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龙宝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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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长——基于浙江特色产业集群案例的研究试读：
总序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逐步增强。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改善。宪法修正案对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的完善，“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的相继出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也为民营经济的明天注入了更多的信心。
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禀赋、人文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通常都表现出一些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们也因此被人们习惯性地冠以区域商帮的标记。晋商、徽商、鲁商、粤商、沪商、宁波帮，这些至今仍为人们熟悉的明清时期和民国初年的代表性商帮，无不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浙商作为一支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迅速崛起，在全国各个省份乃至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浙商勤劳的身影。最近几年来这些浙江籍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强大浙商军团，无不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浙商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出色的商帮之一。对于这样一个极富活力的商人群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先后从“温州模式”、“台州模式”等侧面对浙商这一主题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可是相较浙商对全国和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力，这些工作依然尚显薄弱。浙江资源禀赋并不丰裕，国家投资殊为稀少，外商投资相对不多，其经济发展缺乏自然资源的支撑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何以能够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跃居中国经济最强省？客观评价浙商在过去发展中取得的各项业绩，系统归纳和总结浙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论对指导浙商未来的发展，还是对促进后发地区民营经济的提升，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的政策导向下，这项工作的价值无疑将得到更大的体现。
当前，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脆弱的金融系统、主权债务压力，以及主要国际货币兑换汇率的大幅波动，导致世界经济环境依旧比较低迷。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日益加大的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偏紧。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民营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以说，单靠人民币低汇率来扩大产品销路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如何尽快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已成为摆在以传统制造见长的浙商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此背景下，深入了解浙商，系统总结和分析浙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指导它们适时创新原有的商业模式，勇于拓展新兴的业务领域，不断培育全新的竞争优势，无疑对促进浙江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变得日益紧密，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将会逐步加大。未来，浙商融入全球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将会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崭新的课题将会不断涌现，紧密追踪，甚至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及时指导浙商趋利避害、长善救失，显然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从学术研究或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对浙商这样一支富有创业精神的商业力量开展系统的跟踪研究，无论对现有理论的检验和提升，还是对新兴理论的构建与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作为一所深深扎根于浙江这块创业沃土的全国著名商学院，长期以来跟浙商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对浙商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由他们组织力量来对浙商进行全面的解剖无疑是最为合适和最具优势的。此外，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一直以创新和创业为办学特色，在多个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这与整个“创新、创业”的大环境、大趋势也是匹配的。相信在其组织和协调下，学者们一定能够围绕“浙商”这一主题做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相信这些成果的出版和发行对指导浙商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推动现代商帮和民营经济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让我们共同期待！2011年10月1日
总序二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较为活跃的一股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浙江商人再次活跃于海内外商界，并日渐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商帮之一，形成了“有浙商就有市场”的独特现象。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浙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对新时代浙商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有着更多更高的期许和要求。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浙商如何自我超越，继续勇立潮头，再续辉煌，如何做大做强品牌，成功实现自我延续与更新，已成为浙商的首要课题。在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扮演起“先富者”的角色，发挥示范作用，真正带动落后或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应是浙商不断追求和勇担的时代责任。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载体作用，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宣扬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传播区域和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也是浙商肩负的提振文化软实力的另一重要使命。
近年来，随着浙江商人在国内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商帮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再次成为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在被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也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议题，许多浙商的成败经历更是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商学院的经典教学案例。组织一批专业力量对浙商做出全面且系统的解读，在更好地指导浙商发展的同时，为更大范围内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发展出可以影响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演变趋势的新理论、新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是国内一流的商学院，长期深深扎根于浙江这片创业沃土，同许多浙商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对浙商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先后围绕公司治理、创新创业、产业集群等主题对浙商开展过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已取得的科研成果、锻造的科研能力看，还是从打造科研特色、赢得社会声誉的考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都已具备对浙商开展系统研究的基础和实力。我深信并期待，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团队的领导下，浙商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为浙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的同时，对国际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产生真正深远的影响。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2011年10月
摘要
（一）浙江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其成功奥妙在于集群式成长的浙江中小企业。“浙江模式”从根本上而言是指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市场网络为纽带、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称之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具体体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以“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集群式发展形态上。浙江省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军的工业化过程是与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的。产业集群提供了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
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既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通过如下三种方式给集聚的企业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1）区域内的技术、信息外溢；（2）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3）提供区域专用性劳动力市场。此外，产业集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萌芽阶段的中小企业还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产业集群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工业化的进入壁垒。其次，产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得企业间的重复交易变得特别频繁，集群内企业重复交易的特性使得生产链条上的生产者能够在不用任何正规合约的情况下协调生产，这有效地降低了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再次，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将企业家才能要求很高的一体化生产组织形式，分解成了企业家才能要求较低的分工协作生产组织形式，才能禀赋各异的潜在企业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相应的分工类型进入工业化，通过这种机制，发展中国家稀缺的企业家才能被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在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得到了培育。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局限性。如集群内的过度价格竞争常常导致产品质量危机，集群内企业的相互模仿降低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意愿等。（二）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开始就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我国在出口贸易、金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等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浙江的中小企业在此艰难时期，面临的不仅有历史遗留问题，还有金融危机后带来的各种突发性困难：（1）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2）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3）劳动用工紧缺程度比较突出；（4）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偏低；（5）企业税费负担加重；（6）节能降耗方面的要求提高。一些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浙江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压力更大。
在严峻的危机背景下，全面地了解金融危机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有助于企业更深刻地认识危机以及更好地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有助于我们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使浙江中小企业能够在逆境中实现突围。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实体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我们针对浙江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梳理出金融危机影响浙江中小企业的十大传导机制。
宏观层面的传导机制：（1）国际需求—产能过剩—企业减产；（2）货币汇率—产品价格变化—外贸受损；（3）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企业出口受阻；（4）流动性需求—资本市场—企业融资困难。
中观层面的传导机制：（5）产业链条—产业联动—产销削减；（6）产业集中度—劣势环节剥离—产业布局调整；（7）集群边界—集群升级—内外资源整合。
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8）集群生命周期—企业优胜劣汰—行业洗牌；（9）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企业成本收益—决策风险增加；（10）经济衰退—预期需求—企业减产。
金融危机在国际市场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市场进行传导。从国际市场环境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上升以及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分别通过汇率传导机制和贸易传导机制阻碍了浙江产业集群企业的外贸出口。从产品市场来看，由于国际市场对集群生产的产品需求锐减，产业联动效应使整条产业链各环节供求削减。从资本市场来看，因投资者对资本的流动性需求增大，同时金融机构对集群企业的资金信贷审核要求更严格，使部分集群企业融资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此外，企业家由于对产品市场信心不足，对市场需求下降的预期使他们降低产销；投资者由于对资本市场信心不足，对企业资金放贷风险上升的预期使他们谨慎信贷。
