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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亮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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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试读：

本书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对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成果，考察了这些讨论的知识社会学背景，及其对这一时期社会转折的参与和互动，检讨了讨论所反映出的理论自身的严重缺陷。全书用大量篇幅对笛卡尔以来理性的概念的发展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回顾和梳理，试图对这一文艺学的根本问题提供学理上的基础。在概念史的梳理基础上，本书得出了文学理性的结论。文学需要理性，文学（审美）是形而上之思的唯一合法领域。但是，文学理性不是合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同谋。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论，文学理性提供以在场和体验为基础的局限的知识：作为对上升性的追求，它提供有所看护的知识。从写作角度看，文学理性随机地处理不可言说的冲动与语言操作之间的微妙的、创造性的关系。在道德实践方面，诗人通过一种乌托邦来提供有关善的道德理想，这不是一种可操作的社会改革方案，而是理想中的“应发生者为何”，提出文学理性是走出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困境的一个尝试，意在对人文理想的重建起积极作用。引论当代文艺学在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上的困境一、问题的缘起

理性－非理性历来被当做一对哲学概念，但它们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自柏拉图以来的文学理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哲学家的身份，抱着与诗人一争高下的决心，提出诗由于与理念世界隔了两层，因而不真实的结论。这意味着诗不是一种理性活动。但是在柏拉图别的对话中我们也可发现一种与此相矛盾的看法，即认为诗可以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当诗人陷入对上界和理念范本的回忆时，接近真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诗是与理性相符的；但这时诗人却处于一种精神上的迷狂状态，这就意味着他是不清醒的。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既揭示了“理性”概念的奇特命运（从清晰性来判断和从终极来源来判断的不同后果），也预示了后世在文学与理性关系问题上的纷争（文学是理性的和文学是非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从理性入手来论证文学的合法性。在他看来，文学除了具有感性乐趣外，本身也是一种类似哲学的认知活动。他把文学同可然性与必然性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中的一些不可能之事可以用“理当如此”加以解释，以使其成为可信的，实际上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亚里士多德无疑把文学看做一种必然含理性于自身的艺术活动，而且他所涉及的“理性”更多的与认知相关。亚里士多德以后，理性始终是文学的合法性根据，一直到近代认识论哲学和启蒙主义思潮开始影响文学理论。

在现代思想背景下，文学不再热衷于从理性方面寻找合法性，相反，它常常认为自己不属于理性活动范畴。这首先是因为出现了分界的冲动。按哈贝马斯，马克斯·韦伯赋予文化现代性这样一个特征：将一个统一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划分为三个领域——科学、道德、〔1〕艺术，并使每一领域专业化和制度化。这种分界导致与文学定位有关的后果：理性不再是一个统一世界的基础，而是被分配到其中的一些领域，例如科学和道德领域；文学则由于隶属艺术，其合法性基础有所转移。鲍姆嘉通提出“感性的完善”说，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和审美活动是触及最高的完善的，但途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按康德审慎而精确的命名，人的审美所依赖的是有别于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另一种功能：判断力。黑格尔试图把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却遭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艺术家的激烈反对。现代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反对理性和理性主义，除了固守艺术的自主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现代科技理性无往而不胜的统治势头的反感。由于上述分界，理性具有了它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所有的负面特征。文学表示出对单一的技术世界的前景的担忧而与理性划清界限，这也使文学与理性的关系呈现出更复杂的局面。20世纪开始的语言学转向，似乎把文学理论的注意力完全移离理性－非理性问题，而全力关注这样一些问题：诗的言语特征和话语成为艺术的原因（穆卡洛夫斯基，雅各布逊），叙事作品营造神话的方式（罗兰·巴尔特），稳定的意义世界的解体（德里达和解构主义），以及各种话语在文学中行使权力的机制（福柯及其影响下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这是些语言－话语层面上的问题。但如果注意到这一整个转向都是在尼采反理性主义思想背景下的行动，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理性－非理性这对哲学概念的隐性的基准作用。

当代西方语境中对理性问题的关注被取消了吗？文学与理性的关联被弃置不顾了吗？当海德格尔揭露形而上学把存在变成了在者，当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呼吁恢复诗意的思以及用艺术拯救时代时，透露出的既是对理性被哲学化从而失去其应有力量的不满，又是对当代技术的世界“座架”内思想的失落的不满。在这双重的困境下，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诗歌与艺术恢复思想和理性的尊严，这不是偶然的。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的现代思想家，例如德里达，尽管对文学陷入某种“形而上学的阅读方法”的可能性充满警惕，但他正是通过一种写作——这种写作融文学与哲学于一身，他的奠基作《文字学》实际上就是《书写学》或《写作学》——把他的解构智慧充分展开的。德里达反对形而上学理性，但他的理性运作于与文学十分相似的一种特殊写作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许多人把矛头指向理性时，为什么不想想理性思想史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形而上学对哲学话语的占有问题？这种占有破坏了语言原有的丰富性，抹杀了包括“理性”在内的所有词语的可创造性，把它们变成固定不变的定义条文，从而耗尽了理性原有的包容性。

