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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1 0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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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兆庆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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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玄奘

大唐玄奘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大唐玄奘作者:李兆庆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8-01ISBN:9787520510240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第一章发轫之初

金人入梦,白马驮经。两汉之际,佛教由古印度传入中国。随后,佛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雕塑、绘画、建筑、文学等诸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其间历经数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甚至连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纷纷加入其中,佛教终于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理所当然,中国虔诚的佛教徒把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当作心中的圣地。为瞻仰佛迹,寻求佛理,探究佛经的原典,西去求法者前赴后继,如过江之鲫。自三国到明代,一千多年间,他们满怀一腔宗教热忱,“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历经艰险,忍受饥寒,舍生忘死,去探寻真理的佛光。

在这些数以千计西行求法的高僧队伍中,以三国的朱士行,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义净,尤为著称。这四位高僧中,法显著有《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玄奘著有《大唐西域记》,义净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流传于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着翔实的陆路见闻,而法显的《佛国记》中陆路要详于海路,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侧重记述有关南海各地的地理风貌。这三部游记中,尤其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凭借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而蜚声海内外,不但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对印度地理学的贡献也非常巨大。

史载,三国时期素有法号“八戒”之称的朱士行作为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僧。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经》,感到经中译理未尽。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雍州出发,走出阳关,越过流沙密布的沙漠,到达于阗,得到《大品经》梵本。

作为第二个到达印度的僧人法显历经十四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后来到达天竺(今印度)境内,足迹踏遍西、中、东三印度,游历二十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十四年,最后于义熙九年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时,换船北航。

唯独玄奘“乘危远迈,策杖孤征”,西行五万里,途经西域各国,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在印度旅行十七年,遍历五印度,而且升至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副主讲的位置,在曲女城法会上获得了佛界最高称号“大乘天”和“解脱天”,最后带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佛像七尊、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仍由陆路返抵长安。他勇于冒险,徒步丈量了丝绸之路,传播了佛教,在唐代创造了中国人探险精神的一个奇迹。他所取得的成就和突出的贡献,远远超出佛教范畴。

玄奘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不畏生死的精神,西行取佛经,体现了大乘佛法菩萨,渡化众生的真实事迹。其“截伪续真,开兹后学”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玄奘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因此,他被后世称为中国历史上独步千古的佛门大师,其爱国精神及护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玄奘诞生于今偃师缑氏镇陈河村(当时洛州缑氏县游山乡控鹤里凤凰谷陈村)。缑氏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因春秋时期周灵王缑姓皇后诞生此地而得名。缑氏镇东临俊秀挺拔的中岳嵩山,西与大口乡、高龙镇相接,南傍伏牛山与佛光乡交界,北依白云岭与顾县镇接壤。而嵩山以禅室祖庭、武学渊源的少林寺而闻名于世,也是中国佛教圣地之一。玄奘诞生的这块中原土地,绝对是一片与佛结缘的沃土。

出家前,玄奘俗姓陈,单名祎,玄奘是其法名,门人则多尊称其为“三藏法师”。陈家本为儒学世家,乃东汉太丘长陈寔(陈仲弓)之后,高祖陈湛曾任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仕北齐,任国子博士;其父陈惠(也作陈慧)“英杰有雅操,早通经术”,隋朝时曾任江陵县令,基于隋末政治惨淡,遂无意于仕途,大业末年急流勇退,婉拒地方官吏的举荐,解缨返里、挂冠居家、潜心坟典、隐居以终,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志节和风骨。他精通四书五经,尤其对儒家和佛家经典颇有研究。其母宋氏为隋朝洛州长史宋钦之女,她性情温存贤惠,知书达理,又乐善好施,在众乡邻之间留下极好的口碑。他们夫妇共育有四子一女,玄奘最小,有一女儿嫁至瀛洲张家,至玄奘晚年(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方得相晤。玄奘出生时,适值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

