学理论有着更深刻的表述。但在传统社会中，则简略为“敌人”。显现的是战场敌，潜在的是假想敌。作为“假想敌”，这样的“沈万三”，朱元璋注定是要斩尽杀绝。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初四大案”的“蓝玉案”发，朱元璋对“假想敌”的猜想，再一次被引爆。
蓝玉，朱元璋争霸天下与开疆拓土时的一柄利剑。“利剑”，指向敌人时是人才的可用性；“利剑”，指向自己时便是宿敌的威胁。这个蓝玉，也确实是个始终不安分的人：领军凯旋时可以打破关门，军中擅权独断专行，对太祖也时常出语傲慢……够了，威胁皇权，你便是敌手！当有人告蓝玉谋反，朱元璋未加思索，迅速出手，蓝玉连同一万余党，尽行诛灭。《明史》对蓝玉不失感慨：“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作为正史，又并非字字珠玑，很多时候像是外行写内行。太祖眼里的蓝玉，最终最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元凶宿敌，相继尽矣！”但千人的明史馆，就是没弄明白一个朱元璋，只用准了一个词：相继。“相继”，就是“举一反三”，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达到标本兼治。更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而彻底剪除蓝玉的枝节与下线，就不能不包括与之确有关联的沈氏家族。
沈万三家族与“蓝玉案”关联，缘于沈万三之婿顾学文。顾学文的故事与《金瓶梅》的情节颇有相似之处，但不知顾学文是不是西门庆的文学原型——《弘治吴江志》记下的情节颇为生动：入赘沈家的顾学文，看上了街坊少妇梁氏，其长相大约如同潘金莲。梁氏的丈夫陈某，长得不比武大差，智力则比武大还低一截——“呆戆”。陈某的父亲官比武二稍大一点，从九品，再小也就不能叫官了。这位官人是洪武朝的序班，也就是在鸿胪寺上班，具体办办会务，安排吃喝等。
顾学文兼任地方的粮长，舟行往来常停泊梁氏的楼下，他有时唱唱曲子，有时假装上洗手间，如此反复，与梁氏终于熟悉了。怎么引开人家的老公呢？花钱叫人让陈公子喝酒、打牌。好在陈公子智商低，这两招明显见效。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个“王婆”式的人物穿针引线，这也很容易。顾学文与梁氏的好事，就这么成了。
恽哥这个角色是陈序班的哥哥陈缩头，他吃的盐比恽哥多，处理问题自然比恽哥厉害：陈缩头抓住了顾学文与梁氏的往来物证，打捆寄给了当序班的弟弟。序班这个恨啊！但生气归生气，人家是个有钱人，也不是多重大的杀人越货刑事案件，还能把人家怎么地？
陈序班毕竟是个官场老手，没啥权，但有见识。“蓝玉案”发，陈序班笑了。有一天恰好为朱元璋近身服务，陈序班面奏太祖：“臣本县二十九都正粮长顾学文出备钱粮，通蓝谋逆！”
朱元璋斜睨了一眼：磨蹭什么？抓啊！
从听取口头汇报，到最终拍板决策，一瞬间。
皇上要抓人，那也太容易了。顾学文父子三人，老丈人家的六人，还有顺便搭进来的，八十余人悉数归案。再从重从快，全部杀头……
仅仅一个偷情案，办成一个政治谋反案，朱元璋这么冲动？貌似随心所欲，其实深思熟虑！沈家是不是掺乎到谋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沈家与蓝玉早有交集，且有人报告。蓝玉本人，也曾数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家的教书先生王行，朱元璋也是面见过的。王行曾两次在沈家任门馆先生，与沈家的交往有三十年。这么一个中间人，一头有权，一头有钱，权钱之间勾肩搭背，不正是潜伏的宿敌吗？
自明洪武六年（1373年）前后的“犒军”事件，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因田赋被人告发，沈万三两个孙子入狱。到“蓝玉案”发，沈家已是搭进去十余条人命。前后二十年，沈氏家族遭受朱明王朝三次沉重打击，不衰落，太难了。太祖呢？他不果断出手，“聚宝盆”里生出什么东西来，“摇钱树”上又落下什么怪物，晚上断断是睡不着的。
