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紫云苗族布衣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1932～1978)(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共紫云苗族布衣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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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紫云苗族布衣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1932～1978)试读：

绪言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东邻长顺、罗甸，南接望谟，西连镇宁，北靠安顺市西秀区，隶属于安顺市。东西宽57.60千米，南北长76.10千米，面积2284平方千米。辖5镇7乡，总人口35万，少数民族占68.43%。

千百年来，在这片神奇而秀美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紫云各族人民，为争取自由和幸福，向历代反动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但由于组织形式落后，且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这些斗争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百色起义的枪声，唤醒了紫云沉睡的大山。

1932年4月，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率领红七军部分战士及右江革命委员会的部分干部，转移到黔桂边坚持革命斗争，建立中共黔桂边委、黔桂边委革命委员会。他们在紫云的水塘、宗地、猴场、大营、四大寨等地发动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从此翻开了紫云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在红军的革命精神感召下，薛玉成、秦定川等五十多名紫云男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军黔桂边独立营（望谟板陈王海平部）的重要骨干。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紫云，进出县境历时5天，行程近200千米，活动范围涉及了紫云现行政区划的8个乡镇、190余个自然村寨，并占领了紫云县城。中央红军的到来，点燃了紫云各族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有十余名当地青年踊跃参加了红军。

红军北上后，革命火种不仅没有熄灭，而且越烧越旺。同年冬天，苗族义士杨排方在红军的影响下组织领导了争取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1936年初，留驻于镇宁沙子沟弄染的红军营长方武先，通过对当地“四大天王”之一的陆瑞光开展统战工作，在镇宁、关岭、紫云三县交界处的沙子沟、乐纪、火烘槽子等少数民族聚居的48个村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游击革命根据地。1936年冬，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开始在紫云、镇宁进行革命活动，以小鱼洼、白石岩、青杠林、青菜河、格利、小河干丈等地作为武装斗争基地，建立“工农革命军”（后改为“救国扶民军”），成立“安紫镇关工农革命委员会”。1936年11月，苗族青年熊亮臣领导了述里寨起义，组织麻山农民自卫团，在紫云、望谟、罗甸三县毗连地区坚持斗争长达8年之久，并一度攻占望谟县城。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唤醒广大民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中共安紫长边区领导小组创办《大众报》，在安、紫、长交界处张贴传阅，从而为尅混地区的武装斗争做好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1947年，郑德霖组织领导了尅混地区的“闹红城”，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1949年解放前夕，地下党领导组成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不断打击国民党溃军和反动地主武装，迎来了解放大军，配合解放了安顺、紫云等县。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挺进大西南。1949年12月5日，和平接管紫云，成立紫云县人民政府。此后，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又经历了10个月的剿匪斗争。从此，紫云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崭新的历史征程。

随着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及“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开展，新生的红色政权得到了有力的巩固。特别是土改的胜利完成，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1953年以后，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到1956年5月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全县基本实现了农业初级合作化，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旧社会造成的千疮百孔的农村面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6年，紫云县实现了全县农业合作化。但由于处理不当，出现强迫命令、“一刀切”的现象，酿成麻山骚乱事件，波及黔桂两省四县的50余个乡镇，紫云有15个乡受到严重影响。

1957年，紫云又实现了高级合作化，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奠定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是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由于出现“左”倾思想，背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基本主题，整风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并且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和消极因素，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

1958年在“全党办工业”的口号下，县内出现了大办工业的热潮。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县铺开。9月1日，本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万红人民公社”成立。

1964年，紫云县全面开展“四清”，后被定为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终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紫云也和全国一样，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学校“停课闹革命”，文物古迹破坏殆尽，党组织瘫痪，是非颠倒，人人自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紫云自治县委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难地徘徊前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紫云自治县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昂首挺胸，阔步迈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正本的统一部署，2008年，本书编撰工作启动。党史正本是党史大厦主体工程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党史、革命史暨爱国主义教育的最规范、最系统、最权威、最标准的教材。《中国共产党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是全国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县的地方党史正本，是紫云自治县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根据中共党史的大轮廓，联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系统地记述了中共紫云县上起1932年5月、下至1978年12月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概要地阐述了紫云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的历程，以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领导武装斗争的大事、要事和重大举措。

紫云解放后，记述了历届县委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团结和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县各族人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光辉历程，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结晶，认真地总结了地方党组织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本书主要是以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为依据，认真把握党组织的本质和主流，筛选生动准确的历史事实来拓展党的历史内涵。通过对浩繁史料的高度综合、概括和提炼，注重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主题，使本书具有政治性、政策性、资料性、研究性和可读性价值，真正起到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的作用，达到“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以其完备的体例及翔实的资料和精当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中国共产党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一书，是对为紫云各族人民翻身解放而光荣牺牲的先烈们的深切缅怀，是对老一辈革命先驱者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不朽功勋的共产党人的热情歌颂，是对勤劳、勇敢、智慧的紫云各族人民的崇高褒扬。

紫云自治县党的近50年奋斗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鼓舞紫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检阅紫云的建设成就、增强紫云各族人民建设四化奔小康的勇气和信心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紫云的活动

第一节　近代紫云的社会经济状况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17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造成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统治者同中国人民大众的两大基本矛盾。贵州虽偏处西南一隅，属不发达省份，但也跳不出外国资本入侵的藩篱。辛亥革命以前，英法侵略者为了打开中国的西南“后门”，不断增加对贵州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并掠夺本地原料及雇佣廉价劳动力，于是贵州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逐步形成和加深。贵州成为英、美、日倾销棉纺织品的重要市场；而当时贵州最大的洋纱和洋布的集散地，主要在安顺。安顺因其在地理位置和交通上占有极大优势，各路马帮频繁汇集，货物吞吐量大，被称为“万马归槽的旱码头”。紫云时称归化厅，因地接安顺，亦受其影响较深。

辛亥革命后，成立中华民国，紫云于民国2年（1913年）改厅为县，以城西有紫云洞而改名紫云县，时属贵州黔西道，列为三等县。到此时贵州由封建军阀统治的时期开始了。各派军阀互相斗争，兵祸连年，这是贵州一段连续20多年，民众如临水火的惨痛历史。先是滇军唐继尧的祸黔，随之是兴义军阀刘显世的篡位，以后便有袁祖铭、彭汉章、周西成、李晓炎等如走马灯般轮流上台执政，最终贵州大权落在桐梓系军阀手中。桐梓系军阀内部又经过几年的争夺，1932年才尘埃落定，由王家烈执掌贵州军政大权。紫云地处偏僻，贵州军阀对紫云鞭长莫及，紫云地方势力蜂起，拥兵自重，不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当时声名远播的“四大天王”及“八大金刚”就在紫云活动。军阀统治时期，社会动乱，生产遭到破坏，民不聊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安顺被视为较富地区，常有军阀部队留驻，紫云靠近安顺，屡遭勒索掠夺，民怨尤甚。在军阀统治下的紫云社会凸显以下的现状。

民国时期，实行保甲制度，对地方进行统治及管理。民国20年（1931年）紫云全县划为6个区30个联保160个保。民国28年（1939年）调整建置，全县划分为6区32个联保161保1580甲。民国29年（1940年）紫云编为5个区20联保134保1269甲。民国32年（1943年）全县11个乡镇公所相继成立。民国33年（1944年）全县为1区11乡（镇）92保1072甲。民国35年（1946年）秋裁区，全县为10乡1镇92保，至民国38年（1949年）秋未变。1945年至1946年间，正、副乡镇长更迭计44人次。

国民党组建党、团、农会组织控制地方。民国25年（1936年）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派人组建紫云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民国28年（1939年）8月，成立国民党紫云县党部。民国30年（1941年）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党部设立党务计划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皖南事变”发生后，县党部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公开进行防共、反共宣传。民国32年（1943年）6月，在县党部内成立“紫云县党员通讯小组”，通讯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考核政府的工作政绩及施政方针、工作计划；在军事上调查驻军的军队和官兵活动情况；考察党务工作计划的执行，在教育上对师资进行考核，对教材进行审查；对当地帮会的组织、规章活动、政治背景进行调查；对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下的地下武装进行调查；在经济上调查出口数目，对全县矿产进行调查勘测；监督政府的禁烟施政情况；监视政府工作人员有无贪污挪用公款；调查全县催运粮食，粮库保管方法，收运数目及收粮人员有无舞弊情形等。通讯小组通讯时间，除必要经县党政特别小组同意，随时进行通报外，一般均按省党部特别小组的半月一次的法定时间进行通讯。至是年8月在全县共建国民党县党部直属分部5个，同时建立绍周、泉初、德舆、子英、坝羊、翠河等6个乡区分部，全县党员200人。民国36年（1947年），为协调党政工作，组建党政特别小组，由党部书记长、党部秘书长、县长、县政府秘书、三青团主任及书记、民政科长、教育科长、民兵团长组成。至1948年6月，全县共建立7个区党部，在松山镇、宗地、八德、火烘等乡镇建立14个直属区分部；在坝羊、翠河、子英、德舆、大营、泉初、绍周等乡建立19个区分部，全县党员400人。

民国34年（1945年）11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紫云县分团部筹备处，团部设组训股、总务股、宣传股、女青年股、文书股、童军理事会等。民国35年（1946年）4月，分团筹备处成立“协进委员会”。至1949年，全县共发展8个区分队，89个分队，计团员430人。

民国28年（1939年），国民党紫云县党部根据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社会部《关于修正各级农会章程准则》成立紫云县农会。民国30年（1941年）8月至民国31年（1942年）1月，相继成立坝羊、翠河、白石岩田坝、海子乡农会，会员计277人。各农会正、副干事长多系乡、镇长或国民党区（分）党部书记。主要活动是召集会员作政治训练，进行反共宣传，协助政府征集兵员。

驻兵：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紫云设有游击、守备各一员，千总2员、把总4员，制兵506名。分防宗地、摆顶、摆罗、尅座、尅孟、鼠场河、牛场等汛。到民国3年（1914年）县设警察队，至民国28年（1939年）扩为警察大队，下辖3个中队，官长8人，士兵111名，各配有枪弹。民国30年（1941年）改称保安警察大队，士兵140名，枪械113支。民国36年（1947年）改称警察局，民国37年复称保安警察大队；民国38年（1949年）撤销保安警察大队，改设民众自卫队，下设4个中队，8个分队，官兵900余人。民国16年（1927年），紫云设团防局，由县长担任团董，团防局以捍卫县府为主要任务，次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民国29年，设国民兵团，县长兼任团长，团辖1后备队1区队11乡镇队91保队1113甲班。每乡镇队内分别设交通、运输、宣传等组织，民兵团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壮丁，以应国军征集，至民国33年（1944年），所训练壮丁共4586名，编为266个班。

工业：在旧中国，紫云县工业十分落后，绝大部分工业品由安顺等地流入，由于交通不便，人挑马驮运输，上市工业品价格昂贵。农产品价格偏低，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差额悬殊，每市担大米仅可换食盐4.17斤或白细布9市尺。清末至民国年间，仅有一些铁、木、竹器个体手工户和榨油、采煤、冶炼、造纸、土陶等小作坊，人员少、设备简陋、生产原始。

交通：清代，县境内辟有7条驿道，上连安顺，下通罗甸，望谟。民国年间，开始修筑安紫、紫望公路，后因无人养护，风雨侵蚀，一些地段已无公路痕迹。

运输：清末民初，长途运输依靠驮马、短途搬运多为人背、肩挑。境内盛产的土特产品，均由驮马运往安顺及广西百色等地销售，换回食盐、布匹、白糖等物资。民国后期，紫云始筑车道，县城、狗场、洞口、猫营等地，有少量木轮车（俗称花轮车）投入运输，县内大部分地区，仍以人挑马驮为主。

商贸：民国30年（1941年），全县有私营商业681户，主要经营棉布、食盐、桐油、菜油、日用百货、土酒、纸烟、杂货业、五金等。

据清咸丰《安顺府志》记载，归化厅境内有市场23个，其中5个市场今属于外县，据民国28年（1939年）《紫云县全图》标识，紫云境内有市场16个。集市的定期贸易，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搞活流通、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市场设置、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及行政建置的影响及制约。民国时期，政府主要禁止粮食，食盐的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禁止鸦片烟的种植、贩运和吸食，但贩运奸商多与官匪勾结，有的联保主任、保长包庇种烟，公开交易，国民政府视而不见，所谓“依法惩处”仅是欺骗百姓的一纸空文而已。

文教：紫云清初始设义学，鸦片战争后，紫云（归化厅）所属城乡义学12堂，时有县城的梅花书院及坝羊书院。清末民初，书院废。民国初期，紫云全县有私塾250余堂，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县将原归化高、初两等小学堂改为紫云县立高、初两级小学。至民国30年（1941年），全县仅有14所小学及11所短期小学，至民国38年（1949年），全县有中心学校11所，国民学校45所，学生共计5415人，教师225名。民国30年（1941年）始创立紫云初级中学，时学校规模小，无教学仪器，图书极少。

卫生：清代及民国年间，紫云县卫生事业落后，是闻名于全省的“瘴疠之地”，天花、白喉、百日咳、麻疹、伤寒、疟疾、麻风等传染病连年流行，人民备受病魔之害。民国24年（1935年）建立紫云县医务所，医疗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县内缺医少药现象仍为普遍，边远山村更甚，一遇疾病流行，死亡甚多，危害最大的疟疾，在境内西部地区，发病率高达80%以上。

土地占有：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中，紫云农村土地绝大多数为封建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等所占有，他们以各种手段霸占、侵占农民的山林、农田。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着落，有的沦为佃农、雇农，遭受到残酷的剥削，有的背井离乡，以乞讨度日，甚至成为饿死鬼而尸骨填埋沟壑。新中国成立前，县内农村以封建剥削的土地私有制为主，占总农户6.50%的地主、富农，拥有耕地33%，占农户总数54%的雇农、贫农，仅有耕地20.80%。地主利用雇工、出租土地、放债等方式剥削农民。猫营、洞口、翁弄、坝羊、龙场、羊场、白石岩、宗地、大营、尅座、县城等地，每户地主占有耕地100～200亩，山林200～500亩，另有较多的耕畜和农具，坝区地主于克武、曾继宽每人拥有耕地2000余亩，山林1000余亩；山区地主罗发祥（小罗三）占有耕地近千亩，山林3000余亩，多数农民仅有1～5亩陡坡地或无土地，靠租佃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以维持生计。县内有地主781户，占总人户的3.10%，拥有耕地48679亩，占耕地总数的19.80%，户均62.30亩；富农861户，占总人户的3.40%，拥有耕地32366亩，占耕地总数的13.20%，户均37.60亩。每户地主占有耕地为雇农的52倍，贫农的12倍，中农的6倍。

地租剥削：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租佃土地，双方都得写契约，佃农写给地主的叫“讨约”，地主书与农民的叫“安约”，先交押金3～5银元，再定地租。租种后还得按年交纳定租，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从中牟取暴利。地租又分定租制和分租制两种。定租多行于山区，不分年景丰歉，租佃者均按固定额交租，亦有将粮折成钱交租者；分租制多行于坝区，即按当年产量、议定分配成数，有“业佃各半”和“业六佃四”分成。俗称倒四六，地主得六成，佃农得四成。在交通方便人口稠密的地方，有倒三七者，即地主得七成，农民得三成。佃户除按期交付地租外，平时逢年过节，还要给地主、富农家捎鸡送蚕，砍柴烧炭等。甚至有的佃农还为地主作临时雇工，一天要劳动12小时左右。土司、土豪之间又常因利害冲突，发生械斗，佃农都必须作他们械斗的“马前卒”，甚而充当“替死鬼”。佃农在地主残酷的压迫剥削下，整年勤恳劳作，结果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而有的住山洞，过着“穴居野处”的生活。若遇灾荒，这些佃农就挣扎于死亡线上，他们只能吃野菜、树皮或观音土，竟至出现人食人的悲惨景象。佃农“有室毁不蔽风雨者”，“有生病鬻妻女以救死而生离者”，“其生存皆鸠形鹄面，苟延残喘，衣不蔽体，饥寒交迫”（引自《贵州近代史》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如四大寨的地主小罗三，他统治泉初乡三分之一的地方，霸占大量良田沃土，年收谷25万余千克，是一个号称“五多”（即田多、银元多、枪多、牲口多、心多）的土豪。所谓心多，是指他常对人起疑心，别人送的东西不吃。四大寨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他自制枪弹、自养兵丁、自定刑律、自设监狱。1930年，小罗三打败大罗三后，纵火焚烧翁脚、关口等11寨，赶走依附大罗三的群众。后来他又对这些百姓进行所谓的“招安”，规定凡返回四大寨者，每户须缴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银元作招安费。者孟罗老幺缴纳招安费250元，翁脚寨岑老四缴120元，仅其招安费一项，就达一万多块银元。土豪姚聚五，惯匪，纵其党徒肆行抢掠，横行乡里，豪霸紫南一方，后被国民党招抚收编，委以乡长、区长等职。姚聚五鱼肉百姓，利用抓兵派款，榨取农民银元上万元。在他统治下的大营乡徐、史、吕、邓、陆等姓农民，多被他整得倾家荡产，流落他乡。

翠河乡地主于行堂，出租165亩田土，全家主仆80余口。他与于克武掌握乡保政权，武断乡曲。于行堂与其弟经销食盐，对本县食盐进行垄断，成了紫北的豪商巨富。

民国时期紫云县征收的税捐有：厘金、印花税、营业税、契税、特种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货物税、屠宰税、营业牌照税、宴席及娱乐税、牲伢捐、斗息捐、公秤捐、特货捐（又叫鸦片烟税，先后有烟窝捐、懒烟捐、窝捐税、禁烟牌照费、保帮费）、反共自卫特捐（又分省自卫特捐和县卫特捐）、门牌捐、房捐等。本县税捐有的通过乡、保长办理，有的通过投标包征，有的通过摊派有的通过武装力量强行征收。在进行征收时，不仅对明文条款的税捐扩大征收，还自行私设项目，如草鞋费、节日费、壮丁粮费、保警队补助费、联保民众教育费、过境费等。农民出卖牲畜，要纳“牲伢捐”，为每头牲畜收卖价的4%；卖粮食，要收5%的“斗息捐”；卖木材要征“木质捐”；卖木炭要交“炭秤捐”；桐油、麦面要纳“百货税”。有的地方，农民死了牛，要抽“废牛捐”，猪死了要收“瘟猪税”，走路要交“保路费”，祭祀祖先要纳“祭祀税”。甚而郊区农民进城挑粪，每挑也要上铜板一至二文的税。曾有人编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为“政府万税”，以讽刺时局。

农民除了交纳税捐外，还得自带工具和粮食无偿地给军阀修公路和战地工事，最使农民恐惧的是拉夫，其办法是派兵下乡围捉，遭遇者有去无回，人亡家破，农民闻风丧胆而逃以避之。

债利剥削：农户在荒月缺粮或遇天灾人祸时，向屯粮者借粮一斗，秋后按1.50～1.60斗归还；借款则按年前借1元，年后需还1.50～2元。高利剥削，使一些农户倾家荡产，将所有的土地和房作为抵偿。

地主和商人放的高利贷利息很高。利息分“米息”和“钱息”两种：米息最高的年息是5分，普通4分，最低3分。钱息最高的为4分，通常为3分，最低2分。农民只要一借贷，就永远也还不清，最后沦入破产流亡的泥潭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小农民，只要一头母牛死亡，就会使他不能依照旧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他会因此落到高利贷网中去，并且只要一度这样陷落，就永远也不能翻身”（转引自《贵州近代史》18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在旧中国，紫云各族人民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灾难：深重的民族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续不断地抓兵派款，地主的高利盘剥，特别是国民党扶匪养匪的政策，使各族人民更深受其害。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在经济实施残酷的剥削，而且在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在麻山地区不准唱苗歌、讲苗语，准穿苗裙，不准苗家子弟进学堂，准统计苗户，视苗族村寨为自己的“私庄”，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对苗族进行残酷镇压。因此，在麻山地区的苗族受苦最深、灾难最重，贫苦人家能搭个窝棚遮风挡雨就为不错，许许多多的贫困人家只是借山洞栖身。

时号称“四大天王”的陆云祺（布依族）与曾云清（又名曾荣卿，汉族）经常发生火并，又与扬武洞口的张耀南（汉族）在洛河、坝羊一带展开拉锯战。洛河的王明德（布依族）与扬武石头寨的柏华安发生械斗，柏华安打进洛河，焚烧数寨。曾云清掳陆云祺兄陆云清之妻儿为人质，直至陆云清谢世时始放归。

农民还要给军阀们提供军差和杂役。军阀用强迫的方式募兵，凡家有三四弟兄者，不能幸免。据有关资料记载，自民国27年（1938年）至37年（1948年），紫云以“三步抽签”，最后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集中抽签，中签应征入伍的办法办理征兵事务，有的实际上是强行抓兵。10年间，被拉去当兵的贫苦农民达4316人。至于伕役，在这一时期内，共摊派了4万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官吏下乡临时派的各种伕役。抓兵、派款、伕役，像一条铁链套着人民的脖子，那时流传民谣：“流不完的泪，交不完的税，受不完的罪，十八姑娘无裤子，二十男儿光着背，穷人拿火当衣被。”生动地反映了贫苦农民遭受苛捐杂税折磨的苦境。

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有多种，凭借其权势对田地巧取豪夺，如农民稍有反抗，就不惜一切手段将农户搞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趁天灾人祸，廉价收买农民的土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失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奋起抗争。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其组织形式落后，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囿于小农经济的困惑，每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节　黔桂边党委在紫云的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高举起革命的旗帜，用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9月9日，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及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先后发动了震撼全国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右江工农革命政府。从那时开始，广西的东兰、凤山农民革命运动就影响到了紫云、罗甸等山区。1929年11月，广西那地吾益区武装队长蓝志仁及朱哲三等曾到罗甸蛮瓦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军主力北上，留下韦拔群、陈洪涛等红七军第21师（1931年6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3师，9月改为右江独立师），留在右江流域红水河两岸黔桂滇边区坚持革命斗争。从1930年8月至1932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桂系军阀先后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1931年10月，右江独立师党委、右江特委根据邓小平“上贵州发展”的指示，派右江独立师政委、右江特委书记陈洪涛等人渡过红水河，到紫云、罗甸等县境活动。时国内军阀割据、混战，贵州军阀对紫云鞭长莫及，地方势力蜂起，拥兵自重，不为国民党所控制。当时声名远播的“四大天王”及“八大金刚”就在紫云活动。“四大天王”是陆瑞光、曾云清（又名曾荣卿）、陆云祺、王禹轩4人，“八大金刚”是指王树芝、罗发祥、李俊峰、莫亮先、陆启明、姚子清、郭云程、柳如彬等8人。北部有陆云祺、王禹轩，南部有曾云清，西部有陆瑞光。以王树芝、罗发祥为代表的“八大金刚”及其势力则分散于县内各乡，各联保。“四大天王”均有人枪2千以上，“八大金刚”的王树芝、罗发祥就拥有近千人枪。当时，紫云境内竟有不为国民党当局所控制的一万余人枪的武装力量。联合他们反对蒋介石、反对国民党，是黔桂两省地下党的主要工作目标。所以，广西红七军21师（后改为独立师）党委、贵州省工委及其他共产党人，均把紫云视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方。于是，陆续派出主要领导人来紫云进行社会调查，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联合地方势力，创建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缪象初（毕节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在广州时加入共青团，北伐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军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的军事秘书），因在八一南昌起义时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来辗转回到贵州。他了解到紫云反蒋地方势力强大，遂邀革命志士刘方岳（系广西桂林人，是王若飞在贵阳达德中学的同学，后又与王若飞随黄齐生东渡日本及赴法国勤工俭学）到紫云，联系大营的王树芝等人，计划组织起义，在紫云、长顺、惠水三县相邻的麻山地区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但不幸事败。

1932年1月中旬，右江特委和独立师党委在东兰西山弄京果六峒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右江独立师党委常委、副师长黄松坚，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各带一批干部跳出敌人包围圈，到黔桂边、滇桂边开辟新赤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以作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后盾。奉命到黔桂边区开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黄举平，于1932的4月带领红七军留下的部分战士及右江革命委员会的部分干部，进入黔桂边区红水河两岸的天峨、乐业和今紫云、罗甸、望谟、贞丰、册亨等县进行革命活动。并于1932年6月在天峨林佑屯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右江特委会的决定：成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边区革命委员会，黄举平任边委书记兼边区革委会主席，黄伯尧任边委组织委员，牙美元任宣传委员，韦国英任军事委员。黔桂边委同时决定，以天峨和罗甸县的蛮瓦为发展基础。根据林佑屯会议的决定，黄举平、黄伯尧等同志带领一支部队于1932年9月来到罗甸蛮瓦，与先期进入蛮瓦从事兵运工作的黄衡球等汇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罗甸蛮瓦支部（为贵州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并受黔桂边委领导，支部书记由黄举平兼任，黄伯尧、黄衡球为委员。支部成立后，中共黔桂边委以罗甸的蛮瓦为据点，领导黔桂边区的革命斗争。其活动范围包括今紫云自治县的水塘、宗地、猴场、大营、四大寨等乡镇。后因敌人重兵“围剿”，边委机关于1933年6月迁至贵州省贞丰县蔗香圩板陈屯（今属望谟县）。边委在贵州的紫云、望谟、贞丰、册亨、罗甸和广西的天峨、乐业、凌云等县进行革命活动，先后下辖4个党支部。由于受黔桂边委领导活动的影响，是年今紫云猴场镇、四大寨乡、大营乡的50多人，先后投到今望谟板陈王海平（一向支持共产党的革命志士，曾任李晓炎的贵州西路纵队司令，1941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贵阳）编下的红军黔桂边独立营。独立营长罗川源、副营长韦国英，第一连连长牙永平、第二连连长薛玉成（紫云人），第三连连长秦定川（紫云人），独立营驻扎于板陈附近的那把屯。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黄举平及其所带来的战士深入农村，足迹基本遍及紫云大部及罗甸全县，把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与紫云、罗甸等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积极地开展兵运、农运、统战和搞“两面政权”的活动，揭露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与压迫给各族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组织民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1934年春，黄举平从黔桂边返回东兰县西山领导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935年5月改组东兰县委，成立东兰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东凤老区和黔桂新区的革命斗争。6月，建立中共凌（云）凤（山）边委和凌凤边革命委员会。1936年7月27日，中共右江上游代表在东兰县西山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东兰县委、黔桂边委，黄举平任书记。此后，黔桂边委又改称省边支部。1937年2月，省边支部复称为黔桂边委。1938年4月，中共黔桂边委改为中共黔桂边特区工委，继续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

