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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瑞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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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文学史(唐宋卷)

西湖文学史(唐宋卷)试读:

绪论

我们处西湖之滨,呼吸湖光,啜饮山绿,不敢奢望化为“冰玉”之人,但在感叹“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的同时,欲为西湖撰成一部文学史,则是心中久藏的夙愿。

若写西湖文学史,首先要考虑的是其地域范围与题材内涵的问题。

西湖文学的地域范围,从北宋杨蟠、郭祥正的《钱塘西湖百咏》到南宋董嗣杲的《西湖百咏》,就已经非常明晰了,但要找一个定型的范本,则是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它包括的不仅是西湖湖山本身,还向西南延伸至九溪十八涧,向北至西溪,而且,唐宋诗人于樟亭、望海楼等观潮而写钱塘江,自然更属于西湖文学的范围。自后屡修西湖志书,莫不在地域范围上尊崇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

新世纪以来,学界欲突破中国大文学史的困境,纷纷推出地域文学史或题材文学史,佳作亦络绎间出,举其要者如《宋代巴蜀文学通论》、《福建文学史》、《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等等。地域文学史中以分省之地域为多,这种文学史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凸显了无法出现于中国大文学史著名作家名单之列的地域作家的创作;但亦彰显出理论的困境,即地域是固定的,如分省、城市等,本贯或家于其地的作家创作带给该地域怎样的影响(非仅限于乡邦之荣),仍然不是十分清晰。我们知道,一个文学家的籍贯或出生地,与他后来异地仕宦或游历而进行的创作关系是不很密切的,一个河南诗人白居易、一个巴蜀诗人苏轼,谁能说他们的西湖创作不是他一生中的亮色。当白居易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一定是深深爱恋西湖才发出的由衷赞美。但如果一直是居于本贯或家于其地的作家,那他的创作就会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并且会给该地域当时或以后的文学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说林逋是西湖诗人,清代的厉鹗是西湖诗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西湖文学史是地域文学史吗?回答是此地域非彼地域。西湖文学史的地域是“作品的地域”,而不是“作家的地域”。无论作家来自何方,都会给“这个地域”增添优美的作品,并且,西湖文学史就主要是我国历代各地域的文学家(也有域外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累积而形成的。可以看到,西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文学地域,在我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毫无疑问,从历代诗词曲描摹西湖的湖光山色,并且它们在数量上居于优势的局面看,西湖文学史又可能是山水文学史,但一则自五代吴越国、南宋建都之后,西湖寺观园林大盛,诗词曲中有相当作品反映此类题材,并且,宋词中有大量以西湖为背景的节序之作,南宋遗民群体则以西湖作为故国的象征创作了大量诗词,它们无法划归山水题材之范畴。二则元明清乃至近代西湖文学中戏曲、小说等叙事作品风行,著名的如济公系列、白蛇系列、小青系列等,如“三言”中的西湖小说、《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小说,叙述风俗,塑造人物,展示情节,更非山水文学可以涵盖。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西湖文学史是以西湖作品为本位的,以叙写西湖湖光山色、寺观园林、岁时风俗、人物命运等的综合性的文学史。

还要说一下杭州都市与西湖的关系,其实北宋时期已将这层关系形容表述得题无剩义了。如柳永《望海潮》词,一方面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另一方面是“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宋仁宗《赐梅挚知杭州》诗说“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此二者为诗词之形容;文的表述如苏轼《乞开西湖状》:“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欧阳修《有美堂记》也说杭州“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西湖与杭州都市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映衬而不可须臾离分。故老相传云“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赞叹的不仅仅是西湖,而是西湖山水美景与杭州都市繁华的合体。这种独特性、唯一性使得历代文人雅士乐此不疲,甘于吟咏,随之也就造就了西湖文学的繁盛。若撇开西湖,独以杭州乡贤为主体写一部杭州文学史,意义不大;若既叙乡贤又写西湖,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叙述的契合点;唯独西湖文学史才能兼容二者,才能为杭州点睛传神,因为西湖是杭州的灵魂。

中国古代文学、杭州本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我们的撰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西湖文学史本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举凡总集、别集、作家年谱与传记、文学编年、评论资料等等,整理研究得越充分,则我们所依据的材料就更全面、扎实与可靠。例如,当代对《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的辑佚、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所介绍的唐宋西湖诗词文,就是从这些文献中逐一翻检,汇聚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成果,只是依据《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西湖志》等征引的作品,是很难展现西湖文学史丰满的历程的。

杭州自古以来就重视本土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如明清多种西湖志书,清丁丙的《武林掌故丛编》、《西湖集览》、《武林坊巷志》等;当代如2004年杭州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十册的《西湖文献集成》,西湖文献可称齐备。另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六本《杭州历史丛编》(1988年初版、1997年修订),每一册中都有专门的西湖或杭州的文学分析,合起来几乎就是文学简史了。

夏承焘先生除了唐宋词研究的专论外,还写过《最早的西湖诗作者是谁》、《说苏轼的西湖词》、《西湖与宋词》等文章,意欲为西湖文学撰写唐宋史专篇。我们承其余绪,作《西湖文学史》的唐宋编,不仅是因为如上所述唐宋文学的整理研究成果丰硕,成就巨大,而且还有下面两个理由,首先是从杭州都市发展过程角度考虑的,杭州在唐代已是“名郡”,五代吴越国又能保境息民,不烦干戈,经过钱氏三世四王垂九十年的治理,自然发展成为北宋的“东南第一州”,南宋定都临安,更进一步成为南宋全国第一州,谭其骧先生《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一文对此有最经典与权威的分析。可以说两宋时期,杭州都市发展(包括西湖)处于历史上的鼎盛阶段。其次,唐宋也是我国文学中的诗词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湖文学虽然起步晚,但应该也会有不俗的表现,正如人们熟知的,西湖最主要的文化品格就是由白居易、林逋、苏轼之西湖三贤奠定的。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云:“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唐代分浙西、浙东两道,浙西治苏州,浙东治越州(今绍兴),晚唐诗人杜牧就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谭其骧说唐代东南大都市可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号称“扬一益二”的扬州,第二等是两浙政治重心的苏州、越州,杭州则处于第三等。这种状况与唐代西湖文学的表现正相吻合。唐代写西湖的词与文如果除去白居易的作品,只有寥寥数篇。唐代诗歌,正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所评:“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如谢灵运云‘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滞薄’,郑谷云‘潮来无别浦,木落见他山’,张祜云‘青壁远光凌鸟峻,碧湖深影鉴人寒’,钱起云‘渔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之类,皆钱塘城外江湖之景,盖行人客子于解鞍系缆顷刻所见尔。城中之景,惟白乐天所赋最多。”自初唐到长庆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前,诗人漫游至姑苏、至会稽,只是经过杭州时才会留下诗作,并且多为(樟亭)观潮或写灵隐、天竺之寺。白居易、姚合刺杭州,汇聚了一批诗人,如张祜就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创作才稍稍改观。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云:“杭州华丽虽盛于唐时,然其题咏,自白舍人、张处士之外,亦不多见,独杜荀鹤、方玄英、温飞卿诸诗,颇得风物之胜。”白居易三年杭州刺史的创作成为了唐代西湖文学的硕果。

