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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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试读：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大环境中进行的，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给予了中国抗战以直接或间接的同情和支持，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就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它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充满友谊的一页。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问题，在以往抗日战争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作为一项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这还尚属首次。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是一场人类正义之战，因而具有民族性、世界性、正义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需要外援的配[1]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苏联援华应验了毛泽东这一判断，把“世界性的抗战”的特点在东方战场上较早地展现出来。中国抗战得到了苏联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而苏联援华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时效性。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形势危急，苏联率先站了出来，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大批援华物资陆续运抵中国，苏联志愿飞行员和苏联顾问也迅速赴华参战，可谓雪中送炭，对于加强中国抗战力量、提振中国抗战士气起到重要作用，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气焰。西方有一句谚语：“需要时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这用于此时的苏联是恰如其分的。抗日战争后期，苏联果断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一举歼灭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苏联援华抗战的历史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光辉历程，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成果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既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对发展当代中俄两国关系也大有裨益。

该成果构建起研究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援助的系统框架。这一框架以苏联对华援助为基本线索，但不拘泥于苏联对华援助本身，而是把它放到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置于抗战时期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来阐述，在历史的广角镜中对特定的事件进行聚焦和定格。书稿总共9章，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进入局部抗战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开始，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中国抗战胜利结束时为止，围绕苏联援华这个主题展开，既突出了主线，又开阔了视野。读这部书稿，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种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全景，随着全景一幕幕地递进，可以清晰而深入地了解抗战时期苏联为什么要对华援助、苏联对华提供了哪些援助、苏联是怎样援华的、苏联援华的效果又如何等基本问题，从而形成对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系统认识。

该成果对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研究深入具体。苏联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援华是不平衡的，既有高潮，又有低潮。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苏德战争爆发的4年间，是苏联援华的重点阶段。作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了大量资料，用5章的篇幅，分别从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贷款和物资援助、人力及技术援助、国际会议上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和支持等方面展开，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加深人们对苏联援华的了解和印象。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减少。作者具体分析了导致这种减少的因素，同时又指出这一时期苏联援华并没有完全中止，通过查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等档案资料，说明当时在中国还有苏联顾问和专家77人，古巴列维赤为军委会代顾问，以及当时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提供物资和人员的援助等。这些研究成果是以往研究得不够或忽略了的，该成果予以补充和深化，使苏联援华史实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来。

该成果注重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评价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援助。在苏联援华问题上，看法向来是不大一致的，从学术研究角度说，这无可厚非。就历史评价而言，无疑也需要给一个公正的说法，这就应当把这段历史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予以解析。该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读和评价历史，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力求做出客观、公允的结论。例如，它认为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但也不排除苏联在援华问题上考虑本民族的利益，并引用恩格斯所赞成的保尔·拉法格的一个观点加以论证，即“国际主义并不意味着取消祖国，决不意味着牺牲祖国”。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基本原则，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遵循的，当时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不会例外，但这同它国际主义的援助并不矛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不能以国家利益去否定其对华援助的合理动机和实际成效。当然，作者也深入分析和评述了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其中有些甚至严重损害到中国主权。概言之，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应当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历史，显得尤为重要。

该成果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是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研究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新进展、新成果，对于当前并非处于显学状态的该领域研究是一种积极而有力的推动。可以相信，随着中苏（俄）档案资料陆续解密，这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和兴趣，该领域研究也将会更加深入持续地开展，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王真2012年7月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6页。第一章中国局部抗战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基于“不干涉政策”，为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舆论上予以同情和声援，行动上给予了宝贵的援助；另一方面，在处理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又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一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对中苏安全的威胁（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1]即争夺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利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

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竞相角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其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制定了旨在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参与过十多次对华侵略战争，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角逐中，日本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独占中国利益，排斥英美等国的在华势力，并逐渐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1927年6、7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明确提出“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为了保护[2]日本在支那的权益，不问支那本土或满蒙，日本均应出兵”。因此，[3]“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从而加速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

