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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渡户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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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谷臻小简·AI导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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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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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第一章 作为伦理体系的武士道2. 第二章 武士道的渊源3. 第三章 正直与公正4. 第四章 勇气,无畏坚忍的精神5. 第五章 仁慈,恻隐之心6. 第六章 礼7. 第七章 诚实与真诚8. 第八章 荣誉9. 第九章 忠义10. 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训练11. 第十一章 自我克制12. 第十二章 自杀与复仇的习俗13. 第十三章 刀,武士之魂14. 第十四章 妇道及妇女的地位15.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影响16. 第十六章 武士道尚存?17.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未来第一章 作为伦理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和日本的象征樱花一样,也是日本本土开出的一朵花。武士道产生于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消失后,它依然存活,并且以它的光辉继续照亮我们的道德之路。在武士道被人遗弃的母体制度的停尸架旁,伯克曾致以著名的动人挽歌。能用伯克使用的语言来讲述武士道,我感到高兴。

  可悲的是,有关远东的信息现在很匮乏。又过了十多年,在我们的封建制度处于生死存亡时,卡尔·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提醒读者研究封建制度的社会及政治机制的优势,那时,只有日本还保留有这种制度。与此类似,我想告诉学习历史及伦理学的西方学生:要研究武士道精神,还得关注当今的日本。

  对比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并撰写成历史论文,这是件很具诱惑力的事情,但不是本书的目的。在本书中,我要讲述的是:第一,我们的武士精神的起源与成因;第二,它的特质与教义;第三,它在民众中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延续性与永久性。

  我尝试把“武士道”这个日语词译作英语“骑士道”,以更具表现力。“武士道”字面作“武士之道”解,就是从武的贵族在军事生涯及日常生活中理应遵从之道。简言之,就是“武士准则”,武士阶层“作为贵族理当行为高尚”。一些词语具有民族性,能体现出鲜明的种族性,使得最好的翻译也不能展示出它们全部的特质,甚至会被扣上不恰当、不合适的帽子。

  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这些不成文的规章,却对实际行动颇具约束力,就像书写在武士们心灵中的一部法典。它不是源于某一个人头脑的创造,无论这个人多么有才华;也不是源于某一个人的生平,无论这个人多么显赫。它是在数十年、数百年中,在武士精神的发展中有机形成的。

因此,我们不能给出武士道起源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说“这就是源头”。由于武士道精神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在时间上,它的起源或可被认为是封建时代。但是封建时代本身是错综复杂的,武士道也同样具有错综复杂的性质。可以说,在英国,封建政治制度始于“诺曼底征服”,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在日本,封建制的崛起与12世纪后期源赖朝的统治大致同步。当然,正如我们可以发现英国远在威廉时期就有封建制萌芽,我们也会发现日本的封建制萌芽要早于我刚才提到的源赖朝时期。

再者,和欧洲一样,日本封建制正式建立之时,专职的武士阶层随之崭露头角。这些人被称为武士,就像古英语中的骑士,字面意思是卫兵或侍卫,性质类似于恺撒讲述的阿魁塔尼亚的死士,或者接近于塔西佗所说的跟随日耳曼首领的卫士,抑或再往后做个类比,就像人们从书上读到的欧洲中世纪的士兵。日文中也普遍采用汉字“武家”或“武士”来表示。在长期频繁的战争中,这一阶层不断汇集了最具男子气概、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当然对这个阶层人员的筛选也一直未停,孱弱者被淘汰,就像爱默生所说的,只剩“一群拥有男性气概的、具有野性力量的、粗鲁的人”得以存续下来,进而组成武士家族与阶层。武士阶层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又隶属于不同家族,他们需要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就像医生以职业道德限制同行之间的竞争,又像律师违反了职业规范就要被质询,武士们也必须有能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进行最后审判的一种衡量标准、一种标准手段。

