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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钢 著,

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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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试读:

纪实摄影的根本或“初心”

顾铮

大学生活是人生中的一个过渡期,从稚气到相对成熟的重要过渡期。在大学里,社会的各种影响开始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学校提供的各种教育与规训,逐渐侵入人心,也开始改造人的心灵、表情以至肢体语言。同学之间的交往产生智力的提升与竞争。人的欲望与想象也开始随着自己的体能、知识与综合能力的增强而膨胀。而随着人的智、情、意的发展与发达,摄影也开始在大学生活中发挥其作用。大家从拍纪念照片,发展到记录学习生活和捕捉人的表象,再到为未来提供深入判读时代的内在运作的视觉契机,摄影始终在大学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摄影的这种角色对于某些有心人来说,更具特殊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赵钢的大学生活照片,就是这样一种可供后来者研判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气息的具历史价值的作品。

赵钢的这部名为《我的大学》的作品,没有当时甚至今天仍然大有市场的摄影的做作与伪善,有的只是他融入自身的大学生活,作为生活者对大学生活的观察与记录。这部作品的底色是真实、朴实与不事奢华。因此,在今天来看,这部作品也因其真诚的不事功利的拍摄而充满了历史意义与历史感。有时候,一种可能的吊诡是,越是抱有要为历史做点什么的雄心,历史就越是要远远躲开你这种功利心、功名心。而并不抱有为历史做什么的雄心,只是坦然地面对现实,只是尽情观看与拍摄,可能历史反而会垂青于这样的观看,没有偏心地向你的镜头走来。结果,真正地拥有历史,并不一定与想要拥有历史的野心成正比。此话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也证明不了什么,只是我观赵钢照片时的一种个人感受。

在赵钢拍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活画面里,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在他的照片里获得具体的反映。军训所强调与体现的对于团体认同与集体主义观念的要求与强化,竞选学生会领导以及之后顺理成章的应酬来往,这些社会化的活动都在形塑大学生们的价值观,也对他们的人生观产生影响。而我们正好在赵钢的照片里目击了这种情景。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画面与情景,似乎都很温馨。进入社会后必然遭遇的人生拼搏(厮杀?)似乎还没有在这里出现,或者说只是稍显端倪。整体上,这些大学生活照片洋溢着一种温馨的基调。这是不是就此说明大学生活只有温馨?其实未必。因为有些背后的运作,比如同学毕业分配时的钩心斗角(在他拍摄当时,可能学生在面临毕业分配时已有了较多的选择而少了些钩心斗角),摄影难以呈现这样的心理。所以还是想在这里提醒说,他的照片,如果说更多的是关于大学生活的一种温馨记忆,那么这只能告诉我们摄影是有其局限性的。这不是说赵钢没有能力拍摄这种属于幕后的、心理的现象与真相,而是说摄影的短板本来就是在此。因此,我们必须对摄影抱持一种审慎的乐观。也就是说,摄影不是万能的。表面浮现的事情,摄影可以发现与记录,背后运作的事,摄影无从记录。不过,表面有时是与背面相连的,发现与背面相连的某些症状并且以摄影的方式呈现(视觉化)出来,那就是一个对摄影家的严峻挑战了。

从赵钢的照片,我们也看到,摄影作为一种兴趣与爱好,也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在当时大学生中的流行。在当时正慌不择路地向消费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摄影作为一种消费方式,其在大学校园里的蔓延进程,可能较之校外更为迅疾些。从赵钢的文字叙述与照片里,我们也发现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摄影作为接近女生的手段,也成为当时大学生活的亮点。摄影成了消费活动,也在消费学生的荷尔蒙。他的照片里有在宿舍里煞有介事地搭起背景布(床单?)请来女生练习(借口?)肖像摄影的画面。这个场景生动反映了青春期与摄影的关系。

作为一名男生,赵钢想对大学女生的内部生活有所了解与呈现,以此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为此,一方面他尽可能地拍摄他所能够拍摄的部分,为一些女同学留下了值得纪念的校园生活照,也展示了女大学生的风貌。另一方面,毕业后的他,想出了把照相机交给女友丁凤园去拍摄的想法。他让自己的女友成为他观看的代理人,一个“线人”,去进入女生生活中较为隐秘的地带拍摄。女生拍摄女生,有着许多便利。让一个女生的眼睛作为一个男生的眼睛的延伸,这个想法本身就有意思。当然,我们不得而知的是,在丁凤园的拍摄中,是努力反映赵钢的想法为主,还是只任凭自己的兴趣去拍摄。在两人的交流中,赵钢的影响想来不可忽视。这样的影响可能包括他所拍摄的,也包括他对她所拍摄的肯定与否定(如果有否定的话)。不管怎么样,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丁凤园所拍摄的照片,在风格上与赵钢的风格与观看趣味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她在瞬间选择上也是以生活情态与气息为主要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人在观看与拍摄瞬间的选择上是如此一致,在摄影上可谓般配无比,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当然,男女同学们被镜头所激发的活泼朝气,有时还包括了稚气,也都在他的画面中呈现得丰富多彩。赵钢的九十年代大学生活影像,没有去刻意地将大学生活理想化与浪漫化。在他那里,一切显得那么的自然,而且是一种摄影的自然。什么是摄影的自然?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自在的纪实摄影。这需要由他对生活的热情与热爱来保障,同时又能够以足够的才华通过他的摄影让我们看到他的观察、观看的热情。那么多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细节,以及细节背后的人的生活现实,只有经过他的摄影凝视,再经过时间的长期酿造,双重作用之下,才散发出了生活的醇香。

