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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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民俗（下）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四、中国村居
关麓村
富饶美丽的黟县小盆地安徽省黟县黄山脚下的皖南山区。这里盆地平坦，是粮食和油料作物的主要产地，自古十分富庶。南唐诗人许坚曾有《入黟吟》诗这样描绘：“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宽。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市向晡时散，山经夜后寒。吏闲民讼简，秋菊露溥溥。”
因此黟县自古就有“小桃源”之称。关麓村就在这美丽富饶的盆地西南部。
关麓村不大，它西有南北走向的西屏山，南有东西走向的武亭山，其间有一道岭，合两山首字为名，叫西武岭，岭头建西武关。“西武关”是从黟县到祁县的必经之路，穿过垭口再分趋安庆和景德镇的大道。由于这条路是官方修筑的大路，村子建于路边，起名“官路村”。又由于村子紧邻关口和山麓，又称为“关麓”村。
桃花源里人家
关麓村位于山麓的边缘，它赖以存在的命脉，一是谷底的水田和坡上的旱地。村子的东侧是一条发源于武亭山的小溪，它从南向北绕村而过，灌溉村东、村北的大片农田。关麓村处于靠山可采集薪炭木料，傍水可耕作百亩粮田的优越环境之中。二是过境的大路，村子位于岭根，过往行人上山下山，都要在这里歇脚。需要吃一点、喝一点，或者甚至睡一晚。但是，田地不多，坐地设店则被条件更为优越的古筑镇占了先手，古筑镇就位于关麓村东3公里。因此两方面都很局促，以致从早年始村人便踏上了徽州人的惯行路，外出经商，或者外迁到附近另建新村，关麓村的规模因而不大。
徽州农村都是聚族而居，关麓村是汪姓的血缘村落。汪姓是徽州大姓。据嘉庆《黟县志》载，官路下（即关麓村）于“嘉靖四十五年定载”，但实际成村更早。据《汪氏统宗世谱》所载《编录汪氏族谱序》的推测，关麓至迟当在明代正统初年成村。关麓村地理位置图《世谱》又载《社公下七十六世讳子真分迁官路》条云：“官路上门始祖曰孑真，即下门始祖振美之季父也。其先世由黄陂迁大坞（按：在六都），缘地处僻壤，滋息良艰。子真以官路居孔道，偕侄振美贸缠以市。居数载，赘查氏而家焉，生子振静。”今关麓村已无查姓’，但村落峡谷对面的小山冈名查李冈，下有查李村。“静与美虽非同胞，无间手足，合造祠堂，额曰世德，盖承先志以励后人也。依祠左右为居，故有上下门之别。振静若孙居祠左，是为上门。”由此可见，一，正统九年以前已有官路村；二，子真是看到官路村位居孔道来做生意的；三，造总祠世德堂时，振静已有孙子，则推算时间大约在成化末或弘治初。
到明末，上门八十四世祖士礼举家从关麓村迁居到村东——华里黟祁大道北侧的宏田村，自成房派。称“五家”。下门八十三世祖瑚，立房派为“六家”。瑚的三弟琼生三子，立房派为“三家”。
下门八十四世祖士宠也生子五人，四子乏嗣，五子早夭，其长子华栩育七子，此房派以后便称“七家”（现称为老七家）。
第八十九世时，承德堂派有昭文（生于乾隆三十九年，殁于道光二十四年）、昭姁兄弟二人，西武雄关昭文生七子，称“七家” （现称“新七家”），昭救生八子，称“八冢”。这是两个支派。自此以后，关麓汪氏就有了崇德堂、“六家”、“三家”、（老）“七家”、“志顺公（第八十世）后裔”等主要房派和承德堂的“八家”、（新）“七家”等支派共同发展，但实力最强的当属昭姁一支，即“八家”。
昭姁的八个儿子，即“八家”的第一代，生于道光年间，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同治、光绪年间，正值盛年。那时候江南一带徽商已趋没落，他们却因善于经营，历数代而人多财盛，成为关麓村汪氏最旺的一支。关麓村的主体，即黟祁大道以南古名“堑下”的地段里，大多数整齐的住宅都是“八家”人兴建的。所以，直至现在，附近各村的人惯于把关麓村就叫做八家。其余各房派和支派，或者因后嗣单薄，或者因有人外迁，或者因行为不端，或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损失，都不如“八家”发达。