以上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这体现在：第一，浙江集群企业因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壁垒等因素降低了产品竞争力，从而在产品市场上受挫；第二，在产品市场上受挫的许多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求救于资本市场；第三，资本市场中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考虑到一些企业的信贷风险较高而提高贷款条件，导致这些集群企业融资困难。
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浙江产业集群经自我调整、修复后出现了以下三种局面：第一，集群内企业或破产倒闭、或资产重组、或兼并收购，通过企业优胜劣汰加速了行业洗牌；第二，集群产业链的弱势环节得以剥离，通过企业迁移或产业转移，优化了产业布局；第三，集群内外资源得到整合，通过合理配置集群内外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和科研机构等各方资源，重构了集群组织。（三）
浙江中小企业面临要素价格上涨、市场需求萎缩、融资困难等压力，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未来的发展前景面临严峻挑战。对于浙江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也可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
通过对浙江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温州鞋业产业集群、永康五金产业集群、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台州医药化工产业集群、大唐袜业产业集群和分水制笔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如果能够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促进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家共同采取行动，帮助浙江广大中小企业实现逆境突围，那么不仅能够实现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而且能够促进浙江整个区域经济的转型。
首先，宏观制度环境的改革：（1）土地制度的改革；（2）小城镇强镇扩权的改革；（3）金融制度改革。
其次，地方政府的应对举措：（1）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2）制定相关产业引导政策；（3）完善要素资源的保障支撑；（4）培育龙头企业、宣传集群品牌。
第三，集群企业的应对举措：（1）加快技术升级；（2）增强创新能力；（3）实施品牌战略。
第四，集群层面的应对举措：（1）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2）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3）利用集群效应实现中小企业国际化；（4）充分利用电子商务来降低成本。
ABSTRACT
ⅠThe secret to Zhejiang'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lies in its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Es.
Fundamentally, Zhejiang mode"is a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model which relied on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ies, connected by market network, and based on market economy"，or put it more intuitively, is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Commerce-driv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Small Commodities, Big Market"strategies.This model embodied in th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SM Es）in Zhejiang labeled by One Village, One Product"，One Town, One Industry。"The key role played by SM Es in Zhejiang'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form of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Cluster not only provides a grow th environment for SMEs, but also facilitated its realiz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Es has obvious advantages as well as inherent limitations. Alfred Marshall once noted that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can bring economies of scale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forces：（1）technological and information spillovers，（2）specializedsuppliers of intermediate inputs, and（3）labor pooling.In addition, th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has its special implications for SM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First, industrial clusters can help SM Es overcome the barriers-to-entry of industrialization.
Secon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facilitated frequent, repetitive transactions among enterprises within the cluster, and this repetitive feature effectively lowered transaction cost because the producers along the value chain can coordinates their production more easily without any formal contract.
Third, through the division of labor, cluster-based co-operate system decompose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production that require extraordinary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into the one with less demanding forms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Thus,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may choose the appropriate type of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ndowments and resources.With this mechanism, the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be fully mobilized and also further cultivated through a dynamic interaction process.
However,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 fact that the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of SMEs may also have limitations. Excessive pric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lusters often leads to quality crisis.Simple imitation with each other within the cluster apparently reduced the enterprises摧willingnes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Ⅱ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its impact on China's real economy immediately.The worse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seriously undermined China's export, finan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and employment.In the difficult time, SM Es in Zhejiang were facing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issues but also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brought by the crisis：（1）cost increases in raw materials, labor, land and other factors；（2）difficulties in financing；（3）shortage in labor supply；（4）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ower industry-level；（5）burdened by corporate tax；（6）tightened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saving.Some SM Es on the lower-end of the value chain were suffering greater pressure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severe crisi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risis on SMEs in Zhejiang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nd better response to the crisis, to propose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and to help SM Es achieve breakthroug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cesses and links from the financial system disorder to the overall decline in real economy, which could be best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s.With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Zhejiang SMEs during the crisis, we propose Top-10 financial crisis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t the macro-level：（1）international demand over-capacity of production production cutback；（2）exchange rate changes in product prices international trade shrink；（3）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trade barriers export unsmooth；（4）demand for liquidity capital markets enterpris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t the meso-level：（5）the production chain industrial linkage reduction in production and sales；（6）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strip off low-contribution link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7）cluster boundaries Cluster upgrading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t the micro-level：（8）cluster life-cycl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reshuffle of the industry；（9）international 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cost-benefit of enterprise increased risk in decision-making；（10）economic recession the expected demand enterprise production cutback.
The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nfavorable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is mainly through product and capital market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aspect, the rising of nominal exchange rate of RMB against the U.S.dollar brought popularity of new tradeprotectionism, hindered export of clusters in Zhejiang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exchange rate and trade.In the product market aspect, the sharp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demand transmitted along the whole value chain through industrial linkage effects.In the capital market aspect, due to increased demand for capital liquidity and ever-tightening credit rationing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me enterprises suffered deeply from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r even result in money-strand breaks.In addition, the negative expectation in demand made many entrepreneurs reduce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while increased credit risk destroy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capital market and more and more cautious investors.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are intertwined rather than isolated. First,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Zhejiang production was disappointed by wither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escalating trade barriers and other unfavorable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setbacks in product markets；then the setbacks make many enterprises turn to capital market for help；however,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ow will tighten the credit policy because of the bad default risk, which in turn unfortunately result in a dead-end loop for SM Es摧financing demand.
