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学思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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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黄金运台秘事试读：
前言
1949年1月27日，正是中国旧历新年的小年夜，长江江面上阴霾笼罩，一艘轮船正缓缓地航行着。
当时国共内战局势丕变，经历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般横扫大江南北，国民党政府则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为了躲避战乱，寻找一块不受战火波及的家园，一些达官要员和富商名流，纷纷携家带口逃往台湾或海外。据统计，仅1949年至1950年间，前往台湾和海外的移民就约有200万人之多。
这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轮是1949年年关前最后一班从上海驶往台湾的船。因正值农历大年除夕的前一天，许多家眷在台湾的人也想赶着回家过春节，加之难民如潮，这艘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客轮票价贵如黄金，一票难求；一些人为了寻找后半生的太平岁月，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挤上了这艘大船，成为难民中的“幸运儿”。
明天就是除夕了！人们脸上挂着笑容，拿出上船前特别采买的培根、咸鱼、海参、干贝、鸭蛋、酒水等喝酒作乐，全船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
子夜时分，“太平”轮行驶到浙江舟山群岛附近，此时天空愈发阴暗了。附近的渔民大多数已经进入梦乡……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一片哭喊声和惨叫声。惊慌失措的渔民赶到海边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海面一片狼藉，冷冽的海浪滚动着冰冷的潮水，到处是漂浮的木板、皮箱、珠宝、首饰、文牍和无以计数的尸体。
这就是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号”的“太平”轮惨案。“太平”轮起航后一路疾驶，行至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时，已是子夜时分，却没有依照惯例打开航行灯。船上的人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一声巨响，“太平”轮迎面撞上了一艘从对面驶来的货轮。这艘“建元”号货轮当时载有2700吨煤炭和木材，同样是摸黑航行，相撞后被“太平”轮的船头直接切入腰部第二货舱，因吨位较小，当即沉没。而“太平”轮也严重受损，单层底舱出现大的破洞，导致船舱大量进水，在艰难支撑了15分钟后，开始下沉。在一片漆黑之中，乘客个个惊恐万分，绝望地四处奔逃，惨叫声、呼喊声乱成一团。随着“太平”轮渐渐沉入水中，船上千余名乘客全部落水。泡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小孩、大人的哭泣声、尖叫声凄厉地划过漫漫寒夜。幸运的人抓住木板或皮箱在海上漂浮，会游泳的则拼命游向岸边，而大多数人熬不住冰冷，逐渐失去体温，在挣扎不久后，再也见不着人影了。
这起震惊中外的“太平”轮沉没事件，事后经官方统计，共造成932人罹难，生还者为36—38人（实则多于此数）。能够买上船票躲避战乱的一千余名旅客大多“非富即贵”，在当时罹难的旅客中赫赫有名的就有著名音乐家吴伯超、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国民党山西省监察委员邱仰浚和曾在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将军等知名人士。“太平”轮的惨剧，在当年的媒体报道中仅有寥寥数语。近千条生命的沉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只是一朵转眼消失无踪的涟漪；没有人深究这起海难的前因后果，所以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海难原因众说纷纭。
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月28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倒是有一篇文章《太平轮是怎样失事》，其中提到：“……失事主要原因是‘太平’轮前舱甲板下塞了太多中央银行的金银，因此与‘建元’轮一撞，就失去了平衡……”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再次触动了人们早已十分敏感的神经：蒋介石竟从饱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大陆往台湾转运国库黄金！而“太平”轮就是当时启用的运金船之一！
南京刚刚失守时，1949年4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曾参与转运黄金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就曾说过：“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初如（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陈良的字）怕我守不住，每船装得多一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我和陈初如都不知怎么才能逃脱总裁（指蒋介石）的责骂和惩办。”“太平”轮装有蒋介石秘秘运往台湾黄金的说法流传甚广，对此人们的理由如次：
其一，标准船位为508人而实际载客1000余人的“太平”轮上，除载有600吨钢材、《东南日报》全套印刷设备与白报纸100多吨外，还载有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200余箱，属严重超载；而六名央行职员（其中五人罹难，一人生还——作者注）也乘坐“太平”轮，护送当时中央银行的物品。
其二，“太平”轮定期出航，每个星期从上海到基隆往返两次。1949年元月27日晚间开往基隆的“太平”轮，原预计下午4时出发，后来因为要等待中央银行将一大堆银圆及大批文件搬运上船，只好将出发时间向后推延了两个小时，6点钟才开船。这也是夜间行驶导致失事的原因之一。
其三，时至今日，打捞队还曾在舟山附近海域捞起为数不少的金条。“太平”轮不只是承载了一个个背井离乡的悲惨命运，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际遇，更因与国民党运金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趋沉重：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那么，“太平”轮到底有无参与偷运黄金呢？蒋介石到底有没有把大陆的黄金运去台湾呢？“中央银行的黄金并不是用‘太平’轮来运的，但船上的确有很多私人的黄金。”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联合报》两届报导文学奖得主、《太平轮1949》的作者张典婉对“太平”轮参与运金持否认态度。“太平轮27日才抵达舟山，如果这条船上也装有蒋介石国库的储备，那么应该是后面几批才可能，当以银圆为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洪小夏如是说。这种说法和当时幸存者的口述比较吻合。“太平”轮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启用的民船商船中的一艘，但运的是银圆，而不是黄金。