让我们再转而关注中国。中国古代文论的情与理之争虽然没有更多的哲学背景，但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艺学进程中，文学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基础性话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文艺理论讨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伤痕”文学涉及的是人情味和文学的情感特性；朦胧诗的争论中，各种观点经常援引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作为自己立场的根据；关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争论焦点，是荒诞、超常规现象的意识属性和合法性；文学与政治、道德的关系问题讨论，主张两者分离的一方指出文学是外于理性的，因而与政治、道德理性有本质的区别，主张两者不可分者则强调文学负有政治、道德责任；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提出了新理性精神的主张；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相对理性也一直是一个基本话题。这些争论，有的直接论及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大部分则是间接地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遇到了特殊困难（我们在后文将展示这些困难）。这使得这一问题虽然极显重要，却由于这些困难而不得不被搁置起来。同时，各种后现代主义热点的相继涌现也冲淡了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不过有两点理由使我们对这一话题重新产生兴趣：首先，这似乎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文艺学话题，对文艺理论史的清理绕不开它，文学的合法性论证绕不开它，即使在后现代层面上讨论艺术与文学问题也绕不开它，因为后现代意义上的主题都充满了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敏感。这使我们今天的文艺学讨论不断地触及这个基础，80年代以后我国文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绵延不断的讨论就是一个明证，而借此清理一下整个讨论的得失将有利于深化这一主题。其次，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后现代平面上找不到坐标，无处可扎根之时，理性向我们显露出它久已湮没的一面，它的宏大的力量。这一面的揭示将引起我们对理性的重新思考，使我们得以在缺乏方向感之时重建信心。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将面对文学理性。对“不可言说之物”（利奥塔）、“终极悖论”（米兰·昆德拉）、“彼岸”（康德）的冲动并没有因为形而上学的名誉扫地而销声匿迹，它一再刺激我们，要求我们正视它的存在（一种不同于人类检测标准的存在），感知它强大的能量。它使我们再次意识到，人们的知识欲望、审美冲动实出于这一能量，理性并未耗尽它的合法性。如上所述，如果我们把它定位于哲学认识论概念，只在乎它的工具性，那它也许无法摆脱被形而上学化的命运，但如果它被重新赋予原属于它的宏大力量，则它的新的可能性还只刚刚开始。这第二个理由给予我们某种希望，文学有可能因此摆脱它仅仅作为语言游戏的场所（像某些后现代言论所断言的那样）的地位，而成为对抗形而上学，“揭露存在的被遗忘”（米兰·昆德拉语）的场所，成为一种充满意蕴的言说方式，一种存在的方式。尤其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此把这个庞大、复杂甚至充满危险的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加以清理、发掘和讨论。二、中国当代文艺学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观点概述

我们首先从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学术讨论开始。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思想和文艺学观念的剧烈变化，西方现代文艺学思想大量延入，“非理性”、“反理性”称谓广泛出现。与之相适应，文学和文艺学中的“理性－非理性”问题也一再受到关注。由于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巨大社会效应，以及这一问题对文学的根本性意义，讨论超出了文学范围。国内几乎每次重大思想文化思潮的涌动都牵连到这一问题，如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和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上文已提到，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并不总是单独提出的讨论焦点，但它是很多讨论必然包含的一个背景或涉及的基准。80年代以来，与此相关的讨论涉及面包括：文学中的情感、想象、直觉、无意识、下意识、领悟、灵感、荒谬性、非自觉性、错觉、幻觉及非理性问题，以及这些概念与它们二元对立组中的另一端——理性、意识等等的关系。文学主体性、审美反映问题的讨论也对理性－非理性概念涉足颇深。

这些讨论的背景和诉求虽然相当复杂，但其焦点或提法都可以简约为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理性的、感性的（或非理性的）还是理性与感性（或非理性的）统一的，以及这样判断的理由。当然我们有时可以看到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文学应该是理性的、感性的（或非理性的）还是理性与感性（或非理性的）统一的。很明显，后一种提法只是表达更强烈的主观愿望的方法，其论证方式和涉及的内容与前一种相似。

根据对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的立场，我们可以把有关的讨论概述为以下几种观点。1．理性优先论

这种观点通常肯定文学对情感和人的表现，但抨击非理性主义文艺观，认为应当在文学中提倡理性精神，并且证明文学活动中意识运作的特点实际上是理性的。无论从持有人数、所拥有的发言场所、论文的数量和密度，还是从论者在学界的权威性看，这都是一个主流观点。

这一观点的集中出现，都与我国当代文化、文学思潮的热点讨论相关，表现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和争论态度。例如20世纪80年代针对人道主义思潮而出现的对文学的情感特征的讨论；针对西方当代文艺思想大量涌入而出现的对文学创作无意识论、直觉论、自然本能论、幻觉论的讨论；对当时报告文学的强烈社会效应而引发的主张文学启蒙精神、倡导社会学批评的讨论；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的新理性精神问题的提出，等等，均是这种观点显示的主要场合。

具体说来，按其对非理性（包括直觉、无意识、下意识、灵感、非自觉性等意识现象）的容忍度，可以分为两种。

1）强调文学的理性性质，不承认文学的非理性特征。许明一直坚定持有此种观点。在1986年发表的《理性的自由——文学主体意识界说》一文中，他对文学主体性问题提出见解，认为应当积极肯定文学中主体意识尤其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文学的审美意识由于用形象和情感来进行，因而是朦胧的，不清晰的，但其指向是真理，而且因强烈的情感判断可获得至善境界，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进入到高级精神阶段才能达到的理性的自由。审美快感正是这种理性自由的表现，是审美活动必然产生的主体意识状态。“它不是所谓直觉式的、非理性的、不可分析的。相反，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我们的科学探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举例说，“只有进入那种高级的理性活动境界的人，才能体会到（贝多芬）那音符内含的振奋人心的力量”。〔2〕

许明对理性寄予厚望，后来在90年代中期，针对商业大潮带来的物欲至上、人文精神失落现象，与钱中文一起提出建设“新理性精神”。他给“新理性精神”的定义是：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吸收我国80年代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成果，吸收19世纪以来西方的所有思想成果，特别是文化理性主义和〔3〕文化哲学的成果，以提升人的全面素质为核心的理性。按他一直持有的观点，文学应当而且能够负起倡导“新理性精神”的重任。陆贵山在这一点上观点也很鲜明，他抨击80年代出现的“文艺的非理性主义”主张，认为它们提供的形式是夸张、病态、畸形的。他把对潜意识、原始欲望（性本能等），以及偶然性、神秘感、宿命论的表现都归于这种“文艺的非理性主义”，陈述其危害性。他指出，不能把艺术中的感觉（艺术直觉）理解为这种非理性的、不自觉的低级意识活动，因为，按马克思的见解，“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4〕理论家”。总之，要使艺术与非理性划清界限。