西湖文学发展到宋代,进入到了创作的繁盛期。就诗歌而言,我们以苏轼熙宁间通判杭州作为分界线,将北宋诗歌分为前后两期。苏轼《诉衷情》云:“钱塘风景古来奇,太守例能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说:“宋时,西湖多诗僧”,为了彰显西湖文学特色,专门叙述杭州太守与西湖诗僧的创作。林逋与苏轼的西湖诗是北宋西湖诗的高峰。南宋诗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高宗朝为前期,此期是定都未久,百废待举,西湖诗歌创作较少,突出的诗人是周紫芝。孝宗、光宗朝为中期,孝宗乾道、淳熙间号称“小元祐”,此时西湖俨然是唐代长安之曲江,故西湖又被为“销金锅儿”,任职的官员、赴试的士子莫不有诗,我们突出强调了中兴期大诗人如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姜夔、张镃等的西湖创作。宁宗庆元到宋末为后期,这时西湖诗创作的主体是江湖诗人群体。第四期是宋末和遗民创作,此时有《西湖十景》与《西湖百咏》组诗,有对权奸贾似道指斥,宋亡前后,更产生了以汪元量为代表的遗民诗歌。

两宋西湖词发展过程的叙述,我们以王兆鹏先生的“代群分期”为依据。北宋西湖词人不多,主要有潘阆、林逋、柳永、张先、苏轼、贺铸、周邦彦等。北宋西湖词有几个特点,王兆鹏说北宋建国初半个多世纪,词作甚少,仅有十余位作者存词作三十三首,词坛上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林逋、潘阆就是宋初的西湖词人,潘阆有《酒泉子》十首,林逋三首,皆咏西湖,这样,三十三首宋初词中西湖词就占了十三首,比例是相当高的。其次,熙宁间,词坛前辈张先往来于湖、杭间,苏轼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了词的创作,其西湖词一开始就呈现出了明丽隽秀、潇洒飘逸的风格。三是周邦彦词在当代学者的扎实考证与研究下,面貌开始清晰起来,我们亦从中钩稽出他早年到晚年书写钱塘的作品,本土杰出词人书写故乡西湖,这在北宋西湖词中是一亮点。南宋西湖词的创作进入大盛的时期,清柯煜《绝妙好词序》云:“建炎而后,作者斐然,数南渡之才人,无非妍手;咏西湖之丽景,尽是专家。薄醉尊前,按红牙之小板;清歌扇底,度《白雪》之新声。况乎人间玉碗,阙下铜驼,不无荆棘之悲,用志黍离之感;文弦鼓其凄调,玉笛发其哀思。亦有登山临水,胜情与豪素争飞;惜别怀人,秀句共邮筒俱远。”这篇序言仿佛就是专门为南宋西湖词所作的评论。夏承焘先生高度评价南宋西湖词的创作,认为“这是全部词史一个光辉灿烂的结局,也是西湖与宋词关系最深切的一个时期”;而对于整个宋代西湖词,《西湖与宋词》说它们:“描绘了西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西湖也给词以丰富的内容和种种发展条件,二者相得益彰。我们倘若在西湖文学里抽掉了宋词,或在宋词里抽掉了有关西湖的许多作品,这在地理和人文上”,都将是非常大的减色和损失。

相比于诗词创作的繁盛,宋代西湖文在数量上略少。但在唐代西湖文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进步巨大。北宋如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辙等著名的古文家,都为西湖写下了或记体或事功之文的佳作;而北宋秦观的游龙井文、南宋陈造的游山记等直开晚明西湖游记的先河。另外如《都城纪胜》、《西湖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专门之书,虽然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载述了大量宝贵的西湖岁时、风俗资料,但其中亦不乏精美的小品文。

对于西湖文学作品材料的选择,我们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由宽到严。由于唐代西湖文学是发轫期,所以选择诗篇从宽,主要涉及那些送别或酬唱之作,即使作者并非亲临西湖之地域,但诗人们在创作时原本就要遵循“肖其地”、“貌其境”、“用其典”的法则,因此,将这些作品作为西湖文学的表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叙述到宋代,西湖文学创作进入繁盛期,除北宋文同、苏辙两个类似的特例之外,选取的作品就非常严格了。二是关于作品的辨析。唐宋诗词中的西湖作品,如果不加考辨,是很容易弄错的,著名的如颍州西湖、汉州西湖、明州西湖、桂林西湖等,像欧阳修、梅尧臣、文同、舒亶、范成大等都分别有佳作描写。《永乐大典》卷二二六四、二二六五收“西湖”诗词,就所收的情况看,是以杭州西湖为主,但又收录了他处西湖的作品。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志余》中仍有误收。另外,一些作品存在争议,最著名的如王安石《登飞来峰》诗,有写杭州、绍兴两地之说而未能定于一尊,也只能存而不论了。

基于前述西湖文学史是“作品”的文学史这个观点,故而,对西湖文学作品的阐释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叙述方法,即大量征引自古至今的著名的评点与分析。撇开我们作为叙述者才力不逮这个主要因素,我们的本意以为,这些精彩、经典的阐述与评论也如同那些著名作品一样,成为西湖文学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们,则西湖文学史的内涵是不会如此丰满厚重的。