朱元璋决心铲除以蓝玉为首的武功集团，看准的正是其职务所在，以及上上下下派生出的盘根错节。其意图在于诛杀潜在的异己势力，而沈家误把冰山当作靠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六百年过去，沈万三为周庄留下了一块旅游招牌，激起无数过客羡慕的眼神。但在明代，沈氏家族不光有巨富的光环，还有无尽的耻辱，还有恶。明《大诰》为明太祖钦定，法律地位高于《大明律》，累计印制数千万册，以国家力量强力推行，全国臣民户有一册，为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一部法律。《大诰三编》中的“陆和仲”，即沈万三婿陆仲和，又因涉“胡惟庸案”而“身亡家破”，其子弟诛夷殆尽，只一幼孙幸存。大明的臣民，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反面典型！
苏洵曰：“赂权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权与利，有着共同的欲望冲动，这是肯定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作为商人的沈万三，明哲保身，行止“在商言商”的公共表达，或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只是做到太难。正义的视角下，选择明哲保身，貌似深刻，实流于肤浅，因为这个前提需要社会静止，阶层固化。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富人与财富的如此定性，亦非太祖一人。令史家扼腕，散发出悲凉。这种悲凉，又恰似中国积贫、积弱的滥觞。中国历史上，历史事件汗牛充栋，但朱元璋始终锁定沈万三及其家族，《明史》里不断提及沈万三（沈秀），看准的都是他的标本意义——沈万三，标志着一个家族，一个阶层，标志着抽象的资本对现实权力的威胁。当权力意识到这个“假想敌”时，势必将之碾成齑粉。
沈万三归根结底只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民间商人，《明史》等正史不可能专门为他立传，但好歹有“传说”为其在后世留了个名。而所谓“传说”，不过是对历史最冷血的补偿……
刘三吾：知识分子的实用功能
明初的知识分子命运多舛，高启因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陈养浩因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溺死……其实，这些都是稗官野史的说法。所谓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文字狱”，正史中基本找不出实据。新朝百废待举，考虑到知识分子的有用性，朱元璋曾不择手段地收罗文人。刘三吾因此入朝为官，竟也差一点人头落地，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一、田园归来
刘三吾（1313-1400），名昆孙，字三吾，号坦翁，湖南茶陵人。
刘三吾出生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父亲都是元末知名的文人，父亲刘平野曾担任元朝的翰林学士。两个哥哥也在元朝为官，可惜身逢元末乱世，不幸为匪寇所杀。为避寇乱，刘三吾去了广西教书为业，因为有学问、人品好，被举拔为靖江道的儒学副提举，相当于桂林市的教育局副局长。洪武元年，明军攻克广西，刘三吾随之返回故里。社会开始安定下来，刘三吾年届六旬且生性恬淡，暑则豆棚瓜架，寒则地炉活火，晚饭杯酒，促膝言欢，感到了满足。
现实中的诗酒田园，总是短暂的。平定四海，收揽英雄；治国安邦，求贤若渴。朱元璋宏图大业的转型，亟需巨量的知识分子承担官府事务，于是“寻人启事”贴满乡野街巷。地方官府的差人，时常手里拎着钱袋子走街串巷，遇上识字的人，谈好价钱，便一手交钱一手带人，让他们前去官衙听用。这种“求贤”，由于需求量太大，也作为硬任务分配给朝廷重臣。丞相徐达是个粗人，什么叫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不明白，为了完成任务，见到识字的都抓，有不愿意的干脆绑起来送到京城，为此还受到了朱元璋的一顿批评。
作为知识分子，多少有些思想，有些见识，有些对时局的判断，新朝的这种“求贤”，并非一呼百应，回避或干脆拒绝的也不在少数。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对新朝的认识不到位，为了不出来当官为差，竟然自残，砍掉了自己的手指。这对叔侄被押到京城，朱元璋亲自将他们训斥了一通：生下你们的叫父母，有难救你一命的叫再生父母！现在天下太平，你们享受太平，我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不为再生父母效力，要你每（你们）何用？
