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俊香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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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类型批评试读：
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电视剧创作者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满足观众娱乐审美需求的同时，自觉担负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正能量、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电视剧在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上出现了明显的偏颇。一些农村题材电视剧，刻意回避三农问题和社会矛盾，甚至丑化农民形象；一些言情剧和家庭伦理剧，放大琐碎，低俗恶俗，甚至不顾道德底线，在道德取向上明显失误；一些警匪和涉案剧，过多展示犯罪过程，使假恶丑的审美价值压倒了真善美的审美价值，误导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价值判断；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对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的表现尺度把握失当，客观上容易产生引发民族矛盾等负面效果；一些商战题材电视剧，大肆宣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所谓“谋略”，缺乏应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有可能对观众诚信义利观的确立产生负面影响；一些“红色经典”改编剧随意演绎英雄人物，使几代人心中神圣的红色记忆变质变味；一些抗日题材电视剧出现严重的泛娱乐化倾向，随意编造历史、解构崇高，颠覆观众的历史观……上述电视剧创作倾向不仅容易误导广大电视剧观众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还可能腐蚀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代的心灵，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为不利。作为当下传播和影响最广泛的大众艺术，电视剧理应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成为正确反映三农问题、巩固促进民族团结、倡导人与人和谐相处、扬善惩恶、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有力武器。广大电视剧创作者、电视剧审查播出部门以及电视剧批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自觉鞭挞、抵制不良创作倾向，弘扬健康向上的审美观与电视剧创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积极引导作用。
作为电视剧理论和批评著作，本书从中国电视剧作品实际出发，从业已播出的浩如烟海的电视剧作品中选取了几种最有代表性的电视剧题材类型——家庭伦理题材、农村题材、警匪涉案题材、商战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红色经典改编、抗日题材等进行研究，对这些题材类型作品中所表现的家庭伦理道德问题、三农问题、暴力犯罪问题、商业竞争问题、民族和谐问题、传统信仰和价值观问题、抗战表现的泛娱乐化问题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具体阐述了上述各类题材电视剧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分析批评了它们在价值观表现方面存在的主要不足及形成原因，提出了相应对策和改进措施。本书的研究虽未涵盖迄今为止播出的中国电视剧所有的题材类型，但所研究的都是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的题材类型，本书对这些题材类型创作中不良倾向的集中总结和批评，旨在警醒电视剧创作者和相关从业人员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用良知创造和传播艺术，主动培养和提升观众健康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媚俗地迎合迁就极少数人的低级趣味。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故按照科研项目的设定，本书对中国电视剧进行的类型批评主要是针对电视剧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导向，对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未作具体的评析；本书虽有统一体例，但因参与人员较多，各章节文风不尽相同。另外，本书的部分章节作为教育部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曾在《现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等中文核心期刊和《语文学刊》《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上以学术论文形式发表，其中有的论文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论文奖，有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收录转载。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的研究未能囊括所有中国电视剧题材类型，论述也难免存在偏颇和挂一漏万，故更进一步的研究尚有待来者，恳请读者批评指正。总论中国电视剧的困境和突围策略第一节 中国电视剧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发展迅速，年均产量481部，14 320集，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电视剧生产大国、播出大国。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电视剧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一、电视剧产量
我国电视剧产量高。广电总局每年按季度公布核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目录，通过对该目录的数据整理，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1]情况如下（表1-1，图1-1、图1-2）。
根据《2003-2013年中国电视剧生产部数变化曲线图》《2003-2013年电视剧生产集数变化曲线图》显示，我国自2003至2013年电视剧产量虽有波动，但总体呈递增趋势，电视剧创作、生产持续繁荣。2003-2007年间电视剧产量逐年递增；2008年电视剧的部数下降，但是集数却创下历史新高；2009年电视剧产量回落，紧接着随后两年逐步攀升，2012年全年生产总量达506部17 703集，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49集左右。2013年电视剧创作出现理性回落，生产供大于求的局面开始出现转机。从电视剧生产数量上看，毫无疑问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表1-1 2003-2013年中国电视剧生产数量表格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图1-1 2003-2013年中国电视剧生产部数变化曲线图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方网站数据整理图1-2 2003-2013年电视剧生产集数变化曲线图二、电视剧交易额度