徽商的故里
关麓村虽是个封建性的血缘聚落，却又是徽商的故里。汪姓成年男子，十有八九出外经商，躬耕于垅亩之间的不足一二。
徽商的形成，起初出于不得已。康熙《徽州府志》说：“徽州介万山之中，地决人稠，耕地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天下之民寄命于农，而徽民奇命于商。”于是敝衣粝食，负担远出，经商便成了徽氏的风习，竟至于“业贾者十七八”。徽民观念因而改变，“轻本重末”，“即阀阅冢不惮为贾”。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影响到文化，以致黟县流行的堂屋楹联，也有了商人气息，如现存卢村某商人大宅里有副对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也有赤裸裸地把千余年耕读传统变为“学而优则商”的，如“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之类。
徽商富甲东南，但老家仍然是闭塞落后的。由于交通困难，资源缺乏，除了贩运茶、木之外，徽商并不在老家开展什么经济活动。他们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给她们买不多的一点田地，再按时寄度日费用，自己一年一归或三四年一归，到了迟暮，回家终养、埋骨。因此，徽州始终停留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中。他们经营的事业，新的投资，大都在外地。徽商对故土的影响主要是：第一，他们建祠堂、修宗谱、置祭田、设祀会、施义冢，巩固宗族关系。第二，他们捐资兴学、助学，创立文会。第三，他们眷属和他们自己晚年殷实的生活，促进了消费性的民俗深深宅院文化的繁荣，如四时八节的祭祀、各种迎神赛会、婚丧嫁娶、春报秋祈、戏文宴乐等等。第四，他们从苏州、扬州这些长江下游人文发达的地方带来了鉴赏和收藏文物古玩、珍本秘笈之类的风尚和对书画篆刻的爱好，名家辈出，形成了“新安画派”和“黟山派篆刻”等。第五，他们大量兴造舒适的住宅，也兴造庙宇、文阁、园林、书院等等的公共建筑。康熙间歙人程且硕，居扬州多年，将返乡所见撰成《春帆记程》一书，其中称：“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说“宛如城郭”不无夸张，但遍及徽州各地农村聚落的完整，住宅的精致，以及祠堂、庙宇、牌坊、亭阁、园林等等公共建筑类型的多样和形式的优美甚至壮丽，确是非常特殊的。不过，就住宅来说，他们大都是城市型的中等规模住宅，更重亲切安宁而不事铺张豪华。第六，由以上生活诸端，引发出徽州百工技艺的繁荣发展。建筑业中有大小木作，砖、石、木“三雕”和油漆彩画；家具有方木、圆木、雕木；用品有各种篾作、棕丝作、漆作和铜锡作。还有传统的著名特产笔、墨、纸、砚。明清两代，徽州的雕版印刷，尤其是木刻版画，精美绝伦，为全国之冠。徽商故里的种种，也大都极为典型地在关麓村中有所体现。
乡间生活
关麓村在乡商人的生活，虽然远不如淮扬一带的徽商那样奢侈豪华，却也相当优裕。他们熟悉长江中下游富庶的城市，多少会把那里的一些风俗带回老家，从而突破老家千百年的“俭啬”旧俗。他们起造的中型住宅，雅洁精致，家具陈设都很整齐细巧，考究品位。家中有侍女仆人供役，出门稍远便乘轿子。徽商向来不废诵读，自称为“儒商”。他们虽然十二三岁便外出学徒，但童年经过学塾的旧学教育，有相当不错的文化素养。日常也有些风雅的文化生活。家家堂屋里有中堂和条幅的字画，有木板刻的对联，有些人家且有收藏字画、书籍和文玩的爱好。康熙年间，关麓村出了一位书画家，叫汪曙。道光《黟县续志》记载： “字晓山，……少孤，善事母，友爱诸弟。弱冠，师皖江何龙，写山水人物，有生动之致。后益肆力倪、黄、沈、董诸精美的宅门家，寒暑不辍。称其画者谓风神秀润，青出于蓝。”
