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鹤间和幸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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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试读：
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日]鹤间和幸 著杨振红 单印飞 译中信出版集团序言探求秦始皇的真实形象生活在距今两千二百多年的古代中国的秦始皇（公元前[1]259—前210年，公元前247—前210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通过阅读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前86年）编纂的《史记》，我们可以了解秦始皇近五十年的人生。秦始皇，也就是秦王政，出生在远离秦国的赵国都城邯郸，十三岁即位为秦王，三十九岁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十一年后突然病死，他一手建立的秦帝国也在其逝后三年多便土崩瓦解。尽管这是一个仅存续了十五年的短命帝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皇帝像秦始皇这样引发过巨大争议。这是因为，虽然秦始皇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但他的权威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中国历史产生着巨大影响。如果要了解现在的中国，则必须追溯至秦始皇时代。我们很难用“专制独裁者”或者“雄才大略的君主”来简单地评价秦始皇，这是一个能够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人物。司马迁把秦始皇描述成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皇帝——而且注定会成为“皇帝”。我们在《史记》中见到的秦始皇形象，是生活在秦始皇死后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塑造的，和秦始皇的真实形象已经有了一定距离。司马迁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西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统治时期，可以说他是为了记录汉武帝及其时代才编纂《史记》的，即司马迁撰写《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目的并不是记录秦始皇时代本身。在司马迁眼中，当今皇帝汉武帝和秦始皇的形象是有所重叠的。两个帝王的行为之所以十分相似，是因为汉武帝本人十分仰慕秦始皇。可以说，汉武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发动北击匈奴、南伐南越（秦灭亡后不久，秦人赵佗自立为王建立的越人国家）的大规模战争，修建万里长城，在泰山举行封禅等国家祭祀，巡行天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山川祭祀等——都是在重现秦始皇的功业。汉武帝历时近五十四年的统治，是在继承秦始皇遗产的同时，试图摆脱其“魔咒”的历程。因此，要想接近秦始皇近五十年生涯的真相，必须对《史记》持谨慎态度。这并不是说要无视《史记》的记载，而是要逐一核实、验证《史记》中有关秦始皇记载的史料根据。幸运的是，司马迁并没有杜撰秦始皇的历史，他编写的秦始皇大事记基本上都是照录原始材料，从中进行取舍选择的。因此，把收录在《史记》中的原始素材从汉武帝时代剥离开来进行重塑的工作是可行的。做这项工作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灵活地运用秦始皇时期的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但是在1974年以前，采用这一方法本身就很困难。来自地下的信息1974年3月，在秦始皇陵东1.5千米的地方偶然发现了兵[2]马俑坑。兵马俑的“俑”字在孔子的语录中出现过。俑是仿照人的样子制作的埋在墓里的人偶，孔子曾批评用俑殉葬。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士兵和战马都是原物大小，栩栩如生。随后在翌年即1975年，又从湖北省云梦县一个秦朝地方官吏的墓中出土了1 155枚秦始皇时期的竹简——睡虎地秦简（竹简是把竹子晒干后，做成细长的札，在上面可以用墨水书写文字）。沉眠地下两千多年的这两大考古发现，将秦始皇时代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此后秦始皇陵周围的发掘和秦代竹简文字史料的发现一直没有中断过。进入21世纪后，2002年在湖南省一座古城的古井中发现了36000多枚秦代简牍——里耶秦简（简是札，牍是板），其图版和释文计划分五卷出版，2012年1月出版了第一卷。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购买了一批被盗掘的秦代简牍，加上捐赠的，共有2 176枚简。岳麓书院对其进行整理（岳麓秦简），2010年12月出版了第一卷的图版、释文，计划出版四[3]卷。此外，流失到海外的762枚秦代竹简和3 300余枚汉代竹简，分别于2010年和2009年被捐赠给北京大学（北大秦简和北大汉简），2012年12月出版了汉代竹简图版与释文第一卷，计划共出版七卷。这些资料都是秦始皇时期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信息量远远超过了司马迁的记载。现在已经不能忽视从古井和地方官吏墓等地下出土的珍贵史料了，可以说，2010年以后，秦始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岳麓秦简和北大秦简、汉简均不是正式发掘出土的，而是从伪造简横行的古董市场上流出的，因此，必须注意简牍的年代测定、文字形态、文意是否合理等，需要慎重对待。）在这些简牍中发现了一些和《史记》记载不同的秦始皇故事。例如，北大汉简中有一份讲述秦始皇事迹、自题为《赵正书》的竹简文书（参见第七章篇章页）。文书写在50枚竹简上，约1 500字，“赵正”就是《史记》中所记的秦始皇赵政。此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份关于秦始皇的汉代文献，属于全新的发现。全文目前尚未公布，据说书写年代比成书于汉武帝统治后期的《史记》稍早一些。《史记》记载秦始皇叫嬴政，也叫赵政。传说秦的祖先在五帝之一的舜帝时被赐予“嬴”姓，其子孙被封于赵城，因此也以赵为氏。《赵正书》的内容令人震惊。它除了将秦始皇称作“赵正”外，还不承认秦始皇为皇帝，而称他为“秦王”。它还记载秦王是在白（柏）人这个地方病倒的，这和《史记》中“病于平原津”的记载矛盾。此外，《史记》记载，秦始皇在沙丘驾崩后，胡亥、赵高、李斯三人立即阴谋发动叛乱，毁掉了秦始皇嘱托长子扶苏继位的遗诏。