大凡对推动社会的发展具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诞生都伴随着一个近似神话的故事。玄奘也不例外,他出生不久,其母宋氏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玄奘一身素裹,骑着一匹俊秀飘逸的白马决然西去。或许,这在冥冥之中已对玄奘一生的远大志向和追求都事先做了安排。

玄奘五岁时,其母宋氏病逝,六岁上,其父陈惠自江陵县令回归故里,从此杜门不出,专事抚育幼儿。对满腹经纶、淡泊名利的陈惠而言,把兴复家业、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四个儿子身上。

玄奘自“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出生于这样的名门世家,又饱受儒道百家的熏染。好读书而求甚解,每遇到疑难问题,便缠着父亲问个不停,问不出结果不肯罢休。

七八岁时,当父亲为他讲授《孝经》中的“曾子避席”一章节时,玄奘连忙整襟而起。父亲惊问其故,他垂着双臂,毕恭毕敬地回答:“曾子闻师命而避席,我做儿子的今奉慈训,又怎么有安坐不动的道理呢?”

见玄奘早慧,其父惊诧不已,思忖他日后必成大器,于是对玄奘抱有极高的期望,殚精竭虑地为他讲解各种儒学典籍。此后,在父亲的循循诱导下,幼小的玄奘“自后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

然而,好景不长,玄奘的学业未能持久,其母早亡,在玄奘十岁那年,其父陈惠又不幸撒手人寰,为他过早步入佛门埋下伏笔。富甲一方的陈家遭遇巨大的变故,既有的祖业已消耗殆尽,加上父母双亡,冷酷的现实把成为孤儿的玄奘推上世态炎凉的社会。

事实上,玄奘的三个兄长中,次兄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为僧,法名长捷法师。他以讲经说法闻名佛界,与当时的名僧并驾齐驱。“其亦风神朗俊,体状魁杰,加之秀美。每出外衢路观者,莫不驻车停盖。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毗昙》。兼通史传,及善老庄,为蜀人所慕。”他的学问丝毫不亚于其父陈惠。次兄陈素是玄奘遁入佛门的领路人。

公元610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玄奘随次兄陈素来到洛阳净土寺,成为一名佛门童子,晨夕诵习一些佛经。

由于父母双亲丧亡,家道困窘,兄弟俩少罹穷困,眼下只好安身于佛门,相依为命。每天长捷法师都向他传授佛教义理,还教授给他辩论的技巧。在次兄陈素的谆谆教诲下,玄奘的学问大有长进。

据悉,佛教是三千多年前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由于他属于释迦族,后人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佛教在印度广为流传。当印度佛教兴盛之时,阿育王派遣众多传教士到四方传布佛教教义,弘扬佛法。于是,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如斯里兰卡、缅甸,以及中亚、西域一带传播,印度佛教终于成为世界性宗教。当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内部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持有不同的理解和阐发,进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按照教理的不同,以及形成时期的先后,可归纳为大乘和小乘两个宗派。小乘和大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慈悲和智慧,《本来清净经》云:“智慧与慈悲,此大即大乘,此小即小乘。”大乘的智慧如大海一般深与宽,小乘的智慧如井水一般浅与窄。

在随次兄陈素学习佛经五年期间,玄奘涉猎小乘和大乘佛教,而更偏好于大乘,因此短短一年就熟读了大乘要典《妙法莲华经》和《维摩诘经》。次兄陈素见他聪慧颖悟,颇具佛家慧根,便极力向景法师和严法师推荐。景、严两位法师分别授以《涅槃经》和《摄大乘论》(亦简称《摄论》),玄奘则“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大家都深感惊奇,就让他升座复述一遍。他不看经文,讲述得十分熟稔,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而且剖析入里,竟能畅达师宗,表现出超人的悟性和才华。这一年,玄奘不过十三岁,嘉名便播扬净土寺内外,与法相唯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公元612年,向佛的隋炀帝赦旨,要在洛阳剃度十四名和尚,这在严格控制僧人数量的时代,其机会弥足珍贵。谁知闻讯报名者数以百计,其中不乏饱读经书、对佛学颇有研究之士。玄奘因为年龄尚小,不在应选之列,只好立在一旁热切观望。

奉旨前来选拔佛学才俊的主考官是大理寺卿郑善果,其人古道热肠,具有一双慧眼,他看到这位相貌俊秀的美少年,风骨非同寻常,心里暗暗称奇。郑善果便走向前去,问玄奘:“你是不是也想出家?”

