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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泰昌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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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集:亲历文坛

吴泰昌集:亲历文坛试读:

代序:泰昌的散文

吴组缃

知道泰昌的散文集《梦的记忆》即将付印,我是十分高兴的。由此,我记起来许多从小念过的类乎散文的文辞。七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文辞至今不忘。

我幼年入蒙塾,读过了《人之初》等几本书,又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国文课本。在“人、手、足、刀、尺”之后,有篇课文是:“儿有病,母坐床前,讲故事,儿乐甚。”

接着一篇:“儿病愈,母心喜,天气晴明,挈儿出游。”

课本上图下文,我念着、看着,觉得写的就是我家里的事,因为我正是多病的(疟疾)。每念一次,心里都感到愉快和幸福,恨不得回家偎到母亲怀里去。

稍长,读“四书”。我们那里有句有名的话,道是“念到《大学》《中庸》,屁股打成灯笼”。《大学》《中庸》的确咬不动。但是耐下心,读读《论语》《孟子》,还是慢慢能感到兴趣的。塾师不开讲,只教我们朗诵。回家,我找父亲给我讲解。父亲挑着给我讲。我也似懂非懂。可是能背诵不少的章节,并且能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关于孔夫子为人处世的印象,关于孔夫子和他的众多门下弟子的关系的印象。

孔夫子在乡党是怎么个神情态度,在太庙怎么样。关于他的吃饭睡觉又怎么样。例如睡觉,他主张不要仰着睡(不尸),不要说话(不语),这很有道理,到现在还是合乎卫生的好习惯。可见他是有讲究的。可也没准儿。他又鼓吹吃点小菜和水泡饭,屈一只臂膊当枕头,“乐也在其中矣”。关于他的吃,书上另外记得很详尽,那可讲究极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变味的不吃,隔宿的不吃,甚至“割不正不食”。又喜欢吃生姜,好像餐餐都吃。大约这是他老年时的考究。前几天报刊上有专文介绍孔夫子的吃经,认为现代老年人可以学习的。

他一生恓恓惶惶,周游诸国。在陈绝粮,在蔡也倒了霉。路上遇着接舆唱着歌把他狠狠挖苦嘲笑了一顿:“凤啊,凤啊!德行为啥这么糟啊!今天搞政治的完蛋了!”子路问路:“你看到我的夫子吗?”碰到的是荷蓧丈人。丈人苍白地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其实他们还是对他有好感的。荷蓧丈人回头好好招待了子路,子路把经过详细说给孔子听了。孔子说:“他们是隐者啊!”

孔夫子有时还玩点小花招。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给他赠来一头小猪,孔子探定阳货不在家时跑去拜谢他,不料却在路上碰见了。其实阳货对他并没什么歹意,只告诉他说:“你有好思想、好主张,像藏着个宝贝,不拿出来为国效力,能算是‘仁’吗?你喜欢做事,又总是放过了时机,能算是‘智’吗?光阴过得快,日子是不等人的!”孔子连声答:“好,好!我就出来任职做官了!”

孔夫子和他的门下弟子那样的关系也是很有趣的。他们师生间常常抬杠子,闹别扭。在子游管治的武城,听到学校弦歌之声,不料夫子却看不起这个小地方:“哼,这小地方也讲礼乐,真是割鸡用牛刀!”子游抓住说:“我从前听夫子你说过,不管大国小县,不管君子小人,都要讲礼乐。你现在怎么又这样说话?”这问得夫子无言对答,只好认错说:“子游的话说得对。我刚才的话是说着玩的。”

最突出的是子路。因为老师口口声声总夸说颜渊这也好,那也了不起,他心里很不服气。一次,孔夫子又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只有我同你有这种心怀。”子路就插嘴问孔子:“你带领三军作战,那时同谁在一起?”孔子很生气,回答说:“光着膊子打老虎,光着膀子过河,到死都不懊悔,这样自以为勇敢的人,我是不会同他一起的!我需求的,必须临事而想,凭谋略而取得成功的人啊!”

孔夫子在卫国,去拜见卫灵公的名声不大好的夫人南子(想通过她影响卫灵公)。子路很不高兴。急得孔子赌咒发誓:“我若做错了什么,天不容我!天不容我!”

一天,子路、曾参的父亲曾晳(名点)、冉有、公西华几个人陪侍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几岁,便对我提的问题不肯回答。平日你们总说,没人知道我呀。可是有人知你用你,你又怎么样呢?”子路就粗率地抢先回答说:“若有千乘之国,被胁迫在大国之间,对它调动军队,又趁它饥荒之时,进行威迫。若是我来治理这样的国家,只要三年工夫,我就可以使它有勇气做抵抗,并且教它掌握了恰当的大政方针。”孔子摇头嗤笑了他一声。以下冉有、公西华,都答得很谦逊。最后问到曾点。曾点正在鼓瑟,听到问,铿一声,停手放下瑟,回答说:“我的想法跟他们几位不同。”孔子说:“不要紧,不过各人谈谈自己的志愿罢了。”曾点就说:“在暮春时,春天的夹衣已经做成,小伙子五六人,小孩子七八人,到沂水去洗澡,吹拂着凉风,跳着求雨的雩舞,吟着雩诗,一同回来。”孔子说:“点的想法好,我同意。”

不过孔子还是十分赞赏子路的憨直与忠心。他曾慨叹道:“如果我的道理不能实行,将来乘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流,跟着我的恐怕还是子路吧!”

孔子十分关爱他的众多门下弟子,对每个在各地任职的门生,都乐于进行具体的帮助。伯牛有病,孔子去看他,隔小窗口拉着他的手叹道:“这个人竟生这样的病!”连说几次。颜渊死,孔子哭得很伤心:“天杀了我!天杀了我!”