尽管商人们自诩“儒商”，生活富足，毕竟还不能完全抹去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品级观念在他们心里投下的阴影。他们从少年时代就要学做生意，不可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但他们有钱，可以用救灾助赈或其他各种名义出钱捐官，代替十年寒窗苦功。有些人还为自己、父亲、祖父和儿子买封。但有钱有闲的寄生生活对他们腐蚀性很大，有些浮浪人放荡而不自检点，赌博、抽鸦片、嫖娼。至今关麓村尚有硬木雕花鸦片烟床两张。据说“三家”、“七家”、“六家”等房派的败落都不是因经营挫折或遇意外，而是由于坐享其成的子弟的腐化。“八家”子孙都比较谨严，连吸烟的都没有，所以发达。
徽州农村的公共生活很发达，关麓村也不例外。公共生活中最主要的，是与宗族有关的种种。如宗族除必有祠堂外，还有强大的宗族组织管理家族事务。关麓村的汪氏族长，由在村最高辈的最年长者担任。他们管理着农村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如宗族拥有族田，族田收入除用于祭祀外，多用于赡族和助学等。宗族还要造厝屋、置义冢，要管理村落的建设，包括水系、道路、审批房基地，保护林木和水源；要关心族众的婚丧嫁娶、析产分炊，尤其是继乏承嗣；要为本族的利益与邻村别姓进行交涉；要举办迎神赛会、节时演戏等宗教迷信或文化娱乐活动等。总之，宗族在乡土建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保证了聚落的整体性、合理性以及环境的和谐，同时也把封建宗法的烙印鲜明地打在整个村落和每一幢房子上。
村落的规划与布局
关麓村作为徽商的故乡，他们的妻儿老少的居住地，他们退休颐养天年之所。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完全按照这个特色来进行。
关麓村东侧的来龙山，在大道以北还有七十多米长的一段高地，它西侧有不大的一片平地，叫汪海，是明代中叶汪子真和汪振美迁来时最初的定居地。关麓汪氏的总祠世德堂就建在这里。“六家”主要住在不大的眠牛山北端坡下，房祠敬承堂左右，大道两侧。由于地段很窄，南有山冈，北面下一个陡坎就是谷底水田，所以房屋沿大道成条状分布，在来龙山和眠牛山之间的小袋状山谷，被妶下溪分为东西两半，溪的西面叫做堑下，是崇德堂、承德堂和“老七家”三个房派主要的居住地。崇德堂房祠大致在堑下的中央偏北，朝东。承德堂房祠则在袋状山谷的口上，门临黟祁大道，朝北。“老七家”没有房祠。堑下现在是关麓村的主体，面积最大，也保存最好、最完整。由于成组建造，关麓村的建筑面积很整齐，又因为每组之内有花园、菜园、前院、别厅，所以，村中的建筑密度不大，空隙多，绿化多。不像徽州村落常见的那种房舍成片，密不通风，只见高墙夹着小巷，见不到有个性的单体建筑。关麓虽有小巷，却也颇有些独立呈现出体形的房舍，掩映在树荫之中，如汪海“六家区”的四幢住宅，堑下的“双桂书屋”、“春满庭”和“吾爱吾庐”等，使村落的面貌舒畅而且有特色。关麓村周围山形水势
关麓村的自然景观很美，当年林丰草深，溪水潺潺。房舍在高低起伏的丘陵间，随地形而变化，参差错落，神态自若。毛石板和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蜒进村，也把天然的气息带进村子。
村落的风水
徽州的村落很讲究风水。村子的水口，在村子的下游。入村道路一般都溯溪河而来，水口便是第一道村口。据堪舆术，水口溪河左右应有小山或小高地错列夹峙，称“狮象把门”，不让溪河水“直泻无情”，以利“藏风聚气”。为了加强“关锁”，水口还常有文昌阁、关帝庙、桥、长明灯、牌坊和“文笔”之类，形成水口建筑群。它是村落最华丽壮观的部分，代表着一个宗族的经济文化水平和伦理教化成就。关麓村的形势则是过境大道与蜂下溪直角相交，溪过大道之北便匆匆下坡直奔从西武岭发脉的武林水。虽然东有来龙山余脉北端，西有小高地加以关锁，但由于短促，便在大道与溪水交会处建水口建筑群。包括交会点的太平桥，桥头北侧的长明灯杆（添灯柱）、溪东路北的宗祠群，溪西路南的宗祠和庙宇。交叉点的西北是它们的“明堂”，交叉点的东南是堑下住宅区的明堂，所以都保留为空地。
