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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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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的日子

在哈佛的日子试读:

序言

想聆听世界的声音吗?只有两个地方吧,一个是联合国,另一个就是哈佛。在哈佛,能够听到来自人类智者最有冲击力的声音。

点击哈佛,我们可以搜索到:

她创办于1636年,当时叫剑桥学院。1639年改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正式更名为哈佛大学。三百多年来,她以独特、公开和自由的研究环境,为美国以至于全世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和学者,其中有六位美国总统曾毕业于哈佛,有34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来自于哈佛,因此,哈佛大学被誉为“摘取诺贝尔桂冠者的熔炉”,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她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哈佛最根本的生命之源,用老校长洛厄尔的话:“这就是对青春和知识的追求”。

哈佛,让学子仰慕,让世人瞩目。人们渴望了解哈佛;渴望领悟哈佛的追求、哈佛的理念;渴望解读哈佛三百多年历史的精髓和她博大宽广的胸怀……

当今世界多少国家的首脑、政要、巨商和杰出人物,都以能登上哈佛的讲坛为荣耀。他们把在哈佛的演讲当作一场最严峻的考试,而他们的演讲词,无疑就是他们精心准备的试卷了。尤为让我们自豪的是,江泽民主席也曾于1997年在哈佛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在短短几十分钟里,他讲述了一个国家主席是怎样从历史文化中了解和认识自己的祖国。江主席从上高中时学微积分讲起,从中国古人认识事物变化无限、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谈到中国古代的圣人、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历数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文化成就,充分论证兼学则盛;阐述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等优良传统。他赠给哈佛的礼物《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则意味深长,这本书是中国最伟大的人对中国最重要的典籍之评点。全篇演讲用精炼的语言阐述了五千年文明古国那辉煌耀眼而又富于启迪的见解。让我们能全面领略到新中国第一位走上哈佛讲坛的国家元首的迷人风采。

在哈佛的讲坛上,史蒂夫·鲍尔默讲述了互联网将改变世界的未来,改变商务模式、政府管理模式、做学问和研究的模式,那是对发生在未来10年、20年后世界的活生生的描述。这些用知识去传播思想的声音如同火种,从闪耀的瞬间便开始传播,它们穿透鸣雷和闪电,冲破愚腐、陈旧和懒惰,唤起我们对理性和科学的激情与追求。

在哈佛听讲座,不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折射我们现在的问题,而且也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洞察哲人的思想。在那里,每一个演讲者都是用人类最智慧、最伟大的思想来捍卫人类最公正最理性的追求,他们崇尚科学,他们蔑视权贵,他们高瞻远瞩,他们呼唤和平……

在哈佛听讲座,再一次让时间环绕我们,让智者的思维浸润我们,让思想的声音承载且呼唤我们——不仅仅为了记忆,更不仅仅是为了感受哈佛这个所谓时髦的主题。

费·金·凯斯演讲

在哈佛听讲座21世纪中美关系的选择

经济类

如何由猪变成王子的

——通用主席韦尔奇谈成功秘诀

韦尔奇一直被认为是成功管理人的代表,但他本人却说:“在我21年的生涯里,我曾经由猪变成王子,再变成猪,又再变成王子……我甚至一度成为‘中子弹杰克’。”

通用电气主席韦尔奇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与900名毕业生畅谈如何成为出色的大公司管理人。他以传神的字眼向后辈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意见,并不时以自己作为实际例子。

韦尔奇形容他在80年代曾被视为“中子弹杰克”(Neutron Jack),因为他打破了惯例,减少无谓的职位,将通用电气由一家过肥及官僚主义的公司转化为一家市值1700亿美元的“杂货店”。

韦尔奇一直被认为是成功管理人的代表,但他本人却说:“在我21年的生涯里,我曾经由猪变成王子,再变成猪,又再变成王子……我甚至一度成为‘中子弹杰克’。”

韦尔奇表示,他之所以会成为“中子弹杰克”,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打破终身聘用规则的美国大公司领导人。

韦尔奇又将通用电气今昔的工作效率做一比较,他说:“当时我们公司超过40万人,但他们只做到我们今天以30万人所干的1/7”。

据悉,韦尔奇日前还去了布鲁塞尔,争取欧盟通过通用电气430亿美元收购汉尼威尔(Honeywell)的计划。

如果收购成功,这将会为韦尔奇的管理人生涯画上完美句号,他将在年底退休。

韦尔奇哈佛演说经典

●通用电气与我年少时麻省塞勒姆邻居的一间杂货店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

●牢牢记住当傻瓜的时候所做过的蠢事,不再重犯。

●在21年的主席生涯里,我曾经由猪变成王子,再变成猪,又再变成王子……我甚至一度成为“中子弹杰克”。

●无人可以保证被终身录用,唯一可以保证终身录用的是令顾客满意。

●当时我们的公司有超过40万人,但他们只做到我们今天30万人所干的1/7。

附:韦尔奇敲定接班人通用面临挑战

美国企业界最激烈的领导人角逐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胜利者杰弗里·伊梅尔特所得到的,并不仅仅是闪亮夺目的桂冠。

本周一,通用电气公司(简称GE)宣布,任命GE医疗系统总裁杰弗里·伊梅尔特担任下一任董事长兼总裁,从而结束了多年来关于谁会是企业界泰斗韦尔奇接班人的猜测。

现年44岁的伊梅尔特是角逐GE掌门人的三位候选人最年轻的一位,目前他将开始长达一年的董事长及CEO热身期。由于10月份GE宣布收购另一家工业巨擘霍尼韦尔,原计划于明年春季退休的韦尔奇决定留任到明年底,以监督这项收购完成。届时伊梅尔特才将正式接任公司总裁和董事局主席。

摆在伊梅尔特面前的,将是一个比韦尔奇时期更庞大更复杂的通用电气公司。霍尼韦尔面临分拆并融入GE的四个子公司,从而带来12万名员工和大量千疮百孔的资产。尽管韦尔奇表示他将留任到交易结束,并在周一重申霍尼韦尔必定能顺利进入角色,但还是有大量艰巨的融合工作要留待伊梅尔特完成。外界评论就对继任者的前途多表担忧,泰晤士报的评论称,等待着他的,“不是失败,就是一段毫无意义和危机四伏的人生”。

自GE掌门人角逐展开以来,伊梅尔特就一直是人们眼中的大热之眩他精通技术和团队建设技巧,管辖的业务增长强劲,并且深切地认同电子商务和GE的其他创新行动。他平易近人,颇受属下欢迎,更受韦尔奇赏识。人们称他既有韦尔奇的魄力,又不失温和。伊梅尔特在年龄上也最为符合韦尔奇的要求。韦尔奇本人于1981年执掌GE时,年仅45岁,是GE历年最年轻的领导人。他表示,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的意义已不需多言,谁要是把公司弄得一团糟,就必须亲手把它整顿好。

缺乏经验

但一些观察家认为,就运营整个GE帝国而言,伊梅尔特从未受到过考验。韦尔奇在1981年上任之前,曾担任过GE内部各种高层职务,并有在GE总部工作的经历。伊梅尔特在GE的18年职业生涯中,只在3家公司任职过。他最近一次在总部工作的经历是在80年代初。他没有管理过麻烦缠身的NBC电视网,也没有在占GE盈利总额40%的GECapital工作过。更重要的,他缺乏经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而目前正值美国经济的多事之秋,投资者对大公司的新任领袖要挑剔得多,尤其是他要接替的是一位任职长久且功勋卓著的老将。人们无法不把伊梅尔特与韦尔奇进行比较,伊梅尔特必须面对这一问题。

在收购霍尼韦尔之前,GE为树立公众对后韦尔奇时代的信心可谓煞费苦心。公司明确表示已拥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和雄厚的人才储备,这决不是“韦尔奇一人的表演”。去年GE任命了两名经验丰富并且与韦尔奇交好的人担任公司副总裁,他们是NBC总裁罗伯特·赖特和GE资本的总裁丹尼斯·达穆曼,后者是金融专家,全程参与了霍尼韦尔收购案。韦尔奇离职后,他们将辅助伊梅尔特管理GE。

困难重重

即使没有霍尼韦尔这件事,GE面对的商业挑战也不少。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NBC。今秋以来,虽然该公司继续赢利,收视率也高于预期,但它最受欢迎的节目,像《仁心仁术》(ER)和《老友记》(Friends)已失去新意,最近几年也没推出很多能确立收视率地位的新节目。NBC还缺乏同电影制片厂或制片公司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同出版业和网络业等其他主要媒体之间的联盟关系。

由于自身规模的膨胀和海外业务的拓展,GE资本公司最近开始改组管理层,并重新考虑业务结构。据预期,该子公司将经历至少一两年的转变期,这些转变包括对管理层和业务组合所作的调整。

此外,急需解决的还有如何在中国和印度市场实现长期增长和盈利,是否进军高科技业务,以及重组GE各个子公司的问题。

致胜利器

据称,韦尔奇看好伊梅尔特的一大原因是后者对通用采用的一套优秀的质量保证系统所做出的贡献。这套称为六个西格码(SixSigma)的质量控制方法是一种从统计方法中派生出来的质量控制理论,指百万量次中的差错率。六个西格码的目标与其他的管理方式相似: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效率。但它的出色之处在于以大量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为核心,由此得出几近完美的质量和效率。六个西格码最初由摩托罗拉一位管理人员于80年代中发明,却因GE的应用成果而著名。GE表示这一管理方法去年已为公司节约了20亿美元。

伊梅尔特也是最积极地接受电子商务的GE经理人之一。10月中旬,GE表示其医疗系统公司今年以来已揽到超过10亿美元的网上订单,相当于整个GE2000年预计网上销售额的1/8到1/10。

成为GE掌门人之后,伊梅尔特面临的最大挑战将会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公司,而不只是保持。而要令这家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更上一层楼,永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曾荫权在哈佛演说

:金融风暴有六大成因。曾荫权在哈佛演说——金融风暴有六大成因

他认为造成今次金融风暴有六个主要原因,包括庞大的资金流向;金融体系欠完善管理及监管;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体系的开放;科技的进步;衍生工具的高杠杆比率以及“借来的”财富。

他表示:“我有信心,香港凭著市民的高储蓄率,优良的企业精神及雄厚的储备,一定能够调节和重整我们的经济架构。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学术地位崇高的哈佛大学演说时,探讨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成因。

曾荫权以“金融全球化、资金流向及自由市场”为题,作了半小时的专题演说,并在随后回答哈佛学者的问题。

曾荫权1981年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他说:“今天,我们一定不要低估目前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此需要,同心合力地把挣扎中的经济体系回复到原有轨道上。地球村这个概念在事实上是存在的,但在我们当中仍然有不少人不能完全明白国与国的距离拉近后所带来的后果。”

他强调:“我们同坐一条船,我们倘若要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便要把船划向同一方向。”

曾荫权说,对香港这些小型及开放的经济体系而言,金融危机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并非学术性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认为造成今次金融风暴有六个主要原因,包括庞大的资金流向;金融体系欠完善管理及监管;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体系的开放;科技的进步;衍生工具的高杠杆比率以及“借来的”财富。

他说:“香港便是自由市场应如何运作的活生生例子。”自由市场需要有自由流通的资讯、公平的竞争环境、健全的法规和法制、及明确的市场法则,才可运作良好。但是世界上未必很多市场拥有这些条件,明显地他们对在国际间流动的资金便缺乏监管。其实,一个开放的市场如要保持自由和公平,它的深广度必须远较进出的资金流量为大。

曾荫权也解释了8月时入市的理据,及香港奉行市场开放及全球化的承诺。

他说:“认为亚洲危机是汇率危机的理论,是歪曲了事实。事实上,这场危机是由生产力、信心和秘密行动的资金流向所造成。”

他表示:“我有信心,香港凭著市民的高储蓄率,优良的企业精神及雄厚的储备,一定能够调节和重整我们的经济架构。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此外,曾荫权前天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简报会时,邀请信贷评级机构前来香港,就香港特区的财政状况,未来经济前景及银行业的稳健架构等课题作深入讨论。

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及标准普尔,最近将香港的评级降低,并举出一系列的理由,例如对联系汇率的顾虑,财务弹性的减弱,人民币贬值对香港经济的可能影响,以及银行资产素质下降的顾虑等。

曾荫权希望他们了香港经济的真实情况,重新评估香港。他说,事实胜于雄辩,香港有平衡的预算案,又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及低税率,并且没有外债。所以评级机构应以专业方法重新评估对香港的评级,无论对香港或亚洲其他地区来说都至为重要。

曾荫权表示,外间似乎仍然有错觉,认为香港回归中国对香港有负面的影响,其实是混淆了政制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概念。他说,假若中国内地的经济下滑,不单香港会受影响,整个地区也会受波及,但中国现时是亚洲唯一仍然享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系,与世界各地的贸易相当部分经香港处理,对香港来说自然大有裨益。

曾荫权也说明港元与人民币在货币上没有系统性的联系。他说,自港元与美元在1983年挂钩后,人民币贬值了四次,现时币值是10年前的一半。但是,在此期间港元仍然稳固,并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此外,他指出,香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8%,比起国际标准的8%高出很多,在面对现时资产价值下降时,银行能够有足够的抵御能力。

联想柳传志登陆哈佛讲台

在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有70%写美国企业,30%是写欧洲、日本企业的,很少关注其他地区的企业。除日本外只有印度和中国企业进入哈佛案例。哈佛大学教授Rukstad认为,像联想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在竞争中打败国际大公司必有其独特之处,于是决定编写一个关于联想竞争战略的案例。

联想集团陪同柳传志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演讲的一班人马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中国IT业的传奇人物、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进行演讲,为MBA的“竞争与战略”必修课程中的“联想案例”作讨论点评。

据介绍,此次由哈佛大学通过深入调研撰写完成的《中国科技奇迹/联想在中国》,是中国企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企业成长案例首次进入哈佛大学MBA教学案例。当天下午,柳传志还将应邀参加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大学华裔学者和MBA学子座谈会。

在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有70%写美国企业,30%是写欧洲、日本企业的,很少关注其他地区的企业。除日本外只有印度和中国企业进入哈佛案例。哈佛大学教授Rukstad认为,像联想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在竞争中打败国际大公司必有其独特之处,于是决定编写一个关于联想竞争战略的案例。