不过，在理性优先论中，持这类直接排斥非理性现象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少，更多的人属于第二种，这也是更易于为多数人接受的主流观点。

2）适度承认文学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但将它解释为属于理性的，赋予其理性的本质。文学中是否存在情感、想象、直觉、无意识、下意识、领悟、灵感、荒谬性、非自觉性、错觉、幻觉及非理性因素，以及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及其作用，是这种观点面对的主要问题。这种观点一般承认上述各种理性外现象在意识中特别是在文学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肯定了其有益的作用，但作了理性化的解释，或强调要以理性加以控制、改造、升华或涵盖。例如钱中文对艺术直觉问题的解释。他把与艺术有关的直觉分为第一印象、顿悟、形象的直接透视力三种，承认它们对创作有重要价值，但不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除了顿悟有“非自觉性”（但实际上还是“无意识状态中的知识、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智的闪光”，即还是具有理性实质）外，其他均属艺术创作中的自觉行动，没有非理性、〔5〕非自觉性的特征。钱中文在90年代中期提出“新理性精神”时，对非理性给予了更多的肯定，指出非理性是“人的心理、认识的重要一面”，非理性主义有“拓展艺术创造的机遇，更新人们的艺术〔6〕思想”的功用，继而又从文学是个人的情感活动出发，表示文学可以描写“非理性的行为与行动”，因为“个人的独特的命运往往总〔7〕是以偶然的非理性的形式出现”，但告诫说，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总是走向“无所顾忌地否定一切”的悲观主义立场，因而应予反对。〔8〕

黎山峣在总结创作非自觉性实质时，承认创作中潜意识、直觉等的重要作用，承认它们可以不经过逻辑推论，但解释说，由于这些心〔9〕理现象来源于社会实践，所以实质上是理性的。王庆璠把无意识现象解释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和表现，认为无意识虽未达到意识的阈〔10〕限，但作为精神活动，并非超意识，故与意识无本质不同。刘烜特别注意从整合的全面心理机制上来解释创作灵感问题。他的解释是，由于有长期复杂的酝酿过程，灵感的思想成果具有深刻理性〔11〕。

王元骧、陶伯华致力于从学理上深入解释文学的情感、无意识及非自觉性问题。王元骧把文学解释为审美反映。审美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它是通过作家情感活动所进行的反映，但王元骧认为，情感是基于认识而产生的，“认识任何时候都是产生情感的基础”〔12〕，这就确保情感本身成了“对于客观现实的一种评价性的反映”〔13〕。对于创作中的无意识，王元骧作了一种深入而特别的解释。他认为，现代西方无意识理论染上了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这是不对的。无意识心理与意识活动是互相渗透的。有一种作为意识活动成果的无意识，在创作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它的运作机制是：艺术家首先凭感悟获得直觉，这种直觉尚不深刻，尚需意识的审视。经过审视的无意识于是上升为意识，但这还只是整个创作过程的中途点，艺术家应努力使直觉到的生活内容，“经过理性加工之后返回到无意识”，从而达到创作活动的“化境”，这样才能使创作成为自动的，由衷的。〔14〕陶伯华用一个复杂的心理学模式解释创作迷狂、灵感等非自觉性现象。他指出，这些现象都首先来自信息刺激所产生的电－化学模式，最频繁的刺激反应形成敏感的神经通路，使某些联系具有最大信息量。人则通过社会实践重复它们，塑造出特有的神经元之间的组合结构。可见，它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这种神经元之间的组合结构比早先的电－化学模式反映的信息联系更稳定，形成逻辑范畴。信息加工过程是，将从外界接受的非约束性信息与已结构化的约束性信息相互作用，由后者对前者加以组织和同化。约束性信息增多形成理性认识。在文学创作中，此种以非自觉的本能的方式起作用的理性认识与艺术形象发生共鸣，使作家感到迷狂状态，而它有规范人的情感思维活动之功用。陶伯华的结论是，正是理性的信息处理过程形成了〔15〕无意识的心理结构，迷狂状态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理性。

另一方面，一些将文学视为启蒙武器的学者也极力主张文学的理性精神，从理性功能的角度论证文学的性质。何西来在一篇有关报告文学的分析文章中，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它们表现了“新的启蒙理性”。鉴于报告文学属于文学范畴，何西来试图通过赋予这类报告文学以审美性来使其拥有文学的合法性，他论证道，理性也具有审美价值。〔16〕

理性优先论，尤其是第二种，即适度承认文学具有非理性特点的理性优先论，无疑具有其社会性目标和社会发展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表现出复杂性，其目标是两面的：首先，是反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极“左”倾向，反对抹杀文学的情感性，试图摆脱政治对文学的绝对控制，与整个社会的反极“左”思潮相一致。这种共识是普遍的，所以大部分论题的动机不是反驳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极为担心思想的失控，反对对文学作反理性的解释。总的来说，在这种观点中，对失控的担忧占据优先的位置。这就是一些观点提倡理性与感性统一，而最后把感性统一到理性中去的原因。2．非理性优先论

第二种观点主张文学的非理性倾向。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少，但立场鲜明。刘晓波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1986年《深圳青年报》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报道了刘晓波的一次会议发言。他猛烈抨击了“新时期文学”，认为它缺乏彻底性，最主要的就是在反理性方面不彻底。“我的文学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说什么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这类字眼。”两者之间“是没法调和的”。“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17〕能，肉。”也许觉得这一观点太偏激，他后来专门撰文进行说明，表示这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和现状而言，西方的实证理性、思辨理性和宗教－道德理性分别对科学、哲学和信仰起到积极作用，是值得称赞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是无理性的；而从屈服于权威、政治看，中国传统中的理性又最发达，这种理性以压抑生命为前提。〔18〕所以他说，在中国，要提倡“非理性审美观”。杨春时在探讨对现时的中国文学定性，即它究竟属于现代文学范畴还是近代文学范畴时，表达了他的非理性优先的文学观。他认为，理性规范压抑人性，是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在中国，道德理性是封建主义对个人进行统治的主要手段。以理节情，文以载道，是封建文学的主要特征。“理性主义文学”压制了个人的自由想象和创造性。而近代文学虽然反对传统道德理性，却又接受了政治理性的支配。他提出，要以是否有非理性倾向作为判断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志：依据非理性倾向的有无和强弱，可将文学划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国文学〔19〕目前处于近代阶段，不具备现代性，因为还缺乏非理性精神。很明显，他是希望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这也意味着希望中国文学具有对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诉求。

