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8卷 革命、战争与澳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志良,娄胜华,何伟杰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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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18卷 革命、战争与澳门试读：

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800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二十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1990年，台湾学者以30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1994年、1995年曾组成10人至30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三十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18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中华民国专题史》的18个专题目录如下：

1．《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2．《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4．《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5．《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7．《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8．《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9．《城市化进程研究》

10．《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1．《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12．《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13．《边疆与少数民族》

14．《华侨与国家建设》

15．《台湾光复研究》

16．《国共内战》

17．《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18．《革命、战争与澳门》

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

大陆地区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　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　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

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田　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　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　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

秦　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

牛　力（南京大学博士）

吕　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

台湾地区

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

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

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

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香港澳门地区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

南京大学改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澳门基金会

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

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张宪文　张玉法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章　“自治”实验及其转折：殖民管治的变迁 第一节　自治规章的制定与完善 一、1917年《澳门省组织章程》与1926年的调整二、1933年“新体制”与强化澳门管治三、澳葡政府的架构及其演变第二节　华人社会的管治 一、澳葡政府沿用晚清形成的华人社会管治措施二、华人社会的自治：从镜湖医院到中华总商会三、澳门华人命运同祖国紧密相连

第二章　国民革命与澳门 第一节　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澳门的活动 一、同盟会创立和港粤澳主盟人二、同盟会香港分会与冯自由、李自重三、乐群书室：同盟会在澳门的首个革命机关第二节　从澳门到光复石岐、进军广州西关 一、澳门和起义者的角色二、石岐的官军、团练和土匪三、从小榄、前山到石岐兵变四、起义后的香山县政、防卫和进军广州西关第三节　“五二九”工运与省港大罢工 一、冲突的导火线二、省港罢工潮中的澳门

第三章　界址争执与中葡交涉 第一节　中葡新政权澳门勘界交涉 一、清代谈判的接续二、葡人侵略行径三、激起民愤第二节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一、《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二、中葡新约后的交涉

第四章　“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运动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澳葡“中立” 一、澳葡“中立”政策的确立及其执行二、澳葡政府对救亡赈难活动的态度第二节　结社蜂起与救亡运动 一、结社蜂起二、救亡运动第三节　难民涌入与赈难救济 一、难民涌入二、筹募活动三、难民救助

第五章　国、共在澳门的活动及其影响 第一节　国民党在澳门的活动与发展 一、同盟分会及中华革命党在澳门的活动二、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初创三、抗战时期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四、澳门国民党组织的公开及其影响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隐蔽活动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澳门的组织及活动二、抗战时期中共在澳门的救亡工作三、国共争夺全国政权时期的澳门中共组织

结语　风云变幻中尴尬图存 一、政府管治：“自治”与集权二、经济民生：赈难与“繁荣”三、文化教育：发展与奠基四、对外关系：平衡与自保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图表目录

表1-1　澳葡政府架构演变表（1917—1949）

表1-2　澳门华商加入澳葡政府机构名录

表2-1　支持香山起义之民军的根据地、领导者与参与者数目

表4-1　澳门“中立”时期民间救亡赈难社团概览(1)

表4-2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各队情况表

表4-3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牺牲人员表（按时间顺序）

表4-4　四界救灾会筹款活动不完全统计

表4-5　中日战争期间迁来澳门的中学

表5-1　1946—1948年国民党影响下的澳门社团变动

(1) 原文如此，“回国”应为“回乡”，余下同。绪论

自开埠以来，澳门的政局变幻和历史发展无不受中葡两国乃至更广阔的国际格局的共同影响。20世纪初，作为欧洲海外商业帝国先驱的葡萄牙和绵延千年的中华封建帝国，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了推动历史剧变的民主革命，这给澳门带来了持续的动荡和深刻的影响，保守与革新、内忧与外患、生存与救亡在这块弹丸之地上绵密地交织，激烈地争夺，使1911—1949年成为澳门历史上极为特殊且意义重大的一个时代。第一节　葡萄牙、中国的民主革命及其对澳门的影响

自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清政府并通过《南京条约》占据了香港，葡萄牙方面便试图改变澳门此前只有局部自治权而无主权的政治地位。1844年，葡萄牙女王唐娜·玛丽亚二世（D．Maria Ⅱ）敕令澳门成为葡萄牙的远东省会，并通过由王室委任的总督干预澳门事务，使澳门处于葡萄牙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之下，也使澳门葡人政府的政治变化与葡萄牙本国处于联动状态。一、葡萄牙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澳门的影响

1910年10月3日，葡萄牙爆发民主革命，卷入这场革命的有陆军、海军及共和党的各个革命组织。10月5日，葡萄牙宣布成立共和国，葡萄牙布拉干萨（Bragança）王室被驱逐出境，君主制被推翻。新(1)政权由特奥斐洛·布拉加（Teófilo Braga）执掌。共和政府一经建立，葡萄牙海事及殖民地部部长阿泽维多·戈麦斯（Azevedo Gomes）即致电澳葡总督马奎斯（Eduardo Augusto Marques）：昨日庆祝共和成立。陆军、海军及民众踊跃参加，欢欣鼓舞，

