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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1 23: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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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胥黎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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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代表作)

美丽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代表作)试读:

译本序

1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会陌生的,即使你忘记了他的名字,你一定也会记得他的那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很久以来,这一世界文学名篇一直被选入我们的语文教材,它曾经教育过好几代中国的孩子,今天,我重新提起他的名字和小说,你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一位在心灵深处的老朋友又浮现在你眼前,你当然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

都德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三日生于法国南方城市尼姆,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丝绸厂厂主。因为体弱多病,四岁那年,他被寄养在空气新鲜,阳光明媚的尼姆农村。像其他孩子一样,小都德具有很强的语言模仿能力,很快就学会了当地的普罗旺斯方言,这是一种优美而富有音乐感的语言。

六岁时,都德被父母接回尼姆城,先后在公教要理会修士办的学校和一所私立学校接受初级教育。他阅读了许多惊险小说,对《鲁滨孙漂流记》特别喜爱,独自在父亲的因屡遭变故而工人逐渐走空的工厂里玩探险游戏。

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影响下,都德的父亲经营的丝绸厂面临破产,生活开始拮据,勉勉强强又维持了一年以后,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了阳光普照的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地区,搬到多雾的城市里昂。

到里昂后,都德先被送进圣彼得·德·尼锡埃教堂的训练教区儿童讲经班的学校学习;不久,就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欧内斯特一起转学到公立学校。都德读书成绩优良,开始学着写诗,并且醉心于在索恩河上划船。到了一八五七年,父亲遭到彻底破产,不幸笼罩着这个原本欢乐幸福的家庭,刚刚十七岁的都德被迫辍学,并且放弃了参加中学毕业的业士学位会考,远离温馨的家庭,独自一人到法国南方小城市阿累斯的一所中学去当“学监”,也就是辅导老师。

都德怎么也没有想到,阿累斯的这所中学竟会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官场腐败的恶习。他还是个孩子,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工作也十分努力,同时还刻苦自学,但是他却遭到了学生的戏弄、上司的轻视和同事的嘲笑,最后又被学校莫名其妙地辞退。这段学校生活使他初次尝到了人间的冷酷与辛酸,自然也就对家庭倍感热爱和怀念。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一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都德到巴黎去找他的哥哥欧内斯特。到巴黎时他口袋里只有两个法郎,他在路上整整一天没有吃饭,饿得差点晕了过去,但是舍不得用掉仅剩的这两个法郎。欧内斯特在一家保皇派报纸的编辑部里工作,收入微薄;然而都德尝到了离开阿累斯和哥哥重逢的真正快乐。他们两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五光十色的巴黎使都德倾倒了。他常去的地方是巴黎的拉丁区,那儿有形形色色的大学生和外来的年轻人的团体在讨论政治问题、文学问题和戏剧问题。后来都德不光是拉丁区咖啡馆的常客,而且出没于文艺沙龙。他和哥哥有时一起在烛光下读书,写诗。欧内斯特日后成了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德在哥哥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本诗集:《女恋人》。都德兴奋地带着自己的处女作四处走访巴黎的出版商,但是谁会看得起这个衣衫褴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出版他的诗集呢?找不到工作,诗集无处出版,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都德认识了达狄尔书店的老板,这位老板也写过几本书,他表示愿意出版都德的诗集。

一八五八年,诗集《女恋人》终于问世了。不久,报纸上就有评论这位年轻诗人和他的诗的文章了。终于时来运转,都德的诗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欧仁妮的青睐。正是由于这位王后的安排,一八六〇年,第二帝国的权臣,立法会议主席,拿破仑三世的同母异父兄弟,德·莫尔尼公爵聘请都德做他的办公室秘书。德·莫尔尼公爵本人也很喜爱文学,因此对都德这位年轻诗人颇为关心、照顾。秘书是份闲差,薪俸虽然不高,都德却有了一定的地位,可以出入上流社会,从而开拓了他的生活面,使他接触到了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陌生世界,这对我们的作家来说,自然是有一定的意义。也正因为秘书是份闲差,都德才有时间外出旅行,有条件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第二年,也就是一八六一年,他的另一部诗集《双重悔改》出版。

一八六〇年夏天,都德在任职之前,怀着眷恋之情回了一趟普罗旺斯。他怀念那儿纯朴的风土人情,怀念那儿新鲜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他和一八五九年四月在巴黎相遇的南方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在普罗旺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是位终身致力于普罗旺斯方言文学的诗人,一九〇四年因其在文学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对都德来讲,普罗旺斯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则成了他的小说的重要题材。一八六六年,都德在著名的散文故事集《磨坊书简》中,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抒发了对家乡深厚的感情。这部作品使都德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法国文学史上,莫泊桑是以描写诺曼底景物著称的,而都德则以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风土人情的出色描绘令人拍案叫绝。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给都德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你以卓越的才华解决了这个难题:作为普罗旺斯人来写法文。因此你从此以后可以不必在书上署上你的大名:人人都能够根据铸造的印记认出它们,正如有着马西利亚头像的那些了不起的希腊钱币一样。”

一八六二年,都德的第一部戏剧《最后的偶像》在巴黎奥德翁剧场上演。这出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突出优点,但是受到观众热情欢迎。这次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都德,他热切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剧作家。从此以后他写了不少剧本。不过这些剧本没有提出深刻的社会问题,和他的小说相比,显得逊色不少,因而它们在舞台上获得的成功不大,甚至遭到完全的失败。但是他终身都没有停止过戏剧创作,其中有不少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如:《阿尔勒姑娘》(一八七二年)、《小弗罗蒙与大里斯莱》(一八七六年)、《富豪》(一八八〇年)等。

都德自幼体弱多病,在巴黎最初的一段日子,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到了一八六一年,都德不幸得了肺结核病,并且吐血。十二月下旬,都德到阿尔及利亚疗养了三个月。一八六二年底,为了公务又去科西嘉岛旅行了一趟。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四年之间的冬季,他又一次回到了法国南方的封维依附近的蒙托榜,在一个表亲家里过冬,并且又一次与米斯特拉尔相聚。蒙托榜附近的松林小丘上有座荒废的磨坊,都德很喜欢到那儿静观景色、写作和幻想。这座磨坊后来修复,目前成为都德陈列馆。