With all these interaction above, the following three kinds of situations resulted from self-adjustment and recovering of Zhejiang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first result is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assets, 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ithin the clusters, which accelerated corporate industry reshuffle through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process；the second is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mplished through stripping off the vulnerable links in value chain, and business migration/transfer；the third result is restructuring the whole cluster through the rational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such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terprises, industry associations, governmen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Ⅲ
Burdened with the inflation of factor prices, shrinking of market demands and financing difficulti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 Es in Zhejiang will have to tackle many challenges. It could be a difficult time, but may also be an opportunity for upgrading.
Based on case studies of woolen sweater cluster in Puyuan, leather shoes cluster in Wenzhou, hardware cluster in Yongkang, tie cluster in Shengzhou, 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cluster in Taizhou, hosiery cluster in Datang, and pen cluster in Fenshui, we come into conclusion that, through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entrepreneurs to help SMEs achieve breakthroug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it will not only realized the upgrading of clusters in Zhejiang, but als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ire regional economy.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implication for macro-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1）reform in land institutions；（2）power expansion of economically strong town；and（3）reform in finance system.
Secondly, implic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1）build a sound public service system；（2）propos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guide cluster development；（3）improve the supply of factor resources；and（4）cultivate champion enterprises and build cluster brand.
Thirdly, implication for enterprises in clusters：（1）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2）strengthen innovation ability, and（3）implement brand strategy.
Fourthly, implication for clusters development as a whole：（1）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2）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luster，（3）achiev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 through clustering effect, and（4）promote cost-cutting through e-commerce.
第1章 总论
1.1 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
寻求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目标之一。18世纪中期，起源于英格兰中部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以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这一技术革命随后从英格兰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并在19世纪传播到了北美地区，进而影响到了亚洲国家。
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通过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从而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总体而言，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使得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日本将这一过程缩短到1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又将这一时期缩短到40年；改革开放后发生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农村工业化过程将这一时期再度缩短。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贫困不是一种命运，成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陷阱。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能够真正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辉煌时期。奥地利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罗森斯坦认为贫穷国家要想获得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有一个全面推进各种工业发展的计划，因而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大推进理论。赫希曼则对平衡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一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必遵循全面发展的模式，而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状态，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优先投资。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关联效应强的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随后的罗斯托、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等进一步拓展了早期的工业化发展理论。
总体而言，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发展理论具有两个特征：首先，这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可靠的市场体系，市场失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国家应该推行强有力的干预性政策；其次，物质资本的积累是这些发展理论的核心，这些理论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协调和配置资源，促进资本的积累，推进工业化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忽略了如下问题：（1）政府也有可能失效；（2）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因而，这些工业化发展理论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从已有的发展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的减少主要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工业化模式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而且那些采用上述发展战略的国家并未能摆脱贫困的陷阱。这一时期的许多工业化发展理论后来均遭受了批评。
在众多早期工业化发展理论被不断质疑的同时，东亚新兴经济体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集群的相互分工协作获得竞争优势，并且逐渐实现了产业升级。
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为发展经济学家思考工业化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发展模式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意大利取得了成功，在东亚的日本、印尼、中国台湾、中国东部沿海等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成功，甚至在部分非洲地区也逐渐出现了这一模式。这些现象暗示着产业集群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虽然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这一概念是波特在1990年才提出的，但是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马歇尔将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特定空间上大规模集聚的现象定义为专业化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马歇尔认为专业化产业区通过如下三种方式给集聚的企业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1）区域内的技术、信息外溢。马歇尔时代信息的流动是按距离衰减的，所以知识在当地的传播要比远距离流动更容易，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新创意在企业之间的传播和应用。（2）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产业集群可以支持该产业专用的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众多使用中间投入品的企业集中在一起会使辅助性工业能够使用专业化的、高成本的机械设备，从而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3）提供区域专用性劳动力市场。产业区内集聚了大量潜在的劳动力需求和供应，既降低了工人的失业率，也确保了厂商的劳动力供给。
韦伯主要从工业区位的角度论述产业集群现象。韦伯认为企业选择是否集聚取决于对集群收益和成本的对比。韦伯所认为的集群的经济性与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有类似之处。韦伯指出，企业的集聚能够催产专门性的服务设施，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大规模的劳动市场、公用设施、道路等。此外，上下游企业的集中会使许多企业靠近原材料供应地，这些因素导致了集群的经济性。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称为区位因子。区位因子的合理组合使得企业成本和运费最小化，企业按照这一原则选择将其厂房建在生产和流通上最节省成本的位置，众多企业的自由选择最终会导致产业集群的形成。