在看赵钢的这些照片时,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从他的这些照片中(至少就这些照片而言)他竟然没有受到当时而且至今仍然风行的为“美”(什么美?)所做的拍摄手脚。因此这些照片所具有的真实性使人信服,也使人油然而生某种怀念。比如,开大光圈来虚化背景这样的手法,他似乎并不热衷。在许多摄影教程与比赛评审(可能是在比较初级的赛事)中,利用大光圈略去所谓“不美”的事物被视为基本手段。而人与背景无法分隔的画面,往往被认为是失败的。因此,当今天再看许多当时的获奖作品(有些被捧到不应有的高度),会发现当时的摄影人在拍摄时将光圈开得很大,因此人物背后的光斑很漂亮,但就是感觉有一种时代的失落感浮现出来。那些空洞与表面的欢快同在,却反而引发了我们现在的失落。这些摄影人(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恰恰就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做因此过滤掉了什么,因此失去了什么,更因此把历史遮掩掉了什么。在赵钢的画面里,许多人物的行为就因为没有使用大光圈而获得了充分的周围环境细节的支撑,也因此保障了画面的历史真实性。而他也因此在今天得以收获这份时代要奖励他的礼物,作为对他老老实实地摄影的回报。我不得不说,原来光圈大小竟然与历史真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

而现在已经成为热词的纪实摄影,在他拍摄这些照片的当时还没有传开,也没有什么做法、手册之类的具体指导。因此他的大学生活摄影,可以说是一种自发的记录冲动与欲望之下的行为与结果。他凭借自己对摄影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和真实的热爱,而用照相机记录他舍不得忘却的稍纵即逝的事物。因此,这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作品。

必须承认,赵钢是有摄影才华的。在赵钢的大学时代,纪实摄影虽然已经作为一种理想开始为一些摄影家所尝试,但自觉的探索尚处在一种混沌与分散的状态,没有像在后来那样一度“蔚然成风”。他的摄影观念的形成,应该不是受所谓的思潮与理论的影响,而是来自他对生活的热爱与一个光学理工男对真相的较为实在的认知与对摄影本质的感悟。这个感悟,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今视之,以他的探索来证明是具体而实在的。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专业教育,于他的摄影是有贡献的。看他的这些画面,可以发现,除了必要的敏锐之外,他拥有绰绰有余的手段来捕捉他想要捕捉的事物。至少就目前在照片中所看到的,他要的,都在画面中了。瞬间恰到好处,构成安排妥帖,画面品质很好。这也充分显示,他的历史责任心是由完善的技术全面支撑起来的。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专业关系以及兴趣,赵钢对于光学原理的深入把握,使得他对于画面的品质要求有了足够的信心,并且也因此培养出了足够的影像把握能力与语言调动能力。这里所说的影像把握能力与语言调动能力,是指在获得最终影像过程中的能够把技术与语言于一瞬间完美调动的行为与过程。这对于确保表达的完整性与作品的完成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高等教育背景所能够提供的支持既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充分的。

在今天纪实摄影已经成为“主流”,其花样翻新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的时候,赵钢的《我的大学》再次把我们拉回到纪实摄影的原初状态,令我们省思什么是纪实摄影的根本,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是“初心”。需要重申的是,我一直支持与鼓励纪实摄影的花样翻新,但这个花样翻新,要能促进对于纪实摄影为何的省思。唯其如此,这样的花样翻新才是有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摄影的根本或“初心”,其实并不那么复杂。真正意义上的观看,发自内心的观看,是在观看时没有风格的考量,也没有市场的打算,只是为了在场与记忆的观看。因此,这样的观看,信息密度大,情感浓度足,因此其纪实的纯粹性也高,结果也最合纪实摄影的根本或“初心”。这,我们也可以从赵钢的作品中得到确认。

赵钢与九十年代大学

胡赳赳

我是第一次看赵钢完整“供述”他拍摄《我的大学》的经历。此前,我集中看过他的这一部分摄影作品。我知道这是好的,但仍然讶于他如今的“焦虑”。他急急地要奔走于大地山野、山川形胜——他认为的摄影天地、人文时空。也许“焦虑”有另一层含义:对焦而思虑。如此解释,他的“焦虑”便有形而上的意味。《我的大学》对外有个标签:“九十年代大学生”。这个标签是承继任曙林所拍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有一次,在《新周刊》的北京办公室搞研讨会,任曙林先生和赵钢都来了,他们互相讨论摄影与时代的关系,着实精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会动容——当你专注于一样事物时,你便获得了神圣的力量。

摄影和凝视的关系很大。凝视即为专注。至少我做过实验,同样一个场景,你漫不经心地“咔嚓”一下和你全神贯注地“咔嚓”一下,其“内在的饱和度”是不同的。专注的拍摄行为能使目光得到更长时间的停留,尽管表面看起来两幅照片一模一样,这就是“内在的饱和度”所达到的效果。

我们经常讲“诗”与“史”的观念。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抒情诗人,他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情绪和情感;同样,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者,他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真相和实在。摄影之难,在于“诗史合一”。仅有史学依据,只是档案材料;仅有诗学观照,便成浪漫偏隅。因此,摄影和时代的关系,是巨大的,必须有内在驱动力和使命感的人才会意识到。

所幸,赵钢在潜意识里很早就有这颗种子。而且,那时也有摄影界的前辈在引导他。我读了他的相关叙述,讨论一个艺术信徒对艺术的那份狂热和忘我。这令人既感动,同时也感叹,这样一份纯然讨论摄影之学的师徒关系今人已不存。善业终有果报,赵钢因此花费诸多时间,去教授摄影爱好者,以此撒播新的种子。可见,一个人只有在年轻时得到过关照和别人的付出,他将来才会有付出的能力。佛经将此描述为“燃灯者”,前灯无损光亮,后灯照亮黑暗。也就是说,在知识或真理的传递中,拥有知识的人不会因此丧失知识,而求知的人却可以因此得到知识。知识相当于“复制”而不是“剪切”。

摄影自然要使用灯,自然要和光亮发生关系。摄影说白了是光线的艺术,同样也是暗室的学问。经典的摄影师会回到物理和光线,也会追究摄影的本质。也就是说,当工具存在之前摄影存在吗?这是一个命题,所有摄影师都应该追问。因为摄影术是现代的发明。而现代之前,摄影存在吗?

