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室旅行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其章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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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室旅行记试读：

现在的我们“谈霾色变”，我跟友人说这个霾不就是以前的雾么，人家马上给我上了一堂“霾课”，还羡慕我待在屋里写东西足不出户，霾害我不到。八十年前的一天，施蛰存（一九〇五—二〇〇三）说：“今天气候很坏，天上阴霾，地上潮湿。”所以他就宅在家里，绕着屋子转圈，转到哪儿就在哪儿发一通感慨，有一点儿怀旧，有一点儿惆怅，总之调子是低沉的，很像那一天的气候。

家，是为坏天气准备的。

这一年是施蛰存“而立之年”，在这个坏天气里，他写了《绕室旅行记》，有一点儿抒情，有一点儿纪实。没有哪一位作家写过这个样式的文章，写文章很多的周作人没写过，写文章很多的丰子恺也没写过。倒是姚颖的《我的书报安置法》、赵君豪的《午夜翻书记》有点儿相像。《绕室旅行记》前十多年被选入“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虽然我很反感动辄什么“中华”啦“百年”啦，但是我也很奇怪评选者们看中《绕室旅行记》什么了，这篇文章与我们习惯的经典散文《荷塘月色》《落花生》《白杨礼赞》不是一个腔调。《绕室旅行记》是施蛰存在老家松江“我的家屋”所写，松江乃老电影《小城之春》摄影地，我们可以从电影里的屋宇院落约略想象施蛰存当年所绕之屋的内外景的模样。《我的家屋》写作晚于《绕室旅行记》几年，两文既可视作上下篇，亦可合而观之。

施蛰存讲：“十余年来，我已养成了一个爱书之癖，每有余资，辄以买书，在新陈代谢之余，那十二只书箱的内容，已经成为比较的齐整了。虽然说不上是藏书家，但在我却已是全副家产了。”施蛰存回忆：“差不多每天晚上，母亲的（缝纫）机声，父亲的算盘声，我的读书声，和妹妹们的嘻笑声，互为应和，父亲常常引曾涤生的话‘入其室，有读书声，纺绩声，儿童笑乐声，其家必兴’。”施父经商，故家境富足，不然施蛰存绕室旅行的资本何来？照相机刚入中土，一台柯达要大洋三十元，施父见小施喜欢不过，买；意大利诗人亚里奥斯妥石雕半身像，二十五大洋，小施喜欢，买。

我想起我的少年，无力拥有喜欢之物，父母没有如此出手阔绰的经济，能够按期交学杂费已经很吃重了。

之所以对《绕室旅行记》特别地有兴趣，那是因为在我最热衷于搜求民国文学期刊的时候，不早不晚地读到了它。《宇宙风》杂志是我最早入手的几种杂志之一，第十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上刊有这篇妙文。从下面这句话里可以推算出此文具体的写作日期：“收拾好墨池水滴，揩干净书桌，恰好校役送来一本《宇宙风》，总算有了消闲具。看到秋荔亭墨要之一，觉得俞平伯先生的文章游戏愈来愈妙，可惜我又不解其道，莫敢赞一辞。”俞平伯文章刊在《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所以《绕室旅行记》写作于该年十二月初无疑。手边存有旧杂志的好处，做微小的考证，得到微小的愉快。

很赞同施蛰存对于旧杂志的看法：“我常常怕买杂志。要是不能积成全卷或全年的话，零本的旧杂志最是没办法安置的东西。但是如果要‘炒冷饭’，旧杂志却比旧书的趣味更大。”二十几年前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了琉璃厂海王村旧书铺，中国书店收购科科长种金明先生在这里主事。刚开始我没见到店铺里有很多的旧期刊，人家也没拿我当个主顾。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柜台里摆着一摞捆好的小杂志《万象》，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别致的杂志，书顶刷着红色，封面是那么漂亮。店员告诉我已经卖出去了，我略感失望，每次去都要看上几眼。过了些日子，种金明似乎看出我对这捆小杂志是真心喜欢，就说“卖给小谢吧”。原来的买主好像是某省图书馆，说是要买却迟迟不来。现在回想，当初如果没有碰到种金明先生，我的旧杂志之路，也许只走个“半途而返”，也就不会有“炒冷饭”的成果——二十本书，每本书里都有民国期刊的魅影在晃动。

施蛰存写道：“翻完一本《宇宙风》，袖手默坐。眼前书册纵横，不免闲愁潮涌。‘书似青山常乱叠’。则书亦是山。‘不知却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愁亦是水。我其在山水之间乎。‘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不免打叠闲愁，且向书城中旅行一番。于是乎燃白金龙一支而起。”“我的这些旧杂志，正如时下的还在不尽地印出来的新杂志一样，十之九是画报与文艺刊物。画报中间，最可珍贵的是那在巴黎印的《世界》和审美图书馆的《真相画报》。”

那时我记住了《世界》，有一回在报国寺地摊见到两册全的《世界》，可是它太贵了，两千元，买不起，翻了翻又放回去。没多一会儿又转到这个摊上，摊主说真倒霉，《世界》被人偷走了，还不如刚才便宜点卖给你呢。《世界》画报乃吴稚晖、褚民谊、李石曾三人一九〇七年在巴黎创办，张光宇写过《吴稚晖先生谈世界画报》，登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的《万象》杂志。《世界》属于名贵品种，我后来只得到一册失掉了封面的残本。《真相画报》也要算名贵品种，总出十七册，我只存区区四册。我一直以为这个“真相”的意思就是现在常说的“揭露真相”的意思，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一百多年前，照相并不普及，画报上的图片都是手工画出来的，突然有了几张照相机拍摄的图片，很是神奇。文人们觉得照片比之图画更真实，更具事物或人物的真相，所以他们将采用了很多照片的画报称为《真相画报》。又过了二十年，这样以照片为主的画报直接叫《摄影画报》了。《绕室旅行记》还提到了剪报、纸型这些少有人提及的物件。对于胎死腹中的《文学工场》及旧友，施蛰存满怀伤别之情，他对杂志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他评议的《良友》《时代》《春声》，我存有零本；他亲手主编的《现代》《文饭小品》皆成为中国期刊史的名牌，我甚至存的是全份。

说了这些，绕了一大圈，我是又在书名上遇到麻烦了，只好用“绕室旅行记”来做新书名字，书内的二十几篇文章是我的“书之旅”，自认为还算合适。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卷  上知堂的故物

一位德国藏书家说：“一个藏书家的大多数藏书曾经属于别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般说来，书籍更换主人的频率与人类世代交替的频率是大致一致的。”如何证明一本书“曾经属于别人”，最直接的物证就是该书留有原书主的“签名或印记”。