这种观点的价值取向，是希望中国文学尽快打破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跟上世界现代文学的步伐，具有激烈的反封建态度。应该说，在现代性目标方面，它与此时期社会总的方向完全一致，只不过采用了在人们看来更激进的态度。3．折中论

折中论试图兼顾理性优先论和非理性优先论两种理论诉求，实际上是想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非理性主义倾向与传统的强调文学要有理性的观点相结合。它既希望获得西方现代理论的好处，又不打算动摇已有理论的根基。具体说来，此论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第一种是主张平衡。平衡论的论证基本上是说，文学中既有理性因素，也有非理性因素；理性太强了不行，主张非理性过分了也不行。杨守森在总结20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时，批评了这些思潮过于强调非理性。他指出，“文艺复兴以来日趋强盛的理性权威固然压抑了人的自由本性，但如果任凭非理性本能的自由泛滥，也注定不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因而提议应“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寻找一种和〔20〕谐与平衡”。

第二种折中论的真正意图是强调文学中非理性的合法性和积极作用，但为了避免争议性或掩其锋芒，所以最后用理性加以折中，提出的模式往往是转化（理性、非理性的互相转化）。陈传才对理性－非理性、意识－无意识的论证既涉及描写对象，又涉及创作心理。他认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对潜意识、无意识等心理情绪的描写，极大地深化了形象的生命意识，有积极意义。无意识和非理性是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因为创作是包含激情、欲望的实践活动，并不由清醒理性所控制，很多情节、细节都像是在意识失控下形成的。他提出一个三层面的意识系统模式来解释这种现象，这三个层面是：无意识、非自觉意识、自觉意识。他对它们作出的描绘相似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下意识、意识的解释，但他把审美意识等同于这三个层面的总和，其中无意识起内驱力作用，直觉、灵感、想象则属非自觉意识层面，是无意识与社会历史意识相互作用的后果。在这一模式下，陈传才指出理性与非理性实际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非理性是可以与理性相容的，在这方面既要纠正过去讳言无意识的僵化观点，又要批判资产阶级对此问题的歪曲。尽管折中，我们仍可很容易地辨别出他对非自觉意识的偏重。例如他指出，意识可以促发无意识，给其方向，但意识一旦建立便会失去非自觉意识的丰富性、生动性、鲜明性，成为保守的规范。而非自觉意识却是冲破旧规范、建立新规范的能动力量。〔21〕姚文放把直觉、灵感、潜意识、幻觉、梦等概括为“文艺变态心理”。与陈传才不同，他赋予理性以中介功能，认为理性是文艺变态心理与社会生活相互联系、过渡的中介，正因如此，理性可以转化为文艺变态心理。为此他提出四种转化律：泛化律、凝缩律、补充律、诱导律。他担忧的是理性对文艺变态心理过于干涉，认为这不利于文学创作。他最后的结论是，对理性与文艺变态心理不能持任何极端观〔22〕点，两者是相互转换相互生成的。三、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与文论现代性

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集中提出，有其知识社会学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被抛弃，整个社会在寻找一种新的生存基点，这就是人和人的现世生存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启蒙话语，它的口号是人道主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就是恢复物质生存的丰富，发展经济，召唤人情味，赋予七情六欲以合法地位。随后，又迅速出现了以突出行业特性和精英、专家作用为特征的专业化发展进程，消费社会和市民社会格局也很快形成、壮大。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介、因特网等新型通讯技术的普及，资讯时代的到来，后现代社会特征也逐渐显露出来。中国在很短时间内经历了由启蒙话语，到专业界限严格的现代主义，再到效率优先和大众文化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特征的出现。文学在这个社会话语的现代性变动过程中经常充当先锋角色，例如“伤痕”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文学实验、新写实主义小说，这些叙事话语并不只在阅读领域中起作用，它们也是社会感受自身的方式。文艺学的学术讨论，因而就成了参与这一变动进程的一种话语实践。它为变动中的文学提供合法性论证，它本身也参与了社会现代性进程。

另一方面，文论本身的现代性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论虽也时处现代，但只体现了片面和个别的现代性性质（如缺乏自我批判的批判性、扼杀多元性的整体性等），随着这种极端片面性的被揭露，文学理论全面的现代性受到重视。对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的关注和一再讨论，正是文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在这一讨论中，涉及的现代性议题有以下几种。1．启蒙话语

20世纪80年代前期关于文学的人道主义和人情味的讨论，张扬“文学是人学”，毫无疑问地充满启蒙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问题上，各种意见有惊人的一致性。高尔泰一直赋予文学以人的解放的重任，他认为：“历史上所有传世不朽的伟大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道主义的作品，都是以其人道主义的力量、即同情的力量来震撼人心〔23〕的。”美的价值、艺术价值“从属于一个更为宏观的价值，即〔24〕以人的解放程度为标志的社会进步”。刘晓波的激进观点是要通过赋予非理性以合法性，抨击80年代以前“文化大革命”和“左倾”时期直至整个中国传统对个人感性生命的压抑。“反封建”曾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因为人们发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个人生命和情感的蔑视及压制，加上血统论、终身制，本质上都是封建性的。表现在文论上，文学与情感的关系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赋予或重视文学的情感性，是各种观点都可接受的。王元骧《情感——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一文（1983）虽认为情感的基础是正确的认识，应与理智结合，但对文学与情感联系的强调是明显的。许明坚决主张文学是一种理性行为，但又极为赞赏中国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觉醒，认为自我意识成熟度越高，主体的审美、艺术活动就越高级，而个人的心灵自由，也就是他说的“理性的自由”，因为只有完全自〔25〕觉状态下的主体意识才是自由的。从文论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关怀，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性运动的主要标志之一。2．思辨理性