第三节　中央红军长征过紫云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根据地日趋缩小，在人力、物力更加困难的严峻形势下，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开进。10月中旬，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西进突围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北渡乌江进到遵义地区。7日，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城，即把国民党的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从而为红军休整和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就是这一时期中央红军进行的出色的军事行动，并上演了长征中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一幕。在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再占遵义，于3月31日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驰援，为红军西进云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4月2日，中央红军以部分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锋直逼贵阳。这时，敌人在贵阳及周围只有正规军4个团，兵力单薄。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自知兵力不足，焦急万分。他一面严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赶紧修筑城防碉堡，死守飞机场，备好轿子、马匹、向导；一面急电令滇军孙渡纵队日夜兼程，向贵阳开进。当孙渡纵队进驻贵阳周围后，中央红军又向东运动，并作大举东渡清水江姿态。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将东渡去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便令孙渡由贵阳向东追赶，又令其他部队进行追堵。4月7日，中革军委抓住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的有利时机，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4月8日，中央红军突然急转向南，并以先头部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的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部队转移。4月9日，中央红军迅速穿越湘黔公路，从贵阳与龙里之间的空间地带南下，连克定番（惠水）、广顺、长寨（长顺）、紫云；旋即横渡北盘江，西进云南，北入川西，打开了北上抗日的通道，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

1935年4月12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在政委邓华的率领下，担任先遣任务，以一天急行军130华里的速度，从长寨经营盘进入紫云县境，下午4时抵达紫云城郊。驻守紫云城的王家烈部一个营，在城周围挖壕据守，控制塔山坡和松林坡两个制高点。此时，县长张吉坞正亲自率部到猫营一带，扼守安紫大道，企图阻挡红军往紫云的去路。红军机智地分兵三路绕小道进逼县城，张获知后，已来不及增援。守城敌军见红军来势凶猛，仓皇应战一小时左右，即全部被击溃，敌营长张元勋亦弃城奔逃。红军占领紫云县城，次日向今望谟县播东方向进军。

是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从广顺出发，一路进入安顺县境，经扬武到鸡场宿营。又分两部：一部去镇宁；一部由黄土进入紫云县境，经白石岩去镇宁县沙子沟。由广顺出发的另一路，经三棵树到紫云的坝羊，当天住宿锅厂一带，次日经狗场在白石岩宿营，其中一部过板五进入紫云城，其余会同黄土入境的部队去镇宁。

4月13日，中央军委部队由广顺到靠近坝羊的老鸹塘，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进入坝羊境内，军团直属队在坝羊住宿。第二天分两路行进：一路经小牛场进紫云县城；一路在狗场宿营。15日翻越芟草坡入城，稍事休息后即往播东进发。

13～15日，红军后续部队和后勤机关，分别沿上述几条路线进入县城，到王宝桥后分为两路：一路去甲西过火烘，沿着先遣团开辟的路线前进；一路经羊场过四大寨，由喜明出境去播东。中央红军在紫云5天4夜，分4路进入县境，3路入县城，3路出境，足迹遍于今紫云境内的8个乡镇，195个自然村寨，行程近200千米。

红军路过紫云期间，国民党军队尾追不舍。蒋介石发觉红军西进意图后，于13～15日，接连拍发电报，一面命令正在向黔东进发的滇军，迅速回头西进，尾追红军，日夜兼程，由长顺越紫云县境，奔向关岭场一带堵截；一面调嫡系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经安顺到镇宁，在花江河、黄桷树、郎岱、募役一线构筑碉堡，妄图将红军困在紫云境内，而后组织“会剿”。红军利用紫云山高陡峭，森林茂密的天然地形，多路行进，迂回穿插，忽东忽西，迷惑敌人，致使敌军摸不清红军的真正去向，只能靠飞机侦察指挥地面部队。

正当敌军调集兵力堵截红军西进道路之际，在白石岩和江龙一带的红军，一部急转南下，进入沙子沟、六马等地；一部回头向东，进入紫云县城，然后又向羊场方向南去。在紫云城的红军也转向羊场进发。时逢敌机飞来侦察，红军佯装转移东南方向，沿着通往宗地和罗甸的道路行进。待敌机过后，红军主力又立即掉头继续西进。有的由王宝桥下火烘去播东，有的经红关下纳容直奔北盘江。红军这种突然转向的行动，造成了敌军的错觉。敌误以为红军西渡盘江受阻，被迫旋磨打圈掉头东去，向黔桂边界运动。于是，蒋介石急电滇军司令孙渡，声称：“据飞机侦察，有红军四千余人的一个纵队正在向紫云东南面的宗地一带行进”，遂饬令孙部立即由关岭场掉头追击。红军则将计就计，趁滇军回师途中，与其背道而驰，急速西进，由播东下百层渡北盘江。待敌人省悟再次返回追击时，红军已全部过江西去。蒋介石妄图在紫云“会剿”的计划宣告彻底破产。

红军未到紫云之前，已在贵州境内驰骋了4个月之久，国民党紫云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闻风丧胆，惶惶难以终日。他们一面拼凑地方反动武装，加强防守；一面造谣诽谤，诬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挑拨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禁止百姓接近红军。一些深受兵匪祸害的群众，由于不明真相，听说红军要来，纷纷逃离躲避。

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买卖公平，秋毫无犯，用实际行动揭穿了反动派的无耻谰言，很快得到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群众从怕红军到爱红军，进而帮助和掩护红军，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谱写了一曲曲团结战斗的颂歌。

红军刚进紫云城时，许多青壮年避入乡间，留下一些老人守家。街上冷冷清清，家家关门闭户。红军战士严格认真执行群众纪律，说话和气，待人热忱，尊老爱幼。不少部队住宿街头，吃用群众的东西照价付钱。一些战士还访贫问苦，走家串户，同群众拉家常，为群众做好事。有的战士在敌机轰炸县城的危急关头，舍身抢救百姓，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红军的一举一动，使群众消除了顾虑，看清了红军是真正爱护百姓的军队。因此，外出躲避的人陆续回家，店铺照常营业，街上人来人往；有些群众与红军战士亲切交谈，许多人家还插上红旗欢迎红军，打开了铺面做生意；敌人做了200套军衣未拿走，缝工也报告了红军，红军除厚给工人工资外，不客气地打了收条。军民和谐共处，使边远的山城又焕发了生机。

红军途经今坝羊乡山嘎村，时布依族村民梁光华之妻罗氏生下不满一月的孩子因患病缺奶，梁光华常抱孩子到寨上找妻舅母陆氏喂奶，陆氏也有一幼婴。红军来时，陆氏顾不上梁家的孩子，慌乱中抱起自己的孩子随人流跑出村外。夜深时，梁光华与妻舅罗德奎顶着春夜的风寒摸回寨子欲寻回孩子，但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空手而回。其妻罗氏见状，以为孩子已遭不幸，哭得死去活来。红军走后，人们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只见村里村外除了留下部队宿营的遗迹外，一切均如往常。梁光华推开家门，见自己的孩子正在酣睡，惊喜交加，其枕头边还有半块红糖，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一碗兑了红糖的米汤，碗边放着棉球。此情此景，梁、罗两家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为了感激红军和共产党的救命之恩，梁光华夫妇决定把孩子取名为“共产”。直到十二三岁，“小共产”进了学堂，先生才与之取学名为“梁明忠”。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此事，已越古稀的梁明忠老人更是忘不了红军的地厚天高之恩。

红军途经坝昂，寨里的人惊慌失措，顾不及收拾东西，仓皇山去，个个焦虑万分，以为这次定遭大难无疑。红军走后，人们回家一看，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牛马全在，家禽一只不少；红军吃了粮食将钱放在米缸里。群众称赞说：“这次路过的是仁义之师，开天辟地从未见过这样规矩的军队”。红军路过牛场，伤病员吃了韦世祥家8个鸡蛋，走时留下半斤块盐作酬。红军在锅厂一带宿营，为了不惊动老百姓，不住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部队冒着春夜严寒，露宿野外。向群众借东西，战士们礼貌地站在门外喊话，不乱进群众家里，用后如数归还。

红军左路先头部队从四大寨取道北盘江时，见当地的苗族群众饮水困难，即在关口和卡标之间将一积水的小坑淘深扩大，并从附近搬来石块，把周围砌起来，成了一口四方形的水井，当地的苗族群众亲切地叫它“四方井”。红军走了，但他们给关口和卡标的苗族人民留下了一口清澈见底的水井，这里的苗族人民结束了“上前一挑水，最后一桶泥”的困难局面。直到如今，当地的苗族群众还在饮用这口井的水，到这里来挑水的男男女女，永远不会忘记这口井的开掘者——红军。红军的艰苦作风和遵纪爱民行动，数不胜数，在紫云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人们赞不绝口，都说：“红军心肠好，是干人的队伍”。

20世纪30年代的贵州，地方军阀连年火并纷争，封建势力盘剥压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人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长夜难明赤县天”，人们日夜盼望改变这种世道。红军到后，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传播革命真理，使紫云各族人民如拨云见日，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憧憬着新的未来。

红军到处书写标语口号，召开群众大会，访问贫苦农民，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讲述红军的性质和宗旨，阐明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蒋抗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铲除封建势力，建立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政府，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红军途经坝羊、锅厂、翁弄、狗场、板当、县城、白石岩等地时，以稻草为笔，石灰或红土为墨，写下了：“工农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打倒王家烈，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当红军去！”“打土豪，分田地！”“不替卖国贼打仗，当红军打日本去！”等标语，还张贴了由李富春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这些标语和布告，说出了贫苦百姓的心声，表达了工农群众自己意愿。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栉风沐雨，多数已经自然脱落或被反动派破坏，但由于各族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冒着生命危险精心保护，有些标语至今仍完好的保存着，成为我县珍贵的历史文物。

红军进驻紫云县城时，分别在猪场坝和关帝庙前召开了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宗旨，讲解工农革命的道理，动员群众起来革命。红军还将十多户地主的浮财没收分给群众，把他们的肥猪杀了给大家吃。红军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除将大部分救济穷人外，还留下一部分作为军用。尅座恶霸地主曾继宽，采取卑鄙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不义之财，方圆几十里都有他的出租土地。他在椿木寨存有100多挑谷子，红军得知后，将这批粮食没收带走。红军在县城时，得到群众的帮助，筹集了2000多块银元、200套军衣和一些粮食。红军在纳寒宿营，得知保长韦齐山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群众极为痛恨，遂将韦的两头肥猪杀掉，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红军到，干人笑”。这是贫苦百姓发自肺腑之音。红军的革命行动，犹如阳光雨露，驱散了阴霾，滋润了贫苦群众的心田，给紫云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温暖，革命的火种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不少贫苦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仅在紫云县城，就有十多人自愿加入红军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途中，蒋介石调集了数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前面设防堵截，后面尾衔追击，天上飞机轰炸，妄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红军英勇奋战，与敌周旋，虽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战胜了千难万险，使敌人的计划全都化为泡影。

红军进入紫云县境时，每天都有敌机跟踪轰炸，先后被轰炸的有县城、猫营街上、板当平桥一带、尅卜卡子门半坡、羊场高榜冲、四大寨马鞍营等6处。敌机轰炸县城，先后在猪场坝、印山街、书院门口、青菜冲4个地点投弹。为掩护群众脱险，一位红军连长受伤，另一名战士牺牲。轰炸猫营时，烧毁民房两间。红军后续部队经过羊场高榜冲，队列中有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同志，也遇到敌机的突然袭击，当场牺牲红军战士9人，炸死军马1匹。红一军团后续部队第29分队电话队，路过卡子门半坡，被敌机炸伤十余人，牺牲3人。红军刚出紫云县境，蒋介石嫡系周浑元和滇军孙渡各一部，由长顺窜入紫云，沿着红军所走的坝羊和板当两条路线尾追；国民党的地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跟着出动，大肆搜捕红军伤病员和流散人员。在紫云境内，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等牺牲的红军共有29人，其中被地主武装杀害的2人。

烈士们为了中国革命的千秋伟业，用鲜血和生命，唤起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觉醒，浇灌了革命胜利之花，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奠定了根基。紫云人民将永远缅怀他们，决心继承红军光荣传统，沿着英雄烈士的足迹前进。

国民党的残暴，阻挡不了红军前进的步伐，动摇不了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红军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像对待亲人一样，伸出援助之手。有的不顾反动派的恫吓，主动为红军带路；有的送茶送水，为红军的食宿提供方便，有的向红军介绍情况，侦察敌情，帮助筹集军粮和给养；还有不少群众在红军精神的感召下，冒着生命的危险，掩埋牺牲战士的遗体，接纳掩护和救助红军伤病员与流散人员，并精心地调理照顾，使一些掉队的红军战士免遭反动派的杀害。正是由于得到各族人民的爱护与支持，红军部队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地通过紫云，渡北盘江进军云南，北上抗日，完成了长征的伟大壮举。“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在紫云虽然为时短暂，但所到之处，进行革命宣传，广泛联系群众，使共产党的主张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广为传播，紫云各族人民在长夜里看见了曙光，找到了工农解放的道路。在尔后的十多年间，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生根发芽，广大人民群众按照红军指引的方向，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反动势力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

是年冬，宗地乡杨寨的杨排方带着十多人（枪）走访镇宁弄染的布依族首领陆瑞光。长征留下来的红军营长方武先和陆瑞光动员杨排方开展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杨表示赞同，方武先派4名红军（钟德秀、钟文才和两个贵州籍的战士）随杨回紫云宗地一带开展工作。曾一度组织有200人枪的队伍，杨排方的势力控制今宗地乡大部及大营乡部分地区，此事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并引起极度不安，说杨排方私通红军和陆瑞光，派兵围攻宗地杨寨，经过激烈的战斗，杨排方等人突围后失散，两位贵州籍红军战士经辗转返回遵义老家。钟德秀、钟文才流落于猴场、羊场、宗地一带打工度日，后来钟文才在杨寨安家，钟德秀在宗地街上安家。新中国成立后，钟文才、钟德秀均任所在地的大队（村）党支部书记。杨排方则于1936年春被国民党捕杀于宗地，时年25岁。

1936年初，留驻于镇宁沙子沟弄染的红军营长方武先和陆瑞光商定，拟定镇宁、关岭、紫云三县交界的沙子沟、乐纪、火烘槽子少数民族聚居的48个村寨为游击革命根据地。联合已取得合法身份的紫云中一区区长周笑凡和火烘联保主任沈树华组成游击队。后派罗诗虎到安顺找到贵州省工委领导成员秦天真及省工委军事小组组长李光廷，他们均同意方、陆两人的方案。罗派人回弄染作了传达，方、陆两人即在镇、关、紫三县边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形势发展很快，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恐与不安。12月，四川军阀杨森亲自带领师长夏炯到紫云、镇宁坐镇，诱捕了“四大天王”陆瑞光、陆云祺、曾云清、王禹轩及王仲方等5人，并于1937年初将“四大天王”杀害于贵阳八角岩。48寨游击根据地遂告失败。

第四节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紫云的革命活动

一、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的建立

1935年夏天，贵州省工委成立了军事领导小组，由秦天真单线领导，重点在安顺和庐山（今凯里）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活动。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李光庭、喻雷、王芸生、丁沛生（丁志平）、宁仿陶、张恒兹等先后来到安顺，参加领导过兵运、学运、农运等工作，后来明确张恒兹负责领导安、紫边区的军事活动；朱桂林负责省工委和安顺县工委的联络工作。

张恒兹，亦名啸天，贵州省平坝县马武屯人。1904年生，家庭贫苦，10岁得堂兄张耀华资助，入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随父经商。1934年，他到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当兵，在安顺结识了地下党员李光庭、喻雷、王毅等，不久又与喻雷等人进入贵州省保安处教导总队军官队受训。在地下党的引导下，阅读了一些革命书刊，受到党的思想教育，开阔了视野，使之一直处于郁结中的热血青年，扫除了心里的阴霾，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他决心投入革命，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1935年春，经李光庭、喻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贵州省工委军事工作小组成员，安紫边区党的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他长期在紫云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并活动于安顺、镇宁、望谟、长顺等县，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1948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贵阳图云关，时年44岁。

朱桂林，原籍湖南，后迁安顺，其父在东街碧漾湾开办一间“正森祥客栈”。朱5岁丧母，8岁时父亲又因“公合长”号老板逼债，家产遭抵押，便服毒自尽。朱由继母抚养，在安顺中学读书时，受进步教师的影响，思想激进。有一个学期，省教育厅指派两名教师到安中任课，一位水平极低经常写错别字；另一位上童子军课时，常耍流氓作风，引起师生不满。朱桂林带头向省厅呈文，要求驱逐两位教师。结果校方受到上峰斥责，被迫劝朱桂林自动离校。朱到贵阳读书，并参加省城学生的抗日示威活动。旋因家庭拮据，即辍学回乡，到双堡小学任课。朱因家庭遭遇，对黑暗现实不满，又常闻从湖南来的老乡客人谈及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抗军阀、搞暴动的热烈场景，屡为之激动。入中学后与陈汉明、刘式型、姜卓敏等为挚友，共同阅读进步书籍，探讨社会、人生等问题。朱因博闻好学、行侠仗义，在当时青年中很有影响力。

当时，党的方针还是“反蒋抗日”。国共合作后，改为“逼蒋抗日”，边区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在于建立人民的游击武装，以备抗击日寇，保卫家乡。但在国共合作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事端，破坏统一战线，阻挠和镇压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抗日救国的正义行动。

是年秋，贵州省工委在贵阳遭到国民党的破坏，省工委书记林青被捕牺牲，白色恐怖笼罩着贵阳山城，在贵阳活动的一批地下党员奉命分散隐蔽。共产党员张恒兹受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派遣，于1936年冬到紫云活动。任务是联络地方进步力量，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抗日反蒋武装斗争。张恒兹到紫云后，以保安队分队长的身份作掩护，广泛联系群众，结交革命志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为在紫云开辟党的地下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8年春，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全国。为加强贵州地下党的领导，秦天真从延安返黔参加主持省工委的工作。秦返黔不久到安顺，秘密召集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谢速航、地下党员朱桂林开会，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总结贵州地下党活动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动员各阶层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公开的群众组织与合法的斗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民众运动。会后，秦天真单独向朱桂林布置任务，指示在双堡、扬武等地筹组武装力量，逐步向安紫边区推进。交代军事工作与政治活动分开，实行单线领导。安顺县的双堡和扬武等地，与紫云、长顺县毗邻，是安顺县工委建立最早的农村工作据点。1935年朱桂林在这里任教时，就在一批进步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后来还发展了当地青年刘英泰加入党的组织，群众基础较好。朱桂林接受秦天真指派的任务后，到双堡会同刘英泰等人，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纲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一批革命骨干，联络部分地方进步武装，为建立安紫边区革命基地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谢速航，出生于安顺城北街一个经营染布的手工业家庭。幼年因洋货充斥，染布业衰落，家庭生活困难，辍学后到“恒兴益”号当学徒，其间受到非人待遇。学徒期满被辞退，愤而到贵阳、再徒步到重庆投亲，经表兄介绍到电报局作保管，有机会学习翻译电码和收发电报，同时还自修初级英语。1932年回安顺，考取安顺邮电局捡信生。邮局的工作使他接触到更多进步书报和杂志，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引起他对不合理社会的憎恨与思考，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和写作的冲动。后来他与十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发起成立“晓鸡声文艺社”，并出版《晓鸡声半月刊》。“晓鸡声文艺社”的社员曾发展到几十个，刊物出了十多期，后因故终止。

刘英泰，又名刘萤，1917年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县双堡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早故，父亲务农，希望儿子习文改善家境，勉力供子读书。他聪明好学，勤于思考，小学毕业后升初中仅半年，因家贫而辍学，助父营生。由于饱尝艰辛，自幼养成了刚毅坚韧的性格，思想趋于早熟。1933年，他结识了双堡小学教师朱桂林和区公所文书余贡鲁。刘英泰与他们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探索人生价值，受益良多。这段时期，他阅读了大量进步文艺书刊和革命理论读物，从中接受教育，开阔视野，激发了革命的思想和志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紫云进行地下斗争，是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成员，1948年被国民党杀害于贵阳图云关，时年31岁。

1938年秋冬期间，国民党贵州当局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众运动，贵阳发生镇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8·13”事件，全省形势日趋恶化。共产党员姚荣显（紫云猴场尅座人）在贵阳毅成中学读书，是该校“学联”、“民先”组织的领导骨干之一，在进行革命活动时暴露，为避敌追捕，遂回紫云在县城男小任教，配合张恒兹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春姚荣显转入贵阳读高中继续进行革命活动，5月在贵阳被捕。冬，经党组织营救越狱脱险，返回家乡尅座隐蔽。回乡后劝说其父废除农民债务，将田地分给农民，引起其兄姚聚五（时任大营乡乡长）的惧恨。1940年4月，乘贵州省保安二团前往大营镇压农民武装抗暴斗争之际，姚聚五以护送他到岩山地区躲避为名，指使姚华仁等将其杀害于苗子沟。

是年冬，谢速航在安顺“民先”组织的《烽火》刊物上发表《全面抗战与贵州的土匪》一文，反动派以“勾结土匪罪”密令逮捕，幸谢转移脱险，安顺县工委交由杨斌毅主持。不久安顺“民先”亦遭到破坏，杨斌毅暴露，经组织决定转移，安顺地下党又交由朱桂林负责。时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进逼湘桂地区，战火接近贵州。为对付当时的斗争形势，朱桂林专程到贵阳找秦天真汇报并请示工作。秦指示继续向安紫边区推进，加紧军事活动，以便日寇入侵时开展游击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并制定了相关的反共措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严重的白色恐怖。国民党安顺当局以清查“汉奸”为名，实行全城戒严，出动大批军警肆意搜查捕人，恐怖活动日益严重。党中央对党的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贵州省工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贵州情况，向各地党组织提出了“隐蔽精干，分散活动，重点转向农村，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军事活动”的指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城市已不利于开展地下斗争工作，党组织的活动必须转向农村。于是，朱桂林召集刘英泰、冷体辉、余贡鲁等人开会，讨论在安、紫两县交界地区，开展军事活动的计划。会上分析了当前形势，总结过去靠从敌军中搞兵变以致难以成功的教训，一致认为应扎根农村，发动群众，利用民间枪支组成地下武装，建立地下游击根据地。会议决定：朱桂林转移到紫云，负责安、紫两县的联络工作；与紫云邻近的双堡、扬武分别由刘英泰、余贡鲁负责；补董、顺河由冷体辉负责。是年初，朱桂林经人介绍到紫云县猫营小学任教，并通过喻雷与在紫云活动的张恒兹接上了关系。朱桂林又指派刘英泰打入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时在安顺举办的民卫训练班常备队参加训练，以便取得公开活动的身份。训练班结业后，刘英泰分配到紫云县任常备队队长。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1939年3月，朱桂林、张恒兹、刘英泰3人在紫云城内张恒兹家开会，成立了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由朱桂林负责。是年秋，朱桂林再次到贵阳向秦天真详细汇报了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的建立及人员组成情况，得到秦天真的批准认可。

1939年冬，安紫边区地下党组织以紫云师训班为重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领导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机会接近学生，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宣讲团结抗战救国道理。在广泛接触中结识了一批进步师生如袁克勤、简世伦、王起科、高克昌、骆光裕、李崇信、高崇德、罗斗廷、高凤午等。经过革命的启蒙教育，逐渐在他们之中传阅《新华日报》，学习《社会发展史》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书报。还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组织其参加演讲、演剧、演唱抗日歌曲、出墙报、搞作文比赛等。从而聚集了许多热血青年，借机宣传全国抗日形势，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救国。这批学生在当时紫云的抗日宣传活动中起了骨干作用。此外，安紫边区党组织的成员还广泛开展社交活动，发现和发展进步力量。张恒兹、刘英泰结识了紫云合作金库的曾昭荣和合作室的陆企桓，了解他们有进步倾向，便通过交友的方式经常接触，帮助他们提高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后来他们都活跃于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中。这一时期，通过培养，安紫边区地下党组织发展了黄松鹤、袁克勤、高崇德、高克昌、高凤午、吴让堃等一批人加入共产党，壮大了边区党的组织。边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在不断深入发展。但是，众多抗日活动在紫云城兴起，进步力量不断增长，也引起了国民党紫云县当局的注视与不安，一批官僚政客也在窥探张恒兹、刘英泰等人的动向。为了避开当局的监视，安紫边区的地下党员作了一些转移。

安紫边区党组织成立后，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讨论决定了7条工作意见：大力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紫云师资训练班的学生，把他们培养成革命骨干；做好社会失学失业青年的工作，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其走上革命；加强对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宣传，争取到各基层小学任教，推动阅读进步书刊，扩大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到农村去动员群众，组合民间枪支，建立革命武装，作好抗日游击战的准备；注意吸收有武装的地主子女参加，只要求他们有抗日反蒋的思想，不过分强调家庭成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那些主张抗日和倾向革命的地方人士及政府职员，并在他们中建立情报耳目；利用地方派系矛盾，尽力争取那些受官府或封建豪强势力欺压的地方武装为我所用，求得武装力量的发展等。以上各点经党的领导小组讨论一致通过，要求凡在这一区域活动的同志，必须遵照执行。应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在反帝的过程中结合反封建斗争，同时做好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根据上述意见，地下党组织全面开展活动，他们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号召，以紫云合作金库和师训班为据点，联络地方爱国志士及学校师生，在县城及部分区乡集镇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宣传，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尽快发展革命力量，在进步青年和学生中举办“读书会”，组织阅读进步文艺书刊和革命理论读物，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党的最终目标宣传结合起来，促使一批青年迅速觉醒。1940年夏，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地下党组织团结了县合作金库经理曾昭荣、助理曾宪文、师训班班主任周渊、合作室主任陆企桓、地方名士刘聘臣等人，扩大了抗日救亡队伍。1940年秋，刘英泰辞去紫云县常备队队长职务，到猫营小学任校长，往来活动于紫（云）镇（宁）两县边界，扩大了党的活动区域。常备队长由革命积极分子简世伦接任。时张恒兹以“找生活”为名到紫云西南边界搞联络；黄松鹤、袁克勤在紫云城及附近坚持活动。此时，原安顺的一些地下党员也有新的转移活动：余贡鲁经人介绍到紫云的猫营乡任文书；傅文华在安顺隐蔽一段时间后转移到镇宁县活动；原在广西百色的洪鼎，因南宁失陷转回安顺，经原“民先”成员刘新民的介绍，到普定县陇戛教书，与安紫边区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朱桂林、刘英泰和一些地下党员都隐蔽在猫营及附近，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猫营小学。他们根据当前情况，制定了一个开辟安（顺）、紫（云）、镇（宁）边区的计划。