苏联与中国有几千公里接壤，历史上的沙皇俄国也曾多次侵略中国。但日俄矛盾由来亦久，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俄纷争的焦点。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许多特权。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摒弃了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先后于1919年和1920年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任何第三者所订立的妨害中国主权或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完全推行两次对华宣言所做的承诺，而是力图继承沙俄的一部分在华权益。[4]在外蒙古、中东铁路主权等问题上，中国当时的北洋政府与苏联进行了长时间的争取。1924年5月，北洋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对于中东铁[5]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中苏协定》的签订，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苏联在与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的、以推翻北洋政府为目标的国民革命。1924年4月6日，北洋政府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后，苏联提出严重抗议，撤回驻北京的大使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封闭在其统治区域内的各苏联领事馆，苏联陆续撤回广州、上海、武汉等地的领事馆人员，仅存驻东北的各领事馆。此后，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和开展苏维埃运动。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1929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开始实施了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计划，引起了中苏冲突。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与中国国民政府断交。

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危机几乎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了。经济危机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提供了良机，日本统治阶级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就是实施殖民战争，而殖民主义掠夺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中国东北。1931年夏，为了寻找战争借口，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态。日本法西斯在国内煽动反华舆论，鼓吹武力解决“满蒙危机”。与此同时，日军为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加紧进行了军事部署，在沈阳、长春及中朝边境等地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东北形势异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苏联的应对1.中国东北沦陷对苏联安全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短短4个多月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各省。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按照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大陆政策”，迈出了公开侵占中国领土的第一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中国是苏联远东安全与否的重要地区，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将它作为军事扩张基地，不仅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使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与安全受到了直接挑战，而最令苏联政府忧虑不堪的是国家安全问题——担心日本以中国东北为跳板发动侵苏战争。

十月革命后，日本对苏联就一直持敌视态度，日本是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了增长，日本开始感到不安。日本陆军部认为，要求得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重视“满洲”形势，把它完全变成日[6]本殖民地，并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痛击“赤化策源地”苏联。日本参谋本部还制定了密码为“乙”的对苏作战方案，预定“利用[7]‘满洲’和朝鲜地区作为根据地来占领苏联的沿海州”。事实上，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苏联就已觉察到日本以中国为军事基地进攻苏联的企图。1931年3月，苏联情报机关截获的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发给日本参谋本部的电报中说：“日本与苏联迟早必然发生冲突。鉴于苏联国防能力等因素，日苏战争越早到来，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的发展将会对苏联更加有利。我希望当局下决心迅速发动对苏战争，切实执行一贯政策。不管苏联是否比我们强，都要考虑到目前发动战争的不利因素不在我方而在对方这一事实。我相信，不管是战是和，日本必须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下定决心而不畏惧战争，[8]目前必须渔业问题和所有其它问题都得到根本解决。”

九一八事变后，残酷的现实使苏联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远东问题日益严峻，日本对华战争亦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苏联的这种认识通过共产国际表达出来。1931年11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致各国工人阶级、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呼吁书中指出：“靠损害苏联的利益来摆脱危机是帝国主义者最理想的道路……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也是走[9]向反苏战争的一个步骤。”1932年8月17日，苏联驻日全权代表特罗雅诺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陆军部长荒木断言，日苏之战是不可避[10]免的，苏联必须准备打这场战争。”战后东京审判期间日本主要战犯的供词，同样能证明苏联的判断是正确的，日本进攻东北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以此为基地进攻苏联。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三宅光治（1930～1931年任职）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占领满洲的作战计划是[11]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1930～1931年任职）出庭受审时说：“一旦同苏联打仗，满洲将被视为军事基地。无论是占领满洲，或是入侵中国，日本[12]的最终战略目的是要发动反苏战争。”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还使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遭到了严重破坏。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1年，东北的对苏贸易每年都占中国对苏贸易的74%以上。但是，由于东北三省完全沦陷于日寇之手，日本对苏联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自1932年起，通往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航运和铁路运输很快被切断，该年苏联输入东北地区北部的商[13]品同1928年相比，“事实上已完全等于零了”。这一时期的苏联，正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虽然国家实力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并不理想，工业总产值只完成计划指标的93.7%，燃料、黑色金属冶炼、化学等重要工业部门都未完成计划，[14]消费资料生产仅完成计划的78.5%。经济实力直接影响着军事实力，直至20世纪30年代，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能力还不足以应付远东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而使苏联经济利益遭受的破坏，无疑使苏联经济在前进道路上又多了巨大的障碍，反过来影响着苏联进行安全防卫的能力。