东北部的汪海，大约在明代中叶就建造了总祠世德堂，以后陆续又在北侧靠后造了致和堂，在世德堂南侧建造了“三家”的妼悦堂。致和堂前面造了资源堂，即灿公厅，祀七十九世文灿公。致和堂与资源堂二十世纪均于八十年代被拆。文灿公是振美的次孙，下门“三、六、崇、承、七、志顺公后裔”各房派都由他出。
这四座宗祠形成了一个群体，以世德堂最宏大，作为中心。正西为西屏山，作为朝山。山脊平缓。村民传说，为关麓村科甲不发，曾请阴阳师看风水，阴阳师建议在西屏山顶，正对世德堂，用人工垒起一个锥形土石堆，作为文笔峰，以利科甲。村民在宗族组织之下，所有的男子，不分年龄，一律上山去堆。儿童，包括襁褓中的幼儿，由父兄代劳，完成定额。于是一夜之间便堆成了。后来另一名阴阳师认为这锥形土石堆不利于宗族，必须在世德堂前挖一口水池，造一堵影壁，挡住它的煞气。于是，在康熙年间就募捐挖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大水池。锥形堆从山势来说是火形的，汪姓属金，火克金，这大约就是第二位阴阳师建议的根据。
水池称月塘，沿月塘弦岸的栏杆有一条石子路，后来在路的东侧又砌一道约2米高的砖照壁，长与弦岸相等。这照壁是为四座祠堂挡住西屏山“煞气”的又一道屏障。照壁下面有三十六个小孔，将汪海的地表雨水排入月塘。小孔也有风水上的附会。关麓村小水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集中了汪氏总祠和几个重要房派的祀祠，成了全村主要的礼制中心，也就是宗族凝聚力的物质表征。道光《黟县续志》卷十一有一段话：“新安家多故旧，自唐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旧族多避地于此。数百年来，重宗谊，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堂，岁时俎豆其间，小民亦安土怀生。虽曩日山贼土寇，时亦窃发，犹能相保聚焉。祠堂始载于嘉靖府志，云：宗祠以奉尝祖祢，群其族人。而讲礼于斯，仅见吾徽，而他郡所无降下溪畔的临溪书屋者。”这便是这个礼制中心的社会意义。它维系着整个宗族的精神。体现出徽商们比较开放的心态，也象征着关麓村的命运与外向性商业的紧密联系。
华美温馨的居住建筑“八家”房派的崛起太平天国时期，祁县是曾国藩的重要据点，西武岭遂成兵家必争之地，发生过几次惨烈的战争，山下村落尽成废墟。现在的关麓村，绝大部分住宅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重建或新建的。汪海和六家区恢复较差，因为一来地段狭窄局促，很难发展，二来徽商整体在战争之后经济一落千丈，三来是村民传说两处风水不佳。汪海只有清末民初建造的园林型住宅一幢，主体是两进的，在来龙山的北端。山北边缘有若干佃户和佃仆的小屋。在汪海的南侧，村子古朴温馨之居所的入口称“店门口”。“店门口”的商店后面只有些小型住宅，和接在商店后部的居室组成汪海一区的全部建筑。六家区有中型住宅六幢，在敬承堂以西，其中两幢在黟祁大道南侧，背靠卧牛山北坡，四幢在大道北侧，面对北倾的低坡下的武林水。六幢住宅都是三间两厢、朝北的小三合屋。南侧的两幢，装修简朴，可能是太平天国之前的。其他均是太平天国后建造的。紧靠敬承堂两侧只有些战后重建的店铺屋和简陋的住宅。六家区原来还有两幢“学堂厅”，一幢叫“桂屏书屋”，一幢叫“中对屋”。堑下一区战后重建，首先是因为这里是“八家”的聚居地，“八家”在徽商因战争的打击而普遍衰败的时候，却经营有方，经济反而兴旺发达；其次是因为堑下地势平坦、开阔；再次是有一条水源充足的妶下溪穿通南北；也有村民说因为堑下的风水好。堑下大量新兴的住宅与残剩的原有住宅一起形成了一片质量高、整齐而紧凑的建筑群，是关麓村的主体。
