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晓华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城市?文化?再现——“城市、文化及它们的再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前言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城邦或城市自古以来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世界体系里，城市化是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征象。当前，我国也把城市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标志。但城市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城市与郊区的关系，城市的交通和污染，城市的贫富分化，城市的垃圾处理，城市空间的重构，城市资源的利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产生出不同的意识和看法，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城市文化。在文学和其他文化产品中，对城市文化的再现各不相同，如美术、电影、建筑、音乐、手工艺品，等等。因此，“城市、文化及其再现”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鉴于此，2012年5月29日至6月3日，西南科技大学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城市、文化及它们的再现”。中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二十多位专家和学者莅临此次会议。围绕主题，与会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城市化的产生及其发展、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城市化和现代性的关系、城市在东西方文学和文化产品中的再现等。根据与会者的发言和会后提交的论文，主办方从中选取了十三篇文章编成这本论文集。
按照文章的内容，论文集分成四个部分：
城市文明的变迁
，都市空间的现代性，城市与文化再现，以及城市化发展与特色文化保护。针对“城市文明的变迁”这一话题，高继海教授认为，开封在11世纪之所以繁荣发达，是它当时处于中国的权力中心；如今开封虽然也在发展，但比较而言却显得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今天既不是首都，也不是省会。通过对开封兴衰的考察，作者指出，政治权力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付玉群老师通过梳理城市文明在19世纪英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展示了城市文明经历抗拒、批判、彷徨，再到批判与彷徨的演变历程，由此启发世人思索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汤姆·科恩教授以希腊城邦和罗马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古代城市的发展历程及其没落，继而又以纽约和里约热内卢为对象，剖析了现代城市的显著形态——“电讯之城”——诞生的背景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和未来的走向。
在“都市空间的现代性”这一部分，伊芙琳·考布莱教授以爱·摩·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为例，探讨空间分割对人类的冲击：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把人们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但因汽车而产生的各种现代化建筑和设施却将城市的空间分割得越来越零碎。文章指出，两部小说出版时正值“英国19世纪末新的城乡空间布局”建立之时，今天的中国也处于这种局面之下。尽管福斯特和伍尔夫都没有预见到21世纪的巨型城市的风貌，但两部作品中传达的感情上的压抑和焦虑却是我们现代人所共有的。肖腊梅教授通过分析六六的小说《蜗居》和《双面胶》中的住房问题，指出房子是阶级冲突和文化冲突的场所，阐发都市新移民不得不承受现代性的断裂性与双重性这一残酷现状：许多人在大都市与故乡小城之间权衡利弊，享受现代丰裕社会的福，承受现代风险社会的祸，无可奈何地接受偶然性的干涉。谢少波教授的论文透过中国城市空间出现的新景观，分析了中国现代性的模糊性：一方面，国家体育场等现代化城市空间说明中国渴望融入全球化，而另一方面，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等城市空间则反映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传统文化的努力。“城市与文化再现”既可指城市在文化中的再现，也可指文化在城市中的再现。帕米拉·麦考勒姆教授运用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社会流动性的理论，分析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张鸥和尹秀珍的装置艺术和摄影作品，揭示其所展现的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与城市环境的关系的思考；通过对两件作品的详细剖析，作者试图说明，在中国当代发展这个特定的时刻，尹和张的艺术作品如何以作品在不同城市的展览表达了中国当代的转型。西吉·约特坎特教授通过对纳博科夫的作品《柏林向导》的研究，指出该小说以“电影”的表现手法，再现了“柏林”作为一座充满幻影和电影想象的“荧幕城市”的全貌。作者称这是一种“时空虫洞”的手法，它把虚构与现实两个不可调和的表征世界连接起来。黄开红教授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入手，以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为例，揭示了城市文明对老百姓的生活的巨大影响，展现了以主人公巴比特为代表的城里人看似美好实则矛盾的生活境况。刘容老师的论文以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学说和双城理论为指导，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马拉默德和贝娄小说中的城市文明，认为产生城市之恶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指向自我的爱，人类的堕落来自于其背离上帝的属灵之城——亚伯之城，而甘愿沉陷入自造的世俗之城——该隐之城。吴志峰教授通过梳理城市与乡村视野下的“知青文学”，指出“知青文学”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城市与乡村”的独特文化想象，认为只有在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才出现了“上山下乡”运动，也只有中国才有一批从城市走向乡村，又带着乡村体验重返城市的作家，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对城市与乡村的文化想象，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与特色文化保护”涉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如何在城市化大潮中求生存？马继红教授通过考察和研究发现，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缺失导致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量消亡。在城市扩张不可阻挡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协调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两者和谐共存、相互促进，是当前城市决策者面临的迫切任务。张萱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城市化对地方语言的威胁。文章指出，城市化进程引发不同方言的密切接触，为人们提供了多样性的语言选择，与此同时，人口的大量迁徙造成方言地理分布交错模糊，方言的交际功能下降，普通话因此得到快速普及，但方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仍然重要，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甚至可以互补并相得益彰。
