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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知远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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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集试读：

自序

年轻时，喜欢为自己的书撰写序言。它是长期努力后的高潮一刻，满足一个征服者对自己的灵感、洞见和自得的故作漫不经心的炫耀；它也是一种虚弱，出于对文本缺乏真正的信心，必须在序言中更姿态鲜明，为全书赋予某种逻辑与意义。

这本《游荡集》，收集的是旅途中的意念断片，它们曾散落在航班的餐桌上，某个县城空荡的酒吧里，或者临时租借的公寓中，是自我感受和编辑催稿的合成品，灵感和细腻总是在仓促中跌跌撞撞。我曾以Jan Morris和奈保尔为榜样，他们皆周游世界、饱经人事，他们能在现实与历史间自由思考，能在写作中精确捕捉当下之情绪，并探测到它的过去与未来。我期望自己能和他们一样天真又老练。

事实上，我缺乏的是他们持久不衰的耐心。这些随机的断片，只是我更大野心的副产品，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力，它们更多源自强迫症般的记录欲——既然我在旧金山与横滨做了闲荡，与姜文在一个午后喝了威士忌，听一个香港人在特拉维夫唱了《我为祖国献石油》，何不把这些即兴的感受记下来？很可惜，我总是不信任即兴情绪，又习惯性地加入了各种材料。

我的编辑，不仅耐心收集了这些断片，还说服我它们颇有阅读的乐趣，会为中文世界新兴的旅行写作增添一丝色彩。我总是对类似的甜言蜜语——不管它显得多么没有基础——缺乏抵御力。况且，我那些自认更富系统的工作因为庞大而进展迟缓，我担心自己在抵达深度之前已丧失了灵活，我只能继续旅行，积累更多的断片。于是，我接受了这本书的出版，撰写了这则序言。许知远2019年5月3日 于东风乡

时代的预言家

灿烂的“野蛮人”

等候电梯时，突然想起一则旧广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辆劳斯莱斯、一张海明威头像，照片下分别写着酒、车、作家。我忘记了第四张，应该是广告主，它标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样，在各自领域有着不言自明的号召力，符号价值甚至超越行业本身。

这个广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杂志上，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是我视觉意识的开启者。尽管愤愤不平，我却不得不承认，一张照片有时的确抵得上1000个单词。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形象即实质，可能比实质还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时跳入脑海。倘若设计一幅类似的中文广告，或许可以用茅台替代伏特加，红旗变作劳斯莱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样可以写下“演员”或“导演”，不必做多余解释。

他们也的确不无相似。姜文咧开嘴的笑容、寸头、那对扇风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样令人难忘。他们都英俊、才华横溢，具有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们还乐于展现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时代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一种“野蛮人”的魅力。他们因此获得一种显著的无龄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还在竭力展现自己的活力，四处吹嘘可以让第4任妻子彻夜兴奋；当你说起姜文，很难意识到他已在舞台中央活跃了30余年，当同代人都被陷于某个具体时代情境时，他却总能激起新的社会情绪。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朴素、线条生硬，保留着晚期集体主义的夕照。他约我12点见面，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再开始正式采访。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对我说，姜文是个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预热，像所有姜文身边的伙伴一样，她称他为“姜老”，尽管私下也同样抱怨他难以控制的孩子气。

我不无忐忑，更需要这种预热。这与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源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让对方下不了台，尤其是面对媒体时。

记得1995年夏天，高考结束不久，我与同学骑车穿过北洼路，去看刚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屋顶上的流窜，背着军挎打架，镇完东单镇王府井的口气，还有米兰的丰满身形，牢牢刻在脑中。这感觉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成长于长安街沿线的军队大院中，对那些苏式建筑、领袖雕像、呼啸而来的少年，以及他们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再熟悉不过。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头扎入新时代，动物们不再凶猛，暴力、闲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们着迷港台的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暗涌。

我们都处于青春的躁动与困惑中，经常牛仔裤配褪色绿军装，斜背着父亲留下的旧军挎，里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说。这也是十足的虚张声势，我们压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讪，倘若碰到街头的小痞子，只会心怦怦乱跳，赶快骑车绕过。因为这部电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样，成为我们心中的文化英雄，他们大胆、个性鲜明，玩世不恭又充满真诚。

夏天结束了，我进入大学读书。波普尔、哈耶克、李普曼、加缪、胡适、陈寅恪……这一连串知识分子突然进入视野。我对他们的博学、道德坚持大为叹服，认定它比那种懵懂的青春冲动更值得追逐。我甚至开始反感王朔式语言，认同一位上海学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毁伪崇高时，也破坏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态背后，是对特权的迷恋。这也影响了我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看法，成长起来的少年坐着凯迪拉克穿过长安街时，它像是对特权的另一次炫耀，他们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开始着迷一种知识分子姿态，要批判社会，严肃、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欢他们展露出的反智倾向。

姜文仍偶尔进入我的视野。1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长的话剧时，一位记者朋友带我去探班。舞台上的他，气场依然慑人，他庞大而傲慢，令人同时心生羡慕和排斥。接下来，我买过盗版的《鬼子来了》，在电影院看过《天地英雄》，带着期待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

我对《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感受复杂。我没看懂一些段落，对另一些段落无比着迷。陈冲扭动的臀部，黄秋生所唱的梭罗河，都让我再难忘却。久石让的配乐在我脑中盘旋多日，也让我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乡村骑士》，姜文在无意中塑造了我的音乐趣味，我喜欢古典音乐多半源于他，且是这种抒情、甜美型的曲风。后来才知道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骑士》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他写了一首诗”，我的一个朋友走出影院后说。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对诗没太多兴趣，一心要捕捉时代精神。北京正沉浸于一种亢奋中，20世纪90年代的少许闲散让位于技术、商业驱动的忙碌。对外部世界的谨慎试探变成对全球化的拥抱，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这股潮流的顶峰图腾。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对这历史性变迁的描述，分析一个大国崛起时的规模与力量，崛起背后的牺牲与阴影。姜文表现出的一切，显得过分私人化。它既没如《鬼子来了》一样获得国际奖项，也未在中国观众中激起广泛共鸣。我还记得一则报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说看不懂的观众，他还不厌其详地罗列影片动用了多少飞禽走兽，空运了多少鲜花，铺设了怎样的轨道，连剧中的婴儿都是他刚出生的儿子等种种细节。他对电影有一种罕见的狂热，对每个细节都有偏执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却不太动筷子，吃相不够尽兴。