孔子的思想也很矛盾,一次忽然说:“我想不说话了。”“为什么?”“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显然是老子的大德无为,行不言之教的主张。《论语》为我们勾勒的关于孔子以及他们师生间关系的形象,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它在叙述他的理论主张时,有意无意漫不经心的淡淡的几笔,就给我们画出几千年前的人物和日常生活的景象。撇开他的理论说教,我们看到的孔夫子,是个普普通通活着的人,头上并无什么神圣的灵光;我们看到的他们师生的人际关系,也是十分真实生动、富有意趣的,比起今天我们学校里的情形,好像还更活泼一些。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以上的引述,是我现在还记牢的幼年时念过的书。我把新课文和《论语》《孟子》都看作散文,没把它们看作教科书和圣人的经典著作。

我喜欢这样的散文。我心目中泰昌的散文,正是这样一路的散文。它们的特色,是随随便便、毫不作态地称心而道,注重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读来非常真切、明白,又非常自然而有意味。正如一碗淡淡的清汤,上面浮着几粒碧绿的葱花和透明的油珠。喝着,满口爽快,觉得很有味道。

泰昌的为人正是这样的。外表近乎乱头粗服、不修边幅的一派,说话随便,脱口而出;手脚麻利,转身极快。工作虽繁忙,对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关顾到。见面也没什么要紧的话,更没什么激动的感情流露,给人的印象,也是淡淡的、绵绵的、平平白白的,可是,久不见,就有点想他。

我忽然想起薛宝钗的一句诗:“淡极始知花更艳。”借来说他的人和文似乎都可以,我以为。吴组缃1987年4月25日

刻在心上的记忆——悼念茅公

多雨的江南之春。在上海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听到了茅公长逝的噩耗。那是在巴金家里,时间是3月27日下午3时25分,电话铃突然响了,李小林习惯地拿起电话,当她脸色大变,失声喊出“茅公”时,一切都无须说明了。巴金披着上衣急忙地走去接电话,只见他十分艰难地、一句一顿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浓重的四川乡音传出的是难以言说的深挚悲痛的感情。

我又想起一个多月前,在我江南之行的前夕,我去北大看望病中的老师吴组缃,闲谈起茅公近年发表的文学回忆录,这位年已七十的老教授感激地说:“30年代我的两个短篇集子刚出版,茅公就写文章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给予我很大鼓励。几十年来,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

这两位长者,在文学领域中都有卓著的成绩,有的称得上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们都忘怀不了当年茅公所给予他们的扶持。人们不难想象,在茅公活动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漫长的60年中,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他都给予了不少滋润生机的雨露。1977年,茅盾题赠吴泰昌诗作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偶有机会,向茅公求教。虽然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一说话就气喘得厉害,但每次对于我们这些后辈的请求,有时甚至是过分的请求,他都尽可能给以满足。前两年在他前院小会客室里,后来在他后院书房里,他总是静静地听我们谈,然后慢慢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慈爱与激励,在这种亲切平易之中又满含着一位真正的长者严格的要求。

1977年秋末,《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被迫停顿了十几年后作家们第一次自由探讨创作问题的会议。大家高兴地听了茅公的讲话。讲话稿被整理出来后,题名《老兵的希望》,《光明日报》要先发,茅公招呼校样他还想看看。送去后他当即看了,只改动了几处。临走时,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开玩笑地说:讲话稿不如写文章文字那样推敲,整理时可以去掉一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尽量精练些,这项工作你们编辑应该做。晚上,我仔细琢磨他的改动,很受益,夜凉了,还感到他的手留下的余温。

第四次文代会的开幕词是茅公作的。他因身体原因,要大会筹备组先代他草拟一份稿子。1979年10月26日,冯牧同志和张僖同志叫梦溪同志和我去茅公家,听取他对开幕词草稿的意见。下午3时半按约见到他。那天他精神尚好,翻了几页铅印稿,说四千字长了,有一千多字就可以了。他说有些问题在别的报告里要讲到,创作问题他又另有一个发言。因此茅公说他要亲自动笔,叫我们将稿子留下,明天上午11时后再去取。次日10时半我们提前去时,他已将稿子改定。可见他是忙了一夜。他翻着删改后的稿子给我们看,一一说明为什么这段要删,那几句要加。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们感动不已。他还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短,突出重点,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

茅公的谈话,哪怕是三言两语的插话,也很富有思想和启发。1979年9月11日下午,我有事去茅公家,顺便请教他关于柳亚子诗词的评价问题。1978年夏天,我业余读了一点柳亚子的诗词,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写了一篇浅显的文章:《谈柳亚子的诗》,我深感我们过去对柳诗的研究不够,但究竟应该怎样适度地评价,拿不准。我很想听听茅公的高见,接受他的指点。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反问我的看法。茅公说,柳亚子的旧体诗词成就很高,史料价值也大,现在对他的评价不够,他说有机会他要谈谈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次讲活中,公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茅公从文学史实出发引出的这个新鲜见解,为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所赞同。茅公在学术上的这种勇气,直到他搁笔之前写的一些短文中还充沛地葆有。1980年11月2日上午,我随罗荪同志去茅公家,请他为即将改刊的《文艺报》写稿。据茅公的亲属说,他正全力以赴埋头撰写文学回忆录(那时正写到1933年),其他文章一般不写。他知道《文艺报》1982年起将被改为半月刊时,他慨然允诺了(我心里想,茅公一定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负责筹备创刊《文艺报》的情景),并且很快写成了。这就是《文艺报》1981年第1期发表的茅公的《梦回琐记》。在这篇札记式的短文里,茅公针对目前已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建议文学史编写采取另一种体例。从文前的小引得知,这则札记写于凌晨,是他“神志清醒,偶有所思”之作。1978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京召开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进入会场

最近几年,茅公深居简出,但他仍关心当前文艺创作的发展。《文艺报》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曾请他写过一篇《温故以知新》,这篇短文概述了30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的历程,又结合当时文艺界有争议的若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今天看来,也都是中肯的。如他认为“伤痕文学”的兴起是有特殊的社会根源的,这类作品能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但它“不能止步不前,必须向前发展。这不是指量的方面,而是指质的方面。对作品的题材,应该发掘得更深,还应该加强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并使艺术表现得更加完善。同时,也要想到已有的‘伤痕’题材会越用越少,那就得做好准备,转换题材”。茅公在谈话时,殷切希望搞文艺理论批评的同志多阅读些当前的文艺作品,努力运用唯物辩证观点去分析作品和文学现象,他说这样产生的理论批评才会是活泼的,有生气的,作家和读者都爱看的。茅公在新中国成立后写了大量评价青年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他的评论文章就具有这样的活泼的风格。1978年前后,他曾想继续写些短篇小说漫评一类文章,并要《人民文学》编辑部帮他提供一些优秀短篇小说的题目,大概受他的视力和精力所限,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这个损失是永远不可弥补的!