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开始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从道义上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关系，以中国牵制日本。2.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及随后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中。这次事件不仅极大地震动了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各国政府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对日侵华采取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美国同样也不希望同日本的关系复杂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讨论是否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问题时，总统胡佛就坚决声明：“我反对进行任何形式的制裁。”美国甚至幻想借九一八事变挑起日苏战争，以缓和日美矛盾。因此，美国对日侵华态度极为消极，甚至积极向日本提供援助。据报端透露，1931年美国运往日本的工业装备品价值589[15]万美元，钢铁700万美元，石油1630万美元，棉花8000万美元，比以往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苏联政府态度又如何呢？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为了保证本国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和平环境，苏联尽量避免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保持极度的谨慎，以免让帝国主义者把苏联拖入战争”。[16]尽管苏联并不想卷入中日冲突，奉行“不干涉”的中立立场，甚至寻求对日妥协，但由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且苏联一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对中国在道义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同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援助。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和对中国人民给予的同情主要体现在苏联政府的声明和苏联的报刊言论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多次要求日本大使就九一八事件作出解释。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在对日本大使广田的声明中指出：“我们认为奉天事变具有重大的意义，希望得到‘更详细和更深入’的通报，我们还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奉天事变的解释”，“奉天事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还因为它发生在直接接近中东路的[17]地方”。9月22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向广田发表声明，称事变“自然引起我们联盟更加关注，因为它发生在我们联盟接壤的地方”，重申事变引起苏联不安，“我们期望很快得到要求日本[18]政府作出的解释”。9月23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外交部称，日本在东三省行动之扩大，实出意外，苏联对中国甚表同情。同一天，加拉罕在接见中国全权代表莫德惠时说：“我们密切注视着满洲事变的发展。我们认为这次事件很严重。我们很担心，更何况事变就发生在直接靠近中东铁路的地方。中国人民很清楚苏联对中国的态[19]度，他们可以相信，我们同情他们。”9月24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公开声明说：“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20]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9月26日，加拉罕再次与莫德惠会晤，说：“日本残酷的灭绝人性的做法……必将在全世界引起反应，苏联不能无视其严重性而置之不理。”“中苏两国历史上就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不幸的事件对于苏中两国的国家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也正是日本发动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中苏[21]关系保持着接触和友谊，这至少可以减轻日本的侵略。”加拉罕还说：“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而且过去和现在苏联始终[22]在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0月19日，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洲的阴谋”[23]。

同时，苏联的报纸、电台也不断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揭露日本的反苏阴谋。9月23日，《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社论，尖锐地指出：“不能忘记，满洲可以成为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25日，《真理报》又发表题为《对满洲的军事占领》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满洲的军事占领，对于日本军阀的倒行逆施，对于侵犯中国人民权利的行径，应负责任的是日本统治集团。”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真理报》发表了《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满洲分赃的斗争》《满洲的绳结》等多篇评论、社论。这些文章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合法的”，是它的“权利”，是“自卫”，这些辩解“无非是编造出来的谎话”；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在于“使满洲正式脱离中国”，然后依托它在满洲的经济地位，“把它的魔爪伸向内蒙”，“染指山西，完全占据山东，并巩固它在全中国的地位”。而处理中日冲突的国联只不过是“战争[24]的工具和组织者”，血腥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苏联拒绝派员参加国联调查团，而且在1932年5月拒绝发给调查团入境签证。国联调查报告发表后，10月7日的《消息报》发表评论，13日又发表了署名文章，精辟、透彻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实质，揭露了国联出卖中国的阴谋，严厉抨击报告书损害了中国主权：“该团工作之迟缓，与报告书之久不提出，使日本得不俟干涉而实现其政策，同时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亦将借口静待调查，以掩饰其卖国行为。该报告书表面承认中国主权，实际竟建议使满洲脱离中国，变为殖民地，凡外兵枪锋所及，即应使之立于国际共管之下。该报告书承认日本之特殊权利及利益，不限于满洲，而远及热河。建议中日订约，无异使满洲热河等地经济重要地位归属日本……并明定中国负责镇压取缔华人排货运动之义务，果将扩大日本经济地位遍及全国，其他帝国主义各国，亦将根据最惠国待遇及门户开放主义，要求同等权利。又建议国际合作改造中国内部，协助南京国民政府镇平中国苏维埃革命，使国际共管遍及全中国，利用南京政府使全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下之殖民地……总之，该报告书系帝国主义各国为解决中国问题自觅共同立足点之办法。”10月30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苏联政府对满洲事变态度的通告，谴责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说：“苏联政府不干涉政策是因为他尊重和中国签订的国际条约，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并认为军事占领政策，尽管是在所谓帮助的旗号下实施的，也是与苏联的和平政策[25]不相容的，是与全面的和平不相容的。”