论文集紧扣“城市、文化及其再现”这一主题，涵盖了文学、艺术、文化和语言学等范畴，内容丰富，可谓是纵览古今，横贯中西。在这本论文集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特定地区、特定文化中的城市的产生和变迁，城市化和现代性的关系，而且还可以认识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领悟城市在东西方文学和文化产品中如何被再现，从而引发我们对城市定义及其功能的重新思考。王逢振 2015年夏城市文明的变迁
从开封的兴衰看权力与发展的关系
高继海开封地处中原，坐落在黄河南岸，西邻郑州，东临商丘，城区面积359平方公里，人口90万。年平均降雨量670毫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开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是魏国（公元前475—331）、后梁（907—923）、后晋（936—946）、后汉（947—951）、后周（951—960）、北宋（960—1127）和金（1115—1234）的首都，因此也称为七朝古都。
公元960年，后周的赵匡胤发动政变，建立了北宋王朝，开封开始了她最辉煌的时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这个时代辉煌灿烂的见证。与唐代相比，宋代在武功方面稍逊风骚，而在文治方面，在文学艺术的拓展方面得天独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以北宋末的徽宗为例，他琴棋书画无不精通，书法也无人能比，与他的祖上开国时俘虏的南唐后主李煜相似，擅长书画，精于金石，而治国理政一塌糊涂。《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幅绘画，真实地描绘了汴河岸边繁忙的商务活动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展示出北宋帝城的豪华、奢侈、繁盛与雅致。这幅画如今被制作成数字图片，成为西方教育界介绍中国商业起步、城市化和都市文化的最佳教材。今天在开封有一个清明上河园，是按照清明上河图建设的一个大型实景园林，成为开封旅游的一道重要风景线。这个公园的英文译名是“千年城市公园”（Millennium City Park），意在证明其承上启下的题旨。目前这个公园的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以期吸引更多的游客。白天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演员们身着宋朝服装，演出宋代的词曲，演绎宋代的传奇故事，而在晚上有一个名为《东京梦华》的大型实景演出，把宋代的文化与历史糅合为一体，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审美享受。
同样，《东京梦华录》也成为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元素。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社会学、经济学的专家学者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素材和立论的依据。《东京梦华录》描写开封的街市布局，街巷夜市，店铺酒肆，皇室与平民的婚嫁礼仪等等，描写食店、肉行、饼店、鱼行，描写民俗、朝会、节日、防火，无所不包，大部分内容与娱乐有关，与皇室的气派有关，描写人们如何寻欢作乐、喧嚣放肆，当然也描写为这些娱乐提供条件的剧院、茶馆、酒馆、妓院。
新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时刻。有些人可以消磨时光，度过一个极为快乐的夜晚，有些人也可以开始一段浪漫而缠绵的爱情；有些人可以制定新的生活目标，并且准备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付出一切；有些人则可能独处一隅，思念远方的亲人朋友和一去不复返的往昔时光。就像每年的春晚一样，人们屏住呼吸，拭目以待，等待新年的钟声敲响，然后欢呼雀跃，庆贺新年的到来。在北宋，从东至那一天皇帝的銮驾离开大内到南郊的天坛祭祖祈福，一直到正月元宵节在阴历十八结束，整个汴京城都自始至终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元宵节期间，平日的禁忌都解除了，官员可以饮酒，妇女可以上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白天在太阳光照射下，夜晚在蜡烛的照射下，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戏耍、放松、享乐、开心、喝酒、唱歌、开怀大笑，肆意洒脱。
元宵节是重要节日。北宋诗人欧阳修写下著名的《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来讴歌元宵节胜景：
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万重绘彩，构一屏峰岭，半空金碧。/宝檠银釭，耀绛幕、龙虎腾掷。/沙堤远，雕轮绣毂，争走五王宅。/雍容熙熙昼，会乐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摇翠，称执手行歌，锦街天陌。/月淡寒轻，渐向晓、漏声寂寂。/当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归得。
宋人无名氏的《上元词》更具体描绘了元宵节的繁华热闹：
春晓千门放仑匙，万官班从出祥曦。/九重彩浪浮龙盖，一点红云护赭衣。
车马过、打毬归，芳尘洒定不教飞。/钧天品动回銮曲，十里珠帘待日西。
日暮迎祥对御回，宫花载路锦成堆。/天津桥畔鞭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
奏舜乐，进尧盅，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我们可以在《东京梦华录》卷十《郊毕驾回》看到类似的描述：
驾自小次祭服还大次，惟近侍掾烛二百余条，列成围子，至大次更服衮冕，登大安辇。辇如玉珞而大，无轮，四垂大带，辇官服色，亦如挟路者。才升辇，教坊在外傝东西排列，钧容直先奏乐，一甲士舞一曲破讫，教坊进口号，乐作，诸军队伍鼓吹皆动，声震天地。回青城，天色未晓，百官常服入贺。赐茶酒毕，而法驾仪仗、铁骑鼓吹，入南熏门。御路数十里之间，起居幕次，贵家看棚，华彩鳞砌，略无空闲去处。
2012年的元宵节，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异常热闹。开封市人民政府事先发出通告，要在清明上河园举办元宵节大型灯火晚会。那天晚上，开封市所有的头面人物全部齐聚在清明上河园，开封市人民政府市长首先致辞，称赞太平盛世，国富民安，接着宣布晚会开始。音乐响起，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焰火燃放了整整30分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似乎万人空巷，全市男女老少都涌上了街头，争相观看燃放烟花爆竹和文艺演出。开封电视台全程直播。据知情人士说，每分钟耗资约一万元人民币。那一天晚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笔者见过的最严重的交通阻塞。
