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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军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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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岸的海

无岸的海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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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8Ⅰ. ①无… Ⅱ. ①杨…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Ⅳ. ①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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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无岸的海作 者:杨志军出版统筹:新华先锋责任编辑:管 文策划编辑:木易雨田特约编辑:宋亚荟装帧设计:杨祎妹版式设计:徐 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字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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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20印张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5596-2404-8定价:49.00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0泡在海里的太阳显得有些绵软和慵懒,迟迟不肯浮出水面,天际线上,乳白的一溜已经飘荡许久了。海正在清梦里打着哈欠,早潮不知不觉涨起来,浪的声音像哭又像笑。来自东方的光以柔和的黑亮铺洒在就要被潮峰打湿的海滩上,一条由各样海菜组成的绿色防线镶起了随时都在移动的花边。追逐亮色的鱼几乎要探出海面,勤快的鸥鸟开始了一天中最早的捕食。黑黝黝的防波堤像一头昨晚才搁浅的正在向深水挣扎的巨鲸。离它不远,是停靠在六号码头上的最大的轮船“不来梅”号。惨烈的惊喊就从“不来梅”号上传来:“杀人了,杀人了!”接着就是枪响。鸥鸟“嘎嘎”叫着飞升而去,划出一些散乱的曲线,远离了轮船和堤岸。有人拉响了汽笛,但显然不是为了启航。惊恐和慌乱中,绵软的被海水挤压成扁圆的太阳冉冉升起,以血红的色彩照亮了甲板上那个抱着卡宾枪、举着斧头的凶手。他面前的人纷纷倒下。云在奔跑,天一下子瓦蓝了不少。一阵狂风从海上吹来,想吹走这疯狂的杀戮,却让疯狂传播得更远:“杀人了,杀人了!”已死和将死的人都被凶手丢进了海里,锚地的水面血红一片,“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鱼儿们从未遇到过如此丰盛的早餐。1那时候我是香港《华报》的记者。报馆之所以派我去青岛,除了我是一个青岛人,熟悉这座城市,还因为我是该报忠心耿耿的老人手。被调查的事件发生在“皇族”。“皇族”是一家老牌的德国贸易公司,总部在不来梅,香港有它的经营分支机构:一家船舶公司和一家贸易行。青岛的“皇族”也是分支,叫“皇族资本”,感觉是一个金融组织,事实上它的经营范围要大得多。据说青岛最早的德式公共建筑和军事设施都跟它有关系,不是它承建就是它投资,“不来梅”号也是“皇族资本”制造并经营的一艘准军事运输舰。从1897年到1914年,德国人在青岛经营的17年里,最早出现在风景优美的青岛湾的,就有一条“皇族街”,街道的命名显然是因为“皇族资本”在这条街上。“皇族”在《华报》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是它最大的股东,报馆派遣我去调查,自然就有自惜羽毛的意思了。我于早春二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从香港启程,坐“倚云”号先到了上海。我在上海没什么事,但“倚云”号有事,好像是接人。“倚云”号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私营的货邮两用轮船,用一艘英国造的驱逐舰改装而成,航速很快,虽然必须在上海耽搁一天,但比起其他邮轮来还是要快。船上的人纷纷上岸,我也不例外,心说:何不趁机去看看锦章呢?我们有三年没见面了。老朋友陶锦章是法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工作和居住都在法租界。我坐着洋车沿外滩走向市内,感觉已是世纪末的萧条了,很多商店都挂起了抛售货物的招牌,但顾客依然稀少,大概是招牌上又写着“只收银圆”的缘故。已经关门谢客的商店比比皆是。人们行色匆匆,不管是穿着讲究的有钱人还是衣裳破旧的穷苦人。逗留在街边静止不动的只有两种人:乞丐和好久等不来顾客的洋车夫。突然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拥挤在一家店铺门前,我问车夫那是干什么的。车夫说:“买粮的,现在只有卖粮的不拒收金圆券,政府强迫的。先生,你能不能不给我金圆券?”我说:“放心,我付你美钞。”车夫笑起来,脚步一下子轻快多了。法租界四周拉起了铁丝网,只能从切断了梧桐林荫道的栅栏门里走过去。我从洋车上下来,没走几步,就被戴着白色钢盔的法国警察拦住了。他用流利的汉语告诉我:要么我允许他彻底搜身,要么我离开这里原路返回。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三年前可不是这样。”警察利索地搜了身,又打开皮夹子记下了我的名字和要找的人,才放我进去。医院在租界的中心地段。锦章一见我,就从二楼窗户探出了身子:“喂,是若缺吗?”我正在踏上医院大门前的石阶,仰头一看,发现他的脑袋光溜溜的。我问:“头发呢?”他说:“等着,别上来。”片刻,他跑下来接过了我手里的行李箱。医院正在把一些设备运回法国,已经不接收病人了,大部分医护人员已经离去,留下来的也基本没事可干。我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知道此地不可久留。”锦章说:“我也知道,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想迈出那一步。”“你想去哪里?”“院方希望我跟他们去巴黎。你呢?”“没想好,总不至于连香港也沦陷吧?”“难说。”锦章先带我去他家见过他太太,放下行李箱,又带我去了拿破仑餐厅。偌大的装饰豪华的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锦章说:“过去来这里吃饭的都是富豪大亨,现在租界封闭了,谁来?上海滩的所有租界都用上了铁丝网的围墙。”我说:“几根铁丝就能挡住共产党的千军万马?外国人真可笑。”“不可笑,他们是想拦住暴徒。”“上海有暴徒?”锦章吃惊道:“你没听说过‘皇族事件’?”我愣了。