苏联人民也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苏联政府、舆论、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公开同情和支持、对日本侵略者的侵华实质的揭露与谴责，对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精神鼓舞。3.帮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只限于言论上的同情与声援，从保卫苏联自身安全出发，对中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援助和战略意义的配合。

苏联驻中国东北领事馆的人员曾采取半官方、非正式的形式援助中国军队。据苏联方面的资料，在日军侵入东北后，苏联领事馆人员根据张学良的请求，从哈巴罗夫斯克为他弄了一大批武器。1931年10月马占山将军的部队也获得过苏联的武器供应。只是后来由于日军控制了整个中苏边境，武器供应变得很困难了。这些情况在苏联学[26]者米洛维茨卡娅所著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战略》中有所记载。日本方面对此也有记载，1931年10月苏联援助给马占山及海拉尔警备司令的武器数量为“装甲自动车4，火炮10，高射炮4，机关枪100，[27]手枪1000”，10月21日从苏联运送了2门高射炮、2门野炮、12挺机[28]关枪、一货车野炮弹和机关枪子弹等，经过满洲里到齐齐哈尔。尽管这种帮助是非正式的，在公开场合中苏双方都予以否认，其对中国抗日所起的作用也可以说微乎其微，但至少可以看出，苏联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实际上是苏联安全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在牵制日军北进方面可以发挥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取代的作用，所以，它在东北抗击日军的过程中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苏联对被迫进入苏联境内的苏炳文将军部队的态度，也表现出苏联政府对中国军队抗日斗争的配合。1932年末至1933年初，日军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残酷的“讨伐”，实行全面“围剿”，动用重兵迫使抗日游击队退入边境山区。战斗在黑龙江省的苏炳文、张殿九、马占山等人，由于日军动用飞机、坦克、大炮重兵压境，在弹尽粮绝、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12月4日，不得不率部队和部分平民由满洲里六十八小站避入苏联境内，计有军人2890人，其中将领11人，官佐[29]322人，平民1200人，内有妇女347人，儿童306人，苏联边防军人要求苏炳文中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尊重双方国界，苏炳文等11名抗日将领在退入苏境时，向中外发表通电：“我将士积月苦战，忍饥耐寒，誓死抗敌，将士伤亡过半，实为难以支撑，为人道计，遂于江日（三日）晚忍痛率所部官佐，士兵眷属，地方官吏、爱国志士及不愿作亡国民者四千余人，随至满站四日晚，退向苏联国境，拟即假道回国，[30]另行工作，与敌寇周旋。”1932年12月5日，苏炳文为首的正规军以及眷属越过国境绕到后贝加尔，列车由满洲里出发，入苏联国境后，[31]西行十余日，12月底抵达托木斯克。苏联政府根据有权保护外国人政治避难的外交惯例，允许中国抗日军队退入苏境；根据国际公法惯例，先将军人武装解除，与平民一同安置于托木斯克，并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英雄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对将领则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斯拉乌茨基向加拉罕报告说：“问题不仅在于这些军队是从日军手下跑出来，或者被日军赶到了苏俄边界，问题还在于他[32]们是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苏联政府对于这次进入苏联境内的中国军民表示，如果他自己申请居留苏联境内，都可准其居住。这些人所到之处都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原以为退入苏境的这批抗日军民会被引渡回东北，尽管当时苏中两国外交关系还没恢复，苏联政府却竭尽全力保护了中国抗日军将领和官兵的人身安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苏联当局提出声明，请求允许日本和“满洲”的代表与苏炳文将军在苏联领土上进行谈判。苏联政府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请求通知苏炳文，但苏炳文等中国将领坚决拒绝与日寇进行谈判，后贝加尔边防团司令部1932年12月7日的简报说：“苏炳文坚决拒绝与日寇进行谈判，他向我们的代表请求把他的官兵们转到海参崴去，并要求亲身护送他们，他请求苏联政府担负义务把这批人员（包括警察在内）从海参崴护送到上海，他打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准许他去莫斯科对苏联政府的支持亲自表示感谢，他还请求把170名身负重伤的战士留在苏联医院治[33]疗。”12月8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向加拉罕强烈要求引渡苏炳文，说：“这些反满分子可能威胁‘满洲国’的安全，如果他们不被护送回国，那么他们不但顽固地进行反日反满的有害的宣传，而且中国人将给他们热情的关怀，并会推崇他们为英雄。必须把苏炳文看作[34]是犯下反‘满洲国’罪行的刑事犯。”日本侵略当局一再重提这些要求，均遭到苏联政府的拒绝，苏方的答复是：“在日本和‘满洲国’的领土上数万名俄罗斯白军分子进行反苏斗争，可是苏联政府没有提出引渡他们的要求，日本政府本身从来没表示愿意向苏联引渡俄罗斯白军分子。拒绝引渡苏炳文将军必须看作是苏联政府的正式答复。”[35]日方又要求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讨论退入苏联境内的这支东北军部队的命运，苏方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声明说：“关于苏炳文部的[36]命运的问题是苏联的内政，决不会与他国政府讨论。”