西方人对开封感兴趣的另外一点是开封的清真寺。清真寺是开封犹太人宗教活动场所的中文名称，一直是开封犹太教众礼拜、诵经、祷告、举行宗教礼仪的地方。1605年利玛窦会见开封犹太人艾田，随后派人到开封进行考察，开封犹太清真寺首次为外界发现。在长期存续过程中，清真寺先后经过11次重修、重建，格局、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清真寺的管理者主要是掌教和满喇，他们致力于清真寺的维护和开封犹太文化的传承。掌教是开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实行世袭制，会讲希伯来语。开封犹太文化在承受了开封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的持续衰落、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打击下，社团文化传承失序，在明代后期逐渐走向了衰落和消亡。但是时至今天，仍然经常有伊朗、伊拉克人来到开封看望那些声称自己是犹太后裔的开封人，与他们交谈，关切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二战期间，开封的犹太人后裔受到很好的保护，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也成为河南大学一个重要研究项目。6年前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召开一次大型犹太问题国际研讨会的申请，官方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没有予以批准。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署名克里斯托弗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接着，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太阳报》和《参考消息》相继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叙述了1000年前开封的辉煌和今日的败落，其主旨是提醒纽约人不要妄自尊大，若干年后重蹈开封的覆辙。文章写道，“古城开封位于淤泥沉积的黄河岸边，它显然是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今天的开封肮脏而贫穷，连省会都不是，小得连机场都没有。它的悲惨境况恰恰突出了命运的多变。在11世纪，这个城市是中国北宋的首都，人口逾百万。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幅画卷展示了开封当年的胜景。”他认为两个原因导致了开封的衰落，一是落后的经济政策，二是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他指出开封的衰落应该激励纽约人自强不息，加强高科技竞争，提高教育水平，出台促进增长的政策。
约一周后，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读了这篇文章，在上面作了批示：“请同志们读一读这篇文章。我读后感慨万千，我们的古都开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反面典型。开封之所以如此，我们不必过多地分析，重要的是现在如何在我们手里把开封建设好、发展好，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城市，展示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随后不久，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指示将省委书记的批示印发开封市四大班子领导先行思考，然后集体讨论。
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坐落在开封的河南大学的医学院、农学院、理学院等也迁往郑州、新乡等地，开封开始进一步衰落，河南大学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河南大学始建于1912年，与清华大学相似，起初名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她曾经培养出许多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如今排名却滞后于建校不足60年的郑州大学。开封和河南大学的发展滞后，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权力重心地位的丧失。关于这一点，现任开封市委书记说得十分明确：“要让开封尽快发展起来，只要一个条件就够了，那就是把省会从郑州迁回开封。如果把首都定在开封，那开封的发展就更快了。”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批示中同样可以看出权力对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要使开封尽快发展起来，没有一些特殊的措施是不行的。我建议省委、省政府专题研究一下，把振兴开封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点来实施。”也难怪开封市委书记说省委书记的批示“无疑是开封复兴的极好机遇”，开封市委秘书长在印发给四大班子的材料中还附上了市委、市政府两办以及市委政策研究室、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不久前调研起草的向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争取支持的《情况汇报》。《情况汇报》指出，开封在解放初期作为河南省会在各个方面都居于全省首位，但在省会迁出后，经济位次不断下滑，五六十年代下滑到三、四位，七八十年代下滑到六、七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3年地市合并后，经济比较发达的西部五县归郑州管辖，经济比较落后的东部五县归开封管辖，下滑的速度更快。到20世纪末在全省的排名已经滑到第十三位。《情况汇报》分析开封位次不断后移的原因主要有四条。一是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意识不强，二是长期投入严重不足，三是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开封经济发展更加乏力，四是郑州快速发展的黑洞效应，削弱了开封对各种发展要素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看出四条原因中，只有第一条是主观原因，其余三条都是客观原因，都不是开封人可以左右或者改变的，换句话说，都是权力迁出造成的。
因此，《情况汇报》向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条就是推进郑汴一体化进程，加大郑州对开封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就是把开封纳入郑州，使开封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其具体措施是建设郑汴轻轨铁路和双向十车道城市通道，实行郑汴经济错位发展。二是支持开封的工业发展，帮助开封实现工业强市战略。三是支持把开封建成河南省的旅游会展和教育文化中心。四是加大对开封的农业投入。五是加大对开封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六是对开封实行特殊的财税政策。
2005年8月，河南省省长率领省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到开封调研，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开封市市长汇报了开封近年的情况，提出实施“12345”工程，即强力开发一个新区（汴西新区），重点实施两大战略（工业强市和开放引进），全力打造三个中心（教育、文化、旅游中心），加快推进四大进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文化旅游产业化），做大做强五个产业（纺织、食品、医药、煤化工、专用设备制造）。开封市长重申了《情况汇报》中的要求，但更加具体，例如要求对开封实行政策倾斜，包括土地利用政策、电价政策和财政政策，提出开采开封下辖的尉氏县地下煤矿藏的要求。