锦章又说:“不光租界,你到那些外国公馆、外国公司去看看,墙上都架起了铁蒺藜,有的还通了电,挂了‘电死不赔’的牌子。门口和周围不仅有自家的保卫,还有政府派出的军警。人人感到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怕的倒不是共产党,是那些蛮不讲理的暴徒。”我没想到“皇族事件”会在上海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等我告诉他,我去青岛就是为了调查“皇族事件”时,锦章忽地站了起来。他说:“玛丽娅好像就在‘皇族资本’,你一定要去见见她,让她千万小心,必要时你要替我保护她。”“玛丽娅是谁?”“我在青岛市市立中学的同学,也是这些年唯一不能忘怀的故旧。”“怎么不能忘怀?”“漂亮呗,再就是……善良。”“你是有太太的人,还惦记着人家的美丽、善良。”“那是两回事,我迄今保留着她上学时的照片,还跟她有通信来往。”我说:“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青岛,看看她。”他摇摇头:“我给太太怎么说?能去早去了。”牛排已经上来。锦章坐下来要我“慢用”,又问:“你结婚了吗?”“这么大的事,我没告诉你?”“没有。”“那就是没结。”锦章笑道:“我把玛丽娅介绍给你要不要?”“别把你不要的让给我。”“我是没福气。”又说,“马奇主教,也就是我们医院的院长也要前往青岛调查‘皇族事件’,今天就出发。我也拜托他关照一下玛丽娅,最好能说服她尽快离开青岛。”“一个主教去调查什么?”“联合国邀请他参加‘五人调查委员会’。”“什么?你再说一遍。”现在轮到我站起来了,一边咀嚼一边说:“我得马上回到船上去。”我对“玛丽娅”毫无兴趣,我吃惊的是作为一个专门前去调查“皇族事件”的记者,对这个“五人调查委员会”竟然一无所知。联合国都要插手了,这么大的事,派我来的《华报》主编弗兰斯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透露给我?锦章说:“沙拉和汤还没上呢!”我说:“不用了。”锦章匆匆付了账,随我出来,路上叮嘱道:“到了青岛别忘了剃成光头。”“为什么?”“看来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上海的报纸说,暴徒不杀光头,在‘皇族事件’中,几个幸存者都是光头。”我说:“上海的记者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凶手在逃,国民政府和‘皇族’机构到目前都还没有对外公布过任何细节,连死人的数字都是模糊的。我去就是要全面、细致、真实地报道事由和经过,别听他们捕风捉影。”在锦章家取回行李箱时,锦章的太太正在客厅收拾东西。她把柜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到一个木头箱子里,一再地斟酌着:“要不要呢?丢掉就太可惜了。”锦章说:“可要是连这些瓶瓶罐罐都舍不得丢,十个箱子也装不下。再说了,还没决定去哪里呢,你瞎忙什么?”我说:“应该在最后一刻决定取舍,到那时就知道什么最重要了。”锦章太太说:“你们男人知道什么,一手忙脚乱,就丢三落四。不管去哪里都是要走的,早点儿做好准备心里踏实。”锦章解释道:“原本她是不想走的,说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亲戚朋友都在这里。‘皇族事件’一出来,不走也得走了。”锦章太太说:“你在外国人开的医院当大夫,人家能饶得了你?听说暴徒恨你们这种人比恨外国人还要厉害。”我说:“他是给人看病的,又不是汉奸走狗做了叫人家戳脊梁骨的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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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你紧张什么?”锦章太太说:“不光阿拉紧张,全上海吃洋人饭的都是过了今天莫得明天的样子,那些天天说洋文做买办的更是吓得不得了,成百上千的箱子都排到码头外面去了。马奇主教在教堂布道时也说,上帝不想过问中国的事,因为局势发展到今天是有理由的。阿拉不走怎么行?‘皇族事件’就是个样子,要死人的。”我从挂在墙上的镜框里看到了锦章和马奇主教的合影,那个穿着黑色道袍的中年传教士鼻子尖尖的,用一双慈爱温暖的眼睛深沉地望着我。[1]阿拉:吴语词汇,表示“我们”和“我的”。2我的猜测没有错,“倚云”号要接走的人果然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马奇主教。等我回到船上时,马奇主教已经到了。轮船最上一层紧挨着驾驶舱的咖啡厅里,我意外地看到,跟马奇主教在一起的竟是香港警察总部的高级警司劳顿。毫无疑问,劳顿先生也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跟我一起从香港登船,而我却毫无察觉。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同时表明我已经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劳顿先生没忘记半年前因为一桩港人杀英人的案件我曾经对他穷追不舍,神经质地摆着手说:“你别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青岛对我们是个陌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很多时候都得依赖记者的报道。”我说:“为什么不能互相依赖呢?都是为了把事件调查清楚。”他阴郁地盯着我,半晌不语,突然说:“不错,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我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动案、杀人案几乎每天都有,没听说联合国插手调查的,为什么独独对‘皇族事件’如此重视?”劳顿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奉告。我又问:“是不是受了德国的请托?”劳顿说:“你是在提醒我重视‘皇族’的归属国吗?《华报》是‘皇族’旗下的报纸,说到底你也是受雇于‘皇族’的新闻记者,德国有没有请托你应该知道。”我说:“劳顿先生误会了,虽然‘皇族’是《华报》的股东,但我并不受它的控制。”“所以他们并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联合国会插手?”看我点头,劳顿又说:“看来你得去问问联合国喽!”我立刻改变了话题:“劳顿先生能否告诉我‘五人调查委员会’中还有谁?”他又是两手一摊。我继续追问:“如果不便说出名字,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他们都是哪个国家的人?”“别问了,记者先生,没有人授权我回答你的问题。”“对不起,我的职业就是问。这个有主教大人和高级警司参与的调查委员会的头是谁?”劳顿干脆扭过脸去不看我了。我转向马奇主教,向他说起我跟锦章的关系,说起我们都受了委托需要“关照”的玛丽娅。主教知道“玛丽娅”不过是个引子,接下来我的问题依然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立刻微笑着打断了我的话:“你见过陶锦章了?你应该说服他跟我们去巴黎,他有高超的医术,一定会受到法国人的尊重。”