堑下区现知最早的住宅是武亭山房。它建于康熙年间，战争中被毁，战后重建。它的位置选择在堑下的东南端，从武亭山脚陡坡初下平坦地段的转折点上，是堑下平地中最接近泉水水源的地方，全村的最上游。（五十年代因大炼钢铁及大办公共食堂而被拆毁）从武亭山房向北，直到黟祁大道，现存可以确认为战争之前的房子，有位于堑下中段偏东的“春满庭”，为一座大型四合屋，有别厅、花园等，约建于道光年间。崇德堂东北隔巷的原汪丕鉴宅。承德堂东南的原汪国仁宅，约建于乾隆年间，存两幢，一为前后天井（今吴富仁宅），另一为小三间楼房，旧称南华别墅（今程为全宅）。宅北原有学堂厅“问渠书屋”。堑下中段偏南的原汪高跃宅的一部分（汪高跃，道光咸丰年间在潜山经商），原有两座住宅毗连，并别厅、学堂厅及辟有鱼池的大花园等。今仅存大廊步三间住宅一座（今汪懋天宅），及学堂厅一间（今汪朝晖宅）。村景
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其他各房派、支派衰落而“八家”独支兴旺，大建住宅，以致堑下区内各派住宅围绕本派宗祠而建的团块格局被突破，相反，家族的团块却明显突出了。一个家长，兴建住宅是为了下一代，因此往往同时要建两三座，毗连在一起，以培育下一代兄弟子侄之间的手足骨肉亲情，加强封建家长制的内聚力。遇有穿窬盗劫之徒或者兵事混乱，也可以互相照应。住宅的从宗族团块转为家族团块，完全符合封建家长制晚期宗族关系削弱而家族关系突出的历史。村中一组一组紧邻的马头墙，仿佛相温以息，相濡以沫，能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残存的住宅花园“八家”的建设以“春满庭”老宅为中心。“八家”始祖昭姁在“春满庭”内生养八个儿子，令銮、令铎、令姃、令钰、令姖、令钟、令邞和令邞，他们都在“春满庭”长大并成婚。堑下中部及南部地段由八家房派为主，志顺公派、崇德堂派及承德堂派的新七家，位居堑下偏北、偏西，而且住宅分散，数量不多，质量不高。住宅建设中最值得重视的现象之一是学堂厅的普遍，不但数量多，规制整齐，而且都很精致，它们是住宅的辅助建筑。居住建筑的特点徽商在淮扬等地，“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但在家乡却不然，“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蓄积” （康熙《徽州府村内小巷志》卷二风俗）。关麓汪氏在外做生意的人，富裕后除扩大经营外，用很多钱在外地城市中营造或购置大型住宅。如乾隆三十三年华桧的分家阄书所列举的产业：在潜山的房产有四进的宅子三座，在怀宁有六进的宅子一座。然而，在家乡故里，商人们多建造中型住宅。中型住宅适应乡村生活的尺度，使妻儿老小居住得更舒适安宁，更具有温馨的家庭生活气息。
中型住宅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主体正房，为核心部分，一是附属的别厅、厨房、杂务房、柴房、前院、花园、菜园等等。核心部分的格局代表住宅的型制，大量的是天井式的三合屋和四合屋。前后进式、前后天井及异体式的住宅数量很少。都是两层的。明人谢肇涮《五杂俎》卷四说：“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嘉庆《黟县志》“风俗”说：“居室地不能敞，惟寝与楼耳。”关麓村的用地虽然村内小巷并不如此局促，但也在大文化氛围下采用了这种住宅模式。等级最低的，建造质量很差的小型住宅，叫暗三间，由于房子内没有天井，又称“瞎眼三间”，大都是佃仆和庄户住的。中型住宅的型制与徽州各地流行的大同小异，都是封闭的内向的，外围高墙，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它们是徽商禁锢妇女的牢笼，是保藏财富的堡垒。住宅的结构是抬梁式屋架和穿斗式混合，用空斗砖围护墙。
三合屋