1940年下半年后，我党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大大教育和鼓舞了全国人民。但贵州省国民党当局仍不放松对人民群众抗日活动的监视、控制和镇压，白色恐怖依然严重。在中共贵州省临时工委的安排下，地下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和骨干都做了疏散转移。秦天真于1940年4月撤离贵州到重庆南方局后转到延安；邓止戈在经历了被逮捕的危险后几经辗转也到延安。在这种情况下，安紫边区党的地下组织失去了与临时工委的联系，只能由自己独立摸索开展活动。由于当时迁来安顺的单位日益增多，城市人口更加稠密，市面出现一定繁荣，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继续高涨。安紫边区领导小组试图恢复对城市进步活动的领导，于是安排一部分党员和学生中的骨干进入安顺的学校学习或任教。1941年春，刘英泰趁寒假之际，离开猫营小学，回到安顺，通过关系到安顺县师训所代课；傅文华也回到安顺，仍在学校任职。紫云县地下党员袁克勤、吴让堃及一批学生骨干也先后转到安顺的师训所和职业学校读书。刘、傅两人以这两校为重点，并往来其他学校串联，发动爱国师生和进步力量，从中培养了叶沧海、王权超、王正忠、龙灵、谢兴华、周淑媛等一批学生积极分子，组成了学生界的中坚力量。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安顺城内抗日活动更加活跃。

到1941年夏，先后发展了一批革命青年加入党的组织。此时，在安紫边区已有十多名党员。鉴于当时敌特活动猖獗，为防止反动派的破坏，边区领导小组决定，不建立支部或小组，对党员实行单线领导，尽量减少横的联系。同时，根据党员的不同职业和社会关系，在党内有一定的分工：有的负责联络社会青年与学校师生；有的负责统战工作或搞情报；有的在农村抓武装。

194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贵州反动当局迫不及待地举起屠刀，又开始了疯狂的逮捕和屠杀。2月21日，被关押在贵阳的黄大陆、李策、张益珊等一大批党员及骨干被杀害于贵州省保安团防空洞内。全省各地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事件不断发生。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一片抗议之声。3月初，刘英泰、傅文华秘密召集安顺县中、小学校中一些骨干，在城东门外集会两次，宣讲“皖南事变”的真相和性质，商讨如何开展反对卖国政策及开展抗日除奸的运动，决定发动学潮，抵制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的恶劣行径。

3月8日，借纪念“3·8”国际劳动妇女节之机，安顺师训所、职业工业学校、豫章中学、黔江中学、安顺女中及其他中、小学部分师生，组成了500多人的队伍进行反对卖国、反对破坏抗日的示威游行；当晚又举行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提灯会”，搞“火炬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反对卖国”的口号声及歌声响彻山城；标语、传单四处散发、张贴。人民群众群情激荡、义愤填膺。这次活动在安顺城重新造成了革命的声势，掀起了反蒋活动的高潮。

但是，斗争也随之而来。当晚，参加游行的职业工业学校的学生回到学校后，又举行集会，发动更多住校同学参加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该校校长刘德襄闻知，即横加干涉，诬蔑学生是“参加异党”活动，要“予以严惩”。被激怒的学生把校门关上，冲进校长室找刘讲理。刘无辞以对，就逃离校长室，逾墙而走。这时，该校教导主任王以仪找来宪兵、警察，包围了学校，学生乃四散而去。第二天，学校以“捣毁学校”、“殴打校长”为由，宣布开除吴让堃等7名学生。国民党安顺县当局也准备秘密抓人。刘英泰等闻知后，即通知袁克勤、王权超、吴让堃等迅速转移到安顺、镇宁、紫云边界。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刘英泰等研究后，布置各校学生骨干在学校中向学生宣传鼓动，并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动罢课，把此次事件的真相公布于社会，一时舆论大哗，纷纷指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行动，许多商人还罢市声援。一些知名绅士如韩云波、戴子儒、董淑民等亦站出来主持公道，维护桑梓青年。县长朱大昌深知众怒难犯，既怕背上“汉奸”罪名，又碍于地方绅耆情面，只得叫刘德襄“自行辞职”，另委胡星伯为校长，收回开除吴让堃等7名学生的成命，暂时平息此次学潮。

国民党安顺当局深知，学生运动不断发生，说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在活动，因此加强了侦查和监视。1941年4月，国民党紫云县党部得到安顺县党部中统特务杨文波的密报，称朱桂林隐藏在猫营小学，便派出保警兵和武装便衣到猫营小学诱捕。所幸朱桂林机警地从敌人手中逃出，深夜赶回安顺。次日，朱派袁克勤、高克昌潜入猫营，将隐匿的文件、名单全部销毁。一星期后，朱桂林在安顺召集张恒兹、刘英泰开了一次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秘密会议，作出朱桂林转到镇宁乡间隐蔽一段时间，安紫边区领导工作由张恒兹、刘英泰负责；加速建立安紫边区地下武装；吸收王权超、杨诗书等参加党组织开展的活动等3项决定。会后，朱桂林即只身转往镇宁，张恒兹仍回紫云故地，刘英泰、袁克勤到安、紫、镇边区，与先到那里的傅文华会合，联络民间力量，组织地下武装，准备开辟一个新的根据地。

1942年春，朱桂林在镇宁县被捕；9月，傅文华在安顺被捕；11月，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总队长王国清被敌伏击杀害；接着刘英泰和高克昌亦相继被捕。安紫边区还有一批革命骨干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这一时期党的活动处于非常艰难的阶段，党组织的3名领导成员有2人落入敌网，领导工作由张恒兹一人支撑。1943年春，共产党员胡博到紫云活动，参加党的领导小组。胡是1935年的党员，早年曾在重庆、成都、南京、香港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革命理论修养。在危艰的环境中，他协助张恒兹把党的活动坚持下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经过共同努力，工作逐步有了起色，形势日见好转。1944年冬，“黔南事变”发生，日军进占独山，国民党在贵阳大疏散，刘英泰取保出狱，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在双堡、扬武一带活动，继续参加党的领导小组。

此后数年，安紫边区地下党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据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和形势的变化，克服重重困难，历尽艰难险阻，同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活动区域扩大到望谟、镇宁、长顺等县。特别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地下党深入农村，先后发动了尅混地区武装割据和安紫长边区游击队的斗争。

二、“安紫镇关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42年春天，贵州各地许多县相继发生了农民武装暴动。起义农民攻县城、围官府、杀恶霸，使国民党当局坐卧不宁。其中尤以席卷黔东镇远等14个县的“黔东事变”影响最大，以致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的“政治机构，强半摧毁。仅有之县政基础，因以破坏殆尽”（刘时范：《黔东事变纪要》，转引自《贵州近代史》37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事变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和横征暴敛。如此大范围的“民变”，对于巩固抗战中的大后方是不利的，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这些事变，并通过《新华日报》表明了要巩固国内团结和巩固建立大后方的基本立场，希望国民党政府转变其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从根本上消除民变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国民党贵州当局并不是反躬自省，改弦更张，薄赋轻税，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而是我行我素，调集军警“清剿”镇压。妄图以高压手段来维持其统治，以致矛盾日趋恶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安顺周边各县亦先后发生大大小小的反抗国民党当局黑暗统治的斗争。

在抗战艰难时期，后方各族人民都在节衣缩食，支援抗战，但国民党当局的地方团队及乡、镇长等以收查烟土为名，滋扰地方，又借征收兵工粮款大肆徇私舞弊，使人民痛苦不堪。于是镇宁六马山区的王陆氏，紫云的王小书，贞丰的王凯、范纯五等都带领了一些农民开展反抗暴政的斗争。国民党方面多次出动保安团进行“清剿”，广大农民受难愈深。刘英泰、傅文华等鉴于当前抗日形势严峻，国内矛盾突出，感到迫切需要把边区农民团结和武装起来，在抗日的前提下保卫自己，实行救国救民。于是他们以开辟安、紫、镇、关边区作为工作的重点，经过不断深入群众，多方联络，边区基本连成一片。安、紫、镇、关边区有一条狭长的边界地带，山高林密，谷深坡陡，交通阻隔，穷乡僻壤，民族杂居，国民党势力鞭长莫及。这里除了有利于隐蔽斗争的自然环境外，还有历史上的斗争传统。1935年工农红军过境时，在该地区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群众易于发动。其中，镇宁县的大、小鱼洼，大、小河干丈，紫云县的青杠林、白石岩等地，是农民领袖“四大天王”中陆瑞光、王禹轩活动过的旧地。“四大天王”虽在1936年底被国民党军阀杨森捕杀，但王禹轩的后裔王国清、王炳林，陆瑞光的胞妹王陆氏及旧部王文淑还在坚持反抗斗争。此外，六马的罗光祥、罗小凡，小鱼洼的吴小园，白石岩的李崇信、韦绍武等各自都有少量武装与国民党当局的暴政对抗。经过刘英泰、傅文华、袁克勤等深入发动，开展团结教育工作，逐渐把各支武装联合起来。1941年秋，张恒兹、刘英泰在紫云城郊骂柱塘吴让堃家召开了部分党员和骨干分子会议，到会有傅文华、袁克勤、叶沧海、李崇信、高克昌、吴让堃等。重点讨论武装斗争问题，选定在紫云与镇宁交界处的小鱼洼、白石岩、青杠林、青菜河、格利、小河干丈等地作为武装斗争的基地。会议认为，这一区域处于几县结合部，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红军路过影响深远，加上反动派多次对这一地区烧杀抢掠，人民怀有大恨深仇，易于发动。决定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反动势力，以加快建立边区统一的武装组织。会后，地下党派出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边界，宣传动员群众，建立党的地下武装。时值紫云师训班结业，一些学生骨干受党组织派遣，亦先后进入紫镇边界，使党在边界的工作迅速活跃起来。为发展革命武装，安紫边区党组织调查了地方武装的情况，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封建地主恶霸武装，如于克武、李达安、陈炬春、张明香等，这些人大都控制着区乡政权，是官方势力和土豪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二是地方进步武装，他们中有的曾在外地读书，受过我党思想的影响，倾向进步，主张抗日；有的因受官府和地方豪强的欺压，或怀有杀兄杀父之仇，对反动统治不满。三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暴武装和民间防匪护寨枪支。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上述情况后，制定了斗争策略。先后发动了王国清、王文淑、王炳林、吴小园、陆德荣、王正忠、罗小凡、罗光祥、韦绍武等。这些人思想比较进步，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力统治，有少量武装。

王文淑是陆瑞光的旧部，弟兄四人。红军过境时，陆瑞光收留一批红军伤病员，陆因常遭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遂将林中才等五名红军战士转到青菜河，交王文淑弟兄保护。国民党保六团得知后，对青菜河包围洗劫，烧掉了房屋，王文淑的三个哥哥，一个被当场打死，两个被抓到江龙杀害，五名红军战士有三人同时遇难。王文淑曾多次指天发誓，同反动势力不共戴天，要与之斗争到底。

王国清与王炳林是原抗暴首领王禹轩的后裔。王禹轩被国民党杀害后，其部下亦遭到残酷镇压，死伤多人。但王氏弟兄誓不屈服，继续集结力量，同反动派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吴小园是小鱼洼的甲长，因抗拒国民党抓兵派款，被猫营乡乡长李达安关押在乡公所小楼上，后于半夜跳楼逃回，发动农民进行武装反抗。

王正忠、陆德荣等是安顺师训所的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是地下党培养的积极分子。

为了发动上述力量，刘英泰和袁克勤等多次进入该地区活动，向他们讲述工农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恶行径，进行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教育。经过工作，他们接受了党的革命主张，积极发动群众，联络人员枪支，推进了边界形势的蓬勃发展。

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宣传教育，紫镇边界形势发展很快，反抗的火焰迅速燃烧起来，党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群众纷纷加入革命队伍，建立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王国清在小河干丈等地活动，利用旧有关系串联，建立了50余人枪的一支队伍；王文淑在青菜河一带联络旧部，发动贫苦农民，集结了60多人枪；吴小园在小鱼洼等地组合民间枪支，发展了30多名武装。其他如王炳林、韦绍武、王正忠等，各自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都分别掌握了部分人枪。1941年冬，在张恒兹、刘英泰的主持下，地下党在龙场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边界工作等问题，会议分工刘英泰、傅文华、袁克勤负责领导边界上的斗争。会后，刘英泰等翻山越岭，会同王国清等人出入边界各个村寨，进行筹划准备。到是年底，地下党组织在边界共发展了20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

1942年5月中旬的一个雨夜，傅文华带领牟临方等十多名学生，由安顺到小河干丈。两天后，刘英泰带领高克昌、吴让堃等到青杠林。7月18日（农历六月初六），刘英泰和傅文华在青杠林主持召开会议，到会有袁克勤、王国清、王炳林、王文淑、吴小园、吴让堃等20多人，会议采取民间“结义”的形式，与会者都饮了生鸡血酒，举手宣誓：生死与共，永不变心。表示为谋求工农生存权利，决不贪生怕死，誓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会议讨论决定成立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领导的“安紫镇关工农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工农革命委员会宣言》：“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携起手来，反蒋抗日，收复国土，救国救民”。接着宣布将现已掌握的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刘英泰为军事负责人，王国清为革命军总队长，袁克勤为参谋长，叶沧海为秘书。武装人员按地区编为大队或中队，大队长有王文淑、王炳林、吴小园、王正忠、牟临方、李崇信等。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抓兵拉伕！”等口号。

这是安紫边区正式打出旗号的一支人民武装。“工农革命军”刚建立起来，就惊动了国民党当局。8月，省保安大队多股部队进驻镇宁县沙子沟、张家坝、江龙一带。紫云县实力派人物、猫营乡乡长李达安也在该地区集结了一批反动武装，形成了对紫镇边界封锁包围的态势。这时，“工农革命军”中出现了轻敌冒险、要死打硬拼的急躁情绪。领导小组冷静分析后认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宜盲目行动，于是将已组织起来的力量分散隐蔽，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同时决定除袁克勤、牟临方在边界坚持工作、保持联系外，刘英泰、傅文华等都转移出去。“工农革命军”的分散隐蔽并未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放松注意，相反，他们采取更为阴险残忍的手段来镇压和破坏。他们没有立即派兵对边界进行明火执仗的烧杀镇压，而是窥测时机，密谋杀害领导骨干，进而达到瓦解革命力量的目的。9月，傅文华由紫云潜回安顺时即被逮捕；11月上旬，工农革命军总队长王国清同堂弟王正忠到鸡场赶集，猫营乡乡长李达安派出4名枪手埋伏在场口外予以伏击。时值中午，赶场的人络绎不绝，王氏弟兄刚到场口，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人们四散惊走，王国清猝不及防，中弹倒地，王正忠迅速逃跑得免。敌人将王国清的头割下来，拿到紫云示众。噩耗传到紫镇边界，人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为死难者报仇。12月底，刘英泰由紫云返回安顺双堡，隐蔽在家。其时紫云县当局已转函告安顺县政府，谓刘英泰“私通响马”，已藏匿安顺。安顺县长朱大昌探知刘已到家，便派出保警队到双堡，让地主刘绍瑶出面，邀刘英泰“打麻将”，趁机将其抓捕。刘英泰被押到安顺后，遭到了严酷的审讯，后又送省“侯处”。此时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领导成员只剩下张恒兹一人，处境十分困难。刚建立的“安紫镇关工农革命委员会”亦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三、安紫边区的扩展

正当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在外求学和参加革命，又回到安顺的胡博到了安紫边区，使边区的活动又有了新的转机。

胡博，原名胡丕基（亦作沛基），又名胡墨三，贵州省安顺县头铺麒麟屯人，1914年出生于小康之家。幼年丧父，15岁到安顺中学读书，后转入贵阳一中学习，毕业后考取重庆大学。他在大学时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抗日反蒋活动，思想不断升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曾短暂回乡探母，在安顺认识了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等人。1936年至1939年，他辗转活动于四川、广东、南京，香港等地。1941年，因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由重庆返回安顺。此时安顺党的地下工作中心已转入安紫边区，胡博未能与本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在家中办夜校，借以宣传革命，培养力量。麒麟屯紧靠滇黔公路，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曾设汽车训练班和汽车修理厂于此。胡博与该厂汽修技工黄刻修，工人吴万瑞、段传海等进步青年结成好友，通过他们开展革命活动。后来，胡博与普定县原来的安中同学林开祥（又名林建生）取得联系，并打听到安顺有地下党人在紫云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便步行绕道长顺至紫云，与张恒兹、刘英泰等接上关系，但不久刘英泰即被捕。1943年3月，胡博携妻子吴光琴到紫云，以重庆《新华日报》驻黔特派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参加了边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胡博到来之时，正值安紫边区多事之秋。1943年春，麻山地区王小书集结千余暴动农民，攻占望谟县城；半个月后，贞丰县爆发了以范纯五、王凯为首的农民起义，接连两次攻占贞丰县城；接着，关岭县又发生了王陆氏领导的六马暴动，杀死六马区罪恶昭彰的板乐联保主任左宪章和乐运联保主任雷永光，震动花江镇，还攻打关岭县城。后因贵州当局出动保安四团、六团大批军队，对六马山区实行“包剿”，洗劫了48个村寨，残害许多民众，斗争遂告失败。

这些抗暴斗争鼓舞了群众，打击了反动派的暴政。为了与邻近的抗暴力量取得联系，袁克勤到六马活动。时适贞丰县抗暴失利的起义首领范纯五、王凯带领20多名武装转移到六马，袁克勤闻讯后前往相见。范是贞丰县人，毕业于贵州崇武学堂，在军阀周西成25军任过连长，后在安龙军粮仓库任中校库长，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害民行为，被捕押往贵阳，后于中途逃走，回乡与王凯等取得联系，发动农民暴动。他擅长军事，仗义豪爽，好打抱不平，常为他人排忧解难，受到群众好评。袁克勤与范纯五交谈时，虽是初会，但见他在起义失败后，仍然洒脱乐观，充满豪情，对农民的苦难感受甚深，他曾一再表示，为了救国扶民，不惜洒热血抛头颅。袁克勤遂邀范参加攻打猫营，范欣然应允，便一道进入紫镇边界。参加六马暴动的罗光祥等人失利后退入紫镇边界，与安紫边区地下武装斗争取得联系。4月中旬，袁克勤在小河干丈召开骨干会议，讨论决定：采纳范纯五的建议，将原“工农革命军”改名为“救国扶民军”，由范纯五任军长，袁克勤任参谋；大队长有王文淑、王炳林、吴小园、牟临方、韦绍武、罗光凡、罗光祥等；会议商定攻打猫营乡公所、除掉李达安、为王国清报仇的行动计划及分工。

4月下旬，救国扶民军200多人在小鱼洼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举行暴动，攻打猫营乡公所。范纯五、袁克勤在会上讲话，说明这次暴动的目的和意义，揭露蒋介石卖国和害民的罪行。明确攻打猫营的任务是：打击反动势力，镇压反动顽固分子，粉碎敌人对边界的围困，夺取敌人枪弹武装自己。会议还宣布了作战计划和革命纪律。为充分动员群众，事前张贴了救国扶民军的布告和抗日标语，散发揭露反动派卖国害民罪行的传单，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半夜，袁克勤和范纯五带领200余人，浩浩荡荡由小鱼洼出发，奔袭猫营。时值大雨滂沱，山路泥泞，战士们高绾裤脚，全身湿透，战斗情绪却很高昂。所过村寨，许多青壮年拿着柴刀斧头，自动加入暴动队伍，跟随一道前进。部队经过三小时的急行军，天微明抵达猫营对岸的平寨。

猫营是紫云仅次于县城的较大集镇，位于安紫公路要道，是紫北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乡公所均设在这里。部队到平寨后，分两路攻击：一路由范纯五指挥，有王凯、吴小园、罗光凡、罗光祥等部，负责抢占大桥，攻击猫营南面街口；一路由袁克勤指挥，有王文淑、王炳林、韦绍武、王正忠等部，绕道牛角井过河，攻击猫营北面街口。作战计划是由南北两面街口突进，在街中心会合，然后攻占区、乡公所；采取突然袭击，攻其不备，速战速决。不料敌早已作准备，占据着南北街口背后的高地。部队发起攻击时，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在南面进攻的王凯部，是参加贞丰暴动的骨干，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当范纯五吹响冲锋号，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枪弹，迅速地冲过大桥，向街口冲击。罗光祥部过桥后，沿着河边移动，迂回到街中心背后，配合王凯部的正面进攻。敌兵在山上居高临下射击，封锁了进街路口，王凯部和罗光祥部各有一名战士牺牲。在北面进攻的部队，沿着马路冲向街口，同样碰到敌人密集的火力阻击，一战士负伤，突袭未成，改成强攻，枪弹声和呐喊声响成一片。由于路滑难走，部队到达的时间不一，加之猫营河涨水，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投入战斗，延至天色大明，攻击仍未得手。袁克勤和范纯五商量，唯恐延时过久，敌人援兵到来，几面受敌。于是，决定撤离战斗，分两路返回边界，敌兵亦不敢出击。撤退时在马路两旁和所过村寨，张贴了大量抗日反蒋标语。

攻打猫营的行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5月，国民党安顺专员刘时范亲自到猫营指挥“清乡”。除调动大批保安部队外，还命紫云县长马德元、镇宁县长李剑青率保安直属大队、保警队及地主武装数百人围攻镇宁边界。为保存革命力量，救国扶民军暂避敌锋，只留少数武装牵制敌军，其余人员跳出“会剿”区，化整为零，有的分散隐入六马等地，有的进入白石岩与狗场之间的深山密林。反动军队进入边界后，采取“驻地清剿”的做法，设岗布卡、挨户搜查。留下牵制敌军的范纯五，带领20多名武装，夜击昼隐，到处游动，引诱敌军在崇山峻岭中疲于奔命，伺机予以打击。国民党的包围未获结果，乃借“清剿”之名大肆抢劫掠夺，弄得当地十室九空，边界各族群众大受其害。紫云县长马德元认定小鱼洼是“匪窝”，派出50多名保警兵在这里驻扎，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把寨里的鸡、猪、狗杀光，衣物粮食抢尽。国民党当局仍不甘心，派人四处侦查。敌军进入边界时，许多青壮年转移隐蔽，只留下一些老人守家，有些村寨甚至迁避一空，国民党军“清剿”半个多月，除抢劫老百姓外，一无所获。这时敌人改变方法，采取“剿抚兼施，擒杀首犯，宽释愚从”的策略。他们首先施以武力威胁，点名搜寻“首犯”，并抓捕亲属或寨中老人作人质。保安直属大队为了抓到吴小园，将小鱼洼的吴长寿、吴弟二、吴兴贵3位老人捆到江龙，逼令交出吴小园，不然唯与三人作抵押。吴小园这时在六马隐蔽，闻讯后不愿牵连寨中父老受苦，毅然自动出面消案，替回3位老人。反动派极其残忍地用铁丝穿透其脚后跟骨，囚禁于紫云监狱，直到1949年解放获释，后病故家乡。

反动当局在施加武力的同时，还实行“招抚”的方法。安顺专员刘时范带领一批随员，亲到猫营、大石板、小鱼洼、巴茅寨等地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还在革命队伍中收买叛徒，制造分裂，进行分化瓦解。王炳林率领10多名武装在狗场岩山一带活动，德舆乡乡长陈炬春多次伏击未遂，后收买叛徒，10月的一天，趁王夜出活动，将其杀害于传凼。县长马德元指使青杠林惯匪陆荣华行反间计，暗中收买跟随范纯五的游击中队长沈国清。一天夜里，沈带两名同伙随范外出活动，行至补陇奖时，乘范不备，从背后突然开枪，范纯五当即身亡，时年36岁。第二天，沈又带保安队将范部20余人包围缴械。范纯五被害后，反动当局将其头颅悬挂于紫云城墙示众，其遗体被抬到镇宁城暴尸多天。其生前曾写过一首七绝：“三六奔波风尘中，刀光剑影斗雌雄。陈胜吴广今又见，血染征衣山河红。”这是他一生光辉的写照。

攻打猫营的行动虽然失败，袁克勤等人仍不气馁，为了给国民党当局在农村的黑暗统治以打击，他们把目标又对准作恶多端、盘踞紫云县大营乡的乡长姚聚五。之前，王晓书等曾聚集农民进行过反抗斗争，经与袁克勤联系后，王晓书等决定攻打大营乡公所。姚聚五早有所闻，乡丁不离左右。待王晓书的队伍进攻时，姚依恃乡公所的建筑条件拼死抵抗。农民牺牲2人，久攻不下，只得撤走。袁克勤的奔走活动已为当局逐渐察觉。1943年8月底，袁克勤被其亲戚、时任紫云县猴场区区长的于恕铭采取卑鄙伎俩，将他骗至猴场，加以逮捕，押于紫云监狱。后经党组织派黄松鹤、赵权等营救，越狱脱险，化名袁禹锡，潜往纳雍县隐蔽，仍继续进行抗暴斗争活动。

有感于历次斗争的失利，胡博进入安紫边区后与张恒兹就如何抓好边区的武装工作进行商议。两人一致认为，光有斗争意志，没有经过一定武装训练的人难以组成有力的战斗队伍。特别是在当前与上一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更要靠阶级觉悟、革命纪律和一定的斗争策略来进行斗争，才能取得成效。据此，1944年春，张恒兹、胡博在紫云黄松鹤家开会，决定举办军事训练班，由黄松鹤变卖部分田产，购买了20多支枪及一些弹药，集中20多名骨干，由杨纯亮担任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地点选在今松山镇磨南村。这时，日寇铁蹄踏近贵州边境，时局愈危，发动边区群众尽快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迫在眉睫。于是胡博与张恒兹深入到苗族聚居的四大寨活动，准备通过宣传，扩大范围，组建一支苗族抗日武装。无奈“土皇帝”小罗三愚顽，不愿放弃对农民的残暴统治，从中百般阻挠，计划未能实现。胡博回紫云后根据在四大寨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苗王小罗三》的文章，投刊发表，向世人揭露了小罗三自制刑律，自养兵丁，私设监狱，对苗胞生杀予夺、横征暴敛的野蛮统治，以及苗民们饱受压榨，过着衣不蔽体、食难果腹的奴隶似生活。此外，胡博还到长顺一带活动，结识了吴学礼等一批进步青年。