后来，以苏炳文为首的将领离开了托木斯克来到莫斯科，苏联人民在莫斯科车站为中国爱国将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也到车站欢迎东北军将领，“往迎者约千余人，中有各人民委员部代表、苏维埃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等，皆持[37]有欢迎之小旗帜，极热烈”。1933年1月，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正廷通报了遣返计划：对于一切个人，其中包括军人的妻子和子女，允许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一轮船返回上海，船应由南京政府负责租用，对普通军人拟经由土西铁路将其送往新疆，或者也可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去上海，而中国部队的指挥人员则可经欧洲返回中国（视自己意愿而定）。中苏两国政府有关一切护送的准备工作完成后，从1933年3月下旬，他们开始离开苏联，高级将领1933年4月中旬赴欧洲，绕道回国。

因指挥江桥抗战而闻名的马占山将军在1933年4月20日由苏联抵达柏林时，日本大阪《每周新闻》记者对他做了采访，马占山讲述在苏联时曾受到苏联政府的优待：“苏俄政府对义勇军曾予以特别之优待。苏俄政府不仅对我退俄抗日将士予以优遇之招待，并且对于日本交涉引渡或拘留苏炳文及其部属之要求，亦以正当理由完全拒绝[38]之。”中国人民对苏联优待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及难民之事非常感动，在北平的东北工务总会、农务总会、商会联合会等团体曾致电苏联：“代表东北三千万民众，表示深刻之感谢”，表示“远东[39]和平必建筑在中苏两大国之亲密友谊关系上”。

必须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苏联同情中国人民并进行了一定的援助，但其远东外交政策主要还是改善苏日关系，以保证其远东国境安全，实现避战自保。因此，苏联把对中国的支持实际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二积极推动中苏复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苏联的战争危机感促使苏联加紧调整对华关系，努力恢复中苏关系。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夕，1931年8月24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向路过莫斯科去日内瓦的中国驻国际联盟[40]代表王家桢表示，苏联政府渴望同中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事变发生后，苏联更加积极恢复中苏外交。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到莫斯科，加拉罕就约见参加中苏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指出中日冲[41]突增强了中苏复交的必要性。随后，苏联政府又不断向中国政府表达对中苏两国复交的希望。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提到：“九一八之后，莫斯科即不断地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42]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正忙于“围剿”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幻想通过国联和英美列强的力量来制裁日本，以达到使日本在国际压力下撤兵的目的，并不急于恢复同苏联的关系。同时，蒋介石早已看到，英法美等国在政治上对苏联抱有很深的敌意，认为中国正需要西方大国帮助解决和日本的冲突，担心与苏联复交会得罪西方大国，失去西方大国的外交支持。1931年底以后，日军无视苏联的利益，越过中东铁路向北挺进，苏日关系一时紧张，而蒋介石又希望日本北上进袭西伯利亚，造成日苏冲突，以减弱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深表怀疑，非常担心与苏联复交会导致共产党势力的“猖獗”，担心中国被彻底“赤化”，最终颠覆国民党政权。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国民政府对复交一事迟迟不作决定。蒋介石的态度并没有使苏联失去信心，为了敦促蒋介石改变立场，1931年9月26日，加拉罕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说：“敌视苏联是中国政府最大的错误之一。只有苏联才是中国人[43]民真诚的朋友，苏联总是主张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