玄奘恭敬答道:“我有志于剃度出家,但因年龄尚幼,未能如愿。”

郑善果继续问道:“童子出家,意欲何为?”

玄奘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返光遗法。”

闻其言,郑善果深感惊奇,觉得眼前这位稚气未脱的孩子志向非凡,将来必定成为弘扬佛法的中流砥柱,便力排众议,破格为玄奘安排了剃度。

后来,郑善果对同僚感慨万千地说:“一般出家之人,念佛经容易,独有风骨尤为难得。今日我们破格录取的童子,日后必定成为佛界砥柱,可惜我与诸公年事已高,看不到他成才之日了!”

这样,在郑善果的大力推荐下,玄奘阴错阳差地得以在净土寺出家为沙弥,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僧人,开始步入佛门。

此后,少年玄奘正如郑善果所期望的那样,潜心攻读经论,虚心向高僧大德问学,对佛学彰显出过人的才赋,深得有道高僧的称赞。仅仅五六年的时间,玄奘的佛学才华便崭露峥嵘,声名远播洛阳内外。۞۞۞第二章遍访名师

当一心向佛的玄奘随次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里潜心研读佛典时,隋朝境内却是兵燹灾荒交替,战火蔓延。公元617年,不堪忍受隋炀帝的骄奢淫逸,荒废朝政,穷兵黩武,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各地起义军渐成气候,形成以李密瓦岗寨农民起义军、窦建德起义军、杜伏威起义军为首的三支主力,他们分别活动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隋王朝的统治,将隋朝主要兵力分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长安三处,使隋朝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于是,隋炀帝委任江都宫监王世充率江淮精兵驰援洛阳,平定农民起义军,致使洛口一带,断壁残垣,狼烟四起,白骨遍野。

公元618年春,李密率瓦岗寨精兵七千,攻取兴洛仓(即洛口仓,因地处洛水入黄河之口而得名),占据仓城,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步步逼近东都洛阳,城内大乱,战火一度蔓延至净土寺。

眼看着连最起码果腹的粥饭都无法供给,高僧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提谈佛论道了。玄奘在净土寺已出家数年,年龄尚小,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之后,他找到次兄陈素,说:“此虽父母之邑也,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已拥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

陈素见玄奘所言极是,况且洛阳实在难以为继了,遂随他的建议。是年春,两人结伴离开洛阳净土寺,途中偶遇前往长安避难的道基法师,于是,玄奘兄弟随从法师西入长安,寓居于长安庄严寺。然而,由于庄严寺疏于修缮,变得破败不堪,已无多少庄严肃穆之气。

此时的长安刚刚易主,隋朝灭亡,大唐草创,兵甲尚兴。倒台的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力推佛教的发展。隋文帝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其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六月十三日,隋文帝出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于时赤光照室,流溢外户。紫气满庭,状如楼阙。色染人衣。内外惊禁。奶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后由比丘尼抚养长大。

立国后,隋文帝施政的第一步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佛教复兴的措施,建寺立塔,造像写经,不遗余力,为推进佛教在中国的正式化、国家化、制度化方面做出积极贡献。此外,隋文帝在五台山大建佛寺,使其后来成为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著名的少林寺曾经一度毁于北周,经隋文帝重建,得以复兴。

值得庆幸的是,唐王朝统治者也高度重视佛教的整顿和利用。李唐一代既有唐高祖宗国学,并以王室和老子(李耳)同姓李为由,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释。唐代的僧尼对唐初执行崇道抑佛的政策甚为不满,这正是武则天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六月,武后则天则利用佛教徒伪造《大云经》:发我铭者小人,读我铭者圣君……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民庶尽安乐,方知文武炽。千秋不移宗,十八成君子。歌曰:非旧非新,交七为身,傍山之下,到出圣人。