我说:“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劝劝他。现在请大人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主教会成为‘五人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马奇主教冷下脸来,眼光滞涩地从我脸上扫过,望着窗外即将来临的黑夜说:“看来你是不信基督的,不然就不会用这样的问题来麻烦一个德高望重的主教。基督无所不往,无往不胜,此外我不能告诉你任何别的。”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由于劳顿和马奇的讳莫如深而变得复杂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调查范围正在扩大,至少扩大成了两个:一个是“皇族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另一个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真实意图和联合国的目的。我想今后我跟他们还会有许多交道要打,不能让他们一开始就讨厌我,便客气地告辞了。“倚云”号第二天早晨启航。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尽量不去打扰劳顿和马奇,见面只是笑着点点头,或者问一声好。直到我们踏上青岛口岸,就要在码头前的广场分手时,我才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向“倚云”号挥手告别,然后问道:“劳顿先生、主教大人,知道‘倚云’号什么时候离开青岛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说:“就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完毕之后,它会一直等着你们。真没想到,‘倚云’号成了你们的专舰。”他们显得非常吃惊。劳顿说:“如果一个记者想造谣,当然会挖空心思。”我说:“昨天我请船长共进晚餐,是他告诉我的。王耀武亲自给他打了电话,让他静候调查结束。”劳顿敏感地瞪着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们跟国民政府有约定?不,我们的调查是独立的。”我说:“我也不相信调查会受人操纵。”说着扫了一眼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有人从车旁疾步过来,毕恭毕敬地说:“是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吧?我是市政府外事局的局长张绪国,请上车。”我掏出记者证举在手里,大声问:“局长已经等候多时了吧?”张绪国回答:“是。”我又扫了一眼另一边的一辆军车和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问道:“怎么还有军队?”张绪国说:“是绥靖区司令部派来保护二位先生的。”劳顿和马奇主教顿时有些尴尬。我向他们挥手告别,笑道:“调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还会请教二位调查大员。”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拒绝乘坐国民政府派来接他们的轿车前往市区,而是和我一样坐进了一辆敞篷式的单套马车。后来还听说他们拒绝了市长为他们安排的接风晚宴,更拒绝住进临海而立、装饰豪华且有士兵守卫的原德国领事别墅,而是住进了斐迭利街(中山路)的夏日旅馆。也许国民政府做一些迎来送往的安排,仅仅是为了表示对代表联合国的“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尊重,但调查委员会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尊重,因为“皇族事件”发生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政府显然是有责任的,任何过于亲热的接待,都会被看成讨好或者贿赂,尤其是在我这里。说真的,虽然我口口声声说我不受“皇族”的控制,但吃人饭护人短,潜意识里,感情和立场都会起作用:“皇族事件”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管理到位、治安良好的地方。我和“皇族”以及所有心惊肉跳的外国人、替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对国民政府的埋怨不期然而然。坐着能够唤醒我童年记忆的单套马车,我把自己安顿在了伊尔奇斯山前的海滨旅馆。伊尔奇斯山现在叫天平山,但我从小叫惯了,改不过来,也不想改。所有以往的称呼我都不想改,包括我从旅馆窗户里就能欣赏到的维多利亚海湾。它代表历史,能唤醒记忆,能让我在说国语时突然冒出一个英语词汇来,光那优美的音节就会让我陶醉半天。海湾东侧是维多利亚角,龙头一样昂扬着伸向大海,海水在龙嘴处激荡,在龙的身躯里静默,加上茂密的植物、起伏的山丘和氤氲的云雾,让它显得像一处仙境。我用英语问侍者:“维多利亚角现在有人居住吗?”侍者用英语回答:“先生,大概没有,从来没看到冒出过炊烟。”又瞅了瞅我,“先生,你会说国语吧?”我点点头。他立刻变成了国语,是地道的北京话:“我知道先生会,先生最好说国语。”“为什么?”“你不知道‘皇族事件’吗?咱犯不着用嘴巴招惹人家,您说是不是?”侍者机灵,把他自己跟我划到一起了。我有些忐忑,表面上装作无所谓,仍然用英语说:“谢谢你的提醒,你好像不是本地人?”“祖上在北京。”“是清朝灭亡时来青岛避难的寓公遗老吧?”“正是。”我请他介绍一下海滨旅馆的饭菜,他用国语说:“这里的京味中餐最有名,尤其是宫廷菜。”我轻蔑地“哼”了一声:“中餐有什么好吃的,油乎乎的。”我欣赏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宜人景色,在海滨旅馆的西餐厅用过午餐,租了一辆脚踏车,直奔“皇族资本”。3因“皇族资本”的存在而命名的皇族街在1914年日本人占领青岛后改名为姬路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又更名为兰山路。我自然又是以不变应万变,在心里亲热地叫它“皇族街”。比起小时候看到的皇族街,如今这里已是又脏又乱了,人多,店多,车多,垃圾多,路面坏了也不修,马路牙子蚯蚓一样曲扭着翻起来,好几处都断了。下水道的铁质井盖没有一处是完备的,肯定早就送进兵工厂变成了枪炮子弹,深深浅浅的井上覆盖着烂草席或者烂木板,有的干脆什么也不盖,就像城市的黑眼睛无奈地望着飘过烂云败絮的天。歪七扭八、伤痕累累的行道树还没有发芽,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想想小时候,这里干净得一尘不染,安静得能听到蝴蝶扇翅的声音,偶尔会有德国人从石条铺成的人行道上走过,戴着高筒礼帽,拄着亮闪闪的金属的文明棍,妇人和公主们的裙子拖在地上,地上的清洁和裙子的清洁是一样的。而我,一个中国小孩,怯生生地跟在父亲后面,好奇而羡慕地望着他们。父亲是莱茵河牛肉店的雇员,负责把一份份切成方块的新鲜牛肉送到喜欢享受牛排的德国人家里。他剪了辫子,穿着老板为他特制的黑色燕尾服和领子浆得笔挺的白衬衣,细脖子上打着蓝色领带,以此为通行证,每天都在欧人区走家串户。他会骑马也会骑脚踏车,但为了表示对德国人的尊敬,他情愿不计苦累地走来走去。