近年来我国电视剧交易总额也持续增长，国产电视剧交易总额从2001年的31.1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59.2亿元，交易总额已经成倍增长。2012年将达到69亿元。具体如图1-3所示：
数据来源：《电视剧产业发展观察：定制剧将成为潮流》图1-3 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交易总额变动情况
电视剧交易总额的增长将吸引更多资金涌入电视剧行业，必将刺激电视剧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三、电视剧播放
电视剧作为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样式，受到各播出媒介的极大青睐。早在2007年，“在全国1 974个电视频道中，播放电视剧的频[2]道有1 764个，占总数的89.4％。”因为电视剧的收视人群广泛，吸引了大量的电视广告，能够创造较高的经济价值，所以近90%的电视频道都会播出电视剧。电视剧不仅播出频道多，而且在播出的节目总量中占据较高的比例。广电总局《2009年中国电视剧播出和制作业调查主要数据和结论》显示：被调查的播出机构平均播放节目总时长为25 738.07小时，电视剧平均播放时长为7 485.18小时，占总节目播[3]出时长的比例为37.6%。
数据来源：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方数据图1-4 2009年电视剧播出比例图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电视剧播出媒介并不仅限于电视台，互联网也为电视剧的传播提供了优势平台。当今，大多数的大学生等年轻受众群体更多通过互联网收看电视剧节目。
中国电视剧在整体繁荣、生产和播出数量激增的同时，电视剧生[4]产处于“大而不强”的尴尬境地。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电视剧产量和播出比为5∶3，电视剧审批数目和已播出数目比为10∶1。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国电视剧行业潜伏着一些质量隐患，比如电视剧产业的低俗化、功利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电视剧质量的进一步提升，阻碍着电视剧的健康发展和繁荣。第二节 部分中国电视剧深陷低俗化、功利化困境
本节拟从电视剧的制作、播出、批评三个方面对中国电视剧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一、电视剧制作环节
1.思想偏颇，过度娱乐
当今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各种文化、各种观点交融混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电视剧出现了审美趣味甚至主题导向上的偏颇。有些电视剧以猎奇为动机，以兜售隐私为卖点，大肆宣扬拜金和享乐，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有些电视剧把低俗当趣味，拿人物缺点做笑料，娱乐历史，颠覆经典。还有些电视剧将夸张乖戾的人物、空洞贫乏的内容、偏颇的价值观念隐藏在炫目的视觉奇观和徒有其表的艺术形式背后，以奇观化影像刺激观众的视听快感。诸如此类的怪相在电视剧作品中层出不穷，体现在许多电视剧的题材类型之中。
一些言情剧和家庭伦理剧，不再关注人间真情和大爱，而是对畸形甚至变态的两性关系进行过于详细的展示，并且表现出某种认同、同情甚至赞扬的态度，缺乏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使言情剧变成“言性剧”，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污浊之风。例如电视剧《蜗居》以大量篇幅展示有妇之夫宋思明和郭海藻之间的恋情，并且对宋思明进行完美化处理，极力展现他对郭海藻的细心与关爱。宋思明不仅为郭海藻提供大量物质财富，而且是郭海藻的精神支柱。这种哗众取宠、牺牲道德底线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家庭伦理剧除了偏爱展现畸形恋情外，还有部分作品忽略人伦之爱、长幼之尊，着力表现家庭关系的紧张，凸显人性之恶，讲述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剧尤甚。电视剧《双面胶》就将婆媳对立发挥到了极致。一次媳妇丽娟逗牙牙学语的宝宝说话，孩子却吐出“妈妈坏”三个字。丽娟认为是婆婆调教的结果，遂而出言赶婆婆走。由此引发了婆婆、儿子亚平、儿媳丽娟之间的一场恶战，甚至动手厮打作一团。不料此时，无人看管的宝宝从二楼摔了下去，婆媳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再如《婆婆来了》，整部电视剧就围绕何琳和婆婆的矛盾冲突展开，剧中的婆婆和媳妇整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使得家庭成员之间丧失起码的信任，家庭的责任感缺失，看后让观众对婚姻生活望而却步。
有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以“喜剧”为由，为达到博得观众一乐的目的，不仅回避“三农”问题，还拿农民的生理缺陷取笑，甚至丑化朴实的农民形象，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注和关怀。例如电视剧《乡村爱情》就有意回避现阶段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避重就轻地描写“三农”问题，其中的人物塑造也不是以刻画描写人性为目的，而是通过揭短，让人物露怯、难堪来制造噱头。虽然观看时让人嘻哈捧腹，但是细细思考却觉得空无一物。这也是当下部分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涉案剧一向以其悬念感强、情节紧凑、剧情激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但是部分作品过度使用血腥、暴力镜头，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一方面剧情对反面角色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进行细致描述，极易误导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如电视剧《黑冰》中大量出现犯罪分子通过抢劫、绑架、贩毒甚至杀人等方式获得不义之财，并且因此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这样的剧情直接造成了青少年模仿剧中角色，为了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而选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04年某市20岁青年任某看到涉案剧中的犯罪分子得手后生活奢靡，于是他从中获得“灵感”，绑架了一名5岁儿童，并向该儿童父母索要[5]赎金20万。另一方面，有些电视剧过多展示详细犯罪细节，为生活中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如成都警方曾破获一起杀人案。据案犯伍某供述，他在观看了电视剧《中国第一刑侦大案》后，十分崇拜抢劫杀人犯白宝山，于是总结吸取白宝山“失手”的经验，不断提[6]高作案水平。几年时间里伍某连杀数人，现场都没有留下痕迹。这好比是戴维·华尔什在《出卖美国儿童》中做的那个比喻，客人来到家里宣扬暴力，而我们却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涉案剧不请自来的暴力宣扬对电视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极其恶劣。