曾担任国民党财务军需署署长的吴嵩庆当年即是负责黄金运台的重要当事人，其子吴兴镛在其专著《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也持此看法：“在沉没的‘太平’轮内，估计只有银圆、银砖，而无黄金。”
关于蒋介石是否从大陆往台湾转运黄金，此事在台湾仍是忌讳多多，说法也是扑朔迷离。当年运金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吴嵩庆在1990年被问及此事时，断然说：“此事我不清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曾向《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介绍：马英九上台后对此事是没有提过的，之前的台湾领导人也多数回避或否认。对于黄金运台，台湾一般人更是知之甚少，主要是蒋经国在《我的父亲》等书中提到一些梗概，并在书中明明白白写道：“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然而近年来自称从“经国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李登辉，2004年11月在新竹选举时居然说：“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960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注：指‘太平’轮）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长江）口就沉了。”他又表示：“国民党是否有960万两黄金……查都不用查了。”这段明显不符合史实的话，很多台湾人都信，也曾吸引了许多海内外人士的注意。
在台湾，民进党人在选举场合会丑化外省人，骂蒋介石这帮人“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是‘光屁股’来台湾的”。而那些曾参与黄金运台的人则说：“我们没有‘光屁股’，我们有带东西。”有些人说：“国民党有从大陆运黄金来，是骗人的！”另有人说：“大陆这些‘乞食’带来的黄金早就用完了，大陆来的人，是靠台湾人养的。以后别再提黄金的事了。”“知道一点的人就大肆渲染。私下里会讲的，大都不是亲历者，等一要采访他，就说是听同泽说的。就抽丝剥茧地找，找到几个亲历的老人家，又不愿意接受采访，理由是现在两岸开放，运送黄金这事，在台湾是有功，在大陆是有罪。两岸不同评判标准。这些从大陆过来台湾的参与者，在大陆还有亲属。他们本人也觉得帮蒋介石干了坏事。”《一九四九大迁徙》纪录片制作人、出生于台湾云林县的丁雯静如是说。国民党战败之际，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最大物件，就是故宫文物和黄金。
最早爆出国民党运金事件的是在台湾素有“文化太保”之称的李敖。李敖在其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中有一整页的吴嵩庆的肖像，称他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该书资料引自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詹特芳在大陆发表的一篇文章《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
詹特芳在1947年至1949年任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跟随吴嵩庆整整三年，直到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弃职而去。在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时，詹特芳都是与吴嵩庆同一间办公室，其具体任务是守电话，经管吴嵩庆与蒋介石侍从室的一本专用密电码本，翻译电报并缮写呈蒋介石的报告。由于这些参与，他自称：“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圆的盗用情况……”在大陆的“坦白交代”（收录在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中，则称吴嵩庆是蒋介石的“奴才”。
吴嵩庆另一旧属李光烈在1949年奉派去厦门鼓浪屿负责提调军费黄金银圆，用一本密码与吴嵩庆单线联系。1998年4月李光烈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访问，并被北京《参考消息》（1998年5月1日第14321期）转载，此为继李敖、詹特芳之后，吴嵩庆的身边人曝出的有关黄金的又一内幕，黄金运台的事情也更广泛地为国人所知。文中还提到，台北“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副总裁许嘉栋也表示：
央行在台复业时，有部分数据已不可考，因此无法确知当初究竟是从大陆运出多少黄金，央行目前库存黄金约460吨（约1300多万两），其中仅33吨（约94万两）来自大陆，占全部黄金存量的7.99%；大部分黄金是50年代之后才购置的。
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博士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在其所著《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则明确肯定了蒋介石秘密往台湾转运黄金的事实：
1948年，蒋介石鉴于在和中共的军事较量中频频失败，即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当年11月底，蒋介石制订下月“大事预定表”，其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同年12月1日午夜，在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直接主持下，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圆自上海运往台湾。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下下野。下野前，蒋介石为避免“代总统”李宗仁和立法院、财政部的“干扰”，实欲继续指挥军队，密令吴嵩庆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军费草约”，将原来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此后，吴嵩庆曾奉令分两批将共约值1.5亿至2亿美元的黄金、银圆、外币运往台湾。