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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艳春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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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战略研究

扶贫开发战略研究试读:

前言

贫困如同哲学中的运动问题一样是个绝对的概念,会随着人类社会而永恒存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具异质性,会随着减贫措施的多样性而进化出“抗药性”。如果将历史的镜子照向贫困,它只是“衣带渐宽”并未“容颜憔悴”,因为贫困是一个发展的和相对的概念,它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相对存在。

在国家的层面,绝对贫困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不仅体现经济制度的正确与否,更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在人的角度层面,贫困只是经济上的相对结果,但却意味着对于人的发展的机会、权利的绝对剥夺。因此,是否将消除绝对贫困和控制相对贫困作为统治的前提,是否以看待经济增长的态度关注贫困,是否以“足寒伤心,民寒伤国”的理念看待发展,是否以改革与发展的措施应对贫困,是评价一个政党或者政府的标准,也是稳定其政治统治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政府主导,将扶贫开发作为重要领域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开展有组织、大规模的专项扶贫行动;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广义的贫困,以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开发,通过扶贫开发促进经济增长;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以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扶贫,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地区间、部门间,全社会协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扶贫体系;坚持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结合,在不断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做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并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战略思维审视农村贫困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两个“重中之重”的思想、改革创新扶贫机制的思想,科学扶贫、精准扶贫、内源扶贫的思想。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也是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以来又一个为攻坚拔寨而生的重要决定,《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战略在不断完善中走向成熟。目前,我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搭建起了科学的扶贫战略体系。

经过 30 余年的扶贫实践,六亿人成功地摆脱了贫困,2015 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摆在扶贫开发事业面前仍有四大挑战:第一,扶贫对象规模大;第二,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矛盾突出;第三,返贫问题严重;第四,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如今,全国仍有 7000 多万贫困人口、12.8 万个贫困村、592 个重点县、14 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能否给这些数字做除法,不仅关系到小康社会能否全面建成,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得到体现。

本文以战略的视角,总结了 1978—2015年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特色经验,通过对规范性政策的系统梳理搭建起了战略的现实框架,并以战略的完善为目的,对扶贫战略的趋势进行展望,提出了扶贫经验中所不具备的但因现实的存在而战略所应然的政策趋势,如相对贫困问题、贫困脆弱性问题、教育性贫困问题、生态贫困问题等。战略的发展与完善不仅取决于经验的总结,更需要洞察扶贫开发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使之成为新的政策导向。希望本书以历史为依据总结的经验能在政策中得到延续与发展,以现实为基础发现的问题能够成为战略完善的新趋势。

绪论

第一节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1.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

贫困问题是人类从古至今一直面临的一个现实性问题。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马克思最早开始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无产阶级的贫困及反贫困问题,形成了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努力创立并完成的,是两人思想的结晶,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论》等理论著作中对无产阶级的贫困是什么,为什么贫困和怎么样反贫困等问题做出了回答。具体内容有:(1)马克思关于什么是贫困的回答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绝对的赤贫……不是缺少而是完全丧失了物质财富。”马克思的这句话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性贫困是无产阶级贫困最直接的表现。同时,马克思还指出,除物质贫困外,无产阶级还存在着精神贫困。“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吃得最坏和受虐待最残酷的。”

马克思以表现形式作为划分依据,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绝对贫困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绝对贫困是指由于绝对不占有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导致的工人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会被资本家无限剥夺,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的生计。这种劳动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的相对贫困是指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的财富同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相比较总是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即便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资产阶级会通过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来提高工人待遇,但资产阶级从中获得的财富量相比,工人相对贫困的状态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的状况恶化。”(2)马克思关于为什么贫困的回答