自称弥勒下生,当为皇帝,实为佛祖之意。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由于佛教为武则天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她一反李唐皇帝“道在佛先”的排列,下制:释教“开革命之阶……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前。”另外,她亲自为八十卷《华严经》译本作序。她奉佛,更多是为自己广积功德。她更偏好道教,从其“玄元皇帝”的封号中可窥知一二。

李氏父子因忙于争夺权力,无暇提倡佛教。所以,偌大的京都城里,竟然找不到一个佛学的讲筵。玄奘兄弟本意来长安求师问道,见此情此景,不禁大失所望。后来获悉许多名僧大都云集在战火尚未殃及的蜀地求佛问道。故蜀地一度成为西南方面的佛教中心。

虽然中原腹地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但因蜀道之难而与中原隔绝。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仍旧是一片世外桃源,晨钟暮鼓替代刀光剑影的厮杀,宝刹寺庙替代马革裹尸的疆场。因此,这里是一块“慈门数片叶,道树一林花”的佛门净土。巴蜀就像佛陀敞开仁慈的胸怀接纳、养育着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

于是,玄奘再度启请次兄陈素道:“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

不久,陈素听从玄奘的建议,离开长安南下,经子午谷,翻越天险秦岭,到达汉川。玄奘与次兄行至剑阁山中的一小寺,正碰到在洛阳讲过经的空、景两位法师。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讲论大德。于是,玄奘兄弟便在寺内滞留一月有余,从两位大德听受《摄大乘论》等,最后大家结伴向蜀地进发。即使在旅途中,玄奘也丝毫不放过向两位大德学习的机会。至冬,他们一行终于抵达成都。

此时,四海的大德僧伽都云集在巴蜀之地,遂大开法筵,激烈论辩。玄奘与次兄陈素先暂住在多宝寺,后又搬进空慧寺。玄奘学佛求法之心空前高涨,先后听取宝暹《摄大乘论》、从道基学《毗昙》、从道振法师听讲《迦旃延阿毗昙》。他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两三年内,便究通诸部。在五湖四海前来听讲经的数百名僧众之中,尤以玄奘学识渊博而卓绝群伦。登座讲论,不视经卷而滔滔不绝,博通古今,众人都惊奇他的忆念之力,终古罕类。这使玄奘声名鹊起,一时吴、蜀、荆、楚间,无人不晓其名。连座主之一的道基法师也赞道:“予游将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此。”

公元620年,二十一岁的玄奘在成都受了具足戒(又可称受比丘戒)。那天,空慧寺钟鼎齐鸣,鼓乐喧天,玄奘在戒师的引领下,款步来到戒坛,先绕坛三圈,拈香礼佛,然后由戒师开导明授“四重戒”和“十善戒”。从此,玄奘正式取得僧伽的资格。

具足戒,又作近圆戒、近具戒、大戒,略称具戒,是佛教僧伽的最高戒律。具足戒者,当身体强健,诸根具足,无有聋盲等众患,身器清净,无有边罪、犯比丘尼、贼住等杂过,具出家之相,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已受沙弥(尼)戒,且年龄已满二十岁而未逾七十岁之间。盖具足戒亦仅标示主要之戒律,令持戒者由此而于一切境界中远离罪恶,趋于圆足,故谓具足戒。

玄奘受了具足戒,发誓遵守二百五十条戒律,此时唐朝才为他发放正式的度牒(即当和尚的资格凭证)。于是,玄奘成为一名官方认可的僧伽,并享有一定的待遇,也具有独立讲经的资格了。他是真正的厚积薄发,很快在蜀地佛学圈的声望就赶上了次兄陈素。那些目睹过陈素风采的人,如今见玄奘年纪轻轻就精通佛学,赞叹不已。时人给予玄奘、陈素两位佛门兄弟极高的声誉,称他们为“陈门双骥”。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玄奘先后遍历陇、蜀、荆、赵等地,参谒宿老,探访名师,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分别从景、严、空、慧景、道基、宝暹、道振、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法师学习《涅槃经》《摄大乘论》《毗昙》《迦旃延阿毗昙》《婆沙》《杂心》《成实论》,以及《俱舍论》等佛学经典。

