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德哈罗南德·芬恩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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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锻造灵魂试读：
前言
那是二〇〇一年二月，我在日本本州岛西部一个叫本乡的小镇上，正站在一所学校的围墙边，当时宿醉未消。
我弟弟在这所学校当老师。前一晚，我刚下飞机就被他直接拉去参加节日，说是要举办裸体庆典，听来十分不妙。庆典上清酒让人喝个够，衣服要脱到身上只剩一条缠腰布，看上去像相扑手似的。
我在夜晚的寒风里站着，身旁还有两百多个只穿了缠腰布的大汉，大家一起抢一条长长的布。我们在那儿疯抢，祭司在一旁朝我们泼冷水。两百多个大汉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在黑暗中踢啊，抢啊，撞啊，闹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有人抢到。赢家得意地拿着布条爬上楼梯，钻进神社。总算完了，谢天谢地。
第二天，这场混战的照片登在了日本的国家级报纸上，图片中央赫然印着我白花花的屁股。我之所以能认出来，还是因为昨天喝多了的时候，让人在我背上写下了“闪电”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自以为是飞侠哥顿，想象自己身在外星，在一群男人之间杀出一条血路来。睡了不到四小时，我弟弟就爬了起来。“我要去跑一场驿传。”他说，“你想来跑吗？”我完全不知道驿传是什么，但那个早上我一点都不想跑步。我对跑步曾经热情满满，但是在伦敦一家传媒公司坐了这么多年办公室后，我身上只剩下肥肉。跑步这码事早被我抛到脑后了。“不想。”我挠着后脖颈说。
当时正下着小雨。他把我带到学校墙边，丢给我一件雨衣，就去找他的队伍。原来，驿传就是长距离接力赛跑。似乎日本每个小镇都会举办这种比赛，人人都能参与。即使不参加接力赛，也可以自愿做些组织工作，再不济也会来给赛跑的人加加油。
我站在墙边，和路人打招呼。行人打着伞匆匆而过，比赛管理人员都穿着黄雨衣。在我身后的学校里，人们开始集合。我隔着栏杆看见运动员们穿着短裤和汗衫，在湿透的沙砾地上来回跑动，做赛前热身。其中大部分是高中生，但也有其他各个年龄层的男女老少。参赛者排好队后，随着一声枪响，便浩浩荡荡地从操场出发，朝镇里跑去。
我站在空荡荡的街边等着，单薄的鞋子让雨水浸透了，脚一阵阵发冷。第一赛段的跑者斜挎着一条带子，叫“襷”，等跑了一段之后，“襷”就要传给队友，像接力赛交棒一样。跑到中途，选手们会再次经过我站的位置，我弟弟就在其中。
我决定走动走动，让自己暖和起来。街对面有一对老夫妇，打着同款的雨伞，偶尔抬眼看看路。过了快一个小时，参赛者才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急匆匆地跑过街道，道旁的人们为他们加油鼓劲。我弟弟出现了，他是一米九的大个子，比大家都高一头，这会儿满脸涨红，雨水落到了眼睛里。他轻巧地跑过我面前，向我咧嘴一笑。“加油，文尼！”我喊道，突然希望自己也在场上奔跑。这比赛看上去挺好玩的，至少比站在墙边，冻得不得不把双手夹在腋下取暖要好。我很想把夹克衫一扔跟上去。每次像这样干看着别人跑步的时候，我都会自问：我怎么就不去跑呢？这真是一项充满友好气氛又有社区精神的活动，整个小镇的人都热火朝天地参与进来。而我干站在墙边，好像被抛下了一样。
没过几年，我就得到了一次可以加入队伍，在日本参加驿传的机会。而且这一次，我已经减了将近十三公斤，状态绝佳，急切地想要跑起来。
1
我穿过旋转门走进伦敦塔酒店，酒店就坐落在泰晤士河边。那是四月里一个温暖的早晨，二〇一三年的伦敦马拉松即将在几天后开赛。我双腿强壮，脚步轻快，随时可以上场。我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骚动，在这云集着顶尖运动员的酒店里发酵。
一进门，就看见一小群人站在旋转大理石楼梯旁讨论什么。其中一个人我能认出来。那是史蒂夫·克拉姆，我儿时心目中的长跑英雄。他如今老了一点，头发剪短了，比壮年时稀疏些。但他看起来还和多年前在电视上一样，我还记得他当年穿着黄背心绕着跑道嗖嗖跑、挑战世界纪录的样子。我继续往前走，进了酒店大堂。
我站在那儿的时候，身边一直有跑者来来去去。两个穿着大号羽绒背心的肯尼亚女人走过，腿细得像火柴棍一样，好像马上就会被背心压垮。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小，听不清在说什么。前台那边，两个笑声豪爽的荷兰人正和一个戴着墨镜和兜帽的男人说话。听到他的声音，我才发现他是莫·法拉赫。
十二年前，宿醉的我站在日本一所学校的墙边。自那时起，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不知怎的，我又开始跑步了。刚开始跑得很慢。我的第一次一万米跑用了四十七分钟。之后有两年时间，我都没法打破这个纪录。我渐渐认真起来，加入了长跑俱乐部，跑的距离也越来越长。之后我去肯尼亚住了一段时间，和东非大裂谷的卡伦金族的杰出跑者一起训练。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我的跑步水平，也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我想了解并破解这些杰出跑者身上的秘密。我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以及他们的动力源自何处。从肯尼亚回来后，我写了《跑出肯尼亚：探寻世界最快跑者的秘密》这本书。
几天后，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将同场竞技，争夺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城市马拉松比赛的桂冠。我也会参与其中，挤在一群大汗淋漓的跑者之间，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我希望能打破个人最佳纪录，跑进两小时五十分，并为此刻苦训练，调整食谱，更新装备。但今天站在伦敦塔酒店的大堂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却不是我自己，也不是肯尼亚人。今天，我要寻找的是日本人。>>>>>
日本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但外界很容易忽视这一切。全世界重大的公路赛跑奖项不断落到一个又一个速度极快的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手中，冠军被他们垄断，无人可以染指。
但在亚洲东部的岛屿上，还有一群人在奋力抵抗。在二〇一三年，也就是我们的故事开始时，排名世界前一百的马拉松选手中，只有六名选手并非来自非洲。这六位选手中有五位来自日本。
在女子马拉松赛事中，二〇一三年的世界前一百名选手中有十一人来自日本。和男子赛事一样，日本是继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后排在第三位的国家。