但是《赵正书》却记载，在秦始皇的主持下召开了立胡亥为正统继承人的会议，秦始皇同意由胡亥来继位。这与《史记》的记载明显存在龃龉。进而，2013年在湖南省益阳市古井中发现了一批最新的秦代竹简（益阳秦简），简文上记述了刚刚继位的二世皇帝在父亲去世后所立的誓言：“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而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的遗诏被赵高等人毁掉了，他们通过伪造新的遗诏让秦二世即位做了皇帝。史实到底是怎样的？这就需要对有关秦始皇的最重要史料——《史记》进行重新考察。凡人·秦始皇关于秦始皇是暴君还是才能卓著的君主，人们至今争论不决。若从烧毁儒家典籍、坑埋儒生的焚书坑儒，以及修建万里长城等大型土木工程时残酷役使民众等行为来看，他应当被视为暴君；但另一方面，若从他结束了战国分裂时代实现统一，统一文字、度量衡，以及推行郡县制、构建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政治体制这些来看，我们应当把他看作是一位有才能的君主。在这些传统认识之外，新发现的秦始皇时代的史料还揭示了一个与以前通常所说的镇压儒家的暴君形象不同的皇帝形象。同时，相对于“通过强权实现统一事业”的皇帝形象，一个作为普通人的秦始皇形象也开始浮出水面：他一边进行征服六国的战争，一边却对东方（六国之地）的地域文化心存敬畏。从2010年开始，五年来我一直在大学开设“出土资料所见秦始皇时代”“从出土资料解读秦始皇时代”两门课程，介绍每年公布的最新出土资料，同时对《史记》进行重新研读，尝试把秦始皇作为一个“人”来接近他的真实形象。这些年的教学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八个主题。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讲义内容，分为“赵正出生”“秦王即位”“嫪毐之乱”“暗杀未遂”“皇帝巡行”“中华梦”“帝王之死”“帝国的终结”八章，追溯秦始皇的一生及其死后的秦王朝历史。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没有哪一位皇帝的生涯像秦始皇这样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正因为如此，聚焦作为“人”的秦始皇，而不是作为皇帝的秦始皇，通过追溯一个人的生涯来回望这段历史，应当是有意义的。让我们一起来体验这项工作，开始阅读吧。[1] 编者按：公元前247年，赵正即位秦王，次年改元。公元前221年称帝，为始皇帝。秦代计算年龄将出生当年也计在内，故“虚岁”比实际年龄多一岁。按附录年表的计算方法，如无特殊说明，本书统一使用虚岁计法。[2] 译者按：语录指《论语》。[3] 译者按：全书后来计划增加为七卷。第一章赵正出生——出身秘密（一岁）图片说明：《史记》卷五《秦本纪》（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京都高山寺旧藏）天养二年（1145）在日本抄写，附有读音顺序符号、汉字的假名、用假名标注的汉字读音、声调关于秦始皇的出身，《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他是秦王（庄襄王子楚）的儿子，但在《吕不韦列传》中又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如果只把《史记》看成是传说式的文学作品，这种矛盾记载可能是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身上流淌的并不是秦王室的血，他其实是东方商人和其宠妾生的儿子，这样的故事可能会更吸引人。但如果把《史记》看作历史史料的话，史实却只能有一个。虽然我们无法判断哪个是史实，但却可以判断哪个记载更贴近史实。此外关于秦始皇的姓名，《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楚世家》等都说叫赵政，但是在汇集了《史记》早期原文和战国时期的外交故事的《战国策》的注解中却称他为“赵正”。或许人们会想，名字用“政”还是“正”关系不大。但这是一个后来做了秦王乃至皇帝的人。由于中国有避皇帝名讳的习惯（死者的名字称作“讳”，文书中要回避使用这个字，而用其他字来替代），因此秦始皇的名字是哪个字就变得很重要了。秦始皇出生时，并没有人能确定他将来要做秦王，更不要说做皇帝。这样一个人做了皇帝后，他的名字在历史中是如何流传的呢？如果传下来两个不同的名字，哪一个是他的真名？这是一件饶有趣味、值得探究的事。为了进一步接近秦始皇出身的真相，我们有必要将散见于《史记》各篇的记载整合起来去读。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发生在秦始皇出生的前一年——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将军率领秦军歼灭了多达四十五万的赵国士兵，并用欺骗手段将他们活埋坑杀，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在战争爆发前，在长平东北约150千米远的赵国都城邯郸，韩国（还有一种说法是卫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和秦国的王子子楚相遇了。不久，长平之战爆发。我们不清楚，经验丰富的秦国老将军白起在这场战役中，是如何成功偷袭赵国青年将军赵括的军营，并将四十五万赵国士兵活埋的。战国时期，士兵参战的目的是取敌兵首级，按照首级的数量获得相应的爵位，但是即便如此，四十五万人也实在是太多了。《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秦本纪》也记载说“四十余万尽杀之”。此外，在记载受攻击一方——赵国历史的《赵世家》中则说“卒四十余万皆坑之”，我们由此知道前两篇中的“杀”指的就是“坑杀”。总之，白起是用欺骗手段击败赵国军队的。白起将军在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攻打武安时最终失势。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史料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有“（昭王）卌八年，攻武安”的记载。且秦国出身的白起将军和魏国出身的丞相范雎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白起失败，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被削夺全部官职、爵位，判为死罪。白起临终时，把自己陷入死罪的原因归结为：“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然后自杀身亡。他内心不仅不觉得消灭敌人四十五万的战果是件值得夸耀的事儿，反而认为出于战术考虑将年轻的赵国士兵活埋是一种罪过。四十五万的数字很可能被夸大了。在这场战役中，秦国征发的十五岁以上的年轻士兵也死伤过半，令人哀恸。尽管如此，秦国的民众仍然相信白起是冤枉的，对他的死感到痛惜。长平之战的古战场遗址在1995年被发现。