这个追问是借用禅宗的“参话头”。禅宗会问“父母未生你之前你的本来面目”,也就是父母未生出你之前你存在吗?不必急于给出答案,自己去悟。

摄影也是如此。工具是后来的事。那照镜子算不算摄影呢?小孔成像也是我们祖先的发现,而且玩耍了很久。还有我们的眼睛每眨一下,是否就拍摄了一幅图像呢?那如何看待蜻蜓的复眼呢?王阳明每天“格竹子”是否就是把自己当作一架连续工作的摄影机呢?

摄影贵在“心摄”。“摄取”或“摄受”以及“拈来”,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况味。如果一个摄影师这方面的理解多了,他对图像的深究就会比别人更有“纵深感”。图像的“图层”和“信息量”也会因之博大。摄影是将世界化为一瞬间的卷入。

因此,“读图”有时不亚于读一本书。一张图片包含的信息可以令人玩味好久,思索好久。它既可以是珍贵的资料,也可以是长篇小说。

赵钢和我在《新周刊》时是同事,搭档许多年。我目睹了他的“焦虑”。他当然会耐心听我对访谈对象的访问,以此捕捉人物肖像的传神形态。但无论怎样,你总能感受到他的形体背后,有一种困兽似的暴烈和躁动。此地容不下他。他需要有更大的自由度去进行创作,而不是为一家杂志配图。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他是电闪得早,而雷鸣得晚。他的惊艳之作《我的大学》早已完成,却被压在箱底,只在小范围流传,直到微博时代才被公众大量转发和评价。我建议,这一部分也应该编进书里。

我是从九十年代读大学过来的,和赵钢是一代人。因此读他的图,也是怅怅不已。那种感觉是“明明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却似乎是自己的体验”,因此令人恍惚。

九十年代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重要哇。上大学相当于扳了一个轨道。从学校里学了些什么已经忘了。但是青春期的种种艰苦和美好却遗留了下来:有几个不常联系却彼此认可的朋友;培养了没有功利心而纯粹的乐趣;比起日后被生计前途不断蚕食的心灵,真的是有一种穷快活的撒欢快感。

或许,青春期的多巴胺分泌起来量大质优,因此那些生活上的艰苦也并不令人觉得苦,况且还有理想的支撑、艺术和文学等精神的滋养。赵钢的镜头,对准的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场景,那是“零距离”的接触,是“浸泡式”的跟拍,被拍摄者没有任何“镜头感”——大学生活扑面而来。无论是火车站迎新,还是宿舍楼打闹、熬夜看足球赛、食堂舞会、礼堂电影、摆摊卖货、勤工俭学、听摇滚演唱会,这段经历,多少会成为日后一个知识人蜕变的发动机。

贫穷和富有,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如何度过当下?如何度过正在流逝的每一分每一秒。你能够自嗨吗?你能够从艺术中寻求到快乐吗?对现实欲求不满,这种局限性是始终存在的,如何用好这种局限性?能否在局限性内安身立命?

如果学不会在当下保持一种正念,那将会在生命临终时,依然处于悔吝之中。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差别正在于:艺术“通过再现来呈现”生活的本质,而普通人永远认为生活在别处——别处的生活和你当下的生活其实并无二致。认清了这一点,你才可以往别处去。

好在赵钢上的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因此具有了“普通性”。名校的光环固然很好,但普通事物更可以获得共鸣。如果说八十年代为一代人提供了思想动力,那么九十年代教会了一代人如何去实践“飘一代”的生活。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对应着七十年代生人。这一代人如今也已进入中年。与五六十年代生人相比,他们的确不能称为劳动模范,但也是很快“接了班”。他们的博大浩然气象不如上一代人,但其猥琐的程度也同样低于上一代。这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看80后、90后,似乎操守和职业规范越来越低,但创造性却越来越强。毕竟,“接班”这回事,换一茬人,换一套规矩。艺术就是用来打破禁忌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文艺。

某次我约他写摄影心得,他言“镜头前后,都是我自己”。此语甚为中的,此即“心摄”。“心外无物”的意思是“万物皆心”。前儒言“宇宙内事即吾分内事”,或者“万物森森在吾下”,这种气象,即是摄影。

他还说:“一个人在你镜头前的状态,是你们之间关系的最真实描述。”我也很是认同,他又补充说:“真实是一个意识活动的结果。”这便接近“道”了。客观真实为“物”,主观真实即“心”,摄影是“心物一元”的体现。