此前，开封市四大班子到江苏北部和山东菏泽进行了考察，了解到江苏省委、省政府针对苏北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了“加快苏北振兴”的口号，山东省则提出了“倾全省之力突破菏泽”的方针。因此无论是在《情况汇报》中，还是在开封市长的工作汇报中，都“恳请（建议）省委、省政府参照山东省突破菏泽和江苏省加快苏北振兴的做法，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强力推动开封发展（把开封作为 ‘十一五’全省重点扶持对象）”。这个要求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批示是一致的，河南省省长要求抓住机遇期，加快开封的发展，提出“结合实际是最大的政策”的观点，他举例说国家提出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针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而河南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河南首先加快了高速公路建设，今天其效果彰显出来了。
把开封与纽约相比是有趣的，因为这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相似性很多，但差异更加明显。开封人好客热情，但是不够礼貌和主动。我对纽约人的热心助人印象特别深刻，对他们的礼貌周到也很有好感。例如，看到后面有人，他们会一直抓住门把手，让人进去后才松开。开封是个小城，没有地铁，因此显得安静。纽约的地铁不仅复杂而且很破旧，不要说与北京和上海的地铁比，就连华盛顿的地铁也比不上。但是我在纽约乘坐了一年地铁，从没有见过争抢座位的现象。开封和纽约都很脏，但是开封的脏主要在于人们的坏习惯，而纽约的脏是由于有关部门失于管理。我感到特别无法容忍的是纽约的噪音，仿佛纽约一年四季，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在发生火灾，救护车、警车、消防车刺耳的尖叫声不绝于耳。但是纽约人的大度、宽容给人印象深刻。无论你穿戴什么，打扮得怎样，开封人看上去十分出格的事情，在纽约人眼里都属于正常，不会大惊小怪。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我对南唐后主李煜（937-978）的命运具有浓厚的兴趣。就政治而言，他是不称职的皇帝。实际上，他有5个长兄，根本没有奢望当国王，但是他的兄长们要么早夭，要么死于非命，因此到他父亲去世时，他是唯一的王位继承人。他与妻子周皇后度过了十年幸福的生活，感情专一，就像唐明皇宠幸杨贵妃一样只宠幸周后一人。周后不仅国色天香，且才华过人，她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除此之外，她还有过人之处，由她设计的高髻纤裳、首翘鬓朵之装成为当年风靡江南的春装，她还能举笔便谱出一首乐曲，供人弹唱。李煜既继承了唐朝的诗风，又开创了宋词，他把时间都用在寻欢作乐、诗词歌赋上，与妻子夫唱妇随、形影不离。他在为皇后移种的梅花前写下伤感的词：“失却烟花主，东君不自知。清香更何用，犹发去年枝。”
李煜的皇后病重期间，他的岳父为了防止他人乘虚而入，派皇后的妹妹进宫服侍李煜，二人产生了感情，李煜背着大周与小周幽会时，给她写过《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后来大周皇后病逝，小周皇后顺理成章接替了姐姐。但是李煜的心情已经大不如前，词风也发生了变化，在大周皇后死后（964年），从吟诵风月转向悲悼往昔。尤其是他做了宋朝皇帝的囚犯，居住在开封（975）这后，心情更加抑郁。这个时期李煜的词大多哀婉悲戚，缅怀昔日时光。他最著名的词当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样的词引起了宋太宗赵匡义的不满与怀疑，而且太宗皇帝对李煜的妻子小周皇后的骚扰也加重了彼此的对立情绪，以致在李煜生日那天，农历7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李煜饮下太宗皇帝御赐的毒酒身亡。他的妻子小周皇后不久也抑郁而死。
李煜在开封居住的地方后来成了一个村庄，叫孙李唐村。这个村庄3年前被拆除了，代之以一片现代化楼房。
作者简介：高继海，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河南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小说和西方文论，出版专著3部、译著6部，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项目2项、省级项目4项。主要著作有《英国小说史》《历史文学中的英国王室》等。
生态批评视阈下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中的城市文明演进
付玉群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早中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后进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维多利亚统治的强盛时期。众所周知，英国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的演进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给英国本土社会更是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生活发生巨变。“进入19世纪后不久，伦敦就成为西方世界第一座居民超过一百万的现代城市。”另一方面，“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行为反应”，独特的社会背景对19世纪的英国文学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文学可谓异彩纷呈，集多维度、多元化和统一性于一体，大气磅礴地涵盖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等，除大量男性作家和诗人涌现之外，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女性作家和诗人。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童话，此时都不乏经典佳作。
概括国内外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可得出如下特点：首先，国内外学者对于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分类的前提，即浪漫主义文学和维多利亚文学，从而忽视了19世纪英国文学的整体性和同一性，而禁锢于对两个分类文学泾渭分明的研究。其次，从各作家作品的专项研究的综合考查可以发现，19世纪英国文学存在许多共同的创作思想与主题。例如，“自然”“女性”等关键词频频出现在19世纪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的经典作品中。第三，19世纪英国文学在工业革命的历史关照和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矛盾的大背景之下，体现出城乡生活变迁的不可逆转性与无所适从感。
本文旨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阐释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经典，探查其间存在的生态伦理以及城市文明的变迁与发展，揭示早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经典中便折射出来的生态伦理与城市文明进程的紧密关系，从而探求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在新世纪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一、生态批评转向与文学中的城市文明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气候的变迁、科学乐观主义和科学悲观主义并存，以及末世情节的影响之下，生态批评这一理论视角在国内外备受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产生以来，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备受推崇，且不断得到发展、延伸，且在新世纪表现出新的转向。