中型住宅中最大量的是三合屋（亦称三间屋）。它分为两类，大三合和小三合（亦称大三间、小三间）。
大三合屋又称“大廊步三间”，在关麓有十五座之多，均在堑下。大廊步三间为两层，是由上房三间，两厢各一间及天井组成。天井前面用高墙封闭起来。楼下明间为厅堂，两次间是卧室。楼梯称为“龙”，在太师壁后。前檐柱与前金柱间有高而宽的前廊步。卧室前，在前廊下做一个方形“角厢”，作为卧室的前室。两厢的进深小于上房次间的面阔，一般都开敞不做门窗，称为“敞厢”。但有时也将两厢封起做成小房间，如原令钰住宅内，两厢正面各为八扇格扇门，中间两扇可随意开眉，更多的在一个敞厢设门，通厨房、杂房或园子等。
小三合住宅与大三合的区别，仅在于上房没有前廊步，而其它做法基本相同。小三合住宅在关麓村内现存八座，大门一律开在侧面，利用敞厢当门斗。
四合屋
四合屋即与三间上房相对隔天井建三间下房，也是两层。左右两侧各一间两层厢房连接上下房，形成一个封闭的“口”字形，天井居中。四合屋在关麓村内仅堑下有三幢，而这三幢还不完全一样，其中一幢为大四合屋，即“春满庭”。一幢为小四合屋，汪庭辉所造，还有一幢为假四合屋，即汪绅甫所建住宅。春满庭住宅团组
大四合屋“春满庭”，上房三间，明间厅堂称上厅。下房三间，明间称下厅。大门开在下厅。上房进深大，约为7.2米，做前廊步。下房不做前廊，进深略浅，约为4.7米。上房高于下房，地位有尊卑。与宗祠一样，前低后高，称“步步高”，以求吉祥。上下厅两侧次间均为卧室，也有角厢。厢房各一间，都有菱花格扇窗封住。楼梯设在上厅太师壁之后。下厅中设樘门，亦称照壁门。上房前廊右侧有门通别厅、厨房和杂房。
小四合屋与大四合屋的做法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小四合屋上房不设檐廊，开间进深都比大四合屋小。
其他的天井式华丽气派的住宅
其他的天井式有前后进式、前后天井式和一些异体，都从三合屋和四合屋变化组合而成。前后进式住宅规模比较大，相当于两个大廊步三间前后串在一起，大门位于第一进照墙的正中。第一进正屋的明间称前厅，第二进正屋的明间为后厅。以前厅为尊，祭祀等等均在前厅。经前厅太师壁后，有门通后进。后进地坪高于前进，取前低后高的地势。厅的左右为卧室。前后两厅太师壁后均为楼梯。关麓村现存四座前后进式住宅，三座在堑下，一座在汪海北端后山墩西坡。精美舒适的住宅（剖轴测图）厅堂及住宅的布置花墙小院
花园式住宅
明末清初，徽商的兴盛促进了徽文化的高度发展，也促进了徽州古典园林的发展，形成了新安派园林艺术。在扬州、淮安等地，典雅讲究的名园不少是徽商兴建的。明人谢肇涮在《五杂俎》里说：“新安人迈雅”。关麓村虽没有大园名园，但商人也利用秀丽的风光，巧妙布局，开池建亭，种植花卉树木，造了几幢花园式住宅。
在堑下东南端，有一所园林式住宅，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是清代黟县著名的书画家汪曙的故居。住宅东临蜂下溪，南望武亭山，因此取名为“武亭山房”。其地西高东低，宅院主入口在东北。溪边第一道院门是牌楼式雕砖门楼，进入大门接一段粉墙巷道，墙上嵌着漏花砖窗，院内青竹翠柏影影绰绰地透过来。粉墙不长，向南转一个弯见第二道宅门，为八字影壁式雕砖门楼，上挂石匾书“武亭山房”四字。武亭山房早在太平天国时被毁，战后重建，今又毁。从遗址勘察，佐以老住户的叙述，大致可以看出，宅院分为三部分，一是生活起居区，一是学堂书屋，另一个是花园及菜园区。
汪曙是个画家，出生在武亭山房。为了专心作画他又在堑下的中部，崇德堂西北小土冈上，建了一所三开间菱花格扇的敞轩，作为画室。四周花木清雅，矮墙挡不住四周山水景物，凭窗便可亲近。乡人称它为“画画厅”。
另一座花园式住宅是，位于汪海世德堂北面的汪金寿住宅。住宅主体是前后进式，建在来龙山北端西坡。在关麓村许多位置都能看到它。它坐东朝西，前面庭院循山坡而下，分为几层台地。出住宅，下一层，是三开间的“容膝亦安”书斋。书斋之西是一个落差约三米的陡坎，下面便是一座大花园，前面贴近月湖。园中原有繁茂的树木、花卉，还设石桌石凳。从书斋有曲折的石级走下高坎通到园内。陡坎上爬满了绿藤，掩映着重叠的粉墙，衬托着盛开的芙蓉。从住宅到书斋到花园，陡峭的地势利用得非常巧妙。