同年，也就是二〇一二年伦敦奥运会后的第二年，没有一位英国选手能在马拉松项目中跑进两小时十五分。在美国，十二名男选手跑出了这样的成绩。但是在日本，一个人口不到美国人口一半的国家，跑出这个成绩的选手却是美国的四倍，足有五十二位日本男选手在两小时十五分内完成马拉松。
在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日本的成绩甚至更好。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早上，上尾举办了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这座小城市位于东京北部郊区的不规则地带，上百名大学生排着队，希望能在一月的重大赛事箱根驿传举办前给校队教练留下深刻印象。上尾的赛事是这些校队的重要热身赛之一，但还是有很多大学校队的王牌没有参加这场比赛，日本的上百位公路长跑专业选手也不在场上。然而，观看YouTube上这条模糊视频的末尾片段依然能给人惊喜。
获胜者在最后冲刺的五人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六十二分三十六秒的成绩。这个成绩相当棒，但真正的关键还在后面。一般而言，如果你观看其他地方举办的任何一场高级别赛事，速度最快的几位跑者到达终点时，他们身后都空无一人。通常等他们换好衣服，接受完采访，喝完水并做完赛后放松以后，才会有寥寥几位跑者到达终点。但这次不一样。后面的选手源源不断地到达终点，着实令人震惊。选手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跑过终点线，有时候甚至是一大群人一起抵达。有些人转身向跑道鞠躬，有些人则直接跪倒在地。每一个人到达终点后都会查看跑表，每一个的速度都很快。
经过赛后统计，那天上午共有十八人成绩在六十三分以内。仅仅在这一场比赛中就有这么多。相比之下，二〇一三年全年，英国只有一位选手能在半马中跑出这样的成绩。而在美国，这一整年里只有二十一位选手达到这样的水平。
就连在上尾这场比赛中排到第一百位的学生，也跑出了六十四分四十九秒的好成绩。要是在英国，他将会成为二〇一三年的第八强。若是在其他欧洲国家，他可能是全国冠军。如此英才济济，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是的，日本确实发生着什么事。我的任务便是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这样兴趣盎然，不仅仅因为我是个作家，还因为我是一名跑者。在肯尼亚住了六个月后，我回到英国，打破了所有的个人最佳成绩，从五公里跑到马拉松都大有长进。回国后的六个月间，我一路高歌猛进，一连刷新了十项个人最好成绩。
但过去两年里，我再没取得一点长进。我很快就四十岁了，总是禁不住想，自己的跑步成绩就到此为止了吗？我是不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可能得放弃追逐激动人心的最好成绩，放弃开拓新的高度了。既然已经过了巅峰时期，就静下心来享受跑步吧。在某种程度上，我期待这样的日子来临：跑步成为一种更温和的追求，我不再如此意志坚定和偏执。我可以简简单单地享受心跳如擂鼓的感觉，感受迎面而来的凉爽清新的风，而不用再担忧训练计划、赛前减量训练和争分夺秒的成绩。
但我心中那争强好胜的小精灵还想最后搏一把。我总不该止步于两小时五十五分的全马成绩和七十八分的半马成绩吧？这成绩勉强也过得去，但我肯定还能跑得更快。我在肯尼亚学到了很多，说不定在日本还能学到些别的呢。视频网站那条模糊视频中有那么一大群优秀的半马选手，我兴许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些新东西，向前迈出这最后的一步。而我的寻觅之旅就始于伦敦塔酒店。>>>>>
有个男人向我走来，隔着大堂就能看到他闪亮的白牙。他是布兰登·瑞利。研究日本长跑时，和我聊过的每个人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他仿佛是一切的关键，是日本与世隔绝的长跑世界与外部相通的大门。他帮忙安排我和他一起与一位广受尊敬的日本教练河野匡会面。河野执教于大冢制药株式会社的驿传队，常驻四国的德岛市。几天后，他的队伍中有几位队员将参加伦敦马拉松。“你好。”瑞利招呼道，“最近怎么样？”他和我来了个结结实实的美式握手礼。
他带我到酒店的咖啡厅坐下。河野等在那里。他年纪较长，看上去有些疲惫，斜着身子坐着。我坐下时，他点点头向我示意。“初次见面，你好。”我尽力说得字正腔圆。“初次见面，你好。”他半开玩笑地说。但我们的日语对话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会说的日语只有这么一句。接下来我说起了英语，由瑞利翻译。“我想加入一支驿传队。”我说，“你能帮忙吗？”
日本是唯一一个会给长距离跑步选手发工资，让他们加入一支队伍的国家。像本田、柯尼卡美能达和丰田这样的大公司，会培养一支由专业公路赛跑选手组成的队伍，让这些选手同住同训练，参加驿传比赛。我计划加入这么一支队伍。我不是去比赛的，我还跑不了那么快，只是想深入一支队伍中，像战地记者深入军队中一样。这应该能让我离那些运动员足够近，以便了解这项运动。我要借此探寻日本长跑的秘密。然而找到并加入一支队伍比我想象中难得多。
我查过资料，发现这些企业队的公路赛跑选手在日本是运动巨星。其实，读了瑞利在美国《跑步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我才意识到跑步在日本有多么重要。“在大部分日本城市中，只要晚上和出租车司机或寿司师傅聊聊天，”他写道，“你就会发现，在这些久居一处的人心中，有森裕子、高桥尚子和野口瑞希都是国民偶像。同样，大公司职员对本公司赞助的长跑选手的热爱丝毫不亚于球迷对足球明星的热情。在国家级驿传接力锦标赛上，观众席上五彩缤纷，排列着各大公司的代表色和标志，这些员工穿着代表公司颜色的服装大声呐喊，为他们的跑步选手加油。”
他继续写道：“在日本，马拉松和驿传赛事的现场直播，像美国的全国橄榄球联盟赛那样具有相应的专业分析和技术素质，因而拥有惊人的收视率。在美国，马拉松比赛直播的收视率鲜少超过百分之一；而在日本，一场大型驿传或马拉松比赛的直播如果只有百分之十的收视率，就已经差得令人失望了。某些运动员或大型赛事甚至能带来高于百分之四十的收视率，堪比超级碗。”
大冢制药株式会社的驿传队便是这些专业队伍中的一支，而我对面坐着的正是这支队伍的教练。我希望他能邀请我加入他的队伍，和他们一起跑步。我向他开口时，他点了点头，但他点头的样子显然不太热切，我也就不敢与他握手，更无法开口商量具体的时间安排。他这个头点得实在是模棱两可，不置可否。他说他认识别的人，说不定能帮上我的忙。为了这件事，我已经给瑞利发了好几个月的电子邮件，他认识很多跑步的人。他不停地跟我说，事情很好安排，只要找对队伍就行。但如今驿传赛季迫在眉睫，我却一点着落都没有。
会面结束后，我和瑞利、河野二人道别，除了两张名片，什么收获也没有。我并不打算立刻回家，想在酒店大堂停留片刻，感受赛前的氛围。在几盆盆栽灌木旁有一道矮墙，上面坐着一个日本人，正低头查看手机。我发现他偶尔会抬头看看我，便向他走过去。“嗨，”他说着站起身来，“我刚才看见你在和河野先生说话。”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告诉他，我计划去日本住六个月，体验驿传赛季。我说我想融入专业队伍，他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点头。但我说我还想和他们一起训练时，他却大笑起来。“不，不，不可能。”他不屑一顾地说，仿佛这点子实在太蠢。