这种“作品”的文学史,在理论上也同样会存在困境,我们叙述唐宋西湖文学发展时就深有感触。由于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作者处于“游观”之中创作的,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状态,比如同一作者,有一生中有多次游西湖的经历,这些作品就分布在他不同的创作时段;有的作者如范成大、陆游,尽管有西湖诗词,但相比于对石湖、鉴湖的钟爱,他们对西湖就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疏离感。不同作者之间,主要是留存作品多寡的不均衡,留存作品极少的,我们要以诗存人(当然首先要视其西湖作品的质量),他们与其他创作众多西湖作品的诗人之间如何比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初步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西湖文学史的这种历时性状态描述出来,至于进一步的论析,恐怕要等到整个西湖文学全史完成以后再去进行理论上提炼与概括了。

即使是唐宋西湖文学史,从初唐到宋元之际,时间跨度已超过六百年,涉及到一支数量庞大的创作队伍。在叙述前,我们要将每一个留存西湖作品的作家仔细分析过,如果没有学界各种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要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很难想象的。对于这些成果,本书未能一一罗列,这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第一章唐五代西湖诗文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总叙》说西湖:“虽水经有明圣之号,天竺有灵运之亭,飞来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桧,然华艳之迹,题咏之篇,寥落莫观。逮于中唐,而经理渐著。”从唐代西湖诗篇看确实如此,自初唐到长庆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前,唐代诗人多是漫游中经过杭州而留题,多写观潮、天竺灵隐之景,中唐以后,尤其是白居易、姚合任杭州史时,形成了一个创作的小高潮。白居易刺杭三年的创作第一次全面展现出西湖的迷人风姿,成为唐代西湖文学的硕果。第一节初、盛唐诗人西湖诗一、初唐诗人

如果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在现存的作品中,西湖文学的第一首诗是宋之问的《灵隐寺》: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宋之问(656—712),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二年(675)进士。曾依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被贬为泷州参军。不久,逃归洛阳。景龙中以户部员外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再转考功员外郎,三年(709),贬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后被流放钦州,玄宗先天初赐死于流放地。《灵隐寺》诗是宋之问贬越州经过杭州时作,季节已在深秋。“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四句,乃一篇之警策,亦为全诗之枢纽。赵昌平的分析最为精到:

诗实抒南贬抑郁,亟思解脱之情。起联点题写灵山佛寺,用“岧峣”、“寂寥”字,正是迁客孤清。篇末“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则用孙绰《天台山赋》句意,达萧散出世之意。“楼观”、“门对”与“桂子”、“天香”两联,正是转化之参悟过程,而一以景观出之。前一联写海日江潮之大景奇观,既以见诗人心潮起伏,又蕴有天行物移、造化不私之哲理,从中蕴出“桂子”、“天香”之清远恬淡景物,暗用佛典以象众动复归于静。有此解悟,故心地发明,登塔、取泉固无惧乎“遥”与“远”,霜花、冰叶亦触处而见春。水到渠成而有篇末之长想远思。全诗律切精严,而写景不俗,戛戛独造,尤可贵处,在于起结开合,一与气势相应,深得谢灵运游览诗笔意。诗乃五言排律,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评价宋之问的排律成就云:“叙状景物,皆极天下之工,且繁而不乱,绮而不冗......古今排律绝唱也。”作为初唐律诗的奠基人,历来沈、宋并称,但排律的创作成绩是宋之问要优于沈佺期的。

有关于此诗的本事,需要加以说明。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第五》云: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也?”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 ”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宋人很是相信此事,不但计有功《唐诗纪事》照录《本事诗》,而且在吴坰《五总志》、叶梦得《石林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等书中都有“考证”,努力将原本虚妄之事坐实,说圆通。其实正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九云:“灵隐长明灯下骆、宋吟事,人以举义者不死快,信之。虽然,非实也”。纪昀亦曰:“盖武后改唐为周,人心共愤,敬业、宾王之败,世颇怜之,故造是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今人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宋之问》中更举出六点理由以断《本事诗》所记之子虚乌有,可参看。二、盛唐诗人

唐代漫游之风盛行,青年士子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到各地漫游,寻访名山大川与名都胜邑,其他的诗人也一样,所谓“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既体现了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又经过创作,将这些江山胜迹通过诗歌形象优美地表现了出来。富庶承平的开元时期,就有很多诗人以漫游吴越为快事,“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秋下荆门》), “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孟浩然《经七里滩》),在东南行胜之地中,杭州不仅拥有自然胜景,而且是东南佛国,自然成了诗人漫游的重要一站。

开元十七年(729)春,綦毋潜在杭州,作有《题灵隐寺山顶禅院》、《登天竺寺》诗。《题灵隐寺山顶禅院》:

招提此山顶,下界不相闻。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观空静室掩,行道众香焚。且驻西来驾,人天日未曛。綦毋潜(生卒年不详),字孝通,虔州(今江西赣州)人。开元十四年(726)中进士,当过宜寿尉、集贤院直学士、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等。这首诗描写灵隐寺山顶禅院,前四句言其地势之高广,高耸的佛塔好似挂在天上,悠悠钟声仿佛追随着白云。五、六句写其静寂,结尾当西来僧众之投,正人天未曛之候,归结到诗题。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说綦毋潜“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又评此诗之“塔影”一联为“历代未有”。“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确为唐诗中有名的句子,“这两句的佳处一是他选择了四个最适于表现佛教出尘脱俗意味的意象:渺渺的塔影、淡淡的银河、悠远的钟声和任意东西的白云,二是他精心选择了两个极富有表现力的动词来系连这几个意象,塔本立在地面,他却说‘挂’在银河,于是不仅显出它高,而且暗示了它的渺茫,钟声本与白云毫不相干,他却说‘和’白云,于是悠扬的钟声仿佛随白云悠悠而去并留下袅袅余音。”非常具有韵味。另外他的《登天竺寺》写天竺山、寺之幽清,表示要辞世隐栖此山学佛的心情。“松门当涧口,石路在峰心。幽见夕阳霁,高逢暮雨阴。”描写上要远逊于上一首诗了。

开元十七年孟浩然在杭州观涛,作有《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

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障楼,一作“樟楼”,即樟亭驿楼,晏殊《舆地志》:“在钱塘县旧治之南五里。”这是一首咏钱塘潮的名作,前四句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暗示出江潮的气势和壮观。后半部分写观潮时的景况,是全诗的重心所在,五六句宕开,是作烘托,结尾两句以声如雷鸣令人眩目的潮涌,渲染钱塘潮惊涛似雪的磅礴气势,取得了震慑人心的效果。全诗虚实结合,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意境雄浑,是孟浩然写雄壮阔大诗境中可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并称的作品。