姜德明先生在《知堂的旧物》里说：“倒退二十年，在北京的旧书店里，若想找几本有名人藏书印记的书还是不难的。比如有周作人签名或印记的，我就收藏了几种，友人中也曾收过这类书。”姜先生此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倒退二十年”，即六十年代，当然是六十年代前半叶，后半截就运动了。

张铁铮先生在《知堂晚年轶事一束》中称：“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兴，知堂老人被迫说明有三页鲁迅手稿赠送给我了。于是红卫兵勒令我交出手稿，后来这三页手稿归北京鲁迅博物馆入藏了，这当然比保存在我个人手里为好。可是，就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为了避祸，我烧掉了解放后知堂老人来信一百余通，还有字幅、《往昔》诗册、扇面、周氏著作、照片等，无一幸免。当时痛心疾首，徒唤奈何而已。今日重提此事，言之尚有余恫。”

与张铁铮相同经历的不乏其人。周黎庵写道：“所以有幸保存他（周作人）的二百多封信札，确实是我珍藏的拱璧。当然，经过浩劫，连他为我书写的几幅条幅，恐怕早已化为云烟了吧。”（《周作人与〈秋镫琐记〉》）

金性尧与周作人有交往，其藏品下场与上面两位同，只不过金性尧想得开一些：“还有一本《儿童杂事诗》，是他（周作人）用毛笔写了邮寄送我的，寄来后也没有细阅。这些东西，如果不遭劫，也不过藏在箧笥中，不见得会拿出来玩赏，一旦失去，就会念念不忘。世间事物的得失，往往如此。”（《叶落归根》）

张周金三位与周作人是友人的关系，所以三位所藏似应称为“现货”而非“旧物”。时间又往前走了二十多年，所有的“现货”均蜕变为“旧物”，然后一代一代收藏下去。

常任侠稍幸运:“我所保存的启明先生的纪念品，只有一张条幅，一把折扇”。虽然并非“片纸不留”的下场，但是亦损失惨痛，尤其相对于他先前的收藏——“包括他们发表文章的报刊，也都在保存之列。当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战事将起，我把启明、鲁迅先生的翻译和著作的各种初版本、成套的文艺杂志，共包装了三十多箱，运回故乡，在颍上东学村我的故居保存起来”；“知堂和我通过不少笺札……在‘文革’时，我把这篇文稿和信札，包起来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不料我的室内在‘文革’时被洗劫一空，这包珍藏品再也见不到了。”（《回忆周作人先生》）

我的书友几乎每位都藏有“周作人签名或印记”的书，柯卫东君甚至藏有鲁迅印记的书（《淮南旧注校理》），我在他家亲见目验，他自己也把这段奇遇写进《旧书的随笔集》。胡桂林君在报国寺地摊以一百元得周作人签名送给尤炳圻的《药堂杂文》，杨小洲所藏《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汤海若问棘邮草》亦为周作人钤印本。“我有你没有”，这是收藏圈通行的尴尬事，“大家都有唯你没有”，更是尴尬中的尴尬，简直无地自容。十几年前在潘家园地摊听到两人对话，甲问乙：“你有猴票吗？”乙回答：“瞧你这话问的，没猴票还能说自己集邮么！”

二十几年遛旧书店的时光，周作人的东西见到过几件，却从来没有动过“买心”，实质是买不起。自己买不起倒是动员友人买，方继孝先生收藏有周启明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通信（带信封），一千五百元，他拿不准，我说你买吧，没错。柯君在报国寺地摊见到一件周作人小品，开门的货，真是惹人喜爱，五千元。柯君与我经济相仿，观赏半晌，最后不是一咬牙买下而是一咬牙走掉。这两件事距今已十四五年，我曾经对抱怨书价的朋友说过：“不是书价高，是你收入低。”

如今的我，对于藏书这档子事情，似乎“无大所谓”了，早已过了“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激情年代。也许这种消沉与低落，源于长久的“见不着让人心动的货色”。

到底让我等到了一件“知堂的故物”，它填补了我藏品和心灵的一处空缺。故物到手，死水微澜，查查相关资料，写一篇温梦录，仅此而已。

这件周作人故物是本英文书《数世纪的人物》（Figures of Several Centuries），作者西蒙士（Symons）。一九一六年初版，黑皮精装，原外护封已失。书为毛装本，上口刷金，下口毛边。三九八页。书名页钤阳文“周作人印”，正文首页钤阳文“苦雨斋藏书印”。

按照旧说法“一字千金”，这本西洋书要算价就算“一印千金”好了，我正是两千元买的。

除了这两枚印，书里还有三枚“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章。周作人藏书何以流失到陕西？止庵说周作人女婿杨永芳曾在陕西工作，这可能是线索之一。

周作人的藏书印，先前我在一九三四年《文艺画报》上见过两枚。

虽然我看到这书这印之初，已确定不是假货，但还是咨询了止庵。止庵给我发了一个邮件“找着周作人与你买的那本书（不是别的书）的关系了”——“凯沙诺伐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著名不道德的人物，因为他爱过许多许多的妇人，而且还留下一部法文日记，明明白白的纪述在上面，发刊的一部分虽然已经编者的‘校订’还被归入不道德文书项下，据西蒙士（Symons）在《数世纪的人物》中所说，对于此书加以正当的批判者——至少在英美——只有蔼理斯一人。凯沙诺伐虽然好色，但他决不是玩弄女性的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与道德》，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晨报·文学旬刊》第一号）

还有一个收尾的工作，于周作人日记中找到购买此书的记录，一九一七年日记附一九一六年书目十二月项下：数世纪ノ人ケ英文シモエス。周作人或签名或钤印或题了上款的书籍，未见得属于“故物”的范畴，而这件《数世纪的人物》确为知堂的故物，其意义有别于一般的签名本。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香兰签名本

二十几年前一起访书的朋友，今已星散，各奔前程。结交最早也是离开最早的一位，在党校上班的立新兄，已经十几年不通音问。立新聪明，写一手好字，起先他收集创刊号，集了约两年，转集签名本及字画。某次中国书店古旧书市，我淘得一册老连环画，记得好像是“土改”内容，封面上有叶浅予写的好多字，二十块钱，立新说“我集叶浅予的东西”，我顺手就让给了他。最后一次在报国寺书摊碰面，立新对我递上去的一本旧书毫无兴趣，敷衍了两句便走开了。我说立新聪明，因为他收集的签名本（大多是一两块钱买到的）今天可是大热门，而他的签名本大都是丁玲、冰心、钱锺书、启功等大名头。至于立新的字画收集到了什么程度，我就不大清楚了。在一张文化报纸上，立新刊出一篇文章并附了图片，图片是张伯英（一八七一—一九四九）的一副对联。