治安良好。临时政府总统特奥斐洛·布拉加、军事部长炮兵上校

沙维尔·巴雷托（Xavier Barreto）、内政部长安东尼奥·若泽·达·

阿尔梅达（António José da Almeida）、财政部长巴西利奥·斯特

雷斯（Basilio Stelles）、公共工程部长安东尼奥·卢伊斯·戈麦斯（António Luiz Gomez）、海事及殖民地部长阿泽维多·戈麦斯（Azevedo Gomes）、司法部长阿丰索·科斯塔（Afonso

Costa）、外交部长贝尔纳尔蒂多·马查多（Bernardino

Machado）。请将此事通告您辖下之民政及军事当局。

消息传至澳门后，澳门葡人社会对这一历史转折表现出极大关注，但也出现态度分化：一方面是以“富裕阶级”为主体的顽固的君主政体支持者，另一方面是以普通澳门葡人、军人与海员为主体的共和主义者，双方针对共和制的建立逐步展开激烈交锋。10月11日，澳门市政厅庆祝葡萄牙共和制的建立，4天后，葡萄牙共和国旗帜首(2)次飘扬在市政厅大楼之上。尽管澳葡总督马奎斯赞同革命，但是他却不肯颁布驱逐传教士的法令，因而导致11月8日的兵变。为了平息兵变，马奎斯于11月19日颁布命令，将除主教之外的澳门耶稣会教士与方济各会教士驱逐出境。嗣后，马奎斯本人也因对新政策的不满而辞职。此事在香港和北京新闻界都引起关注，也被反映到里斯本，(3)但共和政府却对其在澳门引起的乱象毫无反应。而大多数澳门葡人则对革命持有认同的态度，为了庆祝葡萄牙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他们将澳门最为繁华的呬孟街改名为十月初五街（Rua Cinco de Outubro），西湾至妈阁庙之间的新建路段命名为民国大马路（Avenida da Republica）。

葡萄牙共和政府的建立及其海外政策给澳门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伴随葡萄牙共和国而诞生的《大西洋民国宪法》，它是革命的产物，坚持共和国的民主性，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突出主权机关的立法权。然而，海外属地的一般立法地位得到保留，因此，它宣称澳门是适用该宪法的葡萄牙“领土”。同时，这部宪法力主维护中央集权，赋予宗主国议会在海外省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削弱海外省的自治地(4)位，新政权的这些倾向使得澳门自治化受到阻碍，并给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其时，署理澳葡总督马楂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在其完成于1913年的《澳门面面观》一书中指出，“当澳门一如既往受制于中央集权统治时，千万别想进步”，“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殖民地的所有资本、商业、工业和生活，不能受制于千里之外那几个政务缠身之士的喜怒及其对环境的一无所知、幻想和政策，他们想象不到，那些需要解决的事项若略有耽搁，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有多大”。他对葡萄牙政府没有对澳门制定出任何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管理措施表示不满，认为“我们的殖民管制桎梏重重，充满对华人不友好、于环(5)境荒谬绝伦、对类似情况下的经济生活有害无益的法律”。尽管澳(6)门在1913年进行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市政选举，但葡萄牙的政治变动和其对澳政策成了困扰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港口工程受阻、行政组织亟待非集权化、赌博和鸦片收入的减少导致收入来源不稳定以及散居东方及世界各地(7)葡人的国籍归化等方面。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也根据整体殖民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调适，以适应澳门的实际需要，但澳门状况毫无起色。

至1914年，葡萄牙政府学习英国殖民管理经验，制定出《海外省民政组织法》，确立海外省的财政及管理自治原则，后以此为法律基础于1917年通过《澳门省组织章程》，对殖民地的政治、行政、财政和市政组织及运作做出详尽的规定。根据章程，澳门开始享有（受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的）行政、财政自主权，本地利益开始获得照顾。而在1920年葡萄牙的《宪法》修改中，澳门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殖民地管理条例此后又在1926年葡萄牙当局通过的《澳门殖民地组织章程》中得到系统化。也就是说，葡萄牙中央政府先后制定4部法规，以消弭对澳门的不良影响。葡萄牙对澳门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无疑是合理的，尤其是其中适应现实的法例，若有合适的人选来执行，效果更相得益彰。

由于澳门与里斯本距离遥远，葡萄牙政局变化对澳门时局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法律的修订与执行、共和之意义与其对海外属地的实际影响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澳门本地葡人淡然面对姗姗来迟的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远没有出现90年前葡萄牙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之际澳门葡人的欢庆场面，这似乎显示出澳门本地葡人对故国政治更加冷漠。反而是葡萄牙本国人在共和之后大量涌来澳门，将葡萄牙党争政治延伸至澳门，在这里形成共和、保皇两派之争，对澳门政局造成消(8)极影响。

