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赫尔曼·格拉瑟（Hermann Glaser） 周睿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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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甲骨文系列·莱茵译丛)试读：
第一部分 废墟时代柏林废墟，1945年第1章 第三帝国的末日炼狱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谈判室。随着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在欧洲走到了尽头——之后的8月14日，在投放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几天，日本也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在法国兰斯的一间校舍里，西方盟军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已建立了自己的司令总部。美国、英国、苏联、法国这四个战胜国的代表出席了谈判。武装部队运营参谋长、希特勒最信任的军事顾问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签署投降书之后，起身请求发言。他说，在这场长达五年多的战争里，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国防军的付出和遭受的痛苦或许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此时此刻，除了希望得到各位的宽容，我已无话可说。”没有得到回答，他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了房间。德累斯顿约翰尼斯大街防空洞里烧焦的尸体
据1945年5月9日最新的国防军报道，自午夜开始，所有战线上的一切武器都沉寂了。国防军似乎已料到这将会是一场无谓的反抗。“这场长达近六年的英勇奋战就此结束。这场战争不仅给我们带来过巨大的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极惨重的失败。最终，德意志国防军面对压倒性的暴力，充满尊严地忍受了失败。”“充满尊严的失败”演说是纳粹最高统帅部编织的最后一个谎言。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国防军已完全丧失道德理智，发起了反对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人以及欧洲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不负责任地延长战争使得损失不断增加。直到最后一刻，纳粹德国的将军们，只要手中还有权力，便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把所到之地焚为一片焦土，把他们的士兵赶入毫无意义的死亡，而自己却常常临阵脱逃并得以幸存，甚至乔装混入平民。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于1943年2月18日发出了口号——“我问你们：你们想全面战争吗？必要的时候，你们想要这场战争进行得比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要更全面和彻底吗？”——在1945年这一切完全坐实：德国和德国人的“最后的日子”开始了。“第三帝国自杀了，而那具尸体叫作德国。”埃里希·开斯特纳在他1945年2月27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尽管纳粹政府一直致力于强力操控人们的是非观，仍旧有许多人在追求和平。1945年的新年演说，希特勒在对德国人民发出号召的同时也做了充满威胁意味的宣告，说德国的投降永远不会到来。
然而，可怕的灾难接踵而至，首先是空袭。盟军的飞机空袭越来越频繁。在1945年4月16日美国盟军领导人宣布决定运用战略性空中进攻全面击倒德国后，投掷了135万吨炸弹。这导致大约360万间寓所被摧毁，750万人无家可归以及60万人死亡。即使已经到了战争的最后三个月，还有12万德国人在空袭中丧生。在炸弹攻击中丧生人数最惊人的是1945年2月13日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这所城市被夜间轰炸（773架轰炸机）和白天轰炸（311架轰炸机）毁灭，至少有3.5万人在这座逃亡者遍地的城市里死去（另外的估计则称有4万～6万或者更多的人丧生）。在整场战争中，最残酷的袭击都是针对平民的。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在她的日记里面记录道（1945年3月12日）：“人们听到来自德累斯顿的恐怖叙述。上万人丧生。整个城市挤满了来自东边的难民。活着的人都在忙着从废墟瓦砾中挖寻尸体。英国人鼓吹他们的善良，但实际上他们同盟国的野蛮程度不亚于纳粹。对待逃跑者，无论老人、母亲或儿童，都是用炸弹和磷光雨去烧焦，让他们残废或窒息——惨绝人寰。”
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出指令，在敌人到来之前清理集中营并把犯人押送到后方的集中营去。“可是，1945年1月注册的囚犯人数超过70万，其中至少1/3的人在‘死亡行军’中丧生。”
当歇斯底里的“坚持最终胜利”的口号也不能再唤起纪律观念强烈的驻军士兵任何共鸣的时候，纳粹分子开始残害自己的士兵。二战期间，驻军司法审判机构一共判决了大约3万起死刑；而与之相对的美军内部只有过1起死刑判决。哈特穆特·冯·黑廷格（Hartmut von Hentig）在1945年的希特勒生日当天（4月20日）来到柏林，被晋升为少尉并委任为作为元首后备军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他在法兰克福大道上，每经过两盏路灯，都会看到电线杆下晃荡着一个逃跑的士兵。这个威慑的作用并非十分明显，因为部队又被转移至南德，随后是总司令被转移，当时坐在运输火车上的“几个身穿深色服装的同志，在我们到了他们家乡附近时下了车”。
由纳粹主义煽动并被各种“消息”证实的黑色恐怖，使东部地区对俄国人的恐惧不断蔓延。大量难民迁徙的队伍试图跋涉到西德。希特勒在入侵苏联期间对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所说的——“我们一旦赢了，谁会管我们是怎么赢的。我们都已经这么不择手段了，我们必须赢。否则我们整个民族、我们这些坐在顶端的人以及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将走向灭亡”——这种阴暗的想象如今开始应验。三年野蛮血腥的战争留下了一个残败不堪的苏俄。对俄国人来说，现在正是一个复仇的好时机。苏联进军东普鲁士后，截止到1945年5月，格但斯克海湾有200万～300万的难民和士兵被疏散；2万～2.5万人在此丧生。最惨重的一次灾难是载着大约有6600名难民党组织人员的巡洋舰被一艘苏联潜艇用鱼雷袭击，只有1252人得救。一个生还者后来这么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坏人，是畜生。”那些不能继续前行的孕妇和老人就直接被活活弄死。从陆地走比从海洋走更危险。道路常常被苏联坦克封死。“难民的队伍常常被已碾压过的路或雪山阻挡，但他们还在走着。马常常滑倒，车常常垮掉。很多人只带了一辆小手推车，里面已经是他的所有家当了。这是一场与绝望对抗、艰苦卓绝的斗争。食品，尤其是对婴儿至关重要的奶水几乎没有。除此之外，还得一直害怕会被坦克碾轧。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和病人，都放弃了，自己寻了死。”
为了推迟第三帝国的灭亡，纳粹政权发动了最后的征兵招聘：面向所有儿童、少年、女人和老人。在盟军成功光复法国和在东西方战线取得胜利后，希特勒在1944年9月25日号召所有德国人支持以及签署保卫德国民族的公告。约瑟夫·戈培尔狂热地宣告了来自特奥多尔·科尔纳的口令：“人们起来，让风暴来临。”但是，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阻挡。[1]
希特勒再一次在薄弱环节和东线集结了大量部队。阿登山脉的进攻开始似乎很顺畅，四天之后就陷入了僵局，到次年1月最终彻底失败。它终究没能为第三帝国避免失败，仅仅是拖延了而已。
