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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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申霞艳 著该书由讯飞有声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音频技术由讯飞有声提供下面由谷臻小简为您带来10%本书干货版权信息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
申霞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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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第一章 女性文学叙事的蓬勃发展2. 第二章 文化消费主义与“70后”的崛起3. 第三章 日常生活的诗意与神性4. 第四章 乡土叙事的版图迁移5. 第五章 消费时代的革命叙事6. 第六章 寓言叙事及其民族国家想象7. 第七章 现代性与文学批评对当下的承担8. 第八章 文学批评的介入与抽离9. 第九章 文学批评话语的变革10. 第十章 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11. 第十一章 消费社会的文学制度12. 第十二章 消费社会的叙事速度及焦虑13. 第十三章 网络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的资源第一章 女性文学叙事的蓬勃发展第一节 秋水共长天一色
在20世纪以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是星星点点地冒出几位女性的名字。《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为我们梳理了我国20世纪短暂的女性写作史，女性能够言说已经成为20世纪一个伟大的注脚，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类的一半，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世纪曾在思想解放方面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从一个人的夜晚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在女性写作道路上，局限于自身的经验乃最大的障碍之一。作者的叙述世界必定要跟读者的生活世界有内在关联才能引起读者的对话欲望。这就要求叙述者要对个人经验、时代、地域等等限制性有所突破。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一个寄托深、关怀大的中篇，是女性小说在对一己之痛的超越方面做出贡献的标志性文本。
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对准的是肉身之痛的话，《第三地晚餐》则写出了时代的精神之苦。迟子建以叙事之刀划破了时代丝绸般光滑柔软的表层，让我们窥见欲望的深渊、黑暗中色彩斑斓的残酷。迟子建的叙事充满对弱小者、边缘者的关注与同情，她的《一坛猪油》、《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近作得到普遍的赞同。
迟子建的写作既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关系，也精心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女性作家细腻的用心、敏锐的感觉和充沛的情感带给文学的礼物。同时迟子建努力重建人文与自然的血肉联系也是对20世纪过于轻视自然的反抗。未竟的现代性
现代性追求成了20世纪的绝对命令，其后果之一却是开启了市民生活中的憎恨，以及文学叙事中对憎恨的想象与经验表达。《狂人日记》拧开了文学叙事憎恨的闸门之后，这种情绪就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汩汩流淌。可是，还有一种比憎恨更加持久更加有力量的事物，那就是隐忍。这也是张翎创作《阿喜上学》的叙事支点。
经过一个世纪之后，阿喜成长为《望断南飞雁》中的南雁，她不惜抛却美满的家庭生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知识的诱惑成为推动文本叙事的动力。事实上，女性地位的改变的确深深地依赖知识，仰赖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才使女性写作呈现蔚为壮观的风景。权力在小孔中成像