共和党作为革命主力，在推翻布拉干萨王室的革命中得到了陆军和海军的支持，但在革命成功后，共和党无法维持团结一致，分裂为主张彻底改革的民主党和主张让步调和的进化党、联合党等派别，它们在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战之中又再次经历分化，给葡萄牙政坛带来持续的动荡，仅1920年一年内便更换了8次内阁。而在一战前后的10多年时间里，在国内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与战争的多重打击下，葡萄牙国内政治乱象丛生，澳门便成为各路政客回避政治风险或捞取政治资本的海外福地。例如，曾任戈斯达（Afonso Costa）政府内政部部长的罗德礼（Rodrigo José Rodrigues），他在里斯本失势后，来到澳门出任总督，并将其民主党的革命精神带到遥远的东方，而跟随他来澳的政府秘书长罗萨（Manuel Ferreira Rocha），不久便回到葡萄牙担任殖民部部长。而另一位革命理想截然不同的海军上尉瓦尔德斯（Henrique Travassos Valdez），则远征澳门，利用不同政见联合本地保守势力与罗德礼针锋相对，最后当选为葡萄牙国会澳门区的议员，重获政治生命。当选后，瓦尔德斯马上回到了里斯本继续他的革命斗争。原本无足轻重的澳门区议员头衔成了兵家必争之物，但这种权力争斗直接影响了澳葡政府的施政，如罗德礼为发展澳门经济贸易与外国公司签订的改良港口工程合约，便成为党争的焦点，一直闹到里斯本。澳门葡人在政治上的争斗，甚至渗透到驻军中，并曾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内讧，差点将澳葡政府推翻。

不仅如此，由于公务员依法在澳门领取与在葡萄牙国内相同数目的薪资，但却以币值高出葡盾20倍的澳门元结算，所以，在澳门任(9)职也赋予了他们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大量葡人前来澳门工作，给澳门财政造成沉重负担。此间，葡萄牙政府也试图在澳门施行一些传统的殖民措施，例如，1924年将路环由流放地变为流放犯殖民地，专门收留来自帝汶和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犯人以及由本地区法院判处流刑15天以上的犯人，其中，凡服刑2年以上者，若表现良好，总督为其在路环提供一块耕地，使路环成为垦殖地，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10)得到物质支援。

直到葡萄牙共和国右翼军人戈麦斯元帅（Gomes da Costa，曾在澳门修道院读小学和中学）于1926年5月28日发动军事政变，解散国会，宣布政治党派为非法，并建立第二共和国后，葡萄牙局势才略为稳定，但这也开启了长达8年的葡萄牙军事独裁时代（1926—1933）。第二共和国新任财政部长萨拉查（António Oliveira Salazar）很快在政府内部发挥巨大作用，又从1930年以殖民部部长的身份开始加强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萨拉查在1932年出任首相，增强(11)了政治警察的权利，开始了专制统治。期间，由于许多来澳暂避的葡人返回里斯本，澳门的政治风气才有所改善。

曾于1918—1919年度出任澳门总督的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于1926年12月再度出任总督，其政府对华人采取“诚心相孚”的政策，其行政“皆本友善之精神，务以适合华人性质及风俗习惯为宗旨”，平息了此前由于葡人治理不当、民族矛盾及中国内地紧张局势所导致的澳门社会内部的反葡、仇葡情绪。巴波沙不仅善于鼓励本地华商投资，还关注到发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一改多年来中葡之间的紧张关系。粤澳两地政府高层恢复并加强了友好往来，边界纠纷亦趋于平息。巴波沙当政期间部分实现了马楂度总督10多年前提出的计划，澳门的工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快速恢复后进而稳定发展，且在电讯、邮政、交通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澳门至石岐的公路也于1928年3月18日正式开通。此外，港澳关系亦越来越密切，跨海水上交通日趋完善和发达。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教育文化的蓬勃，澳门逐渐步入缓慢但较稳定的近代化进程。巴波沙此次总督任(12)期长达5年，对促进澳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1930年萨拉查担任殖民部部长后，葡萄牙政府通过了《殖民地条例》，代表着对海外殖民地进行新政改革的开始，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减低海外殖民地的自治程度，提出“葡萄牙国家组织的核心工作是履行历史职责，拥有海外地方，使之成为殖民地，并使当地居民成为文明人”，致力于促进宗主国与所谓“葡萄牙殖民地帝(13)国”之间的团结。1933年，作为首相，萨拉查又推出《海外行政改革法》，冀以单一的《葡萄牙殖民帝国组织章程》对殖民地内部的各方面管理做出全面规定，殖民地部部长成为殖民政策的主要指导者和领导人，代表中央政府对殖民地行使除议会保留立法权之外的所有权力，俨然“总督的总督”，极大地制约地方行政权限，形成澳门市(14)政区制度的基本框架。在这种框架下，信奉萨拉查主义的国民同盟作为各殖民地唯一获得许可的政党，在澳门占有相当大的代表比(15)例，一直维持到二战后。