1945年2月12日，苏联在东线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强大的战争机器席卷了梅梅尔和喀尔巴阡山脉间早已筋疲力尽的德国陆军。苏联红军开始对柏林——1月16日希特勒元首总部迁移之处——进军。1月19日，苏联红军抵达西里西亚边境，之后没多久俄国人就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西方盟军预计苏联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持续攻势大约近四周。几天后德国军队不得不撤退到莱茵河后方，3月6日科隆失守。一天后，美国人拿下了雷马根的铁路桥。“告诉那些男孩们，他们应该勇往直前。我相信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我希望，那时我的士兵都在前线，荣誉会从天而降。”（乔治·巴顿，美国第三集团军将军）
而纳粹德国的军队仍在负隅顽抗，以至于无谓的流血事件继续上演。卡塞尔在4月3日，纽伦堡在4月19日，慕尼黑在4月29日相继失守。1945年4月25日，美国第69步兵团和苏联第58近卫师团在易北河的托尔高会师，并在同天决定包围柏林。恶魔的末日
尽管第三帝国的末日已经来临，纳粹主义运动还在做垂死挣扎。这次的口号是：拯救自己！那些依然在宣扬为民族壮烈牺牲的精神的纳粹党羽和领导人，那些在政治、军事及管理上为德意志民族如今的毁灭出谋划策的领袖，其实已经悄悄地准备好要离开。这些国家的罪人、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他们所试图逃避的罪行之恶劣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恩斯特·尼基施曾经形象地把第三帝国形容为“低等魔鬼帝国”，纳粹政权在最后阶段的丑态尤其证明了这个描述的精辟。尼基施说，纳粹党羽的原型是流氓，流氓的意思是自大的人，没有信仰，对一切都无所谓，只顾保护自己的利益。
希特勒，因为无数次的反复歇斯底里、抽噎、发怒，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因此得罪了戈林和希姆莱，两个他最亲信的同谋。这两人瞒着他，违背其意愿地与敌人谈判，并试图篡权。
独裁者的生命仿佛一出虚情假意的拙劣感伤剧那样落幕了，仿佛他不曾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和毁灭他们的幸福。4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他决定自行了断。而在此之前，他刚刚与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举行[2]了结婚仪式，戈培尔和鲍曼作为证婚人。附近人民冲锋队的一名分部领导沃尔特·瓦格纳也被带过来，这对新人在其面前宣明两人均为纯正雅利安血统且无遗传性疾病。对此，约阿希姆·菲斯特在他所著的希特勒传记中评论道，显然，从这一刻开始，“元首”和他的统治已经彻底完蛋，一切已成定局。“但不管他的名字曾经被吹捧得怎样神乎其神，结局可一点也不神话。”
在1945年4月29日的政治遗嘱里，希特勒任命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为德国总统，戈培尔（希特勒自杀不久后自杀）为德国总理；自1932年担任帝国财政部部长的格拉夫·什未林·冯·克罗西克受邓尼茨委任为国家政府执行官。躲到弗伦斯堡的新政府为了避免无条件投降，努力试图与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共同战线。但最终邓尼茨还是同意了无条件投降。战争机器就此停止了运转。1945年5月2日，汉堡。佩特拉·S.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德国人大梦初醒时的心情。“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我睡得如此幸福，脑海里还总想着：‘希特勒死了，纳粹死了！希特勒和纳粹死了！’今天一早我就去上学了。在路上我还在想，是否还能看到纳粹党徽。但一个都没有。奇怪的是，没有人哭也没有人哀悼，尽管他们亲爱的、尊敬的、被他们这些傻瓜视为神一样的元首已不在人世。”
无尽的痛苦折磨着人们和他们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共有约5500万人丧生——单单在苏联就大约有2600万人（其中700万是平民百姓）；在被德国俘虏的570万苏联士兵中有超过300万人死去或被杀害。735万德国人中有逾60万平民遇难。在波兰有600万人，南斯拉夫有48.5万人，法国有53.7万人丧命，另有500万～600万犹太人被杀害。战争结束时，德国的土地上有800万～1000万难民流离失所。再一次获救
经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天一定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埃里希·开斯特纳在他1945年2月27日的日记里面写道，不过，这个春天却并不在我们的日历之中。“历史的四季以世纪计。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与死全都在这‘新时代的11月’。”
战后史的历书展现的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桑顿·怀尔德在战争期间所创作的《我们再一次得救》中一针见血地描述了人的基本模式：幸存者从不放弃。“这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不断地重新开始。一次又一次。不断地重新开始。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次会比从前的好呢？可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地重新开始，好像我们知道这一次一定会更好一样？”
5月到来了。阳光如此灿烂，空气如此温暖，以至于人们有种身在夏天的错觉。许多人感觉这是某种“慌乱的田园生活”。阿尔努夫·巴尔林这样回忆道。最好的礼物就是宁静。当他回忆起1945年5月，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日子的悄无声息，它的宁静，日复一日在蓝蓝的天空下。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几乎不再有恐惧。仿佛深渊、痛苦都不复存在。新生活从废墟里萌芽了。
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纳粹政权倒台——尽管为祖国带来深重的耻辱，但也能让德国回归人性，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在电台里对他的德国听众这么说道。这一时刻是艰难而悲伤的，因为德国并不是用自己的力量主动迎接这一刻。“但权力并不是一切，它甚至连主要问题都不是。德国的尊严从来都不只是权力。德国曾经通过人类的成就和自由的精神为权力赢得过尊重与赞叹，以后它也可以这样。”
在战俘营，即使生活质量已经降低到不能再低（“这是我的帽子，这是我的大衣，这是我的剃须刀，全都在麻布袋里”），对理性声音的期待仍然觉醒了。废墟时代最重要的诗作是君特·埃西斯的《盘点》（Inventur）（因为它第一次直白、不加修饰地勇敢写出了当时的状况）。诗里说，铅笔芯是那个时期代表文化希望的物品：“每天它都给我写下诗句，写下那些我夜里想过的事情。”
野蛮的思想曾经妄图把人类引向灭亡，可惜它并没能瓦解一切，相反却带来了新的开始。一种文化意识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凤凰浴火重生是那时人们很爱用的比喻——一般，在昨天与今天之间、传统与新事物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找寻立足点。这一切都基于一种热情，野蛮时代过后，人们正是凭借这股热情开始重建文化。人们还有一种“补偿”文化的愿望，那并不需要完全开发全新的东西，而首先是剔除意识形态，重新发现原有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他的文集《德国的灾难》（Die deutsche Katastrophe，1946年出版，但在1945年已完成草稿）里表述了战后时期形成的某种历史观，以及政权垮台后，在他心里冉冉升起的理想：今后，德国的每个城市和城镇都兴起“歌德社区”。那是“伟大的德国精神通过生动的见证由耳直达内心——那些声音是高贵的德国音乐和诗歌”。尤其是节日中，应该从头到尾被伟大的德国音乐装点得更加崇高：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至于古典诗歌，“即使我们的祖国遭遇如此的大不幸，依然可以在满地狼藉中找到一些未被摧毁的东西，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德意志的‘圣礼受洗’”。