1978年鲁克尔（William Rueckert）首次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而后，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扩展其关注主题，指出：“生态批评简单地说就是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此，生态批评从单纯的发觉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生态，进化为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关注，而“环境”更囊括了诸多内容，如社会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等。
随着关注主题的不断扩大，生态批评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得到发展。据陈爱敏教授研究，目前生态批评已发生三大转向。首先，“生态批评变得更加宽泛、包容”, “人们更趋向于用 ‘环境批评’取代 ‘生态批评’”。而“环境批评”的研究远不局限于对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其次，“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多于对自然环境的关注”。这尤其表现于女性生态主义，对女性生存环境的关注尤为热烈；再次，“生态批评将视域从荒野、农村转向了城市和大工业化。”基于前两次转向，第三次转向则更为广阔，直接把人类关注中心投在焦点，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城市环境、工业发展的深度思考，同时，也反观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生态关系。由此可见，城市环境成为当代生态批评理应把握的重点，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去探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和城市文明也有其必要性。“城市历史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学科”,但城市文明可追溯至罗马时代，“屋大维最先启动了城市化运动……在他的推动下，罗马城从一座砖坯造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大理石的城市，成为帝国尊严的象征。”可以说，城市的发展最初就与宗教、政治息息相关，而后城市由最初的崇拜功能到之后防守建筑，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逐步与乡村隔离，形成独有的存在形式；而这一新兴形态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剩余价值的产生、社会分工的加剧，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一系列城市文明设施与制度得以建立。城市文明的内涵广泛，不仅包括其中的建筑、法制、社会，也包括其中的人群。“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 “人群体现城市文明的类型。”因此在了解一个城市的文明，不得不了解其间的人群；而文学作品要再现城市风貌，也必定会再现城市中的人群。故而，在文学中的城市文明研究中，人物角色、人群特征和作家诉求都不容忽视。
而文学中的城市历史也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圣经文学，也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创世纪》中，该隐和亚伯这对兄弟，最初都是依靠大地为生，放牧羊群。而后该隐杀弟，遭到上帝的诅咒：即使你种地，地也不再为你生产。从此，你将流离失所，余生都将在居无定所中飘荡。而后该隐离开耶和华到了伊甸之东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生子以诺，并建造了以其子之名命名的城“以诺”。由此，根据圣经文学，有了该隐是城市缔造第一人之说。从这个故事也可以品出人类从自然世界走向城市生活的不得已和必然选择，同时也可反观人类偏离自然世界之后彷徨无措、终身寻寻觅觅的生存常态。《理想国》中更是详述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城邦的构成，涵盖全面，包括体制、人群（管理者、守卫者和劳动者）、正义美德等等。
而随着工业革命对城市、乡村生活的重大改变和影响，19世纪的英国经典文学更再现了城市文明的系列演进。无论是被浪漫主义诗人疏离的“城市”，还是狄更斯、萨克雷笔下的伦敦、巴黎，以及哈代小说中威塞克斯之外的城市，甚至王尔德的童话故事里，都无不能管窥文学中城市文明的逐步演进、再现和接受。二、城市与大自然的博弈“城市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从城市的起源也可看出自然与城市紧密结合、相互粘连的过程。最初，人类依靠土地为生，居住于丛林之间，大自然赋予人类生命和财富，为了感恩神灵的庇佑和大自然赐予的丰收，可供祭祀的寺庙产生。而后，随着财富的增加，剩余物品的产生，物物交换应运而生，因此在寺庙周围产生出一些集市。而后随着市集的兴旺，统治者逐渐搬离丛林，住进寺庙和集市间的“皇宫”。自此，城市与自然开始全新的彼此联系又独立的模式。
在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中，自然意象与城市意象更是如影随形，相互比照，在对立统一中共生。从浪漫主义的“自然”写作、勃朗特姐妹的“荒原”文学、简·奥斯丁的乡村刻画、狄更斯、萨克雷等小说家笔下的罪恶之都或名利场、托马斯·胡德等诗人诗歌中烟囱林立、黑烟缭绕的工厂到哈代小说中乡村的闲适、城市的诱惑，再到王尔德童话故事里的灵性花草动物与缩影人世的“城市”，这些都无不折射了城市与自然意象的粘连。而这种粘连又处处充满着二元对立的博弈。
1．牢狱-乐土
在浪漫主义诗人笔下，乡村、自然是灵魂的乐土，人性的归属，城市却如牢狱般禁锢人的心灵。艾米莉·勃朗特在其诗歌中便多处使用“牢狱”来暗指城市世界。艾米莉自身更是鲜少离开家乡，终身与荒野为伴，对城市文明极度排斥。1840年5月8日，其妹安·勃朗特离开豪渥斯这个弹丸乡村进城做家庭教师，而恰巧在5月4日安临行之际，诗人“为妹妹被迫离开家乡赋诗一首”:“我不会因你离去而哭泣，/这儿原没有什么可爱；/但黑暗的世界倍加令我哀戚，/当你的心在那儿悲哀。”现实生活中，三姐妹为生计奔波，而且艾米莉蜗居家中守护老父，这种生活状态让诗人说出“这儿没有什么可爱”之言，但却同时把城市比作“黑暗的世界”, “你”会“在那儿悲哀”而“倍加令我哀戚”。诗人对乡村自然生活的习以为常和对城市的恐惧与抗拒由此可见一斑。
城市是黑暗的世界，是牢狱，而自然却成为向往的乐土，艾米莉在诗歌中还曾高声吟诵：“在我可爱的沼泽地，/风光荣自豪地醒来！/啊，请从高地和峡谷里，/唤我去山间小溪徘徊！”不谋而合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群诗人因不满都市生活的束缚和繁杂，一度定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与山水为伴，试图抛离工业对生活的改变，实现自给自足。而众所周知的，这批诗人对工业革命冲突下的城市文明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极度反感，其诗歌多讴歌闲适的乡村生活、纯朴勤劳的乡民和旖旎的自然风光。自然写作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共性，其中的领军人物华兹华斯被誉为“自然的诗人”。自然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充满着人性，而更是诗人重温回不去的“美好时光”的乐土。