去年6月他与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接触,并同意做此案例,用于哈佛大学2001年4月开始的“竞争与战略课程”教学。为此,去年底哈佛大学派专人到联想集团考察,确立教案。

在中国进入哈佛案例一般有三类情况:一是在中国的外企的经营情况,多是讲他们的失败之处;还有一类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第三类是中国本土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在此之前,海尔总裁张瑞敏曾登上哈佛讲台提出了关于著名的“休克鱼”观点。

附: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简历

柳传志先生,江苏镇江人。1967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柳传志先生曾在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科院计算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以20万元人民币投资,与其他10名计算所员工共同创办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9年成立联想集团;1988年以30万元港币合资创办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1997年,两间公司经过整合统一为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柳传志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者和管理者,负责制定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实现经营目标。柳传志先生也是联想的早期创业者之一。目前,联想集团已经发展为国内最大的计算机产业集团,联想品牌的电脑1998年产销78万台,中国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99年第三季度跃居亚太地区第一;自行研制开发的电脑板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量出口海外,成为世界五大板卡制造商之一,1998年联想集团销售收入达176亿元人民币,名列全国电子百强第一名、全国高新技术百强第一名,全国计算机行业第一名,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国家120家试点大型企业集团之一,2000年6月联想集团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全球最佳科技企业”第八名。

柳传志先生在十余年的企业管理生涯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联想“贸工技”的发展道路,总结出“管理三要素”、“培养领军人物”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思想。这些理论对于联想从早期的“大船结构”发展为舰队结构,并逐步成为一间国际化的大型企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传志先生先后获得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第一名,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7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8年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

公地经济

金融危机的产权解释

——加里·杰弗森在哈佛大学的演说

经济转轨和发展的实质问题是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管理其资源,从而引起了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公地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明确地界定产权,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创造一个产权市场。如果产权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和有效的保护,经济主体就会有动力去管理好自己的资产。如果有一个运作良好的产权市场,那些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资产的经济主体就会把他们的资产出售给能够有效使用这些资产的个人或企业,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但是,只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宪法体系才能保证产权得到明确的界定和有效的保护,保证产权市场能够稳定良好地运作。

1968年,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公地的悲剧》一文中讲述了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必然会遭到过度放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在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而不考虑他们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从而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们无限制地放牧的经济系统之中。杰弗森教授认为并非只有自然资源才能成为“公地”,公地的本质特征在于决定资产使用方式的产权结构。如果某种资产的产权安排决定了很多人都能不同程度地使用这种资产,那么这种资产就具有公地的特性。杰弗森教授把公地经济定义为一种由若干层次产权没有完全界定清楚的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使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产权先在个人层面上界定清楚,然后在企业层面上界定清楚,再后在更高层的经济组织(如财政、金融体系等)上界定清楚。在转轨经济国家,当底层经济机构的产权已经界定清楚时,上一层经济机构的产权常常尚未完全界定清楚,因此低层机构就会过度消耗上一层机构的金融资源,形成资源层层空洞化,遇到风吹草动就会演化成金融危机。杰弗森教授以社会主义转轨经济为例分析了公地经济的各个层次。

在社会主义转轨经济里,个人的产权(包括使用、收益和转让等权利)得到了清楚的界定,但产权在企业层面上尚未完全界定清楚。国家有选择地把一些权利给予了国有企业的经理,但是,经理们得到的权利是不一致和不完整的。例如,主管部门把某些权力下放给经理,却仍然保留着另外一些权力;职代会、党委书记和经理一起分享主管部门给予的权利;经理拥有全部的经营管理权,但是他们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却很少,更没有资产转让权。因为经理的权利是不一致和不完整的,所以他们就没有权威和激励去努力地监督管理企业,从而使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块人人伸手的公地。工人总是偷懒,不好好干活,经理从国有企业捞取各种货币和非货币的好处,政府官员向国有企业收很多的税,还想方设法地把国有企业的设备、技术转移到非国有企业里。混乱的管理使每个人都从国有企业那里捞取好处,国有企业的资产就有消耗殆尽的趋势。

既然国有企业是一块人人伸手的公地,为什么它们不迅速地衰败破产从而消失呢?国有企业究竟是靠什么才能支持到今天呢?其原因在于:位于企业上层的财政和银行系统不断地向国有企业补充资源。

和国有企业一样,为了避免日渐增多的呆坏帐使整个金融体系崩溃,银行体系也要不断地补充资源才能维持下去。银行体系通过下面三个主要途径补充资本,一是金融压制使居民无法把储蓄投向其他各种收益率较高的投资方向,只能把钱存入银行;二是政府通过收税和发债来维持银行体系的运转,而较高的税率、利率减少了私人部门的资源,限制了私人部门的活力;三是通货膨胀,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给来维持银行体系的运作,而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以上三者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效率,体现了公地经济的外部性。当这些外部性大到经济系统无法承受时,金融危机就出现了。

尽管一部分人暂时地从寻租活动中得到了净收益,但是公地经济的代价却是由全体国民来承担的。因此,政治体系是限制公地经济的危害的一个途径。道格拉斯·诺斯在1994年强调:国家和政治系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制定和实施经济规则,创造并有效地保护产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绩效”。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的中心职能就是制定和保护产权,确立和实施限制公地经济所需的规则。民选政府代表全体国民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公众则利用一系列加强透明度和责任心的制度来保证经济体系的绩效,这些制度包括多党制,新闻自由,独立的研究机构,独立的司法系统等等。

如果一国的经济是开放经济的话,国内的企业、银行和政府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借贷以补充被下层经济组织过度消耗的资源。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外债都是以外币计值的,本币贬值会提高偿还外债的成本,所以有大量外债的国内经济主体就希望把本币的币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尽管大家都认为本币的币值过高,但是却没有人愿意主动实行货币贬值的政策。过高的本币币值使一国的国际收支总是处于赤字状态,从而耗尽了该国的外汇储备。因为国家的经济管理者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保护国家的外汇储备,所以外汇储备也成了一块公地而最终被消耗殆尽。

对于那些消耗了国际经济体系大量资源的开放经济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最后的贷款人”软化了整个国家的预算约束。IMF的存在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对产生寻租行为的经济制度听之任之: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的话,反正IMF会提供救援贷款的。IMF的救援贷款还相当于为银行和投资者的国际投资提供了保险,促使银行向公地经济提供过多的贷款和投资。因此,杰弗森教授认为传统的看法误解了国际银行体系和IMF的真正作用。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未清楚界定产权的产权结构导致了公地经济,使经济主体没有能力和激励有效地管理资源。IMF的直接作用是充当最后的贷款人,而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则是充当约束公地经济的“最后的管制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IMF派遣代表团前往处于危机中的亚洲各国,促使这些国家重组企业和银行系统,此时IMF就是在充当最后的管制者的角色。尽管IMF的章程没有规定他作为最后的管制者的职能,尽管救援贷款是公地经济国家实行改革所必不可少的,但是,IMF作为最后的管制者的作用比他作为最后的贷款人的作用要重要的多。

杰弗森教授还简要地讨论了其他形式的公地经济。印度尼西亚是裙带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在印尼,特权阶层能够轻易地从管理混乱的财政和银行体系那里得到垄断经营权、政府合同、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银行贷款等等,因而印尼的财政和银行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成了特权阶层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公地。公司主义经济的典型是韩国,韩国的政治领导人过于强调某些社会福利目标,政府出面为一些大规模、高风险的项目提供担保和补贴。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会出面挽救陷于困境的大公司,因此公司经理们就敢于大肆借债以扩大企业规模,这时国家的财政和银行体系就成了大公司的公地。最终这些大公司过度地消耗了财政和银行体系的资源,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

最后,杰弗森教授指出:经济转轨和发展的实质问题是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管理其资源,从而引起了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公地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明确地界定产权,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创造一个产权市场。如果产权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和有效的保护,经济主体就会有动力去管理好自己的资产。如果有一个运作良好的产权市场,那些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资产的经济主体就会把他们的资产出售给能够有效使用这些资产的个人或企业,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但是,只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宪法体系才能保证产权得到明确的界定和有效的保护,保证产权市场能够稳定良好地运作。

互联网与中国未来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

互联网意义的实质是中国应该通过互联网建立一种新的机制。目前,互联网仍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在互联网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远远低于在工业农业等传统产业方面的中美差距,而且,互联网是生产力最大的产业,所以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产业来发展。互联网本身不是泡沫,但互联网的发展会带来泡沫,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有风险,但不发展互联网的风险肯定比发展的风险大。所以对中国来说,如果互联网得不到好的发展,新机制无法步入社会的主流,会使整个国家失去一次新陈代谢的机会。

互联网与中国未来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一、如何理解互联网

互联网在中国真正为大众所接受,只有一到两年时间。

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互联网缺乏应有的了解,这是由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互联网本身确实发展太快。从美国来说,互联网的发展也超乎大多数人的预想。大概在六年前,没有人认为互联网会成为一门严肃的商业,包括网景的浏览器也是作为一种爱好出现的;五年前,95年,网景发展起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还没有人认为互联网未来会发展成一种产业;四年前,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开始受到全世界普遍关注以后,也没有人认为将来会在互联网上购物;到三年前,等到互联网作为媒体的特性已经充分受到人们关注以后,也没有人认为电子商务会成为互联网的首要特性;两年前,98年,互联网还只是被认为IT产业的一部分,还没有被认为互联网会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经济。一年前,还没有人认为所有商品可以在网上销售;就是现在,也还是很少有人认为任何商品都可以而且都必须开展电子商务。从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来看,互联网不是根据当时的条件、判断来发展的,都是把当时的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所以,反过来说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创业,也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有些人打消了这些顾虑,他就成功了。

在中国,大家谈论互联网,多是从互联网本身来理解。实际上,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

一是互联网的应用价值。互联网作为人际交往、信息传播、商务的工具,提升生产率和生活质量,这方面的应用价值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大家每天使用互联网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的它的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高;

二是互联网的社会变革功能。其本质就是以互联网的名义,积极进行社会资源(注意力、财富、权力等)重组,调动社会资源流向生产力最高的领域,流向更年轻的个人、更具活力的公司,从而引发社会全局性的变革。

互联网的这两种功能的特性不一样,互联网的应用价值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而互联网在整个社会中的变革功能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退,等到大家都认识到互联网是好东西,人人都用互联网的时候,互联网的变革功能也就减退到最低点。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应该对互联网的功能有充分的认识。互联网在中国这么热,是第二个功能在发挥作用,而不是第一个功能在发挥作用。中国介入互联网的时间越晚,互联网的使用价值就越大。对用户来说,你越晚使用互联网,互联网的性能、服务、功能就越高。但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是有限的,就像手机,中国现在是手机大国,但就算中国人人都用手机,也只能促成一个产业的繁荣,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层面的变革。社会资源,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掌握在三十多岁的人手里与掌握在六十岁的人手里,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会截然不同的。

中国互联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美国互联网发展到社会变革功能开始变弱的时候,中国互联网才开始发展起来,就是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错过了利用互联网引发社会变革的最好的发展时期,但还是会有一个好的时期,就要看中国怎么把握了。

美国最近五年通过互联网产生的百万富翁比以前五十年所有工业产生的百万富翁还要多。百万富翁的年龄从六十多岁降到了三十多岁,我觉得这是互联网带给美国的最大贡献。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似乎从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来说,仅仅是一个互联网的使用者,意义并不很大。互联网能促成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这是互联网对中国来说的最大的价值。

所以,对中国来说,互联网最大的意义是,能不能通过互联网的出现,产生一种新的机制,而不只是互联网的实际应用;而是通过互联网产生新的变革,不仅仅是少数人、少数网站发财,而是形成一种新的机制,形成互联网经济。

二、互联网新机制

互联网意义的实质是中国应该通过互联网建立一种新的机制。

现在国内很多人谈新经济,究竟什么是新经济?一般解释,新经济就是高增长、高就业、低通涨,但这些只是表象而已。问题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作?这是理解新经济的基本点,新经济的核心就是新机制,它通过这种机制,将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潜力最大化。

新机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冒险、鼓励创新。这种新机制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运作系统。它的主要方向是创新科技应用,形成技术推动型经济。新机制的主要推动支柱是年轻的创业团队,这些人具有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他们所建立的是更具有速度、效益、灵活性的新型企业机制,能够通过风险投资来推动自主创新的发展,使创新理念在幼苗时期就能获得很大的资源,这种风险投资的新机制有一个合理的推出机制,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调剂来完成社会资源转移,能够在两三年、三五年里快速的成长起来,超过老的公司。如果真正形成这么一套完整的机制以后,这是对中国最有价值的事。因为这套机制不仅仅可以应用在互联网领域,还可以应用在所有科技创新领域中。

这套新机制与传统竞争机制有很大差别,这也是目前中国对互联网的许多曲解、误解的最根本的原因。

他们没法用这种新机制的这种观念来理解互联网的超竞争模式。在传统领域,任何一种新科技的应用,在初期,都是先定一个高价,然后通过竞争起来后,再回到平均利润。而互联网,在早期就放弃了高利润,先进行大面积的普及,与传统领域以成本为主导的比优式竞争模式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不计短期成本的摧毁式竞争。它在初期就瞄准原有的公司最重要的生存支柱、利润支柱,把它进行免费,再获取自己的竞争优势。

这是一个先瞄准再射击的过程,像打枪一样。而在互联网领域里,是先射击再瞄准的过程,像发导弹一样,先发出去,再慢慢制导。互联网公司的市场是不存在的,要互联网公司去创造需求和市场。中国在两年前,大家也并不觉得非要有新浪这样的网站去看,要有8848这样的网站去购物,是互联网公司创造了这种需求。