大教堂、寺庙、教堂这些神圣之地是真善美的象征。人们对歌德[3]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特别钟爱，战后许多舞台都用这一剧目作为开场表演，或将此剧作为整个废墟时期他们演出计划的核心。死亡、废墟、贫困——然而，在这一切之上，人们随着宽恕一切的美好人性飞扬。每个人，只要他“出生在天空下，受过纯洁胸脯的哺育”，都会听见人性的声音，“和它一起翱翔”。战后纽伦堡的街道，1945年
大多数的流亡者也满怀激情，胸中充满了德意志精神的理想天空。演员沃尔夫冈·朗霍夫再次回到德国，他在1946年2月18日写给他在苏黎世亲友的信中表述了自己的心情：“能再次回到祖国家乡的感觉好极了。”“我们期待最美好的德国人文主义精神再现——正义的精神、对真理的热爱、对信仰的拥护。”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在1945年11月25日“德国民主重建文化协会”的集会上提出并阐述了“东方精神”，并鼓励热衷社会贡献的作家和艺术家，如约翰内斯·贝歇尔、安娜·西格斯、路德维希·雷恩、阿尔弗雷德·坎特诺维茨、斯蒂芬·赫尔姆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斯特凡·海姆去苏联占领区，[4]而亨利希·曼却在计划回国不久前逝世。
事实上，德国自从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就已经失去了行政力，而1945年6月5日通过的《关于战败德国及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权对英联邦、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转交宣言》则从法律上确定了它的生效。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运行、管理和维持的责任都转到战胜国手中。德国的最高武力机构也通过单方面宣誓转交同盟国管理。[5]六月宣言被钉在焚毁了的帝国大厦的残墙上。弗里德里希·迪克曼指出，这份宣言为政府机构还悬而未决的德意志国家起了一个之前没有过的新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德国”（Deutschland）。从俾斯麦1870年统一的四个德意志邦国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被纳粹用“大德意志帝国”的名头书写了“德国历史中最短命且最罪恶的一页”。“短暂的国家版图布满了鲜红的血印。”同盟国的文件用各自的语言为这个国家起了一个新的国名（Germany，Allemagne，Germanija），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国名尚值得推敲。
武力吞并德国显然不是同盟国的打算。在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表示，并不想灭绝德意志民族或者奴役其人民。他们只是想给德国人民一个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下新生的机会。“如果德国人民不断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就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各国人民行列。”
纳粹政权的垮台使欧洲再次燃起新生的希望。1946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讲中征引政治思想史时说，欧罗巴这块“高贵的大陆”，享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疆土和最温和宜人的气候，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原住民的家乡。
对德国人来说，战后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流亡归来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官员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写道，生活在这里的是一个不曾改变过的、认真工作的、井井有条的民族。就像蚁窝被捅了的蚂蚁一样，人们在废墟中来回跑着，担心找不到紧缺的物质粮食和得不到明确的指示。西占区在重建资本主义的权力与财产关系，苏占区则在建立国有社会主义制度、力争上游，这让人无暇反省和哀悼。“零点[6]时刻”（Stunde Null），好像没有人察觉到纳粹主义在战后留下的无法形容的野蛮伤痕及那些与他们相关的个人责任。忙于沉浸在个人痛苦中的人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德国所犯[7]下的罪行及如何在悔恨中开始道德重建的工作。欧根·科贡于1948年写成《党卫队国家》，揭露和分析了纳粹恐怖制度。在书中，他根据自己对“德意志民族和集中营”的观察，对第三帝国的罪行做出了明确的描述，并对德意志民族政治信念的改变做了透彻的分析——到今天为止，都还只有极少的作品涉及这个课题。那是因为，分析的结果证明：希特勒的灵魂不仅仅只存活在德国人中；因为整个世界对于极权主义的抵抗力同等脆弱；因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自己也成了受害者；因为过去的威慑在现今混乱的恐惧中失去了作用；因为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尤其是行为到最后总是与“言善”相悖。科贡还提到了战俘们的命运，尤其是德国投降之后的战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占区所忍受的糟糕环境有时跟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1200万～1400万人被用野蛮残忍的方式放逐。密封的火车车厢把他们成群驱赶到西德。这一切都是后来持续发生的非人道罪行的又一确凿证据。
一些艺术家被从纳粹监狱和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另一些结束了内心流亡或流亡国外，决定投身民主建设。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道德创建的意识。这种意识清楚地体现在誓约中，那是一份1945年4月19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操场上，来自35个国家的2.1万名集中营幸存者纪念5.6万名惨死于纳粹手下的囚犯的誓词：“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和平、自由的新世界。对我们死去的同志和他们家人，我们自觉有罪。为了表示你们斗争的决心，请举起手来宣誓并跟着我念：我们发誓！”