这些旅行给都德提供了许多有趣的事和资料,他都作了笔记,记在他珍藏的笔记本里。所有的注释者都认为在封维依的这次逗留对《磨坊书简》的产生具有决定性。阿尔及利亚向他提供了达达兰的冒险奇遇的背景材料。科西嘉岛帮助他写出了《富豪》里的选举场面。

都德的保护人德·莫尔尼公爵于一八六五年三月去世;不久,他便辞去了秘书的职务,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这一年,他虽然失去了德·莫尔尼公爵这位知音,却幸运地遇见了未来的妻子朱莉娅·阿拉尔小姐。据都德的长子,作家莱昂·都德回忆:画家阿纳托尔·博利欧曾对朱莉娅说过:阿尔丰斯·都德是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作家,不幸的是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将会使他一事无成。朱莉娅很有才华,酷爱音乐和文学,具有很强的艺术审美感,她自己也写作。在一八六七年一月和都德结婚以后,她对她丈夫的文学创作帮助极大,都德曾经深情地写道,他的作品“没有一篇她没有过过目”。

一八六七年的下半年,他们的长子莱昂出世。莱昂·都德后来也成了一位著名作家,曾经发表过不少作品,最著名的是一部叫作《愚蠢的十九世纪》的文学评论。也就是在这同一年,都德还结识了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他们成了都德的终生好友。《磨坊书简》是使都德在文学上获得盛誉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最初十二篇于一八六六年在巴黎的《事件报》上发表;从一八六八年十一月起,《费加罗报》又相继发表第二批书简。到一八六九年十二月,《磨坊书简》才由埃泽尔出版社结集出版。相隔五年以后,到了一八七四年,又增补了《繁星》、《海关员工》、《三台小弥撒》等篇。如果说《磨坊书简》奠定了都德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那么,一八六六年开始创作,一八六八年问世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更为都德赢得了整个法国的同情和赞赏。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战争爆发,腐败无能的法国军队节节败退,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都德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了国民自卫军,驻守在红山要塞,并获得荣誉勋位勋章。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普法战争停战,法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无产阶级奋起反抗,三月十八日举行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

这场战争对都德的世界观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给他提供了全新的创作题材。一八七一年秋天,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给不在的人的信》;一八七三年三月出版了又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星期一的故事》(又译《月曜日故事集》),其中大部分故事都是歌颂在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勇斗争,同时他也愤怒地鞭挞了庸碌无能的法国指挥部的背叛祖国的行为。

但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都德不能理解,他既指责敌视法国人民的梯也尔政府,也指责巴黎公社。作家的局限性清楚地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反映出来。

巴黎公社失败后,残酷的反动势力统治法国,都德对资产阶级的得意忘形、道德败坏,教权派分子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情况,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一八七二年都德的讽刺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达拉斯贡的达达兰》出版。这部小说充满幽默,讲的是一个普罗旺斯人爱吹牛,说大话。达达兰这个名字后来在法国成了吹牛大王的同义语。这部小说为都德带来了广阔的声誉,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声望的法国作家之一。三部曲的第二部《达达兰在阿尔卑斯山》相隔很久出版于一八八五年;第三部《达拉斯贡港》出版于一八九〇年。作者在三部曲中以卓越的典型化手法表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市侩十足的理想和大言不惭的丑态,这个人被一种荒唐的幻想搅得晕头转向,一心企图在北非建立一个殖民地,从而大发横财。在都德笔下,达达兰变成了那些力图扩大法国殖民地的政治冒险家的、具有概括性的形象。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起,都德几乎每年都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在这一系列长篇小说里触及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个新的创作时期以长篇小说《小弗罗蒙和大里斯莱》(一八七四年)开始。在这部小说里反映出金钱对个人的致命影响。其余的长篇小说有:《杰克》(一八七六年),按照作者的说法,充满了“怜悯、愤怒和讥嘲”。都德在书中讨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问题和教育问题;和《小东西》一样,以一个贫苦的男孩在社会中的经历与奋斗为题材,再一次描绘了摧残儿童心灵的法国学校。《富豪》(一八七七年),写了一个暴发户到巴黎后遭到破产以致身亡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勾画出第二帝国时期丑恶的社会风尚。《放逐中的国王》(一八七九年),以讽刺的手法描绘出失去王位的国王们的形象、贵族的没落和腐化堕落。《努马·卢梅斯当》(一八八一年),写的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政客如何爬上内阁部长的宝座,反映了资产阶级政界的生活。《福音传道者》(一八八三年),简洁地勾勒出基督教新教派在宣扬对宗教的笃信的借口下,毁灭家庭基础所采取的阴险狡猾的手段。《萨芙》(一八八四年),是一部爱情长篇小说,有一个副标题:“巴黎风习”。事实上,他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两个主人公让和芳莉的经历、关系、纠葛以及心理状态上,因而带有封闭性,并没有触及广阔的巴黎现实画面;不过他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以速写的线条勾画了一些巴黎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反映出巴黎某种特定的风习。

从一八七九年起都德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到了一八八四年,也就是《萨芙》出版的这一年,因运动失调越来越严重,诊断后得知患的是一种难以医治的脊髓病。然而在疾病的折磨下,都德仍然每年有作品问世。长篇小说除了上面提到的“达达兰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以外,还有《不朽者》(一八八八年)、《萝丝和尼奈特》(一八九二年)、《小堂区》(一八九五年)、《费德尔》(一八九六年)、《阿拉丹宝藏》(一八九七年)。在这几部长篇小说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朽者》。这部小说主要是讽刺法国最高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只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辩护者才能当选为“不朽者”(即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正是这个缘故,作者在该书的卷首题词中并没有忘记坦率地说:“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当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候选人。”

一八八八年都德的脊髓病进一步恶化。一八九五年他曾与家人同赴伦敦,然后又到威尼斯旅行,在伦敦他拜会了他的作品的英译者亨利·詹姆斯。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忍受了十三年肉体痛苦的都德,在晚餐中谈论埃德蒙·罗斯唐的戏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时,疾病突然发作,倒在地上,不治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都德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戏剧,还给我们留下了两部回忆录:《一个作家的回忆》(一八八五年)和《巴黎三十年》(一八八八年)。他的剧本《阿尔勒姑娘》由法国作曲家比才谱成歌剧,经常在世界各地上演。