1944年秋，“黔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军失守，日寇侵陷独山，省城一片混乱，实施紧急疏散，当局自身难保，无暇顾及其他。被长期关押在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监狱的刘英泰，因审讯不出结果，经乔光鉴（地下党员）保释，得以出狱，回到双堡。刘在家养病，停留一段时间，年底，即匆匆赶往紫云，与张恒兹、胡博见面。这一时期，经过胡博的开拓，与安紫相邻的长顺县一带地区，已有一定群众基础。三人商议，决定将安紫边区扩展为安紫长边区，并作了分工，张恒兹负责紫云，刘英泰负责安顺，胡博继续开辟长顺，并兼各地联络工作。安紫长边区领导小组由于胡博的加入和刘英泰的出狱，力量重新得到加强，安紫长边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45年春夏之交，按照分工，张恒兹在紫云领导开展活动，他不仅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而且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团结当时上层中的一些爱国人士，如省参议员刘聘臣等，取得了他们对于群众革命活动的支持。当时国民党紫云县党部书记长王承敬刚上任，即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派人监视进步活动，搜查《新华日报》等，叫嚷“要一网打尽异党分子”。此人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造成极大威胁。张恒兹利用当局搞所谓“训政”暴露出来的内部矛盾，匿名投稿《大刚报》发表，引起了县政府和县党部之间的多次摩擦，于是王承敬的特务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刘英泰则在双堡一带广泛结交进步青年，组织“非非球队”，以打篮球为名，到坝羊、洛河、板当、猫营等地活动，联络力量。胡博因《新华日报》的投递在紫云暴露行迹，同时又因染病，经党组织安排，返安顺隐蔽治疗；病愈后家庭又起变化：儿子夭折、夫妻离异，出生不满百日的小女儿无人抚养，只得寄养一苗胞家。国难家毁，思想苦闷。但胡博革命意志毫不动摇，昂首挺胸，重新投入战斗。他在写给刘英泰和王权超的一封信中仍然高呼“要高高举起拳头，提高嗓子，打杀我们的公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安紫长边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沉浸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历经8年战争动乱的人民，渴望和平，亟盼国共两党合作保持下去，共同建设国家，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安紫边区地下党员已发展到40余人。边区党组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只得独立作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一定基础。

四、熊亮臣领导的麻山农民自卫团

麻山处在贵州南部的边缘，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地带过渡的喀斯特地貌上。其山脉从东南至西北走向，连绵400余千米，横跨紫云、望谟、罗甸、长顺、惠水、平塘6县。被誉为“头饮红河水，身卧和宏州，尾落大塘地，飞腾绕山丘”。麻山到处是高山峻岭，千岩竞峭，万峰争雄，冲霄凌汉，怪石嶙峋，奇峰巍峨，密密麻麻，重叠无垠，两千平方千米紧密相连。历史上为逃难，为生存，迁徙来此居住的苗族、汉族、布依族等人民在此耕稼而食，纺织而衣，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息繁衍。由于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有苎麻，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活动过程中，都离不开麻，故而称这一山区为麻山，是一个以苗族为主体，有汉族、布依族、瑶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山区。旧中国，这里的各族人民饱受历代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和压迫，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军阀连年混战，国民党地方政府在麻山地区实施残暴的统治，不顾民众的死活，抓兵派款，强缴各种数不完的苛捐杂税。麻山地区的各种地方实力派也拥兵自重，名为自保，实为自立山头、各霸一方，征粮征税，派兵派款，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或进行绑票勒索钱财。缴不起税，纳不起粮款，不愿为兵当炮灰挡子弹者，只好上山为匪为盗。匪盗时常出没，官匪一家，狼狈为奸，共同鱼肉百姓。而在麻山岩溶山区岩旮旯种植食物的苗族、布依族、汉族等，他们在“种一满坡，仅收一箩，够煮一锅”的生存环境里，经不起这些各种苛捐杂税的折腾。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在经济实施残酷的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推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对苗族进行残酷镇压。因此，在麻山地区的苗族受苦最深、灾难最重，贫苦人家能搭个窝棚遮风挡雨就为不错，许许多多的贫困人家只是借山洞栖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十分激烈尖锐与复杂，各族人民自发的抗暴斗争风起云涌，犹如点点星火，将有燎原之势。

1935年4月，苗族青年熊亮臣因家中无粮，揭不开锅，只好到长田马场寨姨妈家找点粮食度荒。因与金钱豹相搏受伤且饥饿的熊亮臣，在石龙坡遇到了长征的中央红军，得到红军战士的拯救。红军战士用干粮给其充饥，并给他疗伤，像自家兄弟一样热情的帮助和关心熊亮臣。红军的一举一动，使熊亮臣非常感动。红军战士向其宣传革命道理，深深地感动了熊亮臣的心灵。望谟地区全系布依族，熊亮臣能讲布依话，为红军当向导、当翻译。熊亮臣与红军相处3天3夜，1935年4月18日，亲自目送红军大队人马渡过百层河。此后，他经常向寨邻亲友摆谈红军为穷人干革命的道理。

熊亮臣遇到红军且知晓红军的故事，就在麻山一带传开，苗族同胞非常信任熊亮臣，也由于是红军的故事，点燃了埋在麻山各族人民心中反抗暴政的烈火。许许多多的苗族青年，时常就团聚在熊亮臣的身边，除了其二弟熊亮斌及小妹熊三妹外，还有底落寨的罗绍先、洛花寨的熊亮清，冗翁坪（罗甸县纳坪乡）的杨树清等。杨树清又名杨老照，1912年生，年长熊亮臣1岁，在冗翁坪的纳乌一带，也是一呼百应，喜欢帮人而又爱打抱不平威望极高的青年。他在熊亮臣处得知红军的故事，回到冗翁坪，就邀集一些青年苗胞经常摆给他们听，从而集结了一批青年在他身边。

1936年11月，国民党罗甸县县长李骏，就派县保警队数十人开进麻山的纳坪。保警队一进纳坪，就抓兵派款，狐假虎威、鱼肉百姓。时熊亮臣、熊亮斌两兄弟在冗翁坪，他们目睹这些保警队残暴的强征、强缴无异于抢劫，激起了他们抗暴的怒火，他们在岜依垞坳用火药枪伏击保警队。这是熊亮臣向国民党反动地方政府暴政打响的第一枪。这一天熊氏兄弟凭着一杆火药枪和抢得的一支汉阳造步枪及一袋子弹，依山据险，同保警队周旋。两人共打死保警兵7人，伤20余人。14日，县保警队队长毛竹君亲自率保警兵及区、乡壮丁200余人进入纳坪，熊亮臣、熊亮斌、杨树清则组织青壮年苗胞，在去冗翁坪必经之路的冗拉沟埋伏，保警队一进入伏击圈，熊亮臣等就突然袭击，毛竹君遭到伏击，只好率队撤回县城。两次伏击战，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知道麻山出了个敢于反抗的熊亮臣，于是张贴布告，通缉熊亮臣、杨树清、熊亮斌。

当时望谟县还未置县，麻山地区处于黔桂两省、四个专区交界处，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地方实力派占山为王，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宗族之间、村寨之间矛盾重重，民间经常发生械斗，整个麻山乃是一盘散沙。熊亮臣意识到，要拉队伍，就必须消除内部之争，让苗族、布依族、汉族等穷苦百姓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对付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此，他就在麻山地区开展以下活动：一是广泛联络苗族、布依族、汉族群众，把大家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暴政；二是不断接触麻山地区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了解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意向；三是来到红军独立营驻地卡发，找到独立营牙永平连队，向牙永平学习一些带兵的经验和办法，并在那里认识了麻山地区以外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及一些进步人士；四是亲自化解本族穷苦民众之间的矛盾，调解苗族与布依族村寨之间的矛盾，请各寨有威信的人来碰红杯，化干戈为玉帛；五是支持贫苦民众对土司和恶霸的斗争，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打击欺压百姓的土司和恶霸；六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这样，熊亮臣在麻山地区的威信就越来越高。

1939年2月，杨树清与熊三妹结婚不久，逢亭保商大队副队长王兰先等2人奉罗甸县长郭思练之命，到冗翁坪调查了解杨树清。时只有熊三妹一人在家，王顿生邪念，欲图谋不轨。熊三妹拿起菜刀拼命反抗，杨树清之父杨老鲁在屋外听见家里面的打斗叫喊声，急忙进家，顺手拿起一根木棒朝王兰先后脑猛力击打，王当场毙命。王兰先的叔父理状上告，罗甸县反动政府派保警兵百人之众来捉拿杨家父子。为不连累乡亲，杨树清把全家搬到离冗翁坪几千米外的羊满洞，县保警队追到羊满洞，杨树清夫妇及其父杨老鲁用两支枪抗击县保警队。经两天两夜的战斗，在熊亮臣率队支援下，共打退县保警队的5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缴获步枪7支、手榴弹二十多枚、子弹十多袋。敌人见久攻不下，且死伤惨重，只好撤回。通过这次战斗，熊亮臣兄妹等增强了信心，加快了组织各民族农民武装抗暴的步伐。

为了在麻山地区顺利举起抗暴的大旗，就必须消灭麻山地区的豪强与恶霸。1939年3月21日晚，熊亮臣组织了农民武装，进攻然达豪强王建堃。把王建堃打败后，指挥农民分其粮食，王建堃见熊亮臣的抗暴队伍人多势众，转而支持熊亮臣的抗暴斗争，在其弟王建模投入熊亮臣的抗暴队伍后，他也加入了抗暴队伍的行列。解决了王建堃后，熊亮臣等又把矛头指向了海孟寨的杨海臣。杨海臣是一个作恶多端的苗族土司，熊亮臣利用猫寨马三与杨海臣的矛盾，支持马三攻打杨海臣，终于把杨海臣打败。

熊亮臣、杨树清的名声大震，他们带领300多人的队伍转移到与紫云、罗甸、望谟交界的洞水，以麻山为根据地，专打豪绅地主和到山里来征粮抓兵派款的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保警队。从此，各地小股武装纷纷前来投靠熊亮臣、杨树清。首先是纳上的王国安、者仁的王廷章、油全的王明亮各带着自己的队伍前来参加抗暴队伍。接着是卡槽的王小书、马三爷、张茂芝，油亭的罗朝珍、罗朝光，木夜的韦老权等也率部来归。木引乡的韦少先、黄光记、薛少先、郑方州等都投奔到杨树清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熊亮臣、杨树清的这支抗暴队伍，就扩大到了三、四千人之众，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9年5月21日，熊亮臣、杨树清等带着抗暴队伍开到时属紫云县的乐旺场坝召开大会，正式成立麻山抗暴民团，宣布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粮、征兵、征款。紫云、贞丰、罗甸三县的苗族、布依族、汉族等各族群众2000余人前来参加会议。会上熊亮臣讲解和宣传成立民团的宗旨，并宣读由罗昌银起草和韦四公等书写的抗暴民团《起义文告》。《起义文告》中提出“坚决反对派兵派粮派款”，规定“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独子不当兵”等。然后民主选举团长和副团长。因民团成员多数是文盲，在选举时采用枫香叶和青杠叶作为选票的办法。团长的选票为枫香叶，副团长的选票为青杠叶。经过民主选举，熊亮臣当选为团长，杨树清当选为副团长。团以下的领导，由团部根据地区、民族关系及资历威望等协商任命，基本按一个地区编为一个大队，共编有13个大队，布防于整个大小麻山地区。指挥部设在洞水，有两个警卫排，熊亮臣警卫排有50余人；杨树清警卫排有60余人。警卫排平时保卫指挥部，战时为机动部队，他们既是麻山抗暴民团的主力，也是武装斗争的骨干。同时将《起义文告》抄写若干，派人扮着商贾，连夜前往紫云、罗甸、贞丰、安顺、贵阳、兴仁等地张贴，广泛公之于众。民团成立后，采取劳武结合的办法，平时种地，战时集中，分队训练，统一指挥，逐步提高战斗力和凝聚力。麻山抗暴民团，揭竿而起，抗兵抗粮抗款反对暴政，震动了贵州高原，轰动黔桂山区，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政权。

1940年初，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指令兴仁、安顺、独山三个专署保安大队分兵三路会剿麻山抗暴民团。重兵压境，大敌当前，熊亮臣在洞水召集大队长会议，部署抗暴民团四路迎敌，第一路王小书、王国安部驻守猫寨，阻击从紫云方向来犯之敌；第二路张茂芝部驻守乐旺，阻击兴仁方向来犯之敌；第三路马三、王建模各率其部共同驻守桑郎，阻击独山方向来犯之敌；第四路李云妹、熊三妹等基本骨干，组织群众配合抗暴民团，在乐旺、冗翁坪一带监视土豪劣绅和地方实力的行动，防奸防特。熊亮臣、杨树清、熊亮斌带警卫排驻洞水，指挥整个战局。

3月，独山专署保安大队与罗甸县保警大队共400余人偷袭洞水。熊三妹等发现后即派杨绍华速奔洞水指挥部报告，为拖住敌人，他们在打荣坳上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敌人慌不择路，乱作一团，当敌清醒过来时，山上已摆下7具尸体。保安团面对大山密箐，虚实不明，仓皇后逃，又被打死4名。熊亮臣即派杨树清带100多人迅速增援熊三妹，当晚杨树清指挥，夜袭敌营，并采用10人不等的小组，埋伏于敌营四周，开枪时依次交叉进行，使敌人不知来了多少抗暴民团的兵力，枪声四面交叉响起，敌仓皇逃命。而罗甸保警大队长毛竹君仗着路熟，带着百余名保警兵，绕过马三、王建模部偷袭洞水，熊亮臣安排伤病员和家眷转移到一个暗洞，则带警卫排与毛竹君部交上了火，正当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杨树清带着民团战士在龙洞坡击溃紫云县姚聚五的保警兵后，速赶回洞水增援熊亮臣，前后夹击，毛竹君的保警队溃败而去。

安顺的保二团前往洞水，路经打壕寨的打环坡，钻进王小书大队的伏击圈，王小书令抗暴民团战士放开石架，斗大的石块从山上铺天盖地滚滚而来，许多敌兵被砸死砸伤，敌只得逃窜撤退。王小书这一仗，打死敌人40多人，并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抗暴战士无一伤亡。翌日，保安一、二、三团和各县保警队合兵一处，合围麻山。杨树清诱敌进入一碗水山沟，此地系一狭长地带，两边都是百米多高悬岩峭壁，当敌人进入一碗水山沟时，熊亮臣指挥抗暴民团向下滚石头，放火药枪，使得敌人无处藏身，四处奔命。

就这样，国民党反动政府经过精心组织、动用保一、二、三团及罗甸、紫云、望谟保警大队和区乡壮丁数千人共同围剿麻山抗暴民团，被麻山抗暴民团轻而易举地给粉碎了。麻山抗暴民团的斗争活动声威越来越大。

1942年3月，时任国民党罗甸县长的黄瑞云极为害怕熊亮臣、杨树清的抗暴民团袭击罗甸，见征剿无望，就施以“安抚”之策，假意与熊亮臣谈判，欲在谈判桌上捉拿熊亮臣。黄瑞云把罗悃区长毛竹君找来商议。双方约定谈判地点在简交坪。

县长黄瑞云带着毛竹君、王双全及县保警队百余人枪前往简交坪，并令县保警队队长王春祥将所有人马埋伏在附近，听候暗号行事。简交坪地势险要，四面高山环抱，进出只一条独路。黄瑞云还未布置妥当，就听到山顶的牛角号四处响起，随着冒出来数百名抗暴民团战士，此情此景，黄瑞云借机谋杀熊亮臣的想法已灰飞烟灭。谈判进行一个多小时，黄瑞云和熊亮臣共同达成麻山抗暴民团不攻打罗甸县城，罗甸县政府也不派兵攻打麻山抗暴民团，但是，安顺、兴仁要派直属大队进攻麻山，罗甸不与之协作行动；麻山民团不要在罗甸境内招兵，但自动来投不在此限；不准罗甸县的保警兵、区、乡丁团壮进入麻山派兵、派款、派粮等三条协议。协议议定，不准反悔，否则就要攻县城，就要到麻山派兵、派款、派粮。黄瑞云为保自己的权势地位，在任期内，也算是信守协议。此后，罗甸县政府就不再上麻山征粮、征款、征兵。而熊亮臣，则将精力投入对抗望谟、紫云两县反动政府的围剿。

1943年3月1日，熊亮臣率民团攻打乐旺乡公所，打死国民党望谟县政府派去乐旺收粮的杨宗衡，民团提出“抗兵、抗粮、抗款、抗工”的“四抗”口号。同日，望谟县政府派保警第一分队及特务班前去乐旺镇压，被熊亮臣指挥民团围击缴械，并提出要攻打望谟县城。2日，又复派县保警第二分队前往增援又被击退。3月3日，筑路民工李明亮得知熊亮臣等率部将要攻打望谟县城后，亲率筑路民工和沿途百姓2000多人浩浩荡荡杀奔县城，望谟县长钱文蔚闻知弃城而逃，望谟即刻变为一座空城。3月5日，抗暴民团和起义民工开进望谟，作为先锋的王小书部、田玉芝部也进入县城，未遇抵抗。望谟县城，这座新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县级政权所在地，被抗暴民团和筑路民工占领了。抗暴民团和筑路民工在县城高喊抗兵、抗款、抗粮、抗工的口号，到处张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等标语。

王小书率部占领县城之后，他久已蓄谋自立山头的野心表现出来了。攻占县城的当天，他就在城头树立“替天行道独立团”的大旗，放纵自己的部下洗劫城内百姓财物，他们占领县城3天，撤离时，还放火烧毁三四十幢民房，给县城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熊亮臣得知王小书的所作所为之后，气愤非常，命杨树清诱骗王小书到洞水，在洞水指挥部内，熊亮臣列数王小书数条罪状，其行为与土匪无异。由于王小书改邪归正态度较好，熊亮臣也看在这几年来，王小书在抗暴民团中是有功之人，让他有悔过自新机会。并决定亲自带领抗暴民团及王小书再次进军望谟，向民众谢罪，肃清王小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挽回民团的声誉。3月6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兴仁专署得知望谟县城被麻山抗暴民团占领后，专员徐实圃立即电请省援，并于7日亲率专署保警一中队两分队往望谟急赶，同时急调兴仁、安龙、普安、册享各县保警兵一部编为临时剿匪大队，派张范生为大队长，于14日到达望谟。3月16日罗湘培奉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令，率领省驻安顺第四保安团王孝传部也到达望谟。此时，保安团、保警队及地主武装已达2000余人，并决定分兵多路，进剿麻山抗暴民团。

一路是省保安团一大队的第一、第二、第三步兵中队及机炮中队，由王孝传率领，并配合望谟何光举部50余人，于18日由望谟县城出发进驻纳坝，沿途搜索附近村寨，19日占领蛮结，20日与张范生部汇合攻打乐旺。一路是贞（丰）、册（亨）、望（谟）三县联防主任张范生，率领暂编直属大队之第一、第二中队，并配合望谟王建刚部50余人，于18日由望谟县城出发进驻高寨。19日进剿伏开、红岩峒之张昌国等部，20日与进剿然达、蛮结的王孝传部取得联系后会攻乐旺。一路是望谟县县长钱文蔚饬令该县王建刚部百余人，配合桑郎乡乡长黄中书率领的乡警及国民党兵50余人，于19日集中到桑郎，20日向麻山腹地进剿，扼住要害关隘。一路是省保安团第一大队之第四队留驻望谟县城，配合望谟县警防守城池，以防民团攻入县城。

3月16日，熊亮臣率抗暴民团进击望谟县城，来到凉亭，夜半三更进入纳坝。19日晚，王孝传部驻兵新屯，得报熊亮臣、王小书等率部在纳坝，就分兵两路连夜出击，一路由新屯后山前进，一路顺纳坝沟而上，把纳坝铁桶似的包围起来。战斗于20日拂晓打响，进行激战8个多小时，双方射击由远而近，直至肉搏，战斗异常惨烈，保安团、保警队死了60余人。抗暴战士牺牲100多人，瓦厂大队35人全部壮烈牺牲，抗暴民团指挥部的两个排也牺牲了十多人。抗暴民团400多人只剩200多人，弹药消耗很大，战斗所需的弹药和战斗人员不能得到补给，熊亮臣也受伤，敌人又不断增兵，抗暴民团的处境极为困难。如不突围，将有全军覆灭之虞。下午，熊亮臣率部突围，由于天黑，敌人不熟悉路径，终把敌人甩脱。敌人由于找不着熊亮臣的去向，第二天，就恼羞成怒地到纳坝砍下30多具抗暴民团牺牲战士的首级，拿到望谟县城示众，其惨目不忍睹。

熊亮臣率部突围，在一块小米地上打退拦截的简世奎部。罗湘培、王孝传阻击，熊亮臣奋起迎战，在碑边坳激烈拼杀。在此紧要关头，熊三妹为掩护抗暴民团的转移，保护负伤的熊亮臣，她朝相反的方向撤退，并不断朝敌开枪，把敌引向自己，最后子弹打光，寡不敌众，被保五团的一个连捕俘。保五团是余启佑部，就送到罗甸马场（现在的木引乡所在地）区区长方镜泉家。木引马场与紫云、长顺两县接壤，当时又是独山保安团进剿麻山抗暴民团的驻营地。熊三妹被送到马场后，遭严刑拷打，但不管敌人怎样用刑，她都挺过来了，后在一个苗族区警的帮助下，终于逃出虎口，又奔回麻山找到抗暴民团。

麻山农民的抗暴斗争，是在红军长征的影响下发动起来的，自熊亮臣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响的第一枪到乐旺大坝誓师、与筑路民工共同攻陷望谟县城等重大斗争活动，中共安顺工委、中共黔桂边委都在关注这支队伍的斗争活动。

1942年春，傅以平、陈汉民在安顺召开中共安顺工委会议，指派镇宁地下工作者王由植、王由珠分别到紫云、望谟、贞丰串联活动。省工委还派大学毕业的王开以“山货商人”的身份到六马王由植处，与王由珠等人到紫云的卡槽，面会王小书。由王小书带他们到洞水，在洞水与熊亮臣接触相识，这表明贵州省党组织是在关注这支抗暴民团的斗争活动。

中共广西工委领导的中共黔桂边委派黄平松、陆海洋于1943年10月中旬就从广西巴更进入麻山洞水，通过与熊亮臣的接触，逐步取得熊的信任。黄、陆在与麻山抗暴民团相处过程中，热情地向熊亮臣等提出了要加强民族团结，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和拥护；注重自己力量的保存，不要乱掳乱要群众的东西。熊亮臣、杨树清、熊亮斌与黄、陆相处非常融洽，也愿意接受意见。这是中共黔桂边委派人深入麻山地区了解和关注抗暴民团的斗争活动。

1944年5月底，经右江上游党委同意，派黄唤民、陆海洋再上麻山，他们在牛场的冉家湾与熊亮臣会面，黄唤民代表党组织与熊亮臣提出改“民团”为“自卫团”；不能光依靠带钱带枪来入伙的地方首领，防止入股思想，不能把自己视为绿林性质，要与土匪有本质的区别；地方首领当大队长，其副职要由可靠的基本骨干担任；在强敌进攻时，不要与之正面交战，要学会运动战，在运动中将敌歼灭；对保长、富户不能一律打击，不要树敌过多等5点建议和建立黔桂边区紫云、罗甸、望谟、乐业、天峨五县根据地；巩固麻山据点，向外发展打游击，扩大武装力量，四面伏击敌人，斗争活动不要局限在大小麻山；形势恶劣时，转移到广西等3个方案。会谈后，熊亮臣接受建议，对部队进行改编。能上战场作战的抗暴战士有1400余人，其中，苗族600余人，布依族500余人，汉族300余人。经常参加斗争活动有600余人。布防的兵力有所调整，指挥部仍设在洞水。通过整编，麻山农民自卫团的战斗力得到了加强。

会后，黄、陆立即转回广西向党组织汇报，陆海洋在回广西的路上，在贵州境内被一赌徒杀害，英勇牺牲，他为麻山抗暴队伍的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陆海洋被民政部门追认为烈士。

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为剿灭麻山抗暴民团，先后动用兴仁、安顺、独山专署保安团及兴仁、安龙、普安、册享、望谟、罗甸、紫云保警大队及区乡壮丁进剿麻山，但都被麻山抗暴民团英勇抵抗，予以反击，各个击破，使敌人的剿灭不断落空。1943年9月，时值国民党抗日远征军黄翔96师从云南抗日前线回师贵州在镇宁整训，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韩文焕到镇宁请求师长黄翔援助，要他派兵围剿麻山农民革命武装，黄翔以没有中央军委命令为由推辞。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鼎昌立即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求援，得到国民党中央同意。贵州省政府在紫云猴场召开紫云、望谟、罗甸三县边区“剿叛”会议，确定以96师288团为主力，配合三县警壮对熊亮臣抗暴民团进行围剿。中央军288团在团长佟大芳的率领下，于9月12日以一个营从猫场进攻交纳，由乡长龙海州带路，途径油亭时，与农民自卫团罗朝珍大队相遇。敌来之迅速，罗朝珍带抗暴战士仓促应战，敌是从抗日前线带来的精良武器，罗朝珍靠的是火药枪，敌猛打猛冲，在机枪钢炮等精良武器的进攻下，双方战斗激烈，各有伤亡。由于众寡悬殊，自卫团大队长罗朝珍和7名队员被敌人围困被捕。