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根源的分析是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核心部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之所以贫困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那是因为,资本家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而被资本家无偿剥削的那部分价值。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采取增加资本投入、更新机器设备、改进劳动技术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资本的积累。这样的资本积累方式势必会造成“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时常发生,大量的过剩工人就会因此失业,从而陷入更深的贫困当中。“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促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过程,资产阶级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加剧了无产阶级的失业和贫困程度。正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马克思这样讲道:“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马克思关于怎么样反贫困的回答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途径给予了明确回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和失业工人大量出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点。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一定会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上的,所以,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对立、城乡对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之分的,是完全摆脱贫困,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2.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列宁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第一人。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崭新的现实问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再到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地经济政治体制,苏联在反贫困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形成了丰富的反贫困理论。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列宁关于贫困地位的分析。列宁认为,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及剥夺剥夺者和镇压了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基本上解决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已经成为一件关乎苏维埃政权巩固、关乎向社会主义成功过渡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大历史任务。“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列宁对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正确后的任务给予了明确,他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生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由此可以看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反贫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只有坚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变落后状况才能最终实现“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从而巩固新生政权。

第二,列宁对反贫困目标的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基础,以满足广大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列宁提出了“建立大工业”的反贫困目标。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只有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大工业才能把先进的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联合起来。他还指出:“如果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

第三,列宁关于反贫困途径的分析。列宁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改变贫困现状,建设更高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做出了一些论述,具体有:一是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苏维埃共和国反贫困事业的领导力量。他说:“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效。”二是列宁指出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反贫困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同专家、知识分子所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才能架设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三是列宁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反贫困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文盲占多数和文化异常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愚昧和轻视文化的倾向,于是得出结论: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贫困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贫困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贫困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1.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

毛泽东的贫困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贫困斗争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贫困理论的形成开始于中国近代。近代的中国不仅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还承担着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对当前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此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关键。为此,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在新制度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消除社会中存在的普遍贫困问题。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类似人民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等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统治中国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中国面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改善落后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短短4年时间的改造,中国实现了所有制形式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转变和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转变,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制度性保障。

毛泽东贫困理论对贫困的根源、反贫困的途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论述,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关于中国贫困根源的科学分析。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只有推翻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建立并引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消除贫困、改善生活的根本之举。“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956年,经过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但是中国的贫困状态和贫困面貌却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改变,这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社会主义不应该存在贫困问题的论断是不相符的。对此,毛泽东认为,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还在社会制度上,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贫困问题是不可能一夜消除的,于是,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了科学的论断:“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第二,毛泽东关于中国反贫困途径的科学分析。面对新中国成立后“一清二白”的现状,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通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起来。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综上可以见得,毛泽东反贫困的根本途径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第三,毛泽东关于中国反贫困内容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反贫困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样的工业化现状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相适应。同时,毛泽东也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在具体的实现工业化途径上,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带动农业和轻工业的方法。毛泽东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他提出:“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在具体的实现农业现代化途径上,毛泽东提出了走农业合作化的集体经济道路。毛泽东在批判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贫困的根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反贫困途径进行了明确,但是却没有找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科学方法,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2.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表现出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正是这样深厚的情感使得邓小平对中国的贫困问题极度关注。邓小平的贫困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一个科学的体系,邓小平贫困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对中国贫困根源的科学论述。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贫困思想基础上,创新性地将中国的贫困问题同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联系起来,认为贫困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下的社会生产力造成的。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点,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长期的。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做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出了系统阐述,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形成。这一理论不仅找到了中国贫困的根源,而且为中国反贫困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邓小平对中国反贫困途径的科学论述。在对中国贫困根源问题的认识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贫困理论,他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科学论断。他认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实现反贫困,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分步骤、讲策略完成。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明确了反贫困“三步走”战略的内容:“我们原定的目标,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了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986年,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明确指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策略,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就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邓小平对中国反贫困内容的科学论述。邓小平将反贫困的战略重点放在了农村。他认为,农村的贫困事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反贫困问题。“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的贫困的基础之上。”

在邓小平反贫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步伐,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也随即进入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的新阶段。为了加强政府对农村扶贫开发的领导,1982年12月,中国成立了第一个领导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机构——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1986年5月,中国第一个领导全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工作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将扶贫开发工作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规划。同年,中国政府以县为单位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同年,中国政府开展了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工作,由科技部、农业部、林业部等10个部委分别在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选定一个区域作为联系点开展定点扶贫。二十多年来,除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确定开发式扶贫方针、制定专门优惠政策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包括专项投资、贴息贷款、以工代赈、社会救济等,使反贫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后来中国农村的反贫困事业奠定了基础。