抗战题材的创作原本应该是严肃认真的，通过作品让观众加深对抗战历史的了解和感怀，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抗战故事让观众向那些不屈抗争的人民英雄致敬。但是近年来，一些抗战题材电视剧却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出现了过度娱乐化问题，充斥荧屏的抗战题材电视剧成了手撕鬼子、抗日奇侠、以一抵百的传奇神话。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在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创作研讨会上就曾提醒，“革命历史题材是特殊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对它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开发，已经伤及历史的精神高度。现在写抗日，为了出新出奇，[7]胡编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某剧中一位抗日女侠在被鬼子强奸后，从原地窜到半空，衣服自动穿好，几十秒间竟然把二三十个日伪军全部杀死，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篇章”。再如抗战剧中的鹰爪功、铁砂掌……身怀绝技的武林奇才济济一堂，他们可以赤手空拳对抗敌人的炮火攻击，不仅躲避自如更可以徒手擒敌，甚至飞檐走壁，无所不能。在抗战剧中，经常可以看到游击队讲几句日语就被日军关卡放行，在战斗中扔出手榴弹炸天上飞机，抛个飞刀就能消灭地面重炮等情节。诸多如此夸张失实的桥段、离谱雷人的细节，不仅是对抗日历史的戏谑，也是对观众的愚弄。
此外，一些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历史剧对民族历史和民族政策缺乏了解，对民族关系的表现尺度把握失当，客观上会产生引发民族纠纷、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的负面效果，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些商战题材电视剧大肆宣扬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所谓“谋略”，道德取向和价值取向明显有误，对观众诚信观的确立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红色经典改编剧任意杜撰英雄人物的复杂情史，使几代人心中神圣的记忆变质变味……[8]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曾说，电视不只是娱乐工具，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由于电视本身所具有的“面对面”的传播特点，以及电视剧本身故事性强的特征，电视剧能够带给观众更为强烈的参与感，具有其他媒介和其他电视节目形态不可比拟的劝诱与施教效果，因此，电视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上文提及的诸多创作不良倾向，如庸俗、低俗，甚至媚俗，道德取向模糊，以及善恶不分、美丑不辨的现象，不仅会误导广大电视剧观众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还会腐蚀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代的心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极为不利。
2.题材“跟风”，盲目重拍
伴随着电视剧的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电视剧创作题材的“跟风”“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9]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以谍战剧为例，2009年电视剧《潜伏》一炮走红，随后便引发了谍战剧热潮：《谍影重重之上海》《最后的99天》《红色电波》《地上地下》《剑谍》《秘密列车》《延安锄奸》《绝密1950》《秘密图纸》……谍战剧一部接一部，荧屏上下“谍影”重重。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仅半年竟有50余部谍战剧陆续亮相。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谍战剧本身的悬念性较为吸引观众；另一方面投资商的急功近利是造成谍战剧“跟风”的主要原因。同类题材泛滥无形中挤压了电视剧的创作空间，直接导致了量多质差；此外，还造成了同题材电视剧之间的恶性竞争，致使很多电视剧没有办法播出。同题材电视剧井喷式发展的“跟风”现象，体现出电视剧创作中的急功近利、浮躁短视等问题，不利于电视剧产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同质现象”还表现在盲目重拍老剧、翻拍国外剧等问题上。例如新版的《红楼梦》不是花心思在剧本的研讨、镜头的运用上，不是研究如何超越已经在观众心目中成为经典的1987版《红楼梦》，而是醉心于海选和炒作，从沸沸扬扬的“红楼选秀”折腾到几易导演，最后拍出的作品却广遭诟病。紧随其后的《新三国》《新西游记》等对旧版和原著也很少超越和提升。
如果说经典的重拍尚可理解，那么短时间内热播过的电视剧被迅速重拍则让人匪夷所思。如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流星花园》被湖南卫视翻拍为《一起来看流星雨》，随后又跟拍了《一起又看流星雨》。由于这两部剧太过“山寨”，被观众戏谑为“一起来看雷阵雨”。更有网友评论“演员的演技差到令人发指、服装道具山寨得可怕、广告植入完全赤裸裸……观众纷纷在轰隆隆的雷声中败下阵[10]来”。1998—2003年三部《还珠格格》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收视率第一、重播率最高的传奇。而小燕子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全民文化偶像。相隔不到十年，新版《还珠格格》2011年再度登陆湖南卫视，却再也无法创造收视奇迹和重现当年的轰动效应。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亮剑》大获成功，不到五年的时间，2011年又翻拍了《新亮剑》，但是《新亮剑》除了在开始处新增两集李云龙成长过程的戏份之外，后面的大多数内容几乎与老版《亮剑》没什么区别，难免有些东施效颦的尴尬。再如2003年老版的《玉观音》首播，2011年新版就粉墨登场，却没有在观众心中激起涟漪；2014年的《新京华烟云》距离2005年的《京华烟云》仅九年之隔；而从陈小春1998年版的《鹿鼎记》到2008年黄晓明版再到陈栋版的《鹿鼎记》，翻拍的间隔越来越近，但是新意却不见增加，品质也未见提升。此外，对国外电视剧的翻拍也大行其道，如《丑女贝蒂》衍生出了中国版的《丑女无敌》，《欲望都市》则因性别而异诞下了龙凤胎——女版《好想好想谈恋爱》和男版《男人帮》等。
优秀作品的再度演绎原本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站在不同时代的制高点上，对经典中的人物、故事、情节、段落进行再创作，融入全新的观念和时代精神，使之成为又一部传世力作。可当下出现的大量作品的重拍、翻拍却并非如此：首先，创作者们没有对电视剧作品进行认真的遴选，很多浮华之作也被再度演绎；其次，大量重拍剧只是停留在换了几个新鲜的面孔、穿了几套漂亮的衣服、炫耀了几个时尚语汇而已，完全没有从主题立意等深层次上反映当下的人文社会心态，令人深感浮躁和惋惜；最后，盲目重拍极大影响了电视剧的原创积极性，由于现在的编剧都是“订单化”生产，根据制作方、投资方的要求进行剧本创作，而影视剧的投资方为了保证经济效益，规避风险，一再重复创作曾经热播的剧目。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余飞曾感叹，“就我近年来看过的国产翻拍剧而言，其制作水准基本都远远比不上原版。一部剧投资动辄几千万元，却没有提升质量，[11]这不是变相地浪费资金并且压抑行业的原创热情吗”？盲目翻拍使得原创电视剧市场遭到挤压，极大地影响了编剧原创的积极性。