受现代性驱动而凸现的人的自律问题，其解决办法是思辨理性，18世纪以来的认识论哲学正是以此为基本关注点。事实表明，这是近代以来提供思想合法性的有效途径。试图更多地从认识论层面和思辨理性角度来论说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讨论的鲜明特征。70年代以前虽然也有认识论叙说，但要么是根据特定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做出的，要么是独断论的，不提逻辑前提，不谈学理，像朱光潜那样比较注重学理的叙述极少见。相比之下，当代文艺学的理性－非理性讨论则表现出：第一，比过去更重视叙说的圆满性（即自圆其说）；第二，重视对古希腊和先秦以来重要思想资料的征引；第三，表现了较强的论辩意识，观点交锋和对话经常可见。虽然这场讨论在学理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下文将详细分析），但对思辨理性已有诸多涉及。3．审美性

审美性在当代中国文论语境中得到最热烈的响应。按贝尔，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审美被现代人用于对生活的证明，以“代替宗教或〔26〕道德”的证明。在西方的审美优先论思想中，个人感觉被赋予合法性和基础性，人们可以通过审美来寄托自己的精神，这是为了取代上帝与人的精神联系。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审美优先论首先用于对抗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干涉。这一点得到文论界最广泛的认同。审美与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的关联在于，确认文学的审美性，就是确认了文学的感性性质；文学是感性的，而政治是理性的，这就为文学摆脱政治提供了论据（当然，这也成了文学理性－非理性性质对立和纠缠的一个契机）。在人道主义讨论中，文艺的审美性问题就被突出了。高尔泰强调文艺的启蒙作用，他把启蒙作用包含在审美作用之中，说“审美价值中必然包含着启蒙价值，美的追求必然与人的解〔27〕〔28〕放相一致”，社会学评论与审美评论并无矛盾。事实上，他将审美经验描绘为对抗各种现实的异化的“一种生命力在前进中生〔29〕动巧妙地跨越障碍或潜在障碍的桥梁”。何西来对报告文学的论证是这样的：报告文学属于文学，因为它具有审美性，而因此，报告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也具有审美性，审美性成为正面价值的标志。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滥觞，一直开拓发展到90年代中的审美反映论文学观，通过反映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通过审美论为文学挣得脱离政治控制的合法性；认为文学活动虽然也是一种反映活动，但它诉诸个人感觉和情感，与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认识决不相同。刘晓波的反理性论，也是从捍卫“文学的审美纯洁性”来立论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理性压制了情感、直觉等非理性本能，因而就压制了审美性，他是把审美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审美性特别有号召力，还在于它既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渊源，又与中国现代社会发端以来的美育救国思想相共鸣。王国维将艺术的目的设置为摆脱欲望（也就是痛苦）之纠缠，获得内心之平和，以及蔡元〔30〕培“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长时间的政治高压、对个人感受的蔑视、无休止的动荡后的社会语境中，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认可。4．自主性（自律）和专业性

哈贝马斯把自主性（自律）看做现代性的几个基本标志之一。现代以前的基督教世界是一体的，而在西方走上脱离神本、以人本身为依据的现代世界的不归路后，这个一体世界解体，首先分解为科学、道德、艺术三个自律的领域，随后又在每一领域中逐项分类，形成无数更小的专业领域。每一领域有其自身的自律系统，并形成专家对文化的权威。现代主义艺术就是在此逻辑上绽出的，其基本理论就是从任何一种艺术本身（它的材质以及以其材质为基础的存在形式），而不是从其模仿的对象或表现的思想感情，来寻找其合法性：绘画就是绘画，它的本质就是平面的构成；诗就是诗，诗性出自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即“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这种用法突〔31〕出了诗本身的材质（语音）的可能性；如此等等。

显而易见，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理性－非理性讨论，也充溢着一股将文学与其他文化政治活动分离，赋予文学以自主性的冲动。审美性（以及诗性）是一个很有力的理由，确定文学是审美（诗性）活动，就将文学，还有各种艺术，独立出来了。当然，审美不仅标志一种特性，而且也标志一种级别（它是高级精神活动），这种级别极大地满足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当知识分子对自己领域以外的文化和政治无能为力时：有一个纯属文学的领域，它是文学作家和文学研究专家的领地，外人不得干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高级精神活动，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能为人类的基本行为立法。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前期，随着现象学美学和结构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文学本体论成为文论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的目标是要探清文学活动的边界，文学与非文学的本质区别，而在其中，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始终是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先锋实验，也对建立文学的自主性贡献颇大。而在寻找这种实验的合法性基础时，理性－非理性问题一直是考虑的重点：这种创新实验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例如8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朦胧诗”，被徐敬亚看做是取代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的创作表现，因为它凸显了“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强调诗人的个人直觉”，以前所未有的言语结构组成〔32〕“新的形象图”和可作多种解释的情感“方程式”。它使读者强烈意识到语言的作用、音节的作用，对诗依赖于再现对象的观念产生质疑，与诗的诗性遭遇。徐敬亚把“朦胧诗”看做“向理智和法则挑〔33〕战”，认为它比理性十足的诗更富形象感，更有诗性。但是到了后来，有了更前卫的、被看做“反理性英雄”的“第三代诗人”，“朦胧诗”则又被评论家看做“有利于张扬理性的社会精神”的流派〔34〕。不管归入哪种性质，不管持哪种诉求，人们对这种现代主义倾向的开拓，以及其有利于文学自主性的后果，似乎都有一种认同的取向。90年代后半期，在呼吁重建新理性精神的学者中，也不乏这样的声音，即应当积极评价现代主义实践，现代派用非理性形式“揭示现实生活对人的生命状态的遮蔽”，实际上是“理想精神的表现方