我说我在东非大裂谷和杰出的肯尼亚跑者一起训练过，肯定能跟得上日本选手。他却只是笑了笑，又说了一次“不，不”。虽然他坚持认为这个计划的核心部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还是主动提出要帮忙。他说他在日本长跑圈认识不少人，万一我遇到困难可以找他。他给了我一张名片。我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小串先生。>>>>>
接下来的几个月,瑞利把他认识的人都找遍了，还是没法帮我找到一支队伍。到六月底，我收到他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教练们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故事，但没有一个人有兴趣收留你，或者让你参加他们的日常训练。”他说，“他们不情愿让你真正长期融入并观察队伍。”
他还一针见血地说：“日本这个国家有时候真是封闭得让人发疯。不幸的是，这次你撞上他们的墙了。”
问题是那个时候我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公司同意给我六个月时间去做调研，孩子们的学校也答应让他们休学，和我一起走。驿传赛季将于九月开始，已经没几个月了，等到明年二月就会结束。如果我要亲身体验赛季，就得尽快出发。事已至此，虽然一切都没安排好，我们还是在六月一个晴朗的周一早晨向日本进发了……我们是坐国际列车去的。
2
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里满是摆姿势拍照的男男女女。我们排着队，想租几辆自行车。八月的太阳灼烤着我的后脖颈。我忘了涂防晒霜，也没戴帽子，但不敢动。我已经排了四十分钟队，孩子们都靠在我的腿上。
在莫斯科河对岸，世锦赛女子马拉松项目的比赛正如火如荼地举行。我想去看比赛，但已经答应孩子们要给他们租到自行车。终于排到我了。英语标牌上写着旅客要出示护照，我便把护照递给收费的男人。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摇摇头，看向我身后的人，问他们要什么。“护照在这里。”我说。他可能是没看见。我把护照举得高高的，他不可能看不到。“不接待外国人。”那男人说，又继续接待我后面的人。
我简直有股变成巴兹尔·弗尔蒂的冲动。不接待外国人？附近的牌子上写的可都是英语，像“欢迎来到高尔基公园自行车出租点”之类的。这些牌子是谁立的？我领着三个小孩，已经顶着俄罗斯愚蠢的大太阳排了一小时队，而且我就要错过马拉松了。“规定改了。”他说，眯缝着眼看我，仿佛惊讶于我还没走。
我们只好走开了，垂头丧气，咒骂连连。“怎么回事？”孩子们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自行车,“我们为什么弄不到自行车呢？”>>>>>
我让妻子玛丽埃塔去给他们买冰激凌，我则挤过人群去看马拉松。速度快的话，我还能赶上看领头的运动员跑最后一圈。到河对面要过一座巨大的跨河大桥。我加快了步伐，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左右晃荡，汗水把衣服都打湿了。当天气温是二十七摄氏度，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还能跑马拉松。
桥上挤满了人，都是往公园去的。到处都是一双双修长的光裸的腿。河边的酒吧里，女人们正赤裸着上身晒日光浴。四周充满了财富和混乱的味道，十分令人生畏，简直像《欲望都市》和《疯狂的麦克斯》混搭在了一处。桥顶上，两个女人正悠闲地走在支撑桥梁的悬吊钢架上。几乎没人看她们一眼，好像再正常不过。走到钢架拱顶时，她们便坐下来欣赏景致，长长的裙摆在身后鼓动。
终于过了桥，我走下几级金属台阶，踏上街面。路封上了，在河的这岸，一切都十分寂静。几根水管朝着沥青路面洒水，零星几个人躲在桥的阴影里，耐心地靠在栏杆上等待。
一处小眺望台下方坐着几位电视台的技术人员，身边放着一大堆电子设备和一块电视屏幕。屏幕上，一小群运动员正在奔跑。领头的是个意大利女人，她身后还是那一套常规阵容：一个肯尼亚人，一个埃塞俄比亚人，还有两个日本人。
我安静地看着屏幕，希望能找点水喝。我站在那儿，听见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声音。它肯定是在追踪那些马拉松选手。河对面公园里的吵闹声不绝于耳。
突然间，我身边多了两个日本女人，她们仿佛是从地底下蹦出来的。她们穿着日本国家队田径服，兴奋地交谈着，同时紧张地看向直升机飞来的方向。我还发现街对面有几个人把日本国旗挂在了栏杆上。选手们进入视野时，他们都开始大声喝彩。我旁边的日本女人又蹦又跳，在跑在最前头的五名选手经过时朝着队员大叫。“加油，加油！”
她们喊完就匆匆走了，应该是要赶到前面赛道旁再看那些选手一眼。>>>>>
一路向东横跨亚欧大陆去日本是我妻子的主意。带全家到肯尼亚住了六个月后，我不断听到别人说玛丽埃塔有多么贤惠懂事。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跟伴侣提这种要求，马上就得闹离婚。可他们不知道玛丽埃塔是天生的冒险家，能去肯尼亚让她开心极了。
日本之行一开始看上去没这么有吸引力，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不够野性吧。直到妻子灵机一动，决定跨过大陆去日本时，她才真正对这个计划燃起热情。“坐飞机太奇怪了。”她说,“你从地球上某个地方被抓起来，然后被扔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时区里。这对身体的冲击太大了。旅途过程中，你会觉得时空错乱，搞不清身在何处。”
根据她的理论，走陆路旅行感觉更自然。而且孩子们喜欢列车，这段旅程会很有意思，想想一路上我们能去多少地方。
我紧张地看着她。我们将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起走陆路横跨九千英里。我想表现得热情点，但心里只有盲目的恐惧。>>>>>
于是，我满手冷汗地登上了早上九点零六分的列车。七月底的某个周一，我们从德文郡的蒂弗顿百汇上车，出发前往日本京都。
一路上，我们将途经波罗的海北部，路过丹麦、瑞典和芬兰。和孩子一起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行真是种享受。在芬兰赶从图尔库到赫尔辛基的列车时，售票处的女人发现我带着孩子，便问：“请问需不需要靠近游戏室的座位？”游戏室里有滑梯，有个能坐的玩具火车，还有一屋子的书。在这趟列车上，时间过得很快。
然而一到俄罗斯，一切都变了。到莫斯科还不到一分钟，连车站都没出，最小的女儿乌玛就看着我，说：“爸爸，我想我更喜欢芬兰。”
我不想武断地下定论，但我懂她的意思。
我们的不祥预感被随后的几周证明了，那并非只是预感而已。友好服务的概念在俄罗斯仿佛不存在，无论是在咖啡厅、列车上，还是其他地方，服务人员显然都认为只要无视所有顾客就好了。如果顾客愚蠢地坚持让他们提供服务，他们就愤怒地耸耸肩。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正好碰上世界田径锦标赛，这完全是巧合。但整个城市对这场赛事仿佛无知无觉，除了我在几处公交候车厅看见了尤塞恩·博尔特的海报以外，什么也没有。