总之，电视剧题材呈现出“表面匮乏”的局面，造成大量制作粗糙、品位低俗的电视剧纷纷涌入市场，降低了电视剧整体的艺术水准和原创能力。
3.剧集注水，利益至上“肥胖症”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突出毛病之一，日渐严重的剧集注水现象不仅降低了电视剧的艺术品格，而且备受观众的质疑与指责，而“利益至上”则是电视剧注水的直接动因。
一些影视公司在剪辑甚至拍摄的过程中对电视剧大量注水，使得原本结构紧凑、逻辑清晰的剧情变得冗长拖沓。如电视剧《林海雪原》最初宣传拍摄集数是20集，最后播出时成了28集；电视剧《美丽的田野》原本只是20集，可是后期制作竟然成了32集；电视剧《汉武大帝》拍摄时宣称40集，播出时长达58集；电视剧《血色浪漫》更是把25集的剧本硬抻到42集。演员李保田曾经一纸诉状把给电视剧注水的影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百万。编剧石钟山也曾撰文《谁为编剧买单》痛斥注水现象，并当众表达自己的不满：“剧本交出去后，怎么拍，拍成什么样子，自己也做不了主。一部30集的‘上乘之[12]作’，投资方给硬抻成了38集的电视剧。”
从《2003-2010年中国电视剧生产数量》的表格可以看出，2003-2008年我国每年生产电视剧500部左右。而从2008年开始电视剧部数明显下降，2009年402部，2010年436部，创造了八年来的最低值，我国电视剧的生产部数呈现出了理性回落。但与此同时，我国每年生产的电视剧集数总量却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除2009年生产电视剧总集数稍有回落外，整体上逐年攀升。这样的数字对比说明了单部电视剧长度越来越长。我们按照每年生产电视剧的总集数除以总部数，不难得出平均每部电视剧的长度，即表格中“平均每部剧的集数（集）”。表1-2显示，2003年每部电视剧大约21集，2008年以后，每部电视剧的平均长度已经增至30集以上。表1-2 2003-2010年中国电视剧生产数量
之所以会有上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电视剧的市场化造成的。目前，中国的电视剧市场一般按集数进行买卖，集数多就意味着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对于播出方电视台而言，电视剧是广告的主要依附载体，而广告又是电视台的经济支柱。一部电视剧长度越长，观众的忠诚度就越高，相对应的广告效果就越明显，所以电视台也会因此更加青睐集数较多的电视剧作品。此外，还有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一些“注水剧”多拍的那几集是为电视台的购剧人员拍的，“说白了就是给回扣。权力决定腐败，这成为中国电视剧[13]市场的一个公开的潜规则”。
细数当下注水剧目，其注水方式各有绝招，有的电视剧莫名增加角色，有的则无故增加戏份、拉长时间。如《沙家浜》，为了填充20多个小时的戏份，增加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人物，这些人物对推动剧情发展几乎没有实质作用，如土匪头目蒋福顺、“北方籍战士”老马等。再如《美丽的田野》有一场喂羊的戏，喂了10分钟都不停，急得主演程煜竟然自创了这样的台词：“羊呀，你怎么还没吃完呢？”情节拖沓是电视剧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双城生活》中郝京妮的父母和徐嘉惠的母亲就两个年轻人的婚礼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争执不下。无奈之下小两口去KTV唱歌跳舞解忧愁，原本一两个镜头就可以简单带过，却用了几十个镜头重复二人的跳舞动作，持续了一分半钟。类似这样的处理在一些注水电视剧中比比皆是。二、电视剧播出环节
电视剧创作环节水深火热，而播出环节也是烽火连天，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无序竞争。电视剧播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特别是2009年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卫视“抢播战”：为争夺收视率，江苏卫视先发制人，开创了“零时首播”的概念；云南卫视后来居上，一天连续播出16集，被观众笑称为“团长”卫视；东方卫视不甘落后自行剪辑，三集并成两集播放；北京卫视则每日播出三集以努力追赶进度。各卫视为争抢收视率，可谓是出尽奇招。这种现象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电视剧播出秩序，还损害了电视观众和相关电视台的利益。北京电视台影视剧中心主任赵彤指出，“无序竞争的结果就是没有赢家，所有牵涉其中的电视台都无一幸免地蒙受损失，只不过有的损失短期即可见，而有的损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而且在这一过程也会损害电视台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14]电视台的“抢播大战”不仅仅是违规抢播的问题，还暴露出播出市场存在的日播电视剧集数过多、擅自修剪电视剧作品等问题。
在正版内容发行上，电视台一直是主导的播出渠道，互联网则处于补充地位。成熟的内容分销通常是先卖给电视台，然后出DVD，最后才在网络上播放。而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播出风波中，视频网站被允许在电视台没有播放完电视剧全部剧集后就上传相关内容，也引发了互联网的一番“混战”。当时，优酷网、土豆网、酷六网、九州梦网等多家视频网站就与代理商深圳鸿波公司签署了播放协议，并伴随电视台的首轮播映，争先抢播该剧。但是由于制片方华谊天意与代理商鸿波之间的协议出现问题，华谊天意单方终止了合约，网站的继续播放可能引来制片方的起诉，各家视频网站的播放遂被迫叫停。《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无序竞争和播出过程并不是当今电视剧无序播出的唯一案例。不少播出机构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及行业和制作公司，无序竞争，肆意播出，既违背了诚信原则，损害了电视剧创作者的知识版权，又扰乱了电视剧市场秩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三、电视剧评价环节
电视剧评价环节的主要问题是，收视独尊，一家独大。
我国电视剧约占全国电视节目收视份额的三分之一，电视剧对全[15]国大多数电视台广告收入的贡献率超过50%。而收视率作为定量评价标准，其数字高低直接关系到广告收益，历来受到电视台、投资人、广告商、创作团队的极大重视。但是近年来以收视率作为衡量电视剧质量的唯一标准，其局限性和弊端已经日益显现出来。2011年7月，《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三篇文章——《电视收视率发现造假行为》、《电视台收视率造假追踪，专业人士揭秘“谁是样本”》和《观众讲述被电视台收买配合收视率造假经历》，揭露收视率造假内幕，收视率的可信度遭到严重质疑。文章指出，“与制作节目相比，‘制作’收视率以其低廉的代价、隐秘且难以查证的造假方式，以及惩戒机制缺失的行业背景，正在成为个别地方卫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16]争上游的‘幕后法宝’”，并且分析了一些客观原因，“没有人了解它的样本分布和选择情况，就没有人去监督调查公司。出于资金的考虑，在调查过程中，可能因为某个地方看电视的人少，消费水平低，或者行政壁垒高一些，从广告商需求的角度来说，就少布一些点，从而使整个收视调查越来越商业化，不能通过收视调查准确把握整个收[17]视状况”。此外，据安装了收视测量仪的用户爆出的行业黑幕称，“我们装这个仪器，都是签了保密合同的。但是，合同签了不到一个月，这家里的骚扰电话，真是太多了，都是各地电视台打来……我选了‘收买’条件最好的一家卫视台节目，每天一开电视，就锁定这家频道，坚持了起码大半年。本来，家里最喜欢看本地电视台，可人家电视台礼金高，收了人家的钱，拿了人家的礼，我也要负责任的”。[18]由此可见，收视率存在造假行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存在一家独大、缺乏监督、日益商业化等诸多弊端。