公元622年,二十三岁的玄奘对蜀中所传经论都探究完毕,素有“天府之国”称号的巴蜀已盛装不下他蓬勃的求知欲,他想入京寻求更高深的学问。当他听说道深法师(研究《成实论》的学者)在千里之遥的赵地讲学,乃计划从巴蜀沿江东下,然后北上相州(今安阳)、赵州(河北赵县),抵达京师。

隋朝末年,兵灾连连,海内鼎沸,百姓苦不堪言。公元618年,瓦岗军直逼东都,天下大乱,隋帝无力回天。听说唐主李渊起兵晋阳,攻克长安,天下依归,玄奘遂又建议次兄陈素共赴长安。但玄奘这次规划好的行程计划在喜好安逸的次兄陈素那里受阻。

玄奘对次兄陈素说:“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即一方,未成探赜。”

次兄陈素闻言后,颇感意外,不同意他离开蜀地,说:“这和当初离开洛阳不一样啊!那时我们是为了求学,同时躲避战乱。现在国家太平,我们在这里也取得如此高的声望,何必再东奔西走,饱受舟车劳顿之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次兄陈素留恋眼前的宁静和安逸,而玄奘向往的是云游天下求学、遍访名师求知的乐趣。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这对相依为命的兄弟,自此在蜀地分道扬镳,他们兄弟俩再没有见过面。直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圆寂后,才葬在长安东郊浐水东原,与次兄陈素以坟为邻。

公元623年,玄奘未听从次兄陈素的苦苦劝阻,放下手足之情,独自远行。他与商人结伴,沿岷江泛舟而下,穿峨眉,渡三峡,直抵湖北荆州。

荆州,古称“江陵”,是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所在地。荆州之名源于《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为古九州之一,以境内蜿蜒高耸的荆山得名。荆是古代楚国的别称,因楚曾建国于荆山,故古时荆、楚通用。沙市始称津或江津,成为江陵县的重要商埠和码头。

玄奘孑然一人来到荆州,便进驻于荆州的第一大寺天皇寺。他在天皇寺讲经,自夏至冬,一连讲了三遍。当时汉阳王李镶任荆州都督,闻玄奘来此,深表钦慕之意,开讲之日,他亲自率领群僚及僧伽前来拜谒。讲罢一章节,一时刁难诘难,层出不穷;玄奘沉着冷静,对答如流,使诸多诘难都迎刃而解。

对玄奘的博学,李镶也赞叹不已,施送的礼物堆积如山,他却分毫不取,全部捐赠给天皇寺。

随后,玄奘辞别荆州沿江东下,来到南方的扬州、吴会等地,拜会名僧智琰。智琰年已六旬,乃江汉英灵,解穷三藏,对这位佛门的青年才俊礼遇甚隆,施以师长之礼。他喜极而泣,感叹说:“岂期以桑榆末光﹐得遇太阳初晖乎!”两人相互切磋佛法,终成忘年之交。

获得三藏法师称号那一年,玄奘年仅二十四岁。在佛教中,三藏法师是对精通佛教圣典中之经藏、律藏、论藏三藏者的尊称。在中国,对前往天竺(今印度)、西域(今新疆、中亚诸地区)求取佛典、从事汉译的僧侣,常尊为译经三藏或三藏法师。

公元624年冬末,玄奘又从南方折返北上,进驻中原相州的慈润寺,向慧休法师受学《杂心论》和《摄大乘论》,并与三阶教信行弟子灵琛会晤。不觉间,八个月过去了,玄奘惜别灵琛,又踏上新的旅程。