3年后上映的《让子弹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激起了公众的情绪浪潮，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的票房纪录。我却感到不安，比起《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中的一切都显得过分恰当，它的戏谑与嘲讽，与兴起的互联网话语系统不谋而合，它对人性与历史之解释，吻合了人们的普遍思维——中国社会、中国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聪明、如此消解、如此流畅，让人感受不到人与历史的质感。

它把姜文推到一个奇特位置。自198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以来，他似乎能通过影像俘获每一代中国人的心。在一个情感复苏、重新理解伤痕的80年代，他是屏幕上的末代皇帝、饱受屈辱的右派知识分子、情欲炽热的西北汉子……在那个电影是主要的娱乐与教育来源的时代，这些形象进入每一个家庭记忆，20岁出头的他就成为全民偶像。在急剧转变的90年代，他又成为倒卖衣服的小贩、鲁莽的书商、漂泊在纽约的音乐家，尽管此时电影院线衰落了，被录像机、VCD取代，但姜文仍进入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他还蜕变成横空出世的年轻导演，穿梭于威尼斯与戛纳。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不同，姜文逃离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黄土地、历史创伤、被遗忘的边缘人……他在庆祝青春与力比多，尽管隐去了幕布背后的残酷与荒诞，在处理历史创痛时，用的是一种戏谑、超现实的视角。他已被称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也有潜质成为中国的赛尔乔·莱昂内或科波拉。

21世纪到来时，他遭遇了短暂挫折，如今却又回到舞台中央。电影再度成为大众文化的中心，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涌入影院的观众不再来自一个匮乏世界，他们都饱受过剩信息之苦，培养出老练消费者的挑剔。这挑剔并不意味着直线进步，它可能是新的盲从，甚至失去了匮乏时代的朴素，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把陈词滥调误作聪明。

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却把握住了这股新潮流。这是令人惊异的成就，年轻一代的观众很少知晓《芙蓉镇》与《红高粱》，那是父辈记忆，按照时髦的说法，几乎算是古代了，与清朝、明朝没太多区别。姜文说“要站着把钱挣了”，他不容分说地把手摁在刘嘉玲胸脯上，他与周润发的斗智斗勇，他高速的、无厘头式的对白，快意恩仇后翩然离去的潇洒，都让年轻一代亢奋不已，这就是他们想过的人生，武断又自由。时年47岁的姜文不仅回到中心，还毫不费力再度成为男性荷尔蒙的象征，这象征与22年前的西北汉子不同，后者是莽撞、血性、不顾后果，如今则精明过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遥》尚在拍摄时，就引发高浓度期待，一家新闻杂志连片花也没看过就评它为年度电影。姜文是始终蕴含高度矛盾又始终闪耀的存在，在一个迷恋大众与数量的时代，他表现出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被高度工业化的电影业中，他以彰显个性闻名；在娱乐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悦媒体时，却总传来他激怒记者的消息；当崔健早已唱过“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时，他总是能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引发议论与误解，引来无穷的仰慕。

与众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遥》引起的困惑要多于赞叹。它是一个充斥各种戏仿、隐喻、诠释、夸张、戏谑的后现代叙事，你必须了解足够多的电影史、导演的个人感受与思考，才能更好地进入，否则就像是精美却凌乱的拼贴，你要费力地与自己的分神纠缠。姜文以忠于自我著称，但这一次，这个自我很难让人区分，是华丽还是混乱。二

人未出现，声已传来，浑厚、富有穿透力，还带着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图，密密麻麻的线条与胡同名，通往另一个时空。这是《邪不压正》的发生地，经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一步之遥》的上海，姜文将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站置于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一个侠客在暴风到来前夜的复仇与爱情。

研究地图也是为了去除不安。这个一推再推的采访，令我心生不满。姜文任性，他总是在一个时间确定之后，又推翻了它，不羁的心情，似乎连他自己都无能为力。而他身边的人，也乐于纵容这种任性。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许还有男性身份，我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一方面想反抗他的优越感与骄傲和那种溢出的权力感，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钦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时，我为他的才华惊叹，他如此年轻时就可以处理如此复杂多样的感受。你当然可以批评他的某些切片，却不能不惊叹他多年来创造力垒砌的高地。不过年长13岁，他好像比我多经历了好几个人生，在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和动人画面中自如穿越。

随着声音的传来，屋内气氛陡然变化。工作室和宣发公司的人顿时陷入慌乱，他们不清楚姜导将从屏风的左侧还是右侧穿过，场面失序，仿佛一场龙卷风将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过的一个描述：姜文在片场时像个“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么高，仍强壮有力，深蓝色的短袖T恤被撑满，少许的胡茬儿和鼻梁上架着的圆框眼睛又给人一种别样的气息。我们握手，寒暄，我的紧张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镇定变成了真实的镇定，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必定会是一次不糟糕的采访。

姜文表现出某种老派的周到，听闻我与张北海一起喝过威士忌，特意准备了一瓶Lagvulin 8年，它的泥煤味让我着迷。他还邀来我们共同的好友以使见面更为自然。不过，他主导性的风格与传闻中的一样，从寿司的吃法、伊顿公学、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疗，他无一没有看法。所有人也习惯性地附和，他庞杂（未必准确）的知识、确信无疑的口气，让人不知如何应对，况且，人人也都知道与他争辩的结果。

访谈设置在客厅的窗前，我们并排坐在高脚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长条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闷的高楼，午后的阳光正灿烂。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镜头对着他的后侧面。他把残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里，说镜头中有酒不好，访问就开始了。

我们的谈话从对时间的感觉开始。“你看，那是尼泊尔使馆，有各种塑料盆，养花、种菜。那边是沙特，他们连树也没有一棵。”姜文指着窗外说。这座涉外公寓与这些使馆一样，带着另一个时空的气息。