3.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接过历史接力棒后,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指导下,继续实践着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贫困理论中国化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江泽民对反贫困地位的论述。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江泽民对反贫困地位做出的重大判断。他认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贫困斗争,实现脱贫致富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内容。“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起来。”“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扶贫,过问扶贫,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福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第二,江泽民对中国反贫困途径的科学论述。江泽民认为,发展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只有发展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才能为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最根本的也靠发展。”在具体的反贫困路径上,江泽民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统筹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反贫困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扬长避短,找到能够发挥当地优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利把优势和潜力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扶贫开发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地位,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第三,江泽民对“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反贫困思想的论述。首先,江泽民明确了党和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义务、有责任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党和政府在扶贫开发中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党的干部任用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江泽民十分重视贫困地区干部任用问题,他强调贫困地区应该选派更为优秀的干部去任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帮助贫困地区致富。1996年,江泽民在视察京九沿线时指出:“要选配好贫困县、乡领导班子,选拔一批政治素质好、有干劲、有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担任贫困县、乡的主要领导职务,并且在扶贫攻坚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其次,江泽民看到了社会力量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多次强调要发挥社会力量的扶贫作用,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合力。1996年,江泽民指出:“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困,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把大事的政治优势,把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们在扶贫开发实践中坚持贯彻的一条重要经验”。

4.胡锦涛的反贫困理论

2005年12月15日,胡锦涛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一文中指出,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减少贫困人口为主要任务,以整村推进、培训转移和产业化扶贫为工作重点,坚持扶贫规划、扶贫项目、扶贫资金、科技服务、帮扶措施到村到户的做法,着力提高贫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大扶贫开发投入,抓好扶贫资金和各类资金的匹配使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果。要继续搞好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工作,进一步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拓宽扶贫开发渠道,增强扶贫开发合力。这一论断表明,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指导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扶贫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胡锦涛提出了贫困的新内涵: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扶贫开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扶贫开发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贫困人民为本,坚持贫困人民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帮助贫困人民生产脱贫,更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脱贫,提高他们参与脱贫和自我脱贫的积极性,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信、增长才干、增加收入;就是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把贫困人民利益作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想方设法,实现利益最大化;就是要以贫困人民的根本需求为本,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就是要以贫困区民生为本,高度重视民生,积极改善民生,使得民生建设惠及整个贫困地区。

第二,胡锦涛提出了反贫困的途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扶贫开发必须坚持发展不放松。贫困是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脱贫是当前扶贫开发面临的最大任务,实现脱贫的最根本方法就是发展。这是因为:首先发展是实现贫困区经济增长和贫困户收入增加的根本办法。贫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户收入不高是贫困最直接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加快发展。通过发展经济,使贫困人民收入得到了增加,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其次发展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办法。加快发展步伐,使得贫困地区经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贫困人民收入呈现阶梯式的增长趋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缩小甚至超越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后发展是实现全面脱贫的根本方法。经济问题是所有问题的中心问题,所以,归根结底,实现脱贫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是加快发展生产力。

第三,胡锦涛提出了反贫困的新要求和新方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扶贫开发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扶贫开发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但全面不是同步,全面也不是同等。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扶贫开发提出了全面发展、生态优先的新要求。

5.习近平的反贫困理论

习近平十分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考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对我国扶贫开发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习近平关于贫困地位的科学论述。习近平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对反贫困的地位做出了论述。习近平认为,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河北省龙泉关镇骆驼湾村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习近平关于党委政府在扶贫开发中作用的科学论述。习近平认为,贫困地区的党政干部工作作风在扶贫开发中起到核心作用,他们的工作作风直接关系着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所以习近平对贫困地区的干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讲道:“对各类困难群众,我们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要有这样的情怀,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更多关注贫困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

第三,习近平的科学扶贫思想。习近平的讲话中体现出了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因地制宜扶贫思想,真扶贫、扶真贫的精准扶贫思想,依靠内生动力的内源扶贫思想等一系列的扶贫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再次表示,“各级党委都很重视扶贫,还要更重视。我这次到湘西来,主要是看望乡亲们,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策。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共同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了解毕节扶贫经验时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2003年1月20日,在浙江“两会”期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参加省人大温州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了自己的“扶贫观”:“贫困地区也有100万元的富裕户,我们的扶贫要扶真贫,要把握贫困动态的变化,讲求针对性,使投入的钱真正让贫困户受益。”第二节扶贫开发的相关理论与评述