另外,诗人还有《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诗。

陶翰约在开元十八年左右游江南,至杭州。有《宿天竺寺》诗:

松柏乱岩口,山西微径通。天开一峰见,宫阙生虚空。正殿倚霞壁,千楼标石丛。夜来猿鸟静,钟梵响云中。岑翠映湖月,泉声乱溪风。心超诸境外,了与悬解同。明发唯改视,朝日长崖东。湖色浓荡漾,海光渐曈朦。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陶翰(生卒年不详),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进士及第,十九年中博学宏词科,天宝元年(742)又中拔萃科。历仕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这是一首纪游诗。作者首先从登山所见写起,极力描绘天竺寺的险峻和楼殿的缥缈。接着扣紧诗题的“宿”宇,写夜宿的感觉,作者说,由于夜间的岑寂以及湖光山色的幽美,使自己感到心旷神怡,超然物外。再后,写次早起来所见的另一番美丽景色。在这样仙境般的地方,自然而然地使诗人很想见到传说中在此寺得道成仙的葛、许二人了。陶翰擅长五言古诗。其边塞诸作,慷慨悲壮。殷璠选诗十一首入《河岳英灵集》,卷上评曰:“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顾况以其与王昌龄、綦毋潜相媲美。如此诗“岑翠映湖月,泉声乱溪风”、“湖色浓荡漾,海光渐曈朦”,都是写景而具有兴象的佳句。

李白于开元后期游杭州,与杭州刺史李良同游天竺寺,有《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诗:

挂席凌蓬丘,观涛憩樟楼。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叠嶂隔遥海,当轩写归流。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唐代所称天竺寺指的是下天竺寺。《李太白全集》卷一六《送崔十二游天竺寺》王琦注:“琦按:杭州天竺寺有三:上天竺寺,创自晋天福间,道翊禅师得异木,刻以为大士像,吴越忠懿王即其地创佛庐奉之,号天竺观音看经院者是也。中天竺寺,创自宋太平兴国元年,吴越王即宝掌和尚道场旧址改建,号崇寿院者是也。下天竺寺,创自隋开皇中,真观法师即慧理翻经院改建,号南天竺者是也。上、中二寺皆唐以后所建,其始亦无天竺寺之名,唐之天竺寺,乃今之下天竺也。”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〇:“下天竺灵山寺,在钱唐县西一十七里。隋开皇十五年僧真观法师与道安禅师建,号南天竺。唐永泰中赐今额。五代时有五百罗汉院,后废。”李良任杭州刺史在开元后期,此诗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之于二十七年(739)秋,可从。李白于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出蜀,岁末游金陵时作《送崔十二游天竺寺》诗云:“还闻天竺寺,梦想怀东越。每年海树霜,桂子落秋月。送君游此地,已属流芳歇。待我来岁行,相随浮溟渤。”王琦注此诗时曰:“《咸淳临安志》:旧俗所传月坠桂子,惟天竺素有之。唐天宝中,寺前一桂子成树,今月桂峰在焉。刺史白居易诗云:‘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年轻的诗人对天竺之秋桂、海树等充满了美好的怀想,期待来岁一游。这首诗写与从侄游天竺寺的逸兴闲情和赋诗高会的欢愉,以海上仙山为烘托,描绘天竺的幽邃、凛森的气象。虽然在李白诗中算不上名作,但确实已经呈现出李白那种清雄奔放的风格。

另外,《横江词六首》其四: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潮似连山喷雪来。横江本在长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南。此诗夸饰其风波之险,直以八月钱塘大潮为喻,使两者叠映在一起,亦足见钱塘潮留给李白的强烈而深刻的影响。

崔颢的《游天竺寺》、宋昱的《樟亭观涛》诗也作于开元年间。《游天竺寺》:

晨登天竺山,山殿朝阳晓。厓泉争喷薄,江岫相萦绕。直上孤顶高,平看众峰小。南州十二月,地暖冰雪少。青翠满寒山,藤萝覆冬沼。花龛瀑布侧,青壁石林杪。鸣钟集人天,施饭聚猿鸟。洗意归清净,澄心悟空了。始知世上人,万物一何扰。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崔颢考》认为“在天宝三载以前,崔颢即已游历过江南与塞北”。以雄健的笔力描绘阔大的景物,形成壮阔高远的意境,这是崔颢边塞和写景诸作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诗中“晨登天竺山,山殿朝阳晓。涧泉争喷薄,江岫相萦绕。直上孤顶高,平看众峰小”,气魄不逊于杜甫的《望岳》。

再看宋昱《樟亭观涛》:

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激流起平地,吹涝上侵空。翕辟乾坤异,盈虚日月同。艅艎从陆起,洲浦隔阡通。跳沫喷岩翠,翻波带景红。怒湍初抵北,却浪复归东。寂听堪增勇,晴看自发蒙。伍生传或谬,枚叟说难穷。来信应无已,申威亦匪躬。冲腾如决胜,回合似相攻。委质任平视,谁能涯始终。宋昱(? —756),唐天宝中为中书舍人。依附杨国忠,资产甚富,天宝十五载(756)为乱兵所杀。可以肯定,这首观涛诗也应作于开元年间。从各个方面对钱塘江大潮进行描摹,由于是五言排律,对句的方式也加强了描写的张力,如“跳沫喷岩翠,翻波带景红。怒湍初抵北,却浪复归东”。其中“伍生传或谬,枚叟说难穷”,前句指伍子胥死后化为涛神的传说,后句则以枚乘《七发》所夸饰的大潮即为此钱塘潮。

另外,盛唐诗人除了上述亲临杭州览胜之作外,还有一些诗篇也透露出杭州的行胜之迹。如崔国辅《杭州北郭戴氏荷池送侯愉》诗云:“秋近万物肃,况当临水时。折花赠归客,离绪断荷丝。谁谓江国永,故人感在兹。”这是诗人于杭州“扁舟”“过北郭”所写,从中可以看出,杭州的荷花种植历史悠久,以致后来成了诗人赏游的一个重要题材。又如岑参《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