如何处理另一个时空，则是姜文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演，他都在展现一种历史意识。他却说，自己的时空是混乱的。“我没觉得时间重要，”他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拍电影把自己的脑子、把时间给拍乱了。”对姜文来说，主观的感受比客观的存在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于冬天，他让人用喷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让演员脱下大衣，穿上夏装，尽管耿乐与夏雨背后的树甚至没有叶子，“你还是觉得很热，这已经扰乱你对时间的认知了”。真实很容易摆布，主观感受反而更为真实。对姜文来说，他的人生是按照参与的电影来编排的，所谓的现实生活倒退隐了。

他还说起新电影的创作源起，对老北平的看法，对民国的理解，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总之，历史是一种不真实，是一个借口，你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语气，它满不在乎，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智识与经验上的优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与新贵们中心感的双重混合，一种下意识的俯视感，一种“这都不叫事儿”的劲头。少年时，我和同学们都曾刻意模仿。

我发现自己立刻被这语气所裹挟。就像马小军被那些更年长、果断的小混混吸引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来一番对答，充满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机锋。这令人愉快却也危险，彼此哈哈一笑后，往往什么也没说。比如说，我问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说做，但比较难，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拽，我又问他拽得怎样，他指着自己的光头说，这不是特意把头发剃了嘛。

这种机智把问题轻松划过，也回避了真实自我。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处，在荧幕上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才华、荷尔蒙与傲慢背后，真实的他到底是何样？他是用骄傲来掩饰不自信，用冲突来消除羞涩，用不断展现男子气概来压抑住自己的男孩气吗？

当说起母亲时，姜文突然温柔起来，他对无法处理好母子关系感到无奈与遗憾。《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小军妈，《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她们都强悍有力，令儿子不知所措。这或许也是姜文对现实困境的另一种表达。当他兴冲冲地拿着中戏录取通知书到家时，妈妈只是提醒，他还有一盆衣服没洗；当他想买一套新房给她住时，她拒绝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与成就，似乎都赢得不了她的心。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说一声，兄弟没事，都过去了。

这个柔软瞬间转瞬即逝，他立刻又变成了满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关心电影票房、不关心观众的反应，不关心媒体的批评，不关心传统的影响，一切皆是误读，艺术家只能表达自己。

我们在“传统”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姜文以一种充沛的自信著称。他29岁前往美国，见到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时，没表现出任何不安，在与正当红的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着胸脯，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1992年，中国仍处于开放的初期，几乎所有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都处于严重的“西方焦虑”中。

这自信令人钦佩，或许也会导致某种封闭。姜文很少承认他人给自己的影响，除去赞扬过于是之的表演，他几乎从未提及传统——不管是中国的电影、戏剧传统，还是欧洲、美国的电影传统——对自己的影响。他的角色被谢晋、谢飞、张艺谋所塑造，他深受《美国往事》与《教父》的影响，《一步之遥》片头更是对它的戏仿，但他总致力于传达这样一种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于时间之外。只是偶尔，他承认奥逊·威尔斯是天才，因为他25岁就拍出了《公民凯恩》，而他自己29岁才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我追问传统对他的影响时，他反问说，什么是传统，是裹脚、不洗澡、卖孩子吗？当我说于是之、英若诚就是传统，他又反驳说，这在他心目中是“传奇”，是打破传统的“传奇”。我理解他的观点，又觉得他陷入了某种蒙昧。这与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有关，他们的青春是在破坏，一种对传统的藐视中成长的，这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不为固有观念所困，敢于用各种“拿来主义”，尊重自我经验。可是谁也无法回避问题的另一端：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全部经验，对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怀抵触。再与众不同的自我，最终都将进入一个传统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么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写一本世界之书。一个艺术家最成熟的阶段，不是在彰显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类文化的河流。

湖畔散步

哈金提议去湖边走走。梭罗的瓦尔登湖，离波士顿半小时的车程。他没有智能手机，不知Google Map，翻开庞大的印刷地图，确认2号路的转弯处。

瓦尔登湖比我想象中小得多，只要努力，我似乎也可以游一个单程。梭罗的小屋遗迹犹在，你可以辨清火炉、床与书桌的位置。“我独自生活，在林中，离任何一个邻居都有一英里。”遗迹的铭牌上引用了《瓦尔登湖》中一句。

我从未对梭罗的隐居岁月产生过特别的兴趣。相较而言，新英格兰的文人中最吸引我的是爱默生。比起梭罗的遁世式的反抗，我更钟情爱默生式的呼喊——他要唤醒仍在沉睡的美国精神，把它从对欧洲的精神依赖中解放出来。年轻时，我也曾希望扮演类似的角色，颇用心地读了他的那些雄辩滔滔的散文，着迷于其中神性与人性混合的崇高感。与哈金在瓦尔登湖畔，2015年夏

我没对哈金说出这些。面对他，我总处于一种放松与紧张并存的情绪中。放松源于他的宽和性格、缓慢的语速，他英语发音中仍浓重的中国口音，当然还有他东北孩童式的“嘿嘿”笑声。紧张则是对自己的深切的不自信，我担心自己无法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同行对待，更重要的是，不能就他最钟情的诗歌展开交流。忘记是在哪里读到的，他说唯诗歌、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评论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常是迫不得已之作。我偏爱的却是后一种。

2008年夏天，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他。我们都是书展的演讲者，有几次共进晚餐的机会，我记得他罕见的谦逊，还有他清晰的政治立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他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我读过他的《等待》，完全被他的洗练语言与文字间的情绪所折服，那种政治严寒之中的个人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充分又富有节制地表现过这样的中国——他们都普遍显得太喧闹了。考虑到他30多岁后才开始用英文写作，这成就更显惊人。我也记得他说起《等待》的书稿，他修改了40遍。对于那年的香港书展，除去一贯的炎热气氛，我也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新时代情绪的来临，个人在强大的集体情绪面前再度变得脆弱，缺乏价值。