特奥多尔·豪伊斯很早之前就提到，“零点时刻”具有两面性。1949年，他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当选前夕他表示，“从根本上来说，1945年5月8日给我们每个人所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且充满疑问的历史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天可以说我们既被拯救了又被消灭了”。海因里希·伯尔在一封他虚构的《写给我儿子们的信》里写道：“德国人总是不断地问自己，5月8日这一天到底应该意味着失败还是解放。我们在这儿等待我们的‘敌人’来营救我们。”把战争结束解释为“零点时刻”，这与社会史研究的结果相矛盾。根据最新的研究，自1943年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革命性的转变就已经开始，到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转变已经完成。转变，不仅仅指的是第三帝国被打败，德国丧失了东部地区的领土，旧贵族阶级的权力被剥夺，还指战争后期就已经开始的巨型民族大迁移，不管是逃亡还是被驱逐。原有的信仰、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被取消，德国社会由此被深刻动摇，“一切都被摇得丢了位置”。回首历史，后来联邦德国中产阶级社会的轮廓在这个虚无情绪浓重的“紧急社会”时期就已显现。政治机构和标准体系受到占领国和德国本土那些在纳粹时期采取了反抗行动，或至少被纳粹当局禁言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人士的强烈影响，我们也可以说它所带来的剧变是革命性的突破。[8]
波恩政治对“零点时刻”无法下定论的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针对这件事，1985年，西德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时逢战争结束4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直面德国纳粹主义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罪责问题，证明了他出色的能力。讲话在短期内就被编印成多达120万份的小册子，录制成6万份唱片和磁带，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这是一个政治的突破。这段讲话提到的三点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在后来的几年尤其是德国统一后不断被质疑：“解放”的主题是否有优先权、纳粹主义的所有受害者是否应获得同等的尊敬以及魏茨泽克对随大流主义的批评。“我们有一切理由把1945年5月8日认定为德国历史错路的终点，这个终点也是美好未来的希望的起点。”[1] 指突出部之役（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2] 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最后阶段成立的国家民兵部队，其成员为16～60岁尚未被征召服役的健康男性公民。该部队并非传统上由德意志国防军负责建立，而是纳粹党根据希特勒在1944年9月25日发布的元首命令建立的。人民冲锋队于1944年10月18日纪念莱比锡战役131周年时组建，并在两天后正式宣布成立。[3] 伊菲革涅亚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长女，为古希腊剧作家所喜爱的悲剧人物。[4] 亨利希·曼［Luiz（Ludwig）Heinrich Mann，1871～1950年］，重要的德国作家之一，托马斯·曼的哥哥，出生于德国吕贝克，逝世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5] 即上文的《关于战败德国及其最高权力机构政权对英联邦、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转交宣言》。[6] 零点时刻，特指德国自1945年5月8日纳粹无条件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说它是零点时刻，是因为无条件投降和纳粹政权的彻底崩溃给新的开始创造了机会。[7] 欧根·科贡（Eugen Kogon，1903～1987年），德国记者、出版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他信仰基督教，反对纳粹，被认为是联邦德国和德国的欧洲一体化的精神之父之一。[8] 两德分裂后，波恩是西德的行政首都。第2章 盟国占领德国区域划分和西方态度
战争胜利后的盟国（“三巨头”：美国、英国、苏联）对德政策源于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该宪章达成了共识，并于同年9月（也）得到了苏联的同意，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加入战争。宪章内容是关于国家政策的一般原则：放弃不符合人民愿望的领土扩张和改变；各国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政府形式；在最终消灭纳粹暴政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和平、紧密的经济合作。苏联国家元首约瑟夫·斯大林、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
在雅尔塔会晤（1945年2月）以及战后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到8月2日）中，美英苏确定了盟友合作关系并同意法国加入联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三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不同因为合作的意愿而显得不那么重要。《波茨坦协定》的草案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公报上公开发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四大战胜国代表接管了在德的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严格遵守了对德共同政策的原则。但尽管如此，管制委员会根本无法在管辖区内单凭一己之力推行共同议定的法律法规，因为这属于该区域军事政府的权力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因为意见分歧而发出的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声明早已释放出信号：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剧。
西方占领国的德国政策基本由美国主导。对德国到底是应该实行严厉的惩罚还是提倡宽容的改变？自1941年开始，争议愈演愈烈。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概念的创始人，提出了后来的“摩根索计划”——以严厉措施抑制德国的发展；德国必须成为以农业经济和牧场为主的国家。对于这个计划，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相当犹豫，但最终放弃执行。
在共同努力下使德国非军事化、去纳粹化、权力分散化、民主化以及解散——这几项内容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性原则——在具体执行中，除了坚定不移的实用主义外，教育的理想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人特别注重德国人的再教育，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每个人的性格和民族的理想。再教育顾问小组不仅包括了心理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学及社会学界的美国精英，还有弗洛姆和库尔特·莱温这样的德国移民。另外一个科学家小组的核心是政治学家弗朗茨·纽曼、宪法专家奥多·基希海默以及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们都在马克斯·霍克海默从法兰克福搬迁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建立了纳粹独裁的战略服务分析办公室并为其撰写建议。主要内容是：盟国在军事胜利后如何在德国建立民主关系以及构建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党派，以避免德国重蹈覆辙并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增强公众对专制的敏感度。