长平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永禄村，遗址中共发现十多个人骨坑，一个坑里埋着一百三十多个二十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这个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史记》的记载。坑中有被箭簇刺穿的大腿骨、似被钝器殴打而凹陷的头盖骨以及有刀痕的人骨。此外还发现了六十具头骨分离的遗骨。秦国士兵对赵军如此深的仇恨是从哪儿来的呢？反过来看，秦军这种毫无仁慈之心的凶残行为也一定会激起赵国人深深的悲愤和怨恨吧？就在此时——秦赵关系极端恶化的时候——秦始皇在赵国都城出生了。质子的价值质子的“质”是贡品（礼物）或人质的意思。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常以储君太子或其他公子为质子，进行交换。秦昭王就曾经被送到燕国做质子，昭王的悼太子也曾到魏国做质子，并死在那里，遗体被送回国，归葬到秦国的王族墓地。两年后，昭王的次子安国君接替已故的悼太子，做了太子，他就是后来的孝文王，即秦始皇的祖父。（图1-1）秦国也迎入别国的质子。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楚怀王的太子到秦国做质子，因和秦国的大夫发生私斗，楚国太子杀死对方潜逃回国。这个事件成为导火索，引发了秦国和楚国之间的战争。昭王八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秦国囚禁，随后楚怀王在齐国做质子的太子回到楚国，即位为王。类似的例子还有燕王喜的太子丹因在秦国做质子时受到冷遇，从而引发暗杀秦王政未遂的事件，关于此事后面会详细叙述。当时有太子出国做质子的，也有质子回国后做了太子的。不管怎样，在外做质子的经历一般都会给予他们在战国复杂的国与国的关系中生存下去的智慧，质子解救本国危难的事情时有发生。[1]图1-1 战国秦的谱系图安国君之子，即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也曾是质子。帮助子楚的是东方大商人吕不韦，他认为当时不得志的子楚是“奇货”，看好他的前途。蕴含巨大商机、有巨大升值空间的商品就是奇货。子楚客居邯郸时，被吕不韦的宠妾吸引，不久这个宠妾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秦始皇。这是紧接着长平之战众多赵国士兵被坑杀之后发生的事情。两个父亲的真伪《史记·秦始皇本纪》开篇就明确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却又说，秦始皇的父亲是东方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知道和自己同居的宠妾怀孕了。不久，子楚受吕不韦之邀去他家中饮酒，子楚喜欢上这位宠妾，请求吕不韦把她送给自己，吕不韦听了大怒。但此时吕不韦为了能让子楚将来继承王位，已经倾尽家财，因此为了“奇货可居”，还是将宠妾献给了子楚。宠妾隐瞒了已经怀孕的事，前往子楚那儿，“大期”（十二个月）之后生下了政。根据《吕不韦列传》的记载，秦始皇是在超过正常的十个月零十天或者二百八十天左右的妊娠期，即怀孕十二个月后出生的。从秦始皇出生的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往前数十个月，宠妾就应当是在昭王四十七年三月左右怀孕的。但事实应该是，与子楚相遇之后，宠妾便怀上了政。然而，不知是谁，企图把秦始皇从秦国王族的血统中踢出去，于是把他说成是东方商人吕不韦的儿子，编造说宠妾在遇到子楚前就已经怀孕了。于是把出生的时间向前推了十二个月，这样，这个孩子就成了吕不韦之子。西汉的昭帝是怀胎十四个月出生的，被认为是奇异现象，传说中的圣人尧，据说也是怀胎十四个月后出生的。但是，秦始皇的情况和他们不同，编造者显然不是想把秦始皇的出生说成与众不同的圣人诞生，而是想贬低秦始皇的出身。东汉时编纂《汉书》的班固甚至用吕不韦的姓称秦始皇为吕政，他显然采信了《吕不韦列传》的记载。那么，究竟是谁极力渲染秦始皇出生之谜，把他说成是吕不韦之子呢？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因此，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追溯一下。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四君子中的其他三个人分别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他们都有广阔的封地，召集了来自各国的数千名食客，掌握着凌驾于各自君主之上的权力。由于孟尝君出生的时间较早，可以说同时代的文信侯吕不韦和其他三人才是并驾齐驱的四君子。四君子中的春申君黄歇和吕不韦的经历十分相似。自楚考烈王（公元前263—前238年在位）为太子时起，春申君就和他成为利益共同体，二十五年来一直担任令尹（丞相），服侍考烈王，掌握着楚国的政治。（参看图1-2）吕不韦则服侍了庄襄王和秦王（秦始皇）两代君王，担任了十四年相邦（丞相）。据说，由于考烈王一直没有嫡世子，赵国的李园把妹妹嫁给春申君，待她怀了身孕后，把她进献给考烈王做了王后，这个王后生下了太子，即后来的楚幽王。这件事很可能是平原君赵胜背后操纵的。据载，李园担心这件事被发现，于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在楚国杀死春申君。秦国则在同一年爆发了后文将要谈到的“嫪毐之乱”，它成为吕不韦失势和自杀的导火索。但事实上春申君的敌人不是李园，而是在哀王即位两个月后偷袭杀死哀王的那伙人，哀王是李园的外甥、幽王的同母弟（同一母亲所生的弟弟）。这伙人拥立的是楚国最后一代王——负刍，亦即楚幽王同父异母兄弟。他们为了贬损幽王、整垮春申君，散布了春申君是幽王父亲的流言。同样，散布吕不韦是秦始皇父亲消息的人，也应当是那些想彻底清除吕不韦和嫪毐两大势力的人。此后，取代吕不韦、嫪毐辅佐年轻秦王的，是以楚国公子身份任秦国相邦的昌平君和出身楚国地方官吏的李斯。图1-2 楚王与春申君赵政与赵正，两个名字我们再把时间拉回来，看看秦始皇出生的背景。《史记·秦始皇本纪》开头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但是，正月出生与“政”的名字联系不上。若先谈结论，恐怕是因为司马迁把“正月出生，所以起名叫正”的“正”字误写成了“政”，这给后世《史记》的注释者们造成了混乱。谁也不会想到正月在邯郸出生的这个孩子后来竟然做了皇帝。当时肯定是为了方便，直接用正月的“正”做了名字。但是把他当作战国的统一者来描述的司马迁却不是这样想的。我们目前见到的《史记》文本都是刊本（印刷本）时代的本子，即10世纪北宋以后在纸上印刷的本子，一般以出版者或者出版机构命名，称为某某本。刊本《史记》主要有南宋黄善夫（私刻）本（参看第三章篇章页），元代彭寅翁（私刻）本，明代汲古阁本、凌稚隆《史记评林》本（参看第四章篇章页），清代武英殿本（参看第二章篇章页）、金陵书局本、现代中国的中华书局本等等。现在中华书局修订本（2014年，参看第八章篇章页）是最新的本子，使用起来很方便。这些本子中秦始皇的名字都写作“赵政”，看不到赵正的说法。《史记》的《世家》记载了那些被秦国征服的国家的历史，其中也称秦王“政”或者秦王“赵政”即位。