当年5月18日，又由汤恩伯经手，将第四批黄金19.5万两（一说40万两——作者注）运离大陆。据估计，前后四批，总值约黄金700万两。这笔资金对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和新台币的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吴兴镛《银圆〈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杨天石学部委员序》，杨天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台湾当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最初的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当年主持其事的人无论是蒋经国等策划者，还是被挑选参与了秘运的俞鸿钧、吴嵩庆等人都绝口不提，但并非没有心理负担。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描述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这或是暗示“这些钱我们拿来是有愧的”。
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丁雯静说这些黄金的确是“血泪钱”，包括美国抗战后结清给国民政府的军费（借用中国机场和指挥所等）、接收汪精卫政权时所没收的黄金，加上当时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行从百姓手中兑换的黄金、外汇（根据解密的蒋介石大溪秘密档案记载，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从中国老百姓手中收到了184万两黄金，吴兴镛则认为远远超过150万两）……所有这些，汇成当时国库内的黄金。尤其是作为金圆券储备金的黄金，一旦撤离使金圆券沦为废纸，多少家庭因此一夜之间破产如洗，他们欲哭无泪，有的在绝望中自杀，有的忍气吞声，还有人靠一条“大黄鱼”和一条“小黄鱼”（金条的别称）换得一张去台湾的船票，离乡背井，妻离子散……
黄金运台史，也是那个时代两岸人民的血泪史。六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当事人的老去，黄金秘运一事也随“太平”轮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太平”轮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启用的民船商船中的一艘。和近千条生命相比，“太平”轮是否参与偷运黄金已不重要了。然而多少年后，这起人间悲剧却成了少数人掩盖真相的借口。每当国民党清点抵台黄金，发现数目和账簿不符的时候，“随‘太平’轮沉没”便成了这些人最好的一个理由。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散布黄金随“太平”轮沉没的谣言，否认有金银运台呢？到底有多少金银外汇转运台湾呢？蒋介石在人心尽失、备受阻挠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瞒天过海转运这些金银外汇的呢？金银去台后又做了哪些用途，中间有无被贪污？台湾在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一批黄金？大陆黄金，在台湾的发展史上究竟写下了怎样的一笔？
打开这段尘封虫咬的历史，在阳光下重温，该到还原真相的时候了。这样，对海峡两岸的老百姓也算有个交代。第一章1948大上海
在1949年至1950年200万人迁徙到台湾的过程中，最终沉没的“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其时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着。而那些有关“太平”轮的离散记忆，勾勒出的却是一场大迁徙的轮廓，一个大时代的故事。时间，让我们先从1948年说起。第一节“国计民生”
有道是“忙人起五更”，天刚蒙蒙亮，“玉壶春”茶馆的老板黄士忠就已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了。“玉壶春”茶馆位于老上海的城隍庙附近。在1948年，老上海大大小小的茶楼有数百家之多，仅城隍庙一处，就有大小茶楼几十家。“上海茶楼甲天下”，在20世纪上半期，茶楼是“十里洋场”的一个缩影。
因茶客不同，上海茶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高档茶馆，如一乐天茶社、仝羽春茶社、如意茶楼、聚宝茶楼、青莲阁茶楼等等。这类茶馆的茶客基本来自中上流社会，大多为显贵要人、社会名流、文人学士、阔老商贾以及在社会上已有地位的大流氓头子、帮门会道头子，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流。这类茶馆大多处于繁华市面或风景幽静之处，楼房高大，无论外部装潢还是室内装饰都比较讲究。茶室优雅，窗明几净，并布置有内室、雅座，专供显贵要人、阔老、大亨们品茗议事和社会名流会友。当然，茶资也高出一般茶馆若干倍，甚至几十倍。
另一类是低档茶馆，数量特别多，遍布街市里弄，其中最多的是一种俗称“老虎灶”（又叫“熟水店”）的茶馆。这类茶馆，仅设几张破桌破凳，条件比较简陋，光顾的茶客多为社会的下层人物、普通百姓，其中也有为数众多的游民、无赖、地痞。这些茶馆从清晨开门营业，一般到晚上九十点钟即打烊关门。每到中午，就有一些串街过巷箍木桶的、修雨伞的、磨剪子抢菜刀的、锔碗补锅的、摇拨浪鼓的、收破烂挑高箩的小商小贩以及走坊郎中、算命先生之类的角色前来光顾。他们经过一个上午的走街串弄，来此歇脚，泡上一壶廉价的热茶，掏出干粮，边吃边饮，说笑逗趣，传播着走街过巷所听到的各类消息，看到的奇闻怪事。
旧上海的各类茶馆都是新闻集散地，消息特别多，故而报社的记者、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都经常光顾茶馆。有的记者，尤其是晚报、小报的记者在茶馆听到消息、趣闻后往往当场在茶馆草就文章，直接送往报社夜班编辑处。许多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就是这么炮制出来的。而巡捕、侦探不仅常从茶馆中得到破案线索，有时就干脆在茶馆办案，把茶馆变成公事房，所以在旧上海有“包打听”茶会之说。不过，这种茶客喝茶是不付茶资的，茶楼老板则依仗他们的势力维持市面。
旧上海的茶馆以茶招徕顾客，但是，茶客中除一些有闲老人专为品茗而来外，绝大部分是以茶楼为场地进行各种活动的。最常见的活动一是等待雇工的，就是把茶馆当“劳务市场”。还有一种是做交易的，这是把茶馆当作“交易市场”。这批人是繁华地段茶馆的最主要的一批茶客。每日清晨，如布业、糖业、豆业、钱业、丝业、茶业……各行各业的大商人们都到城隍庙的中高档茶馆晤面、应酬，通过吃早茶谈交易，达成一笔笔的买卖。