我于签名本的反应真是很迟钝，现在悔之已晚。前向一位朋友在日本旧书铺碰到一本李香兰签名本，问我有兴趣么，我马上说请帮忙买下来。现在书到手，不禁骇笑，以前有大把的机会不去留心签名本，如今却要自域外寻求，虽然我另有一层买这书的意思，毕竟有点儿“劳师远征”。

这是本日文书，一九九三年出版，书名『戦争と平和と歌　李香兰心の道』。作者署“山口淑子”，李香兰战后被遣返日本，遂即改用本名“山口淑子”。签名内容为“小林一三六樣 惠存 山口淑子”。“樣”即中文的“先生”。我的一位朋友对于赠书题写“惠存”一直不大赞成，他认为不如“赐教”“雅正”之类。事实也的确如此，世间那么多敬请友好惠存的东西，怎么没隔多久即落到不相干人的手里。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父亲山口文雄一九〇六年来到中国东北，在“满铁”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二日，李香兰出生于沈阳东郊北烟台（今属辽宁灯塔市），取名山口淑子。一九三三年因父亲的关系认奉天银行经理李际春为义父，取中国名李香兰。一九三六年山口文雄在北平结识华北亲日派人物潘毓桂，李香兰认其为义父，改名潘淑华。

改来改去，还是李香兰这个名字叫响了，她的两个义父，李际春（一八七七—约一九五〇）以叛国罪被共产党处决；潘毓桂（一八八四—一九六一）抗战后即被逮入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中国内地出版过《李香兰——我的前半生》，作者署“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封面上有一行字“假冒中国人的自白”。译者称：“山口淑子和川岛芳子，这两个（女）人都是在日本侵华时期轰动一时的传奇式人物，前者是个纯粹的日本人而假冒中国人；后者则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冒充为日本人。日本投降后，同样以汉奸罪被捕，结果是，前者被宽赦，后者被枪毙。”内地版出版于八十年代末，印制得不像好书。

第三章《北京时代》，我惊喜地发现李香兰曾住过辟才胡同——“我作为养女所寄宿的潘家私邸，位于西城区的辟才胡同，邻居是著名画家齐白石”；“我在西城辟才胡同的早晨，总要被北京的一景——鸽哨弄醒。每天早晨，当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色的时候，鸽子的大编队就一齐飞上天空”。我曾写有《辟才胡同里的〈劈柴杂志〉》，漏写了李香兰。

辟才胡同潘毓桂的大宅子，具体门牌号是辟才胡同甲四十一号（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军警宪逮捕汉奸及日人登记表》）。旧北京的胡同门牌从东口沿路北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顺序算起至西口折回接着路南算至东口止。甲四十一号大概接近胡同西口了。辟才胡同西口有齐白石的故居，所以李香兰说曾与齐白石为邻。现在整条胡同扩为大马路了，一切旧址均不复存在，只齐白石故居作为文物史迹被保留下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李香兰来中国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特留出一周时间在北京寻访故址，其中就有辟才胡同潘宅。她写道：“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在秋末一个暖和的午后，我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去寻找潘家。据说它位于已故的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邸宅的对面。当我走到潘公馆附近的邻家，看见一位已经没有牙齿的老人家走出来，我立刻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潘先生？他是个做过北京市长（实际上是天津市长）的大人物。他家就在前面向左拐弯处。’‘我是潘先生的干女儿，叫作李香兰。’‘哎呀，李香兰！’说着，老先生突然唱起了我的歌。‘烟盘儿富丽，烟味儿香……’”李香兰扶着旧居的门柱拍照留影，身后是摞得高高的蜂窝煤。北京的人家离不开蜂窝煤，平日里做饭烧水，冬天则用之取暖。我们能够想象出李香兰当时的心情吗？激动，惆怅，还是平静如水？那一年她七十二岁，离她的少女时代已半个多世纪。

李香兰自传里写道：“我作为养女所寄宿的潘家私邸，位于西城区的辟才胡同，邻居是著名画家齐白石。所谓胡同，就是从东到西星罗棋布于整个北京城的横街小巷，与小胡同成直角的南北走向的宽马路则叫作大街。”“潘家的豪华邸宅是与这个大人物很相称的。在面向胡同的南侧是一条长达百米的围墙，墙中央有第一道门——大门，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门内是门房，有许多佣人待在那里，其中有看门的，也有向里面通报的。潘家是一个包括佣人、私兵在内的总人数达百人的大户人家。”

李香兰知道，“潘毓桂同李际春将军一样都是父亲很久以来的亲密朋友”。李香兰到潘家后改名潘淑华，上中学（翊教女中）时隐瞒了日本国籍——“每天上学，我们总是三个人一道去，可放学有时就是一个人。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常常顺脚走进北海公园，坐在没有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的发音或查词典。有时还去很远的太庙”。李香兰的日本国籍后来救了她一命，没有像川岛芳子那样被枪毙。李香兰熟练的中国话又使得她在中国顺风顺水。在李香兰这儿，还真得相信有命运这回事。

翊教女中一九二六年九月成立，校长陈仲益。成立时位于西城翊教寺附近，因地而名。一九三一年迁西单北堂子胡同。学生人数三百余人。女作家林海音于一九三三年春明女中初中毕业后，在这里读高中。辟才胡同、北堂子胡同、北海公园三地相距都不太远。我们想象少年李香兰坐在琼岛一隅的样子，蓝蓝的天，古老的树，静静的湖水。

李香兰是旧时影坛明星，也是歌坛的明星。一九四四年李香兰在上海与黎锦光合作发行传世名曲《夜来香》，其后成为与周璇、姚莉、白虹、白光、吴莺音、龚秋霞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星。李香兰去世之后，健在的七大歌星只存姚莉一位了。

李香兰天生一副明星相，《红楼梦》第三回有一段描写：“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李香兰符合第五条的“顾盼神飞”，她有些矮墩墩的，“削肩细腰，长挑身材”距她甚远。只有拍大头像特写时最能突出她的美，半身照也行，全身照就差了很多。所以当李香兰碰上张爱玲，便拍了一张最差的照相（见张爱玲《对照记》）。张爱玲说：“一九四三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要合拍张照，我太高，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找了张椅子来让我坐下，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此处“一九四三年”张爱玲记差了，实际的具体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具体的地点也有：上海咸阳路二号。

所谓“园游会”并非游人如织那种，实是《杂志》社出面组织的文艺沙龙，另据金雄白称：“《新中国报》曾借金雄白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私宅邀张爱玲和金雄白开座谈会。”（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杂志》第十五卷第五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以“纳凉会记”为题专门报道了这次沙龙：“一个傍晚，青青的天幕浮着几朵白云，草地上阳光消失了，长桌旁摆着几只靠椅，客人们一面呷着咖啡，一面谈着话，话题是很自然的，像泉水般流，素来忙的陈彬龢先生，这天难得能有半日闲，高兴地谈笑风生，头发有些皤白的金雄白先生，从他园里采了许多玉蜀黍来，因为李香兰小姐嗜食此物，特地为她预备起来的。”