他喜欢带着我,因为据说这样我就可以受到西洋文明的熏陶。后来父亲又把我送进了魏玛小学,这是一所德国孩子才能上的小学,除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我,只是觉得父亲本事真大。所有羡慕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父亲本事真大。好在皇族街的建筑依旧,都还是德国人的风格,阳台、拱廊、塔楼、罗马柱、偌大的绿色盔甲帽,浪漫而华丽的各色装饰就像土地本身一样凝固在飞驰的时间里。尤其是傲岸的“皇族资本”,右边是圆形的两层,左边是六角形的三层,中间是方形的五层,一律用赭色花岗岩砌成,结实得就像万年不坏的城堡,庄严而优雅、怀旧而稳健,就像一个有着世袭爵位的贵族,既有忍不住的炫耀,又有死硬的不肯丢弃传承的保守。德国人把他们与生俱来的风度和气质融化在建筑艺术上,就算他们早已远离而去,“模范殖民地”依然发挥着“模范”的作用。我穿过马路,把脚踏车靠在行道树上,走向“皇族资本”的大门。门柱前后、台阶上下,都站着警察,往上看,阳台和塔楼的窗洞里也有警察的影子,枪都架着,有步枪也有机枪,随时准备射击的样子。再看对面,我的天,依然是德国式建筑的三层楼顶上,足有一个班的警察趴在上面,枪管直对着街面和皇族街的两端。戒备森严是可以想见的,但没想到会如此紧张。我被拦住了,一个警察厉声让我走开。我说我是来“皇族”办事的,我要进去。一个西装革履、打着红领带的中国人从门厅里出来,打量着我盘问起来。我如实奉告:来历、身份、目的,还拿出证件让他看,发现他还是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就把“皇族”和《华报》的关系也说了:“其实我就是‘皇族’的人,我来这里跟走亲戚是一样的,不信你去问问里面的人。”红领带去了,一会儿出来说:“什么亲戚,没人认识你。”我说:“可我认识他们的人。”“谁?”“玛丽娅。”“哪国人?”我傻了,居然没向锦章问清楚。我说:“外国人。”红领带冷笑一声推我离开。我又说了许多,但没有一句是起作用的,只好硬往里闯。红领带掏出手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想找死啊?”我只好离开,骑着脚踏车朝前走去。我对调查受挫并不沮丧,无非是多一点儿曲折、多费些功夫。在香港干记者,被人拒之门外的时候多了,早已经习以为常。我来到斐迭利街的邮政所,拨通了锦章医院的电话,回答说锦章不在。又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请他告诉我玛丽娅的联系方式、住址、年龄、相貌、国籍,等等。大概是守着太太的缘故,锦章支支吾吾的,只说了她住所的地址,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我匆忙挂了电话,回身就走,一出邮政所,就见一个戴眼罩的独眼大汉立在门外,手里操着一根木棍,另有一个歪戴着礼帽的黑衣汉子正在搬动我的脚踏车,不远处是一辆封闭的三套马车。独眼大汉问:“你是‘皇族’的人?”看我点点头,又说:“你过来一下。”我看他脸色黑冷,独眼里含满阴光,没敢过去:“有什么事?为什么动我的车?”“阎王爷想见见你。”独眼大汉说着一步抢过来。我撒丫子就跑。他们喊着“抓贼”追过来。我对地形的熟悉挽救了我,等他们追上来,离我只有几步远,抡起的木棍就要够着我的头时,我拐向了汉堡街。前面不远就是警察局,我大喊一声:“救命哪!”警察并没有被我喊出来,但我身后的追杀却倏然不见了。我余悸未消地回望着身后,伫立了半晌,心说: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皇族”的人?到目前为止,在青岛我只向“红领带”亮明了我的身份和意图,他和警察一样,应该是保护“皇族”的,怎么一转眼又使出人来要弄死我?我来到警察局门口,说是来报案的。守卫用电话通报后让我等着,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被一个学生模样的小警察喊进了门厅。椭圆的门厅右首横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小警察歪靠到椅子上,问道:“怎么了?”我有点儿累,坐了下来。他说:“让你坐了吗?”我赶紧站起,把刚才的经历说了。他朝上翻着眼睛说:“你说有人用棍子打你?伤呢?让我看看。”“幸亏跑得快,没伤着。”“那就是抢了你的钱?”“也没有。”“一没有被抢,二没有受伤,来这里叨叨什么?走吧!”不得已我又亮明了身份。小警察仔细看了我的记者证,又听我说起“皇族事件”,突然直起腰说:“坐吧。”我笑笑,没有坐。他只好也站起来跟我说话。我期待的就是这种效果:来自香港《华报》的大记者,总不至于连一个青岛小警察也镇不住吧?小警察问:“你是要为‘皇族’说话呢,还是要为中国人说话?”我说:“你希望我为谁说话?”小警察说:“这个说不来。我就是想提醒你,你要是向着‘皇族’,可千万要小心点儿,有人要杀‘皇族’的人。”“我谁也不向。”“那人家为什么追你打你?”看来这小警察还不好对付。我笑笑,自己坐下,也让他坐下,又问起“皇族事件”的经过,小警察摇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这个小当差的知道什么?”我说:“死了多少人总该知道吧?”“有说几个的,有说十几个的,还有说几十个的。”“实际有多少,警察局没有统计?”“‘皇族资本’正在解散,有的回国了,有的辞职了,有的失踪了,到底把谁抛进海里喂了鲨鱼,谁也说不清。警察局年前就变成了警察部队,忙着阻击共军呢,顾不上那么多。你是专门来的记者,现在就靠你破案了。”我又问:“凶手是谁?”“没抓住怎么知道?”“如果连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抓?”“倒也是。”“据上海的报纸说,暴徒不杀光头,有这回事?”“有,你最好也剃个光头。”我说:“我是来寻求保护的,能不能派几个警察跟着我?”“这个你得给我们队长说。”“队长呢?”“在前线。”“我算是白来了。”小警察说:“也没有白来,你总算知道警察是靠不住的。留在青岛的警察只有一个排,都调去保护‘皇族资本’了,也就是做做样子,不能让人家说发生了那么大的凶杀案,国民政府的警察视而不见。”小警察送我出门,小声问:“先生,你是中国人吧?”我没好气地说:“你从哪里看出我是外国人了?想问我是不是假洋鬼子就直接问呗!就是又怎么样?总不至于连警察也要消灭我们吧?”“那是,那是,不过嘛……”他犹豫着半晌不语。我期待着,却听他吞下了后半截话,干干脆脆说:“再见。”4我是坐洋车回到海滨旅馆的,晚上哪儿也没去,让侍者把晚饭送到了房间,用完后,洗洗澡,睡了。半夜,电话铃声惊醒了我,传来侍者紧张而诡谲的声音:“先生,快跑,有两个拿棍子拿刀的人抢了你房间的钥匙。”我按亮灯,跳起来扑向门口,检查了一下已经从里面锁死的门,一边穿衣服,一边打开了窗户。我住三楼,下面是一个摆满沙滩椅的大阳台,再下面是一片修剪得很整齐的小黑松。我一层层地下去,先是扔行李箱,再是纵身一跳,然后拎着箱子大步绕向门口,看到路灯下有人,分不清是旅馆的人还是暴徒,便又扭头朝后院的围墙走去。围墙不高,且有镂空的十字装饰,正好可以踩脚。等我骑上墙头时,看到有人正从我房间的窗户里往外跳。我跳到地上,提起行李箱就跑。一条林荫道直通海滩,能听到雄壮而舒缓的涛声从前面传来。海水的夜光升腾而起,好像天地是颠倒的,星星都到水里来了。海滩上礁石裸露。我藏在礁石的缝隙里喘了一会儿,发现浪水正在急速升起,赶紧起身,走向沙滩。沙滩过去就是维多利亚角,黑魆魆的森林可以保我安然无恙。但是我很快就看到了人,像鬼影,排着队沿着森林的边缘悄然而过。