2．冒险之城-世外桃源
现实主义作家对乡村与城市的再现却大为不同，不再有“牢狱”与“乐土”的天壤之别，但也分明在城市与自然的意象中鲜明地对照出冒险之城与生活家园之别。简·奥斯丁无论是在《傲慢与偏见》还是在《理智与情感》里，对于乡村生活和习俗都进行了刻意的描画：闲适、富足、自由，而且一切均可掌控，即便是女性，在这片土地上也能获得一份自我的尊严、爱情或者幸福。远离工业喧嚣的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跃然纸上。而其作品中对于自然景观的描画也独具匠心，充分凸显了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那神秘莫测而未可知的城市。这里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冒险，甚至背叛。投身城市就如赌徒下注，是全新的契机还是走向深渊，都未可知，给人以冒险的体验。在《傲慢与偏见》中，当宾利一家还未出现时，小镇的人是闲适而安宁的，而这一切均被城里贵族的到来所打乱。在彭勃斯庄园，伊丽莎白找寻了富有和真爱，而莉迪亚却受骗于外来者威克汉姆走向生活的深渊。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走出孤儿院的平凡女子，在似乎远离尘嚣的桑菲尔德庄园经过曲折离奇的冒险之后才成功获得了尊严和爱情。
3．罪恶之都-欢乐家园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较为全面地对城市文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再现与批判，包括其中的用工制度、法律制度，甚至救济院，尤其是城市中的人群。在狄更斯笔下，伦敦就是一个罪恶之都——人群的畸形、法律的不公、社会的冷漠、制度的不合理，造就了这个罪恶之都；然而与此相对的是作品中的自然却可“净化心灵，消除邪恶”。
自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率先从英国开始至19世纪早中期，城市发展的速度迅猛，“所有的这些变化只发生在短暂的几十年之中．....．而且也不产生新的稳定。反之，却推动着更快、更深刻的变化。”“这种不加控制的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物质后果使下层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而且，“19世纪前半叶，工业革命的缺陷显得如此严重和深刻”,难以让人忽视。在《雾都孤儿》中，救济院充满着压迫和虐待，城市充满着黑帮和诈骗，黑暗与肮脏充斥着伦敦的大街小巷。城市文明在这里是野蛮而粗鄙的，充满着腐败和罪恶勾当，其中的人变得唯利是图、阴险卑劣。奥利弗在这样的城市中遭遇了种种欺凌和不幸。有趣的是，在小说结尾，奥利弗和他的新家搬到了一个小村庄，从此快乐地生活，似乎“幸福结局”永远不可能在城市中存在；而在乡村，奥利弗却就此摆脱了所有“邪恶”，得到了安定。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小说情节的安排似乎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诉求甚有关联。狄更斯是典型的依赖着城市人群与文明发迹的作家，从伦敦的小巷走入豪宅，在享尽都市的繁华之后，其晚年却决然移居郊外重享乡村与自然的安逸。这一切恰恰反映了那个年代，像狄更斯这样的“文化人在精神上是由乡土塑形的”，虽然他得益于城市，因城市而发迹，但始终感知“他被自己的创造物即城市所掌握和拥有，而且变成了城市的动物，成了它的执行器官，最终成为它的牺牲品”，而失去了自我。由此，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罪恶城市、欢乐乡村，在现实生活中亦试图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4．世俗新世界-精神家园
如哈代一般的自然主义作家，对城市罪恶的批判却显得更为乐观。虽然城市成为堕落的熔炉，但却充满着新兴资产阶级所希冀的机遇、繁华，以及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城市从一无是处的罪恶之都，还原成世俗世界；而自然、乡村生活成为精神和灵魂的寄托与归属。例如，哈代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从最初对都市诱惑的向往，到铅华尽去后对乡村与自然的回归。但此时的乡村世界并未被美化，它充满着世俗世界的林林总总，乡村世界也从世外桃源和欢乐家园，升华成了远离生活层面的精神家园——与外界隔离、与现实相争的精神寄托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应而又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哈代的《还乡》的背景是爱敦荒原。爱敦荒原的人固守着旧有的习俗，与世隔绝。男主人公克林·姚伯年轻有为，怀揣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梦想从巴黎还乡，试图在故乡的穷乡僻壤开创自己的事业，却遭遇重重阻碍。他生于荒原——走向城市——复归荒原。女主人公游苔莎却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荒原奔入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城市，她生于城市——流落荒原——意欲逃离荒原。最终游苔莎淹死在荒原，而克林的资产阶级梦想未曾实现，却求得了精神的回归。在自然主义文学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体现出一种世俗世界的真实，不同的是城市是汇聚多元生活、充满异质性的新世界，而乡村却让人重新拥有简单一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愉悦。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与环境都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发展逻辑。
5．丑恶俗世-灵性圣地
不同于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开始在花草的灵性中感知世界的真实，而同时又承认都市世界的存在真实，但其间却又充满着不公和丑恶，渴求改变。在《夜莺与玫瑰》中，夜莺用一夜的歌唱和生命染红了玫瑰，只试图让小伙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爱情，这样的灵性与牺牲都是都市人无法企及的，更是工业社会的功利主义所鄙薄的。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大自然就是人类的发源圣地或者说灵性所在，无法企及，却又无法隔离。在其作品中，城市文明（包括城市规划与建筑艺术）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阶段。《快乐王子》中已然出现代表城市符号的雕塑。“在城市上空，高高的柱子上，矗立着快乐王子这尊雕塑。”