儿童伴随这些观念开始人生,武士也是如此。假如只单独实行军事体制而没有更高的道德支持,那么武士的理想离武士道会有多么遥远!拉马丁说:“宗教、战争和荣誉,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三大灵魂。”第二章 武士道的渊源

  

佛教未能赋予武士道的,日本的神道教刚好给予了充分补充。对君主如此忠诚,对祖先如此尊崇,又如此孝敬,任何其他宗教都没有教过这些,而神道教义却为武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不过,古希腊的教育也好,日本的教育也好,因它不是解剖学或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的肉身的认识,这种认识是道德类的,是我们道德本质的内省。

对自然的崇拜使国家观念深入我们的灵魂,而对祖先的崇拜,一个世系一个世系地追溯,最后使皇室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祖先。于我们而言,国家不单单是挖掘金矿或收割稻谷的土地和土壤,它是众神即我们先祖之灵的神圣居所。

  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导特征一一爱国主义及忠诚。这种宗教,或许称之为这种宗教所表现的种族情感更加正确,给武士道彻底灌注了忠君爱国主义。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教条,不如说是动力;因为神道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它几乎不给信徒制定任何信条,却向他们提供直接简单的行为准则。

  至于严格的道德方面的教义,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孟子的理论在当时被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是有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因而他的著作曾长期受禁。虽然如此,这位大师的言论还是在武士们心中扎下了根。

孔孟的论著成为青年的主要教科书、老者讨论的至高权威。然而,仅熟悉这两位圣贤的经典还是不会受到崇高尊敬的。有句谚语讥讽一个只懂孔子理论的人是“一个读《论语》却不知《论语》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把一个文学的博学之士称做书虫,另一位则把学识比做散发着臭味的蔬菜,在适合食用之前必须一遍一遍地煮。一个几乎不读书的人有点迂腐,一个读书多的人会更迂腐,两者都令人不快。其实作者的意思是,只有当知识被吸收进学习者的头脑并在他性格里显现出来,才是真正的知识。一个知识方面的专家被看做是一台机器。知识本身被视为从属于道德情感,人类和宇宙被认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武士道不能接受赫胥黎的看法,赫胥黎认为宇宙变化过程是没有道德因素的。

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识是这样的,它本身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不过是被看做只会背出诗歌警句的便利机器,知识的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导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身上最为典型。王阳明毫不厌烦地重复着,要“知行合一”。

然而,仅熟悉这两位圣贤的经典还是不会受到崇高尊敬的。一个几乎不读书的人有点迂腐,一个读书多的人会更迂腐,两者都令人不快。知识本身被视为从属于道德情感,人类和宇宙被认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识是这样的,它本身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  

我认为,神道教以简洁教义所表达出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接受阳明学说尤其开放。他将自己天理即良知的学说发挥到极端先验主义,认为良知不仅具有感知善恶的能力,还具有感知心理事实与物理现象的特性的能力。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何种渊源,武士道从中吸取并融入自身的基本原则都少而简。尽管它们少而简,可即便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动荡危险的时期,它们也足以提供安全的处世之道。我们的武士祖先,天性健全淳朴,他们从古代思想的大道及曲径中,捡拾出一束由平凡、断片的教导组成的谷穗,由此引生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在时代要求的激发下,从中创造出一种崭新而类型独特的男子汉气概。

这就是为什么16世纪最大程度地展示出日本民族的主要品质、禀性与精神上的极大多样性。在印度乃至中国,男子的差异看起来主要是精力或智力程度的不同,可在日本,还有性格原创力的不同。现在,个性是优秀民族的标志,也是发达文明的标志。如果我们使用尼采的话语来表达,也许可以说,谈及亚洲的人,我们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平原,而谈及日本人时一一却如同谈及欧洲人,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山峰。”第三章 正直与公正

  在此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武士行为规范里最令人信服的准则。一位著名武士将其定义为下决心的能力:“正直是在某项行动中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的能力,该赴死时就赴死,该攻击时就攻击。”另一位武士作了如下谈论:“正直就是赋予人坚定品格和伟岸身形的骨骼。没有正直,正如同没有骨骼。”