此时,寒风凛冽,严冬已降临人间,冰封的大河失去涛声,长城内外被厚厚的雪花包裹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粉雕玉琢的世界。此时,玄奘的心中却像揣着一团火焰,他不畏严寒,只身前赴赵州,从道深法师学习《成实论》。《成实论》是一部佛教论书,相传为古印度诃梨跋摩所著,后秦高僧鸠摩罗什译本共十六卷(一作十四卷或二十卷)。成实即成就四谛之意,为反对小乘说一切有部“诸法实有”理论,提倡“人法二空”,弘扬苦、集、灭、道四谛之理。相传诃梨跋摩为说一切有部著名论师鸠摩罗什(童寿)弟子,初信其师学说,后来觉得这些没有摆脱《大毗婆沙论》的束缚,拘泥于名相,烦琐支离,乃自穷三藏,以探教说之本源。后到华氏城,随多闻部学习,接触到大乘思想,又泛览九经,评量五部(律),旁究异说,考核诸论,因而著作此论。

两百多年来,研究剖析《成实论》的高僧甚多,逐渐形成专讲此论的成实学派,如僧柔、慧次、道庞、道亮、法云、僧旻、智藏、洪偃、明彦、智脱等均以《成实论》成为方家。眼下,玄奘欲投身的道深法师,也是一位研究《成实论》的名家。

玄奘在赵州的十个月里,兢兢业业,寒暑无虞,每日梵钟一响,便去寺内闻听道深法师讲解《成实论》。道深法师对玄奘的领悟能力和探求佛法的精神,深感钦佩。۞۞۞第三章矢志西行

公元625年秋,天高气爽,群雁南迁,玄奘迎着舒爽的秋风,顶着漫卷的落叶,踏入长安城,进驻大觉寺。

经过唐朝新主的初步恢复,长安再度成为大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佛教圣地。但见城内庙宇庄严,宝刹层叠,梵音悠悠,香烟袅袅,经声琅琅。在大觉寺里,玄奘跟随道岳法师学习《俱舍论》。此时,他已通究诸部,造诣颇深,蜚声京师内外。

当时,长安有法常、僧辩两位大师,解究二乘行穷三学,一时号称法门宗匠,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数以千计,云集门下。玄奘跟随二法师学《摄大乘论》。对他们的高深理论,玄奘不仅触类旁通,尚能举一反三。两位高僧也对玄奘超群的记忆力和惊人的理解力叹为观止,赞誉为“佛门千里驹”。

如果说公元5世纪的法显是因为痛感佛经的匮乏才下定西去求法的决心,那么公元7世纪的玄奘,情况恰好相反,为搞清佛经的真正本源,才萌发前往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问惑辨疑之志。玄奘遍访高僧大德,广泛汲取百家之长,经仔细推敲,发现各流派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惑辨疑不一,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无所适从。

当时的唐朝,汉译佛经大多残缺不全,同一部佛经却存在不同的版本,加上翻译的曲解,对佛法的分歧严重,既不系统,数量也匮乏;另外,佛门教派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形成,大小乘教派林立,不能保证互通有无,各种矛盾和分歧凸显出来,相互争执不下。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二十六岁的玄奘在进一步研究佛教真义时,几近于缘木求鱼,令原本喜欢探本究源的他郁闷忐忑。

国际大都市长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一些来自印度的高僧讲学,使玄奘有了学习梵文的机会。其中一位名叫波罗颇伽罗密多罗的中印度学者,取海道来到中国,住在长安城内的兴善寺。他是印度权威学者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高足,传闻能记诵大小乘佛典各十万颂,是当世的佛学大师。

玄奘慕名而至,真诚向其请教,溯本求源,并询问当下印度佛界形势。在波罗颇伽罗密多罗的口中,玄奘获悉有一位熟稔《瑜伽师地论》、兼谙诸家的戒贤法师在印度那烂陀寺讲学布道时,决心西行求法,以释众惑,并取得像《瑜伽师地论》那样更多的佛教经典,以释众疑。虽然前去印度求取真经的这条路九死一生,但为了寻求真理,玄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可以说,中印度学者波罗颇伽罗密多罗的出现,像一盏黑夜中的灯塔,照亮了玄奘迷惘的心扉。