〔35〕式”。

毫无疑问，80年代以来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国文论的现代性。从上述所涉及的现代性议题来看，这一目标部分地实现了。尤其是在文学的启蒙性、审美性、自主性方面，通过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有一种声音无疑已经深入人心，即“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有关人的生活、情感、体验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是审美性精神活动，它有自身的本质和界限。比起过去那种独断论的、蔑视人特别是个人及其情感的文论来，这样的文论更具有人本主义征兆。四、讨论中存在的学理问题

但是，随着文论现代性目标的部分实现，讨论的过程、路径，以及这其中所暗藏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确切地讲，我国当代文艺学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是在诸多概念、理路含混不清、莫衷一是的状况下展开的。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不同的论题中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甚至在同一篇论文中，也会作出完全不同的运用。不同的论者对一些概念有自己的说法，而争论中也不倾向于将问题引入其来源或传统，致使问题的解决找不到相对公认的根据，也无从判断讨论的进展。这一状况并未随着讨论的发展或深入而有根本改观。揭示和考察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推进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是十分关键的。1．忽视学理逻辑的建构

一种有效的理论建构，是建立在概念间关系的合理构想和关联基础上，而这种概念的内在自洽性，需要通过很艰苦的工作才能建立起来。二十多年来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讨论，在这方面陷于困境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黄海澄论述文学中情感与理性的作用，在论及18世纪理性主义文学观的片面性时，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情感性，并将文学归类于一种高级情感，指出此种情感具有自我约束功能，有指向性，并不会失控；而在批判非理性主义时，又强调情感需要并应该接受理性指导，〔36〕强调理性对情感的指导作用。事实上，前一种论证所说明的（情感可以自我指导），与后一种论点（情感需要被指导）之间显然是互相抵消的，而其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更难以想象：如何让这种已有了自我导向的情感或放弃，或归并到想指导它的理性中去（怎么归并？协商？妥协？让步？或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黎山峣为了说明非理性实际上也是理性的，为潜意识设计了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产生的过程，他还提出了自己所理解的“理性直觉”，指出，“理性直觉”实质上是以非理性的形式体现理性的东西，没有“理性直觉”就没有艺术思维，“理性直觉”是一种“无意识推论”：没有意识到逻辑性，〔37〕但却是一种推论。但是，推论如何可以不通过逻辑？如何可以排除严密的中间步骤？一步到位的意识现象怎可言“推”？论者似乎只致力于表示：用惯常思路可以把握新概念（无意识），而没有在乎论说自身的合理性。刘晓波在大力声张“非理性审美观”之后，又发现西方的理性具有种种长处，这与他激烈抨击理性的姿态发生了矛盾，于是以这样的解释来平息矛盾：从西方理性的意义看，中国古代传统是无理性的；而从屈从于权威和政治这方面看，中国传统中的理〔38〕性又最发达，因此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要提倡非理性审美观。这里涉及两种理性的标准：一种是“西方的”，还有一种作者甚至没有说出名称。把是否屈从于权威及政治作为标准，这叫什么标准呢？这与“西方的”标准怎么是相反的呢？这其中的逻辑混乱可见一斑。这些例子反映了文论讨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忽视学理逻辑的建构，没有将它放在立论的基础位置。2．自相矛盾的概念使用

这集中表现在“理性”、“非理性”这对概念的使用上。大量讨论似乎都有在理性、非理性天平的两头难以取舍的问题：理性虽然名声好，但过于刻板，说文学是理性的，太保守，也不符合这场讨论的现代性宗旨；说文学是非理性的，又太极端，文学成了疯狂行为，失去其高尚的精神指导地位。但讨论的目的又总是要对这二元对立作出表态，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顾此失彼，自相矛盾，导致同一文本中“非理性”（或“理性”）在某些上下文里作了褒义的使用，在另一些地方却被贬义地使用。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封建主义传统是理性的，极端理性的，封建主义传统是非理性的；“文化大革命”是非理性的，“文化大革命”是理性的……实际上，那些全面的结论（强调文学的非理性特征后，用“当然”、“但是”引出理性的定性）以及平衡论（理性太强了不行，非理性泛滥也不行），究其概念基础，都有自相矛盾之处。刘晓波的观点与大部分人相反，但在基本概念上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他本想痛痛快快地主张非理性审美观，决不拖泥带水，决不留理性的尾巴，但转念想到西方理性曾发挥过的进步作用，又用“再论”加以补救，虽然在字面上坚持了非理性审美观，但其自相矛盾之处却是太明显了：“理性”姓“西”便是好东西，姓“中”便是坏东西。

造成概念的这种相互冲突应用的原因，首先是它们在中文语境中担当的两面角色。一方面，“理性”、“非理性”具有评价色彩、褒贬含义。对于大部分论者，“理性”通常担当正面角色，是某种程度的褒义词，用于称呼正确的主张和正常的意识状态，其含义相当于——经过斟酌的、冷静的、深思熟虑的；“非理性”通常用于称呼错误的、过激的思想，担当反面角色，是贬义词，其含义相当于——缺乏理性的、不正常的、丧失理智的。另一方面，当代文艺学在思辨理性方面的进展，又使人们注意到这些概念的描述性价值，可以用它们观察意识的不同状态和过程，在这时，“理性”、“非理性”成为意指不同意识成分和过程的指称。“理性”表示清醒、可控制、有目的的主体心理过程或成分，根据其不同的应用领域和方式，又可分为道德理性、工具理性等；“非理性”则用于表示理性之外的意识要素和成分，如下意识、无意识、直觉、灵感乃至情感等等，表示它们的不可控制性、不可理喻性。当这两种用法同时并行时，自相矛盾就出现了。论者可能对非理性现象有探讨的兴趣，希望观察它们的运作，解释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在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时论者采取的是承认和理解的态度，他会说非理性现象是存在的、重要的，非理性现象在文学中具有合法性。而同时他要就最终的选择表态，要对非理性现象作出评价，这时他会觉得概念的描绘性用法缺乏鲜明立场，甚至有褒义，所以针对同一个概念会有相反的称述：文学不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应加以批判或限制。这种情况的普遍发生，是因为有两个问题同时困扰着当代文艺学关于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一是非理性现象是否存在，是否要承认、面对并弄清它；二是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即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通常，后一个问题所占的分量更重，它会影响前一个意义上的观察，因此当学理结论有悖于表态时，会使总的结论变成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个看似全面、统一、辩证，实际上却自相矛盾的结论。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学理基础上的不足。从现代学科意义上说，只有基于观察的结论，即弄清意识成分及过程后得出的关于理性－非理性问题的结论，才是合法的结论。大部分论者其实是了解这一点的，知道评价来自客观的观察，两者统一性的基础是观察和描述。但在实际上，这类探索经常碰到这样的障碍：对学理传统的知识了解不够，未能把握其真昧，这就必然使观察失去支点，叙述多有不通之处；或者学理的推进达到了难以驾驭之处，所发现的东西不能容于已有知识系统，不符合学术探索所预定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硬要交出答案，必然陷入困境。3．自说自话的理论发挥