蒋介石依赖国联及英美干涉而使日本撤兵的意图并没有实现，国联和英美列强并没有对日本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并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民政府感到“靠[44]国联是没有希望的”。此时，中国国内舆论也不断呼吁中苏复交。随着日本军事压力的日益增加，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对苏联的政策，接受苏联的复交主张。1932年6月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与苏联复交，并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将复交与容共截然分开，联苏并非容共；二是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再商讨复交。对于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的转变，苏联方面立即表示欢迎。1932年6月22日，中苏双方在参加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期间，以会议为掩护，互派代表秘密进行谈判，中方代表为中国驻德大使和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苏联代表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之所以进行秘密谈判，是怕日本从中破坏。但是，日本还是刺探到消息，不断从中作梗，企图破坏谈判。南京政府原本坚持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复交，但由于国际局势日趋恶化，加之国内舆论的压力，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放弃前议，与苏联无条件复交。12月初，国民政府训令[45]颜惠庆从速办妥复交手续。12月12日下午，颜惠庆和李维诺夫仅谈判十分钟，就相互交换了复交文件，正式对外宣布：自本日起，中苏两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苏恢复邦交之换文内容（1932年12月12日，日内瓦）如下：

甲、来照：依照在日内瓦历次愉快会商中所举行最近之谈话，本代表兹奉令通知阁下，本国政府为愿增进两国间为和平利益之友好关系起见，兹决定认为自即日起，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通常使馆关系已经正式恢复。即请查照为荷。

乙、去照：依照在日内瓦历次愉快会商中所举行最近之谈话，本代表兹奉令通知阁下，本国政府为愿增进两国间为和平利益之友好关系起见，兹决定认为自即日起，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通常使馆关系已经[46]正式恢复。即请查照为荷。

1933年3月5日，中国新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赴莫斯科就任，3月9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呈递了国书。苏联新任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亦于1933年4月23日抵达上海，26日到达南京，5月2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国书。

中苏复交的消息传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任中国驻法大使、正在出席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的顾维钧回忆说：“当时中国代表团报告外交部说我同苏联恢复关系出人意料，在日内瓦引起轰动，给人以良好印象。因为时机适宜，此举使日本慌了神，使中国在国联[47]的朋友得到鼓舞。”中苏恢复邦交，结束了自1927年以来中苏关系的隔绝状态，给日本以巨大的压力，同时为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中国局部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主权的损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一方面积极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战，牵制日本势力，以减轻其在远东的压力；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苏联则表现得十分小心，力图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为此，苏联采取了两手两面的做法，即积极主动地谋求对日和解，并不惜损害中国的主权以谋取与日本的相安无事。（一）出售中东铁路，同伪满洲国建立领事关系

中东铁路是沙俄政府根据189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和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筑路权，在东北地区建筑的一条铁路，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北始哈尔滨，南抵旅大，呈丁字形，原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被迫将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转让日本，沙俄的势力退至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枢纽，东西横贯东北，是连接海参崴至莫斯科的铁路交通动脉，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不仅控制了中东铁路的经营权，而且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土地，攫取了哈尔滨和海拉尔等城市的行政及铁路沿线的驻军权。因此，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府非常关注对中东路的控制和使用问题。

1924年5月1日，苏联与北京政府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中苏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质”，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的一切财产”，“两国政府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48]两国解决，不许第三者干涉”。根据这两个协定，在中苏共管的名义下苏联实现了对中东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拥有。但苏联政府事后并未执行中苏北京协定规定的条款，中苏共管只是一句空话，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控制在苏方手中。对此，东北地区的最高当权者张学良在1929年进行了强行收回中东路的尝试，苏联则使用武力予以坚决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一方面谴责日本的侵略，对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在中国东北表现得谨慎小心，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加拉罕就向日本驻苏大使说，中东铁路不应受到影响。[49]在得到日本政府秘密保证“苏联的权益特别是中东铁路的权益，将不受侵犯”时，苏联政府于1931年10月29日致函日本驻苏联大使，声明将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北满推进时，1931年11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日本驻苏大使切[50]实履行“满洲事件不会损害苏联利益”的保证。1932年初，苏联同意日本用商业性质的中东铁路“向苏联边界方向上的一定车站运送[51]悠闲地日军”，从而为日军侵占中国东北提供了便利。