一、国外扶贫开发的理论综述

1.国外扶贫开发的一般理论及观点(1)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内部资源不足,而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存在着若干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而在这些“恶性循环系列”中,主要是存在相对的资本缺乏,从而使促进区域发展的资本不足。从资本的供给方面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资本的需求方面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这两个循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停滞和贫穷的困境之中。“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评述:“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加快经济发展,摆脱贫困,打破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地增加投资,增加居民储蓄,促进资本积累和形成。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贫困的重要特征,并初步探讨了产生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但是,它的理论过分强调了储蓄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2)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即所谓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他认为,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逼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当人均收入大于这一理论值,国民收入超过人口增长,从而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人口增长为止,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达到新的均衡。因此,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相对也处在稳定状态。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使投资的增长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评述:“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从多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贫困的原因,分析了资本稀缺、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增长的障碍,强调资本积累和形成对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决定性作用。该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积累和形成不足。(3)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内容与观点: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打破收入低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就必须保证足够高的资本投资率,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的水平值即“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临界最小努力”,就难以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困境。莱宾斯坦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循环中,国民经济的内在推动力量太小,低下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它们即使不断增加投资,资本形成的规模都小于经济起飞所需要的临界最小数量,因而最终又会落到低收入均衡的陷阱,无法打破这种稳定的均衡。“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评述:“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特别强调了资本积累与形成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对于认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现状及反贫困战略的安排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在经济极度落后、科技不发达、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或地区),资本积累与形成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把资本积累和形成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有片面和绝对的理论倾向。(4)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内容与观点:和其他研究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学者所不同的是,缪尔达尔试图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广泛的层面上,研究欠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他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发展,提出著名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以此解释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愈来愈贫穷的困境。“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用制度的、动态的、演进的方法,从另一种角度来研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问题。缪尔达尔认为,产生低收入是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为此,他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现收入平等,增加穷人的消费,以提高投资引诱。“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评述:缪尔达尔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突破了纳克斯的悲观论点,强调通过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来提高资本形成和收入增长。同时他还主张采取“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即通过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形成“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此,这一理论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依据之一。

2.现代反贫困战略的主要模式与机制(1)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模式与机制

罗森斯坦·罗丹在研究发展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中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比较低下,因而反贫困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工业,走工业化发展道路。要发展工业就必须增加投资,促进资本积累与形成。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长期以来被贫穷所困,工业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全,而且劳动生产率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不高,因而少量的资本投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问题,只有通过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个工业部门,包括基础设施部门投入资本,通过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推动和冲破市场狭小的束缚,才能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就是在贫困恶性循环的锁链上打开一个缺口,作为发展的起点,通过“大推进”实施全面增长的投资计划,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通过扩大市场容量和完成投资诱导机制获得外部经济效应。(2)罗斯托的经济起飞模式与机制

经济成长模式理论的内容与观点:罗斯托经过长期的研究,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建前提、起飞、成熟、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他认为,“起飞”就是要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实现在短时期内基本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剧烈转变,使国民经济走上迅速发展的坦途。罗斯托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 10%以上的投资增长率。根据罗斯托的分析,假定人口增长率为:1%~1.5%,投资产量之比为3.5∶1,要使国民生产净值增长2%,必须有10.5%的积累率,要使国民生产净值增长3%,必须有12.5%的积累率。第二,要建立主导产业部门。第三,要有制度上的保证。罗斯托认为,上述三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首要的。他认为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率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不同的是他还强调了主导部门和制度因素,但资本形成仍是首要前提。