从《我的大学》这样一个“原点”出发,赵钢竟然没走弯路。他的摄影之途,用王家卫的话来讲,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然而赵钢将《我的大学》端出来晚。他一直保持端着相机往前冲的姿态。可以将他的摄影作一个分期:一是他的职业前期,代表作是《我的大学》,地点在东北;一是他的媒体摄影师时期,先后在《新京报》《新周刊》《华夏地理》担任首席或重要摄影师,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城市”系列、“人物”系列、“人文地理”系列,其间他还拍了“正在消逝的火车头”系列;此后,他进入艺术摄影师时期,也将人文地理摄影带向了一个新高度。在我看来,他是“中国人文地理摄影先行者”,他不拍那些名山大川,他去拍那些“礼失求诸野”的荒垣断壁。他对此“持志如心痛”,而这一切,早在《我的大学》时期,就有了“先验性”的影子。

如果说,《我的大学》是他的某个原点、某个原坐标,关乎他周遭的事物,用相机旋转和调停,那么后来的媒体摄影让他看到了世界,相当于一个横坐标的发展;而人文地理摄影让他看到了文化历史的演变,相当于一个纵坐标的发展。如今,他建立起自己的摄影版图,时光机来回穿梭。他既可以在荒庙中长歌当哭,又可以在流金岁月中抚今追昔——照相如水中望月。

但愿每个人都能从镜像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那些丧失的瞬间

唐克扬“本真提供了如此丰饶的生活质料,以至于一个摄影者不得不抵御统摄万物的欲望。”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如是说。在一瞬间,这种取舍为拍摄者带来了无穷的焦虑:“摄影者接近了一个拍摄主体,再近,修正自己的视界,再次审视,然后,就在电光石火之间,遍历这一切……”

我和赵钢分享的这些瞬间不仅是布勒松定义的,它们也浸透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面对它们,我不再满足做个艺术评论家了。关于这部影集所网罗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活,首先,我是实际的当事人,其次才是它的评说者。对大多数影像后的生活,我都拥有如此“丰饶”的感受——我们是大学上下级的同学,是我父亲,帮着我填报了这个今天依然让我感到敬畏的专业。在跨进校门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高校扩招前最为激烈的高考竞争之一,能够上一所大学就已经谢天谢地,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的平淡,以及接踵而至的实际人生的考验,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很显然,自小喜欢摆弄相机并且已经颇有摄影水平的赵钢,是奔着我们学校是全国最好的光学研究机构之一这条来的,他本意是做一个“学生”,没料到却当了“记者”和“辅导员”。那时候我们天真地以为,光学=相机=摄影,但实际上是赵钢,而不是物理课的老师,是我们自发的摄影学会,而不是学校的实践课程,帮助我们一批从来没有拿过相机的菜鸟,学会了用镜头观察“我们的大学”,初步建立起了对于这样新鲜事物的概念——它来自对于生活本身的感受,甚于科学实验式的操作。我还记得我初次进到大学暗房中的情景,显影液中,我惊讶地看到一幅照片从无到有,北方桦树林里戏剧性的光线,转瞬间变成了相纸上强烈的黑和白——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时间”的含义。必须强调,这,只是沉闷枯燥的大学生活中多少有些意外的一瞬,因其意外才得以新鲜。九十年代初的北方城市中日常的“时间”,并不像机械设计课上我们拆卸的精密钟表,它事实上是混混沌沌、莽莽荒荒的,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借着合适的视角,那意外的一刻才在人生中清晰地“显影”出来。

人们常说,记忆像一条河流。作为一种时间的证言,摄影恰恰否定了这种习惯的认知。随着生命的磨蚀,大部分的从前时光仅仅剩下粗糙的印象,缺乏记录,甚少“铁证”,逝去的一切因此不太能比作连绵流动的河流,而是像茫茫大海上磐石般的孤岛,只有那些最亲密、最重大的人与事得以幸存。摄影者面对布勒松所说的“决定性瞬间”的焦虑和困惑,和电影人看似汪洋恣肆的自由感正好相反。罗兰·巴特认为,摄影有别于电影,在电影中,“影像如流,泉涌般地流淌向其他的影像”,“(电影)影像的意旨一直都在漂移”,而在摄影中,不甚明了的会更不明了,而清晰的将显得过分清晰,“影像已经饱满甚至拥塞:再无余地,增一分已太多”。对摄影者来说,面对一个“决定性瞬间”他需要遍历无数个类似却多余的瞬间——更广义的摄影是一种“心像”,就像不被注意的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数永远也不会降落到纸面上。

那样的复数的瞬间曾经是我们粗粝的青春时代,尽管冠以“大学”之名,被遴选过的影像实在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一小部分生活,它们如此戏剧性的事实,正说明了被埋没的平凡。对一名看客而言,假设他有一帧过去的照片,对这帧照片的解读总是伴随着这样一个事实:他一定知道同一片记忆的切片必定伴随着被弃绝的“瞬间”,那些虽然没有拍出但绝对“可能”的照片确乎存在于他的意识中。罗兰·巴特曾经也以这种方式说明“决定性瞬间”的意义,通过别的女孩的搔首弄姿或是画报上女明星的玉照,他早了解了这种几乎无限却又被大大抑制了的“可能”。对于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它还有另一重含义,在图像依然不算普及的时代,这种“可能”就算在技术上都不够成熟,一幅如此不可思议的坦诚的影像,仿佛没有敲门就走到了人心最隐秘的所在,凝视它们既带来怀旧的温情,又让当事人感到尴尬,倍感惊愕。

我们也是这样的看客。在隔着漫长时光的距离上,我们真切地理解了罗兰·巴特面对他母亲照片的感伤,他的哀痛绝望并非因为他母亲的其他照片已经绝版,无以排遣他对亡人的思念,而是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他面对每一幅照片的忧伤都是孤独的,彼此不能互相发现。电影有别于摄影,并非因为它们物理性状的不同;在视觉上和心理上,电影是连续的摄影影像,而摄影不是。一幅摄影图片,即使被放在同一主题的专辑里,在摄影者或读者的心理上也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对我而言,那恰如我们并不算完美的大学时代,即使下意识地修饰它,它依然是不连续的时光的碎片,没有头绪,缺乏逻辑。表面上不会撒谎的影像,它们凝重的色调越是加重便越是使人感到陌生,它们独立、清晰,然而是十分遥远地呈现出来。