再教育概念在自己的阵营里也时有混乱。德裔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列文斯坦认为，以为一个战败国或任何一个民族竟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教育是“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是一种“狂妄的谬论”；而“蛮横的知识帝国主义”，即以为一个本身就急需教育的民族所说的理论竟然能教育别人，把这个谬论变得更糟。这种时而严厉、时而充满同情的“清扫过程”被证实是有效的。尤其是德国人有这种听话、刻苦、勤奋的态度，盟军在德国管制管理系统上完全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们所下达的命令总是毫无异议地被服从。1945年8月6日，在进驻德国三个月之后——反纳粹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成功，“重建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占领军和美国安全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公告完全符合美国的对德政策所定义的教育改良主义。我们会帮助你们，“在民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你们的生活。一旦你们那些受纳粹主义污染的学校和法院净化完毕，它们立刻就会重新开放。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和教育将会得到最有力的支持。你们已经出版了很多报纸，选出了很多可信赖的人在企业里代表你们，或者做军政府的顾问。这种或者类似措施的幅度将越来越大。你们将会被允许组织“地方工会”或者在地方上“证明自己的政治权利”。以此为目的的聚会都可以在得到地方军事政府的许可后举行。工会和政党最急迫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必要准备。在工会的组建和参与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方面，你们将获得完全自由。其余的约束和限制什么时候被我们取消，这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表现。（美国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45年6月8日）
各个占领区之间的边境受到了（与其紧密程度相比）相对严格的监控。由美国军政府出版发行的图画杂志《今日》在1947年3月刊中问道，还要等多久人们才能在无须被不同的盟军的边检人员检查下自由畅行德国？“或者说得更明白点：什么时候才能废除占领区界线？”
苏联单方面违背《波茨坦协定》精神的行为，特别是索取赔款和将战利品据为己有，使东西部占领区关系出现了很大裂痕。“占领区边界”把苏联占领区同德国其他地区分离开来，作用等同于“国境线”。“这种分离很早就表明，西部占领区边界将被苏联占领区当局及德国行政机关在行动上给予国境线的同等对待，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被充满敌意的邻国所包围的国家的、很难逾越的边界。”
为此，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的德国，任何从东部到西部和从西部到东部的旅行都会是一场冒险。“车厢里充满了盘问，紧张氛围显然易见。经过苏联的检查站之后这种氛围才被打破”，美国通信官军官斯蒂芬·海姆这样记录他第一次穿越“占领区”的旅程。由于彼此都处于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东部地区的火车和西部地区的火车中的谈话内容也都相似，只是因为内部政治的发展和俄国占领者特殊的意识形态让彼此表现得不同。俄国人？他们什么都讲。比方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看上去非常悲惨的女人。当俄国人问她为什么，她回答是因为饥饿，俄国人感到非常震惊，他表现得很悲伤就走开了。但是之后他又再次出现，牵来了一头奶牛说：“瞧，女士……”转过一个拐角，人们就已经看见一个瘦小的农民弯曲着他那两条伸向天堂的胳膊……哈，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胜利者嘛。他们说，最可恶的是那些德国人。“没错，”一个工人插话并且看上去非常愤怒，“我，德国共产党的保罗·克洛泽，我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是浮渣垃圾。他们带着面包走到那些女人的面前说：选择德国统一社会党。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我们就让你们的儿子回家。你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吗？他们问那些农民。如果不是，机器就会鸣笛，东西就会被没收。他们像纳粹分子一样窥探窃听；周围到处都有这些流氓混蛋。民主主义者在大选上是如此逍遥自在，可以去撕下其他人的宣传海报，去涂鸦他们陈列的橱窗，去炸掉会场关掉灯。现在我要去德累斯顿给我的死党们带去他们那里禁止的《电报》和《每日明镜》。每次当我来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工厂前等着，问：‘保罗，你给我们带了什么……？’”（恩斯特·布鲁谢尔）
写作过不少东西德游记的汉斯·维尔纳·李希特认为，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生活最自由，在美国占领区内的生活物质最好，最危险的是苏联占领区。美国：友好的敌人
美国占领区政策最特别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对德国地区的掠夺和占领之后展现出了物质上的优越。美国佬来了！——刚开始，人们害怕地呼喊着。但是，这些恐惧很快就被兴趣抵消了。美国士兵都很友好，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在她1945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有时候，一些人会越过栅栏探看我们。我们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带给我们巧克力，我们说着蹩脚的英语——扯天扯地，尽可能地打探未来政局。”浆洗下士们的军装外套可以得到一包“好茶和肥皂”。一位科隆的目击者回忆说：“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只不过问了有没有鸡蛋，年轻女孩子们就直接和他们交朋友了。之后他们坐在台阶上拉起了手风琴。然后我们得到了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的雀巢咖啡粉。我们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咖啡了……”跟着西方盟军的德国人是幸运的。研究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的克劳斯·迪特马尔·亨克表示，他们在后来的西德展现的形象是友善的敌人。鉴于德国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美国的占领和统治德国对决心根除纳粹主义的战胜者来说，太公正和有意义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和政治远见的胜利。“1944/1945年的美国占领方式拉近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与东德的军事占领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统治既没有在两国间形成那种阻挡两国快速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没有出现不可复原的创伤。”