实际上，这个城市给博尔特留下的印象也不比留给乌玛的好多少。接受采访时，他说：“他们俄罗斯人不怎么爱笑。”
看完女子马拉松后——两名日本选手赢得了第三和第四名——我回到高尔基公园和家人会合。阳光已经和缓了一些，我在满是尘土的游乐场里找到了他们，每个人都没精打采的。他们运气不错，我还给他们准备了好节目呢，晚上要去卢日尼基体育场看田径比赛。
百米赛跑项目有幸请到了博尔特，场馆中的观众席却空着一半。我们的座位四周坐满了挥舞着小旗子的英国人，他们从贝辛斯托克和切尔滕纳姆来。听到那熟悉的口音和他们对俄罗斯服务行业的抱怨，我心里真是安慰极了。
我们前边那一排坐着一对俄罗斯老人，看上去像是从某个偏僻的小村子赶过来的，衬衫下还往外支棱着几根干稻草。看见这样的人被田径运动吸引，我很高兴。虽然几位飞人激起了人们高涨的热情，但从根本上说，田径还是一项老派运动。
今晚的重头戏是男子一万米跑。英国的奥林匹克冠军莫·法拉赫即将与最优秀的肯尼亚选手和埃塞俄比亚选手同场竞技，我和大家一样激动。场上还有几位欧洲选手和几位日本选手。虽然在公路赛事中表现卓越，日本人在田径场上的成绩却不怎么样。比赛刚刚渐入佳境，三位日本选手就被甩在了后面，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法拉赫在比赛场上跑得游刃有余，有一阵子跟在所有人后面跑，后期才冲刺到前头，最后轻轻松松地赢得了冠军。赛后，我来到赛场上，想在他荣耀地绕场慢跑一周时截住他。就在我走到他身边时，他的教练阿尔贝托·萨拉萨尔正好过来祝贺他。他们拥抱在一起，朝着对方微笑，然后萨拉萨尔从我身边走过。“干得漂亮。”我对萨拉萨尔说。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之一。法拉赫在二〇一二年奥运会上夺得两枚金牌，萨拉萨尔指导的另一名选手、美国的加伦·拉普则在会上夺得了银牌，今晚也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如果说有人有资格告诉世界，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并非不可战胜，那必定是他。“谢谢。”他说，然后走开了。>>>>>
自从我们开始计划去日本的陆路旅行以来，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七天旅程就一直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大石。列车将从莫斯科驶出，最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们在一个明亮的周日早晨出发。旅客们无所事事地待在月台上，身边放着大堆行李，很多是一家人一起出行。列车一到站，我们就上了车，找到自己的车厢，和大家一起排着队，把行李推过窄窄的过道。很多人在车外面擦窗户。这趟旅途的卖点之一就是坐在车上看风景从身边掠过，可是窗户却覆满尘土。玛丽埃塔找出几张湿巾，找到了我们车厢的窗户，加入了擦窗大军。
几分钟后她被服务人员赶回车上，我们要出发了。列车缓缓地驶离莫斯科，经过木房子和灰蒙蒙的公寓楼，掠过小村庄和无尽的林地，穿过白日与黑夜，翻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驶去。路上经过的乡村美得令人惊讶，目力所及之处都是小小的房子，屋顶尖尖的，院子里有木头井，仿佛是个童话世界。
俄罗斯人总是会感到惊讶，旅客选择这趟列车竟然纯粹是为了好玩。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交通手段，没有其他的含义。车上的布置自然乏善可陈。车厢里满是灰尘，厕所里除了一个肮脏的金属马桶和一个洗手池外，什么都没有。餐车里的木桌子边缘都缺了口，窗帘褪了色，坐在里面的也大多是德国旅客或眼神悲伤的俄罗斯醉汉。我们去餐车时，侍者给了我们一份菜单，每页都印着听上去很好吃的菜，可是都不供应。“俄罗斯甜菜汤。”她说，意思很明显，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了。
我们中途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两天，坐在贝加尔湖边吃冰激凌，玩打水漂。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湖。重新上车后，我们发现这趟列车比前一趟更旧更残破。车上闷得难受，满是烟味，我们还惊恐地发现窗户全都封得严严实实。火车缓缓离站时，我已经脱光了上衣，满身大汗地想试着铺床。我几乎要开始倒数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一直在试图把我们这节车厢和隔壁那一节车厢间的门打开，想通过这道小缝把车厢里的废气散出去，但总是有人把门关上。整整三天，我们都关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关着门，保护我们这个小隔间的空气不受污染。我们彼此陪伴，读书，下棋，看电影。我去日本是为了长跑，而现在的情况相当不妙。除了在哥本哈根的阿迈厄公园慢跑了一圈外，这一路上我再也找不出时间训练。一般来说，离家在外时我很喜欢长跑，借此探索新环境。但这次，即使不用闷在车厢里，我也抽不出时间跑步，还得操心吃食，操心住宿。
到了旅途的最后一天，火车在西伯利亚炎热的针叶林间停住了。我简直要发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一想到可能错过轮船，可能要被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就急得想啃床上的栏杆。幸运的是可怜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烟臭味，在过道上开心地跑来跑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
最后，在我的忍耐几乎接近极限时，火车忽然起死回生，又开始在大地上缓慢爬行。
第二天早上，我们欢天喜地地登上了从俄罗斯出发的韩国轮船。驶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扑到脸颊上，我们终于又能呼吸了。经过两天舒适的航行后，我们到达了日本。
3
我们坐高速列车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京都。列车内部宽敞得像飞机一样，一排三个座位。车里挤满了人，但安静极了，都是通勤的上班族。人们都在闭目养神，缓解一天的劳累。我和大女儿莱拉坐在一起，她正在读书。越过那个用手机玩着游戏的人的腿看出去，窗外的城市在发蓝的暮色中呼啸而过。车在高架桥上行驶，我们与屋顶平齐。在街灯与建筑之外，森林蓊郁的山立在远处，像一个个庞大的黑影，山上弥漫着白色的薄雾。“哎呀，停下！”我听见乌玛大喊，她坐在车厢后部，“这样不乖，奥西安。不乖。”
回应她这声责骂的，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哦，天哪。”我对莱拉说。她坏笑起来，觉得很有趣，因为她的弟弟妹妹在只有低低嗡鸣声的车厢里制造了唯一的噪音。
他们很快就要闹起来了。莱拉向车厢后面瞄了一眼，看着我咯咯地笑。“他们的声音真大。”她说。