从一八七四年开始,福楼拜、左拉、爱德蒙·龚古尔、都德和当时旅居巴黎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五人,常常共进晚餐,当时人称之为“福楼拜聚餐会”。在聚餐会上,五位作家热烈地议论文艺问题,各自发表对文艺的观点。自然主义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人物左拉和龚古尔对都德影响十分深刻,他在创作中也努力向他们学习,尽量做到准确地再现生活。他曾经说过,他的作品只是“临摹自然”而已。因此不少文学史家都把都德归于自然主义作家行列,左拉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都德和左拉本人一样,很少把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的许多论点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去。首先,科学的和客观主义的方向在都德的作品中并没有占到压倒优势的重要性。

也有人认为都德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继承者,甚至连都德自己也承认他继承了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传统。他称自己的小说是“当代历史小说”。他力求反映出他观察到的生活现象,反映出那些使他的同时代人焦虑不安的事物,刻画出极其重要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不难发现他对资产阶级现实的批判态度。但是都德并没有超越自然主义派的“细节的现实主义”,一直上升到巴尔扎克或者司汤达的批判的现实主义。都德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有许多共同之处:幽默,道德教化的倾向性,感伤,具有情节剧味道的故事情景,对儿童题材的偏爱。因此他被人称为“法国的狄更斯”。

都德在直接表达从观察生活所得的印象的同时,用大量真实的素材丰富自己的小说内涵,在叙事手法上达到十分圆熟的境界。他的写作风格鲜明,形象生动,大量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平民语言往往令人忍俊不禁,有时又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法朗士曾经指出:都德的风格是一个讲故事能手的风格,既轻松,又灵活,文句流畅,有时叙述者做一个手势或者露一个微笑,故事便讲完了。

2

一八八六年问世的《纳韦尔美人号》是一部充满人间真情的中篇小说,写出了作者对劳动阶层中的那些甚至在生活艰难时刻都表现出真诚的豁达大度的人怀有的深厚感情和真诚同情。纳韦尔美人号船主卢沃老爹,在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收留一个叫维克多的弃儿。他的这一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能干的卢沃大妈的不满。但是善良的卢沃大妈和她的孩子们渐渐喜欢上维克多,而维克多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家庭温暖。在维克多十二岁时,卢沃老爹的情况越来越糟,船破得几乎无法再修,卢沃大妈生病又花光了全部积蓄,维克多已成了他们沉重的负担。常和卢沃老爹有生意来往的木材商莫让德尔因为爱财如命,以致失去了妻子和儿子。他非常喜欢年纪和他儿子差不多大的维克多。现在他有钱了,却没有家,没有天伦之乐。他希望卢沃老爹能把维克多给他,他愿意付给卢沃一笔钱,但遭到卢沃夫妇的拒绝。维克多十五岁的那年,塞纳河水暴涨,为抢时间,卢沃夫妇上岸装车。突然,纳韦尔美人号的链子被震开,船离开岸边。岸上的人惊呆了,孩子们在甲板上哭叫。维克多临危不惧,他扳住舵柄,纠正航向,穿过桥洞,船获救了。正在全家沉浸在欢乐之中,警察分局通知卢沃,维克多是莫让德尔多年前失踪的儿子。可怜的莫让德尔已经老了,又有疾病缠身,他想搬到别处去,以此忘掉过去的烦恼。卢沃老爹看着前来与他道别的莫让德尔,顿生同情之心,决定把维克多还给莫让德尔。维克多虽然舍不得离开卢沃一家人,但还是跟父亲走了。莫让德尔希望儿子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学生,维克多却无心读书,成天思念卢沃一家人和塞纳河。他从卢沃老爹的女儿克拉拉的来信中得知卢沃一家陷入困境,纳韦尔美人号已被卖掉。他在愁苦中病倒了。莫让德尔知道了儿子的心病,同意他回去驾船。维克多病好后回到塞纳河上,惊喜地发现一条崭新的纳韦尔美人号在等待着他。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都德安排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尾,他也许是想告诉我们,爱是能战胜苦难,赢得幸福的。《纳韦尔美人号》是都德献给人们的一首爱的赞歌。

都德一生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写的短篇小说不多,总共不到一百篇,远不能和莫泊桑相比。但在短篇小说领域里,他们两人却是各领风骚。正如文学史家所说,莫泊桑是叙述性短篇小说的大师,而都德则是散文化短篇小说的开拓者,他赋予短篇小说更多的诗情和韵味,使读者总是能在他那淡雅的风格、深远的韵味中得到美的享受。

都德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以描写故乡普罗旺斯为内容的,另一个是关于普法战争的。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就是以描写普罗旺斯而闻名于世的作品,被认为是一部与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齐名的杰作。这儿我们选译了其中的七篇,篇篇均可称之为精品。《磨坊书简》有篇奇特的前言,虽未选进本书,但有必要略加介绍。这篇前言是假借诗人都德为买一座废弃的磨坊,与卖主签订的一份“文契”。这份文契反映了作者对一个刚刚离去的时代的怀念,那就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手工业时代。他的父亲和许多小企业主一样,随着那个离去的时代,纷纷破产,都德的家庭也随之分崩离析,使他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因而他常常怀念那个时代,怀念他的家庭。这座不再转动的磨坊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这座令都德产生怀旧之情的磨坊,对都德有着特别的审美价值,同时它还体现了都德回归大自然的愿望。回归大自然是人性本质的一种向往,也是一种怀旧。由此可知,这篇前言正是都德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反映,它能帮助我们理解《磨坊书简》这部小说。《科尔尼耶老板的秘密》是短笛手弗朗塞·玛玛依讲的一个故事。短笛手弗朗塞·玛玛依是在文契上签字作证的人,而科尔尼耶老板就是都德买的这座磨坊的老主人。作者如此安排,自然是要读者相信这个悲剧性故事的真实性。

早先,村子四周的山丘上布满了风磨,生意十分兴隆。一到星期日,磨坊主用麝香葡萄酒招待乡亲们,大家一起跳法兰多拉舞,村子里一派欢乐景象。曾几何时,蒸汽面粉厂兴起了,风力磨坊无法与它竞争,一个个关门了,欢乐的星期日也消失了。唯独科尔尼耶老板的磨坊的风车翼子还在转动。后来人们发现了他的秘密,可怜的科尔尼耶为了磨坊的荣誉,为了维持人们在精神上对蒸汽面粉厂的抵制,他让磨盘空转着,其实磨坊里已是一片破落景象。乡亲们出于一种亲情,又把麦子送来了,一直到科尔尼耶老板去世,这最后一座磨坊的风翼也就停止了转动。