此外，学界、业界还普遍认为，中国的收视率在统计数据上存在偶然性，全国只有一家收视率调查公司即央视-索福瑞，而且13亿人口却只选取了4 000户作为调查样本，其数据不可避免带有个体性；样本户都有一定的收视习惯，但是由于更改样本户成本较高，所以样本户往往在一定时期内鲜有变化；大部分样本户为城市居民，乡村收视样本极少，调查数据无法代表欠发达地区观众的收视喜好；大多数电视台把收视率作为评价电视剧好坏的唯一标准，很多单纯迎合观众感官刺激的低俗电视剧仍然有较高收视率，造成评价失真。总之，电视剧评判机制的改良迫在眉睫。第三节 中国电视剧的突围策略
中国电视剧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前所述，电视剧在制作、播出、评价环节中出现的低俗化、媚俗化、功利化等问题同样不容小觑，那么，针对当下中国电视剧存在的诸多问题，电视剧的主管部门、创作者、播出者、评价者又该如何应对？一、主管部门：宏观调控、规制管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是管理广播电影电视事务的国家机关，总局下设电视剧管理司，主要负责电视剧管理工作。广电总局主要通过规制化管理方式来对中国的电视剧进行宏观调控。所谓规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规制者或规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规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管[19]理与监督”。具体而言，广电总局主要通过制定宏观战略规划、法律政策、制度规章，以及发布微观规范性文件对电视剧事业进行宏观调控。这种管理方式简洁有力，而且见效迅速，为中国电视剧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从整体上看，电视剧的规制化管理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逐步放宽了电视剧制作的准入门槛。广电总局在电视剧制作准入方面制定实施的相关政策法规，不仅促进了中国电视剧运营的法制化进程，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电视剧的产业化发展，有利于通过竞争机制促进电视剧的优胜劣汰。1989年，《关于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规定》颁布实施，我国开始推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有助于电视剧运营的制度化、法制化。2000年6月15日，国家正式出台了《电视剧管理规定》，提出“电视剧制作、进口、发行等环节实行许可制度”，“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应当经广电总局批准。制作电视剧必须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未经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电视剧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并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放、进口、出口”。《电视剧管理规定》标志着“国家关于电视剧生产的法规建设基本完成”。[20]2003年，《关于改进广播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制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以及《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相继出台，电视剧拍摄制作的准入门槛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开始进入影视制作，境外资本可以投资入股中方控股的影视制作公司。改规划立项为备案公示制度，原有的行政化干预被由市场为主导的产业化、法制化管理所取代。2004年，广电总局发布《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国家对电视剧实行题材规划立项审查和电视剧发行许可制度。”2006年，广电总局颁布《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管理暂行办法》，取消持续了22年之久的“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审批”制度，实行“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管理暂行办法”。此次调整完善了有关政策和管理手段，规避了原来获审批的电视剧特有的独占性，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主要通过市场调节推动电视剧的产业发展，不仅促使电视剧创作生产进一步繁荣，而且有助于借助于市场来实现优胜劣汰，贴近人民生活，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视剧作品逐渐占领市场。电视剧许可证制度和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制度政策的实施，放宽了电视剧制作的准入门槛，客观上也为其在艺术上的探索创新、美学上的引领提升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
其次，进一步加强了对电视剧播出平台的管控。广电总局对播出平台的管控管理涉及播出集数、播出时长、播出时段、播出题材等多个方面，对频道的播出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要求。
在电视剧的播出题材把握上，广电总局会不时地发布一些针对电视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电视剧宏观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具体体现和落实，这些文件往往以“通知”的形式进行公布。例如针对电视剧内容倾向性上存在的格调低俗、道德缺失等问题，广电总局发布了《广电总局发布通知 停播电视剧〈红问号〉》，停播《红问号》的同时，广电总局“要求全国各级广电主管部门严格把关，杜绝集中展示犯罪案件、制作粗劣、格调低下的电视[21]剧播出，确保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
针对电视台之间的电视剧无序播出问题，2010年广电总局发布了《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关于进一步规范卫视综合频道电视剧编播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必须明确电视剧播出属于宣传管理，不能混同于单纯的商业行为，更不能搞无序的商业竞争”。同时对卫视综合频道每天播出的电视剧数量进行了限制，如“同一部电视剧每天播出总集数（包括重播集数）不得超过6集（每集不超过46分钟，以下同）”[22]等。2014年4月15日，总局召开2014年全国电视剧播出工作会议，自2015年1月1日开始，总局将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方式进行调整：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两集。总局此次对电视剧播出方式调整，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均衡卫视综合频道节目构成，强化综合定位，优化频道资源，丰富电视[23]剧荧屏。