总体来说，早期产业集群理论强调外在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并且论述了产业集群对工业化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先驱克鲁格曼将运输成本纳入到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克鲁格曼运用“核心—外围”模型分析产业集群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核心区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在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工业生产将随着时间推移趋向空间上的集聚。如果资源是不可流动的，那么工业生产将聚集在大市场附近，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核心—外围”模型预测了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演化过程，即具有初始优势的区位会逐渐吸引企业的聚集，并最终获得垄断性竞争优势。新经济地理学随后不断发展出新的模型。总体来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主要有5个组成部分：（1）企业层面上存在规模报酬递增；（2）不完全竞争；（3）贸易成本取决于交易双方地理位置上的距离；（4）企业的位置是内生的；（5）地方性需求是内生的。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往往会存在多个均衡，即哪个区域会成为中心、哪个区域会成为外围不仅仅由传统上的资源禀赋、技术等因素决定，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如历史偶然性等。
新经济地理学为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其主要贡献在于建构了清晰、严谨、精致的模型，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合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分析框架，使产业集群与区域增长再度成为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但是新经济地理学未能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探讨产业集群演进的微观机制，并且新经济地理学主要是证明集聚经济的存在，而较少地从一个动态角度研究工业如何从一个地区发展到另一个以前没有该工业的地区的内在机制。因而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很难理解发展中国家农村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通讯成本和交通成本往往非常高，而且信息和资本主要集中在城市。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在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基本上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但是，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许多的产业集群，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农村产业集群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而，简单套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释中国农村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往往很容易陷入逻辑悖论中。
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集群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作了比较分析。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该国内部的产业集群。波特进一步用“钻石模型”分析了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是如何影响集群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的。
在波特的框架中，产业集群不仅包含了上下游企业，还包含了政府和其他机构。波特认为集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集群通过靠近专业的物质投入来源，并通过信息、设施的互补等提高了生产率；其次，集群可以改善激励和绩效的评估；再次，集群能够提高创新率；最后，集群降低了新企业的进入壁垒。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波特为产业集群的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除了以上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有关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产业集群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产业集群有助于企业家克服工业化进入壁垒
这些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企业家的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往往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集群所带来的知识外溢使得企业家能够通过模仿学习的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从而克服技术和能力上的进入壁垒。此外，市场机会的缺乏也是阻碍企业家进入工业化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具有的集聚效应能够有效地增加市场机会。产业集群往往能够促进大规模专业市场的出现，从而有助于企业家克服市场壁垒。除了克服技术和市场壁垒，也有学者注意到产业集群能够克服资本壁垒。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在工业化早期往往缺乏资本，因而难以建立一体化大企业，产业集群提供了分工的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家可以选择只生产产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从而可以降低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投资。
2.基于产业集群的集体行动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许多研究发现，在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通过生产链条的垂直分工形成合作关系，这种生产方式非常容易更新产品，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得竞争优势，这一优势为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出口做出了重要贡献。发展中国家通过产品出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反过来促进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合作，这一合作通过上下游企业间的链接、商会组织等形式得以实现。产业集群内自发形成的集体行动是促进产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3.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
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有关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发现，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产业集群生产的产品质量普遍较差，这是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早期的市场特性密切相关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人们收入普遍较低，因而低质量产品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对低质量商品的需求事实上成了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萌芽的一种动力。此外，低质量商品一般比较大众化、通用化，企业很容易模仿生产，这进一步促进了生产低质量商品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产业集群融入全球性竞争市场，从生产低质量商品阶段跨越到生产高质量商品阶段成为产业集群必须面对的挑战。总体而言，产业集群开始时处于数量扩张阶段，这一阶段进入门槛很低，这导致企业间竞争加剧，激烈的竞争促使部分企业开始寻找质量升级的途径，在这些先行实现质量升级的企业的带动下，整个产业集群慢慢地演进到生产高质量商品的阶段。
总的来说，这些有关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产业集群的优势，发现产业集群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萌芽的重要作用，基于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制是一种可以替代一体化工厂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1.2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最近的30年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浙江在最近30年里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多丘陵、少耕地，是一个资源小省。经过30年的工业化发展，浙江省经济总量快速增长，197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3.72亿元，1991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2009年这一数值接近2万3千亿元。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均GDP和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迅速提高。1978年，浙江省人均GDP为331元，2009年增至4464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32元、165元，上升到2009年的24611元、10007元。与其他省份横向比较，浙江省经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人均GDP为例，1978年时浙江省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随后的10多年中将这一差距不断拉大，自2006年以来浙江省人均GDP在所有省份中排在第1位。
浙江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产业集群的发展。据统计，2000年，浙江省共有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519个，其中工业总产值1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149个。在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中，平均产出为33亿元，平均从业人员数量为2万人，平均企业数量是1400家。到2004年年底，浙江省有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839个，分布在全省90个县（市、区）中的83个县（市、区），涉及企业15.65万家，占全省制造业企业的85.0%；共创造工业总产值15474.44亿元，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78.6%；出口交货值4307.99亿元，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87.9%；年末从业人员合计为748.23万人，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年末从业人员873.06万人的85.7%。到2007年，浙江省有工业总产值5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区块462个，实现工业总产值2.52万亿。
从区域布局看，浙江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环杭州湾和温台沿海地区。根据浙江省经济信息委员会的调研报告，2008年，在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82个县区拥有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产业集群，占总数的91.1%。在全省11个地级市中，产业集群的总量规模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宁波市（5172亿元，占全省的18.4%）、杭州市（4643亿元，占全省的16.5%）、绍兴市（3559亿元，占全省的12.7%）、温州市（3348亿元，占全省的11.9%）和台州市（3247亿元，占全省的11.5%）。以上5市产业集群总量规模占全省的71%，以下依次是金华、嘉兴、湖州、衢州、舟山和丽水。
在全省11个地级市中，1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个数排名前5位的为台州市（共45个）、温州市（共41个）、宁波市（共39个）、杭州市（共36个）、嘉兴市（共32个），以下依次为金华市（共30个）、绍兴市（共24个）、湖州市（共23个）、衢州市（共20个）、丽水市（共16个）、舟山市（共6个）。
从各县（市、区）情况看，按块状经济总销售收入进行排名，前10位的县（市、区）依次是：萧山区、绍兴县、诸暨市、镇海区、温岭市、慈溪市、永康市、北仑区、乐清市、余姚市。按块状经济吸纳就业人员进行排名，前10位的县（市、区）依次是：瑞安市、义乌市、慈溪市、诸暨市、乐清市、永康市、龙湾区、萧山市、绍兴县、余杭市。
1.3 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