都德在这儿为人们唱了一首挽歌,表现了他对过去的美好的人情习俗的怀念,也流露出了对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满。整篇小说使人感到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愁与惆怅。《阿尔勒姑娘》这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离作者的磨坊不远的一户农家之中。长子让是个善良、漂亮的小伙子,才二十岁。这个普罗旺斯的农家小伙子偏偏爱上了一个由外地迁到阿尔勒城的美丽的姑娘。在他们准备结婚时,有人来揭发,说这个姑娘是个荡妇。从此让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独来独往,闷闷不乐,要么就拼命干活儿。其实他仍然爱着这个名声不好的姑娘。他曾说过:“如果不让我娶她,我就去死!”后来让真的自杀了,就在圣埃卢瓦节狂欢之夜的拂晓时分。在这个故事中,都德歌颂了普罗旺斯人对爱情的忠诚品质。《塞甘先生的山羊》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寓言故事。塞甘先生先后养过六只山羊,但它们向往山野中的自由,一只只都逃走被狼吃了。塞甘先生又养了一只叫布朗凯特的小山羊,希望它能从小习惯豢养的生活。布朗凯特长大了,它对塞甘先生说,它要到山上去。塞甘先生惊呆了,他答应改善它的生活条件,还讲过母山羊老雷诺德与狼搏斗一夜,仍被吃掉的教训。但山野和自由呼唤着布朗凯特,它还是逃走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布朗凯特沉醉了。很快,黄昏降临,大自然突然变得可怕起来。布朗凯特听见狼的嚎叫,也听见塞甘先生呼唤它回去的喇叭声,经过思想斗争,它还是选择了大山。狼来了,布朗凯特知道自己不是狼的对手,但它下定决心要战斗得和老雷诺德一样长久。双方搏斗了一夜,当星星消失,公鸡啼声响起的时候,布朗凯特倒在血泊里被狼吃了。都德用山羊的悲惨结局,指出诗人单凭对诗歌艺术的忠诚,而不想为资本主义商业文化服务,不会有好下场。正如小说开头提到的那位年轻诗人一样,满面饥容,一身破烂。但都德不是劝诗人去为商业文化服务,而是在谴责令人可怕的现实,歌颂为自由而献身的诗人。布朗凯特倒下的时候,黎明到来了。《金脑人的传奇》有个副标题:“献给需要听开心故事的夫人。”按理说,这个故事是从远离巴黎的普罗旺斯寄出的。那儿有太阳、音乐、山雀,还有姑娘格格的笑声,在这样一个地方寄出的故事理应是快乐的。作者接着又说,他离巴黎还是太近,每天巴黎都要把苦水溅落到他的松树林里来,同时他还听到了作家夏尔·巴尔巴拉跳楼自杀的消息,因此他的磨坊里充满了哀痛,自然写不出快乐的故事。献给夫人的依旧是个令人伤感的传奇。传说从前有个金脑人,他的脑袋就像座黄金仓库,随时可以取出黄金。他把黄金献给父母,献给心爱的人,也被好友偷走,最后那个像黄金仓库一样的脑袋被洗刷得一无所有了,他也就离开了人世。故事结束时,作者郑重声明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世上确有出卖脑子的人,他们付出的是纯金,得到的是痛苦。跳楼自杀的夏尔·巴尔巴拉不也是个长着金脑子的人吗?都德通过这个传奇,控诉了社会上种种对有才华的人的剥削压榨。《教皇的骡子》是由普罗旺斯一句民间谚语而引申出来的故事。当年在阿维尼翁有一位教皇,谁对他心爱的骡子好,谁就能获得他的宠爱,交上好运而发迹。卑鄙的小人蒂斯泰·韦德纳正是靠奉承骡子得到了教皇的好感,破格进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的儿童唱经训练班。从此,蒂斯泰·韦德纳开始背底下折磨教皇的骡子。这匹有灵性的牲口蓄意要报仇。七年后,在韦德纳就任教皇的首席芥末师的典礼上,骡子狠狠地给了他一蹄子,终于给自己报了仇,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道德教训:伤害比自己弱小的人必将受到惩罚。《老人》是一篇可以说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但只要耐心读下去,你就会被故事中的纯真的爱所感动,还会得到深刻的启示。一天,作者应朋友莫里斯之请,代他去看望他已经十年没有去看过的祖父母。当两位老人听说孙子的朋友来看望他们的时候,不禁欣喜若狂。故事真切感人,表达了都德对被社会遗忘了的老人的同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老人,他们需要爱,也需要爱别人。《繁星》这篇小说,更像一首诗。有个年轻的牧羊人长期住在山上的牧场里,每隔半个月东家派人用骡子给他送一次食物来,并向他讲述村里的事。牧羊人最关心的是东家的女儿,美丽的斯泰法内特小姐,因为他已经悄悄爱上了她。有一天,送食物的人迟迟没来,到下午三点钟,他听见了骡子的铃铛声,那铃铛声就像圣诞节的钟声一样欢乐轻快。他等待的不单是食物,他还迫切地想知道他暗中的恋人的情况。突然他看见是小姐给他送食物来了。她那美若天仙的模样,使他神魂颠倒。当他还在惊喜之中,小姐匆匆走了。因为河水暴涨,小姐只得回到山上来过夜。天黑了,牧羊人给她生了一堆火,又拿来了食物,还在新麦秸上铺了一块新羊皮,让小姐休息。但她睡不着,又回到了火堆旁。牧羊人给她讲天上星星的故事。讲着讲着,牧羊人发现小姐脑袋靠在他肩上睡着了。望着熟睡中的恋人,牧羊人内心里有点慌乱,但是他受到了这皎洁的夜的圣洁的保佑,它从来只让他产生高尚的念头。他一动也不动,望着天上的繁星,想象着其中有颗最小最亮的星,迷了路停在自己的肩上睡觉。读了这篇小说,一定会使我们常常想起,在普罗旺斯有个高尚的牧羊人,他像星星一样照着我们,促使我们产生高尚的念头。

普法战争是都德短篇小说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有不少作品已成为世界短篇小说的瑰宝。