在电视剧的播出平台管理上，针对电视剧播出中插播广告的问题，广电总局出台了《〈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将《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2010年1月1日实施）第十七条修改为：“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24]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并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电视剧中禁播广告的“限广令”符合广大电视观众的收视需求和愿望，更好地体现了电视剧作为公益文化为大众服务的职能。并且从长远效果看，也有利于促进电视剧行业科学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电视台以人为本，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另外，不放松对电视剧作品的内容审查，奖惩分明。从1999年《电视剧审查暂行规定》，到2004年《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总局第40号令），再到2010年发布《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总局令第63号），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电视剧内容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完善。针对上文曾经提出的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63号令”第四条明确指出电视剧的创作方向和原则，并特别新增了“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25]，这是对电视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倾向进行的针对性要求，强调了电视剧社会效益的重要性。并在第五条明确列出电视剧不得载有下列内容：“（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实施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的；（五）违背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邪教、迷信，歧视、侮辱宗教信仰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恐怖、吸毒，教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八）侮辱、诽谤他人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十一）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内容。”有网友对这些法律条文进行了具体的通俗化解读，归纳总结了电视剧审查的“隐性条款”：“主人公不能太花心，小三不能有幸福；八零后未婚生子情节一律绕道；拒鬼魂，‘异能’人士只存在于儿童剧；校园内不能有早恋和暴力；不得篡改戏说经典历史人物[26]和故事；不能美化犯罪分子和已有定论的反面人物的形象”，电视剧的内容审查对净化荧屏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广电总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奖惩措施。如“63号令”增加和完善了罚则条款，将原“40号令”第五章的罚则改为法律责任，惩戒措施的完善有利于规范电视剧从业人员及相关机构急功近利的违规行为。对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则不断加大扶持奖励力度。如《关于实行优秀电视剧推荐播出办法的通知》《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关于优秀国产电视剧、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电视剧播出情况的通报》《关于申报优秀电视剧剧本扶持引导项目的通知》《优秀电视剧剧本评审章程（暂行）》等，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评审奖励等方式对精品力作进行鼓励。
多年来，广电总局的宏观调控和规制管理措施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对中国电视剧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针对中国电视剧存在的系列问题，广电总局还应遵从科学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宏观调控的政策法规、规范文件等都应根据电视剧事业自身的客观规律作出科学性的判断，对电视剧事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作出系统性行政规定。其次，宏观调控应注重电视剧发展过程中一般性、普遍性的要求，把握“普遍性”规律，但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也要注意电视剧发展的“特殊性”。第三，注重调控手段的可操作性，与当前电视剧制作播出管理工作的实际相联系，着眼于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力求便于理解、操作和监管，但同时也应考虑持续性和稳定性，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尽量具有前瞻性。二、创作团队：审美自觉，天人合一
如果说国家的宏观调控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那么要想根本解决电视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审美品位、价值取向等问题，还需要创作团队自下而上的审美自觉。唯有电视剧编剧、导演等主创人员深入地体验生活，有感而发地进行创作，始终自觉地坚持审美追求，努力引领而不是一味迎合电视剧观众，才能够真正实现“盐溶于水、无痕有味”的实际效果，才能够涤清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污浊之风。
所有的电视剧作品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想创作出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创作者必须深入地体验生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作原则。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27]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艺术创作必须“接地气才能有灵气，俯下身才能心贴心”。杨伟光台长就曾针对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歪曲、丑化农民形象等问题提出“农村题材电视剧质量要上去，创作者就要下[28]到基层去”。因为只有从真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受到触动，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创作必须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那些表现中国人真实可信的梦想，如养老梦、求学梦、成功梦等的电视剧才能真正得到观众的喜爱。王丽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作为一个做了那么多年的编剧，我想说还是要贴近生活。编剧从某种程度上说，年龄不是问题。也许年轻的编剧在初期会去模仿日剧韩剧，但是，如果脱离生活，观众会觉得不真实。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看多磨炼，还应该有[29]些生活，如果自己没有生活阅历，可以通过一些采访渠道。”