此时，都市童话在城市文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城市意象在童话故事里得到再现。生前住在王宫里欢乐无忧的王子，死后被塑成雕像，高高矗立在城市，“目睹城市中所有的丑陋和痛苦，尽管我的心是铅做的，也不免哭泣”。在这座城市里，“富人们在漂亮的房子里寻欢作乐，乞丐们却坐在门口忍饥受冻”, “饥饿的孩子们面色苍白，无望地望着昏暗的街道”，流浪的孩子饥寒交迫，即便在桥下“相互偎依着取暖”也被守卫驱赶到雨夜里徘徊。这些描述不仅反映了城市生活中贫富悬殊的严峻和下层人们生活的苦难，同时还隐晦地表达了对工业化城市寸土寸金、穷人区昏暗、狭窄、拥挤的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谴责。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描述曼彻斯特市中心时便这样写道，“街后面的情况更糟，并无足够的通道通向这些街后的小巷和院子，人们只能穿过非常密集的建筑间十分狭窄、往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通道而到达这些小巷和院子。”这与王子生前在宽敞明亮的花园里与伙伴玩耍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下层人民在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和矛盾也更加凸显。“快乐王子”希望改变城市的丑恶与痛苦，他期待一位助手。作者没有创造别的角色来担当这一神圣的助手，而是选择了滞留的一只南飞的小燕子来作为这位城市领袖救苦救难的助手，这其中似乎别有深意。而故事的结尾也寓意深刻：王子爱上了燕子，高兴地以为燕子要南飞了，而燕子却亲吻了王子的嘴唇后死在了他脚下，与此同时，王子那颗铅做的心也脆裂了，在政客和大学艺术教授的怂恿下，王子被推倒了，他那代表城市革新的铅心被丢弃在燕子的尸体旁。而上帝视其为最可贵的两样东西，让天使把他们带到了天堂，在天堂里鸟儿可以终日歌唱，王子谦卑的铅心可以置身上帝的黄金之城。
这里，不难看出王子和燕子的隐喻，王子代表城市及城市的革新力量，燕子代表了自然界的万物，二者的合作犹如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态的携手，但其奋斗却举步维艰，在城市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难以得到承认；同时过度使用大自然，违背自然规律，最终的结局也是城市与自然的双重毁灭。在最后，作者借用上帝之手，幻想了最可贵的这二者和谐共生，同时也寓意了在城市发展中，城市革新与自然生态的重要性。这样看来，故事不仅传达着一种城市发展、社会变革的强烈主题，更是一则倡导人类城市文明和生态伦理和谐发展的寓言，让人警醒。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文学再现了文学世界中城市的发展历程：从最初遭受排斥的牢狱，到让人希冀的冒险之城，再到遭受严厉批判的罪恶之都，继而成为认知的世俗世界，而后再度凸显其丑恶，希冀革新以及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也可见城市文明愈发展，人的自然本性也就会愈凸显，而对自然的渴望就越强烈。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和谐共生是人类恒久以来的渴望，19世纪文学经典中的生态伦理与城市文明预言式地表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向往都有迹可循，而且这一过程是循环往复的，但在一定时期里，征服自然的城市文明或能得到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然后随着科技进步，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人类在承认城市文明的同时，也会更加向往自然、大地，而渴求回归，从而达成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诉求。总之，19世纪英国文学经典再现了城市文明与生态伦理这一对对立统一体，并为人类社会开启了一种预言，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且日益凸现的母题，强烈再现了一种终极诉求——城市文明与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共生。
作者简介：付玉群，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批评理论。已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英语教材三本，参编词典一部。
关于电讯之城的记录——史前史
汤姆·科恩（著） 杨蓓 胡晓华（译）在庭院里，在拱廊上，在楼梯间，建筑物与人类的活动相互渗透，在任何情况下都给自己留有余地，有待一日变成一个剧场，新兴的、意想不到的星座在此聚集。——瓦尔特·本雅明
城市规划者们也在构思如何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植入非凡的新的网络、走廊和阶层里面。——迈克·戴维斯《贫民星球》
公民组成的群体逐渐成为古希腊术语“城邦”最重要的意义。——《城邦》维基词典
中国的“鬼城”指的是事先规划好但还无人居住的地方，和位于美国工业区的鬼城恰好相反（这些城市是因为破产才沦为鬼城的，比如斯托克顿市）。然而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鬼城，明天的或是昨天的，都要让位于另外一种更加名副其实的鬼城，即所谓的媒体之城或者电讯之城。日期、屏幕、社交“网络”和媒体流所构成的封闭的流动体，共同定义超级工业社会中的居所、社会伙伴和假想中的消费者。这些以及相关的传播方式——比如闭路电视摄像机和电子书写——创造出类似的“共同体”，它们不断地产生和改变，不考虑地点，有时也不考虑语言，和“复制”密切相关。现在说电讯之城是鬼城，并非否认它的霸权性，只是，它不需要记忆术中具体实在的公共空间或交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不存在”——没有一座电讯之城拥有名字或者边界（虽然在爱荷华州确有一个小镇叫“媒体城”）。
屏幕取代了过去的城市广场、剧院或者教堂，成为新的“公共场所”。当飓风桑迪袭击曼哈顿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居民们在街上来回奔走——一条长长的死气沉沉的队伍走过星巴克，首先就是要寻找一个无线网络基站或是手机信号。但是我们能说这种新型的电讯城就是“城市”吗？
和国家媒体（企业媒体）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电讯之城从字面上理解为它就是脸谱、推特和微博。当“占领”运动开始的时候，它的喻义在民众中间产生了共鸣，因为它被迅速运用于每件事：占领华尔街变成了占领大学，或者“博物馆”或者“自身”，从而最终演变成了“占领每件事”，仿佛在说，人不仅仅在全球财政决策（和今天的盗贼统治）方面没有地位和权力，甚至连公共空间也没有——根据纽约的法律，祖克娣公园只能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然而，“占领”将首先会作为一种媒体介入而兴起（和沉寂）。当“占领”运动从屏幕上被抹去后，当活动的积极分子被确认后，它就会迅速消失。作为假想的“民主”新阵地（中东的所谓Facebook“革命”也含有操纵选举的意味），通过围困和不断的蛊惑，电讯之城有能力清除或破坏这一活动，如美国选举圈的模因（memes）和僵尸主义（zombism）所证实的一样。如今的后民主西方已经被媒体化了（比如像滑稽戏似的毫无意义的美国选举），正以这种戏剧性的体制运行着。在这种体制下，选举似乎是虚假的，如同国家操纵者上演的一场仪式，比如，禁止讨论“气候变化”——而这可是关乎“人类世”超级都市未来的问题。
电讯之城包含着一切政治想象，所以对“城市”作为一种模因的新体验至关重要（英文中，“政治”一词是由“城邦”一词演化而来）。这是一个“算不上是地方”的地方（Atopos），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城邦所具有的黑格尔的“扬弃”（Aufhebung）的意义。理论家们（如阿甘本）或者守旧的生物政治学试图恢复城邦，使它具有些许怀旧的政治色彩，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这一富有诗意的努力看起来像是一种哀悼。
也许，当“城邦”这个词语衍生出无数的新事物——小城、盗窃城、媒体城、科技城、亡灵城、世界城等等——时，是这个西方的术语“城邦”难以理喻地堕落了吗？电讯城是一个鬼城，幽灵在里面游荡，屏幕是它的脸。这样的城市隐含着多少“城邦”这个词语本身的鬼魅性，即无固定场所？贾斯汀·瑞德说：“单一城市是一条边界，世界完全呈网状在此交汇，即看似迥异的信息网络镶嵌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单一系统。”电讯之城在多少程度上就是瑞德所谓的“单一城市”——一个没有政治的体系，因此同时就是“非城市”?