  即便是在封建制末期,长久的和平给武士阶级带来闲适的生活,随之产生各种形式的挥霍与各种成就的文艺,“义士”(一个正直的人)这个词也依然被认为高于任何表明掌握学识或艺术的称谓。

  在将狡诈虚伪当做军事技巧、将彻底的谎言当做战争谋略的时代,坦率诚实,这一男子汉美德是熠熠生辉的宝石,受到最高颂扬。正直是另一种武德、勇猛的孪生兄弟。不过,在谈论勇猛之前,让我多花点时间说说“义”的一个派生词。起初它只是稍稍偏离词源,然后渐渐远离,直到在大众接受的过程中它的意义被改变——我说的是“义理”,字面意思是“正确的道理”,而随着时间改变,它的意思是公众舆论期待任职者应完成的一种笼统的责任。以后,我们谈论义理,指的就是我们对双亲、对上级、对下属乃至对社会等所负的责任。

  义理的根本意思莫过于职责。人们制定义理这个权威很正当,因为如果爱不能很快产生德行,那就必须有诉诸个人智力的素质,并且必须激发他的理智,说服他相信正确行事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而言,义理是一位严格的任务监督者,手执桦条(准备鞭笞惩罚),驱使懒惰者尽职。我认为义理是人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在人为的社会里,出生的偶然及不当的偏袒构成了阶级差异,家庭成为社会单位,年长的人比有才的人更优越,而自然的情感必须屈从于专断的习俗。用过了头或达不到“正确的道理”,义理会变成可怕的错误名词,它的羽翼庇护了各类诡辩与虚伪。倘若武士道没有对勇气的敏锐而正确的认识,没有无畏坚忍的精神,义理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滋生懦弱的温床。第四章 勇气,无畏坚忍的精神

  

勇气几乎不能算是美德,除非它用在正义行为中。孔子,在《论语》里通过反义解释来给勇气下定义。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将这句隽语正面阐述,就变成“做正义的事是有勇气”。不过,在武士道这里却并非如此。为不值得死的事而死被看做“犬死”。德川家康曾说:“冲入酣战的疆场被杀,很容易,低微的村夫也能做到。”他继续说:“但是,真正的勇气是当生时生,当死时死。”柏拉图将勇气定义为“关于人应该畏惧及不应畏惧的事物的知识”,德川可不曾听说过柏拉图的名字。西方关于道德勇气和身体勇气之间的区分,我们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

勇猛、坚毅、勇敢、无畏、勇气,这些灵魂特质最容易吸引年轻人,能经过锻炼及示范而得以训练,并成为最受欢迎的美德,年轻人很早就会效仿。有时父母以近乎残酷的严厉叫孩子去完成需要用上他们全部勇气的任务,他们的说法是,“熊将幼崽投入峡谷”。间或不给食物或是暴露在严寒中,被看做是对孩子忍耐力的非常有效的锻炼。

  这种极端斯巴达式“训练勇气”的方法会令现代教育家感到震惊、疑惑,怀疑这种种方式是不是残忍,是不是将内心的柔情扼杀于花蕾形成之中?

勇猛的精神实质是由冷静、内心的镇定自若得到证明的。平静是憩息中的勇气。勇敢的行为是一种动态表现,平静是勇猛的静态表现。真正勇敢的人永远是安详的,他从不感到惊愕,没有什么能扰乱他精神的平和。战斗激烈时他保持冷静,危难之中他保持内心平静。地震无法动摇他,对于暴风雨他付之一笑。我们崇敬他,因为他是真正伟大的。

勇气甚至含有娱乐的因素。普通人看来天大的事,在勇者看来也许只是一个小游戏。因此,在古代战争中,交战双方互致辞令或是进行和歌比赛,一点儿都不稀奇。战役,不仅是暴力相搏,也是知识的较量。