旧上海的茶馆除是新闻集散地、各种活动场所外，还有两件当年其他地区茶馆所不会有的怪事。一是妓女联袂来拉客。当时昼锦里的一林茶馆、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口的同芳居茶馆、怡珍茶馆都是妓女们聚会拉客之处。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商品意识强的外国人见茶馆是中国人常去的场所，当然不会放过这绝好的赚钱机会。最早是日本人在光绪初年开办“东洋茶馆”，以销售日本茶食为主，后来渐渐添入色情成分成为变相妓院。后来，此风蔓延，上海的一些茶馆为了赚钱招徕顾客纷纷效法。二是兼设烟榻吸鸦片。像洋泾滨附近的丽水台茶馆、南京路的一洞天茶馆就设有烟榻，供瘾君子们吞云吐雾。这几家茶馆生意因此特别兴隆。“玉壶春”茶馆是一家中低档茶馆，和当时众多的普通茶馆一样，主要是为茶客们提供一个劳务、交易场所，此外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它的门面和老板黄士忠一样朴实，门口挂着的招牌上书有“玉壶春”三字，笔力遒劲、厚重，是店内常客、说书艺人孟老先生的墨宝；门两旁贴着的一副对联，在当时也是流行至广的：“求名忙，求利忙，忙里偷闲，喝杯酒去；为工苦，为农苦，苦中作乐，泡碗茶来。”至于店内陈设，也是比较简单，桌凳茶具，虽然旧些，但都擦拭得非常干净整洁。因晚上为招徕顾客设有书场，在茶室正中靠墙一面砌有一个小坛，是为应聘的评弹艺人、说书艺人的表演之处。“玉壶春”茶馆对黄士忠而言，也算是祖传的产业，由其祖父辛苦创业并发展壮大，其父黄老先生继承后达到鼎盛。但到了抗战时期，因黄老先生不愿参加由日本人操纵的上海商会，而被日本人杀害，家产也被抄没，黄家由此家道中落。到黄士忠兄弟那里，除了一把能代表“玉壶春”曾经辉煌历史的祖传的小金壶外，黄家基本上一无所有了。
三十出头的老板黄士忠是一个颇有追求的人，不像一些情趣干枯的俗人一辈子蝇营狗苟，像蛆虫一样生活。他十几岁起便在父亲的店里做小堂倌，练得一手冲茶的好手艺，在十里洋场也堪称一绝。给茶客冲茶时，他右手执大铜壶一把，在离桌面三尺左右的高处对准茶盅倾注沸水，只见壶嘴猛一向下，再向上一翘，茶盅之水刚好九成满，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出奇的是从无一滴水洒落下来。其动作之迅速，注水深度之准确，实在令人叹服。有时他还会兴之所至，表演一些诸如“苏秦背剑”“翻山越岭”之类的花式动作，这些都是真功夫，博得了茶客们的阵阵掌声。对一些老茶客，他都能熟知谁爱喝什么茶，届时，不等茶客开口，他已在茶客的茶壶或茶盅里搁下其所要的茶叶，绝不会搞错。所以至今一些老茶客谈起那时的黄家茶馆来，仍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神往不已。但可惜，现在的黄老板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门冲茶技艺至多也就是在茶客强烈鼓动下偶尔表演一下，已失去了经济效益，而且那把名贵的大铜壶也早在战乱中“丢失”了。
虽然时下战乱频仍，经济普遍不景气，“玉壶春”经营惨淡，但黄老板对未来仍充满希望，决定重振祖业雄风。
有追求的黄老板同时继承了祖上善良正派的秉性。管子云：“善人者，人亦善之。”黄老板笃信此道，在茶馆的正堂上就挂有一副对联：“因时下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遇事凭心，行善受善，行恶受恶。”借此，黄老板表明自己为人处世的心迹，那就是以善意来揣测人心，以一颗善良之心拥抱所有的善善恶恶。善良虽然于利益而言，不能立即“折现”，但却使黄老板拥有一个很好的人缘。
但有道是：“君子可欺以其方。”茶客中有许多好友，比如说书艺人孟老先生和米店老板张大头，就曾劝老黄不要太善良，对别人不要太大方，否则早晚要“吃大亏”。对此，老黄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弟弟黄士孝这样说：“自己善良才能够感知世界的美好，阴谋家的四周永远是暗箭陷阱。心怀坦荡才能逍遥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蝇营狗苟者永远是一惊一乍，提心吊胆。逍遥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陷入无聊的人事纠纷中；你你我我，恩恩怨怨，扣扣索索，嘀嘀咕咕，这样的人至多像蚊虫一样嗡嗡两声，叮别人几个包罢了。”
在世俗人情面前，黄老板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摆脱。有人劝他迎合时尚，在店内设烟榻供茶客吸鸦片、收留妓女拉客，以增加收入，都被他婉拒。
黄老板虽然内心善良方正，但处世又不失灵活，有时甚至忽而自我膨胀，忽而又自我缩小。他如此扭曲自己的心灵，或可解释为险恶处境下委曲求全的悲凉心理的流露，抑或是远祸自全的韬晦之计。因为在“十里洋场”，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黄老板每天都要跟形形色色的茶客打交道，诸如官员、军警、商人、皮条客、二流子（上海人称地痞、流氓）、剪绺客（上海人称小偷）以及蜂拥而来的难民等等。几乎每天他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件，诸如敲诈、抢劫、坑蒙拐骗、斗殴等等。脾气暴躁的茶客有时两句话没说好，就如炮仗遇着火柴一般“哔哔剥剥”地吵起来。这时也总是他出面圆场才可平息。生逢乱世，老黄的练达竟使他在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中混了个好人缘，因而处理一些事情竟也游刃有余。
黄老板的母亲和孩子在抗战时期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现在老黄的亲人仅剩下相依为命的妻子和二十刚出头的弟弟。
妻子黄严氏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女性，心地善良，温柔贤惠，受人尊敬。她嫁到黄家的时候，黄家已家道中落，生活较为贫困，但她却能安然面对，并不感到困苦。治理家庭，她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饭菜虽然不是很丰盛，但总是做得精细又有味道；衣服不论新旧，都一定清洗得干干净净，缝补得整整齐齐；房舍虽然简陋，但一定清扫得干净整洁；一言一行和日常起居，总是和悦从容。“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秋云啊，真是一位好妻子！她的温柔，她的贤惠，让人无法绝情。”黄老板不止一次这样感慨道，“居于乱世，我为生存身心疲惫，但看到秋云一脸的淡定从容，也就忘掉烦恼了！让我不因为财富多少、地位高低而焦虑，这应该是妻子对我最大的帮助吧。”
因时局动荡，生活艰辛，黄太太近来身体显得非常孱弱、单薄，夜里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有时她梦见解放军和国民军在上海展开血战，双方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上海到处都是白花花还在冒血的尸体和嗡嗡乱飞的蚊蝇；有时她梦见茶馆倒闭，她和丈夫、小叔夹在逃难的队伍里步履维艰；有时她又梦见自己染上了重病，躺在丈夫怀里，泪流满面……“唉，内战什么时候会结束啊？国家什么时候才太平呢？都是骨肉同胞，自己人打什么呀？”黄太太虽然不懂政治，但她的胸怀却远比这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的世界宽广多了。“士忠，”她对自己的丈夫说，“现在生逢乱世，生存这样艰难，作为一个女人，在我死后，有你能够安葬我，我这一辈子也就非常幸运了！”“不要胡说……”丈夫急忙制止她，眼里却热泪盈眶。
用智慧的心感悟生活，用感恩的心善待一切，用知足的心享受人生。这或许就是黄太太的人生信念吧。