郭峪村
郭峪由来及景观风水
郭峪村几乎与阳城一样古老。从阳城一直向正东约45公里是晋城。郭峪村就位于阳城与晋城之间，从阳城到晋城的大道通过郭峪村。郭峪在一条南北向的山谷里，樊溪河穿谷而过，从阳城赴晋城，先要到达樊溪汇入沁水处的润城镇，然后沿樊溪河滩溯流向东北到郭峪村口，从这里攀登属樊山支脉的苍龙岭。路是官道，都用石板铺，宽约1.5米左右，登上山顶向东就离晋城不远了。俯瞰郭峪村全貌
据说郭峪最早是因姓氏命名。唐代除纶于乾宁元年（894）所著的《龙泉寺禅院记》（即今海会寺）中记载：院“东邻郭社之末，前据金谷之垠。既名额以来，标称郭谷”。郭谷就是郭峪，可见，至迟在唐昭宗时，已经有了郭峪这个地名。
郭峪的行政建置在明代为里，清嘉庆元年（1796），阳城设十一都，郭峪里属章训都。郭峪里范围远大于如今的郭峪村，包含郭峪村上下不少村落，其中较大的村落有五六个，如大桥村、东峪村、黄城村（中道庄）、大端村、沟底村、于山村等。而大村中又往往包容了一些小居民点。清初郭峪里称郭峪镇。陈廷敬《故永从令张君行谷墓志铭》里写道：“郭峪方三四里，各倚山岩麓为篱落相保聚，或间百步，或数十步，林木交枝，炊烟相接”，所描绘的正是清代初年的情景。直到民国6年（1917）山西省实行编村制，郭峪村的范围才最终确定。海会龙湫图
郭峪所在的地段是樊溪河谷中较宽的一处。东西最宽处约350米，南北约一千多米，面积约4平方公里。郭峪村东隔樊溪有苍龙岭（782米），史山岭（749米），南有东峪岭（698米），西有翱凤岭（七百多米），北有摩天岭（746米）及可乐山支脉（七百多米）。在四面群山的围合之中，东北角有一个缺口，樊溪水就从这里进入郭峪河谷。为了挡住堪舆家所说的穿沟风带来的“煞气”，人们在樊溪入郭峪河谷的山腰处，一连建起三座紧紧相连的风水塔，从东北向西南排成一列。村民传说，它们就像三支木桩，将煞气挡在了郭峪河谷之外，以保村落的平安。樊溪春、秋、冬三季水量较小，一到夏季，山洪汇集，水势汹涌，常常冲毁郭峪村东北角迎水一面的城墙和房舍。这一角就叫“塌城口”。为镇水防灾，在“塌城口”的外侧，筑坝填土造护城墩以抗水患，并在墩上建起一座一丈多高的七层砖塔。松山郭峪村地理环境图上有文峰塔，作为村子的地标。郭峪村下游约1.5公里是风水术上所说的郭峪村的“水口”，那里在秦甲沟入樊溪处的西岸建起一座七层宝塔称河锥塔（清代末年塔毁，至今无人知道塔的真正名字）。据风水术的说法，它关锁水口，“藏风聚气”。郭峪村上下共有六座塔。
松山外形整齐，呈圆锥状，山上长满苍翠繁茂的松树，生机勃勃。为培育文风，松山上建起文昌阁和文峰塔，不论人们从山上还是河谷中来，进入郭峪村之前，首先看到的就是那座文峰塔。传说松山原是一只凤凰，它与苍龙岭相聚一起，这是“龙凤呈祥”，附近的村子里要出大人物。
樊溪谷的环境生态从明末开始就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这种破坏首先是煤铁资源的开采，不但到处劈山炸石。其次是造房屋。由于煤铁开发，吸引人口大量涌入，需要房屋，尤其在明末动乱的大焚掠之后，为重建家园，不得已伐尽了树木。生态环境破坏，农业一年不如一年，昔日的好“风水”也自然耗散了。
杂姓村落的形成
在唐代已有郭社和郭谷的名称，但郭峪村并没有成为郭姓的血缘村落，现在郭峪村中少数的几户郭姓居民都是清朝中叶才从外地迁来的。而且，在阳城县境内，纯粹的血缘聚落很少，这与我国南方仍存在大量血缘聚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北方长期战乱破坏了稳定的宗族关系。又加上阳城的工商业发达，四方人口汇聚。明代，山西省人口开始回升。阳城煤铁资源丰富，又地处通向边关的交通要道，采煤炼铁，商贩往来，一下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口。郭峪由于紧靠冶铁最集中的润城镇“火龙沟”，当地也产煤，又与交通枢纽北留镇毗邻，所以成为新移民涌入的优选之地。后来成为郭峪村大户的王、张、陈、窦、卢、马等姓氏都是明代迁入的。