自从我们在德文郡的蒂弗顿百汇车站把行李放上列车以来，已经过了四个星期。终于，终于，我们到了。“我们将在京都站短暂停留，”列车缓缓减速，车内适时地响起英文广播，“右侧的车门将会打开。”>>>>>
我们把行李从灯火通明的站台上拉上来，穿过庞大的地下购物广场，走进温暖的夜晚。行李一共十三件，有的实在太重，每次将它们甩上列车，几乎都能看见车厢为之一沉。奥西安是最小的孩子，他正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抬头看着高楼。“我们现在去哪儿？”他问。“我们到了，”我说，“再坐一趟出租车就行了。”
我们走到一个巨大的停车场边。出租车一辆辆地开过来，可几乎没有一辆停下。司机看看我们，再看看一大堆行李和好几个小孩，就开走了。他们开的都是小型轿车，座椅覆着白蕾丝，司机身着制服，还戴着手套。车顶发亮的标记是心形的。终于，一辆车停下了，司机从车里下来。“酒店？”他问。
我递给他一张写有日文的地址条。我们将借住在一位叫麦克斯的老朋友家里。司机皱着眉看了一会儿地址，点点头，拎起我们最大的一件行李，将它塞进了后备厢。
要把所有行李都塞进车里可不容易，但司机很有经验，他把一些行李塞在我们脚边，另一些放在我们膝上,总之全塞进了车里。等大家都上了车，出租车穿过京都市中心，一路向北而去。我们缓缓经过昔日的皇宫，车窗外，只见街上到处停着自行车，路人像游客一样成群结队地走动，年轻男人站在便利店里看漫画。
车里，孩子们看着小小的导航屏幕一闪一闪地用日语发出指示。司机把它切换到电视功能，放起了游戏节目。节目充满欢声笑语，做游戏的人们摔得四仰八叉。车外，街道慢慢安静了，变得越来越窄。二十分钟后，车停了。街上站着一个人。那是个英国人，穿着亚麻裤和白衬衫。
大约十二年前，我在纽约第一次遇见麦克斯。我们当时都信奉一个印度人的教导，他叫普仁罗华。他谈论人生的本质、人类存在的美好现实之类的话题。麦克斯像一位开悟者一样到处游荡，每天冥想四小时。他身上有股安详的气质，让人有点不安。
我不记得他到底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工作。十六岁的麦克斯的人生看上去像是没有希望了。在他还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利兹学校的老师觉得他是个麻烦精。他没有通过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却还想继续读书，去参加A级考试。老师们都认为他的打算纯属浪费时间。“这是个挑战。”他告诉我，“我当时就需要挑战。”两年后，他一举考入名校，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生物学。
某天晚上，在伦敦一间咖啡馆里，麦克斯告诉我他已经递交了去日本教英语的申请，正考虑接受一份教职。没过多久，我就听说他已经离开了。十二年后，他站在我眼前，就在他的房子外面。他的房子在京都北部的上贺茂，这里地价很高。他似乎有些介意出租车司机停车的位置，正用日语告诉司机把车往前移一些。
麦克斯的日语可不止讲得流利，他还用日语写了书，用日语发表演讲，讲述他的童年、生活和梦想。只要是人们想听的，他都能讲。看起来他已经有了一群忠实粉丝，信奉他的人生之道。“进来吧。”他说着提起一件行李，领我们走进小小的玄关。我们在那儿脱了鞋。他的妻子圆香和两岁的儿子千向我们问好，带我们一群人走上几级台阶，进了房间。房间里铺着榻榻米，有一方矮几，还有几个坐垫。虽已入夜，气温仍然很高，因此当麦克斯对着我们喷一种味道有点奇怪的水时，我们也不太排斥。“这是高效能微生物，”他解释道，“都是有益菌群。你们舟车劳顿，喷上一点有好处。”孩子们咯咯笑着，喜欢水雾带来的凉爽。我们很快发现，微生物是麦克斯最喜欢的东西。它们似乎对所有东西都有益。他喝这种东西，用它洗澡，还用它到处喷来喷去，人也逃不了。
晚些时候，麦克斯带我在社区附近散步。那是个温暖的夜晚，我满脑子都是我们横跨半个地球的旅程，甚至觉得这里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有点卡通的味道。街道如此干净，又极安静，街灯仿佛是彩色铅笔画出来的，茂密的树林向街道探出枝叶，每片叶子都像是草草画就的。偶尔有人摇摇晃晃地骑车经过，自行车嘎吱作响。
在这条路尽头，一座神社坐落在树林间。麦克斯诚心诚意地在入口处的红柱子间鞠躬，让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做。越往里走，夜晚的静谧似乎就越深远，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那股寂静。我们走过一条碎石路，来到了神社前。它突出的飞檐和黑暗的神龛在深林中隐现，仿佛已被遗忘多年。四下只有阵阵蝉声。我们都一语不发，我跟着麦克斯完成了一系列简单的仪式，净手，摇铃，铃声轻柔，之后我们弯腰鞠躬。“现在你可以许愿了。”他悄声说。我站在那儿，四周那将我吞没的寂静仿佛带有魔力。这魔力来自神社吗？事后，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鞠的躬和做的仪式给神社带来了一股威严。或许是一个又一个拜祭者使这股威严徘徊不去，日渐增长。我知道我该许个大大的愿望，才配得上此情此景，但在那一刻，我能想到的只有让我来到日本的初衷：驿传。
我并没有把这些话清楚地表达出来，但祈求神明帮我找到一支驿传队伍。我们往箱里扔了一枚五日元的硬币，鞠躬后转身退回街上，把愿望留在林间，供神道教的神明在空闲时思忖把玩。>>>>>
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这条街上跑步，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跑。麦克斯也和我在一起。他不怎么跑步，但他说想趁我在的时候试一试。他以前做过学校足球队的队长，应该有这个能力。“我们可是约克郡的冠军。”他骄傲地说。
我们跑了起来，速度不快。虽然上个月在旅途中我基本没跑过，但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上没什么吃的，这至少让我感到身体轻盈。我和麦克斯并排跑着，步伐充满弹性，颇为轻松。
开跑时已经快晚上十一点了，空气还是潮湿黏腻。白日的喧嚣过后，街道又回到了夜晚时的寂静，这份寂静偶尔被缓缓驶过的汽车或自行车打破。一个男人慢吞吞地骑着摩托车，手上牵着狗绳，狗在他身边跟着跑。
麦克斯告诉我，他妻子和一个以前的同事仍有联系，他叫高尾宪司。他曾经是专业跑者，在驿传圈也有关系，手下还有一支业余长跑队，邀请我们加入。第一次训练是在大阪，就在那一周的周五晚上。
因为没有专业驿传队肯收我，我们在日本的住处就可以随便选了。我还是希望能得到采访机会，说不定还能说服某支队伍让我加入，所以首要的选择就是住在东京，那里有许多队伍。但从家庭角度考虑，这不是个理想的安排，因为很难找到比储藏室更大一点的住处。
次一级的选择似乎就是京都了。这里的驿传队伍虽然比不上东京那么多，数目却也不少。不管怎么说，从京都坐高速列车到东京只要两小时，京都也有麦克斯这个朋友能帮我们安定下来，还能帮我翻译。京都也是个美丽的城市，离比叡山很近，山上就住着著名的马拉松僧侣。这些天台宗僧人借长跑寻求精神上的开悟，将千日内完成一千次马拉松作为严苛挑战的一部分，令人难以置信。很少有人能完成。我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一个成功的挑战者，但希望碰碰运气。