弟弟黄士孝二十出头，父母被日本人杀害后，兄嫂就成了他最近的亲人。和哥哥一样，他秉性勤劳、善良，为人非常热心，有很好的人缘，处世灵活，喜欢冒险。几个月前，他从一具流浪汉的尸体旁，捡回一个小男孩，并让哥哥接收他为店内的小伙计，二人也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小男孩名叫毛毛，十一二岁年纪（具体岁数他也记不清了），身材细瘦，因为瘦，个子显得高些。他的四肢又细又长，肋骨一根紧挨一根，都凸在外面，就像搓衣板。他的脖子也很细，高高地顶着脑袋，直让人担心它会掉落。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上海，长着猫头鹰般眼睛的小个子中国学者——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处理一大堆的社会难题，这或许没有一个西方市长能够体会得到。他本人也曾认为，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份工作了。例如，如果说酗酒在上海还不算社会问题的话，那么拥有10万之众的吸毒者总令他忧心忡忡。为此他发起了一场自愿改良运动，但只有6000名瘾君子到警局登记，其中包括一些电影明星。后来又出台了户长连坐法，意味着如果有人在某户吸毒，户长也将被投进监狱。这比以往的任何措施都要严厉，但一些吸毒者却宁可卖掉自己的孩子乃至没吃没喝，也不肯戒毒。毛毛本来家境不错的，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迷恋吸毒、赌博荡尽家财而被卖掉的。他在买主那里受尽虐待，后来瞅机会逃了出来，在街上流浪。为了填饱肚子，他要过饭，当过小偷，做过童工，玩过杂耍卖过艺，后来碰上了比他大十几岁的流浪汉阿强，两人便相依为命，搭伙谋饭吃；晚上则和其他乞丐、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一样，每夜死人一般躺在大街上。在毛毛的流浪史中，仅有一次吃饱饭的记忆，那是阿强给一些富人和闲客当靶子，躲在模具后面，仅露出头脸，供人投掷蛋糕取乐。然后鼻青脸肿的阿强和泪流满面的毛毛吃了唯一一次的饱饭。然而饥饿始终不放过他们，最终生生夺去了阿强年轻的生命。
阿强是饿死的，死的时候腹部鼓胀，死不瞑目。毛毛抱着尸体哭得昏天黑地，因为饥饿，几度晕死过去。这一幕情景，恰被黄士孝看到。
毛毛被士孝背到茶馆，士忠急忙让黄太太拿来饭团和汤水。毛毛睁开眼时，看到眼前有饭在晃，急忙拼出全力，抓到手中，饿蝗投禾一般大口吞咽起来。见此情景，黄氏兄弟不由笑了。“狼恶虎恶，抵不上饿恶。饿病易治，一饭就活啊！”士忠笑道。
就像被丢在荒凉僻远的戈壁沙漠的种子得到了雨露，毛毛找到了亲人的温情。在黄氏家人的精心照料下，虽然长期流浪使这个早熟的孩子很难轻松起来，但也慢慢恢复了元气。因为士忠夫妇暂无儿女，便视他为己出，并送他去学校读书。这样，毛毛也成为黄氏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且与士孝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
天已大亮，黄老板的家人也已相继起床了。黄太太烧锅做饭，准备茶点；黄士孝外出买茶；小伙计毛毛则被安排到米店老板张大头那里去买米；黄老板则招呼客人。此时，茶客们也陆续到来了。
玉壶春茶馆有几位常来的客人，几乎每日必到。第一位便是那位给玉壶春题字的说书艺人孟老先生。
孟老先生曾经做过学校教员，诗词歌赋、吹拉弹唱几乎无所不通，但常感怀才不遇，后来弃职，在一些中低档茶馆里靠说书谋生活。其实，对他而言，说靠说书谋生活，还不如说是为了拯救自己。
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中，那些终生被缚面对幻象的人是有福的，他们的人生因愚昧而快乐，因平和而安详。而那个曾经爬出洞穴撞见阳光的人，则变成了疯子或先知，从此不得安宁。不管是从黑暗进入光明，还是从光明回到黑暗，他的眼光或心灵都会极不适应，经历一度可怕的眩晕，一片盲目天昏地暗。柏拉图描绘的这种“灵魂转向”的经历是令人痛苦的。在凡人的内心，则无异于精神崩溃。目光深邃阅世深刻的孟老先生，在内心深处就有这种“灵魂转向”的恐惧与痛苦。他似乎看到了生命本相那束刺目的光，被深深地刺痛震惊了，往往在一人独处时会感到极度的恐惧与痛苦，精神混乱甚至崩溃。其实人的心理就像是弹簧，压制到一定程度就会反弹；如果一旦失去弹性，他往往就会走向崩溃。孟老先生现在还在挣扎的一个原因，便是竭力维持这种灵魂的弹性。“当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临生存还是灭亡的抉择的时候，其他一切矛盾都会淡化，整个身心、整个民族国家都会兴奋起来，把精神和力量集中起来，为生存下去而奋斗，而加紧活动，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孟老先生一边用茶点，一边和老板唠嗑，“你父亲真是好样的！宁肯家破人亡，也绝不给日本人当走狗！唉，老黄啊……老黄……，你是有骨气的！”
老孟的性格，是把自己扔深渊里的，他常常生活在伤口上。因为重感情，所以喜欢重新撕开好友的伤口探究成因与深浅，因而活得很沉重。因和黄老板的父亲黄老先生生前是好友，便时常谈起黄老板父亲被日军杀害的事。每到此时，黄士忠总是怒气填膺，热泪盈眶。
第二位常客是一名中年男子，长得矮矮胖胖，肌肉松软，脑袋大，脖子粗，一双肉眼就像一对琉璃泡子。他的生活非常丰富、充实：一只小狗穿着丝绸的马甲，陪他散心；一只八哥住在金丝做的笼子里，逗他开心；一座房子装潢富丽，让他舒心；囤积掺假牟取暴利，让他费心；万贯家资防火防盗，让他担心；两个老婆争风吃醋，让他烦心；几度春风谷牙未萌，让他忧心……他，就是“万利”米店的老板张大头。
张老板是暴发户出身，在经营米店时，结合动荡的时局，很快便找到了发财的窍门，在别人都为生存挣命时，他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从远处看，张老板就像一棵疯长起来的大树，非常茂密，虽然并不成其为风景。《南史·刘穆之传》中有一个“嗜痂之癖”的典故：“穆之孙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鲍的俗称）。”刘邕喜欢把疮痂当鲍鱼吃，可谓“花钱买屁吃，要的就是这个味”。我们尊敬的张老板也有一个乖僻的嗜好，那就是极其爱钱，喜欢把钱当祖先一样供着。因为来自社会底层，对疾苦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彻骨的体验，张老板非常善于理财，想尽一切办法拓宽生财渠道；生活也非常节俭，过日子精打细算，绝不允许财产外流。“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老孟的评价），便是他的最高理想。
虽然张老板比较俗气，两个老婆也经常因争风吃醋而争吵，但他们三人的夫妻关系却像三角形一般稳固，原因在于他的妻子们也非常俗气：共同的爱好，正是他们夫妻关系牢固的基础。
第三位常客吴老三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唯一做的正当事儿是兼做“包打听”，替巡捕房或阔佬做“线人”或打探消息以换取利益；因茶馆是“新闻集散地”，所以时常出入，给人们带来种种意外。他是一个只要露出苗头就会有过程，有过程就会造出结果的人。老三的脾气像炮仗一样爆烈，宣泄情感的方式多数还停留在动物性阶段，但他对黄老板却毕恭毕敬，因为他经常向黄老板借钱，而且还的时候不多，而黄老板却不在意，有则还，无则免，从不为难他。
第四位常客老金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黄牛党、白蚂蚁、皮条客、人贩子……总之，只要能赚到钱，什么他都敢于尝试。