罢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海云迎过楚,江月引归吴。城底涛声震,楼端蜃气孤。千家窥驿舫,五马饮春湖。柳色供诗用,莺声送酒须。知君望乡处,枉道上姑苏。此诗作于永泰元年(765)三月,卢郎中为卢幼平,永泰元年除杭州,三月出京,四月到杭。诗人与卢郎中相别,不作涕泣沾巾之态,而是勾勒卢郎中愉快的行程,设想他在杭州的快意生活,情绪饱满高昂,笔调明朗轻快。虽然不是亲历览景,而从“城底涛声震”等六句明显可以感知存留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杭州风景形象。

再如王昌龄《浣纱女》:“钱塘江畔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吴王在时不得出,今日公然来浣纱。”王昌龄是唐诗“七绝圣手”,素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美誉。其笔下的江南女子形象颇多,如“湖上水渺漫,清江不可涉”的越女(《越女》),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的采莲女(《采莲曲》)等等,无不清新自然。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评《浣纱女》诗云:“此直以西施誉江上女儿,借吴王作波势耳。汉文帝语李广曰:‘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同一语意,用之诗,尤法奇而思折。”全诗诗眼是“全胜花”三字,借西施当年被吴王深禁宫中而不得出作衬托跌宕,以示“今日”女子之自由幸运,《唐诗归》云:“味‘公然’二字,似恨似幸”,可谓深于三昧之评;又以西施浣纱之典故映衬“全胜花”。这首诗之“钱塘江畔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如果我们认为其中亦有杭州的影像,大概是不会有人反对的。第二节中唐诗人西湖诗一、大历贞元诗人(一)刘长卿、韩翃、严维

安史之乱的战火虽然没有烧到江南,但是,藩镇之乱,以及唐王朝与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在江南依旧存在,杭州在安史之乱后期就处在这种激烈的形势之下。刘长卿《奉送贺若郎中贼退后之杭州》:“江上初收战马尘,莺声柳色待行春。双旌谁道来何暮,万井如今有几人!”据《唐刺史考》卷一四一,贺若察任杭州刺史约当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及广德二年(764)。诗中“战马尘”指刘展、袁晁之乱,上元元年(760)十月,肃宗听信宦官邢延恩,计谋诛杀节度副使刘展,刘展起兵反抗,攻占扬、润、昇、宣等州。江淮都统副使李藏用在苏州募兵拒刘展,为展所败,逃奔杭州。肃宗敕平卢兵马使田神功讨刘展,次年(761)正月,刘展败死润州。宝应元年(762),明州人袁晁据翁山(今浙江定海东)聚众起义,八月攻占台州、衢州。十月,续占越州、明州、杭州、婺州、温州,几乎尽有浙江之地。宝应二年(763)三月,起义被唐军镇压。代宗广德元年四月即位,从诗题及首句看,可能就指袁晁起义军在唐廷强力镇压下撤离杭州,唐军以为奏捷。次句说的该是宝应二年年初,杭州的莺声柳色宣告将行春令。“万井如今有几人”,史载田神功平卢军在杭州曾大掠十余日,而刘展在杭州亦“焚烧闾里”,袁晁与唐军的交战等都给杭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诗中的“莺声柳色”与“今有几人”形成鲜明对照,令人震撼。

刘长卿在几首送人赴杭州任诗或送别诗中也写出特定时代色彩下的杭州面貌,如《朱放自杭州与故里相使君立碑回因以奉简吏部杨侍郎制文》:“片石羊公后,凄凉江水滨。好辞千古事,堕泪万家人。”《送陶十赴杭州摄掾》:“莫叹江城一掾卑,沧洲未是阻心期。浙中山色千万状,门外潮声朝暮时。”《送金昌宗归钱塘》:“新家浙江上,独泛落潮归。秋水照华发,凉风生褐衣。柴门嘶马少,藜杖拜人稀。惟有陶潜柳,萧条对掩扉。”

大历诗人善于在送别中将异地风光与离情别意融合无间,如韩翃《送王少府归杭州》:

归舟一路转青,更欲随潮向富春。吴郡陆机称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葛花满把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早晚重过鱼浦宿,遥怜佳句箧中新。韩翃(生卒年不详),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三载(754)进士。肃宗宝应元年(762)在淄青幕从事,检校金部员外郎。大历九年(774)后,在汴宋幕中任职。德宗建中初(780)因《寒食》诗见赏于德宗,擢为驾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卒。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对此诗有妙评:

前解送人归杭州,却要其不住杭州。后解送杭州人归杭州,自己是赵州,却要也来住杭州。总之,只是要王少府到底住定杭州,切忌不可又不住杭州,于是遂写出如许奇文来。

前解“归舟”者,归杭州之舟也。“一路”者,归杭州之路也。乃“转青”,则是已到杭州,而舟还不停也。何故舟还不停?则为更欲随潮向富春也。何故欲向富春?则以欲从严先生者游也。何故欲从严先生游?则以人生无常,贵在见机也。何故便知人生无常?则以眼见吴郡已无陆机,钱塘又失苏小也。

后解又与要盟,言君亦更有何事,尚须不住杭州,再到北来者耶?除非箧中佳句,欲举似我,果尔,则请但储葛花桅子,我且早晚便过矣。犹言宁可我来,汝不可来也。末句“遥怜佳句”,是我写早晚过宿之原故,非过宿后方始“怜佳句”也。细细看其“遥”字。屈复《唐诗成法》亦称赞此诗“典雅清新,从容有余地。调虽不高,意甚淡远”。这首诗将杭州的人情、风光之美表现得既富丽华美又清新流利。尤其是“葛花满把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一联,风调已开晚唐。《乐府诗集》卷八五《苏小小歌》引《乐府广题》:“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其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其墓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嘉兴(今属浙江)亦有苏小小墓。李绅《真娘墓诗序》云:“嘉兴县前亦有吴妓人苏小小墓,风雨之夕,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西陵即钱塘湖西北隅之西泠。“钱塘苏小是乡亲”,唐诗中从大历诗人开始,苏小小这个人物意象就成了西湖的一个代表了。如柳中庸《幽院早春》:

草短花初拆,苔青柳半黄。隔帘春雨细,高枕晓莺长。无事含闲梦,多情识异香。欲寻苏小小,何处觅钱塘。这首诗描写深闺女子在早春时节怀春的幽怨之情,希望能像苏小小那样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

大历诗人严维的《宿天竺寺》诗,不但一改前此用的五言古诗或五言排律,采用了七绝体式,而且在写法上呈现出新的色彩,诗云:

方外主人名道林,怕将水月净身心。居然对我说无我,寂历山深将夜深。严维(生卒年不详),字正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隐居桐庐,与刘长卿友善。至德二载(757)进士,又中辞藻宏丽科。以家贫亲老,不能远游,授诸暨尉,时已四十余岁。后历官河南节度府幕僚、河南尉、秘书郎等职。这首诗写天竺寺僧人高深的佛法造诣和诗人的感受领悟,蕴含着重要的佛教哲理(“水月”与“无我”)。最后一句融空寂玄妙的佛理与空旷寂静的深山深夜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空寂幽静的意境。全诗结构紧凑,起承转合鱼贯而下,自然流走,三、四句中的两个“我”字和“深”字,不避犯重,驱遣词意机智巧妙,十分贴切,不露雕凿痕迹。严维还有一首《九日登高》七律,前半云:“诗家九日怜芳菊,迟客高斋瞰浙江。渔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此诗与钱起《九日宴浙江西亭》诗重出,唯字略有出入。如署钱起诗的首句“诗家”为“诗人”,二句“迟”为“筵”、“瞰”为“宴”等。这首诗杭州方志中都收入郡守严维的名下,但彼郡守名严休复(? —835? ),字玄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元和十二年出为杭州刺史,今仅存诗二首(《唐昌观玉蕊花拆有仙人游怅然成二绝》),与大历时诗人严维无涉。严维还有《相里使君宅听澄上人吹小管》云:“今夕襄阳山太守,座中流泪听商声。”据《唐刺史考》,相里造大历七年前任杭州刺史,约卒于大历八年(772)河南少尹任,故知《九日登高》诗可能作于相里造守杭时。(二)顾况、权德舆

顾况、权德舆是大历向元和过渡阶段的重要诗人,二人都有西湖诗。

顾况(727?一816? ),字逋翁,号华阳山人。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人。至德二载(757)进士。入朝,为大理寺司直、校书郎,贞元五年(789),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途经苏州、杭州、睦州、信州,与当地刺史韦应物、房孺复、韦儧、刘太真相唱和。其《酬房杭州》云:

郡楼何其旷,亭亭广而深。故人牧余杭,留我披胸衿。满箧阅新作,璧玉诞清音。流水入洞天,窅豁欲凌临。辟险延北阜,薙道陟南岑。朝从山寺还,醒醉动笑吟。荷花十余里,月色攒湖林。父老惜使君,却欲速华簪。《白居易集》卷六八《吴郡诗石记》:“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唐刺史考》列房孺复于贞元四、五年在杭州刺史任。刘太真有《顾十二况左迁过韦苏州、房杭州、韦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诗,辞章高丽,鄙夫之所仰慕,顾生既至,留连笑语,因亦成篇以继三君子之风焉》尾云:“莫将迁客程,不为胜境留。飞札谢三守,斯篇希见酬。”西湖三面环山,北阜指北山,南岑指南山。“荷花十余里,月色攒湖林”,将月夜的西湖及林木、荷花写得清丽动人。

权德舆(759—818),字载之,原籍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后徙润州丹阳(今属江苏)。德宗时为太常博士、左补阙、知制诰、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等职。元和五年(810)相于宪宗,直言敢谏,宽和待下。后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等。其所作皆文雅蕴藉,风流自然。写有多篇西湖诗。如《戏赠天竺灵隐二寺寺主》:

石路泉流两寺分,寻常钟磬隔山闻。山僧半在中峰住,共占青峦与白云。蒋寅《大历诗人研究·权德舆作品系年》:建中二年辛酉(781)二十三岁,在杜佑幕中,朝衔为试右金吾卫兵曹参军,秋行役江西南昌,经上饶,谒崔造。此诗为本年途经杭州所作。历代唐诗选本大多选录该诗,章法构思颇为巧妙,天竺、灵隐二寺,一泉之隔,近在咫尺,钟磬之声相闻。两寺各有主持,本不相干,但共据青峰白云,即似一家之亲。两寺的钟声,中峰的白云,泉流潺潺,石路陡峭,在清淡的语言中写出远离人间烟火的山寺胜景。全诗清淡平和,气韵生动,清新拔俗,有逸韵之趣。《赠广通上人》:

身随猿鸟在深山,早有诗名到世间。客至上方留盥漱,龙泓洞水昼潺潺。《西湖游览志》卷四《南山胜迹》:“龙井,本名龙泓”。此诗写广通上人的方外之境,意境闲远雅静。

再如《苏小小墓》:

万古荒坟在,悠然我独寻。寂寥红粉尽,冥寞黄泉深。蔓草映寒水,空郊暧夕阴。风流有佳句,吟眺一伤心。此乃纪游之作,写独寻荒坟所见之凄凉景象,吟其风流短歌而益增伤感。言外有无限盛衰之慨。在描写上,实景、虚景、想象、抒情起伏交替,融为一体,颇有特色。与后来如李贺、张祜、温庭筠、罗隐诸人诗专写其恋情又有不同。另外,如《送二十叔赴任余杭尉》:“春草吴门绿,秋涛浙水深。十年曾旅寓,应惬宦游心”,对于十年前的旅寓宦游,回忆起来很是惬意。(三)江南诗僧

灵一(727—762),俗姓吴,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住越州会稽山南悬溜寺,后住扬州庆云寺,复住余杭宜丰寺,卒于杭州龙兴寺。工诗,与当时诗人皇甫冉、朱放、张继、严维等为诗友,常相互唱和。《唐才子传》卷三:“两浙名山,暨衡、庐诸甲刹,悉所经行。”

其诗多为题写杭州寺观之作,如《宿天柱观》:“泉涌阶前地,云生户外峰”, 《宜丰新泉》:“泉源新涌出,洞澈映纤云”, 《再还宜丰寺》:“野云阴远甸,秋雨涨前陂。勿谓探行胜,吾今不好奇”,等等,皆自然淳和,格律清畅。再如《雨后欲寻天目山,问元、骆二公溪路》:

昨夜云生天井东,春山一雨一回风。林花并逐溪流下,欲上龙池通不通。将雨后杭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写得如佛法显现,清新洞彻,光明无隐。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称其为江左诗僧“导其源”。