有人停下来朝我这边撒起了尿,我看清那是一个头戴钢盔、身背步枪的姿影,显然这里驻扎着军队。追我的人已经出现在礁石上,头顶的明月却让沙滩上的我格外醒目。我赶紧趴下,迅速判断着过去还是不过去,最后决定原地不动,要是追我的人发现我,我就大喊“救命”,军队不至于见死不救吧?这次是云翳帮助了我,它突然飘过来遮住了月亮,顿时就一片漆黑,连海水的夜光也没有了。我爬起来就跑,刚跑出海滩,就听有人在我趴卧过的地方说:“涨潮了,快走吧!”我放弃维多利亚角,朝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的伊尔奇斯山走去。山脚有一片德国人种植的欧椴林,比过去更粗壮、更高大了。我藏在林子里待到天亮,然后来到公路边的中山公园门口,看到已经有洋车来往。一个小时后,我站到了毕史马克街(江苏路)负一号的门牌前。这是锦章告诉我的玛丽娅的住所。一座小巧玲珑的别墅式建筑,青石的院墙上披满了正在萌发芽叶的爬山虎,院门是木质的,有些陈旧却依然结实。别墅的门窗深藏在几棵木芙蓉的掩映里,墙上有红色的木格装饰,屋顶没有棱角,就像草席苫住了一些高低不平的大石头,朴素而不失别致,坚固而不显笨重。显然又是德国人殖民心态的体现:代替并永远存在,却又不能过于靡费。按响门铃后,出来了一个外国女人。我用英语说:“我找玛丽娅。”她摇摇头,表示听不懂。我又用国语说了一遍。她问:“你是谁?”“陶锦章的朋友。”她好奇地瞅着我,半晌才说:“我就是。”我“哦”了一声,这才仔细端详她:高挑而不瘦,丰满而不肥,像是女人身材的标准。一头浓密的金发,很大很亮的灰眼睛,端直的鼻梁,独特的嘴形——既有西方女人的性感,又有中国女人的美感。五官的布局合理到完美,整个人漂亮得过了头,而且越看越漂亮。怪不得并非花心且谨小慎微的陶锦章会冒险保留她的照片和跟她通信,他把她当作一件艺术品了。搁在我身上,我也会私藏,且终生不弃。我说:“能让我进去说话吗?”她犹豫着说:“好吧。”别墅里面的摆设都是中国式的,就像当年来青岛的德国上流社会的人喜欢雕刻精美的太师椅、梨木桌、龙凤床、六角凳、彩绘屏风,这里的家具也都烙印着德国人的中国癖好,除了皮质的沙发,那一定是从德国本土运来的。沙发上蹲着一只大白猫。我把行李箱放下,坐进沙发,说了锦章的委托和我来青岛的目的以及经历,最后说:“锦章让我替他保护你,没想到我找你却是为了寻求你的帮助。”她照中国人的习惯给我沏了茶,突然问:“锦章有孩子了吗?”“没有。”“哦——”她点点头,“我怎么帮你?”“你在‘皇族资本’工作,告诉我‘皇族事件’的一切。”她迟疑了一下说:“严格地讲,我不是‘皇族资本’的员工,事件发生时我不可能在现场,跟别人一样我也是道听途说。”“那就说说你听到的。”她坐下来,正要开口,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国男人从楼上走了下来:“还是让俺来说吧。”男人年轻俊秀,浓眉大眼,带着一股书生气。他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从桌上拿起香烟请我抽。我表示不会后,他自己笨手笨脚地点了一根,极不自然地喷了一口烟说:“俺正需要一个记者,你就找上门来了。看来是天意。”玛丽娅说:“你不要胡说。”男人说:“你别管,该怎么办俺已经想好了。”玛丽娅大声制止道:“王实诚,你要是敢胡说我就跟你翻脸。”王实诚说:“你不会的。”玛丽娅伸手夺下他嘴上的香烟:“你又不会抽,装什么样子?”又面对我,“你千万别听他的,他就会异想天开。”尽管青岛的许多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但对玛丽娅的流畅与准确,我还是吃了一惊。我说:“还是让他说吧,不然我就白来了。”王实诚说:“没有人知道事件的详细过程,你将是第一个。”我说:“为什么?”“因为十八个人都是俺杀的。”“你?”“俺不像杀人的人吗?”玛丽娅说:“你当然不像,你连一只猫都害怕。”沙发上的大白猫似乎明白提到了自己,“喵呜”一声跳到地上,竖起尾巴朝屋外走去。王实诚说:“求求你了,这件事让俺自己做主吧。”玛丽娅说:“谁会相信你?”我紧追不舍:“十八个人?你是说‘皇族事件’中死了十八个人?”玛丽娅生气地上楼去了。王实诚又点了一根香烟。我留意了一眼,是大英颐中生产的三炮台牌,说明他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他喷吐着烟雾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只是听着,并不记录。他突然停下说:“你不是记者吧?”我拿出记者证给他看,又把他刚才讲过的几乎一字不落地重复了一遍。他吃惊道:“你脑子这么好使,我说到哪儿了?”十八个人,每个人的被杀经过他都有描述,使用的是刀和枪,是午夜,在“皇族资本”就要离开青岛港的“不来梅”号上。我插话道:“都是外国人吗?”“不,也有个把做奴才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杀光头?”“光头?谁说不杀光头?现在谣言很多,你千万别相信。”“事后呢?”“俺到处躲藏,他们抓不到俺。”“是抓不到还是不想抓?”他很惊讶:“为什么不想抓?”我又问:“你为什么要主动给我说这些?”“俺需要一个记者为俺扬名万里。”他猛吸一口香烟,手有些哆嗦,烟灰掉到了衣服上。我说:“你在逃亡,这儿一定不是你的家吧?”“没错,不是俺家。”“那你跟玛丽娅是什么关系?”“没别的关系,同学而已。”“这么说你们既不是兄妹或姐弟,也不是夫妻?”“对。不过就算不是,你也不能写到她。一个跟‘皇族资本’有关系的人,居然窝藏了‘皇族事件’的凶手,国民政府和想复仇的人都会要她的命。”“也会影响她跟她丈夫……”“她没有丈夫。”我仿佛松了一口气,发现他不是一个处世老练的人,让我很容易就套出了此刻我最想知道的:玛丽娅跟他的关系,她有没有丈夫。“作为杀人凶手,你没有资格要求我可以写谁、不可以写谁。”“可是总得有点儿同情心吧?何况你是她朋友的朋友。”我没有理由拒绝他,只好点点头。大白猫又出现在沙发上。王实诚烦躁地想掀它下去,手一伸又缩了回来,吼一声:“走开。”大白猫既想听他的话,又不愿放弃温暖的沙发,跳下去,又跳上来,寻求保护似的卧在了我身边。我抚摩着它,问王实诚以后打算怎么办,没等他回答,门铃响了。玛丽娅从楼上疾步下来朝外走去。我警觉地站起来,从窗户里看着。院门打开了,有人用英语问:“这里是玛丽娅的住所吗?”我坐下,把大白猫抱在怀里,对王实诚说:“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5早晨,劳顿和马奇主教正在夏日旅馆的餐厅用餐,接到了瑞典人麦克斯的电话。麦克斯在联合国任职,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召集人。他说他乘坐一艘英国邮轮昨夜靠岸,住在原德国领事别墅,希望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尽快过去跟他会面。劳顿很不高兴,直言不讳地说德国领事别墅是不能住的,任何来自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照,都会被外界看成是影响公正调查的因素。麦克斯却说:“要使调查迅速展开,就必须依靠当地政府,更何况我必须为委员会每个成员的安全负责,不仅我要住在这里,你们也应该搬过来。青岛是一个动荡不宁的地方,只有当地驻军才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劳顿放下电话,发牢骚说:“毫无根据地断言我们会受到威胁,这说明还没开始调查,就已经失去了公正。”马奇主教说:“公正是基督给我们的权利,谁能收买基督呢?搬不搬再说,现在去见面吧!”夏日旅馆的门口停着好几辆马车和人拉的洋车。