摄影宛如记忆,你永远可以冲洗出不同的照片来,你捕捉住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时刻、偶然的对象——即使在数码摄影的时代依然如此,此处我们找到了“决定性瞬间”的焦虑的来源。如布勒松所说,影像的一次性(instantaneousness)——所有照片都只能拍摄一次——也可以使得摄影者的角色充满力量。人们通常说“这幅照片别具一格”,其实每一幅照片都命定别具一格,它所面对的生活越是无名和普通,就越是在摄影的意义上独具一格。这还不算完,布勒松,也只有布勒松,认为“别具一格”的照片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这就是“决定性”焦虑得到的补偿。为了这样珍贵的瞬间,一个忍受着严酷气候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摄影者受点罪也无妨。在我们那个时代,像赵钢这样的摄影者倒不必承担这样的风险,但是他注定和今天端着相机在风景名胜处游猎的摄影发烧友是不同的,和随时都可以守株待兔的手机摄影家也是不同的。特意把镜头对准尚未准备好“入镜”的生活,从黑白胶片发生的化学反应到一张照片要走过漫长而昂贵的路程,相比不经意间按下数码相机快门便即时“显影”的迅捷简易,那是两个世界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赵钢曾经告诉我,没有任何一张经手的照片是废片,相对于未经打捞出的混沌世界,它们都是弥足珍贵的,浸透了人的意义。今天的人们,可能再也不能理解“稀缺”对于影像艺术的含义,如前所述,由于影像的一次性,“决定性瞬间”的意义今天并未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但它无与伦比的魔力正在淡去。赵钢是由于“稀缺”而诞生的那个影像世界的守护者之一。

作为级别有高下的摄影爱好者,那时我们曾经在一起争论过,传统摄影是否有一天会被更“高级”的艺术形式所取代。现在看来,技术的进步其实不是最让人吃惊的,我们当时不能预料,今天也往往忽视了的,是今天的大学生活和“传统”的摄影所生存的世界的差异。泛滥的数量决定了不太能充分消化的图像质量,作为曾经刺痛我们、引诱我们的艺术形式,摄影图像的魅力正在消逝。

凝视着眼前的这些照片,同时也在努力地将它们与我的记忆匹配,我不禁会想:即使像赵钢这样用心的摄影者,在过去的那些瞬间里他是否真的确定,他已经抓住了对象“最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他所捕捉过的那一刻,九十年代那种特殊的校园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人们很难再造和检验摄影者在那一刻面对的际遇,再次回味那些事,重新找到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曾经和他们靠得如此之近的人,曾经扮演了镜头那边的角色的人,对这种丧失的痛切感受尤深。拍摄一张照片,就意味着抛弃其他无数张照片,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废片,还是艺术上可能出彩的好片,都是真真切切的丧失——这无关摄影的金钱成本而关乎摄影的本性,关乎时间,我们自己的时间。

在那一瞬间,一切本都是可能的。然而,时过境迁,一切将变得永不可能。

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明确自己要从事摄影这个专业

我出生在哈尔滨,这座城市是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我的父母是铁路职工,所以我大学以前的读书经历就是在铁路系统内一路走过来的:铁路幼儿园、铁路职工子弟第五小学校、铁路职工子弟第二中学、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我1979年进入小学学习。我清晰地记得入学报到时的场景,有些兴奋,对新发的课本非常感兴趣。我不是个“听话”的孩子,上课爱说话,喜欢恶作剧,做事爱较真,因为经常和同学争执一些问题而被老师指责为“不团结同学”。我记忆中的小学生活就是不断被批评和打压的,“思想复杂”是一个老师给我的评语,当时我以为她这样说是因为我把同桌的辫子拴在书包背带上或喜欢和女孩子聊天。其实老师是觉得我的想法比同龄孩子“复杂”,经常有不服管教、质疑权威的表现。记得小学五年级学校组织看电影《牧马人》,看完电影回到教室,班主任老师布置大家写电影观后感。我忍不住冒出一句:“这个电影根本不适合小孩看!”老师脸色立刻变了:“电影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得学习吗?”我立刻被吓得不敢发声,但是我死活也想不明白电影里哪些东西是“爱国主义的”,我明明只记得男女主人公亲热的场景、草原优美的风景和女主角甜美的笑容。

当然我也受到过一些表扬。我的作文写得好,还被当作范文;我画画好,班级的黑板报就是我画的;我的手工很好,我做的拖拉机模型被学校当作课余活动的成绩参加评选。但是这些“优点”似乎并不能改变老师对我紧锁眉头的态度。罚站、找家长、当众批评几乎是家常便饭。我直到小学三年级才被批准戴上红领巾,因为有规定三年级必须所有的孩子都要“入队”,这个强制规定相当于把我拉进了集体的怀抱。

小学阶段的快乐记忆都和玩耍相关:夏天抓蜻蜓、抓青蛙,冬天打雪仗、打爬犁。伴随这些的痛苦记忆似乎更多:被批评、被指责、挨揍、委屈。我经常处在一种自我怀疑中: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这些经历造成的负面情绪几乎到了中年才逐渐被我认识并寻求解决。