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结束,法国被迫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划归普鲁士,柏林当局宣布这两省的学校只能教德语。《最后一课》就是以此作为背景的一篇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作品。在这篇短篇小说中,作者采取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视角,通过一个名叫弗朗兹的顽童在上最后一节法语课上的感受,表现出了丧失祖国的巨大悲痛。小弗朗兹不爱读书,这天他又迟到了。进校后,他发现学校和以往不同,老师穿着节日的礼服站在讲台上,教室最后一排坐着村里的老人,有从前的村长、以前的邮差,甚至老奥塞还带来了旧识字课本。这一切使小弗朗兹感到迷惑。当老师宣布这是最后一堂法语课时,他深深受到震动,悔恨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学习法语。在这最后一堂法语课上,他学得非常专心。上书法课时,挂在书桌上的习字范本,就像是一面面国旗,使教室里充满庄严悲壮的气氛。老师在教低年级学生法语拼音时,老奥塞戴上眼镜,捧着课本,跟着一起拼读,嗓音激动得发抖。下课时间到了,窗外响起了普鲁士军号声。老师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这最后一课,也就是阿尔萨斯人民向祖国的告别仪式,充满了悲痛的气氛。在世界短篇小说中,《最后一课》可说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许多国家都把它选进教材,教育一代代青少年。《一局台球》是一篇讽刺法国高级指挥官的小说。一支法国军队经过长途冒雨行军,官兵们虽然又冷又饿,极度疲乏,仍然做好了战斗准备,等待进攻的命令,但是命令迟迟不见下达。原来是在司令部里,元帅带着一批军官,在酒足饭饱之后,又打起了台球。元帅穿着挂满勋章的军礼服,像指挥作战一样站在台球台前,琢磨着如何打败他的对手。战斗已经打响,敌人的炮弹在头顶上轰轰作响,元帅正在用心打一个嘬球。前线战斗激烈,整营整营的法军被打垮,而元帅却坚持打完这局台球,结果元帅赢了,法军却全面溃败了。都德在歌颂士兵不怕艰苦,英勇作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更着重地揭露了法军高级将军们的昏聩无能,不以国家为重,不以士兵生命为重的无耻嘴脸,对当时法国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进行了血泪控诉。

在《小间谍》这个短篇小说中,都德描写了在巴黎被围困期间,退役老兵,街心公园管理员斯坦纳老爹的爱子小斯坦纳,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受金钱诱惑,和当间谍的大个儿一起向普鲁士军队出卖了国民别动队夜袭他们的情报。内心斗争激烈的小斯坦纳分到赃款后,更感到羞愧不安。斯坦纳老爹发现儿子神情异常和来路不明的金币,经询问,儿子招认了自己的罪行。斯坦纳老爹双手捂住脸哭泣起来,接着他默默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金币,摘下挂在墙上的步枪,对儿子说:“好,我去还给他们!”头也不回,便参加到连夜出击的国民自卫队的行列中间去,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小说虽是写的一个无知的孩子怎样当上小间谍的,实际上却是塑造了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斯坦纳老爹这个人物。这个爱憎分明的老人为了洗刷斯坦纳家的耻辱,为了替儿子赎罪,更为了表达对祖国的忠诚,他义无返顾地走上前线,用生命与敌人搏斗。都德通过这对父子的悲剧告诉我们,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对祖国的背叛都是不可饶恕的。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不可侵犯的。《柏林之围》是一篇与《最后一课》齐名的杰作。在普法战争中,年过八十的儒弗上校搬到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是为了能够亲眼看到法军的凯旋仪式。当他听到法军溃败的消息时,像遭到雷击似的倒在地上瘫痪了。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可是有一天,由于报道错误,把法军败退说成打了胜仗,使老人的病情奇迹般得到好转。为了老人的健康,他的孙女和医生一直杜撰战报,谎报军情,他的疾病因此日渐好起来。巴黎被围困后,炮声震耳,惊动老人时,医生和他的孙女谎说是残老军人院鸣炮庆祝法军打到了柏林城下,取得了最后胜利,来搪塞老人。当普鲁士军队进入巴黎的时候,老人以为是法军凯旋归来,兴奋得独自从病床上起来,穿上军装,走到阳台上去参加欢迎仪式。到这时他才明白,普鲁士军队进城了,他挥动着胳膊叫道:“拿起武器……”接着倒了下去。这次他真的死了。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了,但是法兰西民族并没有屈服,老人临死之前不是还呼唤人们拿起武器吗!《柏林之围》通篇都流动着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美,这种美不是叫人悲哀,而是鼓舞人们去战斗,这正是都德高人之处。《旗手》的主人公奥尔尼是一名法国老兵。在战斗中,二十二名军旗手先后倒了下去,奥尔尼冲上去接过了三色军旗。从此这面弹痕累累的军旗就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他为自己能成为一名旗手而自豪,他相信他们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不幸的是巴赞元帅下达了投降的命令,老百姓愤怒了,士兵们更是难以接受,老奥尔尼像发了疯一样,不顾一切地从普鲁士军人手中夺过他的三色军旗,高高举起,大声喊道:“向旗子致……”老奥尔尼话没说完便倒在地上死了。他用生命向三色军旗、向祖国表示了他的忠诚,向巴赞元帅表示了抗议,向普鲁士人表示了不屈。

都德的这些以普法战争为内容的小说,堪称法国文学中的杰作。它们不仅表达了都德对祖国的热爱和信心,更重要的是他还深刻地发掘了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民族灾难的悲剧意义,从而达到了其他作家都不曾达到的意境与高度。《房屋出售》写的是一个老人的悲哀。这个老人在子女的逼迫下,万般无奈地出售了自己心爱的老宅以及他那座经营多年的美丽的花园,跟着子女到了巴黎。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寂寞与凄凉。小说结尾时,我们看到老人眼中噙满了泪水,他的儿媳妇却得意地坐在新柜台里,卖掉老宅得来的钱币在新柜台里响着。她听上去觉得十分悦耳的这种响声,无疑刺痛着老人的心。故事的精彩结尾充分表达了都德对老人的同情,对满脑子金钱的子女的鞭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应该说都德小说的结尾都十分精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篇小说也是如此。