京都正好也是驿传的起源地。在江户时代（1603－1868），信使在东京和京都之间来回奔跑、传递消息，后者是当时的都城。那些信使会在路上的驿站稍事歇息，喝点茶水吃些点心。他们通常会把消息交给另一位信使，让对方传到下一站。驿传赛事的灵感正源于这里。
实际上，“驿传”这个词包含了“驿站”和“传送”两个意思。为了象征信使传递的消息，参赛者身上会斜背着一条接力带，日文中叫作“襷”，依次传给下一位队友。
史上第一次驿传比赛于一九一七年在京都举办，赛道跨越从京都到东京的路途，共五百零八公里。京都市内某处设了一块牌匾，标示着当年的起跑点。
最后让我们下定决心要住在京都的是一所学校。在英国，孩子们上的是斯坦纳学校，教学内容与别处不一样。我们希望让他们在日本也能上斯坦纳学校，这样孩子们能感觉熟悉些，也能给他们一种延续感。
斯坦纳学校遍布全球，日本也有几所。其中最大也最正规的一所在京都的卫星城京田边，所以我们决定在京都落脚。>>>>>
我们慢跑了二十分钟，麦克斯就不得不停下休息。他浑身大汗，手撑着腰。我踮着脚在他身边跳了一会儿，想看他能不能缓过来，但他还是摇头。我们便一起走回家，一句话都没说。没多久，麦克斯就镇静下来。他告诉我，他妻子认识的那个曾经的跑步选手，就是手底下有业余队伍的宪司，其实正是京田边人，那也是学校所在的地方。等我们到了京田边，就能和他做邻居了。
回麦克斯家前，我们又在神社逗留了一会儿，喝了点水，稍事休息。神社大门边有个小型儿童游乐场。麦克斯走向里面的秋千时，一对年轻情侣正坐在小长椅上拉着手，麦克斯尴尬地假装自己不存在。
他一直在跟我说他一个朋友的事，那是一位瑜伽老师，教过他几招。他想给我露一手，便抓着秋千顶上的杠子做引体向上，然后往前转，把肚子压在杠上，腿抬到空中。他一脸坚毅地深吸一口气，把腿甩高，翻过秋千上方，然后回到起始姿势。他不断地这样转圈，深深地用力吐气。长椅上那对情侣很努力地转开视线。转了几圈后，他停了下来，但还倒挂在杠上。“有个大学短跑队的老教练告诉我，”他说，“如果能一口气做十次这个动作，那百米赛跑就能跑进十二秒。光是做一次就要使出全身力气了。”他死死盯着前方，又做了一次，我站在一边看着。然后他松手落地，拍了拍手上的尘土。“我好一阵子没练习了。”他说，“现在也就能做六次。”>>>>>
我们这从英国来的一家人，想在日本租六个月房子着实不易。许多消息都说日本人不愿把房子租给外国人。人们常把日本总结为一个同质化严重的岛国，不愿意与他国结交。这种孤立主义的态度现在还有所残留。几年前，职责包括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时任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曾说，日本人总体来讲不喜欢外国人，并因此引咎辞职。近期的一项调查也发现，日本有数百所酒店承认会拒收外国客人。
二〇〇二年，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做了一次调查，其规模比此前所有同类调查的规模都要大，结果显示日本是世界上同质化最严重的国家。从日本国内到国外，有数不清的文章在论述日本是一个如何独特又与世隔绝的岛国，以至于派生出了专有名词：日本人论。有些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早已过时的文化民族主义。但我还没到日本前就为寻找队伍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正如布兰登·瑞利在电邮中写的：“日本这个国家有时候真是封闭得让人发疯。”
但是，在此次日本之旅的开端，就在我们坐在欧洲之星高速列车上要进入海底隧道时，麦克斯给我打了个电话。“德哈，我帮你找到房子了，但你现在就得决定要不要这个房子。”肯特的乡村景色在窗外闪过。乌玛在叫我给她读故事。奥西安正兴奋地大声唱歌，还在座位上蹦来蹦去。“那房子不错，价钱不贵，离学校近。”他说。“我们要了。”我说。从开始规划日本之行以来，这是第一个确定的消息，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另外，一切都已经这么毫无定数、七零八落了，住在哪里不是住呢。我觉得我们别无选择，这次只能相信老天的安排，相信麦克斯。
几秒后，我们的火车往英吉利海峡隧道俯冲下去，手机断线了。“看来到了那里，我们就能有房子住了。”我对前座的玛丽埃塔说。“真的？房子怎么样？”“我不知道。”>>>>>
房子位于京田边郊区一条陡峭的路上，又窄又高，严丝合缝地挤在两栋十分相似的房子之间。我们挤在麦克斯的红跑车上，被他捎到了这里。我们刚坐下，他就朝我们喷了一通高效能微生物，又把车喷了一通。他甚至连轮胎都没放过，还耐心地解释说这样能延长轮胎寿命。
我们穿过城市，经过皇宫，开到京都南边的郊区上了高速。路面由水泥柱支撑着，高高架在半空。道路弯曲交错，汇集处的结构复杂得像一盘意大利面。随后，公路又降到了地面上，穿过几片荒凉的平原，稻田里散落着被废弃的仓库和牲口棚，还有风化剥落的广告牌。
十分钟后，我们又回到繁华中，到处都是货仓式商场和停车场，还有一家麦当劳得来速餐厅。“你们就要住在这儿了。”麦克斯说，玛丽埃塔和我正紧张地看着对方。车经过一座消防站时，孩子们兴奋起来。消防车在车棚下闪着红亮的光，只有英国消防车的一半大。消防站外还停着一辆迷你救护车。
车继续向前开，我不由自主地在房子的间隙中寻找公园，寻找能让人玩耍的绿地，能从无尽的水泥森林中短暂逃离的净土。
在罗森便利店前，我们向右转弯上了小山丘，经过斯坦纳学校，开进住宅区里。此时正是暑假，街道十分安静。气温在三十摄氏度左右。路边的住宅密密地排列着，两栋房子间的空隙只能允许一个人通过。大多数房子都拉上了百叶窗。
终于，车在我们的房子前停下了。接下来的六个月，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下了车。在这一带，我们必定很显眼，但四周看不到一丝人气，也没有人看我们。麦克斯打开房子的大门。屋里很暗，拉着窗帘，什么也没有。没有家具，没有锅碗瓢盆，甚至连冰箱和洗衣机都没有。“咱们买东西去吧。”麦克斯说。
4
我们在日本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离开英国前，我读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故事发生在普普通通的日本郊区，和我住的这个地方有些相似。在这平静而寻常的假象背后却掩藏着黑暗、扭曲和超自然的真相。当我们忙着把新被褥铺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时，我不禁好奇，在这条小巷子里，我们又会发现些什么呢？
首先登门拜访的邻居是一位叫理惠的女士，她就住在隔壁。她身材结实，灿烂的笑容十分友好。她还能说英语。她年轻时，在结婚生子前曾在伦敦住过六个月。而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简直是帮我们排忧解难的仙女。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问题，无论是读不懂信箱里的信，还是不知该怎么付账单，或是想从图书馆借书，又或是需要找医生，她都会神奇地突然出现，按响我家的门铃，准备伸出援手。