在今天下午隆重的追悼会上,有多少老年的、中年的和青年的作家,踏着哀乐,默默地走向茅公的遗像,向这位伟大的革命作家献上自己心灵的哀歌。茅公那双充满同情、激励的眼睛像往常一样在亲切地望着我们,叮嘱着我们,不要悲伤,要有信心和力量,“新的一代肯定将超过他们的前辈,同时也将被下一代所超过”。1981年4月17日

盛会之际忆茅盾

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这几天,北京虽是严冬,但会内会外,并不使人感到寒冷。来自祖国各地的几代作家在这里再次相聚,大家激动、兴奋,会场上热气腾腾,话语不止。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面对新世纪祖国更美好的未来,极容易使人回忆起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特别是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怀念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和《文艺报》的创始人茅盾。

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见到从江苏来的陆文夫,我问他还喝不喝酒,文夫摇摇头,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豪饮了。我认识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是中年作家,但我最初读他的作品时,他还是青年作家。1964年,我来《文艺报》工作,最先读到的是6月号的刊物,那上面就有茅盾《读陆文夫的作品》及《陆文夫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茅盾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常以文学评论的方式推出文坛新人新作,小说家陆文夫的作品就是他热心推出的一个。会上我又见到王安忆,祝贺她刚当选上海市作协主席,由她,我又想起了她的母亲、过世了数年的小说家茹志鹃,茅盾称赞过她的短篇。由茹志鹃,我又忆及1977年底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茅盾等出席的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时,我去北京火车站接她的情景。我们初识,她住定后就关切地询问起《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在“文革”中去世的详情。金镜同志很认真地写了《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发表在《文艺报》1961年3月号上,茹志鹃一直很感激金镜同志对她创作的理解与帮助。

参加作家自己的会议,作为一名老编辑,我想起了自己在《文艺报》近40年的日日夜夜。

1999年,受文艺报社委托,我主编了《〈文艺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图集》(作家出版社出版),走访了文联和作协一些老领导,询问《文艺报》一些老人,翻找了一些有关资料和图片,这使我对《文艺报》的历史有了较多的了解。在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上,我不止一次地涌起先辈们开拓道路、后来人不断前进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情怀。

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的创始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去世已整整20年,我们在心里永远尊称他为“茅公”。

1949年2月1日,北平解放,2月下旬茅盾到达北平。3月,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地区的文艺界人士陆陆续续会集北平。

3月22日,郭沫若、茅盾出席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办的招待茶会,郭沫若提出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到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热烈赞成。3月24日,筹备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郑振铎、田汉、曹靖华、欧阳予倩、柳亚子、俞平伯、徐悲鸿、丁玲、柯仲平、沙可夫、萧三、洪深、阳翰笙、冯乃超、阿英、吕骥、李伯钊、欧阳山、艾青、曹禺、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贺绿汀、程砚秋、叶浅予、赵树理、袁牧之、古元、于伶、马彦祥、刘白羽、陈荒煤、盛家伦、宋之的、夏衍、张庚、何其芳42人组成。郭沫若任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出版周刊《文艺报》,并由茅公负责筹划。

1949年5月4日《文艺报》第1期出版,至7月28日第13期,在文代会筹备和大会召开期间总共出了13期,除第1期外,余均为周刊。1~8期编者署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9~13期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由于版权页上未公布《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所以,长时期以来,少有人知道创办《文艺报》时期,《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的带头人就是茅盾。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载:“《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是茅盾、胡风、严辰(厂民)。”茅盾当时是文代会主席团副总主席、文艺作品评选委员会主任,胡风是筹委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严辰是诗歌组委员。

茅盾为《文艺报》诞生费尽精力,大小事多亲自过问。为解决出版《文艺报》用纸问题,茅盾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副主席。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召开前夕,文联及各协会恢复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冯牧、张僖曾派我和刘梦溪去茅盾家取回他改定的在第三次全国作代会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报告稿。茅公顺便询问起会议准备的一些情况,他感慨地说,现在客观条件好多了,第一次文代会用纸,包括《文艺报》用纸,都得去麻烦总理解决。阿英1949年5月13日日记中有一段记载可以印证茅盾的记忆:“晚8时,(袁)牧之来车,同去中南海。(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扬、沙可夫、萨空了、茅盾、何其芳,亦先后至。10时许,恩来同志来。首先谈文代会问题,其次谈新闻纸问题,再次谈上海文化工作问题。第二部分谈完后,夜饭,旋继续谈至3时半完。”

茅盾强调版面上要促进文艺界在新中国基础上的广泛团结,在遵循党的文艺方向上的思想统一,他善于用交流的方式实现这个意图。1949年5~6月,《文艺报》曾召开三次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主持过两次。第一次出席的有冯至、臧克家、柯灵、杨晦、黄药眠、卞之琳、钟敬文、张骏祥、焦菊隐、杨振声等。第二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关于新文协的诸问题》,出席的有张瑞芳、白杨、赵沨、许广平、徐悲鸿、郑振铎、曹禺、戴爱莲、田汉、骆宾基、舒绣文、戈宝权、葛一虹、洪深、凤子、马思聪、蒋牧良等。座谈会发言经记者整理后,茅盾亲自仔细改定,详细报道。