我赶上了小学六年制,上初中的时候,已经14周岁了。初中阶段的学习似乎特别轻松,除了外语。学校里有俄语班和英语班,我的父母给我选择了俄语班,因为据说考大学的时候俄语成绩相对会高一些。初中的课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我在小学六年级就自学完了初中的物理课本,因此我在初中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但是我“思想复杂”的问题依旧,曾经写过一篇作文,抨击学校收费补课的事,老师单独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有些话是不能想说就说的……”

到了十几岁的年纪,我开始对女孩子产生好感,喜欢班里一个女生,不知道怎么被老师察觉了,找我的父母,说我早恋。在那个时候,早恋似乎是一个罪名,在我看来不亚于偷盗和伤人,因为我为此遭受了“狂风暴雨”般的批评并产生负罪感。从老师的观点来看,她是出于对一个聪明孩子的爱护,不能让我因为早恋影响了学习,耽误了前途,这种正义感让她自信满满地采取了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找家长。

男女关系问题在我的成长阶段一直被严密地管控和压制。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就在全班同学面前严肃地说:“男女授受不亲……”因为她看到男女生在一起踢沙包、跳皮筋,举止有过于亲密之嫌。初中老师似乎更会发现早恋的苗头,她会用安排座位的方式将爱聊天的男女生分开。可以说直到成年,我都没有在学校或父母那里真正得到过关于异性、恋爱、婚姻的知识,他们似乎认为这些问题不需要解释,长大了自然会懂了。初中的生理卫生课从生理上解释了男女的不同,至于男女相处之道,只能凭自己的猜测和遐想了。

初中阶段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起来。进入八十年代,海外的文化和商品传入,我开始接触到流行文化。听港台流行歌曲、去电影院看大片、跳霹雳舞……那是一个面对新事物应接不暇的年代。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出国劳务,挣了些钱,给家里添置了几大件:彩电、冰箱、录音机,还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台相机。这台相机是日本产的理光XR7型,八十年代中期的价格接近两千元人民币,是非常稀有的消费品。我们一直将它作为家里的珍贵之物存起来,只有出去游玩的时候才拿出来,拍一个彩色胶卷。父亲没有把相机弄明白,很多照片都拍虚了。

1988年初中毕业,同学们出去郊游,我带了家里的相机给大家拍照,那一卷彩色胶卷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拿到那些扩印机里出来的彩色照片时,我似乎被催眠了。照片给我强烈的真实感,拍照时的记忆被唤醒,那些时光仿佛被锁定在光滑的相纸里面。我对操作相机有特别的天赋,那一卷居然都是对焦清晰的,曝光也几乎是准确的,我的照片和扩印店里别人的照片在品质上有明显的区别。

从那时候开始,拍照成为我最重要的爱好。

1988年,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我考上了铁路系统唯一的重点高中——铁路一中。高中三年,我的心思都在各种爱好上:拍照、听音乐、打排球、骑自行车、看电影。我应该是厌学了,对学习很抵触,成绩很差,甚至是最强项的物理,也曾经考得不及格。

高中的学习是非常枯燥的,几乎就是一个不断接受和重复的过程。不要问为什么去学,因为考大学要考这些。我对生物和化学有比较大的兴趣,对语文、地理和历史很厌恶,这些学科,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因自己的兴趣去学的时候,才发现是那么有趣:文字的优美、大地的神秘、历史的惊心动魄和匪夷所思——这些趣味在高中的课本上似乎统统看不见,也不能从老师的讲述中去听见。为考试而学习,对我来说十分痛苦。

高中时我对摄影的爱好更浓厚了。电教室的张老师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组织喜欢摄影的同学组成了摄影兴趣小组,教我们在暗房里洗黑白照片。那是一段神奇的经历。我在暗房里的红光下,用海鸥放大机制作了自己的第一张黑白照片。在一个8英寸显影盘里,显影药水已经有些氧化发黑,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看着影像从相纸上慢慢浮现时的兴奋心情。记得当时有两三个很要好的朋友,经常钻到暗房里洗照片,红色灯光笼罩的小小空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周末,我经常带着相机去公园拍花草、去松花江边拍日落。如果拍摄的是彩色胶卷,每次去扩印社取照片是最让人激动的时刻。我在柜台上翻看那些照片,经常会有店员或者顾客啧啧称赞:拍得真漂亮。当然,也有拿到照片让人垂头丧气的时候,这使我决定要好好学一下摄影。进入高中三年级,别人忙于学习,我却开始买摄影杂志。《国际摄影》《大众摄影》《摄影世界》是最先接触的,杂志上那些精美的照片真是太吸引人了!尤其是国外的摄影家拍摄的照片,我对那些影像既陌生又好奇。杂志里面关于技巧和理论的文章我都反复研读,有机会就去实践。1989年初的冬天,一场大雪过后,我背着相机到松花江边拍照,几乎忘了时间。那天之后我得了重感冒,发烧一个星期,并且落下了咽炎这个后遗症。

1991年,我的父亲拿着我拍的一张夜景照片给王福春看。王福春当时是哈尔滨铁路科研所摄影师,他的作品开始在国内频频获奖。王福春看到我的照片说:“这孩子拍得不错,带来我见见吧。”就这样,在父亲的引荐下,我来到王福春的办公室。王福春老师非常热情,带我参观他的暗房,我在那一刻被震到了:一台幸福牌放大机立在眼前,旁边是巨大的显影盘,暗房的一角堆满了黑白照片。“那都是废片。”王福春说。我蹲下来翻检那些照片,即使是“废片”,在我看来也是质量非常高的,我第一次感受到:黑白照片原来是这样的!我那些在发黑的药水中洗出来的影调生硬、遍布划痕和污渍的照片太粗陋了。