产业集群的特点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地理上的聚集，并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而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的主体。浙江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以2000年浙江149个亿元以上产业集群的统计数据为例：产业集群内企业平均雇用工人数是110.52人，雇用工人数的中值是33人，最小的企业雇用工人数只有2人；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平均产值是3100.78万元，企业产值的中值数是667万元；规模以上企业占的比重均值是20.78%，中值为6.97。上述数据表明，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的主导力量，浙江的中小企业主要是以产业集群形式发展的。
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上看，浙江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2004年，全省839个产业集群的15.65万个企业中，注册登记类型为私营企业的比重为74.6%；企业的资本构成中，个人资本比重达到48.5%；私营企业比重超过90%的集群有167个，其中宁海县的印刷业、缙云县的金属制品业集群全部由私营企业构成，慈溪市的印刷业、青田县的通用设备制造业集群中私营企业占99%以上；私营企业比重在80%～90%的集群有223个，比重在60%～80%的集群有256个，比重小于50%的只有112个集群（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2007）。
从产业结构上看，浙江产业集群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总体来看，轻纺和机械等传统产业仍是浙江产业集群的主体。具体到中小类，浙江产业集群覆盖面更广、细分程度更高。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包括电线电缆、电磁线、蓄电池、电光源、电子电器、输变电、工业电器、电机、家电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包括汽车及配件、摩托车、汽摩配、船舶及修造等；纺织业，包括丝绸、针纺、家纺、花边、羊绒、纺丝、经编、贡缎、无缝织造、绗缝家纺、产业用布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包括纺织服装、针织服装、羊毛衫服装、童装、袜业、领带、线带、制鞋等。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产业集群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产业集群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马歇尔意义上的三种集聚优势，即区域内的技术、信息外溢，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提供区域专用性劳动力市场，而且除了马歇尔的这三个优势，产业集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萌芽阶段的中小企业还具有如下的优势：首先，产业集群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工业化的进入壁垒；其次，产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得企业间的重复交易变得特别频繁，集群内企业重复交易的特性使得生产链条上的生产者能够在不用任何正规合约的情况下协调生产，这有效地降低了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再次，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将企业家才能要求很高的一体化生产组织形式，分解成了企业家才能要求较低的分工协作生产组织形式，才能禀赋各异的潜在企业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相应的分工类型进入工业化，通过这种机制，发展中国家稀缺的企业家才能被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在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得到了培育。
因为产业集群具有上述这些优势，因而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产业集群所具有的这些优势。
1.4 产业集群升级与区域经济转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
上述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集群，而产业集群的主体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因而，产业集群升级与区域经济转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首先，通过产业集群的升级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是浙江未来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的30年中，浙江区域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其做出了巨大贡献。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并且因为其进入门槛较低，能为大量潜在企业家提供市场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逐渐面临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日益严重、水电等资源不堪重负等发展瓶颈。总体而言，在最近的20多年中，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从区域比较来看，东部地区的工人工资水平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土地转让价格角度来看，东部省份的土地价格上涨很快，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从企业的视角而言，东部地区的要素成本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南亚、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也逐渐显现。尤其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是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浙江必须通过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来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而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组织形态是产业集群，因而，通过产业集群的升级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是浙江的必经之路。
其次，中小企业的成长需要以产业集群升级为依托。浙江产业集群的主体是广大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推动了整个集群的发展，同时，集群反过来也影响着中小企业的成长。产业集群不仅能为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提供马歇尔所阐述的三个集聚优势，还通过集群内的集体行动、集群品牌等影响中小企业的创新。
近年来，浙江着力从技术、品牌、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推动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产业集群内在素质不断提高。从技术创新看，一些企业，特别是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重视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探索原始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推动了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从品牌创新看，浙江品牌建设经历了从无牌、贴牌到有牌，从有牌到名牌，从名牌到打造国际国内著名品牌的转变。截至2008年年底，全省块状经济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188个，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588个。在加大企业品牌建设的基础上，浙江产业集群还致力于创建区域品牌，扩大产业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浙江目前已经获得了如宁波服装、绍兴纺织、永康五金、温州皮鞋、嵊州领带、瑞安汽配、安吉椅业、义乌小商品等240余个特色鲜明的全国性产业基地称号。从管理创新看，近年来各地企业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着力构建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企业组织架构。重视学习借鉴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加强投资、创新、成本、节能降耗等管理，不断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从体制机制创新看，一些地方着力突破行政区划制约，加强区域竞争和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市域型、跨县域型块状经济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产业集群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共同提升。
总体来看，浙江产业集群的综合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局限性。由于产业集群起源于农村工业化，以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主，与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共享不够，自身技术创新的能力欠缺，且产业集群内技术互相模仿的氛围使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其创新能力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转型升级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面临了新的压力。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金融海啸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实体经济领域掀起了强烈冲击并造成了严重的实质性损害，由此带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出口企业无序竞争、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贸易的环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主要经济体在经济、贸易、就业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浙江的中小企业在此艰难时期，面临的不仅有历史遗留问题，还有金融危机后带来的各种突发性困难。在2011年相对偏紧的货币环境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了新困难，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对于一些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浙江中小企业尤其突出。如由于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使得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劳动用工紧缺程度比较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偏低，企业税费负担加重，节能降耗方面的要求提高。
在危机之下，对于浙江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也可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如果能够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促进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家共同采取行动，帮助浙江广大中小企业实现逆境突围，那么不仅能够实现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而且能够促进浙江整个区域经济的转型。
本书后面章节将从宏观分析与个案研究两个视角，深入解读基于产业集群的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集群式成长的浙江中小企业成长轨迹，分析危机之下浙江若干典型产业集群以及集群内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与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探索浙江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长的现实途径。
上篇
第2章 发展历程——集群式成长的浙江中小企业
浙江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力军。这些中小企业主要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分布在浙江各个乡镇，实现了马歇尔（Marshall，1920）所提出的集群的三个优势：区域内的技术与信息外溢、共享的中间投入品、区域专用性劳动力市场。本章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报告了浙江中小企业基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
2.1 浙江省工业化发展概况