288团解决了罗朝珍部后，又进攻然达的王建堃部。王建堃在投向熊亮臣后，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但在288团的一个营与省保安团的进攻夹击下，王建堃部四下潜逃，在国民党望谟县党部书记长潘杰超和望谟县政府民众自卫队大队长何光举的劝说下，王建堃下山缴械投降，并愿协助国民党反动军警剿灭熊亮臣抗暴民团，助纣为虐。王建堃投降后被委为乡长，敌人在进剿熊亮臣、杨树清抗暴民团时，都带着王建堃进入大小麻山当成投降典范，进行劝说。同时，国民党省保二团又从紫云百花直杀洞水，在打壕寨环坡，杨树清在此指挥阻击，当敌进入伏击圈，击毙保安兵50多名，伤者不计其数。第二天，保一、二团与各县保警队共2000余人，合兵一处，从牛场向洞水进攻，马三带部分抗暴民团诱敌进入一碗水伏击区。当敌进入山沟，王建模指挥战士们一齐倾下大石，又大放土枪土炮，顿时，檑石滚滚、弹砂横飞，敌人抱头乱窜，无处藏身，这一仗打死杀伤不少敌兵。14日，佟大芳率部进犯乐旺。288团又由一副团长带一营的兵力绕道进攻洞水，直攻指挥部，熊亮臣兄妹带着人数极少的警卫排与之激战，双方各有死伤。第二天，敌团长佟大芳率部赶到洞水与副团长汇合，向洞水指挥部发起猛烈进攻，熊亮臣即令熊三妹带警卫战士退向后洞，敌兵冲进大洞，熊亮斌对准洞顶岩壁上几个蜂窝射击，马蜂窝落在地上，顿时，成群的马蜂在山洞内乱飞，向这些正规军发起进攻，使得这些官兵洞内乱窜，敌人大惊失色地呼叫而逃，不敢再靠近洞口。佟大芳看着士兵们狼狈的逃窜，无名火起，令全团马上集合，以“山大箐密，无法进剿，本团将要奔向抗日前线”为由，带领288团离开望谟，回镇宁整训去了。

1943年9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尽快扑灭麻山抗暴斗争的烈火，在中央军黄翔96师288团撤离麻山之后，又加大了围剿的兵力，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亲到望谟督战，余启佑率保三团住罗甸县木引乡马场，保四团、保五团常住逢亭，在望谟、紫云的有保一、二、六、七团和附近几个县的保警队，把大小麻山围似铁桶一般。麻山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抗暴斗争进入了艰难时期，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熊亮臣、杨树清把麻山抗暴自卫团分为若干小队，化整为零，隐藏于深山，隐蔽于民众之中。要求他们占据险道，有利时打击小股警兵的游击战术。杨树清带200余人抗暴自卫团战士在小麻山一带，对付来自紫云方向的敌人。熊亮臣带抗暴自卫团200余人对付来自罗甸、望谟的敌人。在敌合围圈还未形成时，熊亮臣还在蛮结的沙沟伏击望谟县保警队，袭击桑郎区政府，同时令驻洞水警卫排长熊亮清配合罗老发、罗老科攻打乐旺，给敌人以重创。1943年12月底，熊亮臣抗暴民团在油全寨截获保警队军粮30多挑，兴仁专署保安副司令肖厚乐所带保安团因缺粮无法补充，只好退回望谟县城。

1944年夏，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亲率保三团牟开荣大队进入麻山助剿，并将边区清剿指挥部设在紫云县大营乡，此时参加围剿抗暴自卫队的有省保三团一个大队、兴仁专署两个直属保安大队，紫、望、罗3县保警队及地方民团壮丁等，总兵力在3000人以上。5月1日，韩文焕在大营乡召开清剿会议进行部署后，向抗暴民团发动了进攻，到处寻找熊亮臣、杨树清、王小书部决战。到了7月，王小书部抗暴民团战士不到10人。在敌人的进攻围剿下，麻山抗暴民团英勇抗击，国民党保安队遭到了重创，但抗暴自卫团的损失也很惨重。

1944年9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再派省保三团和保四团进入麻山，对麻山抗暴自卫团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省保三团副团长魏焕藻和省保四团团长程奎朗率部进入紫云、望谟、罗甸组成“望紫罗边区清剿指挥部”，指挥部驻扎乐旺。省保安处副处长刘鹤鸣率刘琦大队驻木引马场，刘鹤鸣任指挥长，保三团团长赵国斌、第三行政区保安副司令赵兴鉴任副指挥长，韩文焕亲临望谟指挥，围剿麻山抗暴自卫队。

就在敌人对麻山抗暴自卫团发动大围剿攻势时，1945年2月24日，杨树清趁敌过春节之机会，组织200余人由木引开赴罗甸，攻打县政府，拟营救1944年10月被捉去关押的方友志、梁光昌等人，由于风声走漏，县长陈浩中布防以待。抗暴自卫团久攻县城不下，并牺牲两位战士，只好撤离。县政府秘书蒙培祥唯恐自卫团反攻，命兵警将方友志、梁光昌等杀害于狱中。

敌人在用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用了诱杀、离间、收买叛徒，制造民族隔阂等政治手段分化瓦解麻山抗暴自卫团。敌过去的军事行动是进剿，现在是采用围剿，就是拉网式，一村一寨的进行，并派部队直插麻山中心切断联系，派出便衣队进行刺探情报和实施暗杀活动。麻山农民抗暴自卫团是一支以苗族为主体，有布依族、汉族等民众组成的武装抗暴队伍。队伍中的苗族中有红苗、白苗、黑苗等支系。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仇视和挑拨，这些民族之间及民族内部各支系之间存在着一些隔阂。因此，在敌特工人员的政治攻势下，抗暴自卫团开始出现分裂和瓦解。首先是马三负气离队回家，其次是出现了叛徒王建堃、李必管等，其三是颠覆抗暴自卫团。王国安（布依族）在“打苗不打夷”的政治宣传中，他带领20多个布依族战士去大观乡向敌缴枪，敌人接收武器后，将他和大队骨干成员捆押到打罐坡乱枪击杀，并割下首级到望谟县城示众。对苗族，首先是“只打红苗，不打白苗和黑苗”的政治攻势，张茂芝听宣传后，率部向敌缴枪，敌人将他和部分骨干一起押到乐旺枪决。再次是“只打红苗的熊亮臣、其他一律不咎”，有很多来自于红苗的抗暴战士如熊占清就向敌人投降了，这样，敌人在战场上办不到的事情，却在宣传上达到了。

经过敌人的分化瓦解，小生产者意识尚浓的抗暴自卫团经受不住考验，逐渐离队，有不少人则惨遭杀害。由于熊占清的告密，使杨树清及其他在小麻山一带活动的抗暴自卫团战士，被敌包围，除杨树清外，其余人员均被敌抓捕。

1945年4月27日，杨树清被人出卖，被预先埋伏在简维坳的保安五团便衣队伏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其头颅被砍下，罗甸县政府将杨树清首级挂在门口大枫香树上示众3天。杨树清被害的噩耗传出后，麻山各族人民万分悲痛，熊三妹更是伤心欲绝。她不顾个人的安危，星夜赶到简维坳收杨树清尸体。可是她又被预先埋伏等待的保安团抓住，这是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她受尽非人的折磨，敌人竭尽捆绑毒打之能事，逼她供出熊亮臣、熊亮斌的去向，并将她押到冗林、大营、乐宽、乐旺、桑郎、兴仁等地辗转示众。后又奉令以其作人质和诱饵，图谋抓捕熊亮臣，将其关在纳乌保。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趁敌看守不紧，熊三妹用计骗敌逃出了魔掌。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重兵围剿和政治分化瓦解下，麻山抗暴自卫团的领导人员，除熊亮臣、熊亮斌两兄弟外，杨树清以下的各大队队长全部被杀害。到了1945年4月以后，抗暴自卫团的枪弹补给困难，人员伤亡，被俘、被诱投敌日益增加，终因寡不敌众，经几次战斗后，无力再战。国民党反动当局竟下令烧光苗族的数十个村寨，血洗麻山，杀害紫云、罗甸、望谟抗暴自卫团战士和人民群众4000余人。熊亮臣、杨树清领导的麻山农民武装抗暴斗争，从1936年11月岜依坨打响的第一枪开始，先后经历近10年时间，最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镇压。

1945年6月后，熊亮臣、熊亮斌等渡过红水河下广西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熊三妹及部分抗暴自卫队又去广西投靠熊亮臣。他们在广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熊亮臣在革命斗争洗礼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1日，受广西党组织的派遣，其与黄唤民带领90余人的武工队员，又回到了麻山，来完成当年尚未完成的事业。

五、尅混的武装斗争

1946年春，地下党组织接连在县城和白石岩召开秘密会议，分析时局，商讨武装斗争问题，先后派出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联络地方反蒋武装。按照组织分工，张恒兹主要活动在紫云城的西部和北部，发动白石岩的李崇信和甘桥的李灿儒，分别组织起60余名武装。胡博和郑德霖以板当为据点，组织发动紫云县的尅混、小牛场、羊场和长顺县的营盘、交麻一带的群众，发动了王宽福、韦庆文、杨舜尧、吴正明、郑德厚、郑德奎、冷时茂、班荣芳等。这些人多是当地进步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政策不满，倾向革命。他们中有的在贵阳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有的在紫云读书期间，也与地下党员有过接触，受到过革命思想的教育；有的因不满国民党的残酷暴政，发动群众进行过“三抗”斗争，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经过胡博和郑德霖做工作，他们接受了党的主张，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决心投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成为尅混地区武装割据的领导骨干。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军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发起了对各解放区的进攻。于是，由蒋介石挑起的、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开始了。胡博等从《新华日报》迅速得到战局发展的信息。

8月间，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在紫云县甘桥开会，到会有张恒兹、胡博、张昌元、郑德霖、李灿儒、吴让堃等。会议传达和讨论全国的形势，提出要以此来推动边区武装斗争的开展。他们具体分析了当地拥有武装的状况，提出以武力对付武力。会议围绕武装斗争，讨论决定加紧革命串联，团结一切反蒋抗霸力量，孤立和打击反动势力，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于克武、姚聚五、刘公望、谭瑞芝等地主恶霸分子；初步议定在以当前基础较好的尅混和交麻一带建立革命基地，开展武装斗争；会议分工胡博、郑德霖负责尅混、交麻地区的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武装力量。

根据会议的决定，胡博和郑德霖加紧在紫云、长顺交界的板当、尅混、小牛场、营盘、交麻一带活动，通过韦庆文、王福宽、杨舜尧、吴正明、冷时茂等去发动群众，集合民间枪支。通过多方面的关系，先后争取了甘桥李少明、坝羊高大勋、白石岩杨云川和镇宁边界韦绍武等人。1946年冬，安紫长边区发展武装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紫云方面的张恒兹、李崇信、李灿儒等在白石岩一带已掌握60余人枪；营盘地区由吴学礼利用家乡的关系在当地组织了“营盘武装支队”；安顺的杨诗书、王权超在双堡、扬武、鸡场一带筹建武装工作已见眉目。与此同时，普定的林开祥也在当地积极发展外围组织，探索武装活动的经验。各地在发动群众时，都是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抓兵、逼粮、派款，提出了“牯兵、抗粮、不出款”的口号，因此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由于军事进攻不断失败，后方危机重重，为了取得喘息的时机，又提出与共产党恢复“和谈”。中共中央立即揭穿其骗局，指出谈判必须实现废除国民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精神制定的“宪法”；国民党军退出停战协定生效后侵占解放区的一切土地。蒋介石无法接受，于同年3月15日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中央早就料知蒋介石的阴谋，于2月1日向全党全国发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号召，其中提出：“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根据这一精神，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决定筹建一支由边区党组织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游击武装。7月7日，边区领导小组在安顺县城东门外麒麟屯村吴万鑫家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第一次“麒麟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恒兹、刘英泰、胡博、杨诗书、王权超、周兴虞、赵恒泰、吴万瑞、吴万鑫等。会议由刘英泰主持。他介绍和分析了全国斗争形势，指出国民党的统治已趋于土崩瓦解，要利用现有基础，抓住时机，举行暴动，在后方打击和牵制敌人，以配合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开展。会议中大家情绪高涨，都认为经过多年的努力，安紫长边区已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还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如很好地依靠自然条件、利用当地各种势力间的派系矛盾，是可以把武装暴动搞起来的。最后还研究了如何分头筹集枪支弹药、钱粮供给等问题。会后各县分别召集骨干开会：安顺在双堡小学、紫云在张恒兹家、长顺在营盘吴祯元家，传达“麒麟屯会议”精神，加快武装暴动的准备。

安紫长边区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安（顺）、紫（云）、长（顺）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反蒋武装游击战。尅混地区的革命斗争就是按照上述决定发动起来的。

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恒兹、胡博、郑德霖等3人。郑德霖是紫云县板当人，青年时就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与袁克勤结识，在袁的帮助下，思想觉悟大有提高。1941年他任板当小学校长，因其为人正直，敢于傲视豪强，为当地群众所拥戴。后胡博到板当活动，与之结识。往返之中，觉相见恨晚。郑德霖即参与了胡博的革命活动，在紫云、长顺两县结合部进行串联。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以“三抗”为号召，宣传动员群众，组织革命武装。这时，国民党为加紧内战，横征暴敛，抓兵派款，加上地方官吏和恶霸的敲诈勒索，民无宁日，仇官思乱，反抗情绪日益强烈，一经发动，很快组织起来。当时的板当是个只有100多户的小集镇，多以造纸营生，有些是因为躲兵或生活所迫由外地迁来帮人造纸。有一次，保长旷方园声称“上方有令要壮丁”，带领保丁抓走造纸工人徐文彬。郑德霖鼓动60多名男女工人，提着棍棒，将旷捆至乡公所论理。乡长于行道迫于众怒难犯，只得将徐放回。郑德霖利用这次事件宣传教育，组织了以造纸工人为主的30多名地下武装。韦庆文在尅混与小牛场交界一带活动，建立了30余人枪的一支队伍。吴正明在长顺县的岩上、岩纳、桥头、三院等地串联，以“哥老会”作掩护，秘密集结了30多人枪。其余人员均分头发展了部分武装。到1947年秋，地下党在这一区域共发展了17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

地下武装的活动，采取组织保密，枪支公开的方式，当时农村民枪甚多，除地主恶霸武装外，许多地方都有防匪护寨枪支。为了不惊动敌人，武装人员一般不集中活动，各自在家吃住，有事个别联络。武器来源：一是组合民间护寨枪支，这些枪支大都掌握在基本群众手里，一经动员，连人带枪参加；一是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向当地富户征借；一是集资购枪，杨舜尧一次卖田11石，购买步枪9支和子弹一批；班荣芳用1匹马换1支步枪和子弹100发；一是截获反动武装。有一次，国民党紫云县国大代表刘公望路过板当，郑德霖带20余人将刘拦住，以曾“助选”他当国大代表为由，提出“借枪”，刘在武力挟持下，被迫将2支步枪交出。又一次，杨舜尧在侦悉国民党当局运一批官盐路过大关，经与郑德霖商量，带30余名武装阻截，计得马8匹，物资一批，换子弹2500发；一是在党组织安排下，争取外线支援。郑德霖在率部撤离板当前，国民党紫云县副参议长于克武，曾多次策划吃掉郑部，由于高大勋等带领武装赶到板当支援，使于不敢贸然行动。敌军围剿尅混时，韦绍武率部前往支援，与敌转战各个山头，并参与攻打恶霸地主谭瑞芝的活动。当斗争失败后，他们又积极策应，帮助一批人员转移脱险。所有这些，均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作用。

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决定在新的形势下，一面开展军事武装工作，一面开展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和生存权利的舆论斗争。胡博等认为，针对反动当局对于革命形势的封锁和愚民政策，必须广造革命舆论，进一步唤起边区民众的觉悟，起来参加有组织的抗暴斗争。于是他们决定在比较中心的长顺县营盘创办一份报纸。营盘、板当一带历来是生产白纸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造纸工人，他们收入微薄，而国民党政府的“纸槽捐”又压榨得他们衣食不保。胡博曾深入到这里进行调查，目睹他们生活的惨状，启发他们起来开展反“纸槽捐”的斗争。胡博又在营盘结识了从大夏大学毕业回乡的吴学礼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可以作为办报的基本力量。于是，胡博和吴学礼领导和发动进步师生，创办了党的刊物《大众报》，在报上揭露国民党苛捐杂税压榨群众和地方官吏横行霸道、鱼肉乡民的情况，以提高群众觉悟，起来革命。《大众报》于1946年11月12日出版。根据当时当地有纸源而无印刷条件的情况，采用手工抄写。张恒兹（笔名啸天）、刘英泰（笔名流萤）、胡博（笔名胡行、墨三）、杨诗书（笔名扬子江）、吴学礼（笔名老者）等人都在报上著文。吴学礼写的《黄家冲煤矿采访记》、《晒纸房》披露了“煤黑子”（煤矿工）和晒纸女工们受尽盘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情景。胡博在1947年1月13日第5期3版上写的《寒冬感言》，描写了在国民党政府和地方豪强压榨下，穷苦百姓数九隆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肘脚尽裂、难以活命的悲惨生活。他的另一篇文章《哎呀呀，老百姓完了！》揭露国民党强收纸槽捐，逼得群众号哭之声遍于街头巷尾。胡博感叹道：“苛政猛于虎”、“这样的社会，怎样活下去”。《大众报》的文章，像一颗颗子弹，击中了国民党统治的要害，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每逢《大众报》出版之日，只见贴报栏前人头攒动，争相阅读。造纸工人深受鼓舞，他们找到胡博说：“胡先生，你真是我们的知心人！你的文章写得好，我们谢谢你！”再加上胡博组织吴祯元、邓文彬等人深入造纸工人中去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号召他们团结起来抗捐、抗税，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一时间，长顺营盘一带造纸工人纷纷起来抵抗纸槽捐，使当局派来的税收官员多次空手而归。国民党长顺县党部和警察局分别向贵州省当局呈文，要求查办。后来，尅混地区武装斗争已拉开序幕，地下党组织公开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形势日紧，需要集中精力领导武装斗争，吴学礼向刘英泰、胡博汇报，经研究后决定《大众报》于1947年11月停刊，由刘英泰起草停刊的《联合公报》。《大众报》办报历时一年，共出了65期。在安、紫、长交界处张贴传阅，进行宣传，为尅混地区的武装斗争进行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办报期间，营盘小学参加办报的部分人员及家属曾遭到过当局的非难。吴学礼经刘英泰、胡博、张恒兹介绍加入党组织，他们在当地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地下武装有了较大的发展。

1947年4月，张恒兹在白泥田主持开会，有胡博、郑德霖、韦庆文、杨舜尧、王宽福、李灿儒、班荣芳等人参加。会议决定，先以尅混和交麻为根据地，积蓄发展力量，进行武装割据，然后逐步向安紫长边界和白石岩方向发展。会后，胡博和郑德霖等人出入山区各个村寨，进行宣传动员，加紧各项准备工作。同年农历7月，郑德霖以“哥老会聚义”为名，在板当街上召开有170多人枪参加的大会，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新中国！”等口号，动员群众起来造反，揭开了尅混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板当“聚义”，引起紫云县反动当局和地主恶霸势力的严密注意，县副参议长于克武一面呈报上司，要求火速派兵镇压，一面调集紫云交通沿线4个乡的兵丁和大批恶霸地主武装进驻板当，紫云县保警队亦准备出动，敌人计划先在板当吃掉郑部而后围攻尅混。郑德霖也在板当集结力量，他除集中自己掌握的30多名武装外，还调集冷时茂、高大勋等人的30多人枪到板当，以作应战准备。这时，板当形势非常紧张，郑德霖占据街西学校附近，于克武占据街东乡公所一带，双方荷枪实弹，日夜警戒，战火一触即发。敌人终因准备不足，未敢轻举妄动。值此相持之际，张恒兹召集胡博、郑德霖等人再次在白泥田开会，认为板当处于交通要道，敌人兵力较多，不宜硬拼，决定向尅混转移。11月下旬，郑德霖按组织决定，率所部及家属撤离板当，开始了尅混地区的武装割据。

尅混、交麻地区位于紫云、长顺、罗甸三县交界，方圆百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苗族和布依族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这里各族人民在反动统治下，生活贫困，富于反抗精神，群众基础较好。郑德霖到尅混后，整顿了武装力量，正式组建“紫云县工农革命军游击大队”，郑德霖任大队长，胡博为党代表，下编4个中队，由韦庆文、王宽福、杨舜尧、郑德厚任中队长，副中队长有冷时茂、吴正明、王德芳等。游击队设岗布卡，严密警戒。同时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工农革命道理，组织群众进行“三抗”，响亮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坐天下！”“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跟着共产党走！”“抗兵抗粮抗捐，迎接红军大部队！”等等。这些口号喊出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反映了穷苦百姓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特别是发动“三抗”，把武装斗争和群众现实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拥护和支持，群众称之为“闹红城”。

过去，国民党在这里抓兵派款，无恶不作，逼得年轻人钻山窜林，常年不敢露面；官府兵丁上门催交粮款，造成举家发愁，走投无路。据当年任过甲长的韦祖佑回忆：那时捐税多达十多种，所辖36户，仅“月军粮”一项，每月就合银洋100多元，加上其他捐税，每户每月约合银洋7元，粮食3斗，兵款尚未计算在内。如此繁重的捐税，压得人们透不过气。尅混“闹红城”后，废除了暴政，不抓兵，不派款，不纳粮，人们欢欣雀跃，皆大喜悦，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加入游击队。羊场青年梁昌龙等4人，过去到处躲兵，听说尅混“闹红城”，立即相邀来投。长田青年杨兴才的父亲和两个叔父均被国民党抓兵，生死不明，无比悲愤，他怀着一腔怒火，跟随杨舜尧造反，发誓“不打倒国民党决不住手”。青年农民韦家林，为了抗拒国民党抓兵，毅然将牛卖掉，换来一支步枪加入游击队。

在割据区域内，废除了保甲制度，游击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群众利益。羊场保长李国彬，带4名保丁到老木冲催款，游击队员杨兴才发动十多名青年，拿着柴刀木棍，将保丁逐跑，并警告说：“下次再来，留下人头。”绍周乡公所4名武装乡丁到竹林寨抓兵，游击队前往截击，打伤1人，缴获步枪1支。游击队的革命行动，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斗争行列，游击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枪，活动区域扩大到紫云县的板当、尅混、小牛场、羊场、新民、青海、岩脚和长顺县的交麻、鼓扬、营盘、简庆等十多个乡。

游击队十分重视团结大多数，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组织“三抗”斗争，不仅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也为当地一些富户所接受。因为这些人在政治上没有势力，不时受到官府和地方豪强的敲诈勒索，因而拥护“三抗”。加上郑德霖等人同当地一些富户有亲戚或故旧关系，经说服教育，晓以大义，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自愿打开粮仓，支援游击队，解除了游击队的后顾之忧。尅混首富王学坤除献出一批粮食外，还将1头牛换取200发子弹交给游击队。富户郑必祥、李金培、杨登贤、郑王氏、王志合等，也都向游击队献钱献粮，有的还借给枪弹。县参议员韦仕益，家住川洞，与尅混接界，拥有部分武装，开始他不赞成尅混的行动。韦庆文通过吴德祥做工作，促使韦采取明中立暗支持的态度，对游击队在川洞一带的活动佯装不知，其武装亦大部为游击队所用。后来国民党调集重兵围攻尅混，周围地主武装倾巢而出，他仍按兵不动。

胡博和郑德霖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和纪律教育，常与队员谈心，宣传当年红军的光荣传统，讲述革命军队的性质及宗旨。胡博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们是工农革命武装，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不能危害地方。”又说：“解放军大部队快要来了，如果没有纪律，乱偷乱抢，不光老百姓反对我们，解放军也不会接收我们”。在胡博的主持下，部队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规定“不欺负百姓，不调戏妇女，不危害地方，不拿群众的东西”，并严格执行。队员吴少先偷吃寡居老人韦三娘的一只公鸡，郑德霖将吴训斥一顿，开除回家。队员杨茂林等3人，以外出侦察为名，在三棵树拦劫行人，郑德霖立即派人追捕，杨茂林等自知法纪难容，潜逃外地。

由于加强教育，队员们自觉遵守纪律，士气旺盛，同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有的群众帮助部队侦察情况，传递书信；有的同队员一起站岗放哨。有一次，李灿儒派人由甘桥送信到尅混，正遇保警队在小牛场搜查行人，无法通过。农民杨天明的母亲冒着危险，以掏猪菜为掩护，绕道将信送到尅混。又一次，杨舜尧部在打卧与敌交战，队员们一天没吃东西，寨中几个老人不顾安危，为游击队做好饭后方才出寨躲避。

游击队在尅混地区割据3个多月，地方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国民党兵丁不敢涉足一步，人们眉开眼笑，众口称赞，吸引了周围许多穷苦百姓。这里至今仍传颂着当年“闹红城”的欢乐事迹。

为了巩固尅混地区的武装割据，游击队计划向白石岩和镇宁县边界发展，以便对付敌人的围攻。这时敌人也在紧锣密鼓，集结反动武装，对尅混进行封锁，摆开了合围的阵势。在通往白石岩的途中，敌人设置了三个障碍：一是保长邱有仲据守大地头，封锁了尅混的出入口处；一是乡民代表班庆昌，纠集一批反动武装据守岜易寨，监视着尅混至白石岩的大路；一是恶霸地主谭瑞芝，控制着海子一带，这里是尅混往西发展的必经通道。上述三人思想反动，有武装，与紫云反动当局勾结甚密。他们暗设岗哨，派出密探，与游击队为敌。有一次，郑德霖得知于克武到紫云开会，遂派韦庆文带12人到连升关设伏，不料被谭瑞芝察觉，密报保警队。结果，伏击未成反遭截击。地下党认为，不扫除掉上述障碍，游击队不仅无法向外发展，而且对尅混根据地也是严重的威胁。于是决定组织力量，打击反动顽固势力。

1947年农历腊月，岜易班庆昌的堂弟结婚，韦庆文估计班要出面接待客人，遂派王德芳等5名队员前往袭击。办喜酒这天，岜易寨子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果不出所料，班庆昌在人群中往来应酬。游击队员潜入寨中，突然出现在班的面前，缴获班的手枪，将班拉到一块大田里枪杀，当反动武装闻讯赶来，游击队已扬长而去。除班不久，又开始了除掉谭瑞芝的行动。一天夜里，游击队分两路潜入海子；一路由韦绍武带领，埋伏在海子周围，负责打谭；一路由韦庆文带领，隐伏在路边坡上，负责接应。天稍亮后，韦绍武带两名队员，身穿大衣，暗藏短枪，大摇大摆闯进谭家。此时谭正同保长江永州说话，看见3人进屋，还以为是县府来的，正准备端茶让座，韦绍武趁其不备，拔枪射击，惜未命中，谭惊呼向后屋逃跑，另一队员接着开枪，亦未击中，只打死保长江永州，缴获步枪一支。