在印刷本《史记》时代之前，《史记》是用毛笔在纸上书写的抄本（写本），时间大致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到唐代，即从5世纪到10世纪初。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三本注释《史记》的书，即5世纪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8世纪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日本残存下来的写本时代的文本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进入印刷时代后，日本依旧延续着写本文化。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唐代《史记·河渠书》残卷就是《史记集解》本。写本《史记》从唐代开始传入日本，在平安时代被广泛传抄，现在仍然残存有11、12世纪的写本。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所藏写本《秦本纪》也是《史记集解》本。（参看本章篇章页）我们可以间接知道，在写本《史记》时代有将“赵政”写作“赵正”的文本。《史记集解》引用4世纪时徐广的《史记音义》，说他见到的一个《史记》文本写的是赵正。此外还引用大约公元3世纪时宋忠的说法，说因为秦始皇是元旦（一月一日）出生的，所以取名为“正”。4世纪时还有写作“赵正”的《史记》文本存在，这一点不容忽视。唐代的司马贞列举了秦始皇生于赵国故名赵政的说法，以及秦与赵共同的祖先以赵城为荣，故名赵政的说法，但另一方面他又说，秦二世皇帝时为了避秦始皇名讳（死者的名字）的“正”字，将正月改为端月。“端”在这种场合不是“开头”的意思，而是“正确”的意思，像这样用同义字来替换本字的做法叫作“避讳”。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秦始皇的名字是“正”。同为唐代人的张守节，对《史记》关于秦始皇因出生在正月元旦故名“政”的记载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解释。其结论是，为了避讳秦始皇名字“政”的发音，特意下令改了正月的发音。但是这是曲解。张守节误以为唐代的汉字音也适用于秦始皇时代的上古音。唐代中古音的汉字有平声（高平）、上声（尾音高）、去声（尾音低）、入声（辅音结尾）四种声调。“正”和“政”的音完全相同，但在音的抑扬上，却一个是平声，一个是去声。平声相当于六朝时期传入日本的吴音“正”（shou），去声相当于唐代的汉音“正”（sei）。“端正”的“正”（sei）是去声，尾音向下，“正月”的“正”（shou）读作高平的平声。即便在现代汉语的发音中，“端正”（duānzhèng）的“正”仍是第四声，“正月”（zhēngyuè）的“正”是第一声，延续了古代的发音。但是，在秦始皇时代，不可能为了回避名字中“正”的去声，而将“正月”的“正”读为平声。吴音是南朝都城所在江南的发音，汉音是唐朝都城长安附近的西北发音。无论是吴音还是汉音都无法追溯到秦代。司马迁的用意序言中提到，由于新出土的《赵正书》竹简文书的发现，我们第一次知道在司马迁《史记》成书之前就有将秦始皇称作赵正的文献。据说，《赵正书》和《史记》一样都是武帝时期成书的，但前者时间稍早（虽然现在无存，但《史记》在当时也是编联的竹简文书）。司马迁很可能也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无论如何，秦始皇因为是正月出生故名赵正的看法最为简单明了。若这样来考虑，司马迁把“赵正”改为“赵政”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虽然是否是元旦出生，尚没有充足的证据，但《赵正书》记载的是秦王赵正的晚年故事，而且不承认秦王是皇帝。司马迁竟然把“赵正”篡改为“赵政”，应当是想通过这一举动来提高秦始皇的权威吧。“政”是“政事”的意思。（在中国古代，一般用“政事”，而不用“政治”这个词。）汉代司马迁的本意或许就是这样也未可知，但是，秦代尚未使用表示“政治”意思的“政”字，而是用“正”字来代替。北京大学所藏竹简中除了汉简外还有秦简，这些秦简文书中有“从正之经”“清洁正直”的句子。江陵王家台秦代竹简中也有“正事之常”的句子。“从正”就是“从政”（取政治之义），“正事”就是“政事”的意思。正直的“正”和正事的“正”意思不同，像后者这样，秦代的“正”也假借（借用读音相同意思完全无关的字）作“政”使用。司马迁是在阅读了现已不存的秦国国史《秦记》后写成《六国年表》的。《秦记》是秦国的简明大事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的纪事也部分参考了《秦记》。若按照秦文字的使用方法，《秦记》中一定写作“赵正”，而不是“赵政”。《史记·秦本纪》最后一部分引用了《秦记》：“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在《秦本纪》所依据的《秦记》原文中，“秦王政”也一定是写作“秦王正”。顺带提及，《秦本纪》最后一句“五十一年而崩”，在日本残存的写本中作“立十一年而崩”。（参见本章篇章页）相比五十一岁驾崩（实际上是五十岁零七个月），皇帝即位十一年后驾崩（实际是十一年零几个月）的写法更符合原文的风格。在写本时代，误写在所难免。应当是因为字形相近，才将“立”误写成了“五”。有意思的是，中国的中华书局修订本已根据日本的写本重新做了修订。即使秦始皇赵正的“正”是他的名字，但是，秦始皇活着时不一定会采取避讳。秦始皇死后，在其子秦二世统治时期，正如周家台秦墓简牍出土的二世皇帝元年历谱（日历）木牍所见，“正月”已被刻意改为“端月”。这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的“二世二年端月”“三年端月”一致。另一方面，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文书一般仍写作“正月”，只有秦始皇在世时的文书睡虎地秦简中有的“里正”（村长）被改作了“里典”，但秦始皇活着时并没有采取彻底地避其名讳的政策，直到死后才开始实行避讳。生日占卜睡虎地秦简中有名为《日书》的占卜文书，其中有根据生日的干支进行占卜的内容，名叫《生子》（图1-3）。当时一般循环使用从甲子到癸亥的六十个干支日来表示日期，根据孩子出生的干支日占卜孩子未来的吉凶。出人头地、长寿、富裕、宠爱、勇武等为吉，反之，贫困、疾病、孤儿、奴婢等为凶。现在看这只是一种迷信，但是通过这些内容却可以了解秦代的社会面貌。“乙亥生，利酒”，或者“丁酉生，嗜酒”等，占卜的是将来是否能够饮酒；“己卯生，去其邦”之类，表明战国时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常见。老百姓对未来的期望是，男子成为上卿（大臣），女子成为邦君（王侯）的妻子。但现实中也有男子沦为人臣（奴），女子沦为人妾（婢）的情况。这是一个不讲家世出身，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奴婢、大臣甚至王后的时代，这就是秦始皇生活的时代。在《日书·生子》的六十个干支日中，图1-3 睡虎地秦简《日书·生子》只有一个无论怎么看都给人突兀、不协调的感觉，这就是“丙寅生，武，圣”。所谓“圣”指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尧、舜等上古帝王是理想的圣王，孔子也以圣者、仁者著称。