2.1.1 浙江经济总体发展概况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多丘陵、少耕地，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谓，是一个资源小省。改革开放前，因为毗邻我国台湾地区，国家对浙江的投资较少。始于1978年的改革给浙江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改革是一个将经济决策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手中的过程。受制于自然资源约束，浙江省许多地方在历史上就有着经商传统，当部分经济决策权回到农民手中时，潜在的企业家才能迅速地迸发出来。尤其是温州、台州、义乌等地大量的农民“洗脚上田”，开始从事轻工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这些创业活动揭开了浙江省30年快速农村工业化的帷幕。总体上看，浙江省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78—1991年的创业阶段，这一时期以乡镇集体工业的大发展为主要特征，期间也经历过许多反复和波折。具体又包含了3个子阶段，即1978—1983年的兴起阶段、1984—1988年的第一次高潮阶段以及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阶段；其次是1992—2002年的二次创业阶段，这一时期以个体私营企业及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工业大发展为主要特征；最后是2003年开始的农村新型工业化阶段（黄祖辉、朱允卫，2006）。经过30年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浙江省经济总量快速增长，197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3.72亿元，1991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2009年时这一数值接近2万3千亿元（见图2-1）。图2-1 1978—2009年浙江省GDP增长情况
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均GDP和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见表2-1）。1978年，浙江省人均GDP为331元，2009年增至44641元。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32元、165元，上升到2009年的24611元、10007元。资料来源：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表中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
在30年的发展中，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见表2-2）。1978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3.39%，2006年上升到7.47%，其中工业部门比重上升幅度最大，从2.92%上升到了8.31%，而同一时期，第一产业占全国的比重略有下降。因而，浙江省经济在全国总体地位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工业的增长。资料来源：2010年《浙江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与其他省份的横向比较上看，浙江省经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人均GDP为例，如图2-2所示，1978年时浙江省人均GDP在所有省中排第13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随后的10多年中这一差距不断拉大。自2006年以来浙江省人均GDP在所有省中排第1位。
总体而言，浙江省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快速发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均可以看出浙江省经济最近30年的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图2-2 1978—2009年浙江省与全国人均GDP增长情况资料来源：2010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2.1.2 农村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浙江省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见图2-3）。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因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而日益深化的城镇化是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图2-3 1978—2006年浙江省经济结构演进趋势资料来源：2010年《浙江统计年鉴》。
从增长率角度考察，自1978年以来，浙江省GDP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度相关，两者有着非常一致的变化趋势（见图2-4）。总体而言，浙江省经济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工业化的推进速度。
浙江省工业化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工业化。如图2-5所示，改革之初，乡村工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低于20%；但在随后的发展中，乡村工业产出占浙江省工业总产出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92年，这一比重超过50%；图2-4 浙江省GDP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关系资料来源：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
1997年时接近70%；1998年之后，因为统计年鉴不再统计规模以下非国有经济的产出，而乡村工业主要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因而在统计数据上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表示乡村工业在全省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减少了。图2-5 浙江省乡村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数据来源：王自亮和钱雪亚（2003）。
上述分析表明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的增长，而工业的增长主要源于农村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2.1.3 推动浙江农村工业化的企业主体和行业分布
浙江省农村工业化的主力军是乡镇企业。如表2-3所示，1985年浙江省共有乡镇企业34.53万家，解决就业人口465.39万人，创造总产值249.44亿元。2006年浙江省乡镇企业数量达到112.96万家，解决就业人口1303.08万人，创造总产值36604.47亿元。2007年之后，各类统计年鉴很少报告乡镇企业的情况，因为其时乡镇企业已经逐渐向私营企业转制，这些私营企业主要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个体企业。2009年，浙江规模以下企业数为91.38万家，年末从业人员712.15万，工业总产值为12849.99亿元。资料来源：历年《浙江统计年鉴》。
乡镇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但是，正是这些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大部分的工业总产值（见图2-6和图2-7）。
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工业企业的总数量和出口交货值位居全国前列。如表2-4所示，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浙江省全部工业企业数量接近19万家，占全国所有企业数量的13.74%，居全国第一位；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上制造业的企业数量也均居全国首位。在出口交货值上，浙江省工业企业多项指标居于全国第三位，相比于广东和江苏，浙江省企业在外贸依存度上要略低。图2-6 2004年浙江省按规模统计的从业人员数资料来源：《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04》。图2-7 2004年浙江省按规模统计的工业总产值资料来源：《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04》。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从行业角度看，浙江省的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皮革、通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等行业（见表2-5）。总体而言，浙江工业大部分属于传统产业。
浙江省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工业部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见图2-8）。1990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基本收入是1039元，2006年这一数据达到了667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于农村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图2-8 1990—2006年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资料来源：历年《浙江统计年鉴》。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经济的成功秘诀究竟是什么？许多学者以“浙江模式”来解释浙江经济成功的内在规律。“浙江模式”从根本上而言是指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市场网络为纽带、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称之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具体体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以“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集群式发展形态上。下文将详细介绍浙江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历程和特征。
2.2 集群式成长是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1]浙江省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军的工业化过程是与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的（钱平凡，2003）。产业集群提供了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
2000年，浙江省共有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519个，其中工业总产值1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149个。在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中，平均产出为33亿元，平均从业人员数量为2万人，平均企业数量[2]是1400家。2004年底，浙江省有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839个，分布在全省90个县（市、区）中的83个县（市、区），涉及企业15.65万家，占全省制造业企业的85.0%；共创造工业总产值15474.44亿元，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78.6%；出口交货值4307.99亿元，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的87.9%；年末从业人员合计为748.23万人，占全省制造业企业年末从业人员873.06万人[3]的85.7%。2007年中国社科院公布了中国“百佳产业集群”，浙江省共有36个产业集群上榜（中华工商时报，2007-10-8，见表2-6）。2007年，浙江省有工业总产值5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区块462个，实现工业总产值2.52万亿元（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2008）。
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上看，浙江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2004年，全省839个产业集群的15.65万个企业中，注册登记类型为私营企业的比重为74.6%；企业的资本构成中，个人资本比重达到48.5%。私营企业比重超过90%的集群有167个，其中宁海县的印刷业、缙云县的金属制品业集群全部由私营企业构成，慈溪市的印刷业、青田县的通用设备制造业集群私营企业占99%以上；私营企业比重在80%～90%的集群有223个，比重在60%～80%的集群有256个，比重小于50%的只有112个集群（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2007）。资料来源：中华工商时报，2007-10-8。