皎然(720? —794? ),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浙江吴兴)人。初应举不第,遂削发出家,从灵隐寺守真师。大历后居于苕溪草堂、龙兴寺、杼山妙喜寺等,与颜真卿、韦应物等酬唱。被后人尊为江左诗僧之首(于頔《吴兴昼上人集序》)。诗多酬送之作,如《送珍上人还天竺,兼寄广通上人、秦山人》:“江寺名天竺,多居蹑远踪。春帆依柳浦,轻履上莲峰。”《送陆判官归杭州》:“峰色云端寺,潮声海上天。”其《界石守风,望天竺、灵隐二寺》诗云:“山顶东西寺,江中旦暮潮。归心不可到,松路在青霄。”此诗采用五绝,简朴之中含有多重意思,仿佛一个求取功名的士子那种渴望的心情。

与皎然齐名的清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大历初至杭州天竺寺,从名僧守真求法。其《送坚上人归杭州天竺寺》云:“云山零夜雨,花岸上春潮。归卧南天竺,禅心更寂寥”,僧人间相送,写得却无蔬笋气,将名刹描画得非常富丽。二、元和长庆诗人

这里所说的元和长庆西湖诗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白居易长庆二年至四年任杭州刺史所作的西湖诗,二是白居易刺杭时,与白居易交往的诗人创作的西湖诗,三是其他诗人西湖之作。这里只叙述后二类诗人,白居易西湖诗则专列一节。(一)以白居易刺杭为中心的诗人1.元稹、张籍、刘禹锡

元稹(779—831),字微之,其诗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风格亦相近。长庆三年(823)十月,由同州刺史改为浙东观察使,治会稽(今浙江绍兴)。路过杭州时与白居易会面,因杭、越连郡,故二人常以各自所处之地的行胜相夸耀,诗歌唱酬不辍:“为向两川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醉封邮筒寄微之》)。

元稹集中有如《酬乐天早春闲游西湖,颇多野趣,恨不得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或恐未暇,因成十八韵见寄,乐天前篇到时,适会予亦宴镜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末章亦云暇诚则势使之然亦欲粗为恬养之赠耳》诗,即为酬和白居易的《早春西湖闲游,怅然兴怀,忆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韵,寄微之》。

微之写镜湖之景:

水面波疑縠,山腰虹似巾。柳条黄大带,茭葑绿文茵。雪尽才通屐,汀寒未有。向阳偏晒羽,依岸小游鳞。浦屿崎岖到,林园次第巡。墨池怜嗜学,丹井羡登真。

乐天写西湖之景:

立换登山屐,行携漉酒巾。逢花看当妓,遇草坐为茵。西日笼黄柳,东风荡白。小桥装雁齿,轻浪甃鱼鳞。画舫牵徐转,银船酌慢巡。野情遗世累,醉态任天真。彼此皆争一韵之奇,互不相让。《酬乐天雪中见寄》为酬和白居易的《雪中即事答微之》, “越中地暖多成雨,还有瑶台琼树无”,这是乐天嘲越地暖多雨而无雪;“坐觉湖声迷远浪,回惊云路在长途。钱塘湖上先合,梳洗楼前粉暗铺”, “镜水绕山山尽白,琉璃云母世间无”,这是微之设想西湖之雪景,并回答越地虽然无雪,但以镜水之白足抵钱塘之雪。读来妙趣横生。《和乐天重题别东楼》则直接点明了乐天诗题:

山容水态使君知,楼上从容万状移。日映文章霞细丽,风驱鳞甲浪参差。鼓催潮户凌晨击,笛赛婆官彻夜吹。唤客潜挥远红袖,卖垆高挂小青旗。剩铺床席春眠处,乍卷帘帷月上时。光景无因将得去,为郎抄在和郎诗。

乐天原唱:

东楼胜事我偏知,气象多随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叠,山张屏障绿参差。海仙楼塔晴方出,江女笙箫夜始吹。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飐弄涛旗。宴宜云髻新梳后,曲爱霓裳未拍时。太守三年嘲不尽,郡斋空作百篇诗。才人相遇,大抵如此,元稹所酬和的西湖诗大大丰富了白居易西湖诗的时空内涵。

张籍(766—830? ),字文昌,祖籍苏州,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人。贞元十五年(799)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国子助教、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国子司业等职,世称“张水部”或“张司业”。与白居易友善,其文学观念亦与乐天相近。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登楼眺望新奇景物,让人画成图画,并题诗赠给张籍,即《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籍员外》:

澹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好著丹青图画取,题诗寄与水曹郎。《唐宋诗醇》卷二五评曰:“起句便是极好画景,中四句四面摹写,总为‘鲜明’二字设色,落句以图结足,归到寄诗之意,篇法极紧。”张籍乃作《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

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见君向此闲吟意,肯恨当时作外官。此时,张籍在长安,官水部员外郎。诗人赞叹乐天诗与画之高妙,“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寓含创作哲理,为深有得之言。王安石评张籍诗曾有“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之句,全诗无一处用典,也无华丽辞藻,看似信口而出,其实却经过仔细推敲。结句含蓄诙谐,尤饶情趣。

实际上,张籍是曾游历过杭州的,如《宿天竺寺,寄灵隐寺僧》:

夜向灵溪息此身,风泉竹露净衣尘。月明石上堪同宿,那作山南山北人。可能作于年轻时,“风泉竹露”、“山南山北人”皆道出艰辛之意。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占籍洛阳(今属河南)。安史之乱时,全家避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自称“余少为江南客”(《金陵五题》引)。贞元九年(793)进士,又登宏词科。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又出为连州刺史,历夔、和二州。文宗初,为主客、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不久,出为苏、汝、同三州刺史。开成元年(836),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武宗初,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晚与居易为诗友,号“刘、白”。他有《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诗:

钱塘山水有奇声,暂谪仙官领百城。女妓还闻名小小,使君谁许唤卿卿?鳌惊震海风雷起,蜃斗嘘天楼阁成。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柳色春藏苏小家”为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中句,此诗兼酬元稹。“钱塘山水有奇声”,不但是肯定乐天之诗,而且是实写西湖山水之美。颔联言杭州虽有苏小那样的名妓,恐怕容不得你以太守之尊去表示卿卿我我的私情。胡以梅《唐诗贯珠笺》卷四一云:“谑得精极。”晚年作《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诗,尾云:“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仍与乐天此诗尾联“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相关。

刘禹锡开创了唐诗中民歌体小诗,代表作是《竹枝词》,其《浪淘沙》亦属此类。《浪淘沙九首》其七: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诗写钱塘八月大潮,与前述孟浩然《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有些相似,但笔力更加雄壮,气势亦更加磅礴。2.徐凝、张祜