这段话透露沙龙是在金雄白私宅举办的，金的私宅很是广阔，有草地，甚至有地方栽种老玉米棒子。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也喜欢吃煮老玉米，有时候是老乡们请我们去家里吃，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趁着夜色去生产队地里偷，掰老玉米时会发出“咔嚓”声，半夜三更，做贼心虚，总觉得这声音很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差可比拟）。当时知青们调侃“学生不偷，五谷不收”。

张爱玲、李香兰、陈彬龢、金雄白这四位是贵客，主角是张李，陈金以报人身份给两位文艺明星提问题。另有松本大尉、川喜多长政先生、炎樱女士、陈女士、张女士（张爱玲的姑姑）。再有就是《杂志》社记者鲁风、吴江枫、朱慕松。

金雄白一九六四年写道：“爱玲在沪时，与影星李香兰多往返，一度《新中国报》邀张李座谈，刊于《杂志》。”（《乱世文章》）说起李香兰，必先扯上她和张爱玲的这张照片，似乎顺理成章。其实她两个谁也不需要借助对方之名气，各擅胜场。以我之见，靠笔杆子的张爱玲终将成为历史人物，而靠嗓子的李香兰只是一时之人物。

李香兰在“满映”拍电影时，与她合作过的有浦克、凌元、白玫。一九七八年李香兰到中国特访长春电影制片厂，合影里后排中为浦克，前右一为白玫。岁月无情催人老，李香兰眼中的“美男子浦克”还俊吗？白玫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风韵犹存。白玫于《寂静的山林》里演潜伏女特务，一度出戏，勾搭初登银幕的“我公安人员”王心刚未遂——这部电影是王心刚处女作。

一九四〇年李香兰初登上海滩——“我是在三十年代后半期，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的‘满映’女演员而初登舞台。当时我非常憧憬那些在上海电影舞台大显身手的红女星们”。李香兰到上海发展，绝对是一步高棋，大舞台才能造就大明星，大明星必然来自大舞台。李香兰演艺事业的巅峰，是上海搭造的。沦陷时期的上海，非常时，非常星，这颗明星就是李香兰。翻开沦陷时期上海所出电影画报，出镜最多的就是李香兰，恰好寒舍所藏以这个时期的画报为最多，不妨拿出几幅一睹高光香兰。“谁活着，谁就看得见”，这是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一句台词。谁活得长久，谁就看见得更多。李香兰阅尽人世沧桑，她唱了许多歌曲，她本人就是一首歌；李香兰演了许多电影，她本人就是一部电影。二〇一四年七月八日柳存仁《人物谭》《古今》杂志第十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有柳存仁《谈自传》，文后附录“作者略传”：“柳雨生，初名存仁，字雨生，后遂以字行。存仁，其舅公左子兴秉隆公为取名，雨生则其友人星家袁树珊先生所取也，谓其五行缺水。欲保留此时代社会上尚有此种未能革除之习惯信仰也。”高克勤曾说：“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人都知道，柳先生曾名柳雨生。”（《从柳雨生到柳存仁》）

柳存仁四十年代所出《西星集》和《怀乡记》（署柳雨生），我都有收存。两书出版的时间，前者为上海“孤岛时期”，后者为上海“沦陷时期”。一位上海的老年书友曾对我讲：“柳存仁是侦探小说迷，还写有不少侦探小说呢，连载于《太平洋周刊》的《新月》即是，《西星集》里的《蛇足》也是侦探小说。当年许多读者对于散文集里占多一半篇幅的却是侦探小说颇为不满。”

去年托朋友从香港买回柳存仁的《人物谭》，一九五二年九月香港大公书局初版（定价二元五角）。我花了五百元，心里盘算着这书里会出现上海沦陷时期的人物和秘闻吧。柳存仁对于沦陷时期的经历一直讳莫如深，别人问起他也是绝口不答。越是这样躲躲闪闪，读者越是好奇，难免胡乱猜疑，真不如周黎庵坦言“就是怕死嘛！”来得干脆。芸芸众生谁不怕死？怕死之心人皆有之，周氏高明，一句话省了多少废话。

看到《人物谭》里出现“关汉卿、曹操、耶稣、明太祖、萧伯纳、莫里哀、陀司妥也夫斯基”这些人物，我的心凉了一半，我不想从你柳存仁那里了解这些人物呀。《人物谭》写作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是柳存仁在香港某报开的专栏，每篇两千字上下。“心凉了一半”是只看过题目的感觉，其实柳氏所谈人物多是近现代人物，如蔡孑民、章炳麟、董绶经、张菊生、程砚秋、知堂、鼎堂（郭沫若）、废名、巴金、徐志摩、吴宓等。柳存仁好像有一条准绳，可以谈有沦陷区生活的人（如董康、周作人），但绝不涉及沦陷区具体之事，仅略记一事：“一九四二年冬，沪租界陷日手已一年，市上忽然发现大批整份之旧杂志，东方与焉。自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第一卷起至民国廿六年三十四卷第十期止，共五百九十七册。友人言言斋代其友购进一部，价储钞八千，心以为昂，不可，而友人云：‘八千金约抵黄金二两余，或白米十石有余。战前黄金每两五十余元，白米每石约九元。今以白米十二石或黄金二两半易得三十余年之杂志全份，直旧时之百元耳，焉得谓为价昂舆？’卒购之。”（《东方杂志》）虽然柳存仁守口如瓶令人失望，但是在阅读中我却收获了意外之喜。

柳存仁所写近代人物，多为他见过面的。譬如，“蔡孑民（元培）先生是我父亲和我现在的母亲结婚时候的证婚人，这事本不值一提，但我记得父亲在婚前一日告诉我说，明天证婚他要请一位‘怪人’，盖即这位鹤卿太史是”。本文写到这儿，不禁暗笑，我居然也在上个月为一位书友“证婚”。先是在教堂的仪式，我只是在婚约“证婚人”项下签个字，没出丑。及至在婚宴上要上台说几句，洋相大了，语无伦次，最后一句竟是：“我就证明到这吧。”新郎后来对我说：“知道你紧张，不知道你紧张到这个程度！”我说你明白我当初为何万般推辞了吧。