在传统领域里,市场是实际存在的,传统企业针对市场生产产品,通过市场利益驱动,实现市场利润积累。

而在互联网领域里,是由风险投资来驱动,它的最大的目的,不是投资取得市场利润,而是希望取得在资本市场的增值。互联网竞争机制通过风险投资驱动,实现资本市场增值,这是两种机制的两种目标。这样,风险投资是希望互联网公司的发展速度超过收入速度,并不是说互联网公司就不要收入,只是更强调发展速度。而对传统公司来说,发展速度可以小于收入速度。所以在互联网领域里,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过程,而在传统领域里,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这是两种竞争模式,互联网的超竞争模式更有利于创新型企业、小企业的发展竞争,而在传统的竞争模式更有利于经验型、有长时间积累的企业。所以,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机制。希望新机制在中国能产生新的效果,形成一种正循环效应,并正常运转起来,使它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提高整个市场的竞争灵活度,改变市场的现有竞争格局,提升生产力。通过风险投资的推动,这套机制主要是鼓励年轻人,鼓励年轻的公司,所以它可以使整个国家的状态年轻化。

三、中美互联网发展比较

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互联网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

97年前,互联网的首要特性是以媒体的形象出现,主要经历了基础设施、互联网的软件和门户的发展;97年以后,互联网进入了新商务阶段。现在中国处在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应从整个产业发展的规则来看,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的互联网发展的比较来看。在任何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四个阶段,即发展的初期,启动期,然后再进入产业的高速增长期,然后再进入产业的相对成熟期。从这几个角度来考察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会更有意义。

美国从1992年到1995年是产业的启动期。这时候美国互联网,包括资本市场的热点是基础设施。主要特点是早期的消费者进入互联网领域,市场开始商业化,有少数互联网公司如网景雅虎等受到大众及资本市场的关注。95年到99年,是美国长达五年的B2C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通过互联网创新的商业模式,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主流消费者进入这个领域。从2000年开始,互联网进入一个收入主导的时代。这时候,B2B会成为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这阶段表现为,原来对互联网排斥、怀疑的人也进入互联网,互联网的应用开始向各个传统行业渗透,资本市场开始出现波动。因为这时候整个产业进入稳定增长期。再过些时候,互联网会进入利润主导阶段。在以前,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越单一越清晰,就越会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以后,单一的商业模式会很难奏效,商业模式会越来越综合,各种形式都会利用起来(有线、无线),因为每种商业模式都是一种收入模式。那时候,雅虎与美国在线会越来越近,既是ICP又是ISP,既做B2B又做B2C。这阶段的特点是,互联网开始在社会全面应用,而且产业也开始成熟,产业的风险开始下降,这时风险投资就要开始寻找新的风险行业。这是完全按照四个阶段来进行的。启动期就像是一个人的幼儿时期,高速增长就是少年时期,稳定增长就是青年期,然后第四阶段就是中年时期,美国经历了完整的四个阶段。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美国刚好相差一个周期。在95年到99年,中国刚刚开始进入启动期,刚刚开始商业化。从99年,特别是下半年,中国互联网才出现竞争性的局势,有大量的投资。但是,在最关键的时期,美国互联网进入稳定增长期,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会出现剧烈波动,这会影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中国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也应该完成美国的这四个阶段。然而,美国的互联网的调整把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压下来了。中国如果太依赖于美国的话,中国就会缺乏高速增长阶段,直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目前,中国对市场的判断是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大的危险。而对美国来说,这种调整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整个美国的发展到99年后,包括网民的增长以及每个市场领域里的领先者都比较确定,增长比较放缓,在99年前,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大约有100家左右,在99年之内,就有300家互联网公司上市。而且,公司上市后,一般股票在半年内是不能抛的,到下半年市场形式非常好,使许多可以抛的股票都没有抛。而到了今年上半年,包括投资者、创业者的股票都可以抛售了,这时候,市场一有风吹草动,这些资本肯定就要退出了。所以,对美国来说,这种抛售是必然的一个过程,而且在稳定增长期肯定需要市场有这么一个大的调整,这也是任何产业的发展规律。在初期,企业的数量比较多,进入稳定增长期时,差的公司会被淘汰,领先的公司会拥有更多的资源,然后,企业数量会维持在一个较少的规模,数量上维持小规模,但产业的规模是不断上升的。在美国很明显,互联网公司数量减少时,有关互联网的广告并没有减少,在互联网公司大量裁员时,整个产业对互联网人才的需求是继续上升的。我觉得这种调整在美国是良性的调整,但对中国,这种调整可能会变成一种灾难。美国人包括大众、投资者、媒体对这次调整,心态非常平和。但是,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遍出现一种恐慌心理,开始停广告,开始收缩,融资也非常困难,整个产业也陷入恐慌气氛。

中国与美国不同的一点,就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来,认为互联网是泡沫的人一直存在,但并没有因为这次调整,泡沫论者就多起来;而在中国,因为这次调整,很多原来互联网的鼓吹者,一下子就成了泡沫论者,基本上媒体上全部登的是这种论调。这次在美国,与美国人说,中国人人都知道亚马逊年底要破产了,而美国人都不知道。对美国来说,这次调整是件好事,因为通过这次调整,投资者可以更具选择性的挑选互联网公司,这样,好的公司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没有价值的公司会淘汰掉。

现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具备了抗调整的能力,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还刚起步。对这点的理解,可以这么作一个假设,如果纳斯达克的调整是在半年前,即99年下半年,那么现在中国就不需要谈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就不会有现在这个局面,搜狐、新浪都不可能考虑上市,现在的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不可能存在。反过来,如果纳斯达克的调整再推迟半年,目前中国最起码有十家互联网公司上市,现在的一些创业公司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四、中国互联网的现实处境

所以说,这次调整出现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微妙阶段,使中国互联网的整个形势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现在包括国家政策、媒体、大众舆论都给互联网公司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我觉得,目前有些理念不对,只是照搬美国的标准。就比如互联网的收入问题,美国有两亿人口,一亿网民的市场,而中国十多亿人口,一千万网民的市场。所以,人家美国可以要求互联网公司去赚钱,但要求中国互联网公司到这一千万网民身上榨钱的话,互联网根本就不可能发展了。一位业内人士有个非常好的比喻:美国的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进入青年时期,他要结婚生小孩了,而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刚刚是个少年,也要结婚生小孩,这是不可行的。

另一个危机是,中国缺乏鼓励新机制的相关政策,而且中国的投资者也缺乏新的投资理念。大家知道,风险投资是在公司刚起步时给予支持,但现在的互联网投资还抱着股民的心理,市场涨时就投,市场跌时就跑,这种投资是无法承担起新机制的资本需要的。而国外的资本又无法进来。所以,有人说中国互联网的泡沫很多。其实中国互联网的泡沫很少。因为目前,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投入不足十亿美元。美国的话,99年一年里,投入是四百亿美元,互联网公司的融资额是两千亿美元,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价值达1.3万亿美元。美国互联网是在这样大的资金支持下,发展到现在这规模。互联网经济在中国也不可能象草一样长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资本投入,是不可能形成互联网经济的。中国互联网投入是非常少的,但目前互联网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同时,中国现在还缺乏对于互联网的独立的想法,认为美国的发展过程就应该是中国的。其实,要真正理解互联网的话,要回到根本的问题上来看,一个就是要回到市场本身,一个回到用户本身。你如果作为一个用户,认为互联网是虚假的、骗人的,那他肯定是泡沫;如果你认为它是有价值的、你会越来越多的花时间和金钱在互联网上,那肯定不会认为它是泡沫。年前的纳斯达克的调整,很多人认为互联网的泡沫破灭了,但我觉得除非是突然互联网的用户有三分之一不用互联网了,那才是互联网的泡沫真正破灭了。所以这次调整并没有这么可怕。

我在美国遇到很多投资者,他们准备了很多钱想投互联网的,但现在的形势下,确实投资的力度放缓了。但这些钱不可能再还回去,肯定还要投,而现在除了互联网这个领域外,又有哪一个领域可以容纳这么多钱的投入。所以,到市场调整结束后,形势有所好转了,这些钱还是要投入到互联网中来,包括资本市场也会起来。只是这个调整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不过这也是美国互联网顺利发展到现在应该出现的。还有,看一个公司、一个产业有没有投资价值,最根本的是看这个市场有没有发展潜力,如果市场能快速发展起来,在这市场里的领头者,肯定是有投资价值的,资本肯定回来投你的。所以,对中国来说,美国出现调整,中国并不是就一定要出现调整。比如,美国的B2C已经不行了,那中国的B2C是不是就不要发展,直接进入B2B时代,其实并不是这样。美国的长达五年的B2C发展时期,对美国的互联网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只有互联网直接面对C这个层面,互联网才会普及,才会深入人心;如果没有这个阶段,直接进入B2B,只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应用,没有大众参与、认可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

目前,互联网仍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在互联网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远远低于在工业农业等传统产业方面的中美差距,而且,互联网是生产力最大的产业,所以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产业来发展。很多人认为,发展互联网产业与发展传统产业有冲突。实际上,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会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就像电子商务的发展,很多人认为要先基础设施健全,才能发展电子商务,实际上,正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了配送、认证体系的发展。先出现了这种需求,通过需求来拉动传统产业的发展。而且互联网有一个非常本地化的特性,美国如果想占领中国的市场的话,它必须把人才、资金投入到中国来,这个贡献与单纯的卖产品进来是不同的。从发展高科技来说,纯粹的高科技的发展要与美国竞争非常困难,而应用高科技相对来说要容易,互联网就是作为高科技的应用者,像新浪、搜狐,他们本身不是技术的供应者,而是实际的应用者。互联网最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的制度的改革。

前不久,我与姜奇平一起与吴敬琏有一个争论,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先有制度再发展,还是反之,吴认为先要发展一个健全的制度,然后再去发展互联网产业。但我认为这是非常理想的方式,在互联网发展中上不可能实现的,对美国来说,他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新机制,也不是谁给它设定的,也是由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慢慢确立的。所以,对中国来说,这种新机制也不可能由任何人来制定,而是由互联网公司在发展中逐步确定。所以我觉得吴老师在逻辑上有几个问题,他是搞市场经济的学者,他希望政府人员和学者尽快的行动起来制定新制度,但如果由他们来制定这制度的话,我觉得这个产业是没有前景的。所以,互联网还是应该按市场机制来办事,来发展,自然而然会推动新制度的产生。在一般的基础上,有了好的机制,很多技术会发展起来,会推动技术的发展,但对于互联网这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决不是由制度决定它的发展,而是由技术来决定制度的发展。另一个问题,吴老师是在呼唤新经济,但是他又不知道新经济。就像8848,一年前只有十来个人,现在有三百人;一年前它的价值就几百万美圆,现在,上市前,它的价值达八亿美圆,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它能实现这么快速的发展、快速增值,它完全是由新的不同于传统的机制作用的结果。但这套新机制决不是由哪个政府官员、学者想出来的,而完全是靠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慢慢摸索出来的。以后,随着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这种机制会被大家认同,整个社会会鼓励这种机制,所以,实际上互联网的新机制正在产生,但是他还在那儿呼唤。还有,他既呼唤新机制,又害怕新机制的风险,风险投资是惟利是图的,它并不是希望投资的公司发展的很好,实现更多的利润,它只是想企业发展起来,在资本市场实现增值,然后退出。所以,风险投资推动的机制,它的风险肯定非常高的,股票价格也是非常高的,不然这种机制就不可能形成,而吴老师一看到股票价格高了,就认为风险太大,既希望呼唤新经济,又害怕新经济的风险,这是一个矛盾。

五、互联网与中国未来

现在,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比乐观者悲观,比悲观者乐观。

美国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的落差肯定会对中国有影响,而中国的政策又不明朗,仅仅把互联网当作一个产业部门来发展,由一个最垄断的产业来主导一个最开放的产业肯定会有冲突。另外,中国互联网资本投入严重不足,国内资本缺乏风险投资的意识,而国外的投资又无法进来。新机制如果没有大量资本作为燃料的话,它肯定不能发展起来。还有一点,互联网公司缺乏具有全球意识的人才,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互联网比较有优势的人是国外回来的人和国内外企工作的人,他们应该成为互联网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因为以后,互联网的竞争,肯定是全球化的竞争。在门户方面,新浪、搜狐等肯定要直接与雅虎进行竞争;在电子商务方面,8848等肯定要直接与亚马逊进行竞争。所以,如果你没有全球意识的话,就很难保持市场分额,因为这个市场壁垒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在很多政策,是在阻挠那些不能直接为自己产业部门带来利益公司的发展,是在争取时间希望自己产业部门下的公司尽快发展起来,然后去上市。而且不管是信息产业部、教育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是非常有害的,这样限制国内的发展以后,你又不可能限制国外的发展,等到国外公司真正进来后,这个市场会非常危险。还有就是整个中国国内的意识与新兴制度的落差非常大,把这种新机制的合理的东西看成不合理的。在美国,98年以前,纯互联网公司一统天下,有四到五年的充分发展的时间。中国目前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积聚足够的资源。而目前很多传统产业、很多政府的力量介入以后,会影响新机制的建立。

另一方面,整个形势又比悲观者乐观,一个是因为,最终决定产业的还是市场本身,市场发展决定它的前景,用户决定这个产业。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中国目前的政策只是起一个阻尼作用,它不会让你关门,但能让你办不成事。如果国家能够把互联网放在一个战略层次来发展,那很多来自各部门的利益冲突的障碍就会消失。现在,整个互联网还是窄带互联网,是美国领导的窄带互联网,美国的模式在全世界被仿效。但对中国来说,将来可能会不同,比如中国有五千万手机用户,六千万有线电视用户,股民有四千万到五千万,这是非常大的基础,一旦技术的应用有所突破,这些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互联网的用户。

而互联网在有了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后,就能够形成中国自己的商业模式和产业标准。虽然目前互联网在中国受到许多怀疑、非议,但互联网就目前来说仍然是中国目前最具活力的产业,最体现国际接轨的领域。