茅盾为《文艺报》撰写了多篇文章。如代编委会起草了《发刊词》,《发刊词》中说:“多少年来,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朋友们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定期刊物,作为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报道各地文学艺术活动的情况,反映群众意见的工具。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阻隔,此种希望,迄今未能成为事实。现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开会,各解放区以及解放区以外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北平,对于这样一个小型的定期刊,固然更感到需要,而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客观条件也大体具备了。这便是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要改进这一个《文艺报》的原因。”5月26日出版的第4期发表了茅盾5月23日赶写的《关于〈虾球传〉》。第11期头条发表了茅盾的《为工农兵》。

茅盾还在百忙中多次写信为《文艺报》约稿,或者帮助编辑部年轻编辑考虑合适作者,如6月30日出版的第9期庆祝文代会召开的专栏中,刊载了叶圣陶的《划时代》、赵树理的《会师前后》、柯仲平的快板《文代会上〈数来宝〉》。编委胡风的《团结起来,更前进!》在本期头条发表时,标以副题“代祝词”,代表《文艺报》对文代会召开的祝贺。

关于《文艺报》报头设计,茅盾用心选定。创刊号报头是茅盾让严辰去请画家丁聪设计的,第2期至第8期,《文艺报》报头是茅盾亲自书写的,第10期至第13期,正值大会期间,报头又改用铅字。1949年7月19日文代会结束后,《文艺报》作为全国文联机关报于9月25日正式创刊,报头系鲁迅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文艺报》报头用鲁迅字体这个主意,也是茅盾建议并最终被采用的。鲁迅是我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第一次文代会会标上就镌有毛泽东和鲁迅的头像。1949年5月4日,茅盾创办的《文艺报》出刊,主要创办人茅盾亲自写了发刊词

1949年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文联)宣布成立,郭沫若当选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周扬当选副主席。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1949年9月25日,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正式创刊;10月25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杂志创刊,茅盾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

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指出:《人民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同时,《人民文学》还要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项工作中起到与所处地位相应的积极作用。为此,他呼吁“站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全国文艺界的朋友们,请一齐来负起这个庄严的责任,使本刊一期比一期更精彩”。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中有周扬的专论《新的人民的文艺》,何其芳抒写开国大典的诗歌《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巴金、胡风等纪念鲁迅的文章,刘白羽、康濯、马烽反映解放战争与农村现实的小说。

虽然1949年10月19日茅盾已出任文化部部长,加上创办《人民文学》,工作骤忙,但《文艺报》1949年第9~12期实际上仍由他兼管。这几期《文艺报》版权页上编者仍署“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在《文艺报》正式创刊号上,茅盾改定了社论《庆祝中国人民政协》,并发表了《一致的要求和希望》,他指出:在革命彻底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新形势下,文代会几百件提案表示了文艺界同人的一致要求和期望,归纳起来是:(一)加强理论学习;(二)加强创作活动;(三)加强文艺的组织工作,强调文艺组织工作和理论工作与创作活动同样是文艺运动的主要工作;(四)继续对封建文艺及买办文艺、帝国主义文艺展开顽强的斗争。他还要求文艺理论工作者以新的观点来研究编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文艺运动史》,并把它们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在正式创刊号上,茅盾还决定发表《全国文联关于出版〈文艺报〉致各地文联及各协会的通知》。到1950年第1期《文艺报》才公开亮出主编丁玲、陈企霞、萧殷的名字。丁玲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54年全国文联决定委托中国作协主办《文艺报》,后来才逐渐明确《文艺报》由中国作协主办并成为中国作协机关报。可以说,茅盾是新中国最早诞生的两大文艺报刊《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的创办者。

茅盾1953年7月不再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他对《文艺报》《人民文学》既有领导之情又有特殊的亲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一部主要文艺理论著作《夜读偶记》就是1958年1月起在《文艺报》连载的。他的长篇文学评论《一九六〇年小说漫评》,《文艺报》1961年4~6期连载。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茅盾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1965年6月,《文艺报》被迫停刊,1977年底,茅盾在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公开以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身份讲话,他说,“四人帮”不承认文联和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他建议尽快恢复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并建议《文艺报》复刊。1978年5月底,茅盾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他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即日起恢复工作。”茅盾在写《回忆录》(1979年,潘德润摄)

晚年多病的茅盾,从1978年起,在着手写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的同时,不忘给《文艺报》多方指导和积极支持。他在《文艺报》1978年8月发表了《培养新生力量》,同年11月发表了关于《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文章。1979年12月,又发表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纪念文章,这是茅盾1981年3月27日辞世前,为《文艺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每天开会我回到房间,都能看到一张当天出的《文艺报》,彩色印刷,琳琅满目,比起当年茅公创办《文艺报》时还要找总理解决纸张的情形,现在的条件要好多了。特别是从报纸上看到很多介绍青年作家的文章,我就想到茅公编《文艺报》时对文学新人的关怀和扶持,茅公的思想和精神继续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传承。2001年12月

巴金在寓所惊悉茅盾逝世

1981年3月27日下午,巴金在寓所客厅里突然听到茅盾长逝的噩耗。3时25分,电话铃响,李小林习惯地拿起电话,当她脸色大变,失声喊出“茅公”时,一切都无须说明了。巴金急忙去接电话,他十分艰难地、一句一顿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

客厅的气氛骤变,静谧得令人感到窒息。巴金木然地坐在沙发上,小林静静地陪着他。

巴金这天的精神原本不错。当我下午应约走进他家客厅时,他已坐在沙发上。他对我兴奋地谈起最近读到了不少中篇、短篇小说,还具体谈了自己对几个中篇的意见。我和小林陪他去院子里散了一会步,他说,茅公也这么认为,现在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超过我们,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好事。巴老知道茅公最近又住院了,看来他并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他关心住院会影响茅公写创作回忆录的进展。

听到茅公的不幸消息,巴金感到太突然,太意外。“文革”结束之后,巴金多次去北京开会,常有机会在会上见到茅公,或到茅公家里叙谈。茅公给巴金的印象不像一位老人,“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巴金总以为自己和他以后晤谈的机会还很多。即便听说茅盾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巴金还想着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天气一暖和就会好起来,“下一次见”的信心始终不动摇。他说:“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1980年3月29日,巴金(左)最后一次与茅盾亲切交谈