一看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出来,车夫们纷纷过来抢生意,都说自己的车最干净,价钱也最便宜。劳顿扫了一眼排列在路边的车说:“主教大人,你来选择。”马奇主教怜悯地望着一个年过半百、又瘦又邋遢的车夫说:“就坐你的车吧!”一辆封闭式单套马车带着他们沿着斐迭利街往南走去。一匹老马,拉着包括车夫在内的三个人并不轻松,“呼哧呼哧”地喘着。马奇主教微闭了眼,祷告着什么。劳顿一直从车窗里望着外面,欣赏着街景,发现很快到了海边,马车离开公路驶向了海。车夫甩起鞭子使劲儿抽着马,马跑起来,车在坎坷不平的海岸上颠簸,叮叮当当地响。劳顿想:难道德国领事别墅是不通马路的?突然马车停下了,劳顿看到车夫跳下来,从车辕上解开皮绳卸下了马,然后来到车厢的一侧,使劲儿抬起了车轮。他心说:这是干什么呢?车厢倾斜了,斜度越来越大。他和马奇主教挤到了一起,朝窗外一看,突然大惊失色:海就在脚下,很深很深的脚下。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攥住马奇主教的手吼道:“你选择了魔鬼。”马奇主教也看到了危险,大叫一声:“上帝。”突然,“咚”的一声,一阵抖动之后,车厢又平稳了。几个人喊喊叫叫地跑来捉住了车夫。劳顿和马奇赶紧开门下车,发现车停在高高的礁岬上,三面都在悬崖,车夫试图把他们掀下去葬入大海。幸亏来人了,正是在旅馆门口抢生意的那些人,显然他们是国民政府派来保护劳顿和马奇的,一直跟在后面。他们绑了那个又瘦又邋遢的车夫,冲劳顿和马奇喊道:“快到路边去,坐我们的车。”劳顿和马奇来到德国领事别墅,在客厅里见到了麦克斯。正说着刚才的危险经历,电话铃响了,是外事局的局长张绪国打来的,他告诉麦克斯,试图害死劳顿先生和马奇主教的车夫,就是那个制造了“皇族事件”的祸首。当初侥幸逃过一劫的两个光头认出了他,他自己也供认不讳。目前凶手关押在欧人监狱。麦克斯放下电话说:“二位没有白白地担惊受怕,也算是帮助国民政府抓到了凶手。案件因为调查人员的出现而有了进展,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劳顿说:“我真想亲自审讯他。”马奇主教庆幸地说:“上帝的保佑总会出现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愿基督随时降临。”麦克斯说:“我相信基督喜欢降临在环境优美的地方。先生们,还是搬到这里来住吧,这里多好啊!”劳顿扬起头,张大鼻孔,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我的职业是保护人,而不是受人保护。再说了,凶手已经抓到,还会有什么危险呢?”马奇主教说:“我希望住在一个离教堂近的地方。”这就是说,他也不想住在这里。麦克斯无奈地摇摇头。他要去码头迎接就要到达的委员会的另外两个成员:美籍华人米澜女士和意大利人奥特莱先生。马奇主教听说政府派来去接人的车正好路过毕史马克街,就想去见见陶锦章委托他关照的玛丽娅。劳顿也跟着上了车,他本打算和麦克斯一起去码头,听马奇说玛丽娅是个德国人,也许跟“皇族资本”有关,便又改变了主意。一见劳顿和马奇进来,王实诚就转身走进了客厅一角的一扇小门,大概那儿是通往后院的。玛丽娅把客人带进了客厅。我起身向他们致意。马奇主教略感诧异:“原来记者先生也在这里。”劳顿看上去情绪很好,骄矜地冲我微笑着,还没坐下就说:“看来你的运气不错,我们的好消息首先要告诉你了。”我问:“什么好消息?”劳顿和马奇主教对视了一下,抑制不住地同时说了出来:“凶手抓到了。”我放下大白猫,吃惊地叫起来:“不可能。”但立刻又意识到:我错了,王实诚不可能是凶手,这个连一只猫都不敢碰的人怎么会一口气杀掉十八个人?他在骗我,他为什么要骗我?劳顿和马奇坐进了沙发。玛丽娅照例给他们沏了茶。劳顿和蔼地望着她,用英语问:“只要听到门铃声,你都会去开门吗?”玛丽娅迷茫地望望我。我赶紧翻译。玛丽娅说:“当然。”劳顿又说:“我是说,你从来不担心‘皇族事件’的制造者会出现在你面前?”玛丽娅断然说:“不担心。”“是不是‘皇族资本’的员工都像你一样?”“不知道。我是大华贸易行的员工,虽然贸易行受‘皇族资本’的控制,但我并不了解‘皇族’。”“居住在青岛的其他外国人呢?”“有的担心,有的不担心。”“你呢,你为什么不担心?”玛丽娅有些迷惑:“我是外国人吗?”劳顿和我对视了一下,都有些吃惊。她说:“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死去的人里有你认识的人吗?”玛丽娅犹豫了一下说:“没有。”“凶手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不清楚。”“大家都清楚,唯独你不清楚,你是不是认识凶手?”玛丽娅打了个愣怔:“先生,你要干什么?我可以不回答吗?”马奇主教瞪了劳顿一眼,摆摆手说:“请不要喧宾夺主,你是跟我来的。”又对玛丽娅说:“你的朋友陶锦章让我来看看你。你需要什么帮助,可以对我说。”她摇头。马奇主教又问:“你会离开中国吗?”玛丽娅望着窗外,半晌才说:“也许会,也许不会。”我说:“时局变化很快,要离开的话你得尽快做好准备,随时启程。锦章也是这个意思。”玛丽娅用一双哀伤的眼睛望着我们,口气坚定地说:“请转告锦章,我的事不用他操心。”我和马奇主教都觉得不好再说什么,沉默着。劳顿先生掏出笔和小本子,写了夏日旅馆的电话号码,撕下来,放到了茶几上:“也许会有用。”玛丽娅淡然一笑。劳顿忽地站起:“走吧,还待着干什么?已经大饱眼福了,这姑娘真漂亮。”客厅一角的小门突然打开了,王实诚蹿了出来:“你们要去哪里?”大家都吓了一跳。马奇主教用惊惧的眼光搜索着他的身后,看会不会冒出一帮人来。劳顿问:“你是谁?”王实诚不回答,吼起来:“他们把俺爹抓到哪里去了?”等我翻译后,马奇主教傻乎乎地说:“你爸爸是谁?我们不认识。”劳顿说:“他指的是凶手。”玛丽娅说:“实诚,你要干什么?”王实诚跳过来,拉住劳顿先生,看对方的眼光有些可怕,又转身拉住了一脸和善的马奇主教:“求求你了,带俺去见俺爹,俺爹在哪里?他不是凶手,凶手是俺,俺是凶手!”玛丽娅过来攥住了王实诚的手,生气地说:“你可以不听我的,但必须听妈妈的,她让你去你就去,我才不会拦你呢!”劳顿警觉地问我:“她说什么?”我说:“没说什么。”玛丽娅拉着王实诚上楼,又把他推进一间屋子,“咚”的一声,关上了门。她跑到楼梯上朝我们喊:“你们快走。”我们听到王实诚拉开门问道:“玛丽娅,妈妈为什么不让俺去救俺爹?”我们来到街上,回望着这座漂亮的别墅式建筑。我说:“太意外了,居然在这里见到了凶手的儿子。”劳顿说:“看来我们有必要马上见到凶手。”马奇主教也同意:“上帝正在指引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拖延时间。”6我坐着一辆人拉的洋车,跟着劳顿和马奇乘坐的单套马车,走向了欧人监狱。修建于1900年的欧人监狱坐落在如诗如画的威廉皇帝海岸上,从外观看,更像一座装饰简洁、造型别致的公寓楼。如果不是重兵把守,人们会认为住在里边的一定是些有钱人。欧人监狱原本是德国人专门羁押欧洲籍罪犯的。德国人撤走后,日本人曾在这里关押过抗日分子和日本反战人士,基本没有活着出来的。到了国民政府手里,只要是跟政治沾边的重刑犯,就都关押在这里。劳顿的香港警察总部高级警司和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双重身份,让他很容易就得到了进去探视并亲自审讯凶手的许可,而且拥有带谁不带谁的权力。马奇主教希望自己跟凶手谈谈,以便让对方看到基督耶稣“容光必照”的可能。至于我,就看劳顿愿意不愿意了。劳顿本能地显示出对记者的排斥,不客气地说:“你就算了吧,谁也不愿意把一次毫无结果的审讯公布于众。”