互联网为二十多、三十多年纪的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在传统产业里不可能出现二三十岁的人成为产业的领导、产业关注的中心,这会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互联网本身不是泡沫,但互联网的发展会带来泡沫,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有风险,但不发展互联网的风险肯定比发展的风险大。所以对中国来说,如果互联网得不到好的发展,新机制无法步入社会的主流,会使整个国家失去一次新陈代谢的机会。目前,对中国的互联网来说,误解和曲解是非常多的。实际上,就泡沫来说,中国互联网不发展起来才是最大的泡沫。而很多投资互联网人在心理上抱着投机的想法。固然,金钱很重要,但互联网的价值只从钱的角度来看肯定是不够的。很多人认为,目前国内互联网公司是在烧钱。我觉得,看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价值,不仅仅看它的收入,比如说搜狐、新浪的价值,不是看它一年的收入,而是它改变了几百万人的生活方式,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引起世界对中国的互联网的关注。如果只是认为它在烧钱,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在互联网领域里,稍微花点钱,全国人民都会知道,而其他很多领域在大量的浪费钱,却没人知道。很多人说,互联网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是在骗钱,其实在互联网领域里,风险投资商是最理智、最清醒的,所以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利的。互联网作为一个产业,投入了十亿美圆,到现在给中国带来这么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所有行业中效率最高的。可以举一个数字,按照CNNIC的统计,去年底有890万网民,平均每个网民每周的上网时间是10个小时。按照这个数字计算,99年一年,890万网民上网的电话费就是300亿人民币,这就远远超过互联网的投入。所以,互联网产业创造的价值决不是可以用网络公司的收入来衡量的。未来两到三年,应该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和创业的最佳时机。而且,互联网的发展能给社会的各个层次带来好处,其中最受益的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一批人。

互联网阶层在中国的迅速崛起,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许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因为互联网,而在短短一、两年内成为纸面上的亿万富翁,超越奋斗数十年的老前辈们。在互联网带动的大规模社会资源急剧重组中,有些人是资源的失去者,绝大多数人却与此无关,他们只能成为大潮的一名旁观者。而真正的获益毕竟是少数先行者,使得中国整个社会的心态根本无法快速适应,无法有效平衡。这种心态由于纳斯达克的调整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于是媒体舆论急转直下,负面报道铺天盖地。本人一直从事互联网产业分析,批评的压力也一时剧增。目前“.com公司”似乎一时成为过街老鼠。“我没有成功,最好你也失败”的典型社会心态毕露无遗。使得投资者、从业者、媒体以及社会大众对互联网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形成中国互联网目前发展最大的压力和阻力。

因此,中国互联网不但要推动自己走,同时还要推着中国发展机制和社会意识走。这注定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艰难之路,但也是中国真正的希望之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互联网的真正意义不是少数网站上市,不是少数人发财,甚至不是创办一批互联网企业,而是以互联网的名义,调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重组,建立新的企业机制,树立新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变革,使中国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能够主导自己未来的命运。

谢谢大家!

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

——杰佛里·萨克斯教授

哈佛大学演讲实录

2001年5月26日

在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都假设所有经济都是一样的,经济中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并生产产品。但是事实上,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上的不同问题。我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阐述这个显而易见、我却用了十年时间才认识到的道理。

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今晚能在此与你们一起讨论一些重要的世界经济问题,我感到十分荣幸。林教授适才提到,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工作,在拉丁美洲,在东欧,在俄国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在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在非洲。在世界上最急需经济发展的地方,这些是很有意思的经历。其实我并没有计划要走遍天下,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的有些地方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什么有些地方已经富裕,而另外一些地方却很穷,还有为什么有些地方看起来有望赶上,实际却没能摆脱贫穷,有些地方的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促使我们今天在此讨论。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问题。

早在225年前,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欧美的经济学研究一直致力于此。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和提出建议。今晚我也许能给在座诸位一个关于如何在提出建议之前进行诊断的经济学创见。对这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有许多回答,但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事实不是你做了xyz,你就变富了;你不做xyz,你就只能贫穷。我随着所见所闻渐长,越来越领悟到,社会制度确实和人体有相似之处:都具有复杂的系统。人体的疾病可能有多种问题引起,如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或免疫系统的问题,或者受伤等等。经济也是如此。若要回答社会发展或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不是某个地方错了,或某个地方对了,答案并不像“我们有市场经济,他们没有”,“我们的政府很诚实,他们的政府不诚实”这么简单。这种简单化的解释将带来很多害处。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过去几百年中却极为落后?为什么非洲的许多国家有几百年经济增长缓慢的历史?为什么阿根廷曾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近五十年来经济却不断下滑?这里不是单个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希望能给诸位一些大体的意见。我认为解释不止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一无所知,也不是说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理论,而是强调我们应找出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因素,并以此为根据评价经济政策。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技术变革和长期增长,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但我想在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先给出一般的思想。毫无疑问,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制度都不如市场经济制度成功。不同的经济制度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不同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技术。不过,技术的成功发展需要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政治制度对经济也有影响,因此是第三个分析的角度。正如亚当·斯密在225年前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是地理因素。

在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都假设所有经济都是一样的,经济中有资本、劳动力、技术,并生产产品。但是事实上,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上的不同问题。我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阐述这个显而易见、我却用了十年时间才认识到的道理。

1985年我到玻利维亚诊断高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是货币问题引起的,因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于是我对货币问题进行了对症下药的改善,控制了这一地区的高通货膨胀。然而玻利维亚此后经济增长缓慢,我想他们进行了认真努力的改革,但并没有取得很快的经济增长。我想他们一定进行了改革。玻利维亚是个被陆地包围、海拔很高的国家,它的首都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在这样一个国家要想取得迅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许多企业不愿意在那里投资,因为运输成本太高。玻利维亚被陆地包围,但智利却沿海,于是玻利维亚的产品需要通过智利运到太平洋的港口。

除了欧洲几个国家是例外,被陆地包围、没有海岸线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比较贫穷,当然也有例外,如非洲南部的一个小国,人口稀少却拥有大量的钻石,这就是他们的优势,他们虽是一个被陆地包围的国家却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在其他被陆地包围地区,运输成本很高,因此很难参与国际贸易。有些国家因海拔很高,也无法避免巨大的运输费用。中国的西部地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是因为运输成本太高,东西部运输存在地理障碍,也很难出口海外。

卢森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规模大概和中国的中等城市差不多,十分富裕,且金融银行业发达。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瑞士,也是个十分富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富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富裕的国家环绕。与之相反,被贫穷的国家环绕则会陷入麻烦。

中国、日本、韩国等温带国家和热带国家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一般说来,热带国家都比较贫穷。只有两个地区例外,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香港。这两个地区的人口是一千万,而全世界高收入地区的人口总共十亿。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只有1%在热带地区,99%都在温带地区,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原因是什么?如果到经济学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将会一无所获,经济学文献对此从未提及。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基本原因,也许更多。两个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原因是最主要的。第一,在热带环境中,患疾病的机率高于温带环境。在这些疾病中最主要的是霍乱。许多热带疾病在较寒冷的地区就不存在,因为这些疾病必须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才会传播。例如霍乱的传播需要摄氏18度以上的温度,较寒冷的地区不会有霍乱。不仅是霍乱,还有其它热带疾病,病菌在热带地区的传播速度高于温带地区,妨碍了热带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温带地区的粮食生产率普遍高于热带地区,如小麦。以我的推测,如果粮食生产率低,那么大部分人口将留在农业,只有少数人才会聚集在城市。因此热带地区往往城市化水平很低,这与气候有关。炎热的气候使热带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技术变革和创新一般发生在城市里,即使农业上的技术变革也主要发生在城市里。如果城市化水平低,就很难有迅速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无法加快。

显然,社会结构是另一个独立于经济制度的现象。举个例子,在印度,尤其是印度北部,人们的行为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印度北部是世界上受限制的人口最多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们要求改革以得到最基本的权利,比如教育。而印度中部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改革,效果不错。有一次我问印度总理,为何不把印度中部的改革推广到北部,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出色的回答:“这不是经济问题,甚至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印度北部的种姓制度太强大了”。政府的政策即使得到生产者的支持,也会由于种姓制度的抵制而失效。种姓制度的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北部根深蒂固,在印度中部适用的政策就不适用于印度北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除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地理的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也有影响,因此我们也需要社会学的研究。

另一个例子是,要诊断拉丁美洲的问题,如规模巨大的贫穷化以及暴力问题,就应该认识到,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曾被欧洲殖民者征服,他们用暴力把欧洲的政治制度强加给拉丁美洲国家。现在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印度人,他们被英国人带到美洲,在境遇悲惨的小箱子里幸存下来,来到了北美和南美。拉丁美洲还有一小部分西班牙人,以及很大一部分西班牙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后裔。在玻利维亚等国,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母语是西班牙语或者印度方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那意味着什么?如果追溯更远的历史,这些人大部分不能获得健康与教育,因为没有人愿意教育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而且这至今依然是一个苦痛的分水岭。所以不要在不深入了解情况、不了解多民族国家的种族冲突时,就提出该有何种关税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我的结论是,要想对实际的发展问题寻找好的解决办法,就必须因地制宜。

有些地方可能很重视经济情况,这是我在波兰做政府顾问时的感觉。波兰是欧洲的一个高纬度的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周围没有山,是一个长形的平原,所以曾轻易地被俄国及德国的军队侵占:俄国及德国的军队从18世纪末到1989年一共占领过波兰六次。我们将波兰和西班牙进行比较分析,因为波兰与西班牙从地理上来说离欧洲中部的距离相近,西班牙在南部而波兰在东北,二者都与德国毗邻,都有大约四千万人口,都有近相同的国土面积,都处于温带地区,都有日尔曼天主教的文化背景,种族结构也非常相似。所以他们没有刚才我所提到差异问题。1945年他们有相同的收入水平,但是1989年当我开始担任波兰的经济顾问时,西班牙已经比波兰富裕四倍。为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的“诊断书”:两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不在于种族划分,地区气候差异,内陆地形、也不在于社会结构及离市场的远近,而在于苏联军队长达四十年的驻扎,但谢天谢地,苏联军队到了西班牙而没有驻扎下来。所以从1945年至1989年波兰一直是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使波兰变穷了;恰恰相反的是,西班牙此时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融入到更大的欧洲经济中并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这里要提醒各位的是西班牙也有自己的问题:她在很长的时间内有一个令人讨厌的独裁者:佛朗哥。他使西班牙封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50年代末。然后,西班牙开始加入到欧洲经济地区,经济取得很快的发展。所以我认为问题主要在苏联军队,它现在撤离了,因为在波兰共产主义已经结束。此后,波兰开始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我建议波兰应该尽快成为正常的欧洲经济国家,因为这确实是波兰面临的唯一主要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我认为可能有一个快速的变化,因为波兰基本上在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与三十年前相近。所以波兰很快就决定采取欧盟经济模式,对原有的机构作了很大的调整。此后十年至今经济增长很快,几乎是全欧洲最快的,正在并继续缩小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

俄罗斯却从未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尽管我十分希望如此。在许多问题上我的感觉出了错。其中一个是我认为他们想要快速增长,结果并非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俄罗斯想要它的1.5亿人民如何做。但在波兰你可以说全民关注如何做。在俄罗斯这个欧亚大国中,大部分事情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交通条件不方便,到达所谓的欧盟市场没有快捷的方法,国内分歧巨大,他们从没有想过要迅速达到某种目标。所以当他们说:“我们会那么做”时,依然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一部分地区这么做,另一部分地区那么做,过多政治上的变革及由于缺乏或不适当的监督引致的腐败导致了或多或少的改革作用相互抵消。所以我认为我对前苏联改革建议的最大错误不在于要改变其经济结构,而在于忽视了它比波兰更加不利的地理结构,我假定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做,但是事实上他们却缺乏共识。

所以,这是另一个能否达到预期社会形式的例子。有时因为历史形成的结构你做不到;有时因为种族分歧你做不到;有时因为收入差距太大你做不到;有时因为国内对正常经济该如何没有基本一致意见你做不到。在波兰,他们说正常经济应该是象欧洲那样的。另有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是,虽然波兰仅有4000万人口,但在欧美有几千万波兰人的后裔,他们之间有许多联系。因此,他们或许会说,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像我在芝加哥的表兄那样的。这样就会有一个该如何走的非常清晰的观点。但在俄罗斯却不同,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这是另一个造成差别的例子。

现在,我从比较一般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技术的作用。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核心问题都是:如何运用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来提升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深入地考察一下收入增长的机制,我们将发现现有的理论提供两种可能的解释:资本的积累或技术的进步。而历史经验却非常清楚的表明,在过去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中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技术的进步。当今社会与五十或一百年前社会的真正区别在于现在有更好的自然资源利用,更高的资源流动,更多的产品生产,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更广泛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如美国可以2%的农业人口养活国内98%的消费者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这些都是技术进步优越性的基本体现。

索罗(Solow)在1956年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证明了:只有储蓄但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不可能实现永久增长,增长率存在上限,也许在某个较高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出现停滞。在索罗模型中,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加入技术升级。这个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一年以后,他又利用统计研究证明了,美国经济增长有大约80%源于技术创新,仅20%左右源于资本积累。因此,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回到苏联的例子:苏联一方面有巨大的资本积累量,一方面技术更新不足,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案例,虽然年复一年的积累资本,但缺乏经济结构升级,结果以失败告终。没有技术变迁,经济体系就会僵化,经济结构就无法转变,即使大量积累资本,建造大型工业项目,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提高了,在过去大约25年中(1965-1990),前苏联的生活水平保持原样,甚至还有所下降。以上事例说明,长期而言,技术更新是增长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此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技术更新如何得以实现呢?这里也有一些原则需要说明。首先,正如没有一个人能想得出世上所有的好主意一样,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创造世上所有的技术。任何一个国家,在本国技术创新之外,还需要引进一定比例的外来技术。没有既封闭又成功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教训。1433年明王朝结束航海和销毁船队,日本从1635年开始实行了长达250年之久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关键的一点结论是:闭关不利于技术升级。