接下来几年，我再没有见到他。但他的作品，长篇小说、故事集仍陆续读到，它们不再让我有初遇《等待》时的惊喜，却保持了一贯水准。对我而言，英文原作总比中文版更有吸引力，不知这缘于语言陌生感的吸引，还是我恰好能在他的英文中找到节奏感。在一段时间里，这节奏感是我的镇静剂，每当我觉得内心烦躁时，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的书，读上几段。他的作品像是个诚实、镇定又有些疏离的老朋友，陪你不急不慌地聊上几句。偶尔，这也激起你不恰当的雄心——或许有一天，你也可以这样写。他的英文写作，似乎充满了你熟悉的中国味道，而且没什么生词。

康拉德的英文怎样，纳博科夫的节奏又是如何？哈金常被归入这个行列，他们都来自另一个语言系统，却最终以英文小说闻名，为英语书写增添了新元素。

我们绕湖一周。梭罗时代的孤独感早已消失，情侣们在水中接吻，沙滩上读书的少妇与奔跑的儿童。哈金头戴Red Sox的棒球帽（我忘记问他，是否也是棒球迷），着蓝色竖条衬衫，用一把大伞作为手杖。“余华压根不愿意迈步子，阎连科倒是走满了一圈。”他喜欢带朋友到此地，也是尽地主之谊。自1985年来布兰迪斯大学读书以来，他在美国已经三十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波士顿。他曾以为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回国，做一个英美文学的教授，或许业余还可以做翻译。突然到来的悲剧中断了这一切，他不仅留在美国，还准备进行一场“鲁莽”的试验，不仅移入一个新的社会、自然环境，还要移入它的语言深处。他竟成功了。他常觉得自己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但此刻，他为两种文化都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在湖畔，我们的谈话跳跃，他说起村上春树的语言中的音乐感；说起布罗茨基的轻浮，他承认这个俄国流亡者的散文很了不起，却不太看得起他的英文诗歌中刻意的押韵，也觉得他过分轻浮，把与一个希腊女人的床笫之欢也写入文字中（对这个说法，我略显迟疑，为什么不能写？）；还有宇文所安天才的唐诗研究，他自己也正着手一本李白的英文传记，他最初的文学兴趣正是从黑龙江小镇读到的唐诗开始的。

我们也说起了林语堂。哈金不仅属于康拉德、纳博科夫的传统，也属于容闳、林语堂的传统，他们都是中国人中的英文写作者，尤其是后者，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如果放在更大的一个范围，还有谭恩美、汤婷婷等，他们都是中国经验的书写者。他们的题材与风格也象征了中国的变化。林语堂描述的是一个深陷民族危机，却有强烈文化魅力的中国，谭恩美等描述的是那些广东移民的神秘的、风俗式的东方经验，而哈金的主要书写都集中于国家意志与个人选择间的紧张关系。“林语堂能量大。”哈金说起后者浩如烟海的写作，他在中美间的外交作用、他编纂的英汉词典、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还有刚刚发现的《红楼梦》的英译稿。在中国，林语堂常被弱化成一个幽默散文作家，或许还不是最好的一类。“在中国，人们讲究才华；在这里，能量（energy）才是关键。”哈金说起他初来美国时教授的话。比起写出漂亮的句子、段落，那种持续性喷涌的创造力才是关键……

一个诗人的转变

柏桦的电话打来时，是5月13日的下午。他的新书出版了，经过漫长的停顿之后，确切而言是15年，他又写出了诗篇。

我感觉得到电话那端的兴奋，声调依旧轻柔，语速却急促欢快。“书设计得很漂亮，”他说，“我马上寄给你。”若不是我主动提及，他可能都没兴趣告诉我，昨天的地震将他两架书震倒在地板上，他们全家露天过了一夜，我记得他那个眼睛清亮的儿子，有个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名字——柏慢，在这个沉醉于速度的年代，他希望自己生命的延续者，缓缓前行。

我记得去年的8月，我旅行经过成都。在那个微热的下午，我们坐在府南河旁喝茶谈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柏桦。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则是5年前。“我经常心怀感激，因为和中国最好的诗人住在同一个城市。”一个成都朋友对我说，他提到了这个名字。

但是，我对此缺乏感觉。除去几句流传一时的名句，以及北岛、顾城、舒婷这几个名字，我对于当代诗歌一无所知。我成长的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早已不适合诗歌容身，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的“Borland C++”和商业计划书里的市场分析，才是这个时代的密码。

所以，说来惭愧，对于一个诗人，我对他接近却是从他的散文开始的——它不像诗歌那样过分节俭，更容易理解。198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我至今仍记得我曾惊惧于我悬而未决的诗歌命运。1983年初春的另一个夜晚，我惊喜地得到一本由钟鸣编辑的《外国现代诗选》汉译打印稿。1984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二月》，深为震动。1985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那声音犹如1981年10月《表达》的声音：“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什么呢？”……

这是柏桦为北岛的《时间的玫瑰》所作序言的开头，题为《回忆：一个时代的翻译和写作》。我整段引用了它，是因为我忘不了它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既紧张、动情、富有韵律，又充满了节制。以至如今我竟忘了书中内容，只记得序中这个段落。

此后，我在香港大学的书店买到一册《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并对其中有关梁宗岱的记述印象深刻，还有他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性格各异的诗友——诗歌是他们打破生活的沉闷的武器，他们则是时代的英雄。

但在府南河旁，我们谈论了一下午的不是诗歌与往事，而是海外汉学研究。从费正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再到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与史景迁，在西南交通大学，柏桦为学生教授这些内容。

表面的意外之下，是某种毫无悬念的联系。对柏桦这一代来说，滋养他们的养分不正来自西方吗？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令他难安，为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的镇定、细致、精确而击节……正是通过翻译别人的声音，他们这一代才寻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创造出汉语的某种新的组合与节律。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加速断裂、自我封闭的岁月，出生于1956年的柏桦发现，即使要了解自己的国家，他所能借助的材料也经常来自异域。日后，我读到他那首《在清朝》，而它受惠自费正清。

那个下午，我们喝了几杯茶，瓜子皮撒了一桌子，又在一家只有矮凳的餐厅用辣椒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柏桦穿着松垮短裤与T恤，已是“知天命”的年纪，有了中年的沉稳与安宁，脸上却带着一丝少年式的不问世事。他提到了一项差不多完成的大计划，算得上他的转型之作。我依稀记得它与冒辟疆、董小宛的故事有关，形式也将有所创新。他自信地说，它将会颠覆很多人的观念。二