去意已决,玄奘遂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僧人,打算联名上书朝廷,陈述西行求法的理由。沙门玄奘言:玄奘闻,义画既陈,肇有书契,籀文斯阐,爰盛典暮。徒以?义辅德,纪情括性,犹缠埃累之间,未出寰区之表。岂若龙宫密旨,鹫岭微词,导群迷于沙界,庇交丧于尘劫。然则至极无象,演其源者法王。至理无言,诠其道者圣帝。伏惟陛下纂灵出震,抚运登枢;胜茂九瀛,掩胥庭而独步;飞英八极,栏轩昊而高视;分麾紫塞,剪随寇于幽陵;驻跸青丘,荡妖氛于蟠木。武功既戢,归马华山。文德载宣,受图宛岫。于是刊书近阁,创礼容台。凤篆龟文既藏核于东观,银镛玉字亦洗污于南宫。犹故属想真如,缅怀空寂,绍宣妙法,以为大训。由是鹿野之谈,应圣期而重译;鸡林之士,仰神化以来仪。建香城于中洲,引玄津于神县。像教东被,斯为盛矣。玄奘行业无纪,空符曲成;谬齿缁徒,有惭光替。慨然怀愤,誓以弘宣。凭恃国威,远寻灵迹。住在西域,躬习梵言。览毗尼之奥旨,窥多罗之密藏。所获梵本经论总一千帙,六百五十七部,佛像七躯,佛肉舍利一百五十粒,并骨舍利一函。既而治奘金地,旋轫玉门。祗奉论言,载合翻译。爰召开士,同证慧义。研思淹肘,未能总毕。见绝笔者,凡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佛地经》一卷,《六门陀罗尼经》一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杂集阿毗达摩论》十六卷,勒成八帙,缮写如制。及前舍利、佛像、梵本经论等,谨诣阙奉进。但圣鉴照明,玄言冲远,玄奘学非沈秘,识谢咏通,何以仰称天规,敬弘至教。亦由荣荣爝火,对修景以葬光;涓渭细流,足巨壑而成大。追惭战悸,若履冰谷。谨言。贞观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门玄奘上

孰料,玄奘高远的志向尚未来得及铺展,便被残酷的现实撕裂得支离破碎。当时,唐朝天下初定,局势亟待进一步的巩固和稳定,加上游牧民族的突厥人重新崛起,不时滋扰河西走廊一带边境。所以,唐朝初年,以玉门关为界,官府禁止百姓自由进出国境,于是便毫无悬念地驳回玄奘等人西行出国的奏请。

见西行之路在官方受阻,其他意志稍微薄弱的西行求法之人,便心灰绝念。唯有玄奘不改初志,一边学习梵文,一边做着西行的准备。闲暇之余,他偷偷打听从陆路前往印度的路线,静待机缘,再行出国。玄奘凭借惊人的领悟力和记忆力,熟稔和掌握各种语种和方言多达八九十种。

见玄奘矢志西行求法,视朝廷法令而不顾,渐露退却之意的众僧极力劝阻玄奘,玄奘听后,气愤地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能高绩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自当继之。”

倘若出关,必须持有“过所”(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如果没有“过所”,就是“私自渡关”,也就是偷渡。按照唐朝律令,私自渡关者被判处一年牢狱,偷渡成功者则罪加一等。对朝廷的禁令,玄奘肯定烂熟于心,试想一下,面对内忧外患,朝廷怎能随随便便地松懈对臣民的管束,任其自由出入国境呢?既然如此,玄奘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仔细分析一下,玄奘此举,看似迂腐,实乃睿智之至。倘若不事先向朝廷上书申请出关而擅自行动,那就是目无朝纲王法,一个连朝廷禁令都触犯的人,怎么可能在佛法上修成正果呢?即便西行不利,中途被遣返原籍,如果事先在官府备案,罪行也会从轻发落。

历史本来会按照其既定的速度缓慢向前移动,但突发事件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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