此外，主创人员在进行电视剧创作时还应注意审美自觉。如仲呈祥教授所言，“面对市场经济，或说处于大众审美经济时代，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更应该自觉注入审美精神”，“警惕利用以徒有其表的形式遮盖空虚乏力的思想、以娱乐化思维代替审美思维的不[30]良倾向”。鉴于广大电视剧观众的文化层次、判断力高低不一，主创人员应该担负起媒体的责任，赋予电视剧作品以明确而积极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导向，既反映当下人民的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的精神世界，起到维护社会良知、教化民众、弘扬正义、捍卫真理等积极作用。例如同是描写现代都市人感情生活的电视剧《蜗居》和《金婚》，在面对婚外恋问题时，《蜗居》把郭海藻和宋思明的畸形恋放大甚至美化，而《金婚》则让精神出轨的丈夫佟志选择了自觉回归家庭，最终两部剧审美水准相差甚远。《蜗居》虽然揭示社会阴暗面更为犀利尖锐，但是由于主创人员仅仅揭示而没有作出基本的判断、批评，反而任低俗之风肆意泛滥，让许多网友看后禁不住感慨“都想做二奶”，致使该剧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远不及《金婚》。再如同是描绘婆媳关系的《双面胶》和《媳妇的美好时代》，前者把婆媳关系表现得让人望而却步，后者却是在彼此尊重、退让中把看似复杂的婆媳关系处理得和谐融洽，毛豆豆最终用自己的善良和真心打动了挑剔的婆婆曹心梅，并和余味一起平衡了婆婆曹心梅和姚静阿姨之间的关系，最终促成了一家人和美幸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31]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所以电视剧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们是选择谀世媚俗还是醒世化民，其审美自觉和价值判断至关重要。三、播出平台：制播联合，和谐共赢
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利益追逐，电视剧在播出环节普遍存在无序竞争等问题。那么作为现阶段电视剧播出的主要平台——电视台，该采取何种措施改变恶性竞争的现状？
首先，遵从宏观政策，坚持行业自律。
广电总局为切实维护电视剧播出秩序，加强播出管理，针对当下电视剧播出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以及规范性文件。电视台应该严格遵从国家的宏观调控，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播出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把宏观调控的政策、规定贯彻落实好。
电视台还应该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加强行业自律。如《我的团长我的团》抢播事件之后，2009年3月13日，由广电总局主办，北京电视台、上海文广、江苏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等23家省级卫视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级卫视电视剧合作与发展战略研讨会，自觉签署了《电视台电视剧播出自律公约》。北京电视台、上海文广等23家电视台共同承诺：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弘扬社会正气；尊重法律、尊重合约，以诚信为本；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电视媒体的公益性质；尊重知识产权，切实维护电视剧创作团队和投资方的利益。电视台只有严格自律、团结协作才能实现电视剧制播行业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2]的新局面。
其次，注重策略，制播联合。
随着全国传媒业竞争格局的不断变化，开发和制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内容产品，打造自身的内容产业价值链，成为从央视到多家地方台的媒体战略。与其和各大电视台激烈争夺有限的“热门”电视剧目，不如明确自身定位，打造自身品牌剧目，于是各种“制播联合”如“定制剧”“预购剧”“自制剧”成为各大电视台的新策略。如天津卫视“定制+自制”的“独播剧”《杨光的快乐生活》，突出体现了天津的地域特色，准确把握了当地观众的收视心理。通过“自制+独播”，天津卫视赢取了绝对主动权，回报丰厚。再如2008年的央视开年大戏《闯关东》则是电视台和影视制作机构“制播联合”的一个成功案例。央视采取了重点跟踪的方式，该剧总制片人由央视影视部副主任担任，他们参与了剧组从创作到拍摄的全过程，随时代表播出方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审查完成片后，央视以66万元/集的价码，购买了该剧全国首播权和永久播出权。最终，该剧为央视创造了1.5亿元[33]广告收入。
各种方式的“制播联合”带来了很多好处。一方面，从电视台角度看，它长期以来面临着资源争夺的压力，特别是当热门剧如《新三国》《我的团长我的团》等播出时，更是“千台一面”。这不仅造成严重的频道资源浪费、观众反感，而且容易导致抢播等恶性竞争。采取定制等方式之后，电视台在电视剧投拍之初就参与投资策划，播出方和制作方形成联盟，具有首播或者独播权，与制作机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有效避免了抢购和抢播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对于电视剧的制作机构而言，之前的电视剧生产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制作。因为制作机构很难了解到电视剧市场的最新需求，所以通常看到哪类题材收视率高，大家就一窝蜂盲目投拍，也因此造成了大批“同质”剧泛滥。但采取“制播联合”后，制作公司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包括观众的喜好以及电视台到底想买什么样的电视剧，这样一来极大地减少了电视剧生产的盲目性；同时由于具备了明确的播出平台，“为谁而拍”的后顾之忧也就随风散去，制作机构还可以获得播出单位提供的资金支持，可谓一举多得。
此外，还要进一步拓宽播出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都将逐步成为电视剧的播出平台。据CTR市场研究公司数据显示，电视的收视渠道领先优势仍然存在，但正在不断缩小。“观众在收看电视剧的渠道选择时，电视占91.8%，仍然领先；网络是80.2%，两者差距仅仅只有11.6%，这个差距在不断缩小。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比如说现在尚未形成太大气候的手机电视。整体看，2010年电视观众人均收看电视剧32分钟，同年网络观众单次人均收看电视剧[34]达到3.5集。”2011年在上海播出的《婚姻保卫战》《杜拉拉升职记》等电视剧，在网络的视频点播率达上亿人次。未来新媒体的播出潜力是巨大的。但与此同时，面对网络视频出现的无序竞争等现象，还应及时调整电视剧的生产、交易和盈利模式，多渠道探索网络版权的授权方式，争取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实现共赢；面对视频网站盗版猖獗的不争事实，版权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要大力打击网络盗版，力求有效维护网络视频市场的正常秩序，推进网络视频正版化进程。四、评价体系：多位一体，综合评价
建立和完善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提升电视剧质量，增强电视剧传播效果，促进电视台改革创新和持续发展。而想要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评价体系，需要多管齐下。
首先，改善收视率调查方法，丰富观众评价体系。
针对收视率自身存在的问题，要完善调查方法，如模仿日本提高样本户比例等；走出收视率调查专业垄断，改变央视－索福瑞一家独大的局面，引入新的收视率测评公司，让行业竞争促成多方监督。