其次,获得和使用技术有两种机制。一是依靠自身的创造;二是依靠技术引进。运用外来科技,好比消费从外国买来的产品、利用外资兴建的工厂一样。这两种策略都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怎么成为一个有能力创造和引进新技术的国家?答案与我前面谈到的一些问题有关。例如:进口高科技产品和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是引进技术的最好途径。在过去20年中,谁是世界上技术引入最成功的地区呢?毫无疑问,是中国沿海各省。因为在80年代初期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中国特区吸引了相当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又逐渐扩及到其它沿海省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新技术;同时还增加了出口,使中国能够购买大量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它又成为带动技术升级的另一个因素。要吸引外来技术,经济政策重要,地理环境同样很重要。我必须告诉诸位的是,玻利维亚在这一时期和中国一样实行着开放政策,但每年只引进到1000家或更少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有人愿意到多山的地区投资,但是大家都愿意到北京,上海,广东或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投资。所以技术引进并不象看起来那么简单。你有对外贸易,必须吸引国外基金。比如要告诉蒙古如何在它那种地理条件下大规模吸引外资实在是非常困难,因为港口在1500公里之外,并且还不属于蒙古国(在天津),使用非常不方便。因此我认为,引进技术必须拥有开放的贸易和很具有吸引力的地理条件,象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这为中国带来了启示:可以创建一个吸引外国投资的经济区,以实现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成功的实现了这一点。但还有很多国家即使想做也没能做到。外资流向中国沿海,新加坡,香港,韩国。资金也流向墨西哥,因为它与美国有两千公里的边界线,在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每年有100亿美元的资金流向墨西哥,这也是一种“海岸线”贸易,但这种海岸线并不是指海上的,而是陆岸线、国界线。投资还流向波兰,因为它正好在德国的边界线上。但是投资却没有流向俄国。一方面是因为俄国的混乱,但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太遥远了。不是离南方太远,而是离愿意到俄国建厂投资的市场太远了。如果在德国有一个港口,现在你需要低成本的劳动力来生产零部件,你愿意投资到波兰还是到莫斯科呢?就算政策一样,你还是会选择波兰而非莫斯科,因为莫斯科运输成本更高,航运时间更长。在世界上高收入地区周围,如美国,西欧,东南亚,日本,韩国,中国沿海的附近存在着逐渐扩大的投资圈。但较为偏远的地区,如南亚,整个非洲,南美,特别是那些内陆国家,你不会看到任何以上提到的技术变迁。那些到内陆的投资是为了采集自然资源而非廉价的劳动力。我可以说中国内部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发生。中国国内有统一的政策,但外商不愿意到西部省份投资。政府现在要大力开发西部,但不那么容易。很难说服企业放弃发达地区而去遥远的新疆。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这意味着你还需要跑很远去卖东西。这是个深刻的问题。

这里还有跟技术有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社会都要依靠技术推广和和创新,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而且有关数学理论非常简洁地阐述了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只是从国外引进技术,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赶上领先国家。他可以在技术上很接近国外的先进水平,但在一定程度之后,他就再也不能跨越两者之间的差距了。理论还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能以比技术领先的国家创新的速度更快的速度来进行技术引进,那么他就能最终取得更接近于国外先进水平的技术创新能力。即使如此,最终的不可跨越的差距仍然存在。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赶上国外先进水平呢?只有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国家。我所讲的技术创新不仅是只有好的主意,或是写很出色的科技文章;我所指的是通过创造新产品或新工艺来吸纳新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转变为新的经济价值的能力。但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这样做。而这一点正是不同国家之间最大的差距,甚至是比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更严重的问题。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很大的了;以美元计算,美国GDP现在大概是10万亿美元,而非洲所有国家GDP总和大概为2000亿美元,是美国的1/50。但美国与非洲之间的技术差距远远大于1/50的程度。让我举个例子吧:在2000年里,美国的发明者们总共取得了85,000项发明专利,而在整个非洲,这个数字却是2。非洲是一个经济上困难重重、技术发明寥寥无几的地方。顺便说一下,非洲有好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在剑桥、在MIT,在硅谷,在美国许多地方工作他们不呆在非洲,这一点我后面将谈到。在整个世界上,按人口平均获取专利数目来说只有20个左右的国家算的上创新型的国家,这些国家(地区)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南韩、以色列、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等。这些国家(地区)的所有发明专利加起来占世界总数的99%。我没有各个地方的具体数据。但专利在地区上的集中程度是非常之大的。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创新活动在地区上的集中程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引进、吸纳和升级的国家,但他还不是最创新的国家之一,尤其在那些可以为世界提供所需要产品的有关技术方面,更是如此。

那么,从世界上的经验看,我们如何才能把一个国家变成创新型的国家呢?我将举几个例子,然后也许我们能相互讨论一些问题,毕竟我已经谈到了许多方面的事情。技术创新有许多特点。我将具体地谈谈几个,并说一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政策来帮助创新的过程。

首先,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科学的发展。现代社会里人们不是通过日常活动来创新,而是依靠一个广阔的科学基础,这一点是很显然,而一个广阔的科学基础又需要相当部分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一批推动科学发展进而带动技术创新的科学家。在美国,现在大概80%处在大学年龄的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而在中国,据我所知只有10%,这一点是中国要在未来25年里赶上美国所必须跨越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差距。中国的储蓄是很高的,我建议中国更多的地以高等教育的形式来储蓄,而不是积累某些特定的物质资本。在未来的知识社会里,必须有普遍的高等教育。这即将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规则在美国和加拿大事情已经如此了,几乎所有人在高中毕业后都接受这样或那样的高等教育。在将来,这会是一个普遍现象,同时也需要巨大的社会投资。

技术创新的第二个特点是规模报酬递增。最好的创造新知识的办法是使用现有的知识,对吧?现有的思想能创造新思想。将不同领域的两个想法融合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出现。这是一个链式反应,链式反应就是经济学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发现把许多科学家集中在一所大学里比将他们分散到20个相互隔离的岛屿上更有效果的原因。从主意中生成新主意的过程需要合作,需要将不同的专业人才放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机制创造了硅谷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把许多专业人才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大多数经济专家讲授的是边际收益递减,即投入越多得到的产出增加越少,而技术则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科学家,却仍在竭尽全力地到处吸纳人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科学家都想和其他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所以就有了这种科学家聚集的情况,而且这一点也是很花钱的。规模经济也就是技术创新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技术创新依赖于一个足够大的市场。这也是近20年优秀的经济学理论不断提醒我们的。结果,尤其是保尔·罗默的贡献和其他一些内生增长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说技术创新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如果存在足够大的市场,那么技术创新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如果市场容量很小,那么就不值得投入大量资本进行创新了,因为技术创新是有基本的固定成本的。比如在美国发明一种新药,初期投入大概有2-3亿美元,如果药品投产后有足够大的市场,那么收益会很好。如果在一个封闭的小规模经济中进行药品开发,显然很难发掘足够大的市场来弥补开发成本并带来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对外开放如此重要。所有的技术创新型国家都是有巨大出口贸易的,他们为国际市场生产,从而能够弥补技术开发的成本。所以不存在一个封闭经济的创新型国家,一来因为封闭的经济阻挡了新技术的引进,二来是封闭经济中缺乏进行技术创新并出口的利益驱动。这就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是技术创新的优胜劣汰。人们不能预见那个新主意会成功,创新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大概要试过二十个主意,才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或许在几千家新公司中才有二三十家最终存活下来,推出新产品并不断带来利润。而市场机制在这里是最合适的,市场力量是一种选择性的强大力量,它和达尔文理论的演化选择过程很相像,后者也叫做“适者生存”。在尝试过许多新主意之前,人们不能肯定那个主意是对的,而也许在尝试的过程中就破产了。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美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在那里人们并不在意个人的失败。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办过八家企业,七家失败了,而最后一家让他变成了亿万富翁。但投资者们在失败之后继续投资,因为他们知道,一家企业的失败不算真正的失败,而只是一项未成功的试验如果试验失败了,就换一种方法再试。市场机制在此确实是非常合适的。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为了让一些新事物能发展,必须有一些旧事物要被去除。总的来说,资源、人力、资本必须从旧经济体中解放出来供应新的经济体。这也是熊彼特在五十年前所谈论的“创造性破坏”的含义。熊彼特说:“不要以为技术创新就好像是在公园里散步,每个人都能高高兴兴;技术创新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如果你成功了,你将毁掉别人的事业。”这就是“创造性破坏”。我在前苏联看到过的最不同寻常的现象,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确实牢牢奉行了社会主义的准则:每个人都不会失业。在前苏联人们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失业,企业永远也不会倒闭,工作岗位是永久的。工厂看起来像博物馆里六十年前的展品。在车臣改革过程中,我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高层会议,议题是重新建立一个在二战前成立的基金,该基金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关闭,并在1989年重新启动也就是波希米亚基金。在那次会议上放映了一个录像,是关于1930年该基金初次成立时的情形的。1930年的那次会议在车臣的一个工厂中举行,在录像放映过程中,观众中爆发出一片惊讶之声原因是那个工厂竟和六十年后的一模一样。背后的原因是任何工厂都从未被关闭过。他们所做的只是扩大和模仿原来的东西,也许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但从来不关闭任何工厂。所以,“创造性破坏”是技术创新的另一个特点。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将毁掉旧的工业,而让新的工业有崛起的空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我要强调的另外一点,也许是最后一点是: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东西,不象是鞋子、矿泉水,或者麦克风那样,它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无竞争性”的产品,即如果我拥有某项技术,你可以从我这里学会这项技术,你可以从我这里学会这项技术,而并不需要把这项技术从我这儿拿走。因此,与那些只能被你或我中的一个人占有,或只能每个人分一部分的产品来说,创新的技术可以被所有的人拥有,它是“非竞争”的。这对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这也是我们能对未来世界的发展抱乐观的态度的基本原因。世界发展的基础,我认为,在于技术创新的更好利用,而新技术在本质上是不具有排他性的。没有根本的理由认为全世界不能共同发展。这不是一个零和竞争,不是说富国将占有资源,而穷国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分享新技术,前提是我们能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细节。

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大家知道非竞争型产品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我投资2亿美元开发一项新技术,但它是非竞争性的,所以你能享用那项新技术而我却花费了2亿美元。因此,对于非竞争性商品有一个经济激励的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让非竞争型产品转变为排他性的产品。比如,原则上说你可以生产我刚刚发明的药剂,但我不允许你那样做,因为我将要申请一项专利,并将拥有20年生产该药剂的垄断权。这种做法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它提供了相应的经济激励。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只能算过得去,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次优选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做法有意地带来了经济中的垄断,从而总体上来说,新技术的效果总是不能被充分发挥。这种做法也提高了价格。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2000年,美国通过专利权法案制造了85,000个垄断企业。好的一面是出现了85,000个有活力的新企业;坏的一面是带来了85,000个20年期限的垄断部门。因此,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努力地达成一种复杂的平衡,具体做法包括规定哪些东西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哪些不可以。我们不允许一个基本科学理论或数学证明申请专利。虽然我们可能为基本理论设立专利权,比如可以说在以后的20年中只有爱因斯坦才能用公式E=MC2,但那将对日后科学的发展带来巨大危害。如果毕达哥拉斯为勾股定理申请专利的话,那会对几何学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因此,在基础科学方面,我们并不设立专利权。不过现在这种区分变的有些模糊了:在美国允许为人类基因申请专利,为某些计算机代码申请专利,在许多情形下后者看上去很像是基础科学的成果。这种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我要说的是由于对一些创新我们是不设立专利权,这一类的创新活动就需要可观的补贴。这正是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一点。绝对不要相信科技发展是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完成的,不要相信美国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才不那么傻呢!比如今年美国政府将在基础研究上花费900亿美元,在诸如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网络技术、医药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及许多其他方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投资,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益处。但单单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这样的投资的。但也不要相信经济发展可以由政府来控制。正如我前面说的,市场机制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筛选、淘汰的动态过程,这些是政府控制所不能做到的。但同样的是市场机制,在基础科学发展方面却缺乏功效。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充满让人惊奇现象的世界,在这里有许多有政府或非政府的机制发挥作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领域。

在技术创新领域有许多机构在发挥作用。在美国有一个巨大的股票市场,风险投资业可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而政府在基础学科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此外,还有作为科学家和企业界之间联系桥梁的各个大学。对美国而言,和对其他创新型国家一样,科学家和企业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发明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机构设置来密切大学和企业界的联系,包括允许大学拥有各种专利。这些专利往往是在大学实验室中进行国家资助项目研究的成果。这是二十年前的制度创新,在我看来,这项制度在生物技术的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它带来了生物技术创新的高潮。

总的来说,我们从中得到的经验是创新体制的重要性。创新体制是很复杂的东西。中国有许多出色的科学家,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创新体系。中国还缺乏基础科学、大学、风险资本、技术创新等等之间的联系,因此也不能有效的将科技成果转化成为能推向世界市场的商业产品。我知道中国人有许多发明未在美国申请专利,不过我还是很惊讶中国在2000年在美国只注册了119项专利,而南朝鲜却有3300项,日本31,000项。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战略。当然,我相信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的发明创造大国,因为这儿有科学,有机构规模,也有同世界各国的联系,而且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只是从公元1500年左右这种情况才改变的。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创新体制将是充满活力的,但我们都应该仔细考虑改革一些体制阻碍,以便使中国科学院的许多成果能得到更好利用。首先这是你们要做的,我们作为局外人将尽力帮忙。我想对美国的、日本的、中国的创新体系进行比较是很有益处的,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尚缺少什么,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者是回到我最初所讲的,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寻找问题的关键所在。

提问:

林毅夫:我有一些关于实际现象的问题。首先,你提及城市化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并对温带和热带国家作了比较。我想指出的是,在温带,农作物只能耕种一期,而在热带可以是两期、三期。那么从人均产出来讲,热带国家应该更高一些。第二点我要说的是有关劳动生产率的,由于温带农作物生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而热带则多是土地密集型的,那么热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应该更高才是。因此用生产率来说明城市化也许不是个好论据。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帝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在12、13世纪建立的蒙古;而在二、三千年前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国度是热带国家埃及。所以,我想历史事实并不支持你的一些说法。而且热带国家经济都欠发达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一定是热带的地理位置导致了经济的落后。当然热带国家有疾病蔓延人口密集一类的问题,它们也拥有较丰富的人均自然资源。我有一个理论叫“丰富人均资源的陷阱”。因为在人均资源比较丰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有两方面的劣势。首先丰富的人均资源会带来工资率的上升,而发达的国家通常愿意将他们的资本转移到工资率较低的国家去生产;其次,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政府采取一些扭曲性发展策略的可能性加大了,因为这样的政府可以用丰富的资源来弥补扭曲性政策带来的无效率及高成本。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技术创新体制的。有一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更多的自我技术创新。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可以仅仅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我同意你关于仅仅吸收外来技术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赶上国际领先水平的说法;但在赶上之前,一个国家必须先逐步弥补它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自主的研究开发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并伴有很大的风险,因而让低收入国家进行自我创新是违背其比较优势的。谢谢。