夏伯启叔侄被骂得心悦诚服，最后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杀头。
较之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刘三吾与其显然不在一个层面。洪武十八年（1385年），朝廷需要特殊人才，通政使茹瑺举荐了刘三吾。
茹瑺，衡山人。明太祖朱元璋有天梦见“南岳神”来辅佐自己，第二天视察国子监，正好遇见太学生茹瑺，朱元璋大吃一惊：这小伙子跟“南岳神”长得一模一样！一问，居然还是“南岳衡山人”。朱元璋大喜过望，说你别去考试了，直接去当承敕郎，很快又将其提拔为通政司使。
衡山距茶陵不远，茹瑺与刘三吾一个是朝廷命官，一个是乡野文人，刘三吾不知道茹瑺，茹瑺却对刘三吾如雷贯耳，因为刘家在地方上实在是太有名了。
这一年，刘三吾已经七十三岁。明朝能活七十岁的人实在稀罕，所以地方官府通常给这些“寿星”发点“政府补贴”，他们死后还可以有几寸长的“传略”，载入地方志“耆宿传”。
七十多岁的人入朝，是茹瑺为了糊差事，还是这个人想混口饭吃？朱元璋感到很奇怪，决定抽时间当面见识见识。倘若有了差错，茹瑺与刘三吾的麻烦那都大了。
二、一言之失被“退休”
朱元璋本来想见识一下刘老头就算了，但见到刘三吾后主意又改了。刘三吾知识面太广，朱元璋想问的他都知道。更重要的是刘三吾身体特好，脑子清晰，干力气活都行。朱元璋情不自禁地与刘三吾谈了几个时辰，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场决定留刘三吾吃饭，自己酒都比平时多喝了几杯，给了刘三吾一个左春坊左赞善，接着又让他做了翰林学士。朱元璋同时表扬了茹瑺，后来将其晋升为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还写了个“中流砥柱”的字幅让茹瑺拿回家挂着。
刘三吾入朝后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因为新朝的治理难点旨在规范化，不能再像“创业”时期，头目一发话，大家就操起家伙把对方的城墙给拆了。刘三吾担负着教朱元璋三子晋王朱读书的任务，还要为朝廷制作大量公文，这种活普通知识分子也确实干不了。还有，倘若哪位王公去世，朝廷需要赏个碑文什么的，都得刘三吾执笔。特别是这个东西，人家的后人少则也得留个几百年，每个字都得讲究。
当然，饱学的刘三吾知识主要是应用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存心灵》《省躬录》《礼制集要》《寰宇通志》等御用典籍，都由他主纂。单是这几本书，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不了，何况是写。其中有几种，刘基那么神通广大，也都没办法完成。刘三吾的学问加严谨，从来不出错。
帝制《大诰》，是明初最重要的“大明法典”，普及率比《圣经》还高，老百姓家里几乎是一户一册。明初的中国，基本上是个文盲大国，但老百姓一字不识没有关系，朱元璋领导文化工作是弱项，领导文盲工作是强项，他让全国的村庄村口都建两个亭子：“申明亭”与“旌善亭”。前者张贴朝廷文告，公布本地的坏人坏事，后者则用来宣传好人好事。亭子里面会有个读书人，免费给你讲《大诰》。但要牢记一条，家里必须有一本《大诰》！因为万一哪天家人犯事了，有它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就会罪加一等。《大诰》的帝制，其实是朱元璋的口谕，也就是他听完案情汇报后，做个口头评点，刘三吾及相关文人将“最高指示”整理出来。整理时需要做技术处理，比方说皇帝评点时发出个语气词“嗷”，那得换成“嗯”什么的，否则给皇上造成精神损失，责任就转换到这帮知识分子头上了。
文字是刘三吾的，意思是朱元璋的，这一点刘三吾处理得很好。洪武十八年，同州人王权考中了进士，因为和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同名，朱元璋将他的名字改成王朴。钦赐佳名，王朴经常拿出来炫耀，事实上朱元璋对他确实不错，让其做了吏科给事中。科道官是皇帝直接领导的，王朴经常与朱元璋见面。有一次王朴逮着朱元璋的错误，便站出来与皇帝较真，朱元璋一生气，就把王朴赶回家了。