游击队在尅混地区的武装斗争，使敌惊恐万状，以十倍的兵力进行镇压。紫云县反动政府接连向省当局告急，惊呼“边界骚乱”，要求派兵平息。省保安司令部特派“紫（云）、镇（宁）、关（岭）、郎（岱）、望（谟）”5县联防办事处主任黄炳荣和保四团要员亲赴紫云，紧急召开党政以及地方反动头目和五县联防代表会议，经过秘密策划，调集联防处直属中队、保安四团一部、紫云、长顺县保警大队及地主武装共1000多人，于1948年农历正月，分兵4路，向尅混扑来。

面对强敌，游击队亦分兵迎击，奋起抵抗，展开反“围剿”斗争。韦庆文和韦绍武部阻击西面敌人，在滥坝关与敌保警队发生激战，他们凭险据守，打了一个下午，敌军无法前进一步，直至夜幕降临才主动撤离。翌日又在塘坎与敌遭遇，再次接火，后因地势不利，向打卧方向撤退，敌兵由西而进入尅混。据守南面的杨舜尧部，也与曾任敌区长的姚聚五、敌乡长曾继宽、罗正荣等部接火，节节阻击敌人，先后在六桥、腰岩打了两仗，退入打卧与韦庆文汇合。是时，敌兵数百人向打卧涌来，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打伤敌兵一人。战斗持续两个多小时，黄昏时撤退，敌军进入打卧。这天夜里，班荣芳等8名队员摸回打卧，准备突袭敌军，因敌警戒甚严，无法进寨，打了几枪就走，使敌折腾了一夜。

北面的敌人依恃保四团的火力优势，进入三关后分两路行动，一路占据尅混，一路直插尅孟。郑德霖率领王宽福与郑德厚部，避实就虚，隐入山中。三天后趁敌分散搜山之机，分别在卡郎关、打壤、黄鹤营等地，择其一部袭击。在黄鹤营袭击时，敌兵正将抢掠百姓的东西装船过河。在打壤接战时，游击队将保四团30多人压在半山腰上，进退不得，只是用机枪向关口疯狂扫射，几次试图攻关未成。青年队员班亮清埋伏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待敌兵上机枪子弹的瞬间，纵身扑向敌机枪阵地，准备抢夺机枪，不幸腿部中弹倒地被俘。这时敌援兵赶到，为避前后受敌，游击队只好撤入深山，班亮清在羊场惨遭杀害。

在反“围剿”斗争中，游击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抗击了十倍于己的敌人，经过大小7次战斗，持续半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斗争失败，游击队员有的化整为零，就地分散隐蔽，有的转移外地继续坚持斗争。

敌军进入尅混后，大肆抢劫掠夺，他们在尅混半个多月，抢走牛马100多头（匹），衣物粮食不计其数。敌人挨户搜查，翻箱倒柜，弄得十室九空，群众怨声载道。敌人还疯狂地对游击队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农民罗义书、汤学成、黎春云3人，热心为游击队办事，被板当乡乡长张官祥抓走，后经多方营救，用140块银元换回；尅孟积极分子吴顺志等被四大寨地主罗正荣抓去卖兵，罗得大洋300元；富户王学坤因支持游击队被抄家，并被关押于紫云监狱半年之久，后送县长李文君1400块大洋，始获释放；游击队员班二妹等4人，被敌杀害于小牛场。

游击队主要领导骨干转移外地后，仍继续坚持斗争，多数同志亦先后遇难。郑德霖转移到惠水和罗甸边界一带活动，并联络了那里一些地方反蒋力量，不幸于同年7月在惠水县断杉被捕，1949年11月1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贵阳沙河。杨舜尧带10多人在火烘一带与敌打游击，后被绍周乡乡长周光荣杀害于火烘冲。郑德厚先在营盘隐蔽，后回板当，被张官祥派人杀害。王宽福隐蔽3个多月后，在尅混场坝被敌抓住杀害。吴正明、冷时茂等亦相继落入敌手，英勇献身。

尅混地区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一批领导骨干惨遭杀害，但是，革命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经受了险恶环境的严峻考验。参加尅混斗争的幸存者如李灿儒、韦庆文、高大勋、吴让堃、杨兴才等人，在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又秘密联络同志，筹组武装，继续与敌周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又组织起300多人的队伍，与安顺县杨诗书、王权超等人领导的游击队汇合，组成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不断打击国民党溃军和反动地主武装，迎来了解放大军，配合解放了安顺、紫云等县。尔后，在剿匪斗争中，韦庆文、李灿儒等人英勇牺牲。

六、安紫长边区武装斗争的新发展

尅混暴动失败并未动摇边区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刘英泰、张恒兹、胡博等继续为筹建组织边区武装而不懈努力。为了筹集一笔经费，胡博通过好友黄刻修，打起了汽车修理厂的主意。

黄刻修，又名黄英琪，镇远县城关人。童年时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即辍学。1942年只身到贵阳，考入国民党第五军汽车驾驶修理学校。该校设在安顺县城东门外麒麟屯村，黄因此来到安顺。学习期间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厂）当技工。抗日战争后，该厂成为留守处，黄改任汽车仓库中尉管理员。黄勤恳学习，以“刻苦自修”自勉，改名“刻修”。胡博回乡办夜校时，黄亦参加，互相结识为好友。后胡博致力于边区军事活动，夜校中止。黄得到胡博的启发和帮助，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他经常练习写作，常与胡博联系，并通过胡博认识了张恒兹、刘英泰、吴学礼、杨诗书等人，参与策划武装暴动事宜。安紫边区领导小组正在设法筹集经费时，胡博和黄刻修都想到了汽车仓库。黄所管仓库，轮胎较多，黄答应在私下卖掉一些，以钱资助边区购买枪弹。为了掩盖上司耳目，黄通过熟人找到了安顺师范（前身为黔江中学）学校的学生张清瑶，帮助造册做假账，张也因此参与了安紫边区的活动。除了私卖轮胎，黄刻修又利用自己的身份，借了留守处一辆福特汽车，与一米姓商人合伙做生意，为边区活动多提供一些经费；同时利用这辆汽车，黄也担负了与贵阳联系的任务。

1948年2月上旬，正值春节期间，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在安顺县城北小学（当时刘英泰已被聘任城北小学校长）召开会议。为了安全，中途又以“看跳地戏”为名转移到东门外麒麟屯村继续开会（史称第二次麒麟屯会议）。除上次会议人员外，还有黄刻修、张清瑶以及贵阳青年中学学生梁璧、赵国华（梁、赵二人是吴学礼先认识，后介绍给胡博发展为骨干）。会议汇报了各地筹组武装的情况，介绍和分析了当前全国局势，认为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眼前的疯狂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决定于春季发起全面武装暴动，把地下的武装斗争活动变成公开的战斗。为了统一行动，把边区游击武装定名为“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会议结束时由刘英泰起草暴动誓词，并带领与会者在吴万鑫家楸树园里庄严宣誓：高举红旗，紧握武器，誓与敌人血战到底，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

安紫长边区开展的武装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高度注意，他们加强监视，尽力收集各种情报和线索，随时均可进行镇压。就在安紫长边区地下党人和革命志士义旗将举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使安紫长边区遭到空前大破坏的“三·一”事件。“麒麟屯会议”后，胡博安排黄刻修到贵阳卖掉汽车购买武器，并与先期回贵阳的青年中学生梁璧、赵国华联系。不料梁、赵二人回校发动该校学生方小农、唐海波参加活动时行动不慎，被校长孙乐陶发现，孙即告知国民党贵阳当局。2月28日，贵阳宪兵团及贵阳警察局逮捕了梁、赵、方、唐4人。在刑讯逼供下赵国华供出了安紫长边区组织活动人员名单和人员特征。29日晚，黄刻修在贵阳大都旅社被捕；被捕时搜出了黄写给张清瑶和杨象智的尚未发出的信。于是当晚杨象智被捕。接着，国民党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宪兵特务四处捕人。3月1日，刘英泰在安顺城北小学被捕；同日，张清瑶被捕。3月2日，王权超在双堡被捕，林建生在普定被捕。3月3日，张恒兹在紫云被捕。此外，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司令部还派专人到长顺县营盘围捕了吴学礼、吴学诗、吴学敏三兄妹。当局在扬武未抓到杨诗书，就将在安顺城里的杨志超（杨诗书父亲）抓去作人质。在头铺未抓到胡博，却把农民陈心武、石匠董登科抓走。在普定未抓到赵恒泰，却抓走了赵文光……，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奋斗多年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特别是他们的领导成员，一夜之间，几乎全部遭了毒手。在胜利的前夜，安紫边区地下党组竟遭到如此浩劫，损失惨重。“三·一事件”后，杨诗书因避难长期藏匿于安紫边区；赵恒泰外逃广州、南京、昆明等地。1948年4月，袁克勤返回紫云，当即被捕。胡博逃离安顺后，化名犹敬之，在毕节和云南镇雄边界活动。联系了一批进步教师，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当地土豪劣绅的枪支举行暴动，后来被特务侦知，贵州省保安司令韩文焕致函云南警备总司令白天民，于1948年8月在镇雄将胡博逮捕。由于“三·一事件”的突然发生，原定于1948年春季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未能实现，安紫边区原来发展起来的地下武装只得暂时分散隐蔽，以待时机。边区革命斗争暂时落入低潮。

1949年1月，与刘英泰、张恒兹同时被捕关押在一起的王权超，因一直未暴露身份，经保释出狱。王在狱中时，刘英泰、张恒兹就暗中指示他：尚未暴露，有可能出狱，出去以后，要继承革命精神，联络在逃同志，把革命事业坚持下去。王权超时时记住他们的嘱托，回到双堡以后，即四处打听杨诗书等人的下落。他在猛帮补董村，找到了隐蔽在那里教书的地下党员冷体辉，然后二人又在扬武找到杨诗书。向他们传达了刘英泰、张恒兹等二人的指示。3人一致表示，先烈的遗志一定要继承下去，武装工作重新开始。他们分析了安紫长边区的现状，认为经过“三·一事件”后，虽然对地下武装是个沉重打击，表面上看似乎沉寂，但是基本力量还存在。更主要是边区人民对反动派的仇恨愈来愈深，经过发动，一定会起来响应。原来的地下武装，完全有可能再聚集起来，进行战斗。于是3人决定：继续执行“麒麟屯会议”的决议，重新组织地下武装，并分头行动。1949年春节后，杨诗书、王权超、冷体辉、谭学文等人在猛帮红岩村李和宣家厢房楼上开会，作出决定：由王权超负责到紫云县和长顺县向黄松鹤、高盛德、吴祯元分别传达刘英泰、张恒兹等人的指示，鼓励他们继续发动群众，筹组武装；由杨诗书负责筹集枪支弹药，待条件成熟即重组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红岩会议后，杨诗书、王权超等人加紧了分头联络工作，安紫长边区又在酝酿着新的斗争。2月下旬，黄松鹤召集李崇信、高盛德、李灿儒、罗治中等在城外紫云洞开会。作了分工：罗治中负责与杨诗书的联系；吴让堃等负责发动和联络杨云川等人的分散武装；黄松鹤、高盛德负责联络李绍民、周定邦的武装。另外，会议还研究了如何策动紫云县民卫总队起义的问题。后来在罗治中的安排下，杨诗书与紫云县民卫总队负责人之一的吴顺森会晤，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晓以大义，吴顺森与杨诗书达成“互相支援、联合行动、保境安民、迎接解放”的协议。同一时期，长顺方面的吴祯元、邓文彬在听取王权超的传达后，也积极行动，于春末将原营盘支队直属中队与刘彬部合并，成立长顺支队，刘彬任支队长，邓文彬任副支队长，下设两个大队。3月底，杨诗书、高大勋、罗治中等人在紫云坝羊半边街高大勋家开会，共同商议，准备将安、紫、长3县的地下武装合并起来，成为统一行动、联合作战的“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

此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在遭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致命打击后，虽元气大伤，但仍妄想用“和谈”取得喘息的时间。经我党彻底揭穿后，不得已被迫“引退”。国民党政权彻底灭亡的命运已完全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舞着安紫长边区的革命人民，纷纷支持党领导的建立游击队的活动，边区地下武装工作进展很快。安顺方面，杨诗书已掌握了双堡潘泽光、鸡场靳吉昌、补董李绍奎、九溪马选洲、扬武杨志超等共约400人枪；紫云方面，已掌握了坝羊高大勋、翁弄罗治中、甘桥李灿儒、白石岩李崇信等10多支武装共约百余人枪；长顺方面有刘彬部的百余人枪。边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到600余人枪，为游击纵队的建立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1949年秋，“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在扬武宣告成立，下设3个支队，即安顺、紫云、长顺每县各一个支队。纵队司令：杨诗书。第一支队支队长：杨诗书（兼），第二支队支队长：高大勋、罗治中，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彬、邓文彬、吴祯元。另外，经过民主推选，由谭文学、王权超任政治部主任，尹必昌任参谋长（后又指定冷体辉协助工作）。至此，这支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经多年奋斗，牺牲了众多烈士，终于又组建起来了。它打出了旗号，张贴布告，活动的范围超出了边区。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不遑自顾，对于这支游击队的组建，他们已无可奈何。“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为了进一步筹集武器，曾作过许多尝试。早先，杨诗书曾先后派马选洲、唐子华等打入望谟县保警队拖枪，派高大勋、罗治中组织人员到国民党49军249师745团冒充新兵，伺机窃取武器，派吴祯元、邓文彬等打入国民党89军山炮营拖枪或策动起义，但都没有成功。鉴于拖枪失败，杨诗书、王权超、冷体辉等在双堡王权超家开会，商议另想办法筹集武器。当时提出三条，一是借枪，一是夺枪，一是阻击国民党的小股部队，用缴获来的武器武装自己。1949年秋，游击纵队派出安顺支队马选洲部，紫云县支队高大勋部，长顺县支队刘彬部等共200余人，在安顺鸡场附近袭击国民党保安十四团牟开荣部，缴获一批武器。另又通过争取工作，从一些开明人士的私人武装手中借来一部分武器。此时，由于人民解放军已逼近贵州，眼看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人民游击武装十分活跃，深得人心，一些原来动摇不定的地方分散武装也纷纷向游击队靠拢。11月上旬，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收编了王明扬、李达安、何元戎三部。经过整编，扩大了纵队司令部。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参谋处长尹必昌）、政治处（主任王权超）、后勤处（处长吴让堃）、教育处（处长邓文彬），纵队下辖7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排、班。这时，总人数已达1300多人，有枪900多支及其他武器。安紫长边区控制的范围比原来更为扩大：安顺县控制了扬武、双堡全部，碧波、永兴、鸡场、林哨等乡的小部或大部；紫云县控制了子英、翠河、坝羊、德舆、白石岩等乡全部，长顺县控制代化乡、岩脚乡大部。这是安紫长边区范围最大，最活跃的时期。党领导的安紫长边区武装斗争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安顺全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第二章　紫云的解放与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

第一节　解放紫云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之后，战争进程迅速加快。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22年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速度的加快，从1949年11月3日，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在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肩负贵州接管任务的西进支队万余名干部，从6日起，即以地委（大队）为单位，从湖南芷江分批向贵州进发，入黔后分赴各地区进行接管和建政工作。11月15日，省城贵阳解放。11月18日，安顺解放。

鉴于贵州地区差异大、交通不便等情况，当时在接管工作的干部配备上，是先城市后农村，稳步推进。在工作步骤上，全省分三种不同地区分别对待：一是全面占领地区，主要是贵阳、安顺、遵义及周围地区，以及川黔和湘黔公路沿线两侧县份；二是相机占领地区，根据情况逐步扩展；三是暂不接管地区，及边沿县、大山区。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全省第一批接管56个县，紫云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诗书组织的武装游击队伍活动于安紫边界一带，于1949年10月，在安顺鸡场附近的连石铺伏击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十四团牟开荣部，缴获步枪20支、子弹3千余发、手榴弹两马驮、轻重机枪8挺、六0炮5门、军马1匹。11月中旬，游击纵队先后在双堡花恰及扬武洞口袭击由安顺出逃的安顺县长李紫珊所率一个保警大队、国民党国防部监护营、“华中剿总”警卫团一个连及张耀南地主武装，击毙监护营长，毙伤敌兵30余人，缴获枪械三十余件。敌军残部向紫云方向逃窜。杨诗书差人星夜送信给即将准备起义的国民党紫云县民卫总队中队长吴顺森，希望吴将其歼灭。吴私下与副总队长毛铁计议，决定将国民党国防部监护营残部围歼于紫云境内。11月16日，吴令其侄陆兴荣将队伍带到羊场，与乡长周光荣、陈发智等部属汇合共1000余人，布防于城南十余千米的塘梨树、羊场、红关一带。17日拂晓，待敌进入塘坊伏击圈后，顿时枪声大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国民党国防部监护营200余人被歼，敌副营长当场毙命，缴获枪械300余件，子弹和手榴弹数10箱。19日，保安十四团牟开荣部运来大批枪弹，准备在紫云、望谟开辟所谓的游击根据地，被毛铁和吴顺森先后缴获了许多武器，加强自己的力量。接着，又在羊场北面，伏击安顺专员杨伯楹和安顺县长李紫珊部，将其全部缴械，俘获杨伯楹、李紫珊2人，因不明其身份，遂将之放走。同时在紫云县城逮捕了国民党县长李文君，控制紫云县城，吴顺森即刻与毛铁宣布起义。起义后，毛铁与吴顺森同地方人士达成“投靠共产党，迎接解放军”的协议，将各股地方武装纳入总队编制，共编成9个连，约900余人。吴下令把牢门打开，在押之人，除3个抢人财物的土匪外，其余均释放回家。

紫云县民卫总队起义后，吴顺森即派总队干事曾锦到安顺军分区汇报情况，分区司令员韩国锦令其将起义队伍带到安顺接受整编。将3个中队改编为1个大队。11月25日，安紫长游击队到安顺北门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师大会。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新解放地区，要先实行军事管制，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城市与农村的政权和公共机关，然后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民主政权。12月5日，中共安顺地委和专署派李育民、武守才、杨东海等11人和平接管紫云，成立紫云县人民政府，李育民任县长。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在城乡张贴西南军政委员会布告，进行政治宣传，安定人心。7日，关向武主持召开县城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动员为建设新国家作出贡献。

8日至12日，县长李育民召开旧职人员会议，交代党的接管方针和对旧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表示欢迎他们加入新政权的建设，为人民服务。会后，对旧政府各科室的物资、钱粮、档案等清理登记，进行接交。旧政府有在职人员100余人，留用78人，占80%。科局级干部有陈肇元、吴国栋（均在征粮中牺牲、被追认为烈士）。建政后设10所中心小学、10所初小、1所中学，教师基本全部留用复课，乡保组织的人员未动。15日，安顺地委派吕瑞林等30人到紫云组建中共紫云县工委，吕瑞林任副书记，李育民、关向武为委员。18日，县工委在县城猪场坝召开群众大会，吕瑞林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和《约法八章》，讲述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

12月中旬，县人民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为便于领导，将原来10个乡划属3个区11个乡镇，并抽调20名干部，组成3个工作队分赴各区乡。工作队的任务是：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征粮禁烟、禁用银元等项工作。下旬，谣言四起，社会治安不好。安顺军分区派17军警卫连103人到紫云维护社会治安。不久，又派来起义部队及原游击队30余人，组成紫云县自卫大队，熊亮臣任大队长，李逢君任副大队长，黄焕民任指导员。同时县工委举办有学员70余人参加的教师讲习班，学习社会发展史、时事政治、革命人生观等，结业后分到各小学任教。1950年1月初，县工委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有120人参加，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训后选拔16人为脱产干部。

中旬，全县开展征粮工作及禁烟运动，均遭到各乡地主的反对，征粮任务未能完成。时匪患已初露端倪。

第二节　剿匪斗争

一、匪患的形成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在美蒋反动派支持下，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垮台的前夕，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的领导骨干，共达4700余人。后来，这些人秘密潜往各地，积极网罗骨干，建立土匪、特务武装组织，企图扼杀和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趁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他们采取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对着干。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武装曾发展到上千股，总数以百万计，广布全国各省。

这批特务武装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分是：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一种武装反革命集团。土匪的组织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种：（1）政治土匪。政治上最为反动。这类土匪中，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有计划留置下来，进行破坏的特务组织；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其中包括专员、县长和乡、保、甲长掌握的武装。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或间接操纵、指挥下，专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和各项建设事业为目的股匪。（2）惯匪，即所谓职业土匪，也称经济性土匪。这类土匪往往是为生计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者。他们或以抢劫为生，或为报私仇，多无政治目的，而容易被特务所诱惑利用，活动比较狡猾，有较长期的东抢西劫的经验。（3）游杂武装。这种武装成分复杂，多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兵痞、流氓、惯匪之类，态度游移不定，多为生活所迫被特务收罗。（4）封建土匪。特务利用封建迷信团体，胁迫、欺骗来的贫民，独霸一方或“占山为王”者，这类土匪的特点，是思想顽固，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这些武装匪特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破坏的重点和采取的较普遍的活动方式及斗争手段是：破坏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物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骚扰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组织发展反革命武装。

紫云土匪暴乱，是国民党长期豢养和精心策划的结果。早在1948年，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和保安副司令韩文焕，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制定了所谓的“应变计划”，一面加强反共宣传，一面网罗人员，招兵买马，扩充地方保安团队，妄图把贵州建成“反共游击基地”。

正当人民解放军大举挥戈南下，不断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也加强了在西南的部署，企图采取各种措施，继续挣扎。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为了维持其苟延残喘、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于1949年7月制定了“反共救国施政纲领”，同时还颁发了“贵州省各县县长战时办事要领”，指令各县要“扩大反共救国宣传，整编全省保甲，彻底清查户口，厉行联保连坐，相互检举监督”。要求各县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时，应商承军事长官，依照军事计划处置：破坏公路桥梁，以阻止解放军前进；调集自卫武力，扼要布防；各级学校，一律提前放假，所有学校重要文件、图籍仪器，应由各校长商承县长妥为处理；重要文卷，移交安全处所；眷属全部撤退；严饬各乡镇长力守乡镇，如不能守时，除奉令撤退外，要在乡镇境内游击，违者杀无赦；对于自卫武力之攻守，采取连坐法约束之；彻底实行空室清野，利用本省天然岩洞，作为坚固之堡垒；全县所存田赋公粮积谷，由县长全权统筹支配，供应驻县国军、保安团队及县自卫武力集中防守时需用，必要时，并得就地拨用民欠赋粮积谷或征用民间存粮。

1949年夏，谷正伦召开全省的专员、专区保安正副司令、保安团长、县长及有实力的地方豪绅会议，又开办“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反共”骨干，研究游击作战经验，鼓励士气，划分区域，部署游击作战计划。该训练共举办3期，国民党紫云县长李文君，地方恶霸姚聚五，王明德，吴仲达等人，参加了上述会议或训练班。回县后，秘密策划，积极宣传，购买枪弹，收罗人员，发展地主武装，为尔后土匪暴乱进行了准备。

该年秋，国民党安顺专员杨伯楹和专区保安副司令谢世钦窜到紫云，会同紫云党政军头目和地方实力派人物，密谋商讨，力图将紫云的封建地主武装统一组编，以便实施“应变计划”。同年8月，谷正伦召见牟开荣，令其带一个团的军火及部分骨干分子到紫云，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一个团的兵力，就地打游击。牟到紫云后会同恶霸于克武、王明德、吴仲达、何元戎等，利用封建关系和原乡保组织拉拢号召，在紫北4个乡扩充力量。曾任国民党战区司令汤恩伯副官主任的苏俊五（军统），这时也窜到紫云，同牟开荣一道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紫云时，牟已收罗100多名土匪骨干，并掌握了紫北大部分地主武装。紫云匪乱是国民党一手炮制的，是其“应变计划”的组成部分，其主要领导成员均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地方恶霸等，其行动口号是“反共救国”。10月14日，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又颁布了“贵州空室清野办法”，提出空室清野必须在解放军未入县（市）境之前切实做到“粮食物资搬光，生活用具藏光，男女老幼走光”，使解放军来时“无粮可吃，无物可用，无消息可得，无人裹胁”。当时紫云的社会状况，正如原贵州军区参谋长潘焱在《回忆贵州的剿匪斗争》一文中所说：“解放之初，潜伏的匪特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农村的封建地主不了解我党的具体政策，亦在窥视等待。当时社会治安从表面上看还是较好的，到处是一片欢庆解放的热烈景象。但为时不久，当我军主力继续进军，一部分入川作战，一部分进滇歼敌。只少数部队留黔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持治安，广大乡村尚未占领，群众尚未发动。匪特以为有机可乘，便纷纷蠢动起来。他们四处奔走串联，造谣欺骗，煽动蛊惑，封官许愿。不久，土匪便陆续开始了叛乱。先由零星小股试探性的骚扰破坏，渐渐集中成百上千，活动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进而扯起‘反共’的旗号，由袭击我军单独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伏击我班、排部队，发展到攻城掠镇、占领地盘。疯狂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争，妄图与西南几省土匪相呼应，实现其建立云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罪恶计划。”

12月底，原国民党保安十四团团长牟开荣、坝羊乡乡长何元戎召集30多名匪特头目在翠河乡于成芳家秘密开会，策划进行武装叛乱。他们挑衅地说：“人民政府越来越恼火，要粮、禁烟、收缴枪弹，还叫赔偿保帮钱（勒索商人的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会后，他们在“反共救国”的旗号下，提出“保枪保命，饿死不如战死”等反动口号。蛊惑人心，欺骗群众，并四处奔走串联，购置枪弹。