后来在表彰皇帝秦始皇的刻石上也可以见到很多圣智、圣德之类的词语，看来秦始皇也把圣者视为理想人格。《日书》中说，不管他是谁、是什么身份，只要是丙寅日出生的，就一定会拥有武勇和圣智，但丙寅日出生的人很多，并非只有秦始皇。如果秦始皇是正月丙寅出生的，那么就是正月初三。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有“（昭王）卌五年（公元前262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的记载。记录一个地方官吏的生日，除了要记录干支外，还要记录鸡鸣（凌晨一至三时）之类的具体时刻。按照《日书》的说法，甲午日出生的喜将来应该是“勇武而有腕力，少兄弟”。但我们无从知道秦始皇的出生时间，史书记载没有详细到王族的出生日期。吕不韦的谋策让我们再回到历史走向中来。由于老谋深算的白起将军在武安之战时回国，年轻的将军们代替他率领秦军攻打邯郸城，结果以失败告终。秦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魏信陵君无忌和楚春申君黄歇接受了赵平原君赵胜的请求，率领“多国救援部队”前来救赵（图1-4）。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具有某些共性，即门下均召集了来自各国的多达数千人的食客，他们本人都身居丞相等要职，分别支持自己的国君，并开展诸侯国间的活动。当他们在邯郸会合时，商人吕不韦也正在邯郸城内活动。吕不韦肯定知道三君子的动向，他想借此机会，实现自己从商人向政治家转变的野心。邯郸的战况愈演愈烈，王龁将军率领秦军包围了邯郸，赵平原君以三千“敢死队”一面迎击秦军，一面等待救援。魏信陵君的姐姐是平原君的夫人，因为这层关系，信陵君希望魏王出兵救援，但魏王迫于秦国的威胁没有答应。信陵君在食客的建议和活动下，成功地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将军所持的半个虎符（将象征军队的青铜虎一剖两半的剖符），将魏的八万精锐部队派往邯郸。因为楚和赵是合纵同盟国，春申君也派了救援军。如果没有三君子的联合，秦军一定会攻陷邯郸，邯郸一旦陷落，子楚和赵正就可能在激战中被杀死。秦军未能进入邯郸，成了决定子楚和赵正命运的事件。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吕不韦在此期间为秦国做了哪些工作。《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在秦包围邯郸前，吕不韦就已经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说服了没有子嗣的秦国太子安国君的正妃华阳夫人，让王子子楚做她的养子。由于这一活动是在赵正出生之前展开的，因此，这显然不是为了赵正，而是为了让子楚以后能当上太子。秦攻打邯郸的战役开始后，吕不韦贿赂看守子楚的官吏，让子楚从邯郸逃出来，平安地将其送到围攻邯郸城的秦国军队那儿。昭王死后，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王（孝文王），回到秦国的子楚如约做了太子。图1-4 秦军与诸侯军进军路线《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些《史记》没有记录的故事。吕不韦曾和父亲谈到为什么自己要帮助子楚。他说，从事农业的利润是十倍，买卖珠玉的利润是百倍，但若是立君主的话，可以获得无法估量的利润，这是自己从父亲那儿学到的。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如果让子楚做后嗣，阳泉君一族将来都会平安无事。为了取悦华阳夫人，子楚拜见华阳夫人时，吕不韦特意让子楚穿上华阳夫人故乡楚国的衣服。华阳夫人十分高兴，马上收子楚做了养子。我们一般只关注《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其实应该对《战国策》的上述记载给予更多的重视。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以战国时期纵横家写给诸侯的书信集《纵横家书》为底本，它也是《史记》的史料来源。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书写在绢上的书），其中就有名为《纵横家书》的文献。《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对吕不韦活动情况的记载不同，应当是因为当时流传着各种关于商人吕不韦让秦质子回国作战的故事。让出国的质子回国继承王位，对于要求人质的国家是件好事。反之，如果不让其回国，质子就成了空质，即没有价值的质子。国家间的关系状况改变着质子的价值。总之，质子子楚一度被自己的国家抛弃，却在昭王五十年秦军团团包围邯郸时，成功地逃脱出来，回到自己的国家。赵正和母亲赵姬被留在邯郸，躲到赵姬的娘家得以活下来。秦军未能攻下邯郸，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军转而攻打南边的新中，再度败给韩、魏、楚的“国际援军”。不久秦昭王亡故，安国君即位，子楚成了太子。在孝文王的二十几个孩子中，就是这样一个母亲为夏太后（秦王的母亲称为太后）、自己又身为中男（长子与幼子之间的子男）的庶子，一个距离王位相当遥远的人最终成了秦国的太子。子楚父亲的正妃华阳夫人成了华阳后。吕不韦的如意算盘战国七雄以合纵连横为中心开展外交活动，合纵指东方六国（燕、齐、韩、魏、赵、楚）纵向联合对抗秦国，连横指秦国为了破坏合纵，与六国中的某个国家结盟。虽然在秦昭王统治时期，东方六国一度建立合纵关系，但很快就瓦解了。吕不韦原本是在这种战时体制下从事跨国生意，积蓄了千金之财的大商人（图1-5）。千金相当于一千枚一斤重的金饼（圆形金）。中国古代的数学发展水平很高。现存的《九章算术》是东汉时编纂的，全书由246个算题和解答组成，其中已经有了分数和比例、多元一次方程式等复杂的计算。西汉初期的张家山汉简中也有《算数书》，最近我们又见到了秦代的《数书》（岳麓秦简）和《算书》（北大秦简）。清华大学所藏楚简中还有流传于战国时期楚国的算数书。从秦代地方官吏墓葬中还出土了算筹。王家台秦墓中出土了六十根62.5厘米长、用竹子和骨头制作的算筹，周家台秦墓出土了二十五根12.2厘米长的算筹。数学是官吏必备的知识，当时把算筹排列起来，用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这本来应当是征税的官吏需要具备的数学知识，也成了被征税一方商人的智慧来源。图1-5 吕不韦的活动范围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送给身在邯郸的子楚五百斤黄金作为活动资金，购买珍贵的物品送往秦国，献给安国君的华阳夫人。通过这种手段，子楚得以成为养子，承继太子的后嗣。齐国的孟尝君曾献给昭王价值一千金的狐白裘（狐狸白色腋毛制作的毛皮），子楚献给华阳夫人的或许就是这类东西。这是《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考虑到携带黄金通过边境关卡会有很大的损失，这样做很聪明。如果直接携带五百金进入秦国，那么大部分都会损失在关税上。《九章算术》中有一道关于携带黄金通过关卡缴纳关税的算题。