其实王朴没有错，所以朱元璋气消了之后便召回了王朴，并把他升为御史。朱元璋召回王朴，目的是让他好好做事，不是要他在自己身上挑刺。王朴则完全误会了皇上的意思，认为敢于直谏就是自己尽职，最后都能得到相应的好处。王朴回来后连夜起草了一篇“时事评论”，朱元璋见后大为光火，要把王朴推出去杀了。过了一会，朱元璋气又没了，派人追上王朴，说倘若承认错误、改正缺点，可以从轻处理。王朴这回又错误地总结了经验，认为又是一次升官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将筹码押在当“谏臣”上，这就没救了。
一看是真杀，王朴慌了。路过史馆时，王朴冲着刘三吾大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刘三吾当然听见了，但怎能真的这么写呢？后来，官民们见到《大诰》中“死罪进士”条文字是这样的：“王朴，任监察御史。一次为水灾受赃一百贯，戴绞罪还职；一次为奸顽诽谤不办事，处决。”
御用文人，关键是体现知识的应用功能。刘三吾厚道，人品好，但不是什么事都要逆着皇上干。刘三吾后来在《大诰后序》中说了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说：皇上励精图治，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言外之意，大概是讲作为皇帝，忙中出错是在所难免。点评王朴案，文中最精彩的一句话便是“何尤乎人”！刘三吾告诫官员们，《大诰》中被当作反面典型的这些人，罪有应得也好，冤深似海也罢，都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不要怨恨别人！
朱元璋信赖、赏识刘三吾，也并非因为刘三吾的处事风格，而是没有刘三吾这样的学识与智商，换了他人，根本没法适应。有一次，地方官送来一捆庄稼，这要是让徐达过来看，“老首长”瞧个半天，最后一准会说：这不是畜粪浇得多，谷穗长得大吗？
但刘三吾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叫“嘉禾之祥”，祥瑞之物，周成王时出现过。只有明君再世，天下太平，才会天降祥瑞。然后，刘三吾安排人记到史书，还安排画师写生存档。这不叫拍马屁，古代通常都这么处理。况且，领导也需要增强信心，需要鼓励。
后来，南京上空又出现了一次五彩云。这种瞬息万变的东西，刘三吾也及时发现了，并且做了类似的解释，类似的处理。
朱元璋杀人甚多，后人称其为变态。这个，没有医疗档案，不好定论，但心理压力他肯定是有的。心情不好，脾气就差，人的本能都是差不多的。心理疗法毕竟也是科学，刘三吾的工作就是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能让朱元璋有个好心情，这是各级干部的好事，老百姓的好事，等于是国家的好事。
有一年的夏天，朱元璋办公结束，特意找来刘三吾。朱元璋兴致勃勃地说：朕每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气始消，文运当兴。尔等宜考古证今，有所述作，以称朕意。
刘三吾为此迅速写了一首诗，朱元璋跟着和了一首。痛快啊！朱元璋高兴地赏给刘三吾一支笔，还是朝鲜进口的。
都这一把年纪了，工作尽心尽力到这份上，够不容易了。但刘三吾还是被吏部侍郎侯庸弹劾了一次，说他“怠职”。这些年轻干部也不想想，都跟你爷爷一辈的人了，还跟你一样上班下班，偶尔迟到早退，上班时间打个瞌睡，容易吗？朱元璋很公正，处分要给，但很快取消了。
刘三吾对明朝的贡献，还很微妙，几乎改变了明朝的格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不幸逝世。悲痛之后，朱元璋不得不将议立太子之事提上议事日程。在众官面前，朱元璋先讲了个意见：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
但这是个很大的难题。燕王朱棣，只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标死了，排在他前面的，至少还有秦王朱樉、晋王朱两个。而这时皇室诸王多拥有重兵，凯觎皇位的，并不是朱棣一个。立储本是大事，现在又不按规则出牌，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诸王不服，内乱都会有的。
太敏感就不能妄议，有主意、没主意的百官，谁都不敢开口。刘三吾挺身走过来，对朱元璋劝了一句：立了燕王，置秦、晋二王何地？
朱元璋听后，一句话都没有，大哭一声，离开了大殿。