他自诩为玉树临风，顶天立地；虽然天离他很远，地离他很近。他为人处世非常自信，说几句吹牛皮的话，便觉得自己很厉害了；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便认为自己是正人君子了。总之，要“高尚”便“高尚”，需“卑贱”便“卑贱”，卖春有理，从良亦有节。无论好事坏事，他都可以做得“理直气壮”，为自己找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
除了以上四位，常来玉壶春的还有电信局的小王、上海印钞厂员工老李、上海海关总署员工范元健等等。“早啊，老孟！”老金一脚踏进玉壶春茶馆的时候，说书艺人孟老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了。老孟眉头一皱，冲他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怎样？老黄，同芳居又来了一批小姑娘，现在正是酒儿正熟、娘儿们正肥的时候，何不去耍耍？”老金又冲正在忙碌招呼茶客的黄老板道。“现在时局这样紧张，生活枯燥无味，就是做梦也没有新鲜的东西，让人身心疲惫！你倒有心去耍！”老黄半是讥讽地说道。“时局再怎么动荡，国共再怎么打仗，关我屁事？生活才是硬道理！这社会是一潭清水，我就是一条鱼；社会是他妈一坨屎，我就是一只蛆，照样混温饱！他老蒋管天管地，管不住我老金，咱照样是烟榻上活神仙，裤裆里风流客！”老金得意扬扬地说道。
此时，吴老三、小王、老李、范元健等茶客们陆续到来，落座用茶点，黄老板忙着招呼。“老金哥，最近发财了吗？”吴老三和老金打招呼。“发财？我老金天天都发财！昨晚我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拉了一裤子稀屎。卦书上不是说‘梦粪沾身，主得黄金’吗？我老金，看样子是真要发财咯！哈哈哈……”“金哥厉害！最近还做皮肉生意吗？也给我弄个娘儿们耍耍！”“怎么，想吃腥？昨天刚往警备司令部给王团长送了一个细妹子。那小妞，长得是那个俊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柔枝嫩蕊尚含苞，浪蝶初栖豆蔻梢。’对，是这句。那个王团长啊，非要雏儿的不行，这回可真消受了！唉，当官真他妈好！”老金说此话时，眼里一派羡慕的表情，口水几乎要流出来。他小时候也读过几年书，水平刚好能看懂一些黄色小报。“哈哈哈……老金哥发了财，也买个官做！”吴老三兴奋起来，“老金哥，几个月前，你在这里卖掉的那个小妞，虽然是村姑打扮，倒也光彩照人，不亚于闺中之秀，现在怎样了？给我介绍介绍吧！”“她呀？现在也是官太太啦！跟着当官的，做个小四也是心甘情愿啊！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你呀，一个癞蛤蟆，天鹅屁也别想了！”
众茶客都哈哈笑起来。吴老三有些恼火。“我这也算为社会做好事，她该好好谢谢我啊！——唉，他奶奶的，我怎么就不是女人呢！”老金继续道。
这时，去买米的小伙计毛毛回来了，米袋子却是空空的。“怎么，没米了，还是钱不够？”黄老板问道。“唉！昨天下午还2000元一袋，今早就3000元了！钱不够！”毛毛垂头丧气地道。“唉！好吧……再拿1000元去，没米怎么下锅啊？总不能饿死呀……”老板叹了口气。
毛毛又拿了1000元金圆券离开了。“现在金圆券是越来越不值钱了！提在路上没人抢，丢在地上都没人捡。”上海印钞厂员工老李呷了一口茶道，“印钞票就像做烧饼一样，钞票还是烫的，就有大货车在外面等了，根本来不及印。”“是啊，上次领薪水，找了20个人去抬钞票，还被舰长骂；后来舰长跟我们一起去领薪水才知道，银行柜台人员根本不用点钞票，大家都是一叠一叠拿。”上海海关总署员工范元健接口道。“现在通货还在无限地膨胀，我这个月的薪水比上月又贬值一半还不止。面粉才十天工夫就由六七百元涨到两三千元！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电信局的小王道。“政府强制收兑我们的金银外汇，200元金圆券兑1两纯金，2元金圆券兑1块‘袁大头’，4元金圆券兑1元美钞，把我们的金银外汇都收缴了。可现在呢？金圆券天天贬值，才四十来天，就一落千丈，跟废纸差不多了！唉，我用了多少年才积攒了这么一点黄金，换来的竟是一摞废纸！他奶奶的！”一位正在等待雇工的工头插嘴道。
一时群情激奋，茶客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是啊，政府这一下得收兑多少黄金啊？这可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凭什么私人不能储备黄金？到一定时候不兑换金圆券就算犯法？”“听说现在仅上海就收兑了100多万两黄金了……”“我向来是支持政府工作的，这下好了，所有的财产都换成了金圆券。金圆券却一再贬值，我要破产了！……没法活了！……”“我连金戒指都交出去了，那可是我的传家之宝啊……”“这明明就是掠夺嘛！什么狗屁经济政策，不得人心！”“是啊，我们不要改革！不要金圆券！要现洋，要黄金！……”“这些可恶的贪官臭官僚们，只知道贪污受贿，不管百姓死活！早晚落在我手里，一定把他们千刀万剐，再放在油锅里煎炸！”“唉！什么时候内战才会结束，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啊！不打仗了，或许会好些……”“八年抗战，消耗了无数的国家元气，而这两年的内战，就超过了八年抗战的耗损！人民的活力已经耗损殆尽了，这些丧心病狂的少数既得利益阶级，不惜万千人民濒于绝境，疯狂地为了一己私利引起内战，要吸尽人民最后仅有的一滴血！是蒋介石首先破坏了美好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果实，酿成这无可挽救的局势，内战的责任应该他负责的！”小王义愤填膺、慷慨陈词起来。众茶客都把脸转向他。“嘘——”黄老板急忙制止他继续演讲，“小心这里有暗探，抓地下党的……咦，毛毛回来了。”
只见毛毛扛着米走进茶馆，然而却只有半袋。“怎么只买了半袋？”老黄问道。“唉！就回来拿钱的工夫，又涨了1000元！张老板说没货了，所有买米的人只卖半袋。而且只收现洋，不收金圆券。看您的面子，才勉强收下。”毛毛说道。“通货膨胀得这么厉害，钱不值钱，要不是政府逼着，谁愿要金圆券？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爆发抢购风潮，市场有价无市。商人可不做亏本的买卖，都想囤积货物，等待机会再出售。唉！这样下去，政府早晚得玩儿完！”小王愤愤不平地道。“这物价也真是越来越没谱了！老黄，别那么厚道了！你也收‘袁大头’，也涨价吧！再按原来的价格卖，早晚会破产的！”一直沉默的老孟对黄老板道。
当时国民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为了“重振经济”，挽回一些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其时，蒋介石已派蒋经国、俞鸿钧来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以平抑物价，打击囤积投机奸商。黄老板为人厚道，出于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几乎将所有财产（祖传小金壶除外）换成了金圆券，而且在众多茶馆都涨价的情况下，平价交易；以致生意日渐困顿，几近破产。老孟也将多年说书所积薪酬换成了金圆券，心情苦闷，见好友的儿子做生意如此迂直，不免为之担忧。“是啊，老黄，涨价吧！你看人家张大头，多会做生意，发国难财！要不怎会成暴发户？”范元健道。“唉！掌权者倚势，为富者不仁啊！”老孟叹道。“张大头不仅会搂财，还是他妈的刮皮鬼（上海方言，气量小又抠门）！上次我手头紧，给他借俩钱儿，他连理都不理！以后小心别撞见我！”吴老三愤愤不平地道。“一个人仅仅为了钱活着，到这份上，还有啥出息？有钱却没有精神生活，就好像被抽去了脊柱，也就是个腰缠万贯的罗锅。