长篇小说《小东西》是一部半自传体的作品;它充分体现了都德的艺术风格,也就是被人们称为“含泪的微笑”的不带恶意的嘲笑和含蓄的伤感。正因为如此,《小东西》成为都德的代表作之一。《小东西》一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讲的是主人公达尼埃尔·爱赛特在父亲,一个富裕的丝绸厂老板破产后,全家搬到了里昂,但是灾难不断打击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大哥因病去世,父亲再次破产,以致全家骨肉分散。达尼埃尔虽然只有十六岁,为了生活,到山区一个小城的学校里当学监。纯朴的达尼埃尔未曾料到他刚进学校,就因为个子矮小,衣裳褴褛而遭到学生和教师看不起,被他们讥称为“小东西”。他在书中写道:“这个绰号我永远没法去掉了……”在这句话中表现出作者多少悲哀与无奈啊!其实,小东西不正是代表着当时社会中一大群被侮辱的小人物么。虽然小东西工作努力,心地善良,又能勤奋学习,却仍然受到学生的戏弄,教师的轻视,领导的白眼。在这个没有是非与正义的地方,小东西受尽了摧残,后来又被无故辞退。幸好在一位好心的教师帮助下,才得以离开小城,到巴黎去寻找哥哥。他幻想在巴黎能找到出路。以上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甚至连小东西的出生日期:五月十三日,也正是作者本人的出生日期。

后一部分情况就不同了,自述性的成分极少,正如作者在《小东西的故事》这篇回忆录中说的:“第二部里除去我不是穿皮鞋而是穿蓝袜子和胶鞋来到巴黎以外,所有其他情况都不是真实的。”又说:“除了我哥哥以外,其余人物都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不过他接着又说:“然而模特儿我并不缺少,而且都是最有趣的,最罕见的……”正因为自述性成分少了,故事的发展就具有了一定的戏剧性。小东西到巴黎后,受到哥哥无微不至的爱护,兄弟二人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同时,他还受到母亲的奶兄皮埃罗特一家人的关心,并且得到了皮埃罗特的独生女卡密尔的爱。但是巴黎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到处都是危险的陷阱,到处都有罪恶的旋涡。小东西不幸受到一个坏女人的引诱,走上歧途。后来靠了善良的哥哥的帮助,才摆脱了那个坏女人的纠缠,回到卡密尔的身边。小东西,这个回头的浪子,找不到工作,出版的诗集也卖不掉,哥哥又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他只得放弃文学创作,与卡密尔结婚,成了皮埃罗特老铺的继承人。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这家老铺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哥哥生前一直抱有的重振家业的梦想能否实现呢?小东西的命运又能怎样呢?这些仍将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都德对小东西的家庭及其本人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同情,这不仅因为是写了他自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抒发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大群“小东西”的感情。而他们的不幸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虽然都德本人并不痛恨这个制度,但是从小说的客观效果来说,却暴露了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有利于读者生动地认识现实,了解现实,从而起到了批判现实的作用,这大概是都德所始料未及的。

这本小说选集的翻译过程可以说很长很长,《小东西》还是我在五十年代初翻译的,而其余的中短篇小说的翻译则是近几年的事,中间的跨度有近半个世纪之久,我也由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不管怎么说,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前夕,我总算了却我多年想编选都德的小说选的心愿,希望广大的读者能够喜欢它,那将是我的最大快乐!译者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上海

乌托邦似乎要比我们原先所相信的更加容易实现。现在我们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如何去阻止乌托邦实现……乌托邦是可能的,生活正朝乌托邦奔去。或许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在想方设法逃避乌托邦,希望回归到不那么“完美”但更加“自由”的非乌托邦社会。[1]——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1]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iaeff,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试图把合法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转向基督教末世论,一九二二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著有《自由与精神》、《论人的命运》、《俄国共产主义之起源》等。此段引文原文为法语。《

美丽新世界

》作者序

所有的道德家都认为长久的悔恨是最要不得的情感。如果你做了坏事,感到后悔,作出能力之内的补偿,下一次提醒自己要做得好一些就行了,但绝不能沉溺于自己的过失。在粪堆里打滚并不能让你变得干净。

艺术也有其道德准则,而这一道德准则的许多规定和寻常的伦理观念的规定是相同的,或至少可以进行类比。譬如说,悔恨对蹩脚的艺术于事无补,就像悔恨对糟糕的行为于事无补一样。我们应该找出不好的地方,承认它,如果可能的话,在以后去避免它。耽于二十年前的文笔缺陷,尝试对第一次创作时未能写好的作品修修补补,希望让它臻于完美,人到中年的时候再去尝试弥补年轻时的另一个自己犯下并遗留下的艺术上的原罪——所有这一切可以肯定地说,只会是徒劳无功。这就是为什么这本新版的《美丽新世界》和旧版的《美丽新世界》内容相同的原因。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有很多缺陷,但如果要弥补这些缺陷,我得将整本书重写——在重写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年纪更大一些的另一个我,或许在克服故事里的一些缺陷的同时,原本它所拥有的优点也会被摒弃。因此,我抵制住了诱惑,不沉溺于艺术上的悔恨,宁可让它的优点和缺陷都得以保留,并去思考别的事情。

但是,与此同时,似乎有必要对这个故事的最严重的缺陷进行探讨:我只赋予了野人两种不同的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的癫狂生活和在印第安村子里的原始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更人性化,但在其他方面同样怪诞和荒唐。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人类被赋予自由意志的目的是在疯狂和愚昧之间作出选择的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有趣,并认为那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为了营造出戏剧化的效果,我总是让野人说出比他所接受的抚养和教育更具理性的话。他是在一群奉行一半的内容在倡导生殖崇拜,另一半的内容在倡导残忍的苦行的宗教的践行者中长大的,即使他熟读莎士比亚也并不表示在现实中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当然,在结局里,我写到他失去了理智,苦行的信念重新主宰了他,他的下场是疯狂地折磨自己和在绝望中自杀。“于是,他们在悲惨中死去。”——让这则寓言的作家,那个乐呵呵的怀疑论审美家感到安心。

今天,我并不是想表明神智健全是不可能实现的。恰恰相反,虽然我仍像以前那么悲观,认为神智健全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但我坚信它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希望更多的人神智健全。我在最近几本作品里阐明了这一点,并编撰了一本智者关于神智健全这个主题所说过的话及如何去实现它的所有方式,但一位知名的学术批评家仍对我说我是在危机时刻知识分子阶层陷入失败的一个可悲的例子。我猜想他是在暗示他自己与他的同仁才是欢乐的成功的象征。人类的造福者值得被推崇和缅怀。让我们为教授们建造一座万神殿,建造的地点应该设在欧洲或日本某座被摧毁的城市的废墟中间,在灵骨塔的入口上,我会用六或七英尺高的字母刻下这个简单的句子:“向全世界的教育者致以神圣的纪念,环视四周,丰碑永存。”