到了明代末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在陕、晋、豫等地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拉锯战，其中老十三营王嘉胤的部队，为筹集钱粮，经常滋扰劫掠地方。为躲避农民军的劫掠，樊溪河谷众多散居的小户迁至大村附近，以加强集体的防御力量，这就形成了较大的杂姓村落。郭峪为其中之一。《郭峪村志》载：“村内清代时人口极多，每院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人，连城窑里都有人住”，以致郭峪村姓氏多达46个。为抵御李自成余部的烧杀劫掠，郭峪村继邻近的“招讨寨”（后称为侍郎寨）和黄城村之后三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于崇祯八年建成了阳城乡村中最大的堡墙。它长约1400余米，最高处达19米。筑城自保形成了强大的内聚力。郭峪村东城墙下为樊溪河
儒贾并举不弃力耕在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读书为第一位，商为末业。但早在明代，郭峪村和黄城村的张、王、陈三大姓就以工、商致富。例如，黄城村人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高祖陈修，据《陈氏宗谱》载：“为人刚毅缜密，有志用世，竟不售，退而鬻冶铸，大富”。但虽经商而仍大力倡教兴学。陈廷敬在临终前就给后代留下四句话作为家训：“贫莫断书香，富莫入盐行，贱莫做奴役，贵莫贪贿赃”。为了给子弟们创造一定的氛围，凡建宅舍，均不忘建书厅、书房。村郭峪村西门——永安东社还在村中建文庙，设学堂。清代初年，以郭峪村人为主，联络附近上、中、下三庄等几村的年轻人创立了“樊南吟社”，每年均在郭峪村进行两至三次的会文，在阳城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大大促进了郭峪和三庄一带的文化兴起。
自明初以来，由于豪商巨贾的出现，阳城逐渐形成了13个家学渊源、弦歌不绝的读书世家，他们分别是下交村的袁氏、匠礼村的杨氏、城关的田氏、白氏、卫氏、王氏，黄城的陈氏，屯城和润城的张氏，郭峪村的张氏，三庄的王氏、李氏和杨氏。而郭峪村的张氏，黄城村的陈氏又是这13家中的佼佼者，因此有了“郭氏三庄上下佛，进士举人两千五，若还数不够，侍郎寨上尽管补”的民谣。“太行西来几万里，至阳城迤南百里，崭然而尽，如化城蜃楼，列嶂北向，郭峪在其中，谓之镇。”（陈廷敬《故永从令张君行谷墓志铭》）太行山南端山谷错杂，樊溪河谷从北向东南蜿蜒而行，长约5公里，郭峪村就坐落在樊溪河谷中游最宽处，河在这里向东作了一个小湾，恰好把村子抱住。郭峪村由三部分组成，即郭峪、侍郎寨和黑沙坡。郭峪本村位于河湾的西岸，背靠着不高的庄岭，是一块后有靠山，前有腰带水的风水佳地。另外两处与郭峪本村隔河相望，侍郎寨位于南侧，黑沙坡位于北侧，中间只隔一道很窄的沟。在樊溪河东岸，向北距郭峪本村约一里多，是作为郭峪陈氏“别业”的黄城村。村落的街巷。正值正月十五，街巷内挂满了花灯
郭峪城墙与村落街道网
郭峪村城墙内的范围东西方向窄（最宽处约350米，最狭处约100米），南北方向长（最长处约1000米，最短处约300米），形状很不规则。与城墙相呼应，村子中心位置还有一座三十多米高的敌楼，叫豫楼。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护村民的安全立下了功劳。站在豫楼顶上极目四望，松山耸于东，庄岭倚于西，摩天岭雄踞其北，河锥塔矗立东南，山峦列嶂，气魄雄阔，樊溪从东北至西南，恰似一条玉带，远近山村历历在目，真如画中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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