徐凝,睦州分水(今浙江桐庐)人。长庆三年,在杭州游,以“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之句,为白居易所赏,尝称“一生所遇惟元白”(《自鄂渚至河南将归江外留辞侍郎》)。方干师事之,后隐居贫病而终。他现存西湖诗几乎每一首都和钱塘江涛有关,但写法也各有不同。《题伍员庙》:

千载空祠云海头,夫差亡国已千秋。浙波只有灵涛在,拜奠青山人不休。在唐人诗文中,多称吴山为青山,徐凝下面诗中还有“休去打青山”,李绅诗有“犹瞻伍相青山庙”之句。虽然卢元辅《胥山祠铭(并序)》说:“汉史迁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谬也”,认为当时所用的青山一名是错误的,但他的话却正好证明,当时青山一名是广泛流行的。《杭州祝涛头二首》:

不道沙堤尽,犹欺石栈顽。寄言飞白雪,休去打青山。

倒打钱塘郭,长驱白浪花。吞吴休得也,输却五千家。诗题用“祝涛头”,应该是祈祷涛神之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唐长庆时,白浪滔滔的钱塘江,就从凤凰山麓流过。《云封庵》:

登岩背山河,立石秋风里。隐见浙江涛,一尺东沟水。此庵肯定不会在凤凰山或吴山,而应在灵隐一带,如后来命名之“韬光观海”的位置,由于离得远,地势又高峻,故远观汹涌澎湃的大潮,如同一尺沟水,大有纳万物于须弥的架势。《观浙江涛》:

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前两句交代钱塘潮为海水涌进,而日夜两涨。后两句则说如此循环往复的惊涛,钱塘城里的看潮人直到白头也仍然看不够。从观潮者心理的角度强调了钱塘潮那迷人的魅力。

张祜(792—853),字承吉,寓居姑苏(今江苏苏州)。元和中,即以宫体小诗得名,元和十五年(820)得裴度表荐,时元稹在内廷,抑之,遂罢。曾漫游各地,干谒方镇。杜牧称其“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后卜居丹阳,一生为处士。

苏、杭相近,张祜从年轻时始就多次游历杭州,饱览山水形胜。集中有一首《陪杭州郡使宴西湖亭》诗:

小亭移宴近云端,十里山图马上看。青壁远光凌鸟峻,碧湖深影鉴人寒。诗成病愈生犀角,酒引娇娃活牡丹。归去不须愁暮雨,高唐神女属仙坛。据《张祜诗集校注》笺注及系年考,此诗曾载于《敦煌遗书》中,题作《陪杭州卢郎中湖亭宴》,杭州卢郎中为卢元辅,元和八年至十年任杭州刺史。白居易《冷泉亭记》云:“先是领郡者......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张祜此诗云:“小亭移宴近云端,十里山图马上看”,故当是为卢元辅作。诗题或是后来所补,又改为《陪杭州郡使宴西湖亭》,故一诗两题。认为张祜于元和十年(815)游杭州。据“湖亭宴”之题,可以认为是钱塘湖,因为张祜就有《早春钱塘湖晚眺》诗;若据“西湖亭”,则张祜是较早采用这个称呼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中,第一次称钱塘湖为“西湖”的人,传统上都以为是始于白居易长庆初刺杭的诗篇。关键是张祜何时修改成“西湖亭”这个诗题,当然,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另外,张祜《中秋夜杭州看月上裴晋公》诗,系年亦疑作于元和十年。裴晋公为裴度,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封晋国公,见《旧唐书·裴度传》。《全唐诗》此诗题作《中秋夜杭州玩月》,无“上裴晋公”四字,诗亦未写裴度功绩,可知“上裴晋公”四字为后来呈献裴度时所加。

长庆三年(823)张祜在杭州,与徐凝较文争取解首荐。此事唐人多有记载。如《唐摭言》卷二“争解元”: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祜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妬,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

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稳,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其次耳。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此寺大江之中。‘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祜《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戍,还归细柳营。回看失雁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诗曰:“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为奇?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赋曰:“谯周室里,定游夏于丘虔;马守帷中,分《易》、《礼》于卢郑。如我明公荐,岂唯偏党乎?”张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鸿钟运击,瓦缶雷鸣;荣辱纠绳,复何定分?”

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者矣。对于白居易荐徐凝而屈张祜,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二“徐凝”条有评述,主旨以为徐凝为人质朴,而张祜则好为宫体诗,有轻薄不羁之状;白居易既以实行求才,故以徐为首。虽然,“白之抑祜,或出于退轻薄而进朴略之心”(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但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即白居易与徐凝早有交往,且元、白至交,张祜既已为元稹所沮,白居易肯定不会取荐他。

张祜在杭州虽被白居易所屈,但他所作的西湖诗却是既多且好。

首先是登览诗,如《题樟亭》是观涛诗:

晓霁凭虚槛,云山四望通。地盘江岸绝,天映海门空。树色连秋霭,潮声入夜风。年年此光景,催尽白头翁。此诗前六句都在描写樟亭之景,首二句言其地势高且虚廓,可四望云山;三、四说它离江岸近,望远处看,仿佛能看见海门;五、六句点明秋色,八月潮大,用“入夜风”,则风声裹送潮声,声势可谓浩大;结尾两句为感叹,“年年此光景”,不仅指涛,而且也指前四句所写,涛声永恒,樟亭亦永远如此,怎能不叫人白头!这与上面徐凝的“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仿佛唱反调,而又恰恰成为意思上的互补。张祜另有《观涛十韵》:

泯泯顺为洄,泙泙逆是来。草微淹泽莽,沙涨积云堆。不止灵威怒,当凭怪力推。夏天江迭雪,晴日海奔雷。近落痕犹浅,初平势渐开。舟惊浮浩渺,石看打崔嵬。鸟下愁滩没,人行畏岸颓。鼓风连涵澹,值洑更旋回。进退随蟾魄,盈虚合蚌胎。何妨俾巨浸,为尔济川才。最后二句“何妨俾巨浸,为尔济川才”,透露出诗人的心胸,全诗亦写得令人胆力开张。《杭州晚眺》:

万仞危峰压渺漫,碧云梢上倚栏干。云横海雁天风夕,月照城鸦水雾寒。行客待潮来远渡,居人瞻火去平滩。萧条醉卧谁家笛,一曲梁州梦里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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