纠结啊！但也实在没有好办法。最后，按照礼制，立了皇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如果没有刘三吾那一句话，朱棣很可能就是太子，那就没有建文帝，就没有“靖难之役”，就没有郑和下西洋……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睚眦必报的朱元璋，一口气出不来找了赵勉的茬。
赵勉，湖广夷陵（今宜昌）人，洪武十八年进士，后娶刘三吾之女为妻。老岳丈皇帝器重，赵勉官场直升，洪武二十二年晋刑部尚书，洪武二十三年迁户部尚书。但议立太子事件后不过半年，朱元璋就认为他们夫妇共同贪污，将二人给杀了。女儿、女婿死了，刘三吾也被降职。刘三吾心冷了，要求辞职，朱元璋同意他退休回家。“八十还乡能有几，当时画锦亦堪夸。”颐养天年，比起丢脑袋，结局也算不错。但回家没多久，朱元璋又将他召还朝廷，官复原职。一件用熟了的工具，朱元璋舍不得啊！
但这一次复出，刘三吾预想不到的祸事来了……
三、官复原职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天，朱元璋交给刘三吾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主持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九次科举考试。
这一年，刘三吾85岁。
刘三吾主持的是会试。明代的科举考试，考生先在县、府考试，考中的即为秀才。取得秀才资格，再到省里参加乡试，被录取的即所谓举人。秀才与举人都有相应的经济待遇，举人也可以被安排做官。
有了举人的资格，即可进京城参加会试。中了，再进宫殿，参加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殿试成绩分成三甲：第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不到十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名额不等（每科少则几十，多则两三百），同进士出身。殿试只排出名次，分出等级，没有淘汰，所以科考的关键只在会试，被录取的都是后人所讲的进士。刘三吾主持会试，责任重大。
明朝科考的规定文体是“八股文”。对于究竟什么是“八股文”，很多人会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天天研究“八股文”，折腾成癫狂，最后靠杀猪卖肉老丈人的一巴掌，才打回了原形。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朝廷设计出八股文，为的就是选拔有用的人，替朝廷更加有效地干活。结果选出一帮疯子、傻子，那朝廷岂不是疯子、傻子吗？
八股文为朱元璋倡导，刘基创制，尔后盛行明清五百年。八股文的核心，一是题旨，二是程式，即在特定内容与形式要求下，写命题文章。其题旨，限定于《四书》《五经》之内。其程式，是必须先破题、承题再起讲，然后在规定的起、承、转、合中阐发题旨。“题旨”体现的是朝廷意志，是对文章思想性的要求。朝廷招你出来，给你发工资，目的是要你为它做事。你连思想上都不拥护朝廷，那它不是给反对党发钱，当冤大头吗？
内容与形式上的规定，客观上有助于应试者知晓考试范围，考官评卷时有评判标准，体现出科考的公平、公正。
科考也并不是写一篇“八股文”就行了，考试的内容十分全面，无非没有今天的外语与计算机方面的内容。无论乡试还是会试，都要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经义三道；第二场，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全部内容，大到治国总论、封建伦理、经济理财、军事武略、文化教育，细到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钱粮赋税、马茶盐铁、公私财产、田亩纠纷，对上的报告怎么写，对下的批复怎么批，断的案子怎么给人家一纸判决书，等等。这一圈下来，被录取的人，放到下面当个地方官，或留在中央做个机关干部，直接上岗都是合格的。