你们看看我，没事儿抽抽鸦片，玩玩女人，不比他快活多了？”老金道。“这次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会不会捎着连他也打了？”吴老三道。“恐怕不会。张大头顶多算只苍蝇，又刁钻得很，怕是打不着，可惜啊！”老金道。“是啊，怕是轮不到他。我的邻居陈志竟就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队长，是蒋经国‘打老虎’的左右手，主要负责限价的。听他讲，这次‘打老虎’，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叫什么……‘宁使几个人哭，不让一路哭’，上海人生活要安定，就只打少数的人。”一茶客道。“这就叫‘杀一儆百’！听说已经关押了不少不听话的资本家了，还枪毙了几个。上海最大的纱厂老板荣鸿元都拿交法庭了。现在竟拿大名鼎鼎的扬子公司开刀了！看样子，是要动真格的了。”一茶客道。“是啊，听说连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关起来了！说是做外汇套汇，这也是违反限价的。就是不知敢不敢动孔令侃，那才是真正的‘大老虎’啊！”一茶客道。“孔令侃是谁啊？那可是孔祥熙的大公子，宋美龄最疼爱的亲外甥！蒋太子会打他的亲表弟吗？顶多也就是抓个杜维屏给老百姓看看。”吴老三道。“孔大公子好风光啊！出入乘坐美国‘黑头’轿车，前呼后拥的，光保镖就十几个。听说这样的美国车，孚中和扬子公司每年都要走私好几百辆呢！啧啧……真是财大气粗！按说，我和他还有点远亲呢！”老金咂了咂嘴道。
这时门外一阵嚣乱，黄士孝领着两个人踏进店来。众茶客都抬头看他们，只见其中一人衣衫破旧，身材瘦小，尖嘴猴腮，耷拉着个脑袋，手上还戴着手铐；后面跟着的一人大腹便便，则是茶馆常客（不过他喝茶是不付茶资的）、士孝的朋友、警察局的王探长。“碰上剪绺客了！茶叶没买到，几块现洋都被他偷光了！幸亏被老王撞见了，就带到这里来。”望着满脸惊讶的老黄，士孝未及他开言，便说，“毛毛，快沏茶来！要上好的龙井。”
这边毛毛沏好茶端上来，老板已打扫好老王的专用座头。老王把长衫一撩坐下，让小偷跪着，“啪”，先扇了他一大耳刮子，大声喝道：“说，你个小瘪三儿，共产党给你的任务是什么？我已经盯你好几天了，给我老实交代！”“长官……我不是地下党，我只是饿……两天没吃饭了……才偷钱。您老开恩，放过我吧！……”小偷吓得浑身哆嗦，瘦弱的身体晃来晃去，几乎要栽倒。“王哥，我看他不像地下党。反正钱也追回来了，这事就算了吧。他做小偷也是无奈。”士孝有些疑惑，感到好朋友王探长今天有点儿反常，不知他何以把小偷认作地下党，以老王的眼光和办案经验应该不是这样的。众茶客也一脸茫然。毛毛注视着小偷，一脸悲悯。“你呀，”王探长把目光转向士孝，“弟兄俩都太善良啦！就他这样的货色，我见得多了！地下党，你们见过吗？他脸上写着吗？不要被他的表象欺骗。”
见众人都停下来听他讲话，老王呷了一口茶，继续道：“地下党最奸猾了，最会化装了！他们混在市民里边，散播反动言论，替共匪刺探情报，鼓动市民暴动，搅乱社会治安，真是无恶不作！上边指示我们，说最近上海混进了共军的奸细，要我们限期捉拿。就这家伙，”老王抓住小偷的头发，把脸一下扳过来，咬牙切齿地道，“让我头疼好几天了！今天捉到你，终于可以交差，轻松一下了！”“长官……我真的是小偷，不是地下党啊！你行行好……饶了我吧！我不想死啊……”小偷哀号起来，几致瘫倒。此时的他，就像随大鱼一同被大网捕上来的小鱼，在大鱼被拣出后，等候被弃在岸活活干死的命运。“啪”，老王拔出枪来，往桌上一摔，众人都吓了一跳。“再他妈不招供，不等政府枪毙你，我现在就做了你！”老王威吓道，“跟我老老实实回局里去！现在还能多活两天，等抓到你的同伙，一块儿枪毙！走！”老王说着，一把拎起吓瘫在地的小偷，就像拎起一条空口袋。“老王，等一下，”老板黄士忠一把拉住他，掏出几块银洋放在他手里，“最近生意不好，权且买支烟抽。店里以后还需您多照顾。”“哎，别这样！千万别这样！咱们是什么关系！”老王坚辞不受，推让再三，老黄把钱硬塞进老王裤兜里。“士孝，以后路上多长点心眼儿！大上海这样的‘三只手’多着呢。跟你哥学着点儿！”老王转身对士孝道。士孝点点头，和众人一块儿把老王送出门外。“我怎么觉得这小偷不像地下党呢！”老王走后，电信局的小王疑惑地道。“是啊，和前几天在郊外枪毙的那几个，一点儿也不一样啊！”某茶客道。“嘘——不要乱说话，小心惹祸上身！”黄老板急忙冲他们使眼色。“我看绝对是！我见过地下党的，王探长说得没错。这下小偷没命了！”老金道，“我要有支枪，也做个探长，不比这拉皮条强？”
时至中午，上海街道上变得热闹起来，一派忙乱景象。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群，无头苍蝇一般乱撞。军车、警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军警或囚犯（据说是地下党或投机分子），呼啸而过，掀起尘土飞扬。一批又一批为躲避战乱从北方逃难来的难民，携妻带子，觅子寻爷，提着大包小包，行色匆匆。他们大多面黄肌瘦，风尘仆仆，步履蹒跚，急需找一个落脚点，安顿自己漂泊的人生。其中一些妇女拿着碗瓢紧跟骡马屁股后面一路小跑，希望能接到新鲜粪便，收获几颗未消化的粮食粒。一些人则趁乱行窃、抢劫，给不安的人群带来一阵阵骚动。
善良的老黄沸腾着祖先留下的血液，决定在茶馆施粥，救济这些难民。听说有免费粥，很多难民蜂拥而来，瞬间玉壶春茶馆内外挤满了人。他们拿出各式碗瓢锅盆，推推搡搡，争先恐后，等待救济。条件稍好些的，就从棉裤裆里掏出现洋或一沓沓钞票买俩烧饼或干丝；一边吃着，一边埋怨烧饼太小。老黄维持着秩序，听了也不言语。
这时，突然从门外拥进三五个难民似的人，背上背着用布缠裹着的木棍似的东西，手上却不见大包小包的行李。这些人进门后大嚷：“谁是老板？”黄老板忙招呼他们用粥，他们却不理会。其中为首一人神秘地把老黄拉在一边，从身上卸下木棍似的东西，对老黄说：“老板，我这里有好东西，你要吗？100大洋，一个子儿不能少！”说着，把“木棍”一头的布解开，竟露出黑幽幽的枪口。老黄大吃一惊，瞬间明白了，这正是军警要捉拿的逃兵，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怎样？毛瑟枪，正宗的德国货。买来可以防身的。要吗？”逃兵的眼光像枪口一样冒着寒气，咄咄逼人。老黄不寒而栗，再看其他逃兵，一边斜着眼看着这边，一边紧张地注视着门口，目光里杀气腾腾。“毛毛，拿5000元来！”老板冲里面喊道。毛毛应声而出，把钱交给为首的逃兵。“妈的！谁要金圆券，要现大洋！”逃兵一巴掌扇在毛毛脸上，毛毛倒地，嘴角流出了血。“长官息怒，”黄老板忙上前赔不是，“现在政府不让私藏金银外币，店里收的主要是金圆券。您要不嫌少，这些钱就算孝敬您了，和弟兄们一块儿喝杯茶吧。货是不敢要的。”说着，老黄从兜里掏出50块现洋，放在逃兵手里。
逃兵手里攥着现洋，正要发作，忽然听见有人大喊：“军警来了！”旋即传来军车的呼啸声。“快走，大哥！”门口的逃兵喊道，于是一干人慌忙隐身难民群里，遁去了。“唉！老黄啊，世风日下，这世道是越来越不太平了！”这时，米店老板张大头提着鸟笼现身了。几乎每天下午，他都非常准时地来玉壶春品茶遛鸟，这已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模式。“刚才要不是我一声大喊，你还不知要损失多少大洋呢？”张大头道。“是啊，几个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逃兵，来打劫。要不是你，真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士孝，快去给张老板泡茶，要上等的乌龙茶！张老板，里面请。”老黄知道张大头是一个很会把人情换算成利益的人，连忙吩咐道。此时，毛毛已被黄太太扶起，往里屋去处理伤口，士孝便忙着泡茶。“唉！”张大头坐下，又叹了一口气，“老黄啊，现在时局这样动荡，劫匪横行，我可真是担心啊！你看，私藏金银要犯法，兑换金圆券要破产，囤积货物要被查，家里有点钱儿又怕遭抢劫……你说这还怎么活？”“老张，现在还数你条件好些，有法赚到钱，吃穿不用愁，可比我强多了。还有什么可担忧的？”老黄揶揄道。“这倒也是。可是，现在人心都太坏了，老是嫉妒别人混得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惦记着别人兜里的钱。太坏了！真是太坏了！”张大头连连叹气。“老张，我是听到一些关于你的风言风语，对你很不利。咱俩也算老朋友了，兄弟就奉劝你一句，现在时局动荡，人心不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事情，发国难财不是好办法。”老黄道，“我心直口快，你别介意！”