自九十年代以来，《国画》、《羊的门》等官场反腐小说一度兴旺，在大部分男性作家笔下，叙事镜头对准的是官场的沉浮。
女性作家对权力另辟蹊径的叙述丰富了权力的关系网络，如魏微的《家道》有意让权力缺席，乔叶的《失语症》则让权力处于悬而未决的紧张状态。《家道》在叙事结构上与王安忆早期的作品《流逝》一脉相承。《家道》避开了浮在权力表面的荣华富贵，从父亲受贿入狱家道败落之后正式展开对世道人心的细致描绘。《失语症》驾轻就熟地从一个并无角色认同感的“官太太”的幽暗心思入手，慢慢抵达官场的中央，敞露了男女对于权力的不同态度。《甩鞭》曾以地主家的“小”的命运起落揭示了被政权颠倒地位的女性们的幽暗遭遇，《喊山》延续了她对沉默的女性的思考。
在《失语症》中，现代生活中男性的权力依赖语言；在《喊山》中，前现代社会中男性的权力可以使女性失去言说。两个文本意外地揭示了关系作为其本质的权力如何依赖话语运转。从边缘处建构历史
女性作家处理历史的方式从来不是“正面强攻”，而是通过小径迂回前进。
从叙事的物质外壳看，《锈锄头》是当下随便一个入室抢劫案的翻版。但作者的重点并非谴责社会世相，而是别有用心地将叙述重心拉回过去让历史呈现，通过知青这个角色和今日农民的对比反射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沉重现实。
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叙述的是无名的祖母，对当下的叙述以亲切的方式敞亮历史。在衣向东的《阳光漂白的河床》中祖母成为传统的乡土中国的寓言，城市里孙子在母亲科学化、现代化的教育观念下成长，他与祖母的情感隔阂既是今天的城乡差距，也是前现代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差距。回民作家马金莲的《坚硬的月光》同样是叙述祖母的故事，却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陌生的阅读感受。
新世纪，女性作家正尝试以心平气和的姿态与男性作家共同分享20世纪的叙事成果并拓展可期待的精神世界。鲁敏的《铁血信鸽》、须一瓜的《太阳黑子》展示了女性作家有能力跨越性别的藩篱。
女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恰恰与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这种转型凸显了个人价值、欲望的合理性，使文学叙事获得一种深度的解放。民族国家的关怀可以植根于个人生活之中。第二节 女性如何叙述历史
20世纪文学史最大的特点是女性终于站立起来，但是，相对于几千年的男性写作历史而言，这种站立仍然是脆弱的。新世纪，随着《伪满洲国》、《致一九七五》和《笨花》等作品的出现，女性参与历史的热情日益高涨。叙述自身已经成为女性叙事的特点被文学史所接纳，但女性如何叙述历史依然是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将历史落实为细节、落实为日常生活是否是一条有效的道路，这也是林白给我们的启示。回忆与历史
林白的回乡不经意地触动了记忆的雷管。这个开篇为叙述者确定了回忆的视角，还有一个阔大的时空。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到的《致一九七五》不再是历史上的1975年，而是2007年回望中的李飘扬1975。
宏大的事物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偏差，视角决定了叙事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白的叙事也在消解革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历史追求的是意义，个人史讲究的是趣味。历史绝大部分的体积被宏大事件垄断，而个人史大部分被卑渺的生命细节所占据。个人与社会
个人性往往要求一个人离开现实的轨道振翅飞翔，而社会性则要求其成员墨守成规，维持常态。无论个人性如何强大，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社会性对于个人性的压抑。但成就命运的个性，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脱下社会性的华美和服，显示出自身的真相以及携带着密码和力量。而且正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成正比一样，越是在社会控制作用严苛的时候，这种个人性的反叛力量也越巨大。通感：人的感官以及人与物“狂想”所致的通感构成了她的语言奇观，构成了她独特而丰富的意象世界：色彩斑斓、浓烈，气息馥郁，芳香缭绕，让人沉浸并土吐纳。