就这样,我开始跟一位真正的摄影师学习摄影。在我考虑以摄影为专业报考大学时,我发现和摄影相关的专业大部分是文科,更要命的是,仅有的少数理科生可以报考的摄影专业都要求考英语,我这个俄语生一下子没了机会。

高中下学期,我开始真正感觉到了压力。在高中文理分科前,我没有考虑将来的专业,因为物理、化学成绩比较好,就选择了理科。高中生活的前两年,我的心思都放在了爱好上,可以说我是在高中最后半年才开始全力为高考而学习的。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可能要被父亲送去当兵,他已经联系好了自己的战友帮忙办这件事。这对我这个喜欢自由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选择。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只够大专的录取线。我决定复读一年,为自己的贪玩付出一些代价。复读一年的时间里,我除了偶尔拍拍照片,把别的爱好都放下了。

第二次高考填报志愿,我不能选择摄影专业,只好选择了一个跟光学有关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检测技术及仪器专业,因为我对光学还算有兴趣。第二次高考可以说没有什么悬念就考上了,在得到考试分数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对她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考大学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我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身边一直没有人跟我描述过大学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大学的那些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模糊地觉得上大学会让自己有一个好工作、好前途。

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明确自己要从事摄影这个专业了。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大学对自己的父母是一个交代:他们的儿子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我觉得在考完大学的那一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终于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了。

在我完成高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新华书店买了《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这套书是引进的美国著名函授摄影教程,就其内容来说,专业性强、逻辑严谨,非常适合自学。如今这套教程已经再版几十次,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摄影技术教程。

1992年暑假,我经常去王福春老师那和他聊摄影,看他拍的照片。那几年,他正在雄心勃勃地拍摄大作《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以一种幽默的方式面对和解读中国铁路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那些照片生动而深刻。我对纪实摄影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我喜欢现实被永久定格的那一瞬,喜欢画面中那种不期而遇的戏剧性,喜欢从照片中诸多的细节去解读其背后的意义。

王福春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建议,他说:“你上了大学,就拍摄自己的大学生活吧。想从事摄影,就要从拍自己身边的题材开始。”

可以这么说,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前,我已经决定要拍摄一部记录自己大学生活的摄影作品,并且开始为之做准备。我用一个暑假自学完了《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学起来非常快。在去大学报到之前,我向母亲申请再买一台相机。因为那台理光XR7型相机比较昂贵,我有些舍不得拿到学校拍摄,担心会丢了或者弄坏了。我的母亲是很纵容我的爱好的,高中时候,我提出买自行车、随身听这些“奢侈品”,她都满足了我。所以第一次高考失利,我对母亲是心存愧疚的。

母亲这次仍然满足了我,花760元买了一台理光5型机械相机。我就是带着这台相机信心满满地进入大学校园的。1994年,我和几个同学到长春附近的村庄拍照,周新旺用我的相机给我留下了这张照片。我胸前挂着的是他在跳蚤市场买的一台海鸥120相机。从上大学开始,我的生活完全被摄影占据了。1992年,军训期间,我们寝室的七个兄弟第一次合影。最近有朋友看到这张照片说:“那时候年轻人脸上的表情和现在很不一样。”他人对照片的解读,和我会有不同。作为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它让我想到的是我如何在热闹的寝室里支好三脚架,招呼大家过来,孙成伟特意把窗台上的菊花摆在桌子上……朋友的解读提醒了我,应该从记忆的围裹中跳出来去感受这些照片中显现的东西。1996年,我在八舍楼顶拍下眼前的景象。我喜欢背着相机独来独往,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摄影让我释放了对自由的热情。1996年,毕业前同学们去长春郊区的新立城水库游玩,我不记得是谁用我的相机拍了这张照片。我刚喝完一瓶啤酒,手舞足蹈。1995年,地上的绳子是拔河比赛用的,我被它的形状吸引,发现自己的影子和绳索组合出有趣的影像。摄影经常给我一种不可描述的感觉,这正是它让我着迷的地方。1994年,我在对门寝室的自拍,当时是被这块破镜子吸引了。现在看来,自己从事摄影过程中的各种自拍,可以作为亲身经历的一种证据。1994年,我和范小平在主教学楼旁边的杨树林看书。我拿着刚买不久的一台苏联产费德3型相机拍照,这是我在长春一家拍卖行花150元买的,相机的镜头被磨得有些花了,这使得它拍出的照片有一种朦胧感。大学生活那些悄悄溜走的日子,可能是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光。1994年,冬天的南湖结了厚厚一层冰,那里是我常去游玩的地方。1995年,六舍403本来是一间空寝室,我向校方申请用作摄影协会的暗房。这个小空间成为我和几个好朋友的“密室”,我们在这里洗照片、自习,有时也会睡在这里。我已记不起来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当时我正在复习功课,墙上的照片是几个男生拍的女生照片,我们把喜欢的相机品牌也画在上面。1994年,我给参加摄影协会的同学讲摄影课,那时候想不到二十多年后摄影教学会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1998年,我和丁凤园在小饭馆吃饭,那时候我已经用上了单位配备的尼康F3相机。毕业之后,我和丁凤园开始恋爱,我把自己的相机留给她,让她继续拍摄我们的大学。1994年,我和摄影协会的同学在宿舍里布置了简易的拍摄背景——那是一个同学高中时使用的白床单。我们邀请女生来做模特,练习人像的拍摄,灯光就是床头台灯。1994年,关珏、张涛在宿舍里拍照。凤凰205旁轴相机是很多同学学习摄影的第一台相机,它的镜头成像清晰,九十年代初期价格大概是二百多块钱。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直播,球迷们在后半夜看球,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电源从走廊的灯头上接出来。我对足球兴趣不大,但是为了拍照片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熬夜。1995年,大学里很多男生都弹得一手好吉他。1997年,几个女生用5英寸软盘看日食。这些年拍过的照片记录了时代的变化,5英寸软盘似乎是70后学生时代特有的记忆。摄影/丁凤园1993年,我只在开水房里拍过一次照片,因为进去后镜头会立刻蒙上一层水汽。1994年,清晨的小花园里,衣着干净的女生在阳光下读书,她们的身上仿佛散发着光亮。1995年,潘丹同学的文具盒。不干胶贴画从我上初中开始在校园出现,港台流行文化随着不干胶印在我们的文具盒和书本上,那是伴随我成长的深刻记忆。1994年,93级的学生坐着卡车去植树。1993年,三月的一天凌晨,我被走廊里杂乱、沉重的脚步声惊醒,听到有人喊:印刷厂着火了。我背起相机跑到现场拍摄。学校印刷厂车间烈焰翻滚,消防车已经赶到。在火灾现场有数百名同学参与救火,他们协助消防员铺设水管,自觉排成长队运水灭火。我在现场拍摄记录,觉得自己像一名见证重大事件的摄影记者。我周末回家冲印了20张照片,在教学楼的橱窗里做了一次展览。1992年,入学头几天,大家还不熟悉。我抓拍到蔡天祚同学打量别人的眼神。1995年,大学四年级,蔡天祚在我的镜头前已经非常从容了。