萨克斯:让我来尽快地解答林教授的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在许多热带国家中,主要的问题是土地贫瘠,这一点在高温天气影响下更显严重。因此在许多地方由于土地肥力极易丧失,进行两期或三期耕作是不可能的,在许多热带国家由于洪水的原因,它们只能进行一期耕作。当然,正如林教授所讲,有些地方三期耕作是可能的,爪哇便是一例。但那是一个特例,那儿有火山灰沉积和海洋性气候,而这两个有利因素在多数热带国家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普遍意义上,可以认为热带国家与温带国家相比较,在农业生产上有更大压力。

另外,关于蒙古帝国的例子也是很有趣的。但是,那时候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而中亚的大面积草场带来的是巨大的比较优势,使得蒙古人能够驯养大量马匹,当然成本也是很高的。但自发现可以借助风力在亚欧大陆之间旅行之后,路上通道就被海上通道所代替了。此后,沿海城市取代了内陆城市的重要性。经过西安的丝绸之路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是技术的变迁带来地理上比较优势变化的一个实例。在今天,海上贸易仍占主导地位。互联网正日益在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当然,它不会太大地改变实物贸易的方式,但它肯定会带来无形商品贸易的巨大变革。一些后台服务将可以在千里之外由卫星接收器联系起来的地方进行。我仍然认为在今天作为内陆国家是面临巨大压力的,蒙古国便是一例。

你的第三个问题很有趣,也很重要,我说实话也没有肯定的答案。一个国家发展到什么阶段才应该把创新定为国策,进而投入大量资金于此?我认为可以通过做一些对比研究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大概不需要再等五十年再来积极地投入到自主的研究开发中去。美国目前将GNP的2.6%投入到研发,日本投入2.8%,而中国只有0.6%,这是不是太少了?也许不少,如林教授所说也许是回报太低了的缘故。但有许多国家虽然要在25年后才发展本国自己的技术开发,但在当时就进行投资,比如台湾地区,南韩和以色列。大概在七、八十代便开始了自主创新的投资,以色列或许更早。他们大量投资在高等教育、国家实验室等项目上。今天的中国有许多出色的科学家,而且通过严肃的研究我相信我们会发现中国也存在大量对高回报自主技术创新的需求。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家,而是让科技与商业联系起来的渠道。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不懂得企业家精神,不懂会计,不知道怎样创办公司,也得不到创业风险投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科技问题,比如中国的洪水、生态管理、干旱等问题。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内在的需求和潜力来进行自己的技术研究和开发。

我刚刚又想到了一个例子: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这个技术公司正在尝试用基因改组的方式来提高玉米的抗虫害能力,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国内的害虫,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甘肃的玉米生产可能没有太大作用。另外我要说的是阿根廷的例子,阿根廷在历史上经济曾经很发达,后来却一蹶不振,原因之一是林教授说的“丰富人均自然资源的陷阱”。阿根廷人从未认识到他们不能总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他们没有想到发展自己的技术创新。

学生:你能具体地分析一下中国的处境吗?

萨克斯: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原因在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尤其是沿海地区。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进行她现在所做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经济开放。显然中国正在逐步迈向市场化,加入WTO和世界贸易体系也是必然的事情。我的建议是中国应该给予技术进步以更多的重视,现在所做的远远不够。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将是一个技术革新的大国,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正如今天从美国传播到世界的互联网技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利益一样。我从数据中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欠缺。我没做过关于具体如何提高一国高等教育水平的研究,但我知道在美国有公立和私立学校间的竞争和互补。中国的私立学校也在逐步发展,中国的一些有钱人应该做一些事情为社会做贡献。私立学校能收到许多先前毕业生的捐赠,在美国这笔款项是很可观的。

国企改革走出新路(国外特写)

——记中远集团总裁在哈佛演讲“中国20多年的国企改革已经充分证明,只要能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国有企业是完全可以搞好的。”5月29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魏家福走上了哈佛大学的讲台,给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上了一堂中国国企改革的课。

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美国经贸界、企业管理研究领域的专家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国企的改革。魏家福总裁应邀访问哈佛大学一天,就分别在商学院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了两场有关中国国企改革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以中远集团近年来的改革为例,着重介绍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并做了实证分析。

魏家福说,从1998年开始,中远集团不断推动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中远集团已经形成了以航运为主业、以航运相关业和陆地产业相配套的多元化经营格局,成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跨国家的大型国企。中远集团的员工超过了8万人,资产逾150亿美元。中远集团拥有和经营着500余艘现代化商船,规模居世界前列。中远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个缩影。

演讲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和学者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魏家福用流利的英语一一作了回答,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

有听众问及中远集团的运作模式。魏家福说,中远集团在体制改革之后建立了“国家所有,市场化经营”,也就是“国有市营”的体制和机制。中远集团的特点是国有独资,因此没有设立董事会,而是在中央政府(所有者代表)的直接领导和授权经营下,通过设置经理层和监事会来管理企业的运营。这样一种法人治理结构,只要明确各方的责权利,也同样可以协调运转、有效制衡。

有听众又问,如果上级领导要求中远集团将某个项目交给某地厂家来完成,中远集团会如何做决定?魏家福说,通过改革,特别是产权安排制度的改革,中远集团已经不再是过去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企了。中远集团考虑的是股东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要看能不能赚钱,这和美国的企业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管理的这个企业没有利润,中远也就不可能在近年来有如此迅速的发展,而中央政府也不会让我再继续干下去。”魏家福总裁说。他接着又举例说,通常重要项目都是通过招标来选定承包者的,有时外国的企业也可以参加竞标。不久前中远集团就有一个大项目,日本、韩国等国的造船厂都参加了竞标。

又有听众表示希望能了解中远集团的员工奖励和期权制。魏家福说,中远集团有多种奖励方式,比如高层经理如业绩显著就能够获得较丰厚的物质奖励。中远集团还在所属企业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充分利用夹板效应,对所属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尝试实行“经营者持股”等。

魏家福接着还就中国国企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的挑战、中国企业的管理文化和支持慈善事业等问题做了回答。一位美国专家会后对记者说,“听了魏先生的演讲,我感到,我们对中国国企的了解的确太少了。用美国学者关于国企与私企的传统概念也许无法解释中国的国企改革,但中远的例子表明,中国人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政治类

21世纪中美关系的选择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

研究中心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

作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发达国家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对人类负有重大的责任。21世纪中美关系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美关系历史上两次错误选择的深切教训启示我们:在历史的关头,简单的意识形态化、忽视专家的真知灼见以及胜利冲昏头脑,是极其有害的。

中美合作具有广泛的基础。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美两国各自不同的根本战略利益有着内在的互补性,具有深厚的友好合作的结合点。

21世纪中美关系应选择全面友好合作。

我不是研究中美关系问题的专家。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我作为一名学者同样关心中美关系,注意中美关系。此次应邀演讲,所谈仅仅是一个学者的书生之见,希望不要斤斤计较某一两句话,它可能是不严格的;也不具备什么特殊的含义。希望从整体上把握精神那么作为学术观点,我们大家都有广泛讨论和深入思考的余地。

人类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20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冷战结束告终。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一个更加激烈竞争和多变的世纪,同时也展现着人类和平和发展的曙光。作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发达国家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对人类负有重大的责任。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可以也正在作出各种分析与预测,但是人作为万物之灵,还有选择,也许更重要的是选择,选择加上努力付诸实现就是历史。例如帕恩斯坦先生等写的新著《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就是最近的一种分析与预测。这种分析对不对?这种预测果真将成为现实吗?我们的回答是:

对,能,如果人们作出非理性的错误选择的话。

不对,不能,如果人们作出理性的正确选择的话。

下面我想作为一个学者谈谈一个可能的理性的正确选择。

一、当今世界最容易犯错误的国家

1.第一个是美国,理由有四:(1)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她认定自己大获全胜,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冷战中难以治愈的创伤,胜利冲昏头脑,容易骄傲自大;结果“骄兵必败”;“独大”就是霸权,必然孤立自己。(2)美国在本世纪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中成为强大的国家;几代人是在有明确敌人的生活中成长的。因此,冷战结束后有失落感;许多方面的政策和工作似乎失去了方向。更不要说那些冷战利益集团了。本应是开拓新局面的机遇,但也容易自觉不自觉地留恋过去,按冷战的逻辑去思维,中国自然成为某些人寻找新的敌人的对象。(3)把意识形态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本是冷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前苏联曾是十分突出的例证。不择手段地推行她的共产主义模式,使曾经显赫一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这是她在冷战中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美国作为冷战胜利者,企图在全球推行美国模式民主制度,把意识形态当作外交的基本杠杆,就可能重蹈前苏联的覆辙。(4)美国是世界上十分封闭的国家,不合历史潮流,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美国式开放是单向的,全世界都了解美国,而美国却不了解全世界。或许对欧洲有所了解,对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对东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的乃至必要的了解,而且还有着不屑了解的自负,即使了解也是用自己的价值框架去分析判断,怎么会不犯错误呢。《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正是这四个错误因素下冒出来的一只气球。

2.第二个是中国,理由有三:(1)冷战后,中国成为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唯一大国,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应把世界革命的责任担当起来。许多在国际上受欺凌的国家人民也期待中国领头与霸权政治对抗。中国很容易出于意识形态和道义责任成为对抗美国的力量。(2)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既是强大的内聚力,同时也包含着热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一个重大特点是平时中国内部常有一种“窝里斗”的劣根性,而一旦受到外侮,则必然团结如一人。她不具有主动侵略性,这已为几千年特别是近几百年历史所证明,而具有巨大的被动反应性,所以在一百多年各种列强侵略下始终坚贞不屈而得以生存。因此,对当前国际某些反华反共逆流和霸权政治十分敏感,很容易被激发反应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非理性地犯错误。不久前,中国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可以说反映了这种情绪。(3)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着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连续十多年两位数的增长、使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这既是一种鼓舞,同时也很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从而犯这种或那种错误。

中国政府认真分析了冷战后的形势,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时,提出“不搞对抗,减少麻烦,加强了解,增进合作”的方针。这就避免了上述犯错误的可能性。如果美国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则中美友好的道路必然越来越宽广。一位美国有识之上说得好:“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敌人,你就会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我愿毅在此再补充两句,第一句是:“如果真与中国为敌,你就会发现中国不仅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还是一个最难缠的敌人”;第二句是:“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朋友,你也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们不希望美国犯错误,否则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且对于美国也必将是一场灾难。

二、中美关系的历史教训

中美关系历史上有两次错误选择是值得注意的教训。温故知新,汲取教训就可避免重犯错误。

第一次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中美两国在战争中同盟,战后中美关系理应进入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当时中国有两大政治势力:蒋介石国民党和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在40年代曾与美军驻延安联络小组有过很好的相处。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反对斯大林干涉中国革命的,一直得不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信任。毛泽东在40年代某些文章中曾经写道,中国革命的未来目标之一是建立像美国一样的民主共和国。当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问及毛泽东怎样保证共产党不会重蹈历代王朝那样开始兴旺最后腐败灭亡的周期律?毛泽东坚决地回答:民主。1945~1946年间毛泽东曾经通过有关途径表示希望访美。但是,当时美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顾蒋介石政权是代表少数特权阶层利益且已腐败,而选择了它,全力支持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后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用小米加步枪,仅用三年时间,打败了800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这段历史从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回忆录和《艾奇逊白皮书》可以证明。由于美国政府的错误选择,把毛泽东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到了反美的立场。

第二次是蒋介石王朝覆灭,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意味深长地留在南京,并且通过他当年燕京大学任教的私人关系,已与中国共产党接触。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曾有第一个和美国建交的准备。美国国务院也曾召开像费正请、裴斐、鲍大可等“最有头脑的思想家”参加的全国远东问题专家圆桌会议;会议几乎一致主张承认新中国。这本是中美关系转好的一个历史良机。但是杜鲁门总统没有重视专家们的真知灼见,良机一瞬即逝。不久,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介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战争创伤严重,百废待兴。面对着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最艰难的选择。现在原苏联的档案已经公布,从披露的材料看,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主要领导开始是并不主张,至少是不积极直接出兵“抗美援朝”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国家利益负责的态度,但是当时麦克阿瑟将军所代表的美国好战势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公然宣称鸭绿江不是中国与朝鲜的国界,也不是美军推进的终点,并且事实上飞机已经轰炸了中国东北企图把刚刚出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结果,中国政府和人民认定”唇亡齿寒”,为了“保家卫国”,与美国直接交战三年。这对中国国力无疑是一种巨大消耗,大大延滞了中国现化建设的进程。美国的错误选择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激发了中华民族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全国同仇敌忾,开创了弱国打败美国的先例,终于迫使美军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时签字的美军统帅克拉克悲哀地承认,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协议上签字的将军。主于美国的错误选择,失去了中美关系转机的良机,正是这场战争,使中美两大民族整整交恶了一代人。

重提这些不愉快的历史,我决无意翻出旧账来煽动中美对立的情绪,而只是想说,在历史的关头,正确选择是多么重要!在中美关系的正确选择中,简单的意识形态化、忽视专家的真知灼见以及胜利冲昏头脑是多么有害!