1932年3月，日本操纵的伪满洲国成立，苏联政府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保住中东铁路的权益，对这个傀儡政权态度十分暧昧。当伪满洲国任命李绍庚为中东铁代理路督办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和中东铁路苏方理事长专程前去拜访，代表本国政府承认其就任。3月下旬，苏方理事长再次拜访中东铁路督办，并代表苏联政府声明，承认伪满洲国对中东铁路享有主权，同意由伪满洲国与苏联共同经营中东铁路。1933年，苏联政府又同伪满洲国建立了领事关系，同意伪满洲[52]国在莫斯科设立领事馆。

尽管苏联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但并不能换来相安无事，日本侵略者对中东铁路的目的是独占，而不是“苏满”共管。为此，日军不断在中东铁路沿线制造爆炸事件，武装袭击事件，绑架逮捕苏籍职工。在关东军的一系列破坏下，中东铁路几乎完全瘫痪，面对既成事实，苏联政府做出了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的决定，同时避免与日本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1931年9月以来，满洲形势彻底发生了变化，苏联政府鉴于中东铁路可能成为日苏冲突或战争的[53]工具，所以坚定不移地从该路撤出。”1933年5月2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太田正式提出让售中东路的建议。

苏联政府违反1924年的中苏协定，单方面决定把中东路出售给日本、伪满洲国的行径，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遭到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中国政府于1933年5月9日发表声明：“关于中东铁路一切事宜，应继续依照1924年中苏两国所订之协定处理，由中苏两国取决，而[54]不容第三者干涉。”5月11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对塔斯社发表讲话，称出售中东铁路是“解决目前困难之最彻底办法”，并辩解称，1924年的北京协定和奉俄协定“并未限制苏联将铁路出售给他人，更未限制将铁路出售给在满洲行使北京协定和奉俄协定规定给中国方[55]面权利和义务的满洲现政权”。李维诺夫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九条第五款明文规定：“两缔约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56]第三者干涉。”李维诺夫的辩解，反映了苏联政府在处理中东铁路问题上完全出于民族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

1933年6月下旬，苏联、日本及伪满洲国三方，就苏联出售中东铁路事宜在东京开始了历时21个月的谈判，1935年3月23日，签订了《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苏联以1.4亿日元及其他有利条件，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洲国。

出售中东铁路，苏联收回了沙俄当初建路时的投资，同时在政治上缓解了与日本的矛盾，暂时避免了与日本在远东发生正面冲突。对日本而言，伪满洲国买下中东铁路后，交给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日本实现了独占中东铁路的目的，在完全占领中东铁路后，便利了其实施灭亡中国的侵华政策。对于中国而言，苏联这种做法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二）极力扶植外蒙古独立

沙俄从18世纪以来，处心积虑地对外蒙古进行侵略和渗透，以达到其控制、分裂外蒙古的企图。19世纪初，沙俄趁中国内乱之机，极力唆使外蒙古的封建主“独立”，并与外蒙古签订了一系列侵略性条约。1913年11月5日，沙俄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外蒙[57]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还规定北洋政府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而沙俄则可以。这样，在“自治”的幌子下，中国对外蒙古徒有宗主虚名，沙俄才是外蒙古的实际控制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继续扶持外蒙古独立，于1919年8月发表了《告蒙古人民书》，宣布蒙古是一[58]个自由的国家，并要求与其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3月，蒙古人民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亲苏的临时人民政府。作为对外蒙古独立的支持，5月25日，苏联红军进驻外蒙古，7月，进入库伦（今乌兰巴托）。11月5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承认蒙古人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在1922年进行的中苏建交谈判中，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放弃承认蒙古独立并从蒙古撤兵，但遭到苏联拒绝。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59]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苏联日后并未履行这一承诺。