携带黄金的人总共要通过五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征收所携带黄金数额二分之一的税，下一个关卡征收余额的三分之一，其余三个关卡依次征收余额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设问税额合计为一斤黄金时，最初携带的黄金重量是多少（《九章算术》卷六《均输》）。如果把最初携带的黄金数额看作一，第一个关卡缴纳二分之一的税金后，还余二分之一；第二个关卡缴纳余下的二分之一中的三分之一作为税金，从原来的二分之一中减去六分之一还剩三分之一。以此类推，到第三个关卡时，余额与税率相同，为四分之一；到最后第五个关卡时，余额还剩六分之一。最终，所携带黄金的六分之五都被作为税金收走了。假如六分之五是一斤的话，那么一斤的五分之六就是最初携带的黄金数额（图1-6）。图1-6 关税的计算现在我们按照秦国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等于二十四铢这一复杂的重量单位进行换算。一又五分之一斤相当于秦一斤零五分之十六两，即一斤三又五分之一两，五分之一两相当于五分之二十四铢，即四又五分之四铢，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最初携带的黄金为一斤三两四又五分之四铢。只携带了一斤多黄金，就被征一斤的税，税实在很重。岳麓秦简《数书》中也有一道算题：总共要过三道关卡，每个关卡收五分之一的税金，最后剩下一两黄金，问原来携带了多少黄金。答案是一又六十四分之六十一两。解法是：如果每次征收五分之一，那么每次剩余五分之四，五分之四乘以五分之四乘以五分之四，积为一百二十五分之六十四，把分母、分子倒过来就是六十四分之一百二十五，即一又六十四分之六十一两。按这一税率，最初携带的黄金数额几乎减少了将近一半。很有商业头脑的吕不韦肯定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他会避免直接携带五百金到咸阳。秦始皇的母亲秦始皇的母亲曾是吕不韦的宠妾，赵正做了秦王之后，她就被称作“母太后”，待赵正成为皇帝后，她虽然已经去世，但仍被尊称为“帝太后”。但是，像秦始皇母亲这样的人居然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这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史书只记载她是赵国豪门之女，是邯郸诸姬之一。据说，她姿容美丽，擅长舞蹈。此前秦国的王侯多从其他国家的王室迎娶夫人。太子或王从别国迎娶夫人的国家间的婚姻，从外交角度来讲是十分必要的。秦惠文王的夫人宣太后叫“芈八子”，芈是楚国贵族的姓氏，八子是地位仅次于夫人的秦女官的称呼。前面提到的孝文王夫人华阳夫人也是从楚国迎娶的。司马迁这样描述赵女和郑姬（对赵国和郑国女子的总称）的特征：她们化着浓妆，擅长弹琴，提着长长的衣袖，穿着尖尖的靴子，眉目传情，只要是有钱人家，不管是老是幼，都愿意嫁过去。据载，后来秦始皇的后宫中也充斥着郑、卫之女，热闹非凡。其中美丽娇媚的赵女最为知名。据说，紧靠赵国北部的中山国也继承了殷纣王以来的淫乐传统，中山国的女子擅长鼓瑟，穿着靴子，向富贵的人出卖媚相，出入各国的后宫。这些中原女子特别受欢迎，据说人们只要听到郑卫之音，就会产生淫乱之心。所谓淫靡之乐，不是传统的宫廷雅乐，而是演唱男女恋爱的歌曲。出身赵国的秦始皇之母，和出身楚国王族的宣太后以及华阳夫人身份不同。把她纳为宠姬的吕不韦在当时是个商人，他没有选择大国，而是选择距郑国较近的韩国阳翟（据《吕不韦列传》）和卫国濮阳（据《战国策》）作为自己的基地，往来于这两地与赵国邯郸之间（图1-5）。秦咸阳宫遗址中出土了绘有女子的壁画残片。这些女子看起来像是倡优（演员），脑后梳髻，正面而坐，挥舞着宽大的袖子，来回摆动，她们或许就是来自郑、卫或赵的女子。要想从秦始皇母亲出身的角度了解秦始皇，就必须关注东方的小国郑、卫，以及秦始皇的出生地——赵国。战国时期，除了七雄（秦、韩、魏、赵、燕、齐、楚）外，还残存着郑（公元前375年被韩所灭）、卫（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宋（公元前286年被齐、楚、魏所灭）、鲁（公元前256年被楚所灭）、中山（公元前296年被赵、齐、燕所灭）、蜀（公元前316年被秦司马错所灭）等小国。总之，赵正就这样，伴随着秦王王位继承的问题降生了。本书中没有使用《史记》记载的“赵政”的名字，而称其为“赵正”。[1] 编者按：见本书“人物介绍”。第二章秦王即位——帝王诞生的背景（十三岁）图片说明：《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武英殿本，清代，18世纪）武英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西南。武英殿本《史记》是乾隆时期刊行的书籍昭王统治多年后死去，继任的是两任短命君主：即位仅三天就去世的孝文王和在位三年多的庄襄王。所以，赵正年仅十三岁就即位做了秦王。两任王在位时间如此短，不得不令人生疑，但是他们最亲信的吕不韦并没有留下任何令人怀疑的证据。不过，出土史料《编年记》中记载了《史记》中没有的新史实。秦历以冬季十月为一年之始。《史记》记载孝文王是在公元前251年十月即年初的某三天即位的，而出土史料《编年记》却说是在年终的闰九月。即位后要从次年的十月改年号为元年，如果是闰九月即位，孝文王元年就从紧接着的十月开始，而此时孝文王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主张元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另一方面，赵正五月即位为秦王，之后在十月改年号为始[1]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并开始了两项大规模土木工程：营建自己的王陵，同时引进外国技术，兴建大规模灌溉工程。这两项工程是为了向国内外郑重宣告十四岁年轻国王的存在，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发觉来自韩国的技术人员郑国是个间谍。根据《史记》的《河渠书》和《李斯列传》记载，由于秦王积极任用其他国家的人，引进别国技术，在秦人内部出现了抵制势力。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完全没有提及间谍事件。它只记载说，发生了拥有众多食客的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反对秦王的事件，秦王因此下令驱逐他们门下的别国食客，于是李斯上书反对秦王的逐客令。到底哪个才是真相呢？回国关于赵正从邯郸逃回秦都咸阳的时间，一种说法是在昭王五十年，赵正年仅三岁时；一种说法是在他九岁时，他们母子比父亲子楚晚回国。《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也摇摆不定，但后一种说法更为合理。昭王五十年，王龁将军率秦军围攻邯郸，这肯定会给在赵国做质子的子楚及其妻儿带来危险。赵国本来打算杀死子楚及其妻儿，幸运的是子楚的夫人出身赵国豪门，她的家族帮助他们躲藏起来。如前所述，吕不韦又用六百金买通了看守的官吏，让子楚得以逃到秦军军营。《战国策》中还保留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吕不韦和赵国的某个人物进行交涉。