从企业规模角度看，浙江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如表2-7所示，以2000年浙江149个亿元以上产业集群的统计数据分析，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平均雇用工人数是110.52人，雇用工人数的中值是33人，最小的企业雇用工人数只有2人；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平均产值是3100.78万元，企业产值的中值数是667万元；规模以上企业占的比重均值是20.78%，中值为6.97。上述数据表明，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的主导力量，浙江的中小企业主要是以产业集群形式发展的。数据来源：根据2003年《浙江年鉴》149个块状经济统计信息计算得到。
在地区分布上，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浙江省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尤其是杭州、宁波、温州、台州地区，这些地区的产业集群无论在集群数量还是集群规模上均居全省前列，而浙西的衢州、丽水等地产业集群的发展相对滞后（见表2-8）。资料来源：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2007）。
行业分布上，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以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上（见表2-9）。纺织业产业集群的总体规模最大，2004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669.6亿元，纺织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绍兴县纺织业产业集群，2004年该产业集群的产值为620.74亿元（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2007）。
资料来源：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2007）。
浙江省基于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在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其产品质量也在逐渐提高。浙江省从1997年开始制定《浙江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规定商标所指商品在同类商品中质量优良、市场声誉较高、财务指标在同行业中领先且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可以申请[4]“浙江省著名商标”。2006年，浙江省有著名商标698件。在注册商标总数上，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拥有注册商标数达29万件，占全国注册商标总量的10%，且“境外商标注册数”、“驰名商标总数”、“农产品商标总数”、“证明商标总数”、“商标侵权案件查处数量”五[5]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
一般来说，出口商品对质量的要求较高，因而出口额的变化趋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品质量的变化趋势。浙江省出口额增长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见图2-9）：1986—1999年间，出口额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1999年之后出口额急速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在1999年之后产品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了。图2-9 1986—2009浙江省出口额资料来源：2010年《浙江统计年鉴》。
企业是否通过质量认证也是反映企业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从通过质量认证企业数量增长上可以看出浙江省产业的质量升级情况。如表2-10所示，1997年温州出现了浙江省第一家通过质量认证的企业，随后质量认证的企业数量一直在增加，2004年这一数量有了飞跃性增长，2006年通过质量认证的企业数量接近8000家。专利授权量是一个既能反映产品质量又能反映技术水平的指标，1990年浙江省专利授权量为1328件，2008年专利授权量达到5万多件，在1990—2008年间，除1993年、1995年这两年的专利授权量低于前一年外，其他年份的专利授权量一直在增长，但不同年份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这表明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个平稳的过程，而会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资料来源：2000年及之后的专利数来自浙江省知识产权局http：//www.zjpat.gov.cn；1999年及之前的专利数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search.sipo.gov.cn/。质量认证企业的数据来自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http：//www.zjbts.gov.cncxzxrzxxcx.htm。
[1]
产业集群在浙江又被称为“块状经济”、“特色区域经济”。王缉慈（2007）发现浙江产业集群在诸多方面与意大利产业区非常类似。
[2]
资料来源：2003年《浙江年鉴》。
[3]
资料来源：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课题组，《浙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浙江省统计局内部资料，2007年。该研究对产业集群的定义是：50家以上、属于同一行业大类的企业在同一个县（区）范围内，合计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的产业区块。
[4]
数据来源：浙江商标网http：//www.zjta.cn/znt.asp。
[5]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7年‘品牌浙江’建设连创五项中国第一”，2008-01-24。
2.3 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的优势与局限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产业集群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通过如下三种方式给集聚的企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1）区域内的技术、信息外溢。马歇尔时代信息的流动是按距离衰减的，所以知识在当地的传播要比远距离流动更容易，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新创意在企业之间的传播和应用。（2）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产业集群可以支持该产业专用的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众多使用中间投入品的企业集中在一起会使辅助性工业能够使用专业化的、高成本的机械设备，从而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3）提供区域专用性劳动力市场。产业区内集聚了大量潜在的劳动力需求和供应，既降低了工人的失业率，也确保了厂商的劳动力供给（Marshall，1920）。
除了马歇尔的三个优势，产业集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萌芽阶段的中小企业还具有如下的优势。首先，产业集群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工业化的进入壁垒。在产业集群内，一种产品的生产被分解成众多独立的工序，这些工序被分散到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中去完成。这种生产结构的分解，使得生产的投资门槛大大降低，家庭作坊与小企业可选的投资范围大大扩大，众多潜在企业家从而得以克服资金约束成为现实的企业家。其次，产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得企业间的重复交易变得特别频繁，集群内企业重复交易的特性使得生产链条上的生产者能够在不用任何正规合约的情况下协调生产，这有效地降低了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再次，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将企业家才能要求很高的一体化生产组织形式，分解成了企业家才能要求较低的分工协作生产组织形式，才能禀赋各异的潜在企业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相应的分工类型进入工业化。通过这种机制，发展中国家稀缺的企业家才能被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在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得到了培育（阮建青，2009）。
因为产业集群具有上述这些优势，因而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产业集群所具有的这些优势。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局限性。如集群内的过度价格竞争常常导致产品质量危机，集群内企业的相互模仿降低了企业开放新产品的意愿等。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本书后面部分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4 本章小结
本章简要描述了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发展概况，以及实现这一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历程与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风起云涌的农村工业化是推动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贫困的减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小企业是浙江省农村工业化的主力军，而中小企业主要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获得竞争优势。此外，浙江省工业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产品的质量也在经历着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从注册商标数、出口额、通过质量认证企业数量以及专利授权量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
浙江省农村工业化过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快速工业化过程的典型代表，产业集群是这一农村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这种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模式是非常类似的，因而本书以浙江省为例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第3章 成长困境——金融危机的现实冲击及其传导机制
3.1 金融危机后浙江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冲击与挑战
3.1.1 金融危机后国际主要经济体的运行情况分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金融海啸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在实体经济领域掀起了强烈冲击并造成了严重的实质性损害，由此带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出口企业无序竞争、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贸易的环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贸易、就业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进一步下降，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霸主地位以及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美国金融体系在全球的地位逐渐下降。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美国经济衰退，出现了企业利润降低、投资减少、失业率上升等现象。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报告显示，2008年12月份，全美非农部门工作岗位削减52.4万个，失业率由2008年11月的6.8%上升至7.2%，超出先前7%的预期，为16年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美国失业率持续恶化，2009年10月份升至10.2%，为26年来的最高水平。从美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8%，这是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速。美国失业率依旧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等因素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另外，2011年以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许多州面临着比希腊等欧洲国家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公共服务领域被迫大量裁员。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危机致使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不断膨胀的国债泡沫达到了惊人规模，美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90%，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继续滥发货币以弥补财政赤字，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像希腊等欧洲国家一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第二，对欧洲经济体而言，早在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欧洲许多国家就已经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种种迹象。2009年11月以来，由于希腊国债与GDP之比持续增大，2010年一季度甚至达到了115%，引起市场出现恐慌，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抛售希腊国债，希腊政府难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终于爆发。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同时遭受到信用危机，欧洲资金外逃，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利息率上升，欧元贬值。欧元的持续贬值使得全球经济形势突然变得扑朔迷离，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遭遇了空前的经济衰退，出口减少，出现贸易逆差。从2010年开始日本经济处于缓慢复苏的过程当中，日本通过不断发放货币，使其在全球的流动性过分充裕。但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后，日本出现了资产价格下降以及日元开始回流的现象，向全球释放的流动性不再那么多了，开始回流到国内进行基础建设与灾后重建，这就导致全球的资金有缩减的趋向。