美国人展现出了精心保养和整齐的习惯，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美好生活的能力：口香糖、罢工、美容、生活杂志……都让德国人印象深刻；这些小东西让这个被第三帝国的沉闷历史所压迫的小世界里的人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遥远的奢侈品消费世界。特别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美国汇款到欧洲合作社”发送的包裹，即“关心包裹”，还有它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包装，仿佛传播着“美好新世界”的神话。400卡路里的营养价值在那个物品紧缺时代里就已是小的人间天堂。“关心”（美国汇款到欧洲合作社）集22家美国社会福利组织之力，于1945年11月在纽约成立；它综合了多种民间倡议，激起新一轮绵绵不断的助人合作的浪潮。1946～1949年，仅仅在德国就发送了500万份“关心包裹”，为每一位接收者点燃了“黑暗中的光”[1]。
在美国，许多战犯得以了解美国社会的高生活水平，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消除自己纳粹主义的病态观念时非常不坚定。与此同时，他们还第一次体验了流行文化，这和德国扭曲的恐怖独裁截然不同。不少战犯都在占领区的地窖里播放爵士音乐——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了一种拒绝纳粹式仪式和禁忌、严格规定以及独裁的等级制度的生活态度。战争结束两年后，“午夜慕尼黑”广播节目成了欧洲最热的爵士乐广播之一。1945年开始的美国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美国化为德国的西方化定位铺平了道路，即放弃德国的老路，视自由、民主、自主为进步的任务。这样的亲英美式道路很快就面临与苏联的抗衡。反过来，苏联占领区对自由的镇压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他们之前只是模模糊糊感到的事情，即西方占领当局早先预言过的、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在苏联于1948年6月26日到1949年9月30日所做的柏林大封锁期间，西柏林通过英美的空中桥梁供给的生活用品和物质，维持了一个城市的自由状态。对英美所代表的那种国家体制的认同感因此变得特别强烈。美国士兵和德国姑娘谈话
美国人也呼吁停止实行赔偿和拆解政策。此外，美国外交部部长乔治·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宣布了一个应有德国参与的欧洲救济重建计划，这个欧洲复兴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根据这个计划，1947年6月，美国政府照会时任美占区军政府长官的卢修斯·克莱将军关于有序和繁荣欧洲的新纲领。在这个计划中，稳定、发展的德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限制德国权利以保证德国军国主义不会再次复活同等重要。根据这个精神，作为下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应该得到保障。马歇尔的前任、美国外交部部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在1946年9月6日宣布，美国将在军事上保护、在政治上促进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西欧的建设。
1948年2月23日至3月6日，六国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建议英美法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德建立联邦性质的政府制度，并且加入马歇尔计划和鲁尔管制。作为对这个会议的反应，苏联督军驱散了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在1948年3月20日终止了委员会活动。这意味着被四国共同托管的德国不再有统一的“政府”，这也为两个德国的建立拉开了序幕。苏联占领区
苏联红军占领东德和柏林后，红军战士们积累已久的战争压力随即如脱缰野马般释放。屡屡发生的强奸事件让所有人陷入无限的恐惧，却因为受害者的缄默和后来东德政府的有意忽略而不被正视。恩斯特·荣格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仿佛所有的恐惧从地狱里爆发。相比之下，托马斯·曼的纯个人揣测则更符合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西方诸国的口味，这些国家无不十分愿意看到曾经是纳粹当政、如今被打败的德国如何伏低做小。“俄国人在柏林应该蛮受欢迎的。他们购置粮食，与女孩子约会。他们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描述都是对的。与冷酷、官僚、工业化的德国战争及杀人机器相比，俄国士兵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行为。“是的，俄国人来到农场，并且分发巧克力给孩子们。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他们对小孩真的很友好。跟别人之前对我们讲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当然会洗劫，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把农场从上到下翻了个遍，抢走所有他们能够带走的东西。我们女人可没什么开心的事。农夫妻子那正有孕在身的女儿，第一个落入俄国大兵的手里，被他们蹂躏。她年迈的母亲过来想帮助自己的女儿。于是俄国人把她也一并收了……那个老农民站在自己的农场，被俄国人端枪指着，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妻女被强暴。”
战后不久即从莫斯科来到柏林苏联占领区的权力接管者对此类不法行为继续装聋作哑。沃尔夫冈·莱昂哈德童年时因为移民苏联的母亲被捕而在莫斯科一家孤儿院长大，之后就读了共产国际学校。他在回忆录《变革释放他们的孩子》里记录道，当他在与一个德国女人谈话时听到她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遭受了多么可怕的经历——这不是指纳粹分子，而是俄国人——他有多么惊恐不安。柏林国会大厦上的苏联国旗，1945年5月2日根据埃里希·库比的记录，大柏林地区大约80%的强奸事件是在1945年4月24日到1945年5月3日之间发生的，这是“战斗激励”最直接的结果。“苏联军队沉醉在胜利中，沉醉在这次挺进西方的经历中。他们是真的就像喝醉了一样。”据黑尔加·山德尔和巴巴拉·约尔在1945年春天和夏天所做的调查统计，在柏林生活的140万少女和妇女中至少有11万人被苏联士兵强奸；大部分的强奸恶行（至少10万起）发生在1945年4～6月；其中，40%的妇女被轮奸。超过1.1万名妇女因此而怀孕，大约1100名孩子因此出生，导致的结果是发生大量堕胎和自杀行为。总共有190万起德国女人和女孩被苏联士兵强奸的事件，其中140万起发生在之前的德国东部地区以及逃亡和驱逐期间，剩余的50万起发生于后来的苏联占领区内。估计一共有29.2万名因强奸出生的孩子。而苏联军队领导层，直至1945年年初都在鼓励报复行为（“母亲们无法平息的眼泪呼唤着你们无情的复仇”），此后又一再采取严厉措施重整军队纪律。“我们的报复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愤怒并非不理智。”1945年2月9日的军队报纸这样写道。3月26日，苏共的机关报纸《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疆土外的苏维埃人》的文章，提醒苏联红军战士的责任，因为他们就是苏维埃文化的代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们。曾被莫洛托夫称赞过其口号可以鼓舞两个军团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政论通讯也就此结束。
曾经被迫流亡的德国共产党干部（根据他们的领导名字分为三个小组：乌布利希小组、阿克尔曼小组、苏贝托卡小组）重返德国。他们主要做的是听从方针指示与德国占领当局保持高度一致。通过他们在德国人民中的工作，保证关乎德国民众利益的占领政府当局的命令和指示被彻底实施。