但让我们回到未来……如果现在我要重写这本书,我会赋予野人第三条道路。在乌托邦和原始社会这个两难境地之间,将会有保持健全神智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可能性已经实现了,离开美丽新世界的被放逐者和难民组成社区,生活在保留区内。在这个社[1]区里,经济的运作在按照反集权主义和亨利·乔治的理念进行,而政治的运作则按照克鲁泡特金和合作社主义者的想法进行。科学和技术会被利用,但就像安息日那样,它们是为人类而设的,而不应该是人去适应它们和被它们所奴役(这正是当前的情况,而在《美丽新世界》里更是变本加厉)。宗教应该是有意识地理智地追求人类终极目标的过程,追求高屋建瓴的天道或逻各斯和超凡脱俗的神格或梵。主流的生命哲学应该是高度功利主义的哲学,至乐的准则应该让位于终极目标的准则——在生活中的每一次事件中要提出并回答的首要问题应该是:“这个想法或行动是否有助于我和尽可能多的个体去实现人类的终极目标,还是妨碍它的实现?”

野人在原始的环境下长大(在那本假想中的新的版本里),直到他有机会亲身了解到由追求健全神智的自由合作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的本质之后才被带到乌托邦世界里。这么一改,《美丽新世界》将实现艺术意义上(如果能将一个如此宏大的词语和一本小说联系在一起的话)和哲学意义上的圆满,而这显然是当前这个版本所欠缺的。

但《美丽新世界》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作品,无论它的艺术品质或哲学意味是什么,一本关于未来的作品只有在它的预测似乎可能会实现的情况下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在现代历史的斜面上又下滑了十五年后,站在当前我们的有利位置,它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呢?在这段充满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证实了或证伪了在一九三一年所作出的预测呢?

你立刻就会发现一个明显而且重大的预测失败。《美丽新世界》没有提到原子裂变,而这确实是很奇怪的过失,因为开发原子能的可能性在这本书创作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我的老朋友罗伯特[2]·尼克尔斯甚至就这个主题创作了一部成功的戏剧,我记得自己还在出版于二十年代末的一本小说里简略地提到过这个话题。因此,如我所说,我们的福特纪元七世纪的火箭和直升机不是用原子裂变供应能源似乎很荒唐。这个疏忽或许不可原谅,但至少可以很容易解释清楚。《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不是科技的进步,而是科技的进步对人类个体的影响。物理、化学和工程所取得的胜利被视为理所当然心照不宣的内容。唯一专门进行描写的科学进步是应用于人类身上的未来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只有借助生命科学的手段,生命的质量才能被深刻地改变。物质科学可以被应用于毁灭生命或使得生活变得极其复杂和痛苦,但除非作为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手段,它们并不能改变生命的自然形态和表达。原子能的开发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场大革命,但并不是最具深刻意义的最终革命(除非我们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从而终结了历史)。

这场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革命将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人类的灵[3]与肉中实现。萨德侯爵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自然而然地,他以革命的理论去合理化解释他独特的癫狂。罗伯斯庇尔只实现了政治层[4]面的最肤浅的革命。巴贝夫尝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济革命。萨德侯爵认为自己的革命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而不只是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革命——那是影响到每一个男女老少的革命,他们的身体自此将成为所有人共同拥有的性财产,他们的思想中天生的体面观念和传统文化辛辛苦苦进行灌输的禁忌将被涤荡一空。当然,虐待狂和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革命之间并没有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关联。萨德侯爵是一个疯子,他的革命的目标是让全世界陷入混乱和毁灭。统治着美丽新世界的人或许神智并不健全(以这个词语的绝对含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社会的稳定。正是为了实现稳定,他们才通过科学手段发动了最终的、个体性的、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革命。

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处于或许是倒数第二次革命的初始阶段。下一个阶段将可能是原子弹战争,到那时候,我们就不用去预测未来了。但可以想象,或许我们拥有充分的理性,即使不能完全避免战争,至少能够像我们十八世纪的祖先那样理性行事。三十年战争那难以想象的恐怖情景是对人类的一个教训,之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军人有意识地抵制动用武力去实施毁灭或(在大部分冲突里)直至将敌人彻底消灭为止的无休止的战争。当然,他们仍在发动侵略,贪婪地觊觎利益和荣耀,但他们也是保守主义者,一直决心不惜代价保全自己的世界。过去三十年来,保守主义者不见了,只有左翼和右翼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最后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是第五任兰斯[5]道恩侯爵,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里,他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应像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战争那样以妥协而结束,但这份曾经奉行保守主义的报纸的编辑却拒绝刊登这封信。当时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得势,而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大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与全世界的饥荒。[6]

那么,假设我们能够像先辈从马格德堡中汲取教训那样从轰炸广岛汲取教训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度过一段虽然没有和平但只有局部性而且不具备彻底毁灭性的战争的时期,而原子能将会在这段时期被应用于工业。显然,结果将会是一系列迅速而彻底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人类生活所有的现有模式将会被打破,新的模式会应运而生以适应原子能这个非人类的因素。原子能科学家就是穿着现代服饰的普洛克路[7]斯忒斯,他们将准备好人类将不得不躺下的床。如果人类无法适应那张床——嗯,对于人类来说那可就太糟糕了。有的人会被拉长,有的人会被截肢——这种拉长和截肢的做法自科技的应用高歌猛进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只是这一次它们会比以前更具戏剧性。这些痛苦的行动将会由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政府主导。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短期的未来和不久前的过去是相似的,而在不久前的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和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的人口中所发生的科技的迅速改变总是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为了克服动荡,权力已经被集中,政府的控制日益增强。即使在原子能得以应用之前,或许全世界的政府会彻底走向极权主义,而在原子能得以应用的期间及之后,可以完全肯定,它们将走向极权主义。只有大规模的反对集中化和倡导自助的群众运动才能阻止当前迈向中央集权的趋势。但目前并没有这么一场运动会发生的迹象。