与中国当代各种理论所探讨的问题相似，理性－非理性问题中涉及的概念都是有来源的，主要是西方学术的来源。合理的探讨需要对来源本身有了解，在此基础上作出反应。自说自话的理论发挥是指不顾概念的原本背景和含义，只根据自己的兴会就对一个中文词语随意发挥。“理性”、“非理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这几个概念无疑是被发挥最多的。其中自说自话的就很多，如上文指出的自相矛盾的情况，这与缺乏理论背景知识有关，因为不了解基本的概念设定和已做过的重要探索，就难免自说自话，而自说自话就容易导致自相矛盾。无意识、下意识、潜意识，当属理性－非理性讨论中涉及最多的概念。中国当代文艺学对这些概念的兴趣，无疑来自20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及其思想后果。但是大量对无意识、下意识、潜意识问题的讨论文章，都不顾及弗洛伊德的说法，或虽然顾及，也只是孤立地引用一些原话，并非在学理层面上对话。陶伯华说，弗洛伊德片面抬高了下意识、潜意识的作用，应该批判，于是自己说一套，把无意识、潜意识现象都解释为理性：它们是理性推动的结果，也是理性沉潜的结果。尽管陶伯华在自己的说法上寻找科学理论来作为其学理论据，但这一讨论明明有弗洛伊德的影响。既没有对其理论的客观介绍，又没有对其的学理分析，只靠一个断语，这样，批判弗洛伊德就没有针对性，就形不成对话。有许多论者只根据自己假想的弗洛伊德主张来赞扬或批判他，例如那种一相情愿地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释下意识、无意识问题的做法就相当普遍，把无意识解释为〔39〕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表现，或把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三层结构任意解释为自觉意识－非自觉意识－无意识的结构。有的按自创的一套逻辑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作任意转化。因不顾学理背景，很多文章看起来是把“无意识”当做一个副词来谈论的，谈的是“无意识”的行为或心意状态是怎么回事，这就使它从一个重要的社会性理论话语变成一个心理因素。任何人都有权谈论自己的无意识理论，但在中国当代文论语境中，抛开这一理论的基本动力和来源，讨论就丧失了语境，更何况，理论关心的是“无意识”概念的价值，而不是对无意识动作情形的摹状。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概念辨析文章，分析某些〔40〕重要概念的学理背景和渊源。这是对以前讨论所暴露的问题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进步。但这方面工作仍有待于深化。4．不同概念的混淆

在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讨论中，存在着不同的概念和概念的不同用法的相互混淆，这也是有碍于学理澄清的。这方面的表现有：

1）理性－非理性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两组概念的混淆。在非理性优先论那儿，这一点表现很明显。论者把所有有关理性的概念，包括道德、政治理性，文学的理性精神都等同于理性主义，而把文学〔41〕中的非理性倾向称为非理性主义。这就使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失去了其历史性品格。这种不加区别的做法也发生在持其他观点的人那儿。例如在追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根源时，有的文章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称为理性主义者，而把高尔吉亚、皮浪，甚至柏拉图，〔42〕均称为非理性主义者。这两组根本性概念的不加区分，使其中每一个具体概念的所指也呈现出混乱，许多词义之间是矛盾的，在应用中相当随意。

2）上述概念在文艺学和哲学、社会思潮中的用法相混淆。迄今讨论适用的概念基本上是哲学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合理的。因为文艺学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想，通常是从哲学和社会思潮中影响而来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不可混淆，例如对一个具体人物和派别的评定。有的思想家其哲学倾向和美学倾向不一样，有的思想派别对哲学和文艺学，甚至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同。前者如鲍姆嘉通，他在哲学上属于理性主义，但对认识系统的理性主义区分却使他确信审美不同于逻辑知识，审美认识本身就是完善的，独立的。即使其中有一种把握的功能，也只能称为“类似理性”的功能，也就是说，与理性不一样。所以，因为他的哲学属于大陆理性派，就称他的美学为理性主义的，并不合适。后者如弗洛伊德，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艺学中的应用产生了非理性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派别。但在艺术创作中，其影响既有非理性主义的，也有理性主义的。那种尝试在小说中和电影中对梦境、下意识作心理分析的做法，就被当做理性化方法，〔43〕引起一些作家的不满。对这些具体情况，很多文章基本未予注意。通常的说法是，鲍姆嘉通是理性主义美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就意味着非理性主义。一个哲学家，只要介绍了其哲学观，似乎就等于已经断定了其文艺学思想的性质。5．对哲学家、美学家及思想流派归类上的混乱

在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和文艺思想流派的归类上，我们获得的整体印象也相当混乱。柏拉图经常被当做理性主义的来源，但有时也因其神秘主义思想而被当做非理性主义的来源；康德的认识论是理性主义的，但其“物自体”不可知论又是非理性主义的；海德格尔有时被归入20世纪文化理性主义思潮，有时又因其将“无”的问题列为形而上学的优先问题而被归入虚无主义即非理性主义之列。对这些思想复杂且颇有争议的思想家的归类出现了见仁见智的情形，还可以理解，但有的文章对一些较少争议的思想家也作了不同归类，且不加解释，则令人不解。如亚里士多德因其讨论过灵魂问题而被归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源头。有的文章把现象学、现代解释学归入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而具有同一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背景的接受美学，却被归入理〔44〕性主义思潮。对现代西方文艺思潮，有的倾向于全部归入非理性主义中去，有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在“谁是谁不是”这一点上，有非常混乱的说法。这种混淆，实际上导致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也失去了界限。五、推进文学理性问题研究的两个层面