柳存仁写道：“得见到章太炎的时候已经很迟，换句话说，已经到了先生隐遁在苏州锦帆巷的时期。”与高等人物交谈，问答稍不得体，就会使自己陷于尴尬之境。柳存仁写道：“那一天，先生的书斋摊开了两三幅籀隶对联，墨迹才干，是先生应允上海宁波同乡会义卖去捐给抗日的义勇军的。那用笔真是洁净苍遒得很！我的好奇心动了。忽然发问起来：‘请问老伯，写篆隶，写不写甲骨文呢？……甲骨文，罗雪堂他们提倡的那一套！’潜叟瞪了我一眼，但已经来不及了。事后我十分追悔。”周黎庵的《半小时访章记》，写的也是章太炎，因为同去三人，有些冒失但也不至于像一对一那么难堪——“我们那位‘蜀人’，似乎不大懂礼，他直率的问章的年龄，我想糟了，一定要在章面前失仪；但章却满不在乎的：‘六十八。’”虽然周黎庵三人有所准备，“我们在桌上，先开小方桌会议，讨论应该怎样和章接谈，我提议：‘我们大家装出风雅持重些，说话要留心，不要给他看不起。’另一位很以为然，他更进一步说：‘我们说话非但要当心，最好不要涉及三代以下的东西，大家且来搜刮一下肚肠。’”到底是不平等的对谈，出点岔子在所难免。

讲到董康，柳存仁说：“先生实在是一位很风趣，而且也喜欢和青年们接触的人。我记得，我第一次和先生谈话，先生便谈到明朝的士大夫专门喜欢私刻淫书，认为是伪道学的压力应有的反动”；“董先生亲笔写的字是很‘劣’的，所以有他的‘瘦金体’墨宝的人，我想，很应该值得骄傲。我是没有的。许多认识先生的人，当然会有。可是你们得留神，不要那正是先生的同乡代笔人姜老先生所弄的玄虚。多少年来，许多商务印书馆新书的封面，也是这位姜先生写的。”

董康的字很“劣”？周作人主编的《艺文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一九四四年四月），用一个插页刊出董康的照片、传略，还有一幅“董绶经先生手书词稿”，楷体字，端丽婉蕴。柳存仁的字也许很不错，他在写程砚秋时说：“我曾经常做他的写字的捉刀人，所以送我的扇面，是非他自己写的不可的。”

柳存仁似乎没有近距离见过徐志摩真身，诗人坠机身亡的一九三一年柳存仁才十四岁，可是这不妨碍柳存仁将徐志摩描绘得如此细致：“什么是志摩的人格的秘诀呢？是身体上的么？也有一点。可是体格比志摩更有力，更美貌的人至少有好几千人，却没有他十分之一的魅力。他的鼻子距离真正的美显得太大了些，他的眉毛也很难说，他的嘴也有点逾格，牙床骨望着太浊。不，他的迷力是在别的地方的。”（《徐志摩和梁遇春》）想起一则影坛传闻，马龙·白兰度与索菲娅·罗兰配戏时，曾嫌弃她鼻毛太长命其剪短。听说柳存仁年轻时是玉面郎君式俊男，所以有资格挑剔徐志摩五官的缺陷，尤其是那句“牙床骨望着太浊”，也许是张爱玲这位“毒舌”也说不来的。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鲁迅诛猫记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名震寰宇，里面的《兔和猫》要算最不起眼的一篇，却最能看出鲁迅“恶”的一面。论家提到《兔和猫》，交口称善，一致赞扬鲁迅的仁爱之心。事实却远不是这样，鲁迅自己也坦承他的“仇猫”是有历史渊源的。他在写于一九二六年二月的《狗·猫·鼠》里说道：“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里面，打得它垂头丧气。……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

周作人紧随乃兄：“猫这东西当作家畜，我也是一点都不喜欢。……唯独猫不是这样，它的野兽性质永远存在，对人常有搏噬的倾向，虽然一面特别又有媚态，更可厌恶。”周作人也曾参与鲁迅的“仇猫”行动——“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日记》上有无记载，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大抵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他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儿又回来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下面我讲一件情节更为恐怖、性质更为恶劣的鲁迅虐猫恶性事件，瞧瞧“更辣的辣手”能毒辣到何种程度——不毒辣何以传扬开来？

去年我在《上海书评》写过《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客》，其中的主角江幼农，在当时小报上写的小文章真是不老少啊。江幼农住八道湾的时候，鲁迅已因“兄弟失和”搬走了，可是江幼农从十一号老邻居那里听来的关于鲁迅的逸事，其可信度仍不容小觑。

江幼农这几篇写到鲁迅的文章顺序是《鲁迅二三事》（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爱罗先珂的眼睛》（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鲁迅爱排四》（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鲁迅笔下的三太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鲁迅诛猫记》（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第一、第三篇作者非江幼农，乃江的剪报并由江标上日期，又被我一塌刮子收买到，自有其内在有机联络，而且可以多了解正史之外的鲁迅，所以搁到一起叙述。《鲁迅二三事》（璘蔯）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的脾气，外间很多人，都不清楚，据侧面正确的评论，似乎应该是一个“怪”字。现在举几个例子如下：

早年，我国新从海外运来一种新刑具——电椅，一时传为新闻，大家对于犯人受刑时的感觉，纷纭不一，有人说非常痛苦，也有人说通电的时候，只觉得一阵麻震，随即死去，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惨酷。鲁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非常感到兴趣，为了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他决定亲自尝试一下。后来岂明先生夫人知道了，问他说：“尝试了以后，虽然是清楚了，可是你已经死了，怎么能告诉大家呢？还不是跟没试一样？”鲁迅先生有点愕然，再三思索，终于决定作罢。

先生生平同夫人不和，这事大家都知道的。有一次鲁迅先生伏案写作的时候，突然发见窗户纸上有一个小洞，夫人正在临洞偷窥。于是乎一跳而起，就和犯神经病一样，从屋里跑到门口，一直跑到胡同里，嘴里连声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我决不回去！”家人知道了，许多人合力把他拉回来，再三的劝告，怒气才算渐渐平息。这件事凡八道湾的老住户差不多都知道。

他家里有一个听差，叫齐琨（字也许不对），是先生手下的得意红人，如果家人，要叫他名字，鲁迅就非常生气。后来简直定出了一条约法，一律得称呼他“齐爷”。可是先生自己却独叫他名字。《鲁迅笔下的三太太》（幼农）内容如下：

几天前，见到少先生的一篇大作《鲁迅爱排四》。少先生说：鲁迅先生笔下的人，名字排四的最多，其他排三的有“三太太”其人。少先生还很幽默的称她是“养兔家”。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三太太”是鲁迅先生笔下虚构出来的人物之一，其实是实有其人的。