在《漫游革命时代》，林白的通感范围极大地扩张了，不仅仅是人的感觉能够相通，就是物——动物乃至植物统统被具备了人的灵性和感觉。第二章 文化消费主义与“70后”的崛起第一节 写作十年写作十年与精神成长
文学的亮点始终闪烁于新文本的诞生。然而对于“70后”而言，2007年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意味。
从《穷亲戚、乡村与爱情》到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大老郑的女人》再到新作《家道》，魏微展示了一种对世界广阔性、丰富性的尝试与理解。新作《李生记》作为一个过度期的作品它有效地展示了魏微对虚构的努力，从狭窄的情欲世界向广袤的生活世界进发。《穷亲戚、乡村与爱情》等文本所流露的女性性别意识在《李生记》中也巧妙地隐藏了，如果前者是魏微对乡村的诗意审视，那么后者则是作家对乡下人的现实关注。
李师江的长篇小说《福寿春》显示了作家在写作十年之际如何从都市重返家园。鲁敏的《颠倒的时光》通过大棚西瓜对时节的改变叙述出现代社会农民的情感不适。鲁敏的叙事哀悼了一种诗意生活的彻底丧失，这种丧失不仅是对乡村的剥夺，也是对都市的剥夺，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基本困境。
当许多女性作家仍将视点停留在带刺的玫瑰上时，部分七十年代出生的男作家已开始勇敢地关注那些无名的野花，并给予它们在春天应有的位置。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和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在体面的、道德的阴影下面蛰伏着的灰色群体。田耳的《环线车》的叙事链是圈套式的，当故事像外衣一样层层褪去，最终敞亮的却是富人苍白的身体和贫乏的精神，肉欲的泛滥与之构成凄厉的对比。“70后”的敞亮与遮蔽
性欲叙述的意义是敞亮文明的压抑。《废都》揭开了性的面影，但仍是男权的视角，女性不过是男性取得快乐的工具。卫慧则试图还原自然状态的性，将男性也作为女性获得性快乐的工具来叙述，女性不再是被动的他者，女性和男性在满足性欲的过程中互为他者，他们同时兼具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上海宝贝》一度畅销，其后被禁售，《上海宝贝》的强光遮蔽了其他“70后”文本的光华。在评奖、发表与评论共同将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推向实力派的同时，出版对速度追求的日益加剧使“80后”迅速浮出并成为新一代的偶像。超越感性经验，超越符号“70后”
从《水乳》到《道德颂》，盛可以依旧在勤恳地开掘两性情爱题材。《道德颂》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能指的歧义和谐音，使文本更加丰富更加有趣。
金仁顺的短篇《桔梗谣》中两性情爱关系退为叙事的底色，视点不断聚焦于众多人物的内心，叙述者的仁慈温暖地弥散着。她的《云雀》和《彼此》则着重叙述爱与欲的冲突，并关注金钱对情感的介入作用。《云雀》中春风朗诵名牌香水说明书的细节则反应出叙述者对消费社会的敏感，品牌在无形中渗融入我们的生活。
乔叶的《指甲花开》以指甲花的美辉映人情之美。乔叶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叙述一对男女同事之间超越两性情欲的友谊。在这个欲望发酵的时代，在混乱的现实面前，作者依然对美丽洁净的事物保持信心，并通过饱满的叙述热情将这种文学世界的真实传递给我们。
戴来的《向黄昏》则叙述出夫妇之间的隔膜，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仍然陌生，互不理解。
黄咏梅的《开发区》一反过去女性叙事中女主角“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自恋之态，将视角投向在生活中卸装之后的都市大龄女青年“开发区”的尴尬境遇。
从而立奔向不惑，每个出生于70年代的作家正在面临考验，我们生活在一个今非昔比而喜新厌旧的时代。第二节 “70后”的成年礼解读“巴比伦”《少年巴比伦》的叙述者是“70后”的路小路，话语指向的是“80后”的女诗人张小尹，然而叙事的精神指向却是比路小路年长的白蓝。如果我们将这个文本看成一种象征，那么路小路和白蓝及张小尹的不同关系就可以看成70后与前一代和后一代的精神镜像。启蒙，从身体开始