经济成长模式理论的简评:以促进资本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几种反贫困理论模型,源于实践中对发展中国家基本状况的基本分析所得出的概括性结论,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基本看法。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人力资源、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资源三大类。经济学家纳迪利在 1971 年也作了类似的研究,得出与麦迪森一致的结论,那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小于发达国家,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展中国家大于发达国家。(3)舒尔茨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的内容与观点:1960 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学会上,以《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为题发表了著名演说,并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舒尔茨认为,在传统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投资很少被纳入经济学家的正规核心内容之中,不包括人力资本的资本概念是不完整的,人力资本投资能有效地增加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就像投资厂房和机器设备一样,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他还认为,在现代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支撑高生产率的仍是人力资本,处于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无疑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舒尔茨用这一思想来考察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时候,便得出与传统经济理论一些不同的结论,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而在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重视。因此,“人的能力与物质资本不相称,这种能力就成了经济增长中的限制性因素”。人口素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完成的。发展教育事业,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评述: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将研究贫困问题学者的研究视线引向了“人力资本”,并使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提高“人力”质量,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不得不提供尽可能地满足结果,使得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部门由于收入太低无法吸纳知识劳动者,而有限的现代部门难以提供更多的职位,因而出现知识失业的情况。如何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提高其在减少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国内扶贫开发问题研究综述

1.关于扶贫开发理念的论述

伴随着贫困成因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贫困的表现基本相同,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资源短缺固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原因”,个人能力、人口数量、区位特点、经济结构、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都已进入了贫困研究者的视野。综合起来看,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要素贫困观(沈红,2000;李伟,2001;李秉龙等,2004)向贫困文化观(周怡,2002)再向能力贫困观(黄文平等,2002;刘尧,2002)的转变”,提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当代反贫困研究的又一亮点,也为广大贫困地区制定卓有成效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2.关于扶贫开发项目资金与管理机制方面的研究

周彬彬(1990)研究了扶贫项目的资金扶贫原则问题和项目管理的一般性问题;夏英(1994)探讨了扶贫项目的周期问题,认为针对贫困的特征,项目周期应该相对长一些,才能保证扶贫效果;汪三贵(1997)从提高扶贫投资效率的角度分析了扶贫项目资金传递与管理系统的弊端;胡显中(1998)分析了扶贫资金截留现象,指出根本的原因存在于扶贫项目运作的体制和制度。李文、汪三贵(2004)对中央扶贫资金的分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央扶贫资金虽然对重点贫困县有所倾斜,但不同贫困县之间差异还是比较明显,人口较多的贫困县往往在中央扶贫资金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在财政投入对农村脱贫的分析方面,郭宏宝、仇伟杰(2005)运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海塞行列式,分析了农村财政投资结构对脱贫的影响,认为贫困人口素质低下、自然环境约束、生产方式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市场经济意识不强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是造成财政投资脱贫效应递减的六个主要原因,并指出必须改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加大对教育、科研、农村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才能提高财政投资的脱贫效率。

3.关于扶贫开发模式的研究

沈红等(1992)应用甘肃省扶贫开发的案例,比较分析了几种扶贫方式的优劣,提出了选择扶贫方式的一般原则。朱玲、蒋中一(1994)通过分析参与以工代赈农户所获得的收入和社会服务等直接受益、就业和收入结构等间接社会效益以及以工代赈项目的局限性,集中考察了以工代赈工程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朱玲(1996)提出扶贫开发工作“多数是政府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赵昌文、郭晓鸣(2000)将各种扶贫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并详细对开发式扶贫模式、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异地开发扶贫模式、对口扶贫模式和企业扶贫模式进行了评析,指出扶贫开发工作应该针对贫困地区的不同特点,选择适应的扶贫模式。余兴厚(2002)提出:政府应根据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特征,调动各种财政资源、信贷资源、社会资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扶贫+信贷扶贫+社会扶贫体系,并协调好多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在扶贫工作的关系。叶普万(2003)提出目前“扶贫开发方式,改变了单纯生活救济的办法,致力于在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地区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帅传敏、孔祥智(2006)运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以工代赈方式的经济学原理进行了研究,并以联合国 WFP援助中国的以工代赈项目为例展开分析,认为以工代赈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外部投入实现打破贫困地区低水平的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严瑞珍教授根据我国农村反贫困具体实施情况,把农村反困战略概括为 10 种模式:①“持续性”反贫困战略,即实行扶贫资金的严格偿还制,重复使用,滚动发展,不断扩大扶贫资金覆盖面,使扶贫具有可持续性。②“综合性”开发反贫困战略,即针对贫困地区生态失衡、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教育落后、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人口增长快、市场发育程度低、就业困难等经济发展不利因素,开展全方位治理和综合性开发。③“区域补偿性”反贫困战略,即把富裕地区获得收益的一部分集中到中央财政,然后再用于贫困地区补偿。④“依靠农业”反贫困战略。⑤“群众参与性”反贫困战略。⑥“政府+民间组织”反贫困战略。⑦“真扶贫+扶真贫”反贫困战略。⑧“劳动力替代资金”反贫困战略。⑨“发展极”反贫困战略。⑩严格扶贫项目管理的反贫困战略。