巴老说,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时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目睹了,真切地感受到,茅公逝世给巴金带来的巨大刺激和痛苦,我拿起相机抢拍了几张。

李济生的到来多少打破了巴金客厅的长久沉静。济生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客厅里正在发生的事。他一进来就大声说话。巴老的神情使他很快地默然坐下。以前我听过他们兄弟之间随意侃谈。今天,济生的话也不多。济生说话,巴老也没有什么反应。巴老说:“我要抓紧做该做的事,时间不多了!”小林又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我匆匆告辞了。

晚上回饭店,服务员递给我一张纸条,是编辑部捎来的,要我即刻邀请巴老写茅公的文章。茅公是我们中国作协的主席,巴老是第一副主席,作为作协机关报,刊登巴老悼念茅公的文章是最最理想的。当晚我给小林打电话,转达了编辑部的这个请求。小林说,会写的,但他现在情绪不好,不要催。

意外的是,第三天上午小林打电话告诉我,文章已写好。下午她交给了我。小林说:“爸爸是昨天早上开始写,今天早起写完的。”晚饭后,我挂长途电话给罗荪同志。当年饭店里少有直拨电话,长途是通过饭店总机挂的,而我所住的延安饭店又是部队系统的,部队办的饭店打军线快,挂地方线很慢,我从8点一直等到9点半,还没接通。我只好求话务员帮忙,我说:“是急事,茅公逝世,巴老为我们报纸写文章的事,非常重要的事。”话务员态度很好,她说既然茅公、巴老是主席,我们就按首长的事急办,不到五分钟,电话就接通了。罗荪没想到巴老会这么快写出来。他告诉我,去年还陪巴老去茅盾家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俩谈得很愉快,巴老怕影响茅公休息,主动告辞,茅公还送他们到门口。罗荪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上午,我将巴老的文章通过航空寄回编辑部,这就是1981年4月22日出版的半月刊《文艺报》第8期上刊出的《悼念茅盾同志》一文,发表时配了“文革”结束后巴金第一次在京看望茅盾时的合影。

3月31日下午,我又去巴老家,向他汇报了《文艺报》悼念茅公的版面情况。临别时,他给我一张用纸包好的日本画卡。这是我几个月前给他的,请他为我题几句勉励的话。回住处打开看,他用钢笔写着:“火不灭,心不死,永不搁笔!巴金八一年三月廿七日。”“三月廿七日”,就是巴老得知茅公去世噩耗的当天。茅盾逝世当天,巴金给吴泰昌题写了:“火不灭,心不死,永不搁笔!”2010年

巴金怀念老舍

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月7日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在京停留了十天,由李小林陪同,看望了许多朋友。

老舍的饮恨而去,给巴金带来了长久的悲痛。1977年10月,李小林来京为《浙江文艺》组稿,曾代表巴金去老舍家看望舒伯母胡絜青。

巴金与胡絜青“文革”后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午宴上。1978年3月9日午,胡絜青在交道口康乐酒家请巴金。同席的有曹禺,小林,老舍之子舒乙、小女舒立,我和马宗融之子马绍弥也参加了。老舍家附近有几家熟悉的餐馆,为何要安排到稍远的“康乐”?胡絜青事先对我说,“康乐”未搬新址前,离他们家不远,闽菜,做工精细,也是老舍常请人吃饭的一家餐馆。曹禺用车将巴金父女从前门饭店接来。吃饭时,胡絜青谈得多的是北京市为老舍平反工作进展的情况,巴老的话不多,曹禺谈兴较浓。曹禺笑着对巴金说:“去年有次我去老舍家,抱了一只大公鸡,弄得胡絜青莫名其妙。”那天恰巧我在场,曹禺问我,那只鸡是不是很精神,很有生气?曹禺讲的这个趣事,弄得满席哈哈大笑。结束时,胡絜青说今天机会难得,一起合个影。三位长辈坐着,我们几位小辈站在后面轮流照。一周后,巴老离京返沪前夕,又去了丰富胡同9号老舍家,他说晚饭后去,孩子们都下班了,人齐。约6点半,我坐严文井同志的车去接巴老和小林。巴老先去东单何其芳家,看望了其芳夫人牟决鸣。近8时,到了老舍家。胡絜青及子女舒济、舒乙、舒雨、舒立并第三代多人围着巴老坐着。舒济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她告诉巴老,出版社正在考虑出版老舍的书。1977年起,我多次去过老舍家这个四合院,主人精神的忧伤,周遭环境的残败,给我极深的印象,虽然主人是坚强的,但我每次离去总隐隐感觉缕缕哀思在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游弋,连那鲜艳的花瓣上也能觅到。今天,巴老的到来,使老舍故居生机盎然。1978年3月9日,胡絜青(右一)在北京康乐酒家宴请巴金(左二),中为曹禺,右二为老舍之子舒乙,左一为吴泰昌

北京市有关部门于1978年6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为给老舍同志正式恢复名誉。巴金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下午2点半,巴老和其他与会人员乘坐一辆大客车前往八宝山。车速很慢,车内寂静。在仪式上,巴老紧紧握着胡絜青及其子女们的手,他神色激动,仿佛想说点什么,但我没有听到他说出什么。巴金曾这样追记过当时的自己:“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去年6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低头默哀的时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问话。为什么呢?从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当然也能够回答。但是已经太迟了。老舍同志离开他所热爱的新社会已经十二年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当时在文坛反响强烈。至今我还保存了仪式筹备小组发送的这份通知。正文是手写复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

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老舍(舒舍予)先生于一九六

六年八月廿四日不幸逝世。定于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半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请您届时

参加。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筹备小组(电话:

5589405)。

1979年11月30日,巴金开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后回沪。12月6日下午开始写《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三十四》,15日下午改定。这是我读到的巴金写怀念友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巴金在文章中赞老舍是“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是“伟大的爱国者”;为老舍“‘文革’中不幸逝世而痛苦、愤怒”;说老舍“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说他想起了老舍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说了那么多话,不仅仅是为老舍,而是为一代知识分子。他在1980年3月6日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我这样想:要实现‘四化’,就离不了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个代表人物。”当年“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通知书,只是一份手写复印件

1984年2月3日,是老舍同志85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人民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曲协和北京市文联联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及首都文艺界300多位知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因事未能到会,托人捎来一封信给老舍夫人胡絜青,并附上她和周恩来同志的一张合影。照片中邓颖超同志拿的扇子上有胡絜青的画和老舍的题字。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了座谈会。在中国文联主席周扬长篇发言后,大会宣读了中国作协主席巴金题为《我敬爱的老舍同志》的热情洋溢的书面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巴金在《我敬爱的老舍同志》中回顾了自己作为一名“老读者”和“老朋友”与老舍几十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后说:“我敬爱他,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全部作品都贯串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的一生的工作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愿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了解他,因为我也看够了外国侵略者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也曾像一个无家孤儿在国外遭受白眼,任人欺凌。一个熟悉的声音像警钟似的在我的脑子里敲了几十年:‘我爱咱们的国呀!’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多少怨恨,多少悲痛,多少愿望啊!愿望,是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民有一天会站起来。“我敬爱他,他‘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他自己叫它做‘热爱今天的感情’。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十几年中间,一连写了十多个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社会的话剧剧本,就是这种感情使他‘欲罢不能’。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有了它,他才能和人民同喜怒、共哀乐。他说:‘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龙须沟》的作者把心交给了我们。热爱今天的人有权活到今天。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共度诞辰,我感到遗憾。然而这样一颗火热的心是不会死的。即使他的骨灰盒里没有留下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他的那些杰作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巴金是在病中赶写《我敬爱的老舍同志》的,他起早,用复写纸写,突破了一天几百字的限制,两个早晨就完成了这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1984年,为纪念老舍85周年诞辰,老舍的家人希望巴金再写篇文章,巴金正住院治疗,中国作协领导派我去上海为巴老写这篇文章做点辅助工作。巴老在病榻上同我谈了一个上午,我详细地记下了,又多遍读了他的《怀念老舍同志》一文。星期六一整天,我将巴老所谈整理好,想第二天送他改定,如果顺利,星期一就可回京了。事也凑巧,曹禺当时也在上海,就住附近的一家宾馆。他得知我来了,约我陪他和夫人李玉茹吃晚饭。席间,他谈起也答应写纪念老舍的文章,但近日精力不支。他说:“泰昌,完成了巴金的任务后,再为我辛苦一下,晚两天走。”他还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他说:“明天是星期天,看望巴老的人多,他不大能静下来改文章,不如你星期一去,今晚我同你谈谈。”曹禺是个夜猫子,他一谈就谈到午夜,告别时,他建议我明天找个地方转转,休整休整。

就这样,星期天早饭后,《解放日报》丁锡满、吴芝麟和祝鸿生陪我去郊县嘉定,嘉定镇名胜古迹众多,仅参观了素有“吴中第一”之称的孔庙,就时近中午。我喜爱竹刻,嘉定是竹刻之乡,看了几家竹刻商店已近中午1时,当地主人请吃南翔小笼包等名点,午饭结束已3点,休息了一下,又到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已约好《收获》编辑部请谌容和我,我们匆忙驱车往回赶。至静安宾馆已7点多了,我匆匆上二楼,在我住室门口,两位强壮的男士截住了我,不让我开门,将我带到一楼大堂。问清了我的身份后,宾馆负责人抱歉地说,傍晚有人从窗户爬进了我的房间,行窃后又到隔壁房间行窃,为保护现场,今晚他们安排我另住他处。随后,公安人员详细地询问我留在房间里的有多少钱,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他们分析说:“因为慌张,小偷来不及仔细翻找,索性将你的提包一齐拿走了。”

我的旅行袋里没有现金,也没有公安人员询问的如手表、相机等值钱的东西,除了换洗衣服外,主要是一些文字图片资料,如巴老与我谈的有关老舍的原始记录,约有两千字;曹禺与我谈的有关老舍的原始记录,约有两千字;我整理出来的巴老谈老舍原稿;还有一卷尚未冲洗的柯达底片,是我来沪前替冰心拍的生活照。冰心对我说:“你带到上海去冲洗,送巴老一套,让他看看我的近况。”

后来听说案子破了,联系几次,我的那些被视为并非“值钱的东西”至今未有下落。对我来说,对社会来说,这些文字、图片是无价的。特别是想起已逝的曹禺、冰心,和将届百岁仍在病中的巴老,这个遗憾更深切难忘。

巴老知道我被窃后宽慰我,叫我别急,答应亲自来写。我在上海焦急不安地等了三天,直至巴老将《我敬爱的老舍同志》交给我。

1988年1月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在京举行话剧《太平湖》及《老舍之死》首发式。为戏剧界广泛瞩目的《太平湖》分上、下两阕,上阕表现了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品格和崇高气节;下阕则借助老舍之子舒乙对父亲灵魂的追寻,通过老舍灵魂与判官、恶鬼、法师及其笔下人物亡灵的对话,展示了老舍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思。社会各界和北京人艺对此剧极其重视,由苏叔阳执笔的剧本曾十四次易稿;人艺三位副院长于是之、林连昆和林兆华分别任老舍、宗月法师的饰演者和导演。演出期间,首都剧场还将举办老舍生平资料展,以及由幽州书院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老舍之死》一书发售活动。

在《太平湖》排演期间,巴金曾就剧本改编涉及的有关老舍之死的争议致函苏叔阳。信中说:“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也就是您举出的第三种说法,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佩服他们。”

巴金信中还说:“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祖宗?”2010年

巴金与沈从文最后晤面

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1974年,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上海看望过巴金,巴金其时尚未结束“审查”。