尽管政治动荡起伏，但澳门经济在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期间仍有所发展，其成果于1926年11月以博览会形式展出。该次展览会历时一个月，共有597个参展单位，其中本地540个，涉及的行业包括中国酒、洋酒、纺织加工、橄榄油、木像制作、金饰、捕鱼、鞣革、制鞋、火柴与爆竹、造纸、制烟等，吸引观众近30万，是澳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业展览会，成功地促进了澳门的实业和进出口贸易发展。(16)在葡萄牙第二共和国期间，澳门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1930年5月，澳门政府宣布在经济局内设立游历经理处，负责研究及提议有关游历澳门的一切事务，以便招揽游客，并将澳门经济及实业成就暨政策介(17)绍给游客加以宣传。尽管市道萧条，澳门政府认为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澳门繁荣，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虽然要限定赌博公司的数量，但不能因此损害特许权获得者（番摊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每年向澳门政府交纳14万美元的租金。当时澳门总督美兰德（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建议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高级豪华娱乐场，把澳门转变成蒙地卡罗，吸引那些腰缠万(18)贯的欧洲人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当年12月，澳门财政总局于10月间挂出招标的番摊生意被澳门商人黄叔平、范洁朋、李汉池、马斗南、伍于汉等人的联合公司投得，开始在总统酒店经营“豪兴”番摊馆。但从1935年开始，澳门停止了博彩专营，允许任何条(19)件齐备的公司经营博彩业，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澳门带来人气，澳门博彩业日益兴旺，其承办者傅老榕、高可宁等华人也由此成为澳(20)门主要商人和华人代表。

与此同时，烟薮毒窟的形象困扰着澳门，“在澳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始终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它是一项政府垄断，长期以来充当着财政收入的主来源之一。说它是政治问题，乃是因为鸦片贸易，就像鸦片的食用一样，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澳(21)门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国际鸦片走私中心的名声”。1930年，国联任命“吸用鸦片耗用控制调查委员会”抵达澳门，专门调查澳门“吸食鸦片”问题，发现当时澳门公开吸食鸦片的营业场所有50间，公开贩卖鸦片的商店有86间。在国联及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葡萄牙殖民地部下令澳门政府立法彻底禁烟，澳门政府随后组织了一次取缔烟馆行动，又取消了鸦片专理和烟膏配置的机构。到1933年，澳门政府的鸦片收入降到历史最低点，但鸦片问题不久后又死灰复燃。(22)1935年，葡萄牙殖民地部部长敕令澳门修订《澳门鸦片烟总章程》，意在压制澳门烟业。然而，该章程虽然对鸦片经营做出严格规定，澳门政府亦于1936年停止发放开办烟馆的许可，但却是一个有利于澳门政府加强鸦片专营和垄断的章程，因此，澳门政府鸦片收入(23)急剧上升。直到1946年，澳门政府才正式宣布澳门“彻底根除鸦(24)片”，封闭所有烟馆，并对吸毒、贩毒采取严刑处分。二、中国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澳门的影响

尽管葡萄牙的革命与共和政府对澳门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由于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及随后建立中华民国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深刻影响并改变着澳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11月9日，广东各团体在咨议局举行会议，共推胡汉民为都督，蒋尊簋为军政部部长，陈景华为民政部部长。胡未到任，以蒋为临时都督。

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变局，澳葡政府保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时任葡国驻广州总领馆临时公使的宋次生（Carlos Augusto Rocha de Assumpāo）立即向澳葡政府、葡萄牙外交部汇报广东和平宣告独立的消息，并请求派遣“澳门”号炮船与部分炮兵前往广东停泊，以及(25)时回应形势的变动。10月22日，澳葡政府开始采取紧急防范措施，澳门步兵司令席尔瓦·罗萨（Augusto Carlos Cabral da Silva Rosa）转达了澳门总督的机密命令，密令规定详细，以防范中国军队武力收复(26)澳门之可能。对于全澳华人举办的欢庆活动，澳葡政府也感到紧张并开始部署措施，严防由此滋事。12月9日，澳葡政府颁布训令，不准在澳门境内举行为中国革命运动募捐的宣传活动。同日，以中华民国尚未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正式承认为由，署理澳督马楂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驳回在清平戏院为中国新政府募捐而召开政治集(27)会的申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与此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对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权力的争夺，广东一直处于再次爆发革命和战争的边缘，为此，孙中山曾亲临广东主导局面。为平复以孙眉为旗号、蛰伏澳门伺机针对广州政府起事的“扶正同盟会”势力，孙中山于当年5月22日抵达澳门，下榻卢廉若家的春草堂，准备调停谈判。虽然此时澳葡政府一方面对广州新近政治形势感到紧张，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或许会(28)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满怀忧惧，但是，孙中山的来临依然受到澳门各界的热烈欢迎。以署理总督马楂度为首的澳葡政府及主教、澳门各界绅商名流在卢园（又名娱园）热烈欢迎孙中山，还举行了一系(29)列其他形式的欢迎活动。

不过，在革命之后的乱局中，广东政府与澳门政府时生龃龉，例如，1912年12月，广东政府欲对氹仔及路环公局在路环征收地租一事进行抗议，但是，澳门总督美兰德答复称，他将继续对路环行使管(30)辖权、支出行政费用并征收法定税收。次年4月，原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时任广东省议会参议员的唐绍仪被委任办理澳门界务，周(31)尔南为之佐理。1913年8月，袁世凯系部队攻入广州，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袁控制下的广东政府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要求引渡潜匿于澳门的革命党人，但是，澳葡政府的华政厅不予配合，署理总督责成华政厅继续调查，又召卢廉若商议此事。在卢的作用下，澳葡政府做出与广东政府合作的姿态，称被追缉的主要人物并不在澳门，其他谋反分子处于澳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不会做出有损中国安定的举动，由此保护了当时在澳门的包括孙眉在内的同盟(32)会领袖及成员。