住进来几个月后，有一次我们不小心订购了一大箱贝类。门铃响起后，门前站着一个人，他拿着一个箱子和一张纸。我听不懂他的话，也看不懂纸上的字，只好顺势接了过来。孩子们过来想看看是什么。我们掀开盖子，箱子里满是冰块和装满水的塑料袋，袋子里的贝类还在蠕动。“玛丽埃塔，”我喊道，“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找理惠。她看了看那张纸，说我们肯定是填表时勾错了选项之类的。我们使用了一项本地食物派送服务，经常出这种错。有一次，我们一不留神就买了一整箱洋葱，足有一百颗。我们花了一个星期也没吃掉多少，结果到下个星期，又有一大箱洋葱送到我家来。
从它们在袋中的水里蠕动的样子来看，这些贝类得赶快吃掉。问题是我们全家都吃素。理惠一如既往地咯咯一笑，告诉我们别担心。她会把贝类买走，当天晚上就吃光。“我的孩子们肯定高兴死了。”她说，像是我们帮了她一个大忙。
刚搬进新家的几天内，我们还认识了别的人。那是住在街对面的一家人，有三个孩子在斯坦纳学校上学。其中一个女孩是莱拉的同班同学，另一个女孩是乌玛的同学，实在是有缘。他们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这家人完全不懂英语，但得知我来日本是为了写一本有关长跑的书时，孩子们的妈妈良子就激动起来。我们费了一番功夫才弄清她在说什么，原来她儿子总和朋友出去跑步，每天上学前都去，五点半开跑。
我想我肯定理解错了。一群十五岁的男孩每天清晨去跑步，是在说真的吗？她说他们没有参加长跑队，只是为了好玩才跑的。我实在不太能想象，就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跑一次。她看着我的表情，简直像是我刚给了她一张通往天堂的免费车票。“谢谢。”她不断地说着，而我不由得疑惑是不是给自己找了什么麻烦。>>>>>
第二天早晨五点二十，我的闹钟响了。我穿上适合跑步的衣服，跨出家门，走进宁静的晨光中。外头已经暖和起来。住在街对面的男孩叫良平，他已经在路上等着了，脸上戴着白色的口罩，还带了辆自行车。他礼貌地鞠了个躬，朝车库方向的那排自行车点点头。我们给每个人都配了辆自行车，只有我没有，所以我骑上了玛丽埃塔的车，和他一起沿街而去。
骑到罗森便利店门外，他下了车，有些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好像他的朋友们躲在树丛里一样。在清晨灰蒙蒙的光线中，所有事物都静止不动。天还很早。这时，我们看到另一个少年在空荡荡的街上骑着车，正朝我们而来。他停在我们身边，一语不发地跳下自行车。他见到我似乎毫不惊讶。几分钟后，第三个男孩到了。他露出微笑，向我们问好，说的是英语，然后转向其他同伴低声聊了起来。他们都穿着短裤和T恤。不是专为跑步而准备的服装，就是棉T恤和普通短裤而已。
很难想象英国的青少年这么早爬起来一起去跑步。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有多常见。可能就是那么凑巧，在日本成千上万的街道之中，只有我住的这条街上有一群早上五点半爬起来跑步的年轻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一天，我很早就出门了，看见街上有个男孩在练棒球。他不断地往墙上扔球，再接球。还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晚了，发现有两个男人在练棒球，身边还堆着差不多两百只羽毛球。整条街都铺满了球，像一大堆小小的纸灯笼。这两个男人、那个男孩和我身边这群少年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锻炼时的认真态度。他们不是在“玩”，明显是在训练。这可是认真的。住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体验到他们这种对待运动的态度。
又等了几分钟，没有其他人来了。三个少年骑上车，我们一道出发。他们都骑着质量上乘的山地车，嗖嗖地划过静悄悄的街道。玛丽埃塔的车是辆粗重破旧的折叠式自行车，没有变速功能，后座还装了个嘎吱作响的儿童座椅。对我来说这辆车太小了，所以我必须费力地蹬车才能赶上他们。
骑了有五分钟，我们离开了城郊的街道，骑进一片广阔的平地，那是划分成一块块的耕作过的土地。太阳刚刚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一排排茄子和橘树上。突然间，起这么早出门变得有意义了，我们四人像先驱者一般骑车穿越崭新的土地。
我们在田野间静静地骑行，来到一条小河边。之后，我们沿着河一路向前，在一座大桥下停住。今天的第一批车低声驶过头顶，偶尔开过一辆货车。眼前的路边有不少仓库、一间汽车体验店和几栋公寓楼。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正在河边的小路上走着。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慢悠悠地散步或是遛狗，而是穿着运动服，还有意识地摆动手臂，以此来锻炼身体。
我们把自行车留在长满草的河岸上。没必要锁车。然后我们往上走向起点，就在桥上的路边。
站在路边热身有点让人不好意思，毕竟河边有那么多空地，但这是跑步的起点，地上还画着出发线。“五公里。”良平对我说。我们要跑五公里，这段路程的长度肯定分毫不差。不管怎么样，他们热身也没花多少时间。一，二，三……我们出发了。
他们一下子冲了出去，仿佛这是百米赛跑似的。我迈开嘎吱作响的老腿跟了上去。我困倦的脚筋还没彻底进入状态，一大早跑这么快真有点疼。我应该先慢跑一段，但他们已经沿着河边跑远了。他们的速度真有这么快吗？我努力地调动身体，想追上他们。
几分钟后，我已经追上跑在最末的那个人了。我从他身旁经过时，他差不多是在慢跑了。良平和他的另一个朋友也快被我超过了，他们的速度慢了很多。但我真追上他们时，良平又突然向前冲刺。我们跑到路上一个标记处，他们俩都转头往回跑。我们一起匀速向起点跑去，只有良平频频冲刺，又放慢速度。终于，他落到了后面，我和他的朋友还在坚持。我感觉已经热好了身，跑得颇为轻松，但不想把他们甩到后面。我们一同到达路边的终点，大家都按停了跑表。良平终于摘了口罩，我总算看到了他的脸。他重重地喘着气，但脸上挂着微笑。“谢谢。”他说，还向我鞠躬。
现在，他们变得健谈多了。良平那个跑得比较快的朋友会说一点英语。我问他为什么每天早上起这么早训练。“这是我的爱好。”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骑上了车，往家的方向走。才六点半，今天的训练就已经结束了。到了明天，他们的爱好又会在清早把他们从床上拽起来。
回家路上，他们聊起了天，懒洋洋地慢慢骑车，手肘架在车把上。时间还很充裕，不用紧赶慢赶。每到红绿灯路口，即使宽阔的路上根本没有一点汽车的影子，他们也会停下耐心等待。
这种守规矩的态度在日本很常见。即使是青春期的孩子们，也只在着装和发型上有点叛逆。
有一次，我乘坐附近的本地电车出行，车厢地板上坐着三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穿着破洞牛仔裤，大声地聊着天。这可能是我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见过的最反社会的行为。他们并没有粗鲁地对待任何人，但看见他们坐在地上大声说话还是让我很惊讶。毕竟这几个月里，我坐过的列车都非常安静。
不过，随着列车的前进，车厢里越来越拥挤，我发现那三个少年都站了起来，给别人腾出地方，聊天的声音也小了。其实他们都很有教养，其中一个男孩还戴着口罩。他应该是有点感冒，不想传染别人。