我的大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在上大学之前,我没有离开过家。从小学到高中,学校离家都不过是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母亲不放心我自己去报到,决定送我去学校,还带着我的弟弟,他那时在上初中。

1992年9月9日,我们出发去学校报到。从哈尔滨到长春有240公里,需要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出了长春站,就看到几所大学的接站点,在学生会干部的指引下,我们登上了开往学校的大客车。

长春火车站在长春市的北边,我要去的大学在城南。大客车沿着斯大林大街一路向南,这条路似乎特别长。一路上我心里想:是不是快到了,是不是快到了。车里的人开始都沉默着,终于有人忍不住了:“这么远啊。”

以现在的眼光看,长春市在那时候还不算是很大的城市,从火车站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所在的卫星路,也不过十几公里、四十分钟的车程。

在到校园之前,我对即将面对的大学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什么照片可以看,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查阅。我脑海里大学的样子,应该是像哈尔滨工业大学那般,有高大的教学楼、宽阔的马路,校园大得跨越好几个街道。

当接站的大客车进入学校的大门时,首先听到的是敲锣打鼓的声音和高音喇叭的喧闹声。车窗外人头攒动,好不热闹,一个个木牌一下子汇集到车门前:上面写着每个系的名字。我下了车,来不及细看眼前的一切,只是找到“光电工程系”的牌子,向打牌子的学长说:“我是光电系的……”

接站的学长说:“你先到宿舍放下行李,然后到食堂办手续吧。”紧接着就有同学帮我提起行李箱,向宿舍走去。进了宿舍,找到自己的床铺,我看到已经有同学先到了,他们或坐或卧在自己的铺位上,并没有说话,只是好奇地看着我。我匆忙放下行李,和母亲去食堂办入学手续:登记、交学费、交宿费。我入学时,每年的学费是80元,4年的宿费是300元。这是在中国大学进行教育改革之前的学习成本。当然,那时候录取率也是非常低的,1992年只有25%的考生能够上大学。

忙完入学手续,送走了妈妈和弟弟,我开始了大学生活。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发现这里并没有我想象的大,从南边的老教学楼走到北边的新教学楼也就十分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简称长春光机学院,现已更名为长春理工大学)建校于1958年,隶属于兵器工业部,是以光学专业为主的本科院校。我入学时全校大概有3000多名学生,已经有了中文、经贸、外语这样的文科专业。

入学第二天,全校新生到礼堂参加入学典礼,只记得礼堂内部很像哈尔滨的那些老电影院,层压板的座椅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寝室七个人来自全国各地: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安徽、江西、广东。我对室友们的第一印象是不同的口音,除了吉林和河北的室友,其他人说起家乡话我完全听不懂。进入大学,大家都是一样兴奋的心情,很快就熟悉了。大家讲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经历、幽默的地方故事,经常聊到深夜。

其他室友在中学都有住校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集体生活还是完全陌生的。入学的前几天还有些想家,不过我很快便适应了。食堂的伙食还不错,炒肉片、烧排骨这样的菜只卖一块二,炒青菜几毛钱。最让我开心的是食堂的面食种类很丰富:馒头、花卷、肉龙、油饼、酥饼,而且很好吃。在我大学的头两年,还在使用粮票。学校每月会发定量的粮票:男生每人36斤,女生每人24斤。每个男生都会想办法去找一个女同学赞助粮票,以男生的饭量,每天一斤多主食是不够的。

没几天,全班同学就互相熟悉了。我记名字比较慢,印象里有两个女生的名字,过了一学期我还会搞错。我们班一共34个学生,女生13人,在工科专业里男女比例还算接近的。

入学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认老乡”。先从本系开始,再慢慢扩大到全校。一般来说,和自己来自一个省的就算是老乡,如果来自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县城,则是非常难得的缘分了。高年级的老乡对刚入校的新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指导者。他会把学校里生活的经验传授给你,包括食堂什么菜好吃、哪个班的女生漂亮这样的细节。老乡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可以说它是大学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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