就我的记忆,巴老“文革”结束后来京,曾四次去看沈从文,一次是在臧克家家中,一次夜访未遇,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去小羊宜宾胡同相访未遇,最后一次是在沈家。

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达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西苑饭店。在会议上,巴金见到茅盾、冰心、叶圣陶、胡愈之、曹禺等老友,都是十多年不见了。会议结束后,他想看看朋友,将李小林叫来陪他。3月8日,经周而复的安排,巴老父女迁到前门饭店357号,一个套间房。次日便开始了频繁的访友活动。小林与我商量,有几处也请我陪陪。11日下午,巴老去臧克家家。巴金与克家1977年4月起已恢复了书信联系,巴老还代为小林他们的《浙江文艺》向克家要过两首诗。10日晚,我专门去了克家家,转告他明天下午巴金来看他。克家和夫人郑曼当即决定明晚请他吃饭,克家说:“主要是叙叙,就在家里吃吧,再约上当时在京的萧涤非、徐迟。”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是克家的老乡,克家任《诗刊》主编时,徐迟任副主编。小林约好,当天下午我在《人民文学》办公室等她的电话。3时多,突然接到沙汀电话,说巴老在张天翼家,叫我用车去接。天翼时因脑血栓半身不遂,行动谈吐不便,靠打手势交流。我同天翼在干校同在一个连队。回京后,又同住大佛寺一所宅院,他住正房,我住厕所隔壁一间厢房。他夫人沈承宽是《文艺报》的同人。我坐《人民文学》的车到天翼家,巴老、沙汀正要起身。按计划,从天翼家出来,先去夏衍家。也是头天晚上,我从克家家出来骑车到夏公家告诉了他。夏公问我巴金能待多久,我说:“从您家再到克家处。”他说:“这样我就不准备留他吃饭了。”巴金在夏公家坐了不到一小时,他们彼此问候,夏公问了上海一些朋友的近况。夏公拄着拐杖送巴金到大门口。在去克家处的路上,巴老突然问我:“从文家离克家家远不远?”我说很近,几百米。我知道巴老想见沈先生,是在克家家见,还是从克家家出来再去沈家?巴老没说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沈老,介绍人是沈夫人。1964年春天我到《文艺报》工作,已听说沈夫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我在同一幢大楼里。我认识她,她并不认识我。1965年我去京郊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兆和在一个生产队,开始有了接触。她知道我是安徽老乡,又是北大出来的,渐渐交谈起来。因工作关系,个把月我才回趟北京。有次我正走出村口,她在后面叫我,匆匆地递给我一封信,请我去她家,看望一下沈先生,捎回来一点茶叶。看了信封上的地址,心里一愣,原来沈先生家离我住处很近。当天晚上,在浴室里洗了个痛快澡,就去东堂子胡同沈老家。原以为是座独居的四合院,找到门牌,进了狭窄的小门,才知道是座大杂院,一排排小平房,问了几家,走了很长一段才进了沈老的家。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至今我还弄不清是沈老的外甥女还是侄女,看样子是她在陪伴着沈老。沈老看完信后,才想起请我坐。一间不超过十五平方米的房子,地上堆满了书刊。沈老问我们的伙食怎样,兆和的牙病犯了没有,他说郊区晚上比城里凉,劝我晚上要加件衣服。他知道我也是安徽人后,微笑着说:“你们安徽人就是离不了茶。”他说明天去买茶,送给我。我说后天走,走前我来取。在近大半年里,我为了给兆和捎茶叶,去看望沈老两三次。每次他送我到房门口,那位留着长辫子的姑娘送我到大门口。那时我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否则我会向兆和要点茶,品尝品尝沈老给她准备的茶叶。那个年代,文艺界已开始不安宁了。沈老完全超脱于文坛,我也无心向他请教关于文学的事。我能记住的只是一位和蔼宁静的老人略带微笑的面容。

到克家家,已是傍晚了。萧涤非、徐迟已至。巴老坐下他们就畅谈起来。郑曼在厨房里忙。我同她谈起巴老想见沈从文夫妇。郑曼说,很近,赶快去请。正好他们的小女儿苏伊下班在家,郑曼去和克家悄悄说了一下,即叫苏伊去接。十几分钟后,沈先生和夫人缓步到了。巴老很惊喜。他们晚饭后又闲聊了许久,近9时才离开。在送他回饭店途中,巴老说聊得很痛快。

巴老第二次专门去看望沈先生,是在1979年4月。巴金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10日抵京,住王府井金鱼胡同和平宾馆207室。4月26日起程,5月14日返回北京,住和平宾馆407室。巴老这次出访前后在京停留时间不短,20日才回上海。出访前为准备会议,他随时抽空去友人家里或医院看望。巴老从法国回京后,有天晚上,他活动应酬之后,近8时了,突然问起,从文新近搬的家离这里远不远?我说很近,走过去十来分钟。巴老说,出去散散步,到从文家去看看。我陪他和小林从东堂子胡同走,我指着一座小门说这是上次你来时沈老住的地方。走到赵堂子胡同又告他这是克家家,正巧在克家门口遇到他的家人,我说巴老临时决定去沈从文家看看,怕晚了,影响克家休息,所以看过沈先生后我就直接送巴老回宾馆。再往前走就是小羊宜宾胡同3号,中国作协的一处宿舍。院子很深,巴老上台阶,下台阶,跨了两道门槛,在昏暗中走进一间东厢房。事先没约,沈老外出了,沈夫人连声抱歉地说:“真不巧,从文晚上很少出去。”房间很小,里面布满了东西,一个稍宽敞的坐处也没有。巴老同兆和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在送巴老回饭店的路上,他说沈家的住房条件太需要改善了,从此常听他谈起沈从文住房问题。据我确切所知,他同胡乔木同志当面谈过,为此事也专门给乔木同志写过信,还向胡耀邦同志谈过、写过信。1986年沈从文的住房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据1986年6月14日《文艺报》记者报道:“最近,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怀过问下,著名老作家沈从文的生活待遇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不久前,胡耀邦同志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方面了解沈老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随后,中组部即下达了文件。文件规定:沈老的住房、医疗和工资按中央副部长级待遇解决。就这样,这对老夫妇终于在晚年搬进了一套五间的新居。此外,沈老获得了近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晋级调资,工资由每月的二百元增为三百多元。社科院还为沈老配备了专车,但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说:‘目前因为电话一时安不上,所以叫车仍很不方便。’”