以上我们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对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这一考察注重的是两个维度：第一是其知识社会学含义，这使我们注意到这一讨论及其中包含的各种观点对文艺理论现代性的复杂态度，从而注意到文艺理论与80年代以来社会话语剧烈变动间的互动关系。概括地说，绝大部分观点都以自己的方式欢迎和试图施影响于这一现代性进程。第二是其理论进展，即其学理建设上的收获。在这方面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一些根本性的概念和学理未能有效确立。目前，这一问题的探索陷入了僵局，只要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似乎就只能重复已有的理路，这就意味着再走一遍老路，得出老的结论，这也是此问题有时遭到冷遇的原因。我们认为，如果要推进这一讨论，就有必要对上述两者的关系及其导致的可能后果作出估价，以确立方向。

上文考察的第一个维度（知识社会学）表现了一种理论（按利奥塔）或叙事的动机，它提供理论的基本动力，它的合法性；第二个维度（学理建设）提供的是理论的合理性基础。很容易看出两者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方向，后者为前者提供根本的支持。如果后者的支持不可靠，在理论证明上缺乏有效性（这是以逻辑性和合理性作担保的），理论的目标就无法实现。16世纪以后哲学思想的认识论转向，在理论上最突出的特征是把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从神本论转向思辨理性。这也是整个理论现代性的标志。神本论叙事在论证理论合法性时，寻求这种理论言说在一个神创世界中的位置和可解释性。典型的如柏拉图关于上界和现实世界的格局构想，这种构想决定了每一个概念（如理念、模仿）及观点（如艺术远离真理，好的诗来自灵感）的逻辑起点与合法性基础。柏拉图援引现实客体（如木匠造的床）与其来源（理念，属神创上界）的关系，就可证明艺术比现实更远离真理。脱魅，或去神性，乃现代性的基本主题，脱离了神创本位，人成为主体，在人性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学科乃现代学科。这个人性基础表现到哲学思想上，便是认识论的主题和思辨理性的根基。文艺学的现代性就体现在：它的理论根据是思辨理性，即利奥塔所谓的“思辨统一性”或“思辨话语”，它不再以神为根据，而是以人和人的思辨能力、道德理想、审美精神为根据。虽然，人以“人”为根据，这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失据，后现代知识已将其揭示为本质上的“自我表达”，其最终的合法性是可疑的，但作为一种被设定为基础的东西（不论这种设定是积极的还是被迫无奈的），它拥有严密的逻辑和内在自洽性，从而提供相对意义上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思辨理性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内涵。现代文艺学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这种思辨理性基础上，寻求可靠的论证，以实现其现代性目标。缺乏思辨统一性的现代性，是不完全的。

我国当代文艺学的状态是，有现代性的冲动和目标，但还缺乏充分实现这一目标的以思辨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知识体系，更要害的是忽视学理论证，将其置于次要位置。在一篇文章中，预定的观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论证只是加强它的手段，这种看法导致学理建设长期亏欠，其负面影响有下述几方面：

1）文论建设的停滞不前。首先是缺乏积累。不与传统对话，自说自话，结果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所作的探讨，未能留下收获。例如无意识，如果我们自己作一套解释，而这些解释由于其随意性并且缺乏根性，有时是由于缺乏关注（因为大家都自己说一套），又总是被随意抛弃，后来人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现，一切又得从头做起，最终发现一切其实又回到了起点。其次是重复犯错。忽视传统和学理，甚至犯的错误也会是重复的。

2）消解文论现代性成果。在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探讨，其目标就是试图确立文学的属人性质（启蒙主义）和文学的自主性（现代主义），但是在诸多概念和理路均未澄清的情况下，理论不仅不能有效支持这些现代性目标，而且因其缺乏学理根基而消解了已有成果。例如，文学可以而且应该写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这作为一条建立在“文化大革命”痛苦经验基础上的基本理论信条，已被普遍接受。但如果在理性和情感的关系上不能找到彻底的理论证明，仅仅基于经验下定论，这一信条是不牢靠的。大多数理性优先论者是明显认同这一信条的，但按其中一些人的论证，文学不能放任情感任意行事，理性应对情感有所节制，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逻辑是：理性引导情感，指导情感，净化情感，理性是产生情感的基础，只有在理性指引下的情感才是高级的情感。但是，如果普通人的情感不够高级，他们缺乏修养和训练而未能用高尚的理性指导这种情感，那又怎么办？这样，就势必要用作者的理性对它加以提升，或者把这种低级情感作为反面的典型，这样写出来的人岂不就不那么普通，写普通人岂不成了空话？虽然这种论证的动机主要是担心过分强调情感导致失控，但按此方法写出来的就势必是超人，理性的人，社会规范的代表。这样，我们就仍然没有理由从根本上否定“三突出”这一类原本作为新时期理论攻击对象或创新动力的模式，我们也许只能否定“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三突出”，因为我们反感那种具体经验，但不能否定对常人的规范，对情感的制约和升华，以及对所谓“更高、更集中、更理想”的人的“创造”。一个更根本的东西——理论的模式，还会留下来。又如，审美作为文学自主性的根据，必须具有独立的品格。但在某些理性优先论者那里，所有外于理性的要素，包括直觉、情感、下意识、无意识，本质上都是理性的，要么来自理性，要么走向理性，都只不过是理性的种种变形，那么人的意识中除了理性就没有别的成分，根据不同的意识成分有效地区分人的各种活动就难以做到。

3）丧失对理论的信心，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做无效游戏。理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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