一代人的交恶的历史影响是深刻的,不能指望一觉醒来万事大吉。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好一阵坏一阵,也是合乎逻辑的事。问题是在这21世纪曙光已现的历史关键时刻,中美关系能不能掀开稳定的友好合作的新一页,对于中美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选择。

三、中美友好合作的广泛基础

友好合作不能仅靠一种愿望,即使这种愿望多么良好。足够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十分重要的。中美关系具有这种基础。(1)中美两国没有任何地缘冲突因素。

中美是远邻,虽然有共同相连的太平洋。但是没有任何领土的接壤,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领土争议和其它地缘冲突因素。众所周知,地缘冲突最容易引起民族主义热情,由此引起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的战争。中美两国之间没有这一冲突因素,是十分幸运和值得珍惜的。(2)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中美总体上是友好的。

在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上,英、俄、日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影是难以磨灭的。美国没有直接地主要地侵略过中国。虽然有《望厦条约》、《庚子赔款》等不平等条约,这主要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内容,在中国社会上没有广泛深刻的印象。相反,20世纪,中美两国共同参加了两次反侵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是反法西斯的亲密盟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美国给予中国巨大的援助,在中国人民心中留有长远的良好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两国实质上建立了一种战略联盟的关系。中国对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两次结盟对中美两国,对世界和平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美国人民爽朗的性格,自由的追求和求实的作风也一直获得中国人民的好感。

所以,虽然有过将近两代人的交恶,但毕竟是晴空中的一朵乌云。乌云已经过去,晴空万里终归辽阔。(3)中美经济具有特殊的巨大互补性。

不仅两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此(例如中国的钨锌锰等战略矿物资源是美国所缺少的)、就是各种人工经济资源也是如此。例如美国产品属高新技术产品,中国无法与之竞争,相反,却是美国产品的巨大市场;而另一方面,中国有相当的中低档生活用品的生产能力,却可以更好地满足美国大众的需求。这与美国同日本、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中美双边经济与贸易是在两个不同质的层次上进行的,因此从根本上讲没有相互竞争性,而只有巨大互补性。这一特征,是十分有利于中美友好合作的。

四、中美在21世纪的战略利益

上面三个基础是坚固的,但毕竟是一般性客观基础,是可能性的基础。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实现中美友好合作还必须具有相应的历史性机遇,要在历史进程上找到双方强有力的结合点。21世纪是不是这个历史机遇?结合点又何在?这就要看在21世纪,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所在。这里我不想一般地谈论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许多具体的共同战略利益(例如裁军和核扩散等)。我想着重指出中美两国在21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何在)以及这两种根本的战略利益可不可能结合?(1)美国在21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是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保持一个世纪以上强国地位是不多见的。历史的辩证法是各领风骚一百年。美国能不能在21世纪继续保持第一强国,开创历史的先例?

冷战之后,美国虽然仍然强大,但毕竟创伤巨大。相对而言,国际地位衰落了。世界正在走向多极。日本、欧洲正在崛起,可以以实力为后盾说“不”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打海湾战争毕竟要日本、欧洲出钱了。最重要的是炮舰外交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21世纪谁是世界第一强国将取决于经济实力。21世纪将是空前激烈的经济竞争的世纪,美国在竞争中能够获胜吗?(2)中国在21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是实现现代化。

具有5000年独特文明和12亿人口的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但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超级社会。就经济水平而言,中国与美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美国先进得多;就社会发展而言,中国与美国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要复杂得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虽然近2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道路还十分遥远。按照邓小平理论和战略部署,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把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进行到底,专心致志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在21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所在。为此,中国真诚地希望一个和平与友好合作的国际环境。

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友好合作,怎样估量它的意义,都不会过份。邓小平曾经指出:“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这是十分深刻的富有远见的判断。我认为,正是在上述两国21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上,具有深厚的友好合作的结合点。

美国要在21世纪继续保持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首先要追溯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一的?原因当然很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移民国家的特殊优势等等,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无战争,成为世界优秀人才汇集地,成为世界武器和产品的供应商也是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这一情况将不会重演了,这种机遇将不会再有了。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和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都遭罹战争创伤。经济要恢复和发展需要资金和技术,当时只有美国具有。但是美国自己也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美国面临着多种选择。回顾历史,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马歇尔计划,使美国深享其惠。美国用500亿美元援助欧洲,欧洲用它购买美国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又反过来促进美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欧洲发展了,就有更大的能力来购买美国的先进产品,如此,形成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互补性经济良性循环。美国与日本也有类似情况。从而,促进了美国战后经济持续发展与高涨。上述历史发展过程潜藏着一个重大的历史经验:美国巨大的资金和技术,与一个迫切需求而又蓬勃发展的市场相结合,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途。

历史又翻开新一页。

今天,一个迫切需求资金技术而又蓬勃发展的市场在哪里?毫无疑问在中国。中国12亿多人口这个超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天然的超级市场。如果中国有10%的人口达到日本富裕程度,就是一个日本市场!如果中国有20%人口达到美国富裕程度,就是一个美国市场!而且,中国这个市场不是潜在的,她的经济近20年名列世界前茅的持续增长,使她成为21世纪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最需要的仍是资金和技术。因此,与谁之友好合作,形成互补性良性经济循环,谁就将取得21世纪第一经济实力。现在能够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国家已不像当年只有美国唯一一个了。我们希望美国作出正确的选择,并在竞争中获胜。

五、中美友好合作的一个可能的选择

友好合作可以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关键在于实在的行动。

一个可能的友好合作行动是:类似当年给欧洲的马歇尔计划,21世纪开始美国向中国提供100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援助计划。中国用这笔钱购买美国的技术和先进产品,既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又促进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展了的中国市场就可以有更大的能力和容量吸收更多的美国资金、技术和产品,从而保证美国在21世纪经济持续繁荣和保世界第一经济实力。

问题是:谁是今日美国的马歇尔?一个必须比当年马歇尔更有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的马歇尔。

六、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巨大障碍,也往往成为“中美冲突论”的一个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首先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才能找到中美关系的出路。

1.中国统一是一个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命题。稍有中国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统一始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根本传统和立国之基。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反对分裂增进统一的历史。任何维护中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个人和政治集团,就受到人民拥护和历史赞扬;任何制造中国分裂,出卖祖国领土完整的个人和政治集团,就受到人民唾弃,留下千古骂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统一国策是理所当然的事,谁也不要指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会后退半步。

2.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无条件谈判”的方针和主张。和平统一,当然就是不诉诸武力,这就必须“一国两制”。反对“一国两制”意味什么?或者台湾当局用资本主义统一大陆,或者中国大陆用社会主义统一台湾,这就必然要发生军事冲突:所以“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的唯一现实的途径。至于如问实现“一国两制”,实行怎样的“一国两制”等等具体问题,只能通过谈判来增进了解,求得共识,公平地照顾双方利益,达到必要的妥协。鉴于台湾当局害怕谈判“大吃小”,中国政府提出“无条件谈判”。“无条件”,在人类历史活动上,恐怕再也没有比它更公平合理的态度了吧。所以,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就“和平统一”而言,中国政府主张的宽容度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了。现在卡在台湾当局一方面。台湾当局之所以始终没有给予真诚的回应,是因为台湾有人企图分裂中国,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这是中国政府绝对无法接受的。

3.中国人民希望早日统一,越早越好,越早越有利于中国(包括台湾)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我们也有耐心等待。几十年的分离,当然不能指望往一个早上醒来就握手拥抱。两岸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使一部分台湾民众存有顾虑,我们理解并充分谅解,但是,请注意,时间对大陆有利。中国大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会主义理论将这场伟大社会主义改革进行到底,必将继续保持近20年来的发展势头,那么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将有裹长足的发展。当中国大陆经济接近、达到或超过台湾水平时,统一问题就无需谈判而自然解决了。我们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所以,现在是台湾当局和平谈判最好的时机,因为她手中还握有若干张王牌。随着时间的推进,她的谈判地位就越削弱,这是历史的大趋势。

4.台湾宣布独立之日,就是宣告战争之时,只要看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无论是刚刚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还是因两个超级大国支持印度而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还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前苏联的“保卫珍宝岛”之战,还是对曾是兄弟之邦的越南的“边境自卫还击战”,凡是涉及中国领土完整,哪怕是黑龙江边上荒无人烟的一个小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都决不含糊,不惜一战来捍卫它,何况宝岛台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彻底坚定的爱国者,这是用鲜血铸成的历史。谁也不要对此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点,我想美国人最能理解,当年南方各州闹独立,你们的前辈不是进行了著名的“南北战争”来维护国家统一吗?

当然,“宣告战争”也可以有各种战争艺术,孙子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鉴于台湾是弹丸一岛,军事封锁是一个可能选择;鉴于台湾经济是资源缺乏的外贸型经济,一宣布战争状态,其迸进和出口的保险费就会飞涨。仅此一顶,台湾经济就会崩溃……最根本的,我们坚信广大台湾人民决不会坐视一小撮台湾政客妄图“台湾独立”的野心。所以并不一定需要流血就可以解决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流血太多了,我们再也不希望流血了。

5.台湾问题纯粹是中国内政问题,正如夏威夷或加州,不管出现什么事都是美国内政问题一样。因此,从根本上讲,美国不应介入台湾问题。不介入台湾问题,对美国而言,从国家利益讲是最明智的;从社会道义上讲,也是最符合美国的“民主精神”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美国不幸卷入这个漩涡之中。既已卷入,它就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不定的筹码,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和不安定的一个因素。面对21世纪这个机遇,美国可以有多种选择:(1)继续目前这种局面,一方面,美国正确地宣告“一个中国”的国策;另一方面,不断玩弄台湾这张牌。从而中美关系不时因它掀起一阵波澜。好一阵,坏一阵,美国或许可以从海峡两边矛盾中都得到某些短暂的利益。如此十年二十年过去,结果中国经济发展了,海峡两岸统一了,那时的中国人将对美国扮演的角色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这是下策。(2)明里或暗里坚决支持台湾当局搞“一中一台”乃至“台湾独立”,就像当年把宝押在蒋介石集团身上一样,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预,但它将会导致中美之间一场战争。当然,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军事力量,战争对于中国将是一场灾难。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巴拿马或伊拉克,美国要取得胜利肯定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已是前车之鉴。于是美国将在长期战争煎熬中经济衰退,霸权失落。所以,这是灾难性的错误选择,下下策。(3)美国断然退出台湾问题,一切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对此,中国当然欢迎,但这可能引起美国政坛不必要的振荡,从美国讲,也非上策。(4)既然已经介入了,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和平统一的积极因素。美国促进了中国和平统一,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烫土豆”,而且为21世纪中美友好合作奠下了一块基石,这才是上策,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6.长期以来,人们以解决台湾问题来寻找实现中美友好之途。实践表明,在中美不友好的情况下,美国怎么肯放弃台湾这张牌?中国又怎能信任美国种种希冀合作的信号呢?人们是否可以“逆向思考”一下,双方首先着眼于前述中美两国21世纪最根本的战略利益,建立中美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友好了,台湾问题是否也就迎刃而解了?

七、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问题

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常成为那些认为中美两国注定要发生冲突的理论依据,其实,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讲,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1.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多元化好,还是一元好?人类历史实践证明是多元好。五彩缤纷才是美的世界。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互相竞争与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意识形态和文化倾向的国家,为什么就唯独容不得一个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2.不同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固然有冲突的一面,但是也还有互相融合的一面,融合会产生“杂交优势”,这正是我们所应选择的。中国五千年文化不知融合了多少不同的文化,“兼容并蓄”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传统,所以才具有五千年兴旺不衰的生命力。而入类文化史证明,文化排他的异端纵使显赫一时,都是短命的。

3.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属于精神思想范畴。思想无国界,革命却不可输出。人类历史表明,先进思想的传播、真理的传播是任何国界和力量都挡不住的,同时,企图用革命的手段、暴力的手段、强制的手段、行政的手段,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即使是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错误的,也必以失败而告终。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各国人民有同等的选择权利。即使人民选错了,也应该由人民自己重新选择。谁也不应也不可能强制包办,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对真正民主精神的一种社会检验?

4.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道,中国人民曾经向西方学习,选择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但是老师总是欺侮和压迫学生,不让中国学习。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成功,一个主要之点就在于他贯彻始终地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一扫百年积弱,富强起来,现代化起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一句话,本着求实的态度。对外国的东西,学习一切优秀的为中国所用,从不照抄照搬。总之,什么办法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能使中国人民真正共同富裕起来,我们就采用,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并已为历史所证实这条路走对了,只要不怀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冷战的思维定势,都可以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都会对她给予理解、同情和支持。

5.美国对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充满自信,对此我们十分赞赏和尊重,一个没有自信力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美国也有自己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美国还远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美国的最佳选择应该是专心致志地努力自我完善。如果美国真正好,应该相信真理的力量,中国人民会自动学习的。中国人是一个好学的民族。当代中国,几乎世界各国稍有影响的思潮都已转了一圈;今日中国,稍有影响的理论著作都已或正在中国出版。中国人会择其善而从之。但是,如果美国不致力于完善自己,却要强制中国接受一切,中国人自然会问:“难道这就是美国的人权和民主?”那就只会导致冲突。

谁也别指望中国会咽下任何强加给她的苦果。

八、中国富强了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吗?

1.富强就注定是一种威胁吗?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是否意味着她今日威胁着全世界?日本、欧洲现在都很富强,是否威胁着美国?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已为上千年的历史所证实。中华民族是一个善良的民族,她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走向世界,并与各国人民友好相处,诚实劳动,从未建立过任何殖民地。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特别珍惜世界和平友谊。霸权是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的,搞霸权的假社会主义已自食其果了,这就是中国已公开宣布永远不称霸的道理。

不妨列举一个数字加以说明,如果中国有10%的人口,即1.2亿人富裕到有经济能力前往美国和世界旅游,那不就成为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反之,如果中国贫困与动乱,有10%的人口成为难民流向世界,那不是对全世界一项难以估量的威胁吗?

2.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并不丰富,历史负担与欠债大多,因此,今日中国虽有巨大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用中国贫穷的标准计算,仍有六七千万人未得温饱。中国要专心致志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到下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美国兰德公司1995年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06年超过美国,但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要人均达到美国的水平,恐怕至少100年。更重要的,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不仅是量的差距,更有质的差距,我们高速发展的产值基本上还是“工业化”的产值。而美国是高新技术“信息化”的产值,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差距!所以,邓小平说,中国人要作好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努力的准备。

至于军事力量,中国只有有限的自卫能力,无论热核武器,还是激光制导和电子武器……都不是可以与美国比拟的。中国军费绝对值只有美国的1/30,人均值就更少了。任何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谁能相信中国军事力量会威胁到强大的美国。

退一万步说,中国要具有威胁美国的力量也要在22世纪以后。那已是我们孙子、曾孙子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相信我们100年后的子孙将具有更高的智慧和更深刻的理性,他门将会找到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途径和措施来。

问题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一份什么遗产。这是真正的历史性选择!如果我们跨世纪的这代人留给我们子孙一份中美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那么我相信他门一定会在前辈的基础上,建立起宏伟的中美友好合作大厦。

九、迎接中美友好合作的新世纪

综合以上,我的结论是21世纪中美关系应该选择友好合作,全面友好合作。这是两国21世纪根本的战略利益之所在。同时,这个选择是建立在充分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可行的,只要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

事实上,中美关系友好合作的势头一直在潜行着,例如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的20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573亿美元,五年内增长了将近一倍半。如果政治家们顺从历史潮流前进,中美友好合作的前景,不是可以期待的吗?