当时已经约定让子楚做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的养子。如果让他回国，将来就会成为太子，因此，与其把他留在赵国一无用处，不如让他为赵国所用。于是赵国同意让子楚回国。商人吕不韦利用自己的人脉做成了这笔交易。子楚回国时，秦始皇六十九岁高龄的曾祖父秦昭王的统治仍在继续。安国君虽说是太子，但已经四十七岁了，迟迟不能继承王位。安国君也一定考虑过昭王死了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才约定以子楚为嫡嗣。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两个人做了一个玉符，在上面刻上约定的内容。这样安国君的其他儿子将来就不能继承王位了。赵正也逐渐意识到，如果父亲子楚做了秦王，母亲做了正夫人的话，最终王位会轮到自己。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秦始皇的曾祖父昭王驾崩，王位终于传给祖父安国君。父亲子楚也按照约定成了太子。两任秦王之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昭王在昭王六十五年秋天亡故，安国君孝文王为先王服丧期满，于十月己亥日即位，时年五十三岁，但在三天后的辛丑日死亡。这是发生在孝文王元年年初的事。秦王即位仅三天就死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秦本纪》完全没有记载，但是从对孝文王猝死的应对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出土史料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图2-1）。其中“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的记载提供了一个新的史实：昭王在十月之前的一个月即闰年年末的后（闰）九月已经死了。图2-1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今元年”指秦王赵正元年。《编年记》还记载，被葬者的名字叫“喜”，17岁在户籍上登记（傅），同族中叫“遬”的孩子出生这一年在九月的后面又设了一个九月，共有十三个月。《编年记》记载昭王后九月去世，这意味着孝文王即位可能也发生在后九月。根据历表，在《史记》所说的十月中既没有己亥日也没有辛丑日，但在《编年记》所说的后（闰）九月中却有己亥日（后九月二十八日）和辛丑日（后九月三十日，年终最后一天）。由此可以判定，孝文王是在昭王五十六年年末倒数第三天即位的，死于年末最后一天。孝文王去世后，庄襄王同时即位，但由于孝文王的即位更受重视，因此从年初十月开始到九月截止的这一年称为“孝文王元年”。由于《编年记》中有如下记载：“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可知当时并没有隐瞒孝文王即位后很快就去世这件事。如果我们考虑到孝文王不即位，庄襄王和秦王赵正就不能即位，那么就能够理解在昭王五十六年和庄襄王元年之间插入孝文王元年的做法了。再考虑到历史上一直保有对秦王赵正血统问题的猜疑，这样做也合乎逻辑。为仅做了三天秦王的孝文王建造的王陵被称作“寿陵”。寿陵至今没有被发掘，它远离昭王和庄襄王的王陵区，孤零零地残留在西安市区内。庄襄王也在即位三年后，即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五月丙午（五月二十六日）死去，死因不明。这对支持庄襄王的吕不韦来说是突发状况，于是，赵正匆忙踏上了即位秦王之路。由于两任秦王的猝死，十三岁的赵正终于如吕不韦所愿，登上了王位（图2-2）。图2-2 秦始皇肖像17世纪的《三才图会》描绘的秦始皇。秦始皇时期的肖像没有保留下来，这是后世刻画的暴君像秦王即位赵正十三岁即位，比十九岁即位的惠文王、悼武王和昭王还要小。当然，若和他祖父孝文王五十三岁、父亲庄襄王三十二岁的即位年龄相比就更小了。十三岁的秦王若在普通百姓看来，不过是一个尚被称作“小男子”的孩子。正因为如此，赵正虽然即位做了秦王，但国政却被委托给大臣。少年秦王的年号，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称元年。在秦国，普通百姓判断一个人是孩子还是大人的标准首先是身高，而不是年龄。男子六尺五寸、女子六尺二寸以下算作儿童，即被称为“小男子”或“小女子”。汉代也将十四岁以下视为未成年儿童，所以十三岁的秦王属于“小男子”。在秦国，成为一个男子的年龄是十七岁，长到十七岁后要作为“男子”登入户籍。幼年即位的周成王曾将朝政委托给叔父周公旦。周公旦掌管朝政七年，直到成王成年。周公旦和召公（燕国的始祖）监护着年幼的成王。赵正即位秦王时的年龄和成王相仿，也是在十三岁到约二十二岁之间得到相邦（丞相）吕不韦的辅佐。在政令施行方面，有时形式上也采取母太后（赵姬）代行的方式。秦王赵正继承的秦国领土，很大一部分来自侵占东方六国中与秦接壤的韩、魏、赵、楚四国的领土。秦在魏地设置了河东郡，在赵地设置了太原郡，在韩地设置了上党郡，在原来的周地设置了三川郡，在楚地设置了南郡。郡县制的郡是统辖县的地方行政组织。在战国时期，郡是侵略敌国领土后用以统治其占领地的根据地。有了这些郡，再加上巴蜀、汉中（汉水上游）之地，秦国就不再是一个局限于关中（夹在东面的函谷关和西面的陇关之间，或者被东面的函谷关、西面的散关、北面的萧关和南面的武关包围的地区）的小国。秦王赵正从曾祖父昭王那里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片广阔的领土。间谍事件与逐客令年少的秦王即位后，身边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郑国是韩国间谍的身份被拆穿，不过事件的真相已很难判断。韩国在七国中算是小国，一直面临着邻国秦的威胁。它派遣“水工”（当时对水利技术人员的称呼）郑国到秦国，从秦王即位的第二年即秦始皇元年开始修建水利工程。这件事本身是韩国向秦国输入先进技术，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秦王还同时开始了修建自己陵墓的土木工程。秦王还是少年，不可能直接指挥这两项工程，它们一定和辅佐秦王的行政首脑相邦吕不韦有关。营建陵墓是一项制度。新王即位后，首先要埋葬先王，然后从第二年年初开始营造新王的陵墓。在汉代，尚未埋葬的陵墓叫初陵，皇帝埋葬后称作长陵（西汉高祖陵）、茂陵（武帝陵）等等。君王从活着的时候开始建设陵墓，并不是件需要特别忌讳的事。秦王此时还不是皇帝，所以陵墓开始时是作为王陵而不是皇帝陵建造的。由于曾祖父母和父母都葬在骊山西麓叫“芷阳”（东陵）的地方，所以秦始皇将自己的陵墓选定在骊山北麓。营建陵墓工程首先是向地下深挖墓穴。后文将提到，在秦始皇陵东面的兵马俑坑中出土了刻有“相邦吕不韦造”文字的青铜制武器（图2-3）。《史记》中写作“相国吕不韦”，但“相邦吕不韦”才是正确的叫法。汉代为了避高祖刘邦的讳，将“相邦”改为“相国”。我们可以从铭文窥见吕不韦与秦始皇陵之间的联系。当然也可以想象郑国与吕不韦的关系。图2-3 “相邦吕不韦造”铭戈（出自《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郑国主持的水利工程开展九年后，爆发了嫪毐之乱（详见下章）。据说，不久，水工郑国实际上是韩国间谍一事就被发现了。