那次成都见面后，我接到了他的邮件，里面是他这项新尝试的初稿。或许是因为不习惯在计算机上阅读，或者干脆是对另一段明末清初的故事缺乏兴趣——柳如是的故事，我也从未有耐心读过。

倒是他送的那本十年文选《今天的激情》，我经常翻阅，并总是被其中一些段落打动。我会想象那个鲜宅里的敏感儿童，或是扬州冬日里他冻红的脸……是的，我喜欢他陡峭的汉语，它或许也受到菲利浦·拉金的影响吧。但是我总能在这些完全西化的句式中读到一丝冬日的萧瑟，或傍晚的惆怅，那感觉像是山水画或是庭院深深。

在这本书里，柏桦也诚实地、如魔咒式地说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为什么停笔了，那是在对皂角山庄的回忆里。“一个更强大的春天来临了，山庄主人彻底放弃了对‘肾脏’的偏爱、沉思和研究，紧急投身春天的‘市场’，念经的老妇人也去老君洞赶制面条，叫卖于游人；戴眼镜要钱的少年身穿牛仔裤问我要不要打火机……”柏桦写道，看着一场时代的飓风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刮来，而他则觉得“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生存的危险埋伏在前面，无声地等着我……写作的英雄时代已经作古了，写作似乎变成了一件痛苦的工作……属于诗人呼吸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但或许只有在稀薄的空气中，才能辨别到底谁才是真的诗人。如今，你在中国最大的图书网站当当网的查询栏中敲入“柏桦”这个名字，会跳出五十几项查询结果。其中只有几本他的、或与他相关的诗集或文选，剩下的则是《艾凡赫——世界文学名著青少年必读丛书》《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新华商精英素质透析》或是《善用机会创造成功》……

不要怀疑这仅仅是重名，很有可能，它的确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抒情诗人”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刻，他依靠编纂各种流行出版物维生。他还训练出一种熟练技巧，如果需要，能够用剪刀、糨糊每年编上几十本这样的书。

我不知这是否会伤害他对文字的敏感。1992年之后，社会风物的确大为转变，从城市的建筑到人们的内心，它们都不再有空旷、游荡之感，不再能激发起柏桦的诗情。

他需要另一种精神的刺激。在年轻时迫不及待巡视了欧洲与美国之后，重回中国传统是个必然而又充满期待的诱惑。况且，他天生就是个怀旧的人，即使在欧洲作家中，他偏爱的仍是蒲宁（Ivan Bunin）、契诃夫（Anton Chekhov）这一类。

我不清楚他的这些阅读与思考经历，他日渐增加的年龄、日趋稳定的生活和成为父亲的经验，会给他的心境带来怎样的改变。而他重回中国传统的努力必然困难重重，一方面他与那个古典世界早已相去甚远，“现代生活已不是这个样子”；另一方面，他还要对此进行现代诠释——僵化的古典并无太多意义。

最终，我看到了这册《水绘仙侣》。三

从成都寄来的样书，我一直没有收到。在我们通电话之后的三周里，来自地震灾区的悲伤、忙乱、同情、热忱笼罩着整个中国。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前往了四川。那次与柏桦见面喝茶的前一天，我的旅行刚刚经过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

经过成都时，我曾想柏桦此刻正在作何想？一个诗人的反应是否与旁人不同？

这个以富庶、悠闲、漂亮女人和满城麻将声著称的城市，正在恐慌和平静之间摇摆，人们正在练习如何用最快的速度从楼上跑到空地上、在帐篷里过夜，不过这不影响人们在空地上支起一张张桌子，桌面上，4杯茶，4个人，8只手，144张麻将牌，正和谐、高速、一刻不停运转着。它很容易让我想起柏桦的诗句“牛羊无事，百姓下棋”……

这个国家太庞大、太有耐心了、生命力太顽强了，它似乎可以消化一切灾难。如今的成都平原，人口稠密。但是4个世纪之前，在明朝末年的起义者张献忠带来的劫难中，本地人口几乎被清洗一空，以致鲁迅在300年后读到《蜀碧》时，仍脊背发凉。但只要和平再度恢复，“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开始，不用两三代人的时间，就再次将这里变得人口昌盛、商业繁华。在制造安逸的生活、丰沛的物质方面，中国人的能力似乎无人能及；而那些灾难，不管它多么剧烈，总是被淹没在迅速恢复的日常生活中。

是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乏形而上的传统，而现实的生活太过动荡不安，我们唯有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还是因为我们在那些源源不断、精益求精的物质世界，可以寻找到足够多的精神满足？

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两三年前，当我开始观察中国时，总是惊叹于它的耐心、韧性、灵巧与自足，但是它的傲慢、投机、贪婪、自我欺骗也从未停止过激怒我。

这是我对传统中国态度的一次反动。更年轻时，我深受“文化虚无”和“激进西化”论点的影响——传统的中国充斥着黑暗，最好抛弃所有，拥抱一个由外来观念构造的新世界。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想法开始改变了。不知是因为理解力的增强——你不可能完全扔掉自己的过去而变成另外一个人；还是因为个人身份的觉醒——你注定是中国人，把自己民族的昔日说得一无是处，你也会失去今日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的落脚点。

我开始不自觉地拥抱了另一种思维上的时髦——“五四一代”与《河殇》式的激进反传统，是错误而愚蠢的，它们是单一的革命话语的温床，而正是这种思维上的激进与单一造成20世纪中国的悲剧。于是，另一个中国传统浮出水面，它不是人吃人的黑暗，而是山水画、诗词、木制建筑、菜谱、竹林、人构成的典雅、精致的世界……

我知道这种角度漏洞百出。首先，我根本难以定义传统。中国历史如此漫长，先秦与汉代不同，唐朝与宋朝也差异重重，明清又是另一个模样……用一个笼统的“中国传统”来说明一切，实在过分粗暴了。它不自觉掉入了“那个”窠臼里——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变的。而且，这传统是政治的还是知识方面的，是艺术还是生活方式上的，是士大夫的还是平民的？当这些前提被严格定义之前，“传统”是可以被随意曲解、被选择性使用的。