“可是我已经跟来了,就凭我的辛苦,也应该让我跟你们进去。”劳顿说:“你也没有白来,知道了凶手关押的位置。”我说:“劳顿先生,也许我们可以交换,你让我见到凶手,我让你知道玛丽娅的事。玛丽娅和王实诚还有一个妈妈,妈妈在决定王实诚可不可以冒充凶手去救他爹。”劳顿说:“这个不重要,既然是冒充,就应该排除他跟‘皇族事件’的关系。”我说:“如果这个‘妈妈’同意,凶手是谁很可能会有变化。再说了,有了我,你就不用让监狱方面再派翻译了。”劳顿想了想说:“那我也不能跟你交换,除非你保证,不等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出来,不向外界透露一个字。”我毫不迟疑地说:“当然,我保证,向上帝。”劳顿说:“你并不信仰上帝。”我说:“上帝不会把背约的惩罚只降临给信仰他的人。”劳顿看看马奇主教,主教认可地点了点头。我们在一间光线暗淡、散发着潮腐气息的审讯室里见到了凶手王济良。四壁写满了标语:“同伙已交代,你还等什么”、“青春无几,年华有期”、“痛悔来得及,死罪变无罪”,等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劳顿在中间,我和马奇主教在两边。面前还有一把椅子,王济良坐在上面就像坐在钉子上,左一歪、右一歪的。他黑瘦,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眼睛里流露着受伤的兔子才会有的惊惧,一副唯恐遭受打击的样子,看谁都像是眼瞪着即将来临的危险。猥琐、紧张、胆小、贫穷——都春天了,还穿着棉袄,有几处破洞,露出并非白色的棉絮,感觉他不是怕冷,而是没衣服可换。戴着铐子的两只手放在胸前,瑟瑟抖颤。光看外表,他怎么会是一个让十八个人毙命的凶手呢?劳顿用刀锋一样锐利的眼光盯着王济良不说话,直到逼视对方低下了头,突然问:“除了‘皇族资本’的十八个人,你还杀过谁?”王济良不吭声,劳顿问了好几遍,他才说:“小时候杀过黄鼠狼。”劳顿说:“不用扯太远,就说杀人的事。”“俺才十二岁,黄鼠狼吃了堂弟的鸡,族长说,按辈分算,须得本家老大处死黄鼠狼……”劳顿厉声打断他:“我说了不用扯太远。”王济良还在固执地说着“黄鼠狼”的事。劳顿屡次打断后,他就再也不说话了,问什么都不说。我用英语告诉劳顿:“也许他是想说,从杀黄鼠狼开始,他就习惯于残害生命了。你不妨让他说下去。”劳顿说:“他在讲一个编造的故事。中国人总想在民间故事里找到犯罪的理由,仿佛启示了他们的野兽鬼怪可以替他们顶罪。香港的华人也这样,我见识的多了,不能让他们用谎言牵着你的鼻子走。我的办法就是单刀直入,让他来不及辩解就在事实面前低下头颅。”“很可能不是辩解。”“没有不为自己辩解的罪犯。”劳顿说着,拍了一下桌子,用凶恶的眼光在对方僵硬的神态里搜寻着他所需要的内容,继续问道:“你有几个同伙?他们都在哪里?”看对方不回答,又问:“为什么要对‘皇族资本’的人下手?为什么你如此仇视外国人,也仇视帮助外国人的中国人?”王济良用牙咬住嘴唇,表示坚决不说。马奇主教提醒道:“合理的动机、说得过去的原因,可以让上帝原谅你。”王济良朝主教睒睒眼皮,似乎笑了一下。劳顿连连发问:“你怎么知道我和马奇主教住在夏日旅馆?如果得逞,你们还将害死谁?是不是‘五人调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你们杀害的目标?你背后一定还有人,谁在指使你?”沉默如同无风无浪的海,王济良好像死了,连左一歪右一歪的不适也没有了。我忍不住问:“在青岛,很多姓王的人都来自王哥庄,你呢?”王济良抬起了头,依然不语。我又说:“王哥庄在崂山,传说崂山的黄鼠狼是会成精的。”他把头抬得更高了些。还是沉默,谁也不说话。突然,王济良开口了,声音很高,而且是流畅的英语:“大人们,据俺所知抛进海里的人还没有打捞上来,只要打捞上来,你们就知道凶手的意图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必须死亡的标记。”三个审讯者大吃一惊,互相看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对。王济良又说:“俺正在向上帝忏悔俺的罪孽,不可饶恕的俺能做些什么呢?俺知道你们以为死人已经喂了鲨鱼,但俺保证他们没有。如果你们允许俺下水,俺将一个不落地打捞上来,因为只有俺了解尸体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禁好奇地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居然英语说得这么好?光听声音,感觉不到你是一个中国人。”王济良不理我的碴儿,仰头问道:“大人们,同意不同意?”倏然之间,他已经不再猥琐、紧张和胆小,就像黑云过后的蓝天,让人发现辽阔的宇宙拖带在他身后。劳顿问:“你是说同意你去打捞被你杀死的人?”王济良纠正道:“是同意让尸体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马奇主教说:“《圣经》告诉我们,语言就是金子。何必要让尸体说话,你告诉我们不就行了。”王济良说:“如果没有尸体做证,你们会相信俺的话?也许俺讲的不过是一个编造的故事。”我问劳顿:“你觉得呢?”“一个警察期待的就是让证据说话,供述永远是其次的。”我又问:“这件事政府会同意吗?”劳顿摇摇头:“不过可以试试。”我兴奋地站起来:“现在就去。”在监狱长办公室,劳顿拨通了德国领事别墅的电话寻找麦克斯,对方说麦克斯不在,大概去海边散步了。劳顿就把电话直接打给了外事局的张绪国。张绪国说:“事情重大,容我请示绥靖区司令部后再回答你。”“显然是托词了。”放下电话,劳顿沮丧地说。但半个小时后,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答复:在调查“皇族事件”的过程中,绥靖区司令部和青岛市政府愿意满足“五人调查委员会”的一切需要,包括让罪犯王济良打捞尸体,前提是必须要有军队的严格监视。劳顿说:“这个自然,打捞时至少需要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张绪国答应了。时间定在明天上午十点。九点半,士兵将押着凶犯王济良到达海上的杀人抛尸现场。走出欧人监狱时,我颇为感慨地说:“没想到国民政府在这件事上会如此痛快。”劳顿说:“说明他们急切地想在外国人面前撇清自己,让人相信‘皇族事件’跟政府没关系。还说明他们跟联合国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抓住凶手和惩办凶手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搞清楚凶杀案的背景,王济良的动机是什么?谁是他的推手?”我问:“他们希望是谁呢?”劳顿说:“这个你最好去问国民政府。”马奇主教说:“确定凶手的身份很重要,身份能说明一切,耶稣信徒的背景只能是耶稣,撒旦信徒的背景只能是撒旦。”我以为主教说得不错,王济良的身份决定一切。该是分手的时候了。劳顿和马奇主教要去德国领事别墅,跟麦克斯等人商量明天的事。而我要返回毕史马克街负一号——我把行李箱落在那里了。7我不能否认我故意落下行李箱有一半是为了再次见到玛丽娅。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多看她一眼,容貌永远是女性最强的吸引力。我喜欢她的容貌,喜欢她那种线条夸张、起伏明显、大气从容的样子,那是欧洲女性特有的漂亮,而我对女性的欣赏永远烙印着我所接受的欧化教育,烙印着童年和少年的经历——母亲很早就去世了,魏玛小学的爱伦老师说:“孩子是不能没有妈妈的,你要是叫我妈妈,我会每天赏你一个吻。”