三、与扶贫开发模式相关的几个范畴的界定

1.贫困

贫困(Poverty)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类共同面对且又不懈努力追求破解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的反贫困历史,人们最早认识贫困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的,有关贫困方面的定义也仅限于较为狭窄的收入概念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维持上,后来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又加入了生产、心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因此贫困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贫困有着不同的理解及其相对应的贫困界定标准,所以贫困即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1)英国贫困问题研究的学者汤森认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且还基于得不到某些物质福利的机会,即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能力……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同时,阿玛蒂亚·森还指出:“在分析贫困情况时,最重要的是针对社会具体情况确定一些衡量最低限度物质能力的绝对标准。不管与他人相比,相对地位如何,只要他达不到这个绝对水平,就是贫困者。”(3)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认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条件的生活方式之外。”(4)世界银行在《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5)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对贫困的认识较为一致,在它们的研究报告中有如下阐述:“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2.反贫困

冈纳·缪尔达尔最早提出“反贫困”概念,并引入学术研究。缪尔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有一个很醒目的副标题就是“世界反贫困大纲”,他从治理贫困的政策层面上提出了“反贫困”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反贫困(Anti-Poverty)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一是 Poverty reduction,其含义是减少贫困发生因素,强调反贫困的过程性。二是 Poverty alleviation,其含义是减轻、减缓贫困的手段。三是 Support poverty,其含义是扶持贫困,简称扶贫,主要是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研究和落实政府或民间的反贫困计划与项目。这在中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四是 Poverty eradication,其含义是根除、消灭贫困,强调反贫困的目的性。

反贫困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与体制意义的双重含义的概念。其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制度化、规范化的层面,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水平,使其能够生存下去,在我国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规范运作的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从体制和政策层面,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谋求经济社会稳定、和谐与持续发展。三是提高贫困人口生存与发展能力,保证其生产、居住、医疗、教育、文化等应有权利,维护贫困者人格尊严。

3.扶贫

扶贫是中文特有的词汇,表示反贫困的一种具体行为。扶贫是一种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行为,同时也是一个过程,与前两个概念更为相近,表示减少或减缓贫困的行为和过程。按照“扶贫”的政策含义完整表述应该是:扶持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摆脱贫困。

4.扶贫模式

本文认为扶贫模式就是“反贫困”的范式,从范围上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1)广义的扶贫模式

广义的扶贫模式是指在既定扶贫战略下各扶贫主题的扶贫行为的集合,包括在社会范围内扶贫行为范式的集合,这是纵向意义上的扶贫模式。从扶贫行为的逻辑过程来看,一个完整的广义扶贫模式应该包括扶贫决策目标、扶贫资源传导方式、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的具体受益形式,以及对整个扶贫过程和结果的监测评估四个基本环节。(2)狭义的扶贫模式

狭义的扶贫模式是指将整个扶贫行为过程中不同环节的不同具体做法概括为模式。比如:以工代赈扶贫开发模式、贴息贷款扶贫模式、移民搬迁扶贫模式、财政资金扶贫模式等。在贫困人受益环节可以概括出区域开发扶贫模式、科技推广扶贫模式、劳务输出扶贫模式等。本文采用的是纵向意义上的广义扶贫模式概念,是在中国农村既定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前提下,把农村开发式扶贫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其内涵包括了农村开发式扶贫全部行为及过程,包括扶贫活动本身的决策、传递、接受和监控等组成部分。(3)扶贫模式的理论观点

关于扶贫模式的具体界定理论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范畴。汪三贵(1994)比较早地开始了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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