所以，科举胜出的人，没有一个是低智商的，除非作弊。事实上作弊很难，考生进考场前，得从头到脚搜一遍。进了考棚，想抄袭，找不着人——每个考棚里，只有一人，并且吃喝拉撒都不准出来。跑出来抄别人？欠揍了。外面监考的，不光是戴眼镜的老师，还有带大刀长矛的军士。交卷后，有五道程序：吏员将试卷弥封、糊名，交给受卷官，盖上戳印后送至弥封所；弥封官将试卷折登、弥封、糊名、编号，送交誊录所；誊录官将考卷用朱笔誊录后，交对读所校对，对读后再交收掌所收藏。接下来，改卷开始，试卷先交同考试官评阅，考官手里拿着的试卷，是专人誊抄后的副本，字迹完全是一样的。同考试官看中的试卷，向主考试官推荐。最后，主考试官再将这些被推荐的试卷进行评阅。整个过程，均由内外监试官监督。
刘三吾主考的会试，就是在这种完备的制度下进行的。刘三吾除了年纪大了些，以其素质与学识，主持一场会试完全不在话下。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至临大节，迄乎不可夺”，垂老之年，还受太祖如此器重，承担为国选才的重任，心怀感激，不敢懈怠。会试前后权贵中有人给他递条子、送礼，他都挡回去了。考前叮嘱考官，严肃考纪，公正阅卷，杜绝舞弊，报效皇恩。考中不顾年迈，亲临考场。考试结束，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反复调阅，直到排出的名次名副其实，才登出杏榜，报告礼部。
一切顺利，只等放榜。
四、“南北榜案”
但杏榜放出不久，京城就炸锅了！
会试结束，绝大多数考生都没走，赖在京城等结果。来参加会试的都是举人，大家在地方上没有一个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自信心都强，有落第准备的举子几乎没有。杏榜一放出，考中、没考中的，跟这事毫无干系的，全过来瞧热闹，足足几万人！
会试录取的比例很低，举子们落第的概率其实很大，看完杏榜需要回去自励的人是绝大多数。但这一次是个例外，很多举子看完杏榜，不是认为自己能力水平欠火候，而是质疑朝廷存在严重不公：录取的五十一个人，全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朝廷是埋汰北方人，偏袒南方人！“地域歧视”的“问题”发现了，“原因”也跟着琢磨出来了：主考官刘三吾，南方人；副考官白信蹈等，也是南方人；其他考官，还是南方人——刘三吾等考官，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科举考试中的“地域歧视”，历史上还确实存在。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就“重北轻南”，有一年的状元是南方人，寇准直接就把结果改了，并直截了当地对同僚说：状元必须是北方的！直接改考试结果，寇准却一点事没有。
但刘三吾却没有寇准那般好运——中国人的性格，南柔北刚，中榜者如果是“清一色”北方人，南方人说不定发发牢骚，或者写封举报信，也就算了。北方人则不，他们成群结队来到礼部衙门，要找主考官刘三吾讨说法，闹得礼部天翻地覆。礼部既讲“礼”，也说“理”，但思想工作根本不管用。想想人家情绪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举子哪个容易，苦苦准备了许多年不说，这进趟京城费用就得几百两银子，搁到现在得一二十万哪！怎么回去，竹篮打水，面子怎么放，给省吃俭用甚至卖田卖地凑盘缠的家人怎么交代？所以，这闹事的劲头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后来，锦衣卫出动了都不管用，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南京城几乎沸腾了。
礼部官员一看事态不对，再捂着，自己又处理不了，生出什么乱子，那不要命吗？赶紧，上奏明太祖。朱元璋正在奉天殿办公呢，听到是举子们闹事，首先给了办公桌一巴掌：这么个事都处理不好，要你等何用？
礼部官员有苦难言，只好将举子们闹事的现场情形与事态发展，做了补充汇报。这等场面，朱元璋听后也皱眉了。朱元璋一面着礼部认真复查，一面又立即召来刘三吾。
刘三吾赶紧过去，朱元璋也不拖泥带水：你说说，怎么没有一个北方人？
刘三吾年纪大了，脑子却很清楚。他告诉皇上：北方不如南方，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过去蒙古人对北方摧残得厉害，文人不能很好地读书，现在他们的文章难免不如南方的举子。
对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刘三吾显然是对的，但他也动了一下脑筋：北方文人所受的摧残，刘三吾全部推到了前朝身上，当朝的责任那就不提了。