她那因为渴望而越发美丽的大眼睛就像透明的水晶石,柔软的手不停地抚摩着我硬邦邦的头。无数次的重复之后,她终于不等我叫“妈妈”就把厚软而温热的嘴唇放在了我的额上、颊上、嘴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有一天,就在父亲送牛肉的时候,就在爱伦老师家里,蓦然之间,我看到了惊人的答案,然后就满腹狐疑:父亲,你凭什么,你一个莱茵河牛肉店的中国伙计,凭什么能把年轻漂亮的爱伦老师搂在怀里?就凭你快步小跑,把一份份新鲜牛肉送给德国主妇的殷勤?就凭你那一身并不合体的燕尾服和马尾巴一样在胸前甩来甩去的领带?进入欧人区的通行证莫非也成了通往爱情的通行证?我再一次在心里惊呼起来:父亲的本事真大。爱伦老师带我来到她家,并且跟她一起用餐,恐怕就是为了让我看到这一幕吧?以便让我丢弃所有的顾虑而叫她“妈妈”。不久我就听父亲说,爱伦老师是德国犹太人,一个比中国人还要灾难深重的民族——中国人至少还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呢?德国不是他们的祖国,连一个良好而安全的栖息地都算不上。所以爱伦老师来到了中国,而且打算一直生活下去。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在青岛的日子里,日本人赶走德国人成了新的统治者。跟许多拿起枪来抵抗日本人的德国侨民一样,爱伦老师成了俘虏。大部分俘虏后来被释放,尤其是商人。日本人说,只要多多地交税就是大大的良民。但是爱伦老师没有,真不知日本人把她怎么了,当她赤裸裸的尸体出现在维多利亚海滩时,父亲和我都大哭一场。埋葬了爱伦老师之后,父亲问我:“你喜欢不喜欢德国人?”我迷茫地摇头。父亲说:“你应该喜欢,因为你差一点儿有一个德国继母。”又问:“你喜欢不喜欢日本人?”我赶紧点头。父亲说:“不对,你不能喜欢,因为日本人害死了非常喜欢你的爱伦老师。”我说:“我本来就不喜欢,你一问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父亲说:“爱伦老师留给我一笔钱,我要用这笔钱把你送到一个看不见日本人的地方去,你敢不敢去?”我说:“看不见日本人也就看不见你了。”父亲说:“等学成了本事,你就可以回来看我。”于是在莱茵河牛肉店老板的介绍下,我坐着轮船去了上海,考进了英国人创办的博雅英语学校,又认识了陶锦章。锦章是我在“雅博”的同班同学,上海人,从小跟随做生意的父亲生活在青岛,初中毕业后才回到故乡,也算是我的半个老乡,来往自然多些,渐渐就亲密无间了。三年后我们从“博雅”毕业,锦章去法国学医,我又在父亲的主张下去了香港,一边读大学一边做工。我两三年回青岛一趟,看看日渐衰老却依然在递送牛肉的父亲,就又去“英风欧雨”的世界里讨生活了。我一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父亲竭尽全力让我接受了欧化教育,却不希望娶一个我从骨子喜欢着的爱伦老师那样的外国女人做他的儿媳妇儿:“你太文弱,驾驭不了,不像爹,东奔西走,身体强壮。”我后来意识到他指的是性欲,担心我满足不了生命力旺盛的欧洲女人那种强烈的要求,而导致红杏出墙,或者干脆就半途分手。他把自己的意见保留到最后,直到去世才给我带来择偶的自由。但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在浪费掉所有青春之后,我的资本似乎已经不够用来寻找一个爱我的人了。在香港,有我愿意追求的外国姑娘或寡居的少妇,却鲜有令我满意的回应。一个中国男人喜欢外国女人,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有太多太多的不可能。父亲,你失败了,你对儿子的欧化教育终于因为改造了儿子的审美情趣,而要面对无妻无后的结果了。我冷静地走过原本很幽静深远现在却很嘈杂浮华的毕史马克街,一路上都在想:为什么玛丽娅说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做一个土生土长在中国的西方美女是不是太可惜了?就算没有“皇族事件”,也没有跟杀人凶手之子王实诚的关系,我也很想知道她的身世、家境、履历,以及那个说了算的“妈妈”。“负一号”的门牌似乎比先前更醒目,门铃也响亮了许多。我听到玛丽娅的脚步声,才意识到她一直穿着高跟儿鞋。高跟儿鞋让她显得更加高挺——超过了王实诚,却跟我差不多,也让她的走动清脆悦耳,引诱着我的想象。我,一个孤静独立的鳏夫,一个因为迷恋欧洲女人而把情爱延搁至今的单身男人,一个经历过许多次单方面的一见钟情后已经对女人打不起精神的王老五,心里面突然就微澜阵阵了。是故乡青岛潮乎乎的水土诱发了我身体里的某种埋藏,还是玛丽娅的魅力的确不凡,竟然在潜移默化中催起了铁树的春芽?打开门的瞬间,她有些愕然:“你?又来了?哦,对了,你的行李箱。你等着,我去给你拿。”我问:“他怎么样?”“谁?”“王实诚。我见到他爹了。”“他爹还好吧?”“被抓起来的人,没有挨打就是好的。我想见见王实诚。”我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想进去坐坐的理由,而玛丽娅却神经质地问:“你们是不是也要抓他?”“你忘了我是一个记者,我不是抓人的人。我想告诉他,明天,或许他能见到他爹。”我说了王济良要去作案现场打捞被害人尸体的事。说的过程中我已经走进了院门。她在关上门的瞬间突然问:“先生,你会同情一个杀人凶手吗?”我想了一会儿才说:“有时候会,就看他为什么杀人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都不同情他。”我有点儿惊讶,我的同情是说给玛丽娅的,她要是不同情,我又何必装模作样,尤其是在我还不知道杀人原因的时候。我冒昧地问:“你和王实诚既不是兄妹姐弟,也不是夫妻,仅凭同学关系,就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不行吗?”“不是不行,是不好理解。”“那你就理解成夫妻或者姐弟吧。”我愣了一下:怎么这么乱呢?我说:“我只能选择一种理解,要么夫妻,要么姐弟。”她不置可否,平淡地说:“随你的便。”我更加疑惑了,试探着说:“那就理解成夫妻吧。你在中国长大,应该知道夫妻间一定是夫唱妇随,他恨的你也必须恨。”她说:“理解成夫妻,不一定是真正的夫妻。”“为什么?”“别纠缠这个了。不管王济良对德国人有什么仇恨,总不能见人就杀吧?妈妈是德国人,我好像也应该是。就算我不是,妈妈的感觉也应该是我的感觉。”我点点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了。”说着话,我们走进了房屋。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门厅里,有一张餐桌,王实诚正在餐桌边吃饭。我这才意识到从早晨到现在我没有吃任何东西,却毫无饥饿感。但是现在,我饿了,顷刻之间就饥肠辘辘。我想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一顿家常饭。一碟蒜蓉海菜、一瓷盆清炖杂鱼、两根大葱、一蒲篮烤得焦黄的玉米饼,完全吻合我对童年的记忆。尽管欧化教育让我说惯了英语,吃惯了热狗、汉堡、比萨、黄油面包,甚至让我装腔作势地讨厌着“油乎乎”的中国菜,但我毕竟不是一个一出生就吃到了西餐大菜的人,毕竟味蕾的先天嗜好比后天养成的习惯更能催生我“咕噜咕噜”往下咽的口水。更何况这是玛丽娅的饭菜,玛丽娅喜欢吃的,我为什么不喜欢?不管她吃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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