1950年1月中旬，紫云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开展征粮工作及禁烟运动，均遭到各乡地主的反对。征粮任务未能完成。下旬各区工作队报告，农村谣言纷起，人心不定，抢劫事件时有发生，征粮和禁烟工作的阻力越来越大。2月下旬，各路土匪头目在羊场陈发智家开会，周密策划武装叛乱。火八、泉初、大营等乡征粮工作队员先后遭土匪袭击。3月3日，匪首何元戎在翠河乡（今板当）再次召开各路土匪头目会议，策划攻打各区、乡公所，切断通往安顺的通讯线路，围攻县人民政府。3月10日，白石岩发生土匪抢劫，警卫连派出一个排前往进剿。之后，县委警卫连的一名战士夜里突然失踪，寻遍全城，踪影杳无。3月17日，各乡公所同时遭到了土匪攻击。土匪攻占坝羊乡公所后，打开粮仓，抢走全部粮食，紫北的翠河乡和紫南的大营、泉初、宗地、绍周等乡公所亦为土匪所占。100多名土匪包围子英乡公所，我工作人员杨振华、张振邦、肖全生、薛明成、陈肇元等同志惨遭杀害。匪首何元戎集结数百名匪徒将狗场工作队长杨东海和自卫队第三中队部分人员包围在狗场乡公所内。县委得到情报后，当即派17军警卫连一个半排前往狗场接应，将杨东海等人救出，在回县城途中遭到敌人数次袭击，一位战士受伤。这次狗场暴乱，工作员冯新政、自卫队文化干事郜天光在战斗中牺牲。鉴于紫北四个乡匪锋突起，组织部长关向武同志对紫南工作人员的安全十分担忧，他同县委的同志交换意见后，亲自向狗场区工作队长戴克义打电话，指示集中全体干部立即撤回县城。同一天，是县城赶集的日子，正当人们忙于交易时，潜伏的土匪突然乱放数枪，搞得摊翻人倒，人心惶惶，市场秩序一片混乱，时称为“惊场”。农村已全部陷入匪特之手。“3·18”土匪暴乱

3月17日，土匪攻占各乡后，18日凌晨开始攻城。土匪首先在北门方向连放三枪，作为攻城信号，这时潜伏在城内的敌人也纷纷跳出来，企图内外夹攻，自卫队姚华昆中队临阵叛变，掉过头来向我开火。攻城匪部有何元戎、商凤翔、孟德舆、王云臣、陈发智等部1000多人。分多路向县人民政府和警卫连阵地发起进攻。当时守城部队仅有警卫连的一个半排，加上县机关和城关区的工作人员不足100人。警卫连抢占松林坡高地，顽强固守，奋勇还击。经过激战，城内3个制高点被土匪抢占了2个。从狗场撤回来的警卫战士从北门和东门冲杀进城。在松林坡制高点上指挥战斗的连长杨洪文，命令炮兵向山顶上的土匪工事开炮，以掩护归来的战士。土匪的工事被打掉后，连长杨洪文带战士冲向印山街，三排排长冯新龙在与敌人展开的巷战中，不幸中弹牺牲。战斗从早上打到黄昏，土匪虽未攻下县城，然危情尚未解除。由于敌众我寡，弹药无法补充，连长杨洪文请示安顺军分区，分区指示：“保存实力，撤离战斗。”是夜，解放军警卫连保护政府工作人员撤往安顺。在撤离途中，县委组织部长关向武在猫营附近的杉树关惨遭土匪杀害。“3·18”土匪叛乱，征粮队人员先后被土匪杀害20余人。3月下旬，警卫连撤离紫云时留在甘桥的7名伤员全部遭匪杀害，掩护伤员的革命志士李少明亦被害。

土匪占领县城后，何元戎等匪首在紫云县城组织所谓“紫云地方维持委员会”，苏俊五为主任委员，并四处张贴告示，造谣惑众，恐吓百姓，恶毒攻击我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巧立名目，要丁要粮要款，百姓大受其害。其间，档案文献尽遭焚毁。斯时，紫云成了匪占区，境内集结土匪4100多人。4月，牟开荣派人到望谟县会见匪“黔桂边区反共救国挺进军总司令”屠占廷，邀屠协助防守。屠带一个营到紫云，牟召集各股匪首在县城开会，决定接受屠的编制，成立“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四挺进纵队”，由牟开荣任司令，姚聚五、刘公望为副司令。下编3个团、10个营、32个连，约2000余人。接着又成立了匪县政府，由苏俊五任伪县长，姚聚五、刘公望任伪副县长，唐友伦为匪县大队长，下编3个中队。伪县政府下设“戡乱建国会”、“行动委员会”、“治安维持会”、“妇女会”、“反共救国同盟会”、“十县同盟会”、“忠孝团”等7个反动组织。

该年7月，全省剿匪斗争已经全面展开，靠近中心区和公路沿线的土匪遭到我军沉重打击后，难以立足，纷纷向边远区或几县结合部逃窜。紫云属于匪占区，成为贵州西南部土匪的龟缩地之一。先后窜到紫云的匪部有盘踞长顺县的大股匪曹绍华一部，在望谟县活动的陈一鸣匪部，平坝县匪司令陈星初、曹玉清，惠水县匪司令车永年、郑英，望谟县匪县长何光举，长顺县匪司令柳中全，郎岱县匪司令陈介南，镇宁县匪军长杨芝兰，以及清镇、贵筑、安顺、普定等地的股匪头目。7月下旬，牟开荣在伪县政府主持开会，参加的人员除外县到紫云活动的匪特头目外，还有本县重要匪首共数十人，主要商讨扩大反动武装，加强协调统一，对付人民解放军清剿等问题。会议成立了“反共救国军西南区行动委员会”，陈一鸣为主任，姚聚五为副主任，刘公望为总务处长，牟开荣，谷易生，何光举等为委员。所属土匪共43股，计5000余人，连以上骨干900余人。

匪“反共救国军西南区行动委员会”成立不久，各股土匪发生内讧，盘踞望谟一带的陈一鸣部和屠占廷部相互火并，紫云境内的匪特亦出现分裂。在屠部的支持下，姚聚五以实力相逼，接任伪紫云县长之职，迫使牟开荣，苏俊五等退驻板当。是年10月，全省剿匪斗争发展迅猛，各地股匪相继被歼，紫云境内的匪特预感末日将临，欲作孤注一掷。他们以原乡保组织为基础，胁迫群众，加紧扩编。由原1个纵队3个团扩编为2个纵队9个团，紫北4个乡为1个纵队，司令牟开荣，副司令何元戎，下辖4个团共860余人枪，紫南5个乡为1个纵队，司令姚聚五，下辖4个团共1450余人枪，四大寨小罗三自编1个团，共600余人枪，加上外地窜来的若干小股土匪，此时紫云境内共有土匪23股，计3800余人枪。

二、平息土匪叛乱

为了平息匪乱，党中央和西南局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规定“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具体政策，指示把平息匪乱看做是“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号召全党全军剿匪。贵州省委、贵州军区成立了剿匪委员会，在军事上作了全面部署，根据全省匪情，决定暂时放弃包括紫云在内的23个不易控制的边沿县，实行重点围剿。

随着全省剿匪斗争的深入发展，5月下旬，安顺地委和军分区对收复紫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军队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精神，调整和充实了县的领导力量及干部力量。抽调17军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张子厚任紫云县工委书记，工委成员有县长李育民，副县长王义斋（151团政治部主任）、组织部副部长武守才，重新组建了县大队（原县大队多系起义人员组成，土匪暴动时有的叛变，有的散伙）。同时建立县剿匪指挥部，由17军参谋长孙仁道任指挥长、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张子厚任副指挥长，并抽调有地方干部80多人及熊亮臣领导的县自卫大队，归属剿匪指挥部指挥。后因17军参谋长孙仁道因有其他任务未到任，由张子厚任指挥长，分区还派警卫营1连交县工委调用。其次，整顿干部队伍，组织学习党的剿匪政策和民族政策，统一认识，严肃纪律，按照武工队性质编成战斗小组，明确既要开展地方工作，又要发动群众剿匪。其三，县工委和县剿匪指挥部迁到镇宁与紫云交界处的洋铁关。在进攻紫云县前3月，张子厚在紫云人黄松鹤、高盛德、李崇信等的参与下，于李崇信家设立情报站，分区派来侦察参谋杨砚田任情报站长。在边界一带发动群众，侦破敌情，摸清了紫云各股土匪的人数，武器装备，活动区域与特点，匪与匪之间的关系及主要匪首的基本情况。在情报站工作的黄松鹤同志，松山镇人，系地下党员，对紫云匪特头目的情况了如指掌，他通过关系在匪占区建立秘密情报点，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后来的合围进剿进行了准备。（一）长紫惠铁壁合围

紫北围剿

在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以铁壁合围的手段对付土匪，是1950年4月6日至5月15日川东军区在对涪（陵）、南（川）、巴（县）三角地区土匪围剿的典型创造。6月3日，贵州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学习川东军区集结重兵进行铁壁合围的经验，决定抽调部队组织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有计划地实施重兵合围，力求进剿一地净化一地。东集团由贵州军区参谋长潘焱指挥，由138团（缺一营）、140团（缺二营）组成；西集团由47师师长兼毕节军分区司令员郑统一指挥，由141团、139团、140团1个营、45师135团1个营组成。

1950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正式下达合围长（顺）、紫（云）、惠（水）的剿匪命令，由参谋长潘焱任总指挥，调集中国人民解放军138团、140团、151团、17军随校、16军侦察营、贵阳军分区部分部队等3个整团及5个营的兵力，还有1000多民兵，共万余人参战。具体作战部署为：（1）138团以1个营于11月4日由平伐直出通州，以奔袭手段相机歼灭通州之匪，尔后继进，务于11月7日5时完成对边阳屠占廷匪部的奔袭合围，力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将屠匪残部压缩至合围圈内；以1个营于11月7日由贵阳乘车经惠水出边阳，向合围线前进，形成对屠占廷的南北夹击；另以一个营及团直由贵阳乘车沿滇黔公路达镇宁下车，自择捷径，向紫云进击，务必活捉匪县长姚聚五。（2）140团于11月8日由贵阳出发达清镇西城桥下车，以多路分进，从北向南压缩，于11月9日19时，完成该线包围，于10日5时向长顺进击，直捣曹匪老窝。该团务必活捉曹绍华。（3）安顺军分区151团以3个营以上兵力，于11月9日19时以多路分进广顺西部，完成合击，牢牢控制住山隘要口，严防圈内之敌向西突围，负责堵击任务，并以一部兵力出击狗场，务必活捉匪首牟开荣。（4）贵阳军分区以两营兵力，由贵阳经惠水达边阳地区，将土匪向西压缩，严防匪向东及东南逃窜。（5）惠水17军随校组织2个营按统一时间，完成东线封锁，防匪向东及东北逃窜。

紫云片区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组织紫北合围，围歼牟开荣，姚聚五两大股匪，收复紫云县城及北部地区，同时配合长顺县围歼曹绍华匪部；第二阶段组织紫南战役，围歼小罗三及其他股匪，解放紫云全境，达到净化之目的。

11月5日，安顺军分区按照省军区的部署，向所属部队发出参加会战的命令。投入紫云片区的有151团，138团，分区警卫营，侦察连，卫生队以及紫云县地方工作人员，熊亮臣领导的县自卫队和兄弟县民兵共6000余人。各部队经过紧急动员，是夜赶到指定区域，9日完成合围，10日战斗打响。合围圈北起安顺鸡场，扬武等地，西抵镇宁县江龙和紫云县火烘，南面及东南面由罗甸县边阳至紫云县宗地，坝寨，羊场一线，纵横100余千米，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在安顺地区剿匪以来尚属首次。

151团1营经白石岩下火烘，在西南一线堵截，防匪向西突围。该团2营和3营由江龙直扑狗场，从西向东压迫，围歼牟开荣匪部。

138团1营经惠水出边阳，向宗地，坝寨方向进击；3营沿火烘至羊场，向东南方向进击，围歼屠占廷匪部。另一个营及团直由江龙直抵紫云县城，担负攻城任务，围歼姚聚五匪部。

分区警卫营分别从鸡场、扬武进入紫云县境，由北向南进剿，控制安紫大道，并配合151团解放紫北4个乡。

11月8日夜，分区警卫营分两路出击，一路由鸡场出发占领猫营，沿公路两侧扫荡，次日前指移驻猫营；一路沿安顺属十二毛坡冗查，直捣匪穴牛场坡。时逢子英乡（今猫营）匪团长吴开智娶儿媳妇，坝羊、翠河、德舆、子英各乡土匪头目王明德、何元戎、吴仲达等聚集在牛场坡吃喜酒，借此机会商讨对付我军围剿。解放军安顺军分区警卫营，星夜兼程百余里，于吴开智大宴宾客的当天早晨抵达牛场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土匪围住，枪声一响，众匪首在慌乱中四散溃逃。解放军追到洞口、芭蕉寨一带，俘虏一批土匪。匪营长贺少华残部抄小路经河马冲向东南方向逃窜。与此同时，138团3营7连夜袭板当，直捣牟开荣匪部，围歼匪司令牟开荣的直属队30余人。因天色未明，山势起伏，树林茂密，不利搜索，致使牟开荣等匪首逃脱。牟匪从板当漏网后，携带14两黄金，扮成商人模样窜乡潜逃，于11月22日下午在惠水响水岩被我合围部队151团2营抓获。

担负攻城的是138团2营5连，在县公安局部分干警配合下，9日中午抵紫云城郊。盘踞县城的是匪司令兼匪县长姚聚五，下辖姚华坤，屠占廷部共500余人，武器装备较好。当时，县城周围筑有数丈高城墙，分设四门。姚匪防范甚严，紧闭城门，城墙上架设机枪，并派出警戒在北门外小汉代和校场坝等地哨探。

时值赶场天，担任主攻的人民解放军和武工队穿便衣混杂在人群之中。中午，人民解放军在猪场坝与土匪接上火，姚聚五守城一部300余人与屠占廷部百余人，拼命抵抗，副团长姚华坤率领众匪，凭借古城墙作掩护，在北门橹楼上架起机枪阻击解放军攻城。为夺取城门外刘公望的楼房，解放军连续牺牲了几个战士，后用一束手榴弹炸开北门，并派出1个班迂回东门翻越城墙，又用小炮吊射松林坡，经过激烈战斗才冲进城，战斗十分惨烈，一直持续到晚上。解放军越攻越猛，匪首姚聚五恐失城守，急向紫南下4乡调兵。当姚匪抓起电话呼喊时，解放军151团3营已占领羊场。战士吕仕连操着山东口音在电话上答话，姚匪听口音不对，得知我军已迂回占领羊场，唯恐归路被断，惊慌失措中，便带着残部仓皇翻越城墙向南逃窜。土匪凭借熟悉的路径，沿文昌宫至亘旦、顺东面山梁，逃往坝寨方向，人民解放军攻克县城，武装收复紫云。

138团4连为阻击南逃之敌，黎明前派一个班从羊场直插宗地堵截。时值匪县长姚聚五率残部往南逃窜，先期到达坝寨。深秋10月的山区，大雾蒙蒙，咫尺难辨，在坝寨格当桥双方突然相遇，立即展开激战。战士们以寡敌众，奋勇抗击，终因力量悬殊，战斗相持3个多小时，待雾散天朗，弹尽无援，全班13名战士为了紫云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

各部队进入合围圈后，一面按连排建制划分地段，控制要塞路口，组织大面积的搜山活动，一面组织若干小分队，在圈内穿插奔袭，捣毁匪窝，分别围歼，很快打乱了匪敌的指挥系统。151团7连进剿长冲，仅用十多分钟，就消灭了凭险据守的40余名土匪，活捉匪中队长吴绍益。次日该连又夜袭跳花坡，将30多名土匪围在一座院落里，匪首龙老三被击毙，余均被俘。负责向紫云方向运动的人民解放军138团1营，从贵定县平伐进行长途奔袭，经3天两夜120多千米的急行军，直捣罗甸边阳屠占廷匪部，将屠占廷匪部压迫到宗地一带的合围圈内，然后包围聚歼。双方展开激战，击毙屠匪部100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战马180匹、3门炮、1部无线电台。屠占廷带着残部钻进山林，解放军继续搜索至云碑山，屠匪甩了枪，欲化装逃脱，被一位姓陈的店主用计活捉。

在合围进剿中，县工委对地方干部进行了分工，明确各区乡的干部及责任人。他们随部队进入合围区域，组织农会，建立区乡人民政权，发展人民自卫武装，深入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广大群众深受匪害，一经发动，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协助部队搜山设卡，侦察匪踪，捕捉漏网匪首，陷匪于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如匪副司令何元戎、匪参谋长魏俊芝、匪县长苏俊五、匪团长陈炬春、姚廷光、曾国举、外来匪军长杨芝兰、参谋长牟临凯、副参谋王树臣等多人，均是在群众的侦察和参与下捉获的。

为更好地发动群众，体现党的宽严结合政策，还在县城及农村主要场镇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特头目和重要骨干，教育释放一般匪众，促使匪特分化。据档案资料统计，这一阶段依法判处匪犯132人，如匪司令牟开荣、副司令何元戎、匪县长苏俊五、匪团长陈炬春、副团长陆兴奎等，均执行公开枪决。同时宽大释放62人，号召被迫为匪者缴械自首，走自新的道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批匪众纷纷携械悔过，并出现许多父母叫儿子、妻子劝丈夫的事例，猖獗一时的股匪迅速土崩瓦解。

至12月5日，历时25天的长、紫、惠合围战役全部结束。共歼匪7495名，紫云共俘获土匪960人，内有中队长以上102人，悔过自首430人，内有中队长以上18人，击毙土匪骨干84人，依法处决匪特头目112人，缴获枪械2000多件。全县10个乡镇，此次战役解放了8个，并建立村、（保）农协会51个，农协小组3320个，有会员16400人，妇女会32个，会员5500人，儿童团29个，计有2400人；在42个行政村中发展人民自卫武装1400人。

长、紫、惠合围战役的胜利，是认真执行“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的正确方针取得的，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和党政军民有力协同的结果。贵州省军区司令部在《关于长（顺）紫（云）惠（水）剿匪作战总结》中对其主要经验进行了介绍。

长、紫、惠的战绩表明，铁壁封锁的合围战法，结合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是歼灭股匪，净化地区，反匪游击战正确的战术方针。这就是取得这场剿匪斗争胜利的保证。长、紫、惠合围，以大西南地区剿匪重大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被誉为铁壁合围的范例。

紫南战役

长、紫、惠合围时，刘公望、商凤翔等率残部30余人仓皇逃到四大寨，企图与小罗三一道，利用该地复杂的地形负隅顽抗。

四大寨位于紫云县城西南部，距县城32千米，是苗族聚居区，与望谟县接壤，其地山峰起伏，层峦叠嶂，林密谷深，沟壑纵横，深沟密林草丛之中又有许多天然洞穴。过去，国民党曾多次派军队攻打小罗三。从1926年至1932年，逯永光、曾玉清3次带队1000余人进剿，杀人40余口，纵火烧毁民房300余幢，均未将小罗三征服。国民党3次征剿，加剧了民族矛盾，小罗三就凭借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所制造的这些民族矛盾，得以统治这里30多年。他管辖下5保20甲，俨然封建酋长。他生性凶悍残忍，自养兵丁，自订刑律，对当地苗族农民实行野蛮的统治，诸如残害农民的监狱、皮鞭、枷锁之类，应有尽有，无数人丧生在其酷刑之下。他还强迫当地农民大种鸦片，收取烟税，用烟换枪，同时兴办兵工厂，自制枪弹，四处建仓积粮，妄图与解放军长期周旋。他同伪副县长刘公望相勾结，派人攻打县人民政府。我军进行紫北战役时，县工委考虑到民族关系，曾两次写信给小罗三，交代党的有关政策，动员其审时度势，弃暗投明，走向新路。小罗三断然拒绝，扬言说：“四大寨是个‘铁圈圈’，谁也奈何我不得”。解放军开进四大寨之前他就煽动说：“解放军是汉人，比国民党还厉害，他们进来了，遇到老人就杀，抓住小娃用箩筐挑去卖给外国人，逮住小伙子拿去当兵，捉住姑娘拿去嫁给打断脚手的伤兵……”。四大寨方圆百里，不通公路，居住在那里的苗族人民多数不通汉语。国民党制造的民族隔阂，加之小罗三对老百姓采取恐吓，裹胁、盯梢、监视等手段，迫使群众不敢接触解放军，给解放四大寨带来诸多困难。

根据安顺军分区的部署，12月21日，开始紫南合围战役，重点围歼四大寨“土皇帝”小罗三匪部，解放大营、泉初2乡。实现紫云净化，为配合解放望谟县做好准备。

小罗三探知我军要进剿紫南，召集亲信骨干50余人开会，商定下列对抗措施：一是对匪部进行扩编，由原1个团扩充为3个团，自称司令，其子罗正湘、侄罗正芝、婿韦德兴、姚贤书等任正副团长，并强令一批青年为匪，按原保甲挨户派枪派款，共有600余人枪；二是坚壁清野，强迫老百姓搬进深山密林，所有粮食和牲口一律上山，规定不准说汉话，不准接近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不准通风报信，同时规定一人“通敌”杀全家，一家“通敌”诛全寨；三是散布谣言，恫吓群众，胡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坏，杀烧抢掠样样都干”，“共产共妻、糟蹋妇女”；恶毒攻击党的禁烟和征粮政策，说什么“苗家靠种烟活命，禁烟如同禁命，铲烟就是铲命”；他们还挑拨民族关系，造谣：“解放军专欺压苗家，汉人会放毒，送的东西吃不得，吃了就会灭绝人种”等等。由于当地苗族农民多数不通汉语，且多未出过山门，对党的方针政策一无所知，上述造谣诬蔑曾在短时间内欺骗了一些群众。

参加紫南合围的部队有安顺军分区警卫营、炮兵营、151团3营、146团一部，加上县自卫大队，卫生队，地方干部及民兵约3千人。由146团副团长焦剑侠任指挥长，151团副团长马广才任副指挥长，紫云县工委书记张子厚任政委。省军区和安顺军分区对解放四大寨十分重视，作了一系列的具体指示，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慎重，注意政策”，明确“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以军事打击”，“六分政治，四分军事”，要求死人要少，重点捕捉小罗三及少数反动骨干分子，教育争取被胁迫为匪的基本群众。

合围圈从四大寨西南面沿茅坪、联八、三合一线，直达大营乡的白花等地。警卫营1连随指挥部担任主攻任务，由羊场过纳容直插四大寨，在鸡场关与韦德兴匪部发生激战，战士们奋勇向前，打退了敌人的阻击，当天下午进入小罗三的匪巢屯上，并在这里设置指挥部。其他合围部队亦先后进入各个村寨，派出小分队四面出击，捕捉匪首，追歼顽抗股匪。在合围部队的追击下，匪部秩序大乱，失去控制，纷纷躲进深山密林。针对匪情，剿匪部队逐步缩小包围圈，实行驻地清剿，村村驻人，遍设明岗暗哨，封锁所有的关隘通道及出入口，逐坡逐岭搜索。

在军事围剿中，认真执行西南军区《关于会剿政治工作的指示》，特别重视发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深入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现和培养一批苦大仇深的农民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去联络发动其他群众。各村寨均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大力宣传剿匪的意义及政策，宣传党的民族团结与各民族平等的主张，许多地方通过培养典型，启发诉苦，进行阶级教育。一些较大的村寨还召开了群众诉苦大会，揭露小罗三的剥削罪行及造谣诬蔑，动员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捉尽匪首，收缴匪枪匪弹，建立人民政权。由于广大战士和地方干部作风艰苦，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守纪律，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县人民政府还配合军事清剿，向贫苦农民发放了大量的食盐，救济粮和补助款，卫生队走村串寨为群众治病。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使广大苗族农民消除疑惧心理，认识到解放军是真诚的爱护百姓，共产党是苗家的大救星。于是，踊跃参加带路设卡，掀起了群众性搜山、捉匪、劝降的热潮，使潜藏的匪首纷纷落网。

合围的第5天，茅坪寨群众发现十多名土匪躲在后山上，立即向部队报告。151团搜山队前往搜索，击毙匪营长王金荣，余皆俘获，缴获枪十余支。当地苗族青年杨光荣，带领几名青年农民潜设暗哨，连续十多个昼夜，风餐露宿，活捉了匪团长罗正荣；苗族青年韦昌禄，通过诉苦教育，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联络一批青年组成搜山队，爬山钻洞，踏遍了山山岭岭，先后捉了3名匪首，并劝说20多名匪众自首。警卫营1连在落城追歼逃匪，击毙匪团长韦德兴及匪连长3人，俘虏匪众十余人。剿匪部队进驻四大寨时，小罗三带少数亲信躲进深山，一日数惊，数易藏身之地，其亲信先后被击毙或打散，只身躲在高平寨后坡一个山洞里。剿匪指挥部组织数百军民围山搜索，终于活捉了这个作恶数十年的“土皇帝”。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接着又击毙匪团长罗正湘，匪团副罗正芝等多人。

到1951年1月15日止，紫南战役结束，历时25天。击毙土匪营长韦德元等8人，共俘虏土匪120人，争取自首366人，缴枪400余支，自小罗三以下30多名土匪骨干，除匪营长姚贤书漏网外，余均被活捉或击毙，解放了大营、泉初2乡，重建乡、村两级政权。（二）消灭残匪

11月9日夜，伪县长姚聚五弃城率残匪往南逃窜至望谟，妄图渡过红水河，从广西越出国境。逃至广西天鹅附近，被解放军147团阻击折回望谟投奔何光举。何集结上千土匪，在新屯与解放军151团3营交战，营长娄采芹身负重伤，在突破封锁线时，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为紫云人民的翻身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新屯一战，土匪姚聚五、何光举部亦有死伤，姚聚五带领残匪80余人窜回大营乡陶家坡。得知其家人被武工队押在猴场，本想到猴场劫取家小，但一打听解放军驻扎猴场，顿时骨软筋酥，叫副官唐富荣熬来一碗鸦片烟，令其小老婆陶明星代理“司令”职务，遂吞食鸦片而暴死。

陶明星代理“司令”职务后曾一度被俘，后逃脱潜回大营乡，收罗残部龟缩在回龙山上，罗甸属马场股匪姜云寿前来依附，共有100多人枪，由匪团长姚华坤指挥。回龙山与罗甸县相连，山势高耸，地形险要，三面绝壁，一面斜坡，仅有一条顺两山峡谷而上的岖崎小道，山顶上古木森森，遮天蔽日，是一处风景所在。山顶上有一块平地，回龙寺就建在这块平地上。陶匪依仗这里的天然地形作屏障，于其地设防顽抗，在小路放三道岗哨。为了歼灭紫云境内最后一股匪，1951年2月，151团3营派出两个连进剿回龙山。时近年关，陶明星准备率匪下山抢劫办理年货，驻猴场、尅座的解放军先期得到情报，亦计划进剿，将其歼灭在回龙山上。在群众的帮助下，部队夜间行动，尖兵班接连摸掉匪敌两道岗哨，在接近第三道岗时被土匪发现，战斗于凌晨3点打响。解放军战士冲到寺庙前，陈凯、周学安、王大龙3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战斗持续到早上10点，匪团长姚华坤重伤后自料难逃，饮弹自尽，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姜云寿的30多个匪徒，则龟缩在寺庙后的吴家土墙房内负隅顽抗，结果全部被歼。陶明星趁黑夜激战时逃脱。