当然，日本也是有人犯罪的，但犯罪率比任何工业化国家的犯罪率都低；青少年也会叛逆，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从众的渴望，他们渴望遵守规矩，渴望融入群体。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对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根本性的不同理解。我在日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出头的钉子会被敲下去”。对西方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可怕了。这句话说的是别太显眼，不要试图特立独行，把头低下来与其他人合作就好。
在《理解日本社会》一书中，乔伊·亨德利描写了这种社会和谐与合作的概念是如何在早期就被灌输到孩子们心中的。
在她就职的幼儿园里，一年一度的运动日更强调合作，而不是个人竞争。她说热门运动包括“拔河以及两人三足、四人五足或六人七足跑。在这些项目里，合作是获胜的关键”。
她还写道：“孩子们看的电视节目也会强调合作的主题。节目中，某位孤胆英雄会不断尝试打败怪物或者恶势力，但都会失败。直到和同样受此威胁的受害者合作，他才能取得胜利。”
在成年人中，更多的活动会在团体中有秩序地开展，我在英国就没见到这么多团体活动。无论在哪里，不论是热门旅游景点，还是乏善可陈的小镇郊区，你都会看见一群人十分听话地集体行动，被举小旗的人带着到处走。他们常常还穿着同样款式的夹克衫或戴着一样的帽子。
这种守规矩的习惯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驿传在日本如此流行，为何长跑这样的个人运动会变成团队项目。
日本许多顶级的驿传队都是二战后组建的，是国家重建的一部分。惨烈的战争过后，比赛被视作团结人心、增强士气和团体精神的法宝。很多日本最著名的马拉松比赛都在这一时期首次举办，如琵琶湖马拉松（始于一九四六年）和福冈马拉松（始于一九四七年），有不少顶级的驿传比赛也是如此。这些驿传比赛最初只是用来让运动员为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做准备的热身赛。
主要的比赛都由报纸赞助，大部分比赛如今还是这样，因此人们也能在报纸上读到队伍和选手的消息，并跟踪比赛结果。这就让驿传比赛在公众之间流行开来。战后，日本经济蓬勃发展，公司开始在自己的队伍上加大投入，签下最好的大学生跑步选手，给他们时间脱产训练。
对长距离赛跑的支持和专注有了回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日本的长跑选手也开始统治马拉松赛事，地位正像今日的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一九六五年，全球前十一的成绩里，有十个是由日本男选手跑出来的。一九六六年，排在前十七名中的有十五个日本人。
此时，日本社会中最广受推崇的素质就是“和”，也就是团队和谐。这是由史上最著名的棒球队教练所倡导的精神。读卖巨人棒球队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连续赢得了九次全国冠军。
棒球是日本最受欢迎的运动，甚至比驿传更受关注。据耶鲁大学人类学及日本研究教授威廉· W ·凯利所言，读卖巨人队的成功“广受赞赏，被视作象征，喻指日本正在见证自己变为自信的工业化社会，并拥有具有竞争力的重新腾飞的经济。在陆军元帅般的教练的指挥下……巨人队展现出的选手形象和比赛风格是和谐一致、全心投入并富有集体精神”。
日本许多蓬勃发展的公司都将巨人队视作偶像，当作目标来培养员工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期待员工具有这种精神，为集体和谐而努力——也就是为了公司而努力。这意味着工作第一，家庭第二，个人利益则排在最后。日本工薪族的经典形象就是早早地开始工作，很晚才下班，下班后和同事喝酒，晚上睡寥寥几小时，第二天一早又赶往公司。晚班列车上，穿着西装睡着的男人我见得不少，看来这种情况虽不及以往那么普遍，却也十分常见。
许多公司将“和”作为公司的口号，而日本战后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大多被总结为得益于这种精神。
罗伯特·怀丁著有论述日本棒球的《和谐为上》一书，首次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在书中，他写道：“在日本，个人主义这个词几乎是脏话……团队和谐的概念和实践，或称和，是日本棒球与美国棒球之间最显著的差异。这个概念贯穿日本生活与运动的方方面面。”“连蜜蜂也有这种精神。”麦克斯对我说。当时我们正在京田边郊区开车，想要找一台二手洗衣机。“蜜蜂？”“以前有人想把欧洲蜜蜂引入日本，”他解释说，“但欧洲蜜蜂被日本大黄蜂消灭了。欧洲蜜蜂毫无还击之力。大黄蜂袭击蜂巢时，欧洲蜜蜂的工蜂是一个个轮流出来抵御的。它们打不过大黄蜂，后者的利爪把欧洲蜜蜂的头一个个撕了下来。只要有一小群大黄蜂，就能在几小时内屠杀一整窝欧洲蜜蜂。”“但日本蜜蜂的战法不一样。它们不会冲出来打毫无胜算的战斗，而是等第一批侦查的大黄蜂进巢，然后一拥而上，紧紧地把大黄蜂围住。它们不会叮刺大黄蜂，而是振动翅膀催高温度，并让蜂巢中充满二氧化碳。大黄蜂不能忍受高温和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没有逃生的机会，纷纷死掉了。”“集体的力量。”他说着，将车停在又一间二手商店外边，店门外摆着一排排自行车和洗衣机。
驿传比赛完美地体现了和的精神。接力团队在所有成员都尽职尽责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这很符合时代精神。渐渐地，驿传变得比马拉松更受欢迎。
当然，把驿传的崛起仅仅归结于日本社会遵守规矩的特点，又过于简单了。实际上，连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推敲起来都不那么站得住脚。“如果日本人真这么守规矩的话，”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商业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莫兰问道，“为什么他们所有的运动项目，像柔道、空手道、相扑等都这么个人主义？”
这是个好问题。著有《日式美国：日本流行文化如何入侵美国》的日裔美国作家罗兰·赛尔特认为，驿传如此适合日本的部分原因，便是它依然强调了个人表现。“日本确实有一种倾向，喜欢把集体的和谐置于个人追求之上。”他写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个人表现和个人责任失去了价值。实际上，‘甘え’这个词也是互相依赖、与人和谐相处的需要，为个人行动和个人表现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你必须成为更好的人，别人才能依赖你。”
这样一来，他认为驿传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运动。虽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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