当“传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忽略时，我们很可能就容易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对待它，也相信它可能被埋葬与发生断裂；或者是通过片面的美化与丑化，来为此刻的需要所用。但事实上，在这些复杂性被严肃而细致地探讨之前，对传统的滥用很可能变成了一个溺水者的拼命挣扎——他手舞足蹈地越厉害，下沉的速度就越快。四

柏桦肯定理解我头脑中的这些混乱与困惑，想必他也经历过类似的感受吧。从四川回来3周后，我才开始阅读《水绘仙侣》。我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灾难新闻的嘈杂中，牵引到400年前的江南。

我对这本书的态度是矛盾的。在白色亚光纸的封面上，是淡蓝色的水面与树影，画面上的氤氲是典型的Photoshop的产物。这是封面设计者眼中的往日江南，但它带有这个技术年代的痕迹——做作、不真诚。

正文是由两部分组成。11页的长诗和超过200页的对长诗的注释。对于诗，我依旧缺乏把握能力，于是一直在读那些一段段短文构成的注释，在形式上有点像是《米沃什词典》。

这本书的意图，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柏桦就已清楚表明了。那是对他成长年代的革命式、政治化的语言与思维的一次背叛。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救亡”的旗帜下，内心焦虑、脚步慌乱，他们偏爱宏大，而鄙弃细微。

通过一册《影梅庵忆语》，柏桦试图重构另一个语境——冒辟疆与董小宛居住的水绘园。在其中，即使面临王朝覆灭、国家崩溃，你依旧可以从容不迫享受山水、美酒、佳肴、丝竹、古籍与爱情……在兵荒马乱中，一对男女也可以精致地“做一份人家”。你可以用个人的独立与胜利，来对抗外部整体性的坍塌。

重构另一个语境的努力，也流露在柏桦使用的语言上。菲利浦·拉金式的消瘦收敛了，他试图在古典中文与现代汉语之间，寻找到某种新的融合。

但是，坦白而言，这些诗句，尤其是那些注解短文，没给我提供期待中，也没有意外中的阅读感受。有时，在那些文字中，我读到了一丝说明文的味道，似乎像个学院先生一样，向我解释一个概念。他诗人式的情感与洞察力，似乎暂时退隐了。

在一些偶然段落，我又读到了那个我迷恋的柏桦。比如第150页关于“白夜”的注解。“俄罗斯的‘白夜’，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是‘寒意侵袭着我们’，是单薄的两个人与国家机器相抗衡，那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力量。但水绘园的白夜，是花前月下，一对神仙眷侣及一群好友轻轻地生活，不打扰人家，亦不回应时事。他们只为自己的似水流年、如花美眷而生活着，做一份人家。”这也是他对于自己转变的解释，“没有对抗，只有隐逸”，那个俄罗斯与波德莱尔式的热血、燃烧，变成了“孤云独去，众鸟高飞”——柏桦相信，这正是中国的语境与感觉。

像多年前一样，我仍不知怎样去品评诗句。我感觉得到柏桦努力而真诚的尝试，但我也感觉得到他的尴尬：他想丢弃自己熟悉的节奏、情绪、意象，但同时新的精神资源却尚未丰沛——在此刻的中国，回到或借助晚明中国的语境，谈何容易。就像江弱水在序言里提到的，社会动荡、军事侵略、政治肃杀、环境污染，早已让江南只存于故纸之上了。

我还不由自主回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我对于冒辟疆的个人故事，没有那么多的向往与同情；我也无法同意柏桦用布罗茨基的“美学高于伦理”来为逸乐辩解，这句话经常被滥用，在布罗茨基的诗句中存在着高度的精神严肃性与伦理上的自觉，它们与中国式逸乐中的逃避、沉溺截然不同。

伴随我对这本《水绘仙侣》阅读历程的，还有谢和耐所著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和戴仁柱（Richard L. Davis）的《十三世纪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尽管3位作者都有着典型的汉语名字，但事实上他们是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美国的汉学家。前两本也是柏桦在书中不断引用的素材之一。可惜我没去翻阅胡兰成的作品，那是柏桦这本书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这个民国才子一心要在乱世中仍持有从容与审美，却沉醉其中而忘记了变节的耻辱与危险。

我无法把这些书的内容展开。但是，我在这3本书中读到了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13世纪，也正是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前夜。对汉人来说，那是个国家将灭的时代。但这不妨碍汉人将偏安的杭州城建设成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人们在其中沉醉不知归路，就像谢和耐写到的“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平民的生活如此，而朝廷之上，文人官僚们则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他们或许立场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却极为相似。主和派不理会危险的迫近，只将头埋进享乐的沙堆中；而主战派也同样不理会现实的困难，只将所有的热情释放到语言的快感里，他们盲目表达自己的道德高度与情感愤怒，却没有兴趣将这种愤怒转化成具体的行动。

蒙古人最终到来了，精致、典雅的宋朝覆灭了。同样的情景似乎在4个世纪之后再次上演。来自北方的民族再度到来，风雅、成熟、富足的明朝再度失去了响应的能力，甚至文天祥式的抒情式英雄主义都消失了，文人的领袖钱谦益投降了，而冒辟疆，不管他有多么潇洒的形容，多么男性化的名字，在稍做努力之后，仍旧退回到个人世界里。

我无意、也厌恶用道德高下去审判什么人。但是，我相信在那些文人推崇的精致、风雅中，必定早已埋下了溃烂的种子。它使得那些美缺乏力量，使得自由带着某种麻醉……我直觉到这种文化情绪中的虚伪与不真诚。这种虚伪和不真诚，既无助于守住江山，可能也妨碍创造出更伟大的作品；它也使得文字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相去甚远。书生们在纸上幻想出一只狐狸可以幻化成佳人，或是慷慨激昂的诗词足以击溃来犯的敌人……我甚至怀疑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的多少回忆是真实的，而不是自我欺骗的。