在《少年巴比伦》中，男主角路小路第一次见到女性的身体是李小燕的奶奶的“麻袋片”，一具衰老的毫无性别感可言的身体，却仍为她那既丧失了性能力又不能给人性想象的主人带来了自杀的命运，这种荒诞不遗余力地给一位懵懂的男性以幻想的打击，这就是七十年代最初最真的身体启蒙。《少年巴比伦》中，白蓝既是路小路的“姐姐”，引领他回家的“姐姐”，又是他的家。叛逆与性的压抑以及性爱启蒙从来是成长小说的基本要素，白蓝不仅给了性压抑的青年路小路以身体的出路，也给了他“姐姐”般的人生引导，并率先以考研的方式离开戴城离开那种沉闷枯燥和暴力的生活，她给了路小路走出毫无希望的工厂生活的勇气。第三节 作为欲望对象的北京及其叙事北京“京漂和北京”构成了徐则臣写作中最根本的叙事张力，京漂与北京是所有外地人与城市关系中最核心的风景，遥远、朦胧且诡谲美丽，北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中的城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古人之见似乎是亘古真理。然而，如果仅仅囿于此，事物会变得简单，人物会显得苍白：边红旗（《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的痛苦、犹豫和沉默就会不可思议。班小号（《三人行》）对待诗歌和爱情的小心翼翼就会显得可笑。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奔跑的力量会消失殆尽。子午（《天上人间》）的丧命就不会在我们心中唤起同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深层的宿命让我们颤栗，文学写作竭尽全力就为抵达这种宿命。城市在赐予他们风险的命运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开放的力量以及对故乡小镇的反叛力量，城市激发了这些冒险者们的身体潜能，拓展了他们意识和能量的边界。
欲望
欲望比性格更立体更多元更丰富，性格只是欲望的表象，是通往欲望的小径，欲望才是命运真正的决定者。叙事
徐则臣的小说世界可以分成北京和故乡两个部分。人和故乡、城市的关系被放大。《我的朋友堂吉诃德》这篇新作中，集中展开了对城市人际关系的思考。小说的虚构就是现实一种，有如《养蜂场旅馆》的叙述所揭示的艺术与生活的模仿关系，也就是内心世界的真实与外部世界的真实，记忆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界限在此模糊，就是叙事者也身陷其中分辨不清。《西夏》，叙述探讨了语言这个随风消散的使者究竟担当了一个什么的角色，真相竟然是由语言这样一个随时遁形的事物来负载，而这样一个轻浮飘渺的事物却构成了人生最沉重最内在的压迫。
这些不同维度的叙事拓展了徐则臣的叙事世界，无论如何，叙事者是以一位外地人的心情来叙事的。第三章 日常生活的诗意与神性第一节 罪、真相及救赎《我和上帝有个约》是北村在十字路口选择方向之后的坚定向前。《愤怒》奠定了《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基本框架，两个文本在大的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和思想演进上是一致的，但后者更缜密、更辽阔，技巧也更成熟。最重要的是，北村的心更清洁了，他从叙述的世界中看到了希望和生之欢欣。神性写作是为生命作见证
北村是中国当代少数的有信仰的作家，诚实赋予了他叙事的真实性。罪与罚这个古老的命题一直潜在地牵引着他的写作。《愤怒》的整体力量更多地来自前半部分，来自马木山的出离愤怒，来自对中国当下悲惨现实真实入微的描绘，来自作者强压着无边无际的愤怒和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与怜悯。《我和上帝有个约》中，北村延续并深化了关于罪与罚的思考，不同的是，这次他找到了更贴切的形式。思考比《愤怒》更成熟，铺垫更充分，叙事也涉及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神性写作在当代
北村勇敢地将神的维度引进我们的文学当中，这是我们的稀缺之光，也催化新的叙事精神生长。神性写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恢复人的使命与责任、尊严与高贵的写作，是最高洁、最纯粹的人道主义。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在一个充满怨恨和愤怒的现代社会，要见证并大声呼告我们的罪与爱是何其艰难，要随时警惕罪性、始终保持向上之心何其艰难。所以，北村前行的每一步都要与旧痕搏斗，都要踏着血迹前进。女人离上帝更近
尽管女性形象并非北村叙述的主角，然而，他对于女性的尊敬、同情和理解却在不多的笔墨里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北村的叙述中，女性自然地远离罪性，她们离上帝更近，她们更容易得到上帝的眷顾，被上帝拯救。因为女人的纯粹性、日常性和坚韧性使得她能够鼓足勇气直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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