如果政治家们非理性地选择对抗,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不利的,甚至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迎接一个中美友好合作的新世纪,一个中国和美国都繁荣和进步的新世纪。

也许有人会笑我是一个书生的幻想。对于这一指责,我乐意接受。我是搞自然科学研究出身的,我知道任何创造发明都是从幻想开始的。如果我撒下的是一颗空瘪的种子,自然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如果我播下了真正的种子,我相信总有发芽和茁壮成长的一天。

states to be a Harvard commencement speaker and the recipient of an honorary degree.It is a very great honor to introduce Vlce President,Al Gore.

Al Gore: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Sharon Ganyon,President NeiI Rudenstein and Angelica Rudenstein,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board and board of overseas,faculty,students,alumni,distinguished guests.Before we begin I would like to bring your attention to a small item on the inside cover of the June 4th issue of the Boston Globe magazine.Correction:“The May 29th cover story on Vice President Al Gore suggested he is funny.He is not.The Globe regrets the error,I'm used to that.It's no secret that l ran for President in 1988although it seemed like one at the time. It was a character building experience,I learned a lot of new jokes."Al Gore is so boring!His secret service code name is Al Gore.If you use as strobe light,it looks like Al Gore is moving.Al Gore is so stiff racks by the suits of him.Al Gore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suffer from Dutchelm disease.How can you tell Al Gore from a room full of Secret Service agents?He is the stiff one."I heard most of them,but every hme I hear a new one I always have the same reaction:“Very funny,Tipper."In order to escape that demeaning ridicule and reclaim my dignity,I decided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the USA.It has been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one which has not taken me entirely away from the Senate.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I've had a chance to vote a few times in the last sixteen months.The experience has made me a more optimistic person because I've noticed the pattern that the news media has almost completely missed but if you watch on C-Span you will find this pattern holds :every time I vote,we win.It works like a charm.

A Harvard commencement is a special occasion.How could anyone not have been thrilled by this morning's assembly?25,000 people packed in the Harvard yard to celebrate one of the great occasions of life.I loved it all,and I love this great gathering again and I've especially enjoyed my 25th reunion。I'm so proud of my class of 1969!We're the ones who beat Yale by a tight score,if you remember!

I believe in you,all of you here,individually and as a group.The cynics say you are motivated principally by greed and that ultimate1y you will care for nothing other than yourselves.But the cynics are wrong.You care about each other,you cherish freedom,you treasure justice,you seek truth.And finally,I believe in America.Cynics will say we've lost our ways that the American century is at its end.But again,the cynics are wrong.Ainerica is stiIl the model to which the world aspires.Almos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 values that the US has proclaimed,defended ,and tried to live are now rising.In the end we face a fundamental chice:cynicism or faith,each equally capable of taking root in our souls and shaping our lives as self fulfilling prophecies.I believe we must open our hearts to each other and build on all the vast and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America.This is a task for a confident people,which is what we have been throughout our history and what we still are in our deepest character.I believe in our future.

主持人:25年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获哈佛大学授予的行政管理学位证书和优等生荣誉证书。今天,作为美国第一位在职副总统,戈尔回到母校——哈佛大学,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并接受荣誉。让我们热烈欢迎副总统阿尔·戈尔。

阿尔·戈尔: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们,沙伦·甘扬,尼尔·罗登斯但校长和安杰莉卡·罗登斯但,哈佛集团的全体成员以及海外公司的全体成员,老师们,同学们,女士们,尊敬的来宾们。在我演讲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六月四日波士顿《全球》杂志的内页上的一条短讯:更正:“关于副总统阿尔·戈尔的五月二十九日封面人物故事中提到他十分幽默。他并不是这样。《全球》杂志特此更正并致歉。”我对这样的事情已习以为常。众所周知1988年我竟竞选过总统,尽管当时看起来的确像这么回事。这是一种性格磨炼,从中我知道不少笑话。“阿尔·戈尔太乏味了!他的私人服务姓名代码仍是阿尔·戈尔。”“如果你用闪烁的霓虹灯,看起来就像是阿尔·戈尔来了。”“阿尔·戈尔太呆板了,穿上西装活像个衣架。”“阿尔·戈尔鼓舞了数百万美国荷兰病患者。”“你知道怎样从一屋子要求私人服务的顾客中辨出阿尔·戈尔?就是那个呆板的家伙。”我听过许多这种笑话。但每次听到一个新笑话,我总是有着同样的反应:“太有趣了,够味。”为了逃避那些有损形象的嘲弄和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决定竞选美国副总统,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并没使我完全脱离参议院。诸位也许注意到,在最后十六个月内,我曾有过一个机会投几次票。这次经验使我成了一个更乐观的人,因为我注意到新闻界几乎完全忽略的一个模式,但如果你仔细地观看“C时段”节目,你就会发现这个模式的作用:每次我投票,我们都会赢。就像施了魔法。

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有谁不会为今早的集会感到激动呢?两万五千人聚集在哈佛广场上来庆祝生命中的盛大时刻之一。我喜欢它,非常喜欢这次集会,非常高兴能第25次参加校友会。我为我们1969年的那个班级感到自豪!还记得吗,我们以微小的比分之差击败了耶鲁。

我相信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愤世嫉俗者称,你们主要被贪欲所驱使,最终你们除了自己以外对什么都会漠不关心。但他们错了。你们相互关心,你们珍惜自由,你们崇尚公正,你们追求真理。然而最终,我相信美国。愤世嫉俗者会说,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美国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他们又错了。美国仍是世界所瞩目的典范,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所声称捍卫的和生存着的价值观都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终我们将面临一项重要的抉择:犬儒主义还是信仰,二者都能在我们的灵魂中扎根,并像一个自我预言的实现一样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必须对他人开启我们的心灵,并依赖于美国的巨大的富于创造力的可能性。我们在自己书写的历史上充当的角色,在心灵深处我们仍然所充当的角色,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民族。我相信我们的未来。

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1997年11月1日)

引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一七八四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航到中国。一八四七年,中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学生容闳等人赴美求学。许多中国人参加了美国的建设事业,不少美国人同情和帮助过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应该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谢陆登庭校长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这美好的金秋时节,来到你们这座美国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学府。

哈佛建校三百六十年来,培养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和企业家,曾出过六位美国总统,三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这说明了哈佛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哈佛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一直同哈佛大学保持着学术交流。哈佛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相互了解,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前提。惟有相互了解,才能增进信任,加强合作。中美建交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在逐渐扩大和加深,但还不够。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很多视角。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记得我在高中读书时,老师给我们讲微积分,第一课就是讲《庄子》中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很形象地使我建立起极限的概念。这表明中国古人就已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无限的,也说明我们的先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和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日月之食的记载。从秦代到清末的二千一百多年间,哈雷彗星出现二十七次,中国都有记录。汉代张衡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和演示日月星辰的浑天仪。先秦的数学家提出了勾股定理。南北朝的祖冲之算出圆周率为3.1415926。中国的纺织、制瓷、冶金、造船技术很早就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明代朱载创十二平均律,后来被认定为世界通行的标准音调。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特别是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直到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相结合的理性光辉。

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它是通过各种学科、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同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进步的。中国人早就懂得兼取众长、以为己善的道理。汉、唐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盛世,也是中外交流的盛世。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玄奘万里取经,带回南亚国家的古老文化。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华文化传向远方的国度。但是后来特别是清代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和中外交流。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文明成果,并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今天,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同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开放局面。

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这里,我想就以下一些方面谈些看法,希望有助于诸位对中国的了解。

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团结统一,深深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暂时的分裂现象,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各民族人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了区域自治。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获得不断的发展。所有这些,为巩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我们的先人历来把独立自主视为立国之本。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近代中国虽屡遭列强欺凌,国势衰败,但经过全民族的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这充分说明,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今天,我们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来解决如何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而不照搬别国的模式。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们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和政策。中国人民珍惜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也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今天,专心致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更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我国的对外政策,是以和平为宗旨的。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绝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欺凌的苦难加之于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将来中国富强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结果。近百年来,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境遇,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奋发图强的斗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首先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把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进入了百年来发展最快最好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变革创新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发展。我们把改革开放叫作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因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近二十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信念是坚定的,步骤是稳妥的,方式是渐进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虽然在前进中也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困难和风险,但我们都顺利地解决了,不仅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而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

现在,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地全面推进改革。在经济上,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在政治上,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在文化上,要积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总起来说,就是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作为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所以要进行百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所以要实行一次又一次的伟大变革、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所以要加强民族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所以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归根到底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总之,今天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实行的内外政策,确定的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既有现实的根据,又有历史的渊源;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潮流,又具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掌握这一点,乃是了解和认识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关键。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一七八四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航到中国。一八四七年,中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学生容闳等人赴美求学。许多中国人参加了美国的建设事业,不少美国人同情和帮助过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他们的动人事迹,我们永远记在心中。

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和创造精神。昨天,我参观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贝尔实验室,领略了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成就。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坚持变革创新,理想就会变为现实。我们在扩大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重视学习和吸收美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十二亿人口的中国保持稳定和加快发展,对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需求,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物质力量,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的潜在市场同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众多的发展机遇和强大的发展活力。中国和美国,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打击国际犯罪等,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这些都是中美两国发展友好合作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妥善解决分歧,不断朝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标前进。

这次访问期间,我同克林顿总统就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同意,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应该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哈佛大学一向重视对中国的研究。贵校已故的费正清教授,就是毕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为了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愿向贵校赠送一套新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记载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典籍。毛泽东先生一生对二十四史做过许多评点和批注,为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吸取历史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我高兴地得知,陆登庭校长将于明年访华,我期待在北京与你再次见面。

我很欣赏哈佛校门上的一段话:“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中国青年也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希望中美两国青年在建设各自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加深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谢谢各位!

附:(Prdsident Jidng begins speaing in chinese)Mr. President, Ladies and Gentlemen,I wish to thank Dr. Neil Rudenstin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ancient yet modernized i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golden fall.

Since its founding some 360 years ago, Harvard has nurtured a great number of outstanding statesmen, scientists, writers, and businessmen, including six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over thirty Nobel Prize winners.

The fact that Harvard was founded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estifies to its posi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Harvard was among the first American universities to accept Chinese students.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have all along maintained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this university. Harvard has thus made useful contribution to the enhance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the basis for state-to-state relations. Without i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countries to build trust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each oth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have broadened and deepened steadily. However, this is not enoug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needs to know the United States better, and vice versa.

To know China better, one may approach it from different angles.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5,000 years of civi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approach China from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I recall my first lesson on calculus in senior high school. My teacher quoted a line from Zhuang Zi, Chinese philosopher over 2,500 years ago, which reads, "Cut away half of a rod and keep on halving what is left, and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that process." This gave me a vivid concept of limit. It show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realized the endless process of changes of matters and had a fairly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s early as in 2,000 B.C., Chinese began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and geographical survey, and gradually formed a world outlook of an "integration of the universe and humanity." China produced in its long history many outstanding philosophers, thinkers, statesmen, strategists, scientists, writers, and artists, and left us numerous volumes of literature. The scene of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brought forth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2,500 years ago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ver 2,200 years ago and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ir exponents, such as Lao Zi and Confucius, about 2,400 years ago. All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cient China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many areas of science, including astronomy, calendric system, geography, mathematics, agriculture, medicine, and the humanities. Records of solar and lunar eclipses are found in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 over 3,000 years ago. In the 2,100 years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at is, from 221 B.C. to 1911), the 27 appearances of Halley Comet were all recorded in China. Zhang Heng, of the Han Dynasty, over 1,800 years ago invented a seismograph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earthquakes, and the celestial globe that showed the movement of the sun, moon, and other stars. Mathematicians in the pre-Qin days over 2,200 years ago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known as the Pythagorean theorem in the West today.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the 4th century A.D., China's mathematician Zu Chongzhi calculated the ratio of the circumference of a circle to its diameter to be 3.1415926. China's silk-weaving, porcelain-making, metallurgy, and ship-building reached the world's advanced level in ancient times. In the Ming Dynasty, Zhu Zaiyu initiated the twelve-tone temperament, which later became the universal standard tones. Chinese medicine is a unique school of its own. Particularly, China's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paper-making, gunpowder, printing, and compass had once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world. These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of China have brought forward the rationalistic brillianc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na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with moral ideals.

Chinese culture in history has never stopped developing. It has enriched itself through the contention and infiltr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and also through the mutual exchanges and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ince old times, th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know full well the importance of "drawing widely upon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improve onesel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ere both an age of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also one of flourish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mperial envoy Zhang Qian's trip to the “West” in the Han Dynasty, over 2,000 years ago, opened up the world-famous Silk Road; Eminent Monk Xuan Zang, of the Tang Dynasty, brought back ancient culture after braving the long journey to South Asian countries. In the Ming Dynasty, Chinese navigator Cheng Ho led a fleet to what the people then called the "West Sea" seven times in the 15th century, sprea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o distant land. Only later on, especially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feudal rulers adopted a policy of seclusion, which hampered China's progress and its exchang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fter the Opium War,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enlightened Chinese people have spared no efforts in learning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dvanced science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realities and pushing for China's social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Today,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have made the opening-up a basic state policy and conducted extensiv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us creating a brand-new situation in its opening-up endeavo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Sunlight is composed of seven colors; so is our world full of colors and splendor.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nation has its ow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strong points and advantages. We should respect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draw upon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offset one's own deficiencies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gress.

In the prolonged course of development, China has formed its fin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hich have been either developed or discard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progress. These traditions have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values and way of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n China's road of development today. I would like to mak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hich I hope will help you to know China better.

First, the tradition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big family composed of 56 nationalities. Since time immemorial,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have established closely-knitte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nks and joined hands in developing the vast land of our country. China became vast unified country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deep-rooted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 strong bond for ethnic harmony and national unity. Solidarity and unity have been inscribed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part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Despite occasional division in the Chinese history, ethnic harmony and national unity have remained the main stream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marked an unprecedented great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of equality, solidar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enjoy full rights and freedoms provided for by the law. In places where there i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minority-nationality people, regional autonomy is in practice. All these have laid a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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