这个事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完全没有提及，但在综述水利历史的《河渠书》以及《李斯列传》中可以看到。根据《河渠书》的记载，秦本来要杀死郑国，但郑国为自己做间谍一事进行申辩，称水渠（灌溉水路）完成后秦国会受益，他因此得以活命。《河渠书》中没有提到旨在驱除所有别国人（客）的“逐客令”。《孙子·用间篇》详细记载了战国时期从别国秘密获取情报的间谍活动，并列举了五种类型的间谍。派往敌国的间谍分两种，冒死带给敌国假情报的叫“死间”，活着获得敌国绝密情报的叫“生间”。利用敌国人做间谍的也分两种，利用普通人的叫“因间”，利用官吏的叫“内间”。最后一种是利用敌国间谍的，叫“反间”（双重间谍）。但郑国不属于上述五种中的任何一种，据《河渠书》记载，郑国的目的是阻止秦“东伐”的军事行动。他让秦国首先开展土木工程建设，而不是军事行动。然而，即便是在同时开始的陵墓营建中，秦国所用的劳动力也是刑徒，土木工程并没有给普通成年男子组成的秦国军力造成大的阻碍。另一方面，据《李斯列传》记载，借郑国间谍案发难，以此为由要求驱逐所有来自其他诸侯国“客人”的是秦的宗室（王族）和大臣。当时在秦国有很多别国人，很难判断他们谁是“生间”，谁是“死间”。秦的宗室和大臣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请求下达将所有东方国家的人都驱逐出境的逐客令。然而，当时有众多其他诸侯国的人在秦国，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下逐客令的起因恐怕不是郑国间谍事件，如《秦始皇本纪》所载，应当是嫪毐之乱。《秦始皇本纪》记载，逐客令是在嫪毐之乱的第二年即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颁布的。当时，年轻的秦王赵正意识到拥有众多宾客、食客的嫪毐和吕不韦的权势已经凌驾于自己之上，因此他下决心搜查这些食客，将他们驱逐出去。李斯本人是楚人，先做了吕不韦的舍人（居住在主人家中服杂役的人），后来担任秦国的官吏。此时李斯已位居客卿高位，正是逐客的对象。他因此上书反对逐客。由此推想，《李斯列传》是把《河渠书》与《秦始皇本纪》的不同记载简单地糅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清代注释家梁玉绳已经指出，逐客令与郑国无关，而是起于嫪毐之乱（《史记志疑》）。无论如何，李斯上书所写的七百多字是一篇上佳的文章，很有说服力。他认为，秦国在物资和人才都很匮乏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打破东方六国的合纵同盟，在经济、人口、军事方面保持优势地位，就是因为历代秦王都积极引进别国产品和人才。他说，现在从陛下身上佩戴的玉和珍珠，到黄金和丹青（红色和绿色的颜料）彩绘的日常器具，乃至后宫的郑卫之音和后宫的郑女，到处都充盈着别国的东西。秦王见到李斯的上书，马上撤销了逐客令。这件事巩固了李斯在秦国的政治地位。可以看出，此时的秦王完全理解李斯这番话的意思，并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了判断——他已经无法再依赖嫪毐背后的吕不韦了。虽然郑国差一点被杀，但秦王被郑国之前的那番话所打动，于是让他完成了这项工程。这些都是刚刚长大成人的秦王做出的决断，嫪毐之乱和郑国间谍事件也是秦王为了成为一个独立的君王所经历的试炼。秦王赵正和取代了吕不韦地位的李斯一起，开始走上帝王之路。郑国渠水的润泽韩国人郑国主持的水利工程成功了，后世将它称作“郑国渠”。令人震撼的是，古代的郑国渠经过两千二百多年，至今仍在使用（图2-4）。这真的是一个“间谍”的成就吗？它现在叫“泾惠渠”，渠水灌溉着小麦、玉米、棉花等旱田作物。泾水从仲山的山谷间流入关中盆地，最后与渭水合流。泾水与渭水自古以来就被相提并论。卫地《谷风》诗歌中有这样一句：“泾以渭浊”（《诗经·邶风》），意思是正因为浑浊的泾水和清澈的渭水汇合，水质才变得更加浑浊。泾水水流落差大，流速快。但东西向横贯关中平原的渭水却流速缓慢，由于水流缓慢，泥沙在河床沉积，河水十分清澈。渭水南面有来自秦岭山脉丰富的水资源滋养，但渭水北边的平原却很干燥，所以需要建造水渠进行灌溉。图2-4 郑国渠地图泾水从山上降到平地后，马上弯曲改变流向。由于这一地形酷似瓠（葫芦），所以此处称作瓠口。即使在春天枯水期，河水也会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沿着凸面的外侧流淌，人们很容易从灌溉水渠中取水，所以瓠口被选为郑国渠的引水口。但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很快被侵蚀，泾水的河床逐渐低于耕地。为了克服这一落差带来的问题，人们不得不将引水口逐渐向上游移动。秦汉以来直至宋元明清的历代引水口依次向上游排列。现在的引水口位于最北端的水坝上。1985年，在郑国渠引水口附近发现了一块与水流成直角、全长2 650米的版筑（将夹在两块板之间的土按水平方向反复夯实）遗迹。推测可能是水坝，将水截流，通过提升水位进行引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建造水坝了。水压问题则借鉴了修建长城或城墙等的先进土木技术。水渠沿着叫作“北山”的山脉一直向东注入洛水，长达三百余里，灌溉盐碱地四万余顷。受到河水的恩惠，每亩地的产量从普通的一石半增至一钟，即六斛四斗。遇到丰年，产量还会提高。干旱地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和小麦。司马迁说，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关中日渐富庶，秦国才能够凭借其经济实力吞并诸侯。在干旱的土壤条件下，地下水位上升，盐分会涌到地表。利用泾水的泥水将盐分冲走，并进行灌溉，这就是郑国渠的智慧所在。当地还修建了用以灌溉的排水沟。灌溉水存积到旱田后，会诱发地下水位上升。如果将排水沟设计在比灌溉水渠低的位置，地下水就不会漫过排水沟，可以防止盐碱化。秦时是否已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还不确定。郑国渠所使用的水利技术也被运用到同时期建设的秦始皇陵地下宫殿中（详见第八章）。地下宫殿工程是在骊山北麓平缓的斜坡上向下深挖，但挖到十五六米时出现了地下水渗透。由于地下宫殿深近三十米，为了将渗透的水排出，设计者就在更深处设置了排水沟。如果挖的深度超过三十米，水就会存积在排水沟里。由于修建在缓坡上，地下水缓缓地向北流淌。地下宫殿一建造完成，这个地下排水沟就用土埋上，作为地下水坝。像郑国渠和秦始皇陵这样建造地上和地下水坝的构想，来源于从东方大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平原）传入的先进水利技术。秦很早就开始从东方引进人才和技术，东方大商人吕不韦作为相邦在这方面起了引领作用。这些情况也表明，必须重新思考《史记·河渠书》和《李斯列传》记载的郑国是间谍的说法。[1] 译者按：准确地说应为“秦王赵正元年”。第三章嫪毐之乱——彗星之语（二十二岁）图片说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九年（南宋，12世纪，黄善夫本）宋代将三种注释本汇集在一起后首次刊行的印刷本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