尼采说过:“你以你的敌人自豪,那么敌人的成功也就是你的成功。”这道出了武士的心声。诚然,勇猛和荣誉都要求我们对待敌人就像对待和平交往的朋友一样,当勇气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接近于孟子所言的“仁”了。第五章 仁慈,恻隐之心

  爱、宽宏、仁爱、同情和怜悯,一直被视为至高美德,被标榜为人类灵魂所具有的最优特质。孔子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又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孟子紧随其后,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还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孔子、孟子都将王者的必要条件定义为“仁者,人也”。

  封建制政府很容易向军国主义堕落,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感谢仁慈,是它把我们从最恶劣的专制主义中解救出来。被统治者要完全奉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而统治者除了放纵自己的意志就再没别的了,这自然就是独裁发展的结果。

  我决不是要维护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但把封建制简单等同于专制制度是错误的。当腓特烈大帝写下“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时,法学家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由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到来了。古代中国的《诗经》上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而孔子在《大学》中教导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样,公众舆论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和专制就合而为一了。也正是如此,武士道接受了一种父权的——相对于“山姆大叔(美国)而言”——统治。

我们知道,仁慈是一种像母亲一般温和的美德。所幸仁慈是美丽并且常见的,因为“至刚则至柔,爱即勇”的道理,众所周知。不是因为武士的仁慈与其他人的仁慈种类不同,而是因为它意味着这种仁慈并非盲目冲动,且需适当考虑公正。经济学家可以“有效”或“无效”论及需求,我们同样可以让武士的仁慈成为“有效”,因为它意味着仁慈的承受者的利益,会危及武士自由行动的权利。

武士既为蛮力以及充分利用蛮力的特权自豪,也完全同意孟子所倡导的“仁”。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他还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因而仁者从来都想着那些受苦受难、绝望之人。

不同国家的骑士荣誉准则是如此的一致,确实不同寻常;换言之,被滥用的东方道德观念,在欧洲最高尚的文学中也能发现与之对应的格言。如果把下面这句著名的诗句送给一位日本绅士:这是你的艺术,以法为桂冠,建立和平之道,败者安之,骄者挫之。这位绅士也许会立即指责写出这句格言的曼图亚诗人剽窃了日本文学。以此诗句颂扬对弱者、被践踏者、被征服者的仁慈,这对武士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武士阶层鼓励作诗,表面看是为表达某些事物,实则是为促进温文尔雅的情感修养。因此,我们的诗歌潜藏着一股伤感和柔美的暗流。因此,我们的诗歌潜藏着一股伤感和柔美的暗流。一位乡野武士的轶事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教他学习诗词格律,习作第一篇,定题为“莺啼”。这使他暴跳如雷,他把这篇无聊的习作扔到老师脚下:勇敢的武士背过耳朵,不听黄莺的啼叫。

  他的老师并未在意武士的粗野宣泄,他继续教导年轻气盛的学生。直到有一天,武士灵魂深处的音乐被唤醒,应和着黄莺的甜美歌声,他写道:身着铠甲的武士伫立着,谛听美妙莺啼穿过林间。

  我们仰慕并欣赏克尔纳短暂一生中的英雄业绩。当负伤倒在战场上时,他匆匆写就了著名的诗篇《告别生命》。类似事迹在我们的战争史上绝非罕见。简明、隽语式的诗体,尤其适合即兴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其实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每个人都是诗人,至少是蹩脚诗人。经常会见到行进中的战士突然停步,从腰间取出文具写诗一篇。之后当人们从了无生命的战士身上脱下头盔或胸甲时,就会发现这些诗稿。

  在战争的恐怖中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在欧洲由基督教为之,在日本则是由武士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来完成的。温文尔雅的感情有助于对他人苦难的体认,而尊重他人的感情,由此产生出谦逊和殷勤,正是礼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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