鲁迅——周树人先生，在兄弟中行大，所以他家人都称他大先生，称夫人大太太。周岂明及夫人，和周建人及夫人的称呼，只此类推，那么“三太太”就是周建人先生的太太了。《兔和猫》这篇文中的兔，其结果怎样，大家也许都不知道。据说后来就是无声无嗅地就不见了。他家的人，多以为兔子会“盗洞”而饲养的地方又在很狭窄的后院，一定是从地底下，跑到隔壁去了。但据我想来恐怕不见得，多半许是连“母亲”也遭到那只野猫的毒手了！——这点可以算是《兔和猫》的后记吧？

最末，《鲁迅诛猫记》登场。今天的社会最不能容忍“虐害动物”，即便它是一只狼：

拙文《鲁迅笔下的三太太》，曾谈到鲁迅先生著《兔和猫》文里，那些兔子的下场。最近我又听得一点和这事有关的小事件，正也是鲁迅先生的轶事之一。《兔和猫》的尾巴，鲁迅先生写着：看见墙头的野猫，使他不由得想起了书架上的那瓶“氢化钾”。由此已经表示他预备“替兔除害”了。可是，结果毒药并没用，鲁迅先生却选了一个更有趣而毒辣的手段：

当时，兔子只随便养在地洞里，并没有太坚固的防害设备，所以黄鼠狼，野猫之流，都是天天夜里来趁机捡便宜。大概鲁迅先生觉得用毒饵不能眼看着仇人暴毙，而不够痛快，所以预备下机关埋伏，要拿活的。他找了一只大盆，用根棍子支起来，这原和小孩子逮麻雀的办法差不多，不过不用绳子拉，而是自动的——他在棍头上绑了一些肉，假如黄鼠狼们来吃肉的话，一定棍倒盆卧，必被扣住无疑，鲁迅先生试了两遍，怀着希望睡觉去了。

当第二天去看的时候盆子已经倒下去了，果然没有白费心血。他非常兴奋地，把俘虏取出来，看看不是什么黄鼠狼，而是头大野猫！这时候，鲁迅先生替兔子报仇的心，已经相当强烈火炽了。遂把这头倒楣鬼，扔到一只日本式的洗澡桶里，盖好盖子，下面烧起火来预备把猫给慢慢煮死。但是忿怒的鲁迅先生，仍觉得不够，于是又找来一柄尺把长的尖刀，望桶里胡乱的扎，他瞪圆了虎眼，喘着怒气，非看着仇人马上就死才痛快。他已经不耐烦了。但是刺又刺不到；水离烫还要有一会儿，不行，于是他大声喊道：“开水！开水！”佣人把开水提来了，他打开桶盖，滚下去，一壶两壶……猫先生终于立刻呜呼哀哉了。

家人都觉得未免太“损”，但是大先生却独个惬意地走开了。

这一点可以算是《兔和猫》的侧写吧。

鲁迅痛恨“落水狗”大家皆深知，现在该知道，鲁迅之仇猫实不下于仇犬。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巴金《家》初版本存世知多少

写这篇小文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事情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日记：“晴。吴庆安从库伦旗回来了，他说上师范的名单里没有我。如此的话，我到哪里去了？也许仍在师范（此时我人在农村，前途迷茫，很想离开农村，所以上面一说可以报考工农兵大学，我就参加考试了。当时知青回城的政策我们也听到了风声）。吴庆安与关陆和嚷着要退学，很后悔上师范了。巴金的《家》正在点（知青集体户即知青点）里流传，灰色的气氛，灰色的情绪——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连着两个晚上都去老乡家吃地瓜，不大好吃，与今年的老玉米一样。几年以后再回想这些天情绪的波动吧。如果学校在通辽，我就去吗？——为之失去回北京的希望；而不去上学，又何时肯定能回北京？”

十月二日：“多云间阴。今天开始让我看场院，如果不去师范，这活儿倒可坚持。应该好好干，给自己留条后路。谁要是夜里偷粮食，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昨天旗里来了份简报，点名批评了我点，因为看《家》这本书。再一次听说是库伦师范，也罢，坚决不去。”

当年因为传看《家》被全旗通报批评，今天想起来是不是太可笑？当年知青看的肯定不是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初版的《家》，很大可能是人文社的《家》。

忽然想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初版本《家》距今整整八十周年，我的小文算是一种纪念吧。

初版本《家》的封面，只有六个美术字，却做到了“疏密俱巧，虚实相生”，后来的诸多再版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是莫志恒（一九〇七—二〇〇〇）绘制了这张名垂装帧史的书衣。二〇〇五年我曾经在一个很熟的书贩手里买过一张照片，我极少买旧照片，这回却买了，因为它是莫志恒的全家福，摄于一九六四年国庆节，照片上还有莫志恒的题字。

绘画者于画面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如今这个做法又用到新文艺书衣上了。我们仔细看《家》的封面，在“流”的最后一撇的左边是不是有“志恒”两个小字？

莫志恒设计的《家》成为新文艺书籍的最高水平，与他同时代的装帧家少有人达到这个高度，就是莫志恒本人以后的作品也没能超越这张《家》。《家》封面，甲天下。

莫志恒设计《家》时也许参考了同在开明书店供职的钱君匋的创作思路。姜德明先生《书衣百影·续编》有一幅钱君匋一九二九年设计的《苏俄小说专号》，姜德明说：“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文学周报》之《苏俄小说专号》，三十二开本。书衣突出书名，又不能无视出自《文学周报》，无疑给装帧设计者出了难题。钱君匋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创作，编者特别声明，感谢钱氏‘画了一个很新颖的封面’。”

莫志恒的幸运在于，《家》后来成了名著。

初版《家》是珍罕之书，初版的印数当在两千册以内，留存到现在的数量我以为也就是二十来册（公私全算在内）。

藏书家唐弢所存《家》为第四版。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中也不见《家》的初版本。

我曾冒昧地问过姜德明先生有没有《家》初版本，姜先生说没有。姜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我想姜先生不会忽视《家》初版本的，之所以未存，很有可能是他说的这个原因：“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

前年于鲁迅博物馆见到上海巴金纪念馆的馆长周立民先生，我马上问他，我花了几千块钱买到《家》初版本贵不贵？周立民连说，不贵，不贵。他说巴金纪念馆也不存初版本呢。

我之所以知道初版《家》如此罕存于世，还是因为很早以前读过《文汇读书周报》上一篇文章，该文称八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制定的体例是所选作品必须使用初版本。找遍上海居然没找到初版《家》，后来还是托人走关系从北京图书馆借出来一册。