在格奥尔吉·朱可夫的领导下，苏联军政府第一个在其管辖范围内建起了治理机构。在其治下的德国，一共有五个联邦州或省级行政单位，这些行政单位的负责人是四个被苏联认可的党派（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员或无党派人士。苏联军政府颁布的第2号政令比西方盟国更早地实现了政治联盟。德国共产党认为强迫德国走上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因而获得了很多支持。“在消灭希特勒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完成德国自1848年革命以来就开始的民主化和对德国公民的民主化再教育。”
自1945年秋天开始，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力推在苏占区和西占区加速建设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主张。“根据这项主张，苏占区内的发展要被视为模范，而创新和重要进步应被视为德国共产党的功劳。与此相对的是，西占区内的发展要被当作‘极其负面’的情况来对待，因为自战争结束它就没有什么新的变化。”1946年4月，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强迫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奥托·格罗提渥和威廉·皮克当选为具有同等权力的党主席。早在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迫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之前，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就已经合并为“反法西斯联盟”。该联盟于1945年7月14日发表宣言，称将联合力量以解决重大问题。“由此，我们翻开了德国历史的崭新一页。”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奋力彻底清除德国国内希特勒主义的残渣余孽；同心同德，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重建；给人民提供工作、面包、衣服和住所；在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上为人民提供法律保障；保障思想及良知的自由，同时警惕任何形式的宗教和道义洗脑；重新获取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信任，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民族间的往来。”[1] “黑暗中的光”，语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鲍茜娅的台词。第3章 与纳粹主义清算战争罪审判和西占区的去纳粹化《波茨坦公告》强调了盟国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决心。行动最积极的是管辖德国西部地区的美国军事管辖区。苏联在这一点上也同样积极（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政府当局的态度则略显犹豫和被动）。在解放纳粹集中营时目睹了太多惨状，其恐怖程度只有十字军东征可以相比，这加强了盟国即刻对集中营看管人员展开正式军事审判的决心。
第一次重大的战犯审判发生在1945年9月17日，一个英国军事法[1]庭开庭审理了贝尔森集中营的指挥官约瑟夫·卡拉门以及他的47名下属。卡拉门和其他10名被告人被判死刑。同年11月15日，美国军事管辖区也开始了人数达1941人之多的达豪审判。在1517起裁决中，324人被判死罪，274人被判终身监禁，946人被判剥夺自由，367人被判无罪。英国军事法庭和法国军事法庭则分别宣判了240人和104人死罪。
1945年，军事管辖机关发布了大量“彻底清除”纳粹主义的指示及决定，以保证德国全民族的去纳粹化。1945年9月末，总参谋长埃尔森将军的斯密斯中将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拜仁州将会被清洁，彻底禁止所有纳粹党员活动的计划。然而，拜仁州的许多保守派民众都对这个决定表示担忧。
之前，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已经完全接受并赞同纳粹主义，这让人无法想象他们现在又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改变自己的政治信念的，即使德国的“国民信念”表面上好像已经在向新的当权者靠拢，并且德国人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会大声表明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
为了排除暴力，美国实施了“一场纸上革命”——所有居民要填写一张由131个问题组成的问卷，以对其世界观进行总结性分析。这种形式的官方计划建立在以道德检验为目的基础上，做的是所谓的清教徒式的自我审视和测评，也包括了同意被处罚。如福尔克尔·多特魏希和所理解的，这其中的程序颇有政治审讯的意味。恩斯特·冯·萨洛蒙——他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时代见证人（这位出生于1902年的作家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涉嫌谋杀而被判在瓦尔特拉特监狱监禁）——在其同名自传体畅销书中认为，这份“问卷”颇有敦促人们做天主教式自我反省的味道，此话有一定道理。只可惜在这次“反省”中，人们所诉诸的对象并非天主教会，而是一个世俗机构——盟军军政府。问卷以个人基本信息开始，以第131项“外语知识以及掌握程度”结束。完成问卷的填写是参加任何工作或就业的基本前提。为了申请奥格斯堡报社的工作，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必须先去美国少校那里获得是否可以申请该工作的同意，并完成“一份有着148个问题的荒唐问卷”的填写（数目多少她自己都糊涂了）。“你的体重、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疤痕、你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是否有以及有哪种贵族的头衔、你信仰的宗教、是否离开教会、赚多少钱、是否被逮捕过。我觉得最荒唐的问题是，1933年的选举中你选了谁。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人们大可以在回答中撒谎；其次，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选举保密是民主基本法的一部分。在填表的时候，我们陷入了一种忘乎所以的情绪，简直都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觉得这整件事完全可笑到不行。以前是犹太人要这样做，如今显然轮到了有高贵祖母的我们。”
截至1946年3月15日，美国管辖区已收到大约140万份调查问卷，约74.2万份（截至1946年6月是161.3万份）问卷被讨论研究。“在去纳粹化中心提交一份作为人品鉴定保证的‘完美鉴定’成为必要，这导致某些监管委员会很快泛滥。有证在手的德国人，出于同情或者‘助人为乐’的精神，会给他们的同胞也提供一份这样的证明。物质贿赂或‘私人关系’成为‘收买’的常见形式。”
在美国机关收到的1300万份问卷中，有1/4被迫参加调查的人遭到起诉。60万人被处罚，其中50万人被判缴纳罚金。所犯之罪大致分为两类：类别一较为严重，大约有1549起（都是严重的政治罪或者刑事罪）；类别二是处罚轻的罪，大约有21600起。卢茨·尼德哈莫认为，德国也有“清洁概念”，同样是反法西斯，但宁愿自己组织，而美国的去纳粹化行动则把这样的尝试扼杀在了摇篮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被拒之门外，保守势力被栽培成有运作能力但非政治性的管理者，促成了“自由法律”的诞生。尼德哈莫最后说——完全不带政治色彩而仅仅是从去纳粹化的管理技术上来看——这成为前纳粹党员大规模平反的决定性手段。而这一点，拜仁州总理荷格纳早已预见。1947年8月，美国政府因为有意把西德并入反苏联盟，命令克莱将军去纳粹化运动到1948年3月31日正式结束。去纳粹化行动遭到德国有关机构的抵制（美占区有545个法庭被强迫对350万人进行审判），因为，迄今为止，它们只判了一些小罪，而重罪则束之高阁。“吊死罪小的，放跑罪大的。”支持“去纳粹化法”的拜仁州总理荷格纳曾致信在军政府任职文官的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多恩说，此次去纳粹化政治的变动将带来的后果是：那些真正的罪犯，本来已经渐渐地轮到他们了，现在却得以享受宽宏大量的处理。“几年之后，曾经的纳粹主义者就会重新控制德国政府。这话绝不是夸张。”纽伦堡法庭和双重道德