以收视率作为评价电视剧的唯一标准，存在明显偏颇。收视率仅仅反映出观众对电视剧的关注度，并不涉及观众对该剧是否满意。所以需要增加新的评价指标——“观众满意度”来反映观众对电视剧的态度与评价。另外，还可以鼓励电视观众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发表对电视剧的看法和观点，这有利于进一步详细了解电视剧观众的深层收视心理。
其次，建立和完善专家评价体系。
如果说观众评价体系主要侧重对电视剧直观感性的评价，那么专家评价体系则更侧重深层、理性的分析研究。专家学者对电视剧的评价包括思想艺术评价和产业评价两个方面。思想艺术评价往往是对作品中的故事内容、情节安排、人物形象、视听语言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综合评述，不仅有利于引导大众审美，还有利于创作者进行艺术创新。导演金韬就曾以自己的三部作品《长征》《井冈山》《红色摇篮》为例，坦言后两部没有实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没有理论家、评论家[35]来对作品进行总结、指引，仅凭导演的单打独斗很难成功。产业评价具体包括对电视剧产业链各个环节、产业运营规律、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的研究评价，对整个电视剧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电视剧评价体系还要注意对电视剧社会效益的评价。
有些电视剧从短期看，其经济效益可能是亏损；但从长期看，它对国家、民族、电视台的公众形象影响深远。针对这种情况，为求公正与合理，就要采取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的办法来评价。
最终我们需要把观众评价体系、专家评价体系以及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综合到一起，建立一种科学的电视剧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现在还没有一个既定成型的样本，但是它应该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具有客观性、可重复性、可验证性，而不能以主观的想象、推[36]测为基础”；应该“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模型进行综合分析”[37]；涵盖电视剧产业链的所有环节，既包括对客观事实的量化分析，又包括对价值判断的质的分析，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评价体系。但是这个评价体系的建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
总之，针对电视剧产业链条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功利主义泛滥、道德观念不强、诚信缺失等，我们需要对症下药，用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规范行为，化解矛盾，促进中国电视剧的良性健康发展。
[1] 由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方网站统计数据始于2003年，故表格数据为2003-2013年。
[2] 《四问“世界第一”中国电视剧高产量背后的隐忧》，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2/29/content_7690777.htm。
[3] 广电总局：《2009年中国电视剧播出和制作业调查主要数据和结论》，http：//dsj.sarft.gov.cn/article.shanty？id=012ba9ce08f81341402881a12b4cbd73。
[4] 《国产电视剧“大而不强” 近半剧集“打水漂”》，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03/23/c_121223215.htm。
[5] 《涉案剧退出黄金档 专家解析“暴力影视”四大死穴》，http：//ent.sina.com.cn/v/2004-06-01/0536404627.html。
[6] 同上。
[7] 《广电总局：抗日题材电视剧不宜过度娱乐化》，http：//book.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8/03/16535307_0.shtml。
[8] 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9] 《习近平：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http：//www.gmw.cn/xueshu/2014-10/16/content_13555556.htm。
[10]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17144895。
[11] 《国产电视剧精品“饥渴” 亟待政策助力》，http：//www.crd.net.cn/2014-10/10/content_13490817_3.htm。
[12] 《25集剧本硬抻到42集 电视剧为什么要“注水”？》，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09-02/20/content_10852644.htm。
[13] 《电视剧注水只为利润最大化》，http：//www.daliandaily.com.cn/gb/daliandaily/2009-05/29/content_2710781.htm。
[14] 《北京电视台赵彤：无序竞争的结果就是没有赢家》，http：//ent.sina.com.cn/v/m/2009-03-13/22072419785.shtml。
[15] 周海滨、王永福：《电视剧：中国式撒钱》，《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14期，第64页。
[16] 《人民日报：电视收视率发现造假行为》，http：//news.163.com/10/0701/08/6AGBB9F4000146BC.html。
[17] 《电视台收视率造假追踪 专业人士揭秘“谁是样本”》，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05/c_12296803_2.htm。
[18] 《记者揭秘“背后故事”：不要迷恋收视率 它只是个传说》，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12076122.html。
[19] 靳徐进、沈大伟：《中国广电业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新闻世界》2010年第4期，第140—142页。
[20] 《中国电视剧五十年管理审查制度评价》，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4af530100akb6.html。
[21] 《广电总局发布通知 停播电视剧红问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方网站，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7/09/24/20070925155111420400.html。
[22]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关于进一步规范卫视综合频道电视剧编播管理的通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方网站，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10/03/22/20100319164511170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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