今天的“电讯城”的标记又是什么呢？作为它的亚类型，电影用寓言描述城市，但它又如何评价城市呢？另外，如果没有“城市”存在——没有城邦最初作为公民群体的意义，而只有“城邦”这个词衍生出来的所有最具物质性的变体——小城、盗窃城、媒体城，甚至语言之城（logopolis），那又将是一番什么样的情形？消费市民的鬼魅的电讯城难道就意味着“非城邦”，即对希腊“城邦”概念的彻底颠覆？它又如何在屏幕或者电影里呈现自己？电影是20世纪体验转变的先驱，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电影城（cinemapolis），那是因为电影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将城市和荧屏的新的公共空间等同起来。
瓦尔特·本雅明把城市体验（讽喻19世纪的巴黎）和媒体科技进步带来的“震惊”联系在一起，把城市的创伤和记忆的形成相连，从那以后，西方“体验”产生的场所也就成了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地方。本雅明认为，在爱伦·坡的小说《人群中的人》里，人类被首次带入一个布满无名的环道和场所的世界。小说中的叙述者本来试图了解在伦敦的街道上行走的芸芸众生（或者乌合之众），后来他却开始跟踪一个因为不遵守符号系统（潮流、阶级和职业）而看起来像罪犯的人，但他却不能认同他跟踪的这个人并以此使自己也变得难以理解。前不久我在伦敦，想起了这个文本。伦敦街上云集的那些最受欢迎的地方让我想到了上海淞江的“泰晤士小镇”（而不是相反），那是因为伦敦（“城市”，它现在这样称呼自己）已从昔日的帝国沦为全球金融的黑帮中心，它能展示给世人的正面形象只是那些“城市的”可供游览的地方（一系列有关建筑、历史和名胜的呈现）。爱伦·坡这篇著名的小说揭露了城市人群彻底的去主体性——本雅明在阐述“震惊”概念时用过该词，这种“震惊”在纳奥尔·克莱恩的“震惊学说”中得到了附和，后者认为“震惊”不过是具有掠夺性质的公司融资的教义。本雅明将“震惊”与看电影的体验、精神分析创伤以及机械复制联系起来。正是这种体验的“体验”在改变，在堕落，因为后一种“体验”现在依赖于，或者受制于商业化符号的公共网络。记忆变成了人工记忆，而人工记忆以任何干扰文化记忆的来源或者进程的创伤为前提。在叙述者跟踪（并成为）“人群里的人”（或者现在意义上的“在云端”里的人）时感到不可言状的恐惧的时候，爱伦·坡的叙述陷入了一种僵局。面对不可理喻的景象，叙述者就像陷入了一座迷宫一样感到很绝望。他重复着那句德语：es last sich nicht lessen！不让自己被读懂！由此看来，在对城邦重新定义之初，城邦就失去了真正的内在性或者主体。
在这种意义下，电讯之城成为无形却广涵的实体——没有外界。它是记忆的、认知的、感性的（因为它能决定什么是可见的，并要依靠屏幕）。它是诡异的，也许就是一座鬼城，和“城邦”这个词的西方历史有关。有人告诉我，汉语里的“城市”一词在本质上仍有物质和寓言的意义——汉字“城市”表示市场和城堡相关，或者城市和周围的土地相关。在西方，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但又和它的词源分离。它首先被用在哲学里，表示有参与资格的平等的人类公民组织。在希腊，城邦不同于任何有国王或者君主的实体，它指代的是公民集体，可以是理想中的（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可以是实用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概念），但都不会和一个特别的地方有联系。西方哲学执着于身体和精神（或者心灵）的形而上的区分，即按照常规把城邦里的鬼魂误认为外在的神学实体，这就扩大了城邦与它的词源之间的裂缝。“罗马”给予城市概念一个核心的形象：它是首都，身体上的头部（capa），和头一样，它是认知、存档和决定的中央控制系统，是眼睛所在的地方。随着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出现（和哥特人对罗马的洗劫），精神的“罗马”和实体的罗马的崩溃失去干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头颅虽已被砍掉，但精神变得更加强大。弗洛伊德在为《文明及其不满》中的无意识寻找合适的暗喻的时候，他选择了“罗马”，因为考古学意义上的“罗马”指代储存记忆痕迹的档案室，同时也是对前者（无意识）的带有古典意味的命名。
我们普遍认为，人类总是被称为“来源”的人工记忆结构（即意识形态）所驱使，有些是文本（荷马史诗和圣经），从而造就了一个“圣书”时代，催生了印刷机——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改革也是阅读本身的改变。但是前文关于城市丧失内在性的叙述揭示了这一观点未必正确。电讯之城这一新生事物，隐含在技术里，并被技术所推动。随着电影的到来，这种情形被完全外在化了：屏幕变成了公共空间，电影不是20世纪机器的发明，而是一种比书写还古老的知觉形态的实现，（岩洞画本身是电影式的，如柏拉图的岩洞），甚至比象形文字还古老。
这是因为光或者轨迹和影子的运动能够将很多的点或者符号合并成字母、图形和面孔，或者让它们彻底消失。这也是为什么“迷雾”这一暗喻从电影的诞生一直沿用到现在，数字化力学（和像素）从电影中产生并反过来运用于电影制作，其缘由也在于此。二战以后，除了视觉效果的重新设置，“生活”的电影化还延伸到技术灭种、核爆炸、无人驾驶飞机和现代的监控装置——“隐私”的概念从此被消解。此外，当今工业国家的形态——认知催眠——也必在其中，例如媒体魔咒，它阻止人们相信或者回应气候灾难以及未来的能源危机。
电影自有一套方式来标志它与城市的关系，并视它自己为“城市”。它多次用寓言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它创造“电影城”这一亚类型，从中我们发现它（电影）在自己假想的历史舞台上反思自己的作用。在西方经典电影里，弗里茨·朗的《大都会》便是这类电影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揭示了城市意象的双面“政治”，也展现了具有意象的建筑。
再随便举个例子：波兰斯基的《唐人街》。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思想是建立未来的“巨型都市”（不只是洛杉矶，还暗指好莱坞）离不开对水、土地和光的占有，并由此引发犯罪。我们今天应该通过“人类世”时代的眼光来理解这些电影作品。地质学家冠以我们“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称谓，这不仅仅意指人类对地球的完全占有，也暗示人类的灭亡。（以人来命名一个地质时代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追忆。）在斯科特导演的电影《银翼杀手》中，洛杉矶被推向未来，各种景象依照电影制作技术的原理纷至沓来：诡谲的眼睛，失忆的人类，气候变化将洛杉矶变成一个热带的、弥漫着亚洲声音的巨型都市，生产着石油能源。人类的记忆被移到照片上，而“比人类更人类”的“复制人”却彰显他们被植入的记忆。公司式的警察国家、缤纷艳丽的时尚设计、金字塔状的建筑将历史和权力意象的碎片残骸揉在一起。“罗马”总是一座废墟，一个幽灵，一个想象中的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国家，一个首都，一个脑袋——哪怕头颅已被砍掉。据此，电影似乎明白了它的功用：对记忆、幽灵（这是当然的）和重新定义为技术的“精神”进行物料管理。在早期的电影中，当首推希区柯克的《意乱情迷》（Spellbound）。这部影片最明显地呈现了电影的这一功能——片名中的“魔咒”（spell）应和电影的迷幻、战后失忆症（PTSD）以及电影的现代性。影片中的男主角患有失忆症，他假冒一家精神病院（暗指社会）的“新头目”。故事关注的是老院长被谋杀的案情，所以我们只能隐隐约约看出影片在寻找一个“新头目”（即一个新的认知秩序），但实际上那个人从未出现。影片也总在寻找男主人公模糊记忆中的火车站和“罗马”这个词，但他不清楚这个“罗马”是在纽约，还是在佐治亚州，又或者是在意大利（二战中，男主人公乘坐的运输机在意大利被击落）。来自三方的竞争者角逐“新头目”这一职位，它们是：精神分析——（自认为是）心理研究的新兴科学；教会——象征“罗马”的权威和人类的精神之光；电影（希区柯克本人）——《意乱情迷》反映了影片娴熟的制作技巧和精心设计的画面以及对光的利用和对记忆的呈现，幽灵和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时代的“精神”也在影片中得到展示。这部电影通过这些方式处理杀弟的母题。正是“杀弟”导致了格里高利·派克的原始“创伤”——表现为线状或条状的东西，暗合了“电影”的差分序列和差分算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