回龙山战斗以后，县境内的土匪大部分已被消灭。少数漏网者，有的就地隐藏，有的潜逃望谟、册亨。合围望谟、册亨两县时，紫云县抽调了250名民兵配合解放军到外县剿匪，留守在紫云的警卫连和紫云县自卫队200余人，则开到县内各边沿地区，随时对付返窜回来的股匪。至此，本县由大规模的部队围剿转入群众性的清查散匪。土匪司令兼伪副县长刘公望，在解放四大寨时逃往望谟投奔何光举，1951年6月6日被解放军147团捕捉归案。陶明星从回龙山逃走后，窜至罗甸县马场岩腊坡，冒名熊三妹，于1951年2月14日被活捉。在管押中，又逃脱，藏匿在大应山。5月，她又率残匪30余名潜回大营，被乡农会主席熊亮臣率领武工队捕获，被依法处决。陶明星被捕后，其余残匪先后投案自首。

为期一年的剿匪斗争，紫云县广大军民历尽艰险，顽强战斗，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不少同志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前仆后继，英勇献身，他们中有转战南北的解放军战士，有刚参加工作的地方干部，也有当地农民积极分子。151团3营营长娄采芹在望谟新屯的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分区警卫营1连连长杨洪文，艰苦朴素，作战勇敢。土匪暴乱时，他领导的连队坚守紫云城，打退了一千多匪徒的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后来合围进剿又累建战功，一次在四大寨搜索匪团长韦德兴时，不幸被隐伏在草丛中的匪枪击中，为少数民族群众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大寨苗族民兵队长杨光荣，为了捕捉小罗三，夜以继日地钻山窜林，搜寻匪踪，遭到土匪的伏击，光荣殉难。

为纪念在剿匪斗争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紫云县人民政府根据各族人民的意愿，在城北修建了烈士陵园，栽种各种树木和花草，派有专人管理。每逢清明时节，各族各界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结队到陵园为烈士扫墓，缅怀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烈士们的高尚品德和光辉勋绩将在紫云各族人民心中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激励人们在改革中开拓前进。

第三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在紫云重新收复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共紫云县工委、县人民政府的带领下，大力清剿残匪，肃清反动势力，开展反封建斗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完成了土地改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各级党政组织的新建和发展

1949年12月5日，紫云宣告和平解放。奉命第一批到紫云接管的有李育民（县长），武守才（区长），杨东海、高元素、高明德、刘兆康、刘兆林、师殿双、伊兆瑞、王连池、祝玉礼等11人。他们由安顺出发，军分区派杨诗书部护送，经安顺扬武、紫云格东，步行3天，于12月5日到紫云县城，正式宣布成立紫云县人民政府。几天后，吕瑞林、关向武二人各带一名警卫员由安顺先后来到紫云，紧接着军大学生28人由戴克义带队也到达紫云。12月下旬，驻安顺17军警卫营1连90余人奉命开赴紫云保卫县城和全县的社会治安。由于紫云县城小，缺水，吃住困难，一连先到猫营，待原护送第一批进紫云的杨诗书部离开紫云后，才进驻紫云。此时，全县共有干部战士132人，其中党员18人（有二人系地下党员）建立2个临时支部。

当时全县没有设区，仍保留原旧政权的建制，即松山镇、火八乡、绍周乡、宗地乡、子英乡、德舆乡、翠河乡、坝羊乡、大营乡、泉初乡。

1950年元月，安顺地委决定各县成立临时县委会，任命吕瑞林任紫云县临时县委副书记、李育民任紫云县人民政府县长，关向武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李育民、关向武2人为县委委员。对各乡镇，根据当时接管后情况，只建3个工作队，并明确第1工作队在城关区，武守才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第2工作队队长杨东海；第3工作队队长戴克义。1951年初，部分干部战士在完成接管任务后归队，至此，全县共有干部55人。

1950年3月18日土匪暴动，县工委和县政府撤离紫云。1950年4月20日，17军（兼安顺军分区）发布剿匪命令，各县成立剿匪指挥部，紫云、镇宁成立联合指挥部，指挥长刘英（151团团长）、政委孙泊（151团副政委）。5月下旬，安顺地委、军分区调整紫云县领导班子，成立紫云县剿匪指挥部，重新明确领导成员。任命张子厚（17军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为紫云县剿匪副指挥长兼紫云县工委书记，县工委成员有李育民（县长）、王义斋（副县长、151团政治部主任）、武守才（组织部副部长）。7月初，县委、县人民政府、剿匪指挥部由安顺进驻镇宁与紫云临近的洋铁关。11月9日，人民解放军武装收复紫云。

紫北战役一结束，即进行区划调整，全县调整为4个区。紫云县剿匪副指挥长兼紫云县工委书记张子厚立即宣布：王瑞之任第一区（城关）区长，王立合任第二区（羊场）区长，黄唤民任第三区（猴场）区长，熊亮臣任大营乡乡长，韩来友任第四区（猫营）区长。这样，紫云的县、区两级政府工作开始有了行政编制，同时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各项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1950年11月12日，县工委、县人民政府由镇宁县洋铁关迁回紫云县城。并派一批干部随剿匪部队下到各区、乡组建新政权，同时成立中共松山区、水塘区、猴场区、猫营区（当时称狗场区）4个工作委员会。松山区工委解云升任副书记，1951年，杨子远任书记。水塘区工委王立合任书记，猴场区工委黄唤民任代理书记，1951年底马开朗任书记。猫营区工委，安顺军分区通讯营政委王文涛任书记。1952年10月成立区委，松山区工委改称中共紫云县第一区委员会；水塘区工委改称中共紫云县第二区委员会；猫营区工委改称中共紫云县第四区委员会，驻地由狗场迁至猫营。猴场区工委在1952年12月土改结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召开了紫云县猴场苗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时建立了自治区党委，马开朗任党委书记。

12月中旬，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工作，紫南以剿匪为主，结合发动群众，布置征粮；紫北以征粮为主，结合发动群众清匪，建立基层政权。此时，全县有干部76人，其中县级干部3人。同时，县工委召开区、乡联席会议，总结一月来的剿匪工作，布置清匪、征粮、整顿农会，建立村级政权，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等任务。会议强调加强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

1951年5月，县委主要领导张子厚调安顺县，地委调镇宁县委组织部部长宋树功到紫云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李育民（县长），王义斋（副县长），武守才（组织部长）仍为县委委员。全县改为4个区，10个乡，99个行政村，各乡、村均相继建立了农协组织。1区辖松山镇和火八乡，24个行政村，区委副书记解云升，区长范玉贵，副区长孙端芝；2区辖绍周、宗地2乡，16个行政村，区委书记王立合（兼区长），副区长张西坡；3区辖大营、泉初2乡，22个行政村，区长黄唤民（壮族），副区长王安石；4区辖子英、德舆、翠河、坝羊4乡，37个行政村，区委副书记张云鹤，副区长韩来友（回族）。同时，县委决定，为适应反封建斗争需要，各区分别组建分委会，统一领导全区工作。1区分委会：杨子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书记，解云升任副书记，唐好礼为委员，孙端芝列席参加；2区工作委员会：以王立合为主，吸收张西坡、王连池、刘国良三同志组成；3区工作委员会：以黄唤民、王安石为主，吸收王瑞久、熊亮臣、田雨东三同志组成；4区分委会：王文涛兼任书记，张云鹤任副书记，郗善亭、马怀瑞、马永礼、张立为委员，韩来友列席参加。这时全县共有干部241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53人，党员62人。

到1951年7月，县机关、党群、公安、二区（羊场）、三区（猴场）分别建立了党支部。8月初，全县进行第一次整党，66名党员参加。12月1日，全县首批26个治保会建立，治保人员223人。

1952年，县委书记宋树功、委员杨子远分别于8月和10月调安顺地区，王义斋接任县委书记，武守才任副书记，郝允中、史世林、王立合为委员。

县政府领导成员亦相应调整，11月起黄唤民任代理县长，郝允中为副县长，各区、乡建制仍是4个区、10个乡（镇）、99个行政村不变，区级领导部分调整。

1区辖松山镇、火八乡，24个行政村。区委书记解云升，区长孙端芝，11月后区长为罗老发（布依族），副区长为杨东海。

2区辖绍周乡、宗地乡，16个行政村。区委书记王立合（兼区长），副区长王安石。

3区辖大营乡、泉初乡，22个行政村。区委书记马开朗，区长黄唤民，（11月后为熊亮臣、苗族）、副区长吴德祥（苗族）。

4区辖子英乡、德舆乡、翠河乡、坝羊乡，37个行政村。区委书记赵东昭，区长韩来友，副区长焦思瀛。

土改结束后，增设第5区，辖板当、洛河、座马河、坝羊、尅混、尅卜等6个乡，区委书记高明德，副区长王代生，全县由原来的4个区变为5个区，由乡1镇变为15乡1镇。干部队伍有所增加，安顺地区土改团到紫云参加土改的大部分同志留下来就地参加工作，并提拔农村积极分子50多名。至此，全县共有干部511名，比土改前净增270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71名，党员245名，土改结束新发展农村党员157名，少数民族党员90名。

6月至8月，县委接连举办3期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每期20天左右，共培训690人。主要学习党的奋斗纲领和党员八条标准，进行革命远景教育，说明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动员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实现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生。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经过个人申请，先后发展党员154名。9月，县委召开区委书记及区长、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宋树功传达地委扩大会议关于土改、秋收秋种、征粮、建党、建团的指示，结合本县情况作了具体部署。根据党中央“积极慎重的方针”选择松山镇八村为重点，开始农村建党工作，建立起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0月，土改全部结束，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到年底，全县共有党员245名，共建立党委5个，总支5个，支部22个。其中农村支部13个，在全县99个行政村中，有40个村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从而，逐步加强了党对农村的领导，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11月28日，紫云县猴场苗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猴场举行，到会代表111人，历时5天。会上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选举熊亮臣（苗族）为区长，姚华美（汉族）为副区长，13人为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了《猴场苗族自治区今后工作任务的决议》、《猴场苗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团结公约》和《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自1954年4月至1955年11月，历时一年半，完成了16个边远落后乡的改造，其中苗族聚居乡2个，布依族聚居乡4个，民族杂居乡10个。通过改造，发展党员61人，团员149人，在7个乡建立了党支部，16个乡建立了团支部，发展农业社1个，参加互助合作社的户数达到60%，打击各类阶级敌人23人，大大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

二、建立农民协会

1950年12月3日，紫北会战结束，全县除猴场的部分乡村外均获解放。为尽快肃清残匪，剿匪指挥部根据“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将各参战的部队按区域划分，深入各地开展发动群众，筹备组建农协组织，帮助建立区、乡政权。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区后，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采取访贫问苦，引导诉苦及培养积极分子等工作方法，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在发展农民协会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于1950年7月14日通过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的要求进行，执行规定的农协会任务与会员条件。坚持地富不要，保甲长不要，当过土匪未经改造的不要，吃大烟的不要，地痞流氓不要等“五不要”原则。在农协会的发展中，先是以自然村寨成立农协小组，然后分别召开农代会把群众组织起来。紫北会战结束时已建立农协会50个，农协小组3320个，入会人员16400人；妇女会32个，550人；儿童队29个，2400人；42个行政村有人民自卫武装1400人。12月18日，紫云县工委召开区、乡联席会议，布置清匪、征粮、整顿农会，建立村级政权，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等任务。时农协组织普遍建立，农协会会员明显增加，经过诉苦与教育的不断开展，农协会会员觉悟提高较快，群众认识到农协会是自己的组织。废除保、甲制度，保一律改为行政村，以成立的村农协主席兼村长。在广大农村形成农会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局面。针对农协建立初期，存在对中农等团结不够的问题，县工委指出要建立农村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以使农协组织健康发展。在农协会中，注意接收中农参加，特别是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人士加入到农协会中来。

到1951年1月下旬，各乡召开农代会，成立各乡农协组织，并布置以征粮和清匪为主的反封建斗争。至2月底止，全县举办农训班3期，共培训反对封建斗争积极分子800多人。4月，在清匪反霸中，武工队每到一处就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组织民兵，发给武器弹药，保卫胜利果实。同时组织青年团、儿童团。当时全县农民协会，多是在大军围剿、军事胜利的情况下组织的，其中有的是地主特务预先组织好了请示批准的，有的是闻风而起的，故在成分上非常不纯，实际上有的仍是地主阶级当权。这与中心县从小到大，从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农会不同，这也是后来反封建某些地方受到影响，不能顺利开展的原因。根据以上情况和上级指示，5月以前工作以清匪为主，大力整顿农协组织，完成1950年秋征工作；5月中旬干部大会以后，才开始反封建试点以取得经验。但由于当时进行拥军等突击任务，反封建斗争一直处在试点或某些地方一时停顿状态，有些干部对政策认识不够，长期背着僵局（盲目的，怕犯政策纪律）的包袱，感到无从下手，难以展开。直到七月半后，经过初步整顿农协会，结合群众性的控诉反革命分子，反封建斗争才逐渐开展和深入。当反封建斗争开始时，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上强调对准地主当权派，群众发动较充分，斗争准备较充分、锋芒较集中，按法令讲理算账的，取得了胜利，地主政治上低了头，经济上交出了果实，增强了群众的信心，激昂了情绪。如德舆乡二村地主每户拿出稻谷411千克强，中农以下每人分果实（稻谷）31千克强；松山镇八村地主共拿出谷4043千克，中农以下平均每人分49.50千克强。一种是贫雇农发动不够，斗争以前缺乏准备，盲目斗争，追求果实，张口过大，斗争中遇到了困难，干部无办法，信心不足，束手束脚。另一种是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充分发动群众，在工作中不摸底，打糊涂仗。针对以上情况，9月召开干部大会作了总结，强调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注意发动老帮工老佃户，号召干部深入摸底。通过发动群众，反封建成绩有显著的提高，据统计：搞出果实1区稻谷31.50万余千克；4区人民币21000多万元；2区3个村也有人民币316万元，小洋520元，群众情绪激昂，敢于面对面地对地主进行斗争。

1951年全县发动组织群众从10993人，发展到20479人，全县人口111519人（大营乡不准确），会员占21.60%，其中有儿童团员2038名。清匪征粮中结合整顿农会，两个月来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步，各村都清出一些“五不要”的人，如狗场一村农会307人清出了20人；羊场街上农会177人清出5人，城内会员115人，清出13人，这样进一步巩固了农会。1951年10月，县、区、乡三级农协会建立完毕。全县共建立农协会51个，农协会小组3322个，计有会员16400人。

1952年6月中旬，县委举办一期农民训练班，有210人参加。7月上旬，第二批土改村召开农代会，组织诉苦教育，学习土改政策、方法和步骤，培训骨干。8月下旬，松山区召开农代会，到会113人。宣传10项农业生产政策，评比出5个模范互助组和21个丰产户；选出区供销社筹委会12人；讨论农村建党建团，决定八村为建党重点、九村为建团重点等3个问题。

紫云县的各级农民协会，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又行使着基层政权的权力。在乡、村政权尚未建立前，由农协会代行乡、村政权职能，在剿匪中配合部队和民兵行动，设卡带路，传递情报。发动群众与残匪和恶霸地主进行斗争，保证了“五大任务”的完成；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协会发动广大农民起来当家作主人投入土地改革运动，开展没收、征收、查田、评产等工作，分配胜利果实，实现所有制的变革。农协会建立以来，为巩固人民政权，进行新民主主义各项改革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全县各级农协组织撤销，农协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五大任务”的开展

在各级人民政权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这是解放初期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使阶级敌人在政治上威风扫地，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社会治安秩序日趋安定。

195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部署，将“五大任务”作为“打好西南地区解放斗争的‘淮海战役’”。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这个斗争的目的，是要达到改变现存的封建势力仍占优势的阶级力量对比阵势，获取农民的优势和革命的巩固阵地”（《剿匪斗争》〈西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立即在全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的斗争。要求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给封建地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改变农村阶级力量对比，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为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创造条件。

部队剿匪结束后，仍有一些匪首潜逃，他们藏匿深山密林，出没无常，造谣破坏，对群众威胁很大，成为反封建土改的极大隐患。针对当时情况，1950年12月18日紫云县工委召开区、乡联席会议，总结一月来的剿匪工作，布置清匪、征粮、整顿农会、建立村级政权、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等任务。

1951年3月中旬，成立县清匪委员会，张子厚任主任，李育民、荆惠胜任副主任。各区、乡相应成立清匪组织。县委发出“捉尽匪首，收尽匪枪匪弹，挖尽匪根，根绝匪患”的号召，组织轰轰烈烈的清匪运动。各地采取村村动员，人人上阵的方法，一村捉匪，四村响应，出动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封路设卡，逐山逐岭进行搜索，使匪无藏身之地，纷纷落网。4月，在全县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废债”五大任务运动。在清匪反霸中，武工队每到一处就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组织民兵，发给武器弹药，保卫胜利果实。同时组织青年团、儿童团，使残匪陷入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

县清匪委员会提出清匪任务：继续捉匪首，清匪枪，各寨、各村、各乡、各区订出计划，全县共有31个匪首，都要捉拿归案。之后各区、乡、村立即送罪恶事实材料，够条件该处决的匪首，及时处决。不靠部队，自力更生，区立即组织清匪委员会，村组织治安小组（情报组）重点清查户口，搞乡村联防，盘查行人，站岗放哨。农会人员人人动手，展开群众性的清匪、反霸运动。

三区在1个多月内，通过群众性的大搜山，活捉或击毙潜逃匪首25人，内有匪代司令陶明星、匪团长曾继宽、匪乡长罗朝先、惯匪姚子清等，清出长短枪22支，子弹460发。泉初乡匪营长姚贤书，绰号“一窝蜂”，举枪能打飞鸟，是小罗三的女婿。平时残害百姓，土匪暴乱时杀害过往行商5人，抢劫妇女8人，并多次与我军作战。解放四大寨时，携械躲进深山，时隐时现，吓唬群众。当时苗族干部韦昌禄带领20多个民兵与之周旋，直至1952年终于将其击毙。翠河乡为捕捉匪首贺少华，动员上千群众搜山，并派出武装捕捉小组，钻山窜林，跟踪搜捕。一天夜里贺匪潜回家中，群众发觉后将其包围，贺匪因持枪抗击被击毙。重要匪首吴仲达、李达安、莫亮先等，均是在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中被擒获或击毙。6月，147团在望谟县乐园乡活捉匪首刘公望。7月15日，县清匪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干部和群众继续清匪，克服麻痹和满足思想，争取8月底前捉获漏网匪首，收缴完匪枪匪弹。据1951年底统计，在反封建斗争中，全县共清出匪首430人，争取悔过自新200人，清出长短枪62支，子弹3400发，炮弹84发，手榴弹39枚，鸦片烟2700两。本县重要匪首除极少数外，大部分均已落入人民法网。土匪团长王明德，开始与匪营长邱友仲藏于翠河乡大地头的密林中，后又窜到安顺、镇宁交界的小岩脚，一直躲藏到1953年初，终于在板当麻窝大地被民兵捉拿归案。土匪连长王启云惯声东击西，出没无常，时而在紫云现身，时而又在狗场露面，对群众威胁很大。他到处扬言专打穿黄军装的解放军，经公安机关多次捕捉未获，1956年夏，在狗场芭蕉寨附近将其击毙。

1957年10月，县成立剿匪指挥部。由公安局、民警队、兵役局、法院等联合组成，对第六区新建乡的漏网匪营长伍永斋进行清剿。是年县公安局集中来历不明的人员20名，经调查了解，摸清其中外逃土匪7名，管制期间外逃的1名，原屠占廷部残匪12名，集中期间，依法逮捕罪恶大的犯罪分子5名。至1958年3月，第六区漏网匪营长伍永斋被活捉，县内散匪全部肃清。

在清匪过程中，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霸斗争。紫云县的恶霸地主，大都是土匪暴乱的首恶分子，他们割据一方，罪恶多端，血债累累，是地主阶级中最为反动最为凶残的部分。为了重点打击这部分人，各地普遍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充分揭露其罪恶事实，借以教育群众。这种斗争会，有的由行政村或几个村联合召开，有的以乡或区为单位召开，声势之大是空前的。三区为斗争大恶霸陶明星、曾继宽等人，召开2000多人的大会，揭露了他们为匪作乱、派枪派粮、杀害和逼死多条人命等罪行。当诉苦人痛述被害经过时，全场激愤，人们怒不可遏，会场响起了“打倒恶霸匪首，讨还血债”的怒吼声。坝羊乡斗争匪副司令、恶霸地主何元戎等人时，到会1000多人，居住在安顺、长顺县边界的许多群众，亦自动前来参加，要求清算血泪账。松山镇、羊场、火烘、猫营、板当等地，均召开3000人以上的群众大会，全县共斗恶霸地主100多人，占当时地主分子20%左右。与此同时，对中小地主实行区别对待，通过列席斗争会，召开训话会，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进行分化瓦解。

为了威慑阶级敌人，在反霸时还与镇压反革命结合进行，使之互相带动，互相促进。各地通过召开镇反公审大会，把群众斗争和法律惩办结合起来。如县城斗争匪副县长刘公望、匪大队长唐友伦时，召开3000多人的大会，经群众揭发控诉，人民法院根据各族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依法宣布对其处决，人心大快。全县统计，在1951年反封建斗争阶段，召开公审大会30次，处理各种案犯337人。其中，处决和判刑420人，教育释放417人，受到重刑处理的大部分是匪首恶霸。

在政治打击的基础上，进行了减租退押和清算帮工帮粮，在经济上给以打击。减租，即在主佃对半分成惯例的基础上，将地主所得的一半分给佃户，作为种子、畜力的补偿，时称“二五减租”。退押，就是把地主收取的押金退还佃户。在县境内的广大农村，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要提前付给押金，这是一种残酷的额外剥削，只有将其废除，才能恢复和发展生产。因之，必须在农村全面稳慎地开展退押工作。具体的退押办法是原押银元、实物、货币等，均按租佃时物价比值折合实物退还原佃户。但对鳏、寡、孤、独或自由职业者，如其出租不超过当地中农土地者，尽力说服其退还佃户。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减租实施细则》及《退押实施办法》的规定，发动群众诉剥削苦，算剥削账，进一步认清封建剥削的本质，宣布废除地主阶级的债务及租佃关系。同时，在农协会的主持下，经群众反复讨论，按照政策规定，算出每户地主应减退的数额、然后召集地主开会，讲明政策和规定，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如数退赔。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威，多数地主检查交待了自己的剥削罪行，订立了退赔计划，陆续作了退赔。据58个行政村统计，共搞出经济果实14.70亿元（旧币，下同），每户地主平均削弱（折合稻谷）3500千克，每户农民平均分果实270千克。另外，查出地主、富农黑田3.96万石。

紫云县工委要求3月底公粮入库完毕，进行评小季，清理1949年尾欠，开展群众性护仓。以减租、查黑田为手段，掀起反地主、富农的扒粮斗争，打开经济斗争局面，警惕地主软硬抗粮。为完成全县6亿至8亿的税收任务，确定区长兼任税务主任，控制税源及市场，严防漏税，对查获漏税者进行奖励。6月底，专署下达1950年度征粮任务200万千克，群众评议403万千克，实际入仓382.50万千克，征粮成绩显著。为了支援前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祖国，广大农民深明大义，把完成夏借、秋征看成是自己应尽的光荣义务。收获季节一到，群众便忙于簸晒粮食，把优质粮先交给国家。很多地方以村为单位，组成了送粮队，由村长带领，全部劳力一齐出动，人挑马驮。一路上欢声笑语，山歌吆吆，浩浩荡荡地把“爱国粮”送到国家仓库。路远的边沿山村，群众天不亮就起来，打着火把送粮，虽然夜路难行，但心里却格外舒畅。三区泉初乡五村距离仓库40余千米，群众不辞劳累，5天就完成了1.85万千克的送粮任务。

1950年，全县超额完成了400万千克的秋粮征购任务。1951年，贯彻合理负担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纳粮的积极性。全县从7月1日开始秋征工作，只25天时间，就完成了382.50万千克，超过任务数一倍还多，加上夏借及人民币折谷，共入库稻谷513.50万千克，超额138.50万千克。1952年的夏借和秋征工作，进度快，质量好，任务完成也很好。

通过“五大任务”，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巩固和发展了反封建土改的阶级队伍，各族农民扬眉吐气、兴高采烈，看到了穷苦农民团结一致的巨大力量，产生了土地改革的强烈要求，为秋后土改作了充分的准备。

四、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随着剿匪斗争的胜利和“五大任务”的开展，新政权的建设得到了发展和巩固。为团结全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夙愿，组织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解放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既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又行使着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

在安顺专署指示下，紫云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1年6月23日至27日在紫云县城召开。会议召开前，紫云县工委吸收城关各界人士共16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并于6月16日召开筹备工作会议，分别组织了秘书处（下设秘书股管理代表花名册，统计掌握时间，接待代表，审查代表资格事宜，总务股管理生活伙食及会议一切供应）；宣传委员会，负责会前及会中一切宣传、活跃情绪，整理印发会议材料；提案审查委员会，负责收集与初步审查整理提案，分头进行会议的各种准备工作。由宣传委员会参照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材料，拟订出宣传提纲，按照筹委会决定的宣传计划（即县区掌握点）于会前进行了宣传。以城关一、二、三行政村为重点，先后于每天晚上召开村农会，妇女会，村群众会及村各界座谈会，讲解会议的意义，就如何产生代表及初步吸收提案，使群众对这次会议意义有初步的了解。为了扩大会议的影响，在区乡宣传上普遍印发宣传单。另外，还搞了抗美援朝及反封建宣传栏，组织学生讲解，在休息时间，各界轮流观看展览。

在代表的组织成分上，党政机关代表15名，人民团体代表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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