我担心这些怀疑惊扰了这本书的诗情，对现实环境的感受再次干涉了我对于文学的理解。或许是因为，我们再次身处一个逸乐的年代。的确，遍布中国的卡拉OK、洗浴中心、高级餐厅，不再有水绘园中楼台水榭的精巧，而流行歌曲不再似江南丝竹的清幽，那些被LV、CHANEL武装的姑娘，再不比秦淮八艳的风华绝代……但是，谁能说其内在气质不是一脉相承呢？人们不都是以外在之物来搪塞自己内心更深层的渴望，来回避本应痛苦的挣扎和求索吗？

在回避内心深层的痛苦上，中国人的确如谢和耐所言，我们“很有一套处世的哲学”。正因如此，回到个人的小世界，不是为了培养真正的独立精神，也无力确认一套与公共原则不同样的私人原则，而经常变成了一种逃避的借口。即使在对美的追逐中，个人都不是变得更坚强，而是更脆弱了。

我已经离题过远了。柏桦的新书，或许未能带给我期待的阅读感受（期待一个作家满足读者的感受，又是多么的愚蠢和偏狭），但它的确激起了我某种求知的热忱。而引诱人们去探索自己命运中更深刻的意义和不幸，不正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工作吗？

中国的味道

两碗黄酒之后，高信疆谈兴渐浓。他穿中式蓝色对襟褂，向后梳理的头发一丝不苟，其中黑、灰、白夹杂，架在鼻梁上的镜框足以遮住四分之一的脸，他的面色变红，皮肤微微沁出汗来。

他回忆起胡适与雷震，李敖和陈映真，在吃了一口黄瓜之后，还品评了古龙与金庸。谈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夜，古龙将他从溢满冷水的浴缸中强行拽出，他已喝了5瓶烈酒，浑身燥热，倘若任性睡去，就可能一别人间。

他声音浑厚，叫我把西红柿酱递过去时，大声称我“知远兄”。他还摔倒在从客厅前往卫生间的地板上，然后摆摆手说没事，似乎对超过60年历史的身躯毫不在意。

这是2007年的冬天，我们坐在北京市西坝河南路的一间公寓里吃炸酱面。公寓位于二环与三环间，与商业中心尚有距离。窄窄的西坝河安静地流淌，小路上的那间医院令人想起了集体主义的年代。这种安静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难得，这座城市变得太快了。20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飘着豆浆与油条的香气，小巷的拐角还堆放着大白菜，但如今的浓重雾气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亢奋却乏味。沃尔玛超市提供了海水一般充沛的货品，层出不穷的时尚杂志，无穷尽的网络信息，是此刻生活的写照，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与数量的旋涡中。

大约10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时我还是一名浑浑噩噩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是和一连串名人、报刊、事件的名字共同进入我的视野的——陈映真、白先勇、李昂、《中国时报》、乡土文学、美丽岛事件……我尚搞不清这些人的年龄、成就与关系，仅仅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转型中，他们是不可忽略的知识分子名录中的一部分。

那时候，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也在同学中流传。除去他早年在巴黎的浪荡岁月让我们心醉神迷外，我们也都喜欢书封上所提到的“解冻”两个字。我们还太年轻，体会不出当爱伦堡将这些青春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公之于众时，它引起一代人内心多么强烈的骚乱。斯大林年代的流放、杀戮所激起的恐惧，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带来的单调，冻结与麻木了两代人的心灵。如今，他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直截了当地去揭露真相，是一种反抗方式，它升腾起人们摧毁这种制度的强烈欲望。而重新去探讨生活的意义、展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既然专制体制带来的是恐惧、禁锢、麻木、单一、丑陋，那我们就努力让自己体验自由、敏感、欢乐、多元与美。

那一代苏联人的内心骚乱，在十年后又毫无障碍地传导到中国。当这本回忆录的节译本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民间时，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到了我这一代时，它仍动人，但阅读的狂喜已然不复存在，1997年的中国已和1977年的中国大不一样，那个彻底匮乏、压抑的年代已经消失。但是，它却没有彻底地过去。“解冻”这个词仍在心中泛起奇妙的涟漪——听到冰层的破裂的清脆，看到耀眼阳光下的消融，蕴含着无限的希望与生命。

而高信疆和他所属的一串模糊的名字与事件，是另一种“解冻”的呈现，它比爱伦堡更让我感到亲切。蒋介石在1975年的死亡，暗示着戒严年代的末日。曾经生活在强烈政治阴影下的台湾社会的思想生活开始松动。倘若雷震、殷海光、李敖意味着黑暗之中的一道亮光，是力量悬殊之中的个体的悲壮和勇气，那么到了70年代末，分散的力量正在被汇集到一处，孤立的个人找到了组织，各种个人、团体的主张与手段或许各不相同，他们是小说家、新闻记者、环保分子、政治活动家、艺术家，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政治专制。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他们也展开自身最光辉、最富创造性的时刻。二

见到高信疆时，我已不再是10年前那个过分理想主义的大二学生，逐渐意识到倘若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对应变革，理想主义的光芒也终会暗淡。那个被我理想化的台湾转型岁月，已过去了将近30年，一个越来越让人不安的事实是，那一代的最初高贵的民主理想，正在堕入一个庸俗民粹主义的泥淖。

我也比从前更清楚地知道了，高信疆是谁。不管怎样，他主持的《人间》副刊，仍像是媒体历史与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某个奇迹，它曾经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它设定的议题，为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上的准备。

不过，在那个炸酱面的夜晚，我没太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再说，高信疆早在20年前就离开了《中国时报》，他曾经短暂地执掌过香港的《明报》——这份报纸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中国时报》之于台湾，它们都是各自社会价值标准的制定者。而在之前的七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我听说他尝试过与不同的报纸、杂志合作，希望能将他昔日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却都不了了之。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一个统一的中文媒体世界恐怕是挥之不去的渴望吧。台湾太小了，香港不仅太小，也过分特殊，只有大陆可能带来那种辽阔的魅力——超过10亿人，他们通过汉语联系到了一起。但是这个拥有庞杂人群的辽阔的大陆，张开怀抱接纳了二流的台湾演员、过气的歌手、不入流的通俗小说，却没准备接纳真正的思考者和怀疑者。