为了写这篇小文，必须找到这张报纸核对一下具体是怎么说的。这可费了不少劲儿，翻了几百份报纸之后，终于找到了，原文《众里寻她千百度——寻找〈家〉初版本记》，载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七日《文汇读书周报》，作者“丘峰”。我看到这个题目，会心一笑，我翻旧报不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么。当年非常痴迷这份读书报，很多报头留有购买日期及少少琐言，颇有一些跑很远的路、跑好几家邮局报摊才买到报纸的记录。

丘峰求助的上海这几家藏书机构有：上海旧书店资料室、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上海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文献组、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有存，但缺版权页）。“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丘峰们只好求助病中的巴金，巴金说：他原有《家》的初版本，但“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最后说说私人手里存藏的《家》初版本，我知道的仅有一位，他叫柯卫东。我们是一九九七年在东单旧书店抢书时认识的（当天有日食），交往至今。柯君猎书，很像李富荣打乒乓的风格，稳中有凶，我们都不是他对手。如他所藏《新青年》创刊号，首版《西行漫记》，奴隶丛书《丰收》，《燕郊集》特印本，都是我们一起淘书“同场竞技”被他抢了先手的。

柯卫东得到《家》的经过，从谁手里买的，花了多少钱，我全知道。去年的一次书友聚会，“柯本《家》”和“谢本《家》”见面了。我的《家》是精装本，所以少了“柯本”那两条可爱的勒口，书脊也看不到了。精装本的优势使封面没有褪色，历久弥新，所以“谢本”只是略逊“柯本”。如果能够证实我的精装本是开明书店的原精装，这书的版本意义就非凡了。二〇一三年三月九日杨绛文字生涯之先声

杨绛先生一百岁了。七十年前，她三十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却身处中国历史最黑暗的阶段。杨绛没有浪费她的才华，她创作的话剧《弄真成假》《称心如意》，当年在上海非常卖座，好评如潮。不像现在，话剧根本无法与电影分庭抗礼，七十年前那个时代，影剧各占半壁江山。我于话剧是个纯粹的外行，可是我手里收藏有七十年前上海出版的一套文化刊物《杂志》，里面有太多的关于上海剧坛的消息及评论，更有演员的采访记，活色生香，其中即有今天人们也不陌生的黄宗英、石挥、张伐、冯喆（《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孙道临。杨绛的话剧创作虽然不幸“生不逢时”，但是她有幸处在一大群优秀导演和优秀演员的中间。我没有资格评论话剧艺术，我所能做的是把当年鲜为人知的一面，和杨绛先生，和话剧有关的点点滴滴，告诉今天的人们——话剧创作是杨绛文学生涯的前哨站，那时她多么的年轻。

我几乎没在现场看过话剧，看过也许也忘记了。某种意义上说，话剧更“高贵”，更“阳春白雪”，更具直接性，看话剧的《茶馆》与看电影（电视）的《茶馆》，不是一回事（感受），甚至看话剧时，你的座位是远是近，也不是一回事，距离产生美，对话剧不那么适用。（《杂志》编辑吴江枫说：“看话剧必得坐在前排，坐在后排根本看不清楚，所以要前排客满是容易的，要全部客满却难。”）

话剧最要紧的是“说话”，说台词要使最后一排的观众也听得清，近乎喊，前排的会感觉到演员的装腔作势。于是之出演《青春之歌》余永泽一角，论家即说有话剧表演的痕迹，我俗眼看不出来。金山出演《风暴》施洋大律师，也有专家这么讲，我听金山大喊“你们杀得了一个施洋，却杀不完四万万伟大的民众”，听出了一点话剧味。不少电影明星原是话剧演员出身，还有是两栖演员，左右逢源。抗战时重庆有“四大名旦”的说法——白杨、张瑞芳、秦怡、舒绣文，所指是她们在舞台的技艺，而一九四九年后，这四位的声誉多来自银幕。

上面有大量杨绛信息的《杂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张爱玲的名作《金锁记》《倾城之恋》首发在这本杂志上，也许你就会对《杂志》的重要性有所明白。前几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年，《弄真成假》时隔六十多年再次搬上话剧舞台，时年九十六岁的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一九四三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杂志》社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举办了一次《舞台艺术座谈》，参加者有许多杨绛的同行：韩非、石挥、沈浩（《舞台姐妹》里的“沈家姆妈”）、丁力（黄裳的老朋友）、韦伟（《小城之春》女主演）等等。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杨绛（杨季康）的名字（杨季康是杨绛的本名。一九三八年《称心如意》戏要正式上演，要印刷宣传品，李健吾要杨绛为自己起个笔名。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从此，“杨绛”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并不怎么使用了）。

董乐山（麦耶）在《杂志》上边每期都写有影剧评论，涉及杨绛的有：“剩下的就只有半数：《浮生六记》《香妃》《弄真成假》，与《飘》才是十月剧坛热闹的中心。”（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弄真成假》以后，我们接着能看到三个喜剧的同时上演，这不能算是喜剧抬头的现象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等多处。董乐山当年还是个大学生，但是艺术鉴赏力非同一般，他对杨绛《弄真成假》的评论和观点被沿用到今天。董乐山在《“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中说：“杨绛女士继《称心如意》后写《弄真成假》，同是近年来难得的喜剧。李健吾先生把杨绛女士推崇为中国喜剧的第二道纪程碑（第一道是丁西林）。”二〇一一年七月张仃：三十年代漫画最后的守更人

关于张仃（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生平介绍绝大多数来自一个版本：“一九一七年出生于辽宁北镇，一九三二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投身抗日宣传队，以漫画为武器宣传抗日。一九三八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一九四九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关于张仃三十年代中期的漫画创作却少有人提及，笔者愿意就此做些补充，使大家能够更深切地了解这位杰出的艺术家。

张仃不是高产的漫画创作家，在三十年代漫画鼎盛的时期，他的名气不如张光宇、汪子美、鲁少飞、王敦庆他们，只比他大一岁的丁聪当时也比他名气大。经历和他差不多，一九三八年也去了延安鲁艺的华君武，当年的漫画产量也比他多很多。张仃虽然创作不多，却几乎每幅都是经典之作，像《野有饿殍》，再深刻不过地表达了他漫画创作的主旨，那就是“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用画笔为贫苦大众呼喊。

说到张仃初期的漫画创作，必须提到张光宇。张仃在《亚洲的骄傲》一文中详细谈到了张光宇在漫画事业上对他的提携。张仃回忆：

一九三六年我十九岁，因参加进步活动入狱，刚从监狱出来，一无所有，靠画谋生，但屡被一些漫画刊物退稿。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十分活跃。我在北京见到张光宇画的《十日谈》，凭直感相信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他的漫画政治性很强，专攻打偶像。主要矛头直指蒋介石和日本人，很有勇气。手法模仿珂弗罗皮斯，丑化对象好极了，很有装饰性。与张光宇思想和趣味投合的自我感觉，使我开始向张光宇办的漫画杂志投稿一试。我将《买卖完成了》和《春劫（节）》两幅漫画配合一篇短文一并寄给他后，也并没有把握。一天，我在南京开架书店里偶然见到这些漫画出现在张光宇办的杂志上。张光宇为这组漫画制了铜版，并加标题列在“全国漫画名作选”内。张光宇一次给我十五块银元的稿费是我给报馆画画的月收入的总和。我敲开了张光宇的门。叶浅予即是看了这组漫画后知道我的，我们在南京一见如故。鲁少飞也来信约我为他主编的《时代漫画》画封面。