第四，全球金融危机通过资本流动和贸易渠道逐步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传导，并在新兴市场内部迅速传染，致使新兴市场经济在各区域和区域内部均出现较大分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和援助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严重受阻。在面临美元跌宕起伏、粮油价格飙升、通胀明显上升，以及不确定性与风险上升等发展环境骤然变恶的不利形势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多从高位回落。
3.1.2 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传导到我国，一开始就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我国的出口贸易、金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等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方面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较大的国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和对美出口贸易的依存度都有所提高。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使得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减少。这直接导致美国从中国市场进口的消费品、农矿产品以及其他原材料减少。另外，一直以来，欧盟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与继续扩大，必将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也会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贸易政策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激烈的国内竞争也可能迫使出口企业不惜血本，竞相采用低价销售策略（王欣昱，2010）。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远低于别国同类产品的价格，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受到较大冲击（赵秀娟，2011）。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伴随着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我国进出口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图3-1中看出，我国的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从2008年8月开始有一个急剧的下降，一直延续到2009年1月。随后，由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与调控政策，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才逐渐恢复。图3-1 中国进出口贸易走势图资料来源：财新网http：//www.caing.com/
2.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汇率以及外汇储备等方面的影响
首先，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经常趁机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此外，由于汇率的波动以及人民币升值使以美元衡量的银行现有不良资产的实际金额进一步上升，这对整个银行业的改革和负债结构的调整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许陶，2010）。
其次，金融危机后汇率呈现较大波动，直接促成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的上扬。根据图3-2所示的汇率走势图，1美元可兑换的人民币由2006年的8.067元贬值为2009年底的6.828元。其中，2007年10月以前，汇率走势较为缓和，但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入发展，汇率变动加剧，到2008年10月之后汇率变化相对平缓（卢盛荣，2009）。图3-2 汇率走势图资料来源：根据财新网和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
在进口方面，由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与美元汇率密切相关。目前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几乎都以美元定价，美元走势的强弱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高低。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似乎已被市场所认可，美元贬值将直接促成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扬，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大为增加（谢碧霞，2010）。2008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增长，增幅提高了47.5个百分点，但其增幅提高主要是源于进口价格水平的上升，如进口原油均价上涨71.2%、成品油均价上涨91.7%、煤炭均价上涨64.9%、铁矿砂均价上涨77.9%、大豆均价上涨79.2%。
第三，金融危机后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严重缩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8年到2009年整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4月超过2万亿。从2008年9月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2009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8948亿美元，约为2009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37%，以及2009年中国GDP的18%。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出口企业的出口收入都面临缩水的威胁，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3.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各个行业与领域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促进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出口等方面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受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全球外商投资者在华新设的企业数量大幅减少，与2007年相比减幅为27.35%，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32.55%，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2.54%；2009年情况继续恶化，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继续下滑，同比降幅14.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减少了23.62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88家，同比下降14.6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76亿美元，同比下降21.97%。具体走势图如图3-3所示。
另外，许多国家投资者由于金融危机而导致的流动性需求增加，抛售在我国的金融资产和不动产，甚至撤资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如图3-4所示，根据《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9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146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0%；撤资清算等流出318亿美元，增长143%，增幅比上年增加126个百分点。其中，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均呈现下降态势。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41亿美元，下降72%；非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059亿美元，下降28%。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撤资清算以及外方股东贷款的流出较大。由于美国银行等境外银行减持境内银行的股权投资104亿美元（减持建设银行102亿美元的股权投资），占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出的33%，导致2009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撤资清算资金的大幅增长。图3-3 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及实际使用外资额数据来源：财新网http：//www.caing.com/。图3-4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及撤资清算图[1]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4.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和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将要体现在就业上。这是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必然加大就业压力；又由于外资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部门之一，如果外资增长放缓，会造成国内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加大国内就业压力。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市场需求骤降，订单锐减，出口增速迅速下降，由2008年3月的30.6%，下降到2009年3月的-17.1%，下降了47.7个百分点。按照出口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影响20万就业机会来计算，这等于减少了950万个就业机会。最终将表现为大量出口加工型企业和外贸企业受到直接冲击后陷入经营困境，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或放长假。另一方面，危机通过产业链迅速向其他实体经济蔓延。在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影响的同时，为其提供能源、原材料、物流和服务的企业也随之受到影响，进而通过产业链和消费等途径迅速波及房地产、建筑、及旅游等其他行业，使得大批企业裁员，严重影响劳动力就业。
[1]
数据来自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
3.1.3 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对浙江中小企业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给浙江经济发展尤其是外贸出口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需求明显下降，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遭遇了不堪回首的时期。浙江一批大型民企集中出现危机，或关门停产，或濒临破产