张大头沉默半晌，道：“听说有的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在这样的乱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该怎么保全这份家业呢？”“生逢乱世，活着比赚钱更重要。有生命，才会有希望。我建议，你可把一部分钱拿出来救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响应政府号召平价卖粮，甚至赈济灾民。这样，你虽然有些损失，但会赚来更多的人气，或许能保全自己。你想想，只有你一人有饭吃，别人都快饿疯了，眼巴巴地看着你，会是好事吗？”老黄道。“那……那可不行，”张大头听了，连连摆手，“人气、感情能值几个钱儿？我可不像你那样高风亮节，那样的事我做不到，做不到！没有了钱儿，人活着还有啥意思？”“那……那就当我没说，张老板别介意。”老黄知道张大头非常固执，心里非常可怜他。“没事……没事……就是人心太坏了！太坏了！”大头叹着气，离开了。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依然是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中心。虽然这座城市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已千疮百孔，但仍掩饰不了她的繁华与热闹。白天，城市显得更大、更脏，也更吵闹了。随着战后美国汽车的捅入，混杂着黄包车、人力手推车、大型轿车、三轮车、吉普车和六吨卡车的交通，显得十分拥挤和刺耳。爆竹声传递着婚丧嫁娶的消息，其中还夹杂着暴徒的枪声。到了晚上，华灯初上，“东方夜巴黎”则更是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一些红男绿女穿梭在繁华的街道上；酒楼舞厅里飘荡着“金嗓子”周璇动听的歌声：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晓色朦胧，转眼醒。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静静的夜幕下，繁华与肮脏共眠，美丽与丑恶并生。
晚上，是玉壶春茶馆的书场时刻。听书的茶客们已相继来到，坐好。说书艺人孟先生长衫棉袍，早已在小坛坐定，准备开讲了。今晚的书目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也已在茶馆门口的小黑板上写好。
茶馆每天卖多少茶资与茶馆艺人关系很大，艺人也是以茶资多少来分成的，所以，老孟和老黄的关系特别深切，不同寻常。因为老孟博学多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口才又极好，所以一到晚上，玉壶春总是座无虚席。各色人等慕名而来，其中也包括一些披着老虎皮的军警和借机寻事的地痞流氓。一些小摊贩也来凑热闹，搭车卖些香烟、果米。这个时段，也是玉壶春收入最丰的时候。
这时，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群打扮妖冶的女子，她们都是妓女，消息很灵通，是慕玉壶春之名来拉嫖客的。这样的事在旧上海已是见怪不怪了。没有办法，毕竟生存艰难，每人都须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男人拼命地赚钱，她们便拼命地赚男人的钱。
妓女中有一人浓妆艳抹，一副眉挑目送的样子；虽然天气寒冷，她却半掩雪脯，酥胸微露，一股风骚直从骨子里透出。“咦，这不是翠花小姐吗？”此时已不听书的吴老三一眼便认出了她，“听老金说，你不是给人做四姨太太了吗？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成香香屁了，为么跑到这里来接客？”“我呸！你嘴长屁股上了，满嘴喷粪！老娘想当年也曾是金枝玉叶，美玉无瑕，什么叫接客？”翠花反手搭在髀间，破口大骂，一腔吴侬软语嗲呀嗲的，倒也好听。“我娘！我最喜欢你这小娇嗓了！这真是……”老三兴奋起来，两眼放光。“就那小鸡巴官儿，老娘还真不稀罕！呸，把我撵出来，老娘就没活路了？老娘命里不缺男人，凭什么做小四？现在这么多男人伺候我，不比守着一个糟老头子强？”翠花继续骂道。“就是就是……当官的也未必样样都好。你看看我，年轻力壮的，当时要是跟了我，不比现在强？当然，现在也不晚……”老三血脉贲张，浑身发热，满脸通红。“老金这个臭王八蛋，还说你能有现在，该好好谢谢他呢！”老三道。“我呸！我是该好好谢谢他！操他祖宗八辈！见了他的面儿，看我不把他的脸挖个稀巴烂！就知道拐卖妇女，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天天跟人家睡，绿帽子戴得跟钢盔似的，还他妈瞎吹牛皮！”翠花愤愤地道，两只白堆堆的奶子气得一颤一颤的。“走，三儿！今晚就你给老娘洗脚了。娘给你算便宜点儿。”翠花道。“好哎！走啦，我的亲娘！”老三兴奋地像屎壳郎掉进粪堆里，欢天喜地跟着去了。第二节黄金挤兑惨案
1946年3月，为抑制通货膨胀，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试图通过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以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法币依旧狂贬。为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金银、外汇储备，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签署总统令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实施“限价”政策；并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区的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实际负主要责任。
原来规定中央银行收兑人民持有的金银的期限是9月底，到了9月下旬眼看期限降临，从10月份起是延期收兑还是停止收兑，金圆券信誉乃至命运面临严峻的考验。结果是国民政府决定收兑金银延期一个月到10月底，这无异于宣告金圆券信誉破产。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国各城市陆续掀起了抢购风潮。国民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却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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