我收藏有《十日谈》和《时代漫画》，对照张光宇的漫画风格，可以看到张仃学的也是珂弗罗皮斯（墨西哥漫画家），张仃那张《春耕图》是很明显的珂氏风格。张仃接着写道：

继我的《皇恩雨露深》和《同志》等作品之后，我在“时代派”的杂志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漫画，竟有三十块银元的稿费存在张光宇处。抗战爆发后，我到上海，由同学韩烽陪同找到时代图书公司。张光宇一见我，就从里屋高兴地迎出来说：“原来是个小赤佬！我还以为你是东北大汉，原来是个小张学良！”当晚他打电话约来叶浅予、鲁少飞、胡考等人相聚通宵。当时张光宇是时代图书公司的经理，更是中国漫画的奠基人，很有名望。第一次见面，他却是这样平和爽快。

于此补一句话，今年是张光宇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已闻有大的纪念活动。有篇文章钩沉出张仃早年的一段艰辛经历：

张仃早年寄居在南京城外玄武湖租船户的一座库房里，每天为吃饱肚子奔走，晚上在烛光下画画，有时穷得连蜡烛都买不起，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父母赋予的姓名“张冠成”改成了张仃。一九三六年春，张仃由张恨水介绍到《中国日报》和《扶轮日报》画漫画，从此开始自由撰稿人和职业漫画家的生活。为《扶轮日报》画时事漫画，隔天一张，每张一块大洋。为了创作，他晚上苦苦守候在报馆前，等中央新闻社发布时事新闻，然后回去进行构思创作，常常要到深夜才能画出满意的作品。

退张仃稿的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左翼漫画杂志，叫《生活漫画》，主编黄士英，上面经常发表左翼漫画家蔡若虹、张锷等人的作品。这家漫画杂志因进步的倾向和严肃的内容曾得到鲁迅的赞扬和支持。同为左翼、崇拜鲁迅的张仃，自然将它当作投稿的首选，挑了两幅自以为很不错的作品寄去，一幅是《买卖完成了》，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互相勾结，鱼肉人民，另一幅是《春劫》，表现罢工，没想到全退了回来，连个说明也没有。张仃惶惑了：我不也是左翼的吗？为什么会遭到拒绝？大概是自己水平不够吧，然而不发表作品，没有稿费，生活怎么办呢？

张仃首创“记实漫画”《验尸记》（原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时代漫画》），张仃为这张漫画配了文字，我以为这是漫画里的“阿Q正传”，意义别具。

在这天下太平的时候，人全闲散得很；跟着太阳出来，总得找个消遣，不虚度光阴；消遣的法子往往是最多的——譬如到玄武湖去看验尸。自然大热天跑到那地方去参观验尸——如果有人请看《茶花女》影片，那才犯不着呢。

有三个官，一字排站着，尸体浮在湖中心，几个警察与壮丁摇了三只小船去，用麻绳环缚了死人的腰，晃晃荡荡的站着小船上岸，尸体拖在水里，拖到岸上，拖正了身体，掀开嘴巴，脱去衣裳，看看有没有伤，复轻捷的一脚踢翻转来，看看后脑袋与背上有没有伤，死人不会反抗，可算一种美德。而且顺便啃一嘴泥巴，太阳晒得使使官按上手帕了。一个长女人抱的小孩子突然大哭，——死人除投湖外，还吞了半瓶“来沙儿”，面皮青一块，紫一块，嘴角焦烂了，居然因此骇哭了孩子；那女人抱了孩子转身便走，“为什么死得这么难看呢？”所有的人全愤愤然，一个小伙子并且狠狠的吐一口痰沫。

一个官在那里看遗书了，“为忧国而死”，——听的人都笑起来，完全是可笑的事。“福根，站开点，天热，有气味。”福根站开了二尺远。大家全站开约二尺，偏偏死在大热天，看的人全出了汗，简直不合算。有人回去吃午饭了。提着每个空虚的肚子，都摇摇摆摆的打个哈欠走去。

一部分人不高兴跑回去，雇一只船，与年青的船嬷开开玩笑，水面上开了星星的黄花，惠风和畅，忽然天真的唱起桃花江来。

一部分仍然在批评死人，这样大的年纪，不为恋爱，不为经济问题，竟然自杀，简直岂有此理（按：死者曾做过贵州罗福县前任县长，是稍有来历的）。

三个官和几个警察皱了眉，尸体硬贴呢，——五月的天气是热辣辣的了。

张仃的漫画《年午夜》荣幸地入选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有作品入选的老一代漫画家，现在在世的就只黄苗子先生了。我们看那张合影，特伟是今年二月刚刚去世的，丁聪是去年五月去世的，胡考早在一九九四年去世，现在张仃的去世，真的是标志着中国三十年代漫画的辉煌一页翻过去了。二〇一〇年四月汪子美漫画周氏兄弟

长假，于别人是外出旅游的好机会。女儿去了葡萄牙，发回几张里斯本悬崖旅馆的照片，确实风景甲天下。二弟去了新加坡，发回的照片证明那里确实是文明之邦。长假，于我则是净心读书作文的好机会，比平日更大段的时间，无应酬、无家务、无电话。一九九五年的“十一”，好像歇了三天假，哪儿也没去，写出了我第一篇够发表资格的作文《闲话〈古今〉》。现今改七天假，翻查大部头的资料最是相宜。所谓大部头，一个是关于《刘景桂枪杀滕爽案》的材料，一个是《时代漫画》。前者牵扯的旧报刊太多，查不胜查，写到一万两千字只用了一半的材料。

翻《时代漫画》时竟然翻出了一幅余所亚（一九一二—一九九一）画的漫画，内容是讽刺刘景桂的。案发在北平，漫画却刊在上海，我估计就算是当年的读者也看不懂余所亚画的是什么。姜德明先生有篇怀人文章，题目就是《余所亚》。姜先生《书衣百影》收录余所亚绘封面的《抗战文艺》《诗文学》。聂绀弩一九八五年写信给时任北京市委文化部部长高戈代余陈诉：“余所亚是个瘸子，双腿自幼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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