不过，清风、明月、黄酒、炸酱面，却是谈论中国的一个恰当情境。“不能因为三百年的失败，就抹杀掉三千年的历史”，我忘记了谈到什么话题时，他说出这句话。他还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断，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70年的稳定时期，它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的天下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中国到唐太宗的盛世，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兴起，其间不过经历了两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论点出自何处，我的历史知识也不足以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但不知是黄酒还是别的原因，我内心洋溢起一种难言的兴奋。

我这一代人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怀疑中成长起来的，以至习惯性将现实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化的基因，这其中也包括20世纪可怕的专制和荒芜的精神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否定刻薄而无情，仿佛这才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决裂才意味着新生。但是，这种刻薄却经常导致一种意外的结果——我们似乎变得更匮乏了、更单调了，内心更慌乱了。

随着年龄日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欲望已慢慢在内心滋生。我逐渐觉得，总有些卓绝和美妙的特质才让这个民族绵延至今，并曾创造出那样灿烂精致的文化。

那天夜晚，高信疆似乎照例大醉而归。朋友扶他离去时，像是扶着一个踉跄的老侠客。只可惜，他住的地方不富任何诗情——亚运村。三

我计划再去拜访他，听他讲那些风云往事，再去追问傅斯年那句话的来历。

但等到来年年初时，他的北京电话打不通了，接着就是听说他在台北住院了，患的是大肠癌。我听说陈映真也一直在住院。

一个时代似乎都在谢幕。2008年11月，我第一次到台湾旅行。在9天的行程里，我不间断碰到象征意义的新闻事件——陈云林的访台、王永庆的葬礼、台湾沉寂多年的学生运动的复苏，当然也有《中国时报》产权的转让，以生产米果著称的食品公司旺旺集团成了它的新东家。我记得交易结束一周后，编辑部才进行了姗姗来迟的表态，发表社论《变动时代中不变的媒体理念》。编辑们试图捍卫最后的自信与尊严，他们举出了《华尔街日报》与《洛杉矶时报》的例证——它们虽也经历所有权更迭，却仍保持着昔日的新闻品格。但比照其辉煌历史，最后的坚守中满是物是人非的感慨。

我不知高信疆听到这一消息时将作何感慨，他人生最辉煌的岁月都与这家报纸息息相关。而对台湾和几代华语读者来说，这家报纸也从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一桩生意，而是一种精神、品格、价值观。

再接着，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实际年龄比他看上去的更年轻些，出生于1944年，不过65岁。他在40岁之前，就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功业。

一连几天，我都在回忆我们唯一一次见面的场景。或许也在暗暗比较我们这两代人之间的异同。他们那一代要反抗政治禁锢对个人自由、思想和审美带来的伤害，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敌人已不再如此明确，反抗力量也因此瓦解，但消费文化和扭曲的形态却塑造了一种新牢笼，将我们困于其中。不管台湾还是大陆，解冻时期所蕴含的希望与理想，正在重演帕斯捷尔纳克的感叹：“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崇高的理想变成了粗俗的物质，因此希腊变成了罗马，因此俄罗斯启蒙运动变成了俄罗斯革命。”

不过，我们丢失掉的不仅是他们那一代的纯真和勇气。我更感到还有那股浓烈的情感，它深藏于一代代最优秀的中国人身上，让他们即使在悲观的时刻，仍有行动的勇气，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俘虏。

一个意外的预言家

最初，我带着一丝轻视。

它是习惯性的，对于所有过分流行的人与物，我总抱着某种怀疑；它也是智识性的，我很难相信一个毫不费力地从石器时代跳到人工智能的学术体系中没有轻佻；它或许还是自卫性的，这个人和我同龄，也以谈论理念为生，却取得如此欢呼。

人人都在谈论尤瓦尔·赫拉利。这位希伯来大学的年轻教授，曾是一名边缘的中世纪军事史专家。2014年出版的《人类简史》，戏剧性地改写了他的命运。这本以希伯来文写作的通俗历史书，在以色列的畅销书榜上盘桓了3年之久，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行销世界各地，几乎登上每一个销售排行榜。

这种流行出乎意料又可以理解。他用现代极简主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认知革命”“科学革命”这样的标签，将7000年人类历史浓缩到几百页的书中。比起归纳历史，预测未来更有吸引力，他接着写了《未来简史》，并做出了大胆预言：人工智能将发展成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最终取代人类，“智人”将面临消亡，他可以选择成为“智神”（Homo Deus），或是一个被淘汰的无用阶层，“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

书的行文与论调，符合时代情绪。时代的巨变被深刻感知，新技术革命正在摧毁既有的秩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也因此，人们都想抓住一些更确定的东西，渴望用一种简明的方式来了解所处的时代。它还有一种显著的紧迫感，一切都在加速，倘若不抓住新潮流，就会被迅速抛弃。这些情绪催生出一种速成的，TED式的知识潮流，你要在18分钟内对一个重大问题做出诠释，给出解决方案，要夹带适当的俏皮话，还要让听众与读者误以为他们抓住了问题本质。

这也是令人不满的知识潮流，让我想起伏尔泰将近300年前的抱怨：“每个人都假装是几何学家与物理学家，情感、想象力与美惠三女神备受冷淡。”那是1735年的巴黎，整个欧洲正沉浸于科学革命的风潮中，牛顿是最受崇敬的英雄。如今，每个人都假装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专家，推崇算法的程序员与创业家是新英雄，不仅美惠三女神无容身之地，人类也多余了。

这潮流似乎不可逆转。启蒙思想家们虽然愤愤不平于科学的拥趸远比诗歌、哲学的要多，却也主动将科学原理纳入对社会、情感的研究。他们把科学视作一种新力量，将人类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贵妇的沙龙中，才华横溢的他们喋喋不休于对世界的崭新看法，贵妇的沙龙就是那时的TED讲台。他们也试图简化知识，期待用一套大百科全书容纳整个世界，用一个个词条来划分人类思想与经验。

启蒙运动自带双重视角。一重是工程技术视角，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可重组、优化、改进，进步不可阻挡；另一重则是宗教、道德、伦理视角，关切人内在的、无法被分析的冲动与需求。启蒙思想家们如能复生，也必定是今日论坛上的常客，活跃于YouTube与Twitter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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