巴老在路上还谈到,沈从文已多年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有机会应该请他出来见见朋友,相互谈谈。我记住了巴老的这个提醒。1981年11月13日,《文艺报》编辑部在京召开“散文创作座谈会”,编辑部叫我们登门去请沈先生。11月10日下午,我去沈家,兆和说已收到请柬,从文答应参加会议。兆和还问请了哪些人。沈老高兴地提前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夏衍、季羡林、臧克家、李健吾、吴伯箫、吴组缃、萧乾、严文井、郭风等,叶圣陶、冰心等写来了书面发言。

1982年,沈老中风过一次。巴金很挂念他的健康。小林多次电话叫我抽空去看看。每次去后均将沈老的近况告她。沈夫人也多次托我转告巴金他们的近况。1983年兆和在转交朱光潜老师送我的《悲剧心理学》一书时附了一封短信:“泰昌同志:昨得朱老太太寄来朱先生赠书,特寄来。从文目前所患系小中风,已见好。特告,即致敬礼兆和四月十一日。”我接信后,当晚电话告小林沈老的病况。

巴金在京第四次看望沈从文,是1985年3月28日,他来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这是他们最后的晤面。1985年3月28日,巴金(左)在沈从文家(吴泰昌摄)

我提前去沈家打个招呼。27日下午,我去沈家,沈老正坐在沙发上,他向我招招手,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我同兆和使个眼色,她将我拉到厨房,告她明天上午巴老来看他们。她说:“我做点准备,先不告诉从文,省得他激动得晚上睡不好。”兆和问我几点来,我说10时左右到,中饭巴老要赶回去。兆和说:“那我只好准备点水果、点心。”约9点半,巴老从北京饭店动身,去崇文门西大街沈老家。小林、小棠和我陪同。关于这次巴老看望沈老的情景,1988年11月沈老逝世后我在为《收获》写的《紧含眼中的泪》文中写着:正赶上四五级大风,巴老全副武装:黑呢大衣,

花格子呢帽子和围巾。车子在宿舍楼大门口停下,小

林扶着行动不便的巴老顶着风走了二三百米路。兆和

已在楼门口等候,乘电梯到五楼。巴老是头一次到沈

老新居,他进屋后直奔在客厅等候的沈老。沈老从沙

发上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巴老的手,脸上泛起微笑,

舒展的微笑。巴老连声说:“你好,你好!”沈老吐

词不清地说:“好,你好!”兆和准备了好几样点

心,她一直在忙着招待,一直挂着笑容。两位老友面

对面地开始了交谈。巴老说了些问候的话,由于沈老

说话不便,嘴唇很吃力地颤动。巴老突然沉默了。在

场的人都为两位老友难得相见又不能随意倾谈难受,

兆和只好代沈老说了许多话。巴老仔细地问了沈老饮

食、健康、近况。巴老怕影响沈老休息,待了一个多

小时就起身了。告别时,兆和陪巴老参观了新居的各

处。巴老和沈老紧紧握手,巴老说:“下次再来看你,

多多保重!”巴老出房门时,沈老还在招手。兆和送

巴老下电梯,汽车开动之后她还顶风站在那里招手。

在回住处的途中,巴老说沈老身体、精神都不错,比

他想象得要好。住房也有了改善。巴金(左)与沈从文(右)握别

巴金和沈从文友情长久深厚。巴金与沈从文的初次见面是1932年。

那年巴金二十八岁,沈从文自青岛来沪,《南京月刊》主编汪曼铎请二位在一家俄国餐馆吃午饭。巴金不善应酬,却与年长两岁的沈从文有缘,相谈甚欢。饭后同往沈从文借宿的西藏路一品香旅社小坐。下午,巴金还陪着他去闸北的新中华书局,找到出版家朋友,帮沈从文卖出了短篇小说集《虎雏》的手稿。当晚,沈从文去了南京,分手时两人已成了好友。不久,巴金接受沈从文的邀请去青岛游玩。那年9月,沈从文让出自己的房间,给巴金住了一周。“一·二八”事变中,巴金在闸北宝光里的寓所被日寇炸毁,两年中他数次搬迁,居无定所。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成婚,请柬寄到在开明书店供职的巴金朋友索非转交。巴金接到喜讯,发电报祝贺“幸福无量”。不久,沈从文请巴金去北平的新家做客。巴金来到北平后,被安顿于达子营沈家小书房内,一住两三个月,以至于后来巴金多次戏称自己是沈家的食客。

1934年,巴金主办的《文学季刊》创刊时,沈夫人张兆和为创刊号写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湖畔》,而她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后来也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1940年,巴金去昆明看望在西南联大念书的萧珊,也看了在联大教书的沈从文,彼此都很珍惜战乱中的重逢。他们结伴同游西山龙门,一起跑警报避炸弹……1989年,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记叙了他们绵长挚厚的友情。

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巴金离开上海经历了数度迁徙,先后到过昆明、桂林、重庆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又遭遇了历次政治运动,而那张1933年寄自北平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请柬侥幸在“文革”中逃脱了浩劫,始终没有丢失,这也是风雨人生中难得的温暖记忆。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病逝。巴老委托李小林专程从上海来京向沈先生遗体告别。

沈从文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我这些年参加过的同类活动中最简单不过的。没有要员,文艺官员也少见,都是他的学生和亲友。每人挑选一枝白色的或紫红色的鲜花轻轻地献在沈先生身旁。沈老生前爱听的柴可夫斯基名曲《悲怆》的旋律舒缓地回响。许多人的眼睛里都含有泪珠,但没有人放声大哭。沈夫人张兆和出奇地冷静,当我走到她的身边时,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了,只听她刚毅地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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