1945年年末，尽管曾经一致对外的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出现巨大裂痕，但它们还是成功地一起举行了纽伦堡审判。军事战胜希特勒之后，该审判是为未来国际法加入道德因素的一次尝试。根据《波茨坦协定》，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共同签署了关于起诉和处罚欧洲轴心国的主要战犯及确定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协议。以下罪行的罪犯应该被起诉及追究个人责任：“反人类罪，即谋杀、毁灭、奴役、驱逐或者其他一切的非人道行为。”全体会审法官由四个签属国任命指派的四名成员和四名代表组成；此法庭于1945年10月28日在柏林举行开庭会议；审判工作于1945年11月20日在纽伦堡正式开始。
审判庭主席罗贝托·H.杰克逊在起诉书中认定，他的任务意味着沉重的责任。法庭起诉的所有罪行都必须在审判中得到偿还，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这些设计巧妙的邪恶罪行的漠视。假如它们再来一遍，文明就会被毁灭。“这里的被告席上坐着20个‘毁灭’的形象。我不关心他们的个人命运。但重要的是，这些被告代表着那些邪恶势力，在他们的肉体化为尘土之后很久，依然会是我们这个星球结构的一部分。”
1946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历时八个月的审理终于到了对22名已做无罪申辩的被告人进行宣判的时候。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伦纳、罗森堡、法朗克、弗利克、施特莱歇尔、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及鲍曼（缺席判决）被判绞刑；赫斯、冯克、雷德尔被判终身监禁，斯拉克和斯佩尔被判20年有期徒刑，邓尼茨被判10年有期徒刑，沙赫特、冯·巴本和佛里切被判无罪。四个被起诉的组织，即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盖世太保以及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根据法院宪章的定义被判为犯罪组织。“纽伦堡必须被纪念，被不断提起——它是在那被科技狂妄所主导的伪文明的荒野中点起的一盏明灯，是那荒野中一片真正‘进步’的绿洲。因为在这次审判中，虽然还没有深入到犯罪结构，但罪行的始作俑者得到了惩罚，他们是那些最终需要对罪行负责的人，那些把地狱带到人间的恶魔。”（埃里克·热格）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诉讼后还有12场审判，对象为纳粹国防军和党卫队的医生和高级官员，资本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和阿尔弗莱德·克虏伯，法本公司（IG Farben）主要人员，将军欧伦多夫，其他特别行动队领导以及外交部官员。纽伦堡审判一共有206名被告，其中38人被判无罪，102人被判最短18个月、最长20年的有期徒刑，23人被判无期徒刑，36人被判死刑。其中，24人被执行了死刑。
纽伦堡审判的最大争议点在法律公则和司法制度：罪刑法定原则。没有人应该被那些行为之后才规定和宣布的法律法规惩罚，即犯罪之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能定罪处罚（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第103章第2节中也写了这个内容）。然而，被告人却又是因为以百万计的谋杀罪而被起诉，根据的是当时德国已有的刑事法——此处指的是德国1871年的刑法法典——这是诉讼和审判的基本。纽伦堡审判有了新的法律规定，将国际法扩展到国际刑事裁判权。历史上第一次，个体的人因为违反国际法而需走上国际法庭。纽伦堡法庭：被告席
另外一个拒绝这种所谓“战胜者的正义审判”的原因是，这些战争胜利者所谴责和控诉的行为，他们自己也做过——只因为是自己人就不被定罪接受惩罚。事实上，斯大林在诉讼还没有开始进行前就已经提出，某些特定的主题是绝对不允许涉及的，其中有德国与苏联1939/1940年的秘密协商以及那场苏联所犯却拒绝承认的、约2.57万名波兰军官被残杀的卡廷大屠杀。
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大约250家报社和电台的新闻记者、摄像以及电影摄影师参加并固定追踪了此次审判。此外，约翰·多斯·帕索斯、尤历卡·曼、比特·德·门德森分别为《生活》《伦敦标准晚报》《新政治家》三家报纸媒体撰写报道。维利·勃兰特从不来梅到法兰克福再到纽伦堡：“我不知疲惫地写着报道，但是不止一次地，我觉得我那位美国同事给家里打电报的状况也很值得报道：‘我快崩溃了，已经无话可写了。’”
德国媒体也积极投入报道诉讼审判的过程，并公布了大量资料性的背景消息。就纳粹政府的恐怖统治，这是第一次给德国民众上了一堂如此完整的大课——尽管面对这些诉讼审判他们并不那么关心。与纽伦堡法庭的道德原则形成间接对比的是，美国上至最高军方及市政管理机构，在审判纳粹犯罪和罪犯或纳粹党羽时的道德立场的含糊和摇摆。这体现在，比如说，美国外交部在战争期间的所谓姑息主义集团对纳粹经济精英的明显的示好，还在和平时期时两者就有密切联系。这些行为给欧洲的犹太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美国外交部被派往帮助德国迅速复苏经济的人，也是在战争期间负责制定美国政府对犹太难民的政策的人。这个“姑息主义集团对逃亡的难民不采取任何拯救行动，把任何关于集体种族屠杀的消息尽可能地大而化小……当纳粹的大量大型屠杀轰轰烈烈地进行时，这个姑息集团还阻止所有美国的救援行动，哪怕只要相对简单的措施就能拯救1万人的生命”。这些德国经济精英，本来只要作为政府成员露面就一定会遭到公然拒绝，但马歇尔计划的钱让这些“精英”重新出现在半国营性质的经济领域成为可能——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盟国的双重道德标准还体现在，无论是英美法盟国还是苏联都费尽心思地为自己的阵地招徕德国科学家，无论其政治上是否有多么不堪的过去——单单在美国的管辖区就有1000名这样的科学家被招揽。此外，在西德，为纳粹科学家大开方便之门或对其逃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大有人在。上千纳粹官员通过“梵蒂冈教廷”或“修道院”或“潜逃”路线，逃向世界各地。随着冷战的开始，西方战胜国当局还帮助大量的重罪纳粹分子获得自由以及再次获得事业晋升，特别是军官和特工，因为当局想利用他们的技能。[2]罪与罚
1945年苏黎世剧院，马克斯·弗里施上演了一出名为《他们现在又唱歌了》的话剧。在剧中，死者的世界（21名被德国处决的人质在被处决的过程中唱歌）和背负着罪与罚的活人的世界面对面。“您知道，人们在说什么吗？现在他们又在唱歌了！他们说：只要他们听到枪声或者不公之事发生，他们就会唱响！”这出话剧在德国上演的时候，面对这个摆在自己面前的责任问题，震动至深的德国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弗里施击中了时代的神经：“每个人都关心和担忧自己的罪责。”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二战时期逃亡到美国的挪威小说家西格丽·德温塞特的眼里，德国人的哀悼与伤痛几乎是假惺惺的。她在1945年10月25日的《新报》上提到，在这个拥有7000万人的民族里，如果单看个体，自然分好男人和好女人、坏男人和坏女人、聪明人和笨蛋，但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其民族的、集体的思想立场一定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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