听了刘三吾的解释，朱元璋既没有责怪他有失全面，也没有感谢他曲意奉承，因为他要的不是产生问题的原因，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北方举子闹事的事，要是原因解释清楚就管用的话，那礼部早就把事情给灭了。
朱元璋还是有耐心的，毕竟是刘三吾，换了别人，早拖到下面打屁股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朱元璋启发刘三吾：先生为何不特地选拔几个北方举子，鼓舞一下北方举子的信心呢？
这下，刘三吾知识分子的昏劲上来了，他大讲了一通科举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根本没接朱元璋的茬。朱元璋怒了：既然北方人受压制那么久，都有一股怨气，那借会试的机会录取几个，安抚他们不正好吗？
刘三吾接下来的这一通，还是科举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百分之百的正确，百分之百的无用，朱元璋要的是管用的一招。文人，实际用途确实很有限。
刘三吾的方法正确而无效，朱元璋干脆来个错误而有效的：立即将全体考官都停职，试卷重新审阅。这一招，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瓢凉水。北方的举子，火气消了不少。谁委屈，那无非涉及几个人，不碍朝廷大局。
朱元璋亲自负责重审工作，张信等六七位翰林、侍讲具体复阅试卷。朱元璋让张信负责这项工作，是很动了番脑筋的：张信是定海人，如果他纠正了“问题”，对南方人来说显得公正；张信是前科状元，复查结果能显示权威性。更重要的一点，张信只有二十四岁，年轻人脑子应该灵活些，不会像刘三吾那样固执，解决举子闹事的事应该比刘三吾有效些。朱元璋还特意叮嘱张信，发现作弊的蛛丝马迹，立即奏报。
张信复核试卷的消息不胫而走，北方举人看到了希望，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四月十三日，朱元璋亲自在奉天殿和大臣们一起听张信复核试卷的报告，刘三吾和白信蹈也参加了。朱元璋神情严肃：这次会试，录取的都是南方举人，全国上下非常愤懑！朕让张信重新审阅试卷，今天张信等十二位官员已经审阅出结果，即将公布。刘三吾等人需要仔细听着，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当面询问。张信等人也要公道，以服天下。
肩负使命，张信的报告非常严肃：臣查阅了北方举子的试卷，这几个在北方举子中属佼佼者，试卷文章通顺。
刘三吾一听，心都冷了：北方举子的试卷，稍微有点学识的一看就清楚。你这都是什么水平啊！
张信接着说：这次中榜的五十一人，最后一名是李容。北方举子中成绩最好的，当属韩克忠。但就这两个人作比较，韩克忠只能排上第五十二名！
奉天殿中的所有大臣，包括刘三吾，全都愣住了。但朱元璋没有，尽管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结果。
朱元璋笑了，指着张信：你接着说，说说你到刘三吾家都干了些啥？
这回，只有张信和刘三吾两个人愣住了。张信说：臣与所有复核官，从接手之日起，家都没回过啊……
朱元璋说：那你就说说，刘三吾的家丁与你的家丁，在你家门口谈过的是什么？
两家家丁见面？张信不知道，朱元璋当然知道，因为锦衣卫就是专干这个的。
朱元璋吼了：翰林院官员相互庇护，会试和复审继续作弊，实在辜负了朕！
老一辈文人与新一代文人，确实太辜负太祖的期望了：太祖要你们泼水灭火，但你们泼出的都是油。
张信、刘三吾以及所有考官，全被拿下，送入大牢！
五、无用之用
从通过主考官员刘三吾主动“纠错”，到任用张信等复阅试卷，以调整会试结果平抑社会矛盾，朱元璋的心思一个都没实现。刘三吾主持的会试又找不到明显错误，发出的杏榜又不好作废，朱元璋只好下旨再举行一次会试。
第二次会试的结果出来了，一共录取了六十一名，比前榜还多十名。有意思的是，这次杏榜上的名单，全是北方人，居然没有一个南方人。
概率，概率论，反正明朝人谁都没学过。来京城考试的人，考上没考上，全都回去了——是谓“南北榜案（春夏榜案）”。“南北榜案”，张信、白信蹈等二十多个考官、复查官员被杀。刘三吾老了，又是世子老师，做过很多具体的事，免了一死，发配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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