1913年11月21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葡萄牙驻北京公使，指责澳(33)葡政府直接卷入白狼起义。为维护双方关系，华政厅对此案进行正式调查，负责军火库的安东尼奥·维迪加（António Vidigal）上尉向华政厅保证，1912年4月以后运出的简装火药全部是为了满足武装保护渔船之所需。但是，中方对澳葡的答复并未满意。紧接着，刚刚到任的新总督嘉路·米那（José Carlos da Maia）就收到广东政府新的抗议书。抗议书称“白狼”不仅从澳门获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而且从这里招募了不少士兵，使其队伍不断壮大。抗议书甚至列举出招募士兵的具体地点。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厅再次进行调查，最终，查清招募地点原来在水坑尾巷（Travessa dos Santos）的一栋房子里（以前“四大寇”聚会的地方）。不过，嘉路·米那接获这一消息后，认为水坑尾巷所谓招募事情只不过是向中国运出劳工而进行的招募活动，因此，他命令此事以财务司向有关招募者课以税款而告结案。关于中国政府所说“白狼”分子在澳门活动一事，嘉路·米那向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递交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所说的“白狼”一事只不过是革命党曾派人来港澳活动，劝说在南中国海和珠江劫掠船只并滋扰沿岸居民的盗匪参加革命。为此，嘉路·米那建议葡萄牙公使告知中国政府，一旦发现欲从澳门逃亡内地或从内地逃亡澳门的“白狼”分子，澳葡(34)政府即与中国政府在澳门周围联合采取行动。

1914年7月，广州政府再次就“白狼”分子问题与澳葡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澳葡政府将这些暴乱分子驱逐出境。澳葡当局答复是，南方的麻烦，更多地源于海盗在西江一带的活动，而不是阴谋者的行动。(35)11月22日，北京政府通过葡国使馆要求澳葡政府采取措施，禁止(36)从澳门向中国内地为叛军输送军用物资，并要求禁止秘密集会。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澳葡政府回应此次要求的资料。12月20日，因革命党人逃至澳门，广东都督龙济光致函澳葡政府署理总督，要求引渡藏匿于澳门的那些到处播撒“动乱种子”、密谋反对中华民国的逃亡者。而澳葡方面的复函称：关于您所提到的这些华人，我敢保证，在澳门，他们没有密谋反对中华民国，也没有发动鼓吹任何反对中华民国理想的宣传。并进一步申明，会把任何反对中国的革命者从澳门赶

(37)走。

尽管亲袁的广东总督龙济光与澳葡政府关系良好，而且袁世凯在当年10月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后立刻得到葡萄牙民主共和国的承认，此后一段时间，葡萄牙政府有关澳门划界事宜的沟通也是与北洋政府(38)之间展开的，但是，当时的澳门仍是反袁世凯的国民革命中心，1914年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多次委派朱执信到澳门筹办军火和印刷传单，致力于反袁、反复辟的斗争。澳门在“二次革命”中担当着(39)革命基地的重要角色。“二次革命”失败后，反袁活动并未完全消失。1915年6月2日，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引发各地集会抗议，号召“抵制日货，勿忘国耻”。当日，澳门华侨800多人在下环街育贤学社召开国耻大会，抗议“二十一条”，教育界人士梁彦明等也在澳门组织“抵制日(40)货救国会”，并于每周日往中山各乡宣传抗日救国。当年夏季，袁世凯开始鼓吹君主制，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基础。10月10日，澳门(41)华侨集会抗议恢复帝制，并讨论维持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方法。当年12月，袁世凯称帝复辟，一批拥护共和的革命者担心受到迫害，纷纷逃到澳门寻求庇护。澳督嘉路·米那在致信里斯本时称，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帝制与共和的拥护者互相对抗，所以当时在澳门，“禁止双方的拥护者试图在澳门进行任何集会，不准成立社团举行革命宣传政治”。为了维持澳门与各方面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存续，当共和革命领袖在澳门被捕遭北京要求引渡之际，葡澳当局设法以证据不足为由拖延时间，以避免和北京发生矛盾。然而，考虑到可能引致的军事(42)威胁，嘉路·米那要求增派两个非洲连队，增强本地防御能力。