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新的极权主义会和旧的极权主义一样。依靠大棒、火枪队、人为的饥荒、大规模监禁、大规模迁徙而实施的统治不仅灭绝人性(如今没有人在乎这些了),而且是效率低下的体现——而在高科技的年代,效率低下就是亵渎神明的原罪。在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为政治领导人服务的无所不能的干部及其麾下的管理者大军控制着一群不需要实施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奴役身份。让他们爱上奴役就是安排给当前的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部门的干事、报纸的编辑和学校的老师的任务。但他们的方式仍很原始和不符合科学。耶稣会曾经夸口说,如果由他们负责一个孩子的教育,他们将能够塑造那个人的宗教思想。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代的教育家在塑造学生的反射神经方面的效率或许还远远不如教育伏尔泰的可敬的神父。宣传工作已经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让被影响者去做什么,而是让他们不去做什么。真相是重大的,但更重大的事情,从实际的角度看,是对真相保持沉默。极权体制的宣传工作者只需对某些话题保持沉默,拉下丘吉尔先生所说的“铁幕”将群众和政治领导人认为不好的事实或争论隔绝开来,这对思想的影响就要比最雄辩的谴责或最不可抗拒的逻辑驳斥更卓有成效。但光是沉默并不足够。如果迫害、消灭和其他社会摩擦的现象要得以避免的话,正面宣传必须和反面宣传同样有效。未来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将由政府资助,对政治家和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所说的“幸福的问题”进行探究——换句话说,让人们热爱奴役身份的问题。没有经济上的安稳,对奴役身份的热爱就不可能存在。为了节约篇幅,我假定无所不能的干部和管理者会彻底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但安稳很快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它的成就只是表层的外部性的革命。只有在对人的身心进行深刻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对奴役身份的热爱。要实现这一革命,除了其他手段之外,我们还需要下面这些发现与发明。首先,心理暗示技术的飞跃——先是通过婴儿培育,然后借助药物如莨菪碱。其次,全方位的对人与人的差别的认识,使得政府能够为任何个体分配他或她在社会和经济等级体系中适合的位置。(圆凿方枘将会带来对社会体制有害的想法和煽动起他人的不满。)第三,(因为无论现实多么美妙,人们总是希望去度假。)酒精和尼古丁的替代品,能比杜松子酒或海洛因带来更强烈的快感,而且危害更小。第四,(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需要经过几代人时间的极权主义控制才能成功实现。)一个不会出错的优生学机制,目的是使人类的繁衍实现标准化,协助管理者的任务。在《美丽新世界》里,人类繁衍的标准化被渲染到了离奇的程度,但并非不可能实现。从技术手段和意识形态上,我们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才能实现瓶装婴儿和一组组的经过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处理的半白痴。但到了福特纪元六〇〇年时,天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与此同时,那个更加幸福和安稳的世界其他特征——诸如苏摩、睡眠教育和科学等级体制——或许再过三四代人就能够实现。而《美丽新世界》里的性滥交似乎也不是非常遥远。美国几座城市的离婚人数已经和结婚人数相当。无疑,再过几年,结婚证将会像养狗证那样被贩卖,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而且没有法律禁止换狗或在一段时间内养多于一只宠物。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消亡,性的自由会相应地增加作为补偿。独裁者(除非他需要炮灰和依靠家庭去殖民空旷或被征服的地区)会致力于倡导这一自由。这些,连同在药物、电影和收音机的作用下做白日梦的自由,将有助于他的臣民接受命中注定的奴役。

考虑到这一切之后,似乎乌托邦比十五年前任何人所想象的离我们都更加接近。当时我预测它将在六百年后实现,今天看来,一个世纪内,那个恐怖的世界就将降临到我们头上,要是我们能够不让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话。事实上,除非我们抵抗中央集权和利用应用科学,不把它当作以人为手段的目标,而是缔造自由个体的手段,否则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由几个奉行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军事国家,以原子弹的恐怖立足,结果是人类文明的毁灭(如果是有限度的战争,军国主义将阴魂不散);要么是迅速的科技进步和原子弹革命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将促使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大国的诞生,为了效率和稳定,世界演变成为一个好战而残暴的乌托邦。你付出了金钱,而且你将承担起选择的后果。一九四六年

[1]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哲学家、记者,曾进行土地改革和自由社会的实践,代表作有《进步与贫穷》、《保护或自由贸易》等。

[2]罗伯特·马利斯·鲍尔·尼克尔斯(Robert Malise Bowyer Nichols,1893—1944),英国作家、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这就是我的歌唱》、《司芬克斯的微笑》等。

[3]多纳西安·阿方斯·弗朗索瓦(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1740—1814),封号萨德侯爵,法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牧师与垂死之人的对话录》、《卧室里的哲学》等。

[4]弗朗索瓦-诺尔·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1760—1797),法国政治活动家、记者,曾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后被法国政府逮捕并处决。

[5]亨利·查尔斯·基斯·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1845—1927),第五任兰斯道恩侯爵,英国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总督、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务。

[6]在三十年战争中,马格德堡曾被神圣罗马帝国实施屠杀和洗劫,约有两万名居民被杀,城市被纵火焚毁。

[7]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强迫被绑架的路人躺在他的床上,不够床的长度的人会被拉长身子,超过床的长度则会被砍掉双腿。第一章

这是一座低矮的灰色建筑,只有三十四层楼高。正门入口的上方写着中伦敦生育与培育中心,在一面徽章上刻着世界国的格言:集体、身份、稳定。

底楼那个宽敞的房间面朝北方。尽管室内像热带一样炎热,整个夏天窗外却很冷。一道微弱暗淡的光线从窗户射入,饥渴地寻找着披着布帘的人体模型或面容苍白冻得起鸡皮疙瘩的学术人士,却发现只有实验室里的玻璃器皿、镀镍器皿和闪烁着清冷光芒的瓷器。四下萧瑟交叠。那些工人们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手上戴着死尸般苍白的橡胶手套。灯光凝滞而死气沉沉,像是一个幽灵。只有在显微镜的黄色镜筒上它才折射出一丝生机。那些显微镜和擦亮的试管放在一起,像一块块美味的黄油,在工作台上摆了长长的一列。“还有这间,”主任打开门,“是受精室。”

三百位受精操作员正俯身操作着仪器,生育与培育中心的主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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