1934年11月27日，苏蒙订立了“君子协定”，规定“一旦蒙古人民共和国或苏联遭到任何第三方面进攻时，他方应予以帮助和支援”。[60]1936年3月22日，苏联和蒙古又签订了《苏蒙互助议定书》。该议定书第三条规定：“蒙古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一旦受到第三国攻击的威胁时，苏联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约定立即就此情势进行协商，并采取为他们领土的保卫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61]《苏蒙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入侵。这“第三国”自然包括中国在内，这是对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严重破坏。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多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遭到蒋介石多次拒绝后，他们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极端仇视，宣称南京若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西安妥协，日本“强硬反对”。美国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与张、杨妥协，保住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出兵“讨伐”张、杨；而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反对“马上讨伐”，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中国国内的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真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出发，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电邀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采取“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并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6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基本停止，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西安事变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作为当时国际上唯一坚定地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它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迅速介入了这一事件，但对时局的性质判断是错误的，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阻止中国统一的一个阴谋挑拨事件。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称“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发表《中国发生的事变》的社论，把张、杨的爱国行动称为“叛变”，说“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认为张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制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63]局面”，“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同一天，《消息报》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去年就已形成了中国各派社会力量围绕南京政府的形势；南京政府尽管以前它动摇、退却……它犹豫和反对统一战线运动，[64]可是现在它已经表现出愿意和领导抗日。”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中说，张学良“上了某些[65]人心怀叵测别有用心的建议的当”。1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国际社论称：“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将军之叛变，纯为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乃破坏日益普遍之抗[66]日运动。”《国际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直到蒋介石被释放时，《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67]本阴谋的真正失败。”苏联官方公开地歪曲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策划，张学良具体执行的叛变国民政府是分裂中国、破坏抗日运动的反动事件，张学良是叛徒，事变是叛乱。其态度是否定、反对、谴责，损伤了张、杨两将军的形象，给中国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抗日救国联合阵线的声誉造成了较坏影响。

苏联之所以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主要源于苏联领导人思想中的民族利己主义。西安事变发生时，中苏两国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整两国关系的秘密谈判。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直指苏联。苏联需要一个强大统一并对苏联友好的中国，因此，苏联在东方极其重视蒋介石的力量，担心西安事变有可能导致中国全面内战。为此，苏联政府当时的方针是：促使中国抗日，在东方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在东方的压力。在苏联政府看来，张学良、杨虎城用“兵谏”的办法扣留蒋介石，可能是中国内战的信号，[68]是不符合苏联的利益的。很显然，苏联重视的只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一面却视而不见，对事变的性质作了无根据的错误判断。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和态度是不正确的，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希望事件尽快平息。

1936年12月1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说：“此次显然有害[69]于中国利益之事变，吾人固切盼望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以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名义给中共回电，电文说：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建议采取下列立场：一是，张学良的发动，不管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二是，既然事实已经发生，必须考虑现实。中国共产党应根据以下原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使一些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同红军合作。（4）与那些同情中[70]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然而，这份电报因电码错乱未能译出，直到12月20日共产国际重发时，中共中央才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说

[71]明。共产国际的电报在20日才收到，为什么我们还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起了积极作用？这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正式指示虽在20日才收到，但苏联处置事变的基本立场，早在13日晚就通过莫斯科的电讯广播为中共中央所知晓。莫斯科的新闻、社论，虽不同于共产国际的正式指示，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绝不会对[72]此等闲视之，必然要仔细研究，并以此来度量自己的政策。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中共中央的态度更加缓和。共产国际重新发来的电报于12月20日到达后，毛泽东立刻转发给周恩来，“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73]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中共中央参照了共产国际的提议，进一步完善了和谈的条件。在12月21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提议：“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三）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74]（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可以说，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态度和指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处理这次事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趋于成熟，在全面考察形势、权衡各种利弊的基础上，明确了自己的态度，逐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以及和谈的条件，成功解决了西安事变。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10页。

[2]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株式会社，原书房，1966，第101页。

[3]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第224页。

[4] 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页。

[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资料选编》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第409～410页。

[6]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253页。

[7]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423～424页。

[8] 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7页。

[9] M.阿纳莫利耶夫娜：《20～30年代国民党的对苏战略》，莫斯科，1990，第128页。

[10] 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317～318页。

[11] 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7页。

[12] 《真理报》1948年11月13日。转引自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第317页。

[13] 孟宪章：《中苏经济贸易史》，黑龙江出版社，1992，第268页。

[14]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6页。

[15] 《美国商业月览》（英文版）1932年1月号，第16页。

[16] 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28页。

[17]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第529页。

[18]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第531～532页。

[19]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第534页。

[20] 《申报》1931年9月26日。

[21]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第544页。

[22]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第545页。

[23] 《申报》1931年9月26日。

[24]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330、326、324、331页。

[2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第627页。

[26] 米洛维茨卡娅：《国民党对苏联的战略》，莫斯科，1990，第139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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