1915年12月，在“二次革命”中活跃于澳门的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邓铿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军事，并得到孙拨给的大批经费，由古应芬、李朗如、张发奎、薛岳等人协助，在澳门秘密设立讨伐龙济光之军事指挥(43)机关，同时，积极扩展中华革命党组织，重新部署起义计划。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调集兵力南下，对珠三角的革命者进行打击。袁世凯派北洋军舰“肇和”号由上海到广东，准备驻防黄埔港，支援龙济光。此前，上海中华革命党曾在陈其美的领导下组织过一次抢劫“肇和”号的行动，可惜最终行动失败。而参与劫舰的杨虎、马伯麟、孙祥夫等革命党人亦再次向陈其美请缨，要求跟踪军舰来粤，伺机进行第二次劫夺行动。据称，这次行动的敢死队共30人，于3月3日抵达澳门，设总部于澳门监牢斜巷，其中，18人提前赴黄埔，策动该处炮台为内应，以图水陆并用，袭取省城广州。其时，在澳门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军务的朱执信决定派10余名华侨组成由革命党人李玉山领导的敢死队参加劫舰行动。1916年3月7日，中华革命党从澳门出发，企图劫持北洋军舰“肇和”号，陈策、杨虎、马伯麟、孙祥夫、李玉山等率敢死队由澳门假装乘客搭乘小商轮“永固”号来广州，至黄埔海面时，逼迫驾驶者靠近“肇和”号军舰，并向军舰投掷炸弹，希望计划得手后，控制军舰、驶入珠江并炮轰观音山和制造局。结果，军舰船体并无重大伤害，舰上士兵开枪回击，革命军随即逃离，轮船行至车陂附近时被军舰追上，拖回天子码头接受检查，马伯麟、(44)李玉山等人被俘。

此外，梁彦明、梁绮神、陆煞尘等同盟会会员秘密组织“讨袁会”，地点设于澳门主教巷。时有同盟会中叛徒麦某，为龙济光爪牙，(45)梁彦明遂与梁绮神、陆煞尘将其用酒灌醉，载至湾仔杀之。

由于澳门在护国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及产生的重要影响，孙中山于该年6月28日，从上海致信澳督嘉路·米那，对其“能够在很多场合把极度的善意给予我政治上的朋友，特别是对最近发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支持表示感激之情，并认为此种感激之情“会被中国所有共和主义者所共有”，也希望“中国能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好让我们能够与葡萄牙共和国合作，以葡萄牙共和国为榜样，在我们国家践履一个愿意实现民族抱负的政府所应当奉行的那些原则，(46)奠定其赖以立足的根基”。也因为嘉路·米那在复杂的局势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护国运动，并对澳门市政做出诸多贡献，在他9月离职返葡时，以卢廉若为首的华人绅商和众多市民前往码头为其送行。(47)

1916年，蔡锷等发起的护国运动成功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此后黎元洪出任总统。而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中，时任督军团团长的张勋乘虚而入，在北京促成1917年7月溥仪复辟。复辟旋即遭段祺瑞镇压，然而，此时国会已散，法统不存。为此，孙中山率革命党人发起了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护法运动，由于这次运动主要依靠控制粤、滇、黔的桂、滇系军阀力量与北洋军阀抗衡，而军阀割据利益与孙中山的护法共和的目的南辕北辙，孙中山于1918年5月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1919年5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这次运动主要依靠孙中山扶植的陈炯明粤军力量。1920年，孙中山返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同时，派其子孙科为特派员，在澳门鹅眉街10号设立办事处，继续策动护法斗争，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该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48)筹款、购买军火与联络同志。受孙中山命，陈庆云于1920年3月到澳门向卢廉若等筹款购入两架水上飞机，在三灶岛海面进行训练，并(49)由此创办空军，支持粤军驱逐桂军。同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其广东省支部命蔡香林、区建邦、林浮生等组织澳门分会筹备处。

在护法运动爆发当年，澳门政府利用中国南北议和未定之际，在青洲堤岸附近疏浚海道并且开始布防，当时广东省长张锦芳在多次向澳督抗议无效后，恳请军政府“酌派兵队或兵舰前往驻扎”，以资震

(50)慑。经过交涉，北京认为，广东方面可酌情派兵迫使澳门政府就

(51)范。次年1月，广东督军莫荣新任命广东陆军第一师旅长到前山与澳门交涉，并加派1500人及两三艘军舰前往澳门。鉴于广东政府的强硬态度，澳门政府转而通过葡萄牙驻北京公使与北洋政府交涉，北京方面则认为必须待南北统一后，双方同时派员亲勘，以解决划界问

(52)题。在广东政府的军事压力之下，中葡会谈于1920年4月在广州再次开启，梁澜勋为特派广东交涉员，澳门政府则以金美时（J．Cunha Gomes）和美仙地·佐治（Vicente Jorge）为主要代表，于5月、(53)7月举行历次会谈。经过多轮谈判后，双方于1920年9月在广州签订《兴筑澳门港口工程合约》、《修改港口章程》、《澳门交解华犯章(54)程》等条约，中葡双方各有所得。

但是，第二年粤、澳又在内港水域发生被称为“九一六”事件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事件由葡萄牙驻澳海军越过澳门内港水域到湾仔干涉广州国民政府军队缉盗引起，导致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广东政府对(55)澳门采取强硬态度，葡方亦不肯退让，并请求英舰援助。香山县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讨葡澳政府，并决议停止向澳门供水供粮。10(56)月2日，孙中山敕令海军派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此后，在英国驻粤领事、广东省长公署等共同协调下进行调查。从1922年起，由于中国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方对澳门问题在“澳门殖民地与广东省之交(57)涉”的地方层次上进行交涉。

自辛亥革命之后，华人的民族意识和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同时崛起，澳门各行业工会及其他形式的会社次第成立，成为工人和各界华人积聚力量、组织运动的组织机制，尤其是在1922年“五二九”事件引致华洋对立的社会情境下，工会和会社组织了全面罢市、罢工，抗议澳葡政府的戒严、暂停人民集会权利等政策，配合广东政府制裁澳门的措施以及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的集会抗议。澳门工会代表在广(58)州受到孙中山及广东省长伍廷芳的接见并得到支持。在广东政府与葡驻广州领事就“五二九”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广东省议会一度提出“不得已而至开战”的主张，继而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再次(59)照会葡领事，提出五项严正要求。但由于粤军司令陈炯明叛变，逼迫孙中山乘舰避走上海，广州政府随即四分五裂，第二次护法运动破产。国内局势骤变，使得粤政权与葡澳政府就“五二九”事件的交涉便无从继续，最终由卢廉若等华商领袖出面谈判，达成妥善解决方(60)案，中国工人得以无条件复职，社团得以重新登记并开始活动。

实际上，在1920年前后，澳葡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态度出现转变，他们的政策越来越强硬。1921年4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各国派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都不承认这次选举，但澳葡政府则不得不与广州政府周旋。一份澳督内部备忘录称：孙中山是广州沙文主义的典型；许多年前，澳葡政府在来自

欧洲医生的压力下，决定禁止他在澳门执业行医。有人相信，由

于这一经历，他不想站在我们这边；此外，众所周知，他所结交

的那些人都是对我们抱有深刻反感的人；很有可能，澳门大西洋

银行所接洽的贷款谈判会很危险——这样一次失败肯定让施利(61)

华总督深感失望。

澳葡政府的强硬措施并不表示双方已经失去回旋余地。1922年有关资料中记载了孙中山于当年曾在澳门活动，说明孙中山从澳葡当(62)局那里得到许可，允许在澳门居住。

1923年1月19日，广州《时报》（The Times）刊载陈炯明事变后孙中山再次返回广州，重掌当地政治、军事的消息，澳葡政府再次面临广州革命政府的威胁，引起远在欧洲的葡萄牙政府的强烈关注。为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Domingos Leite Pereira）立即发送电报给葡萄牙驻中国公使，要求评估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政府后，对澳门的安全会否带来威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馆搜集中国的英文报章来分析当时局势，发现广州的政治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所以暂时未有能力再次威胁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澳督罗德礼（Rodrigo José Rodrigues）也因此判断，反对葡萄牙的活动已减弱，不过应从“五二九”事件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加强葡萄牙外交活动，包括和香港政府应加强联系。同时，还要求葡萄牙派遣一艘战舰到澳门海域驻防，以免中国炮舰从内港威胁澳门。然而葡萄牙殖民部以尚未定巡洋舰“共和国”号起航到澳门的时间表为由拒绝，却建议澳督可以选择一位适合的人选开始葡中谈判，用以暂时和缓广州和澳门的紧张关系。其时陈炯明势力尚存，广东政局不稳，加之澳门市面平静如常，也没有合适人选，澳督罗德礼认为不必要与广州谈判。但澳门处于葡萄牙和中国两国的压力之下，葡萄牙中央政府强调他们对北洋政府的重视，所以必然保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的领导性，绝对不会改为承认广州政府。但是，在这种基调之下，澳督罗德礼仍然需要前往广州表示友好，建立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不过，这种行动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政府的地位，于是，葡萄牙需要向北京方面知会。故于3月14日，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符礼德（Batalha de Freitas）会晤北洋政府总理张绍曾，探讨葡萄牙方面在澳门与孙中山接触的可能性，并获得北京政府的默许。最终，在葡萄牙政府多次催促下，澳督罗德礼北上与孙中山进行一次秘密会谈。中文档案文献对这次秘密会谈并无记载，而葡萄牙档案反映孙中山要求葡萄牙提供贷款。为防止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因不满澳门拒绝提供借款而有所行动，澳门方面开始向邻近的香港联络要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罗德礼派遣戈美斯·科斯达（Gomes da Costa）将军到香港讨论澳门的处境，并达成与香港的合作。

3月17日，外交部和殖民部再次敦促澳门当局与广州会谈，可惜双方就鸦片专营权问题未能达成共识，结果澳门暂时终止与“中国当局”的谈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则表示由于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仍然需要继续进行会谈，于是，再次致电报给葡萄牙驻北京(63)公使，强调澳门当局必须继续进行葡中谈判。3天后，罗德礼回复海外部部长，终于达成广州当局保证澳门安定的协议，并且双方保持(64)良好关系。取得广州保证澳门安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罗德礼通知海外部部长，香港总督访问澳门，答应如果澳门再次受广州的威胁，(65)香港方面愿意提供协助。澳门最终在外交上取得北京的默许、广州孙中山方面的承诺和香港英国总督应许协助之下，达到政治上的稳

(66)定。从澳葡政府对以孙中山为首之革命党的态度来看，他们采取了一种策略——维持势力平衡——以求澳葡的利益最大化。

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1921年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继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又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如何处理与中共及其影响下的政治力量的关系同样是澳葡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对待孙中山革命党的态度相比，澳葡政府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明显不同。澳门作为葡萄牙右翼意识形态的推行者，时刻维持着对左翼的监督。1923年1月11日，据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馆情报称，苏联驻中国外交使团重要成员越飞（Adolf Joffe）提议，希望把澳门用作那些劳累不堪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休养地。澳葡政府当时并未就这一事件做出反应，但就在次年10月，澳葡总督罗德礼接到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函件：要警惕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且还有在远东，发起国际革命将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那些经由中国与俄国保持交流的布尔什维克党秘密组织的存在，葡(67)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被认为极其危险。

1927年5月5日，港督金文泰的报告称：澳门有一个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也就是皇冠酒店。这个中心跟印度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有着重要联系。还称，某些葡萄牙官员拿了苏联共产党的钱，对外国煽动者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煽动分子”被认为有马林、沃纳（化名沃兹涅先斯基）、弗里曼和马蒂森，此外，还有大约30个欧洲人和亚洲人。澳门不仅被认为给外国阴谋者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而且还以它便利的交通和通讯而著称，澳门港口为武器转运提供方便，澳门的电报服务被用来与苏联通讯。澳门的地理位置是广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68)间情报联系的中心。

1929年10月3日，澳葡政府报告葡萄牙秘密警察揭露了澳门两个共产党人身份的事件，这两名共产党人名为方云生和陈方凯，受雇于清平街一家印刷公司。警方在该二人处发现大量已经印刷好的敌视民国政府的文件和一些亲共的带有煽动性的材料。广州警方强烈要求澳(69)门警方将此二人监禁起来。

1936年8月22日，澳葡政府更是颁布第27003号法令，要求所有国家及独立机构的公务员在担任临时或正式职务前进行“反共”宣誓。它明确规定，公民必须遵守1933年《政治宪法》规定的社会秩(70)序，对共产主义及任何“颠覆思潮”进行积极的抵制。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共产党人将澳门作为一个基地或藏身之处。尽管他们的目标并不是针对澳门葡人，但是澳葡政府仍对其严加监视，乃至最后以法律形式规定禁止其存在。第二节　周边战事与澳门的被动应对一、抗日战争时期之“中立”政策

日本从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形成军国主义，频频发动对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战争。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逐渐恶化，日本国内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转移民众视线，日本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伺机占领整个东亚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混乱的局面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随之吞并东三省。中国国内抗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Fernando Augusto Branco）根据海牙第13号公约的规定于1932年3月5日在日内瓦国联总部正式发表对中日冲突事件持中立立场的声明，宣称葡萄牙是中日世代的朋友，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中立国的法律地位。澳门作为葡萄牙殖(71)民地，亦在国际法层面取得不受占领的法律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政府随即对日宣战，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地区的开始。1939年9月，德国以闪电战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后英国立即对德宣战，但没有要求葡萄牙援助，因此，葡萄(72)牙政府宣布，只要葡萄牙的权利受到尊重，它就保持中立。然而，澳葡政府这种所谓的“中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立，而是在澳门（也可以说是葡萄牙）在没有军事实力对抗日本的骚扰和进攻时，采取的一种对日妥协和积极努力地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自保”策(73)略。故而，有学者称其为“随风倒”政策。

1938年10月，日本开始入侵华南地区。由于港英政府对日本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而澳门却允许人员和物资自由移动，并对日本持友好态度，于是，日本就把澳门作为其战略物资中转站，日本商社利用澳门进行的进出口贸易随之增加。10月21日，广州沦陷。香港与广州、江门及西江各埠交通断绝，大批货物自香港运往澳门，然后通过民船、舢板及汽车转运内地，自此，战时澳门地位日益重要起来。(74)12月29日，面对广州沦陷的事实，为保存澳门，澳门警察厅长葛古诺（Carlos de Sousa Gorgulho）上尉乘“澳门”号炮舰前往广州造访时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的日本陆军大将安藤利吉（あんどうりき(75)ち）。也就在同一天，日本在广州建立的伪临时政府派其空军少校为使者代表安藤利吉拜访澳葡总督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76)Sousa Barbosa），由此而开始了葡日间的接触。

1939年2月中旬，葛古诺受澳督巴波沙差遣前往东京，访问日本军事当局，就与澳门有重大关系的若干问题试探日本当局的态度，包括：（1）释放几艘在日军占领广州时扣留的葡萄牙船只，其时

珠江遭遇封锁，无法出来；（2）要求对上年1月30日日本人轰炸肇庆天主教会造成的损

失进行赔偿；（3）关闭两三个位于葡萄牙领水内的中国税厂；（4）澳门界址及有争议的边线，争取占领对面山及大小横

琴。

鉴于葛古诺曾在澳门对日本施以援手，日方安藤司令许下诺言，会设法使中国政府接受葡萄牙的观点。日方回应称：一旦对面山的中国非正规军溃散，日本军方将下令将目前驻扎在该岛的日本正规军撤退，同时要求葡萄牙及澳葡政府：（1）不要以再出口中国货物的方式为日本的敌人提供协

助；（2）澳葡政府对拱北海关施加压力，令其接受一名日本关

长，且整个华南的海关均由日本人出任关长；（3）禁止在澳门境内的华人报纸上刊登反对南京政府的文

章。

事后，葡萄牙及澳葡政府对日本方面做出正式答复：（1）葡萄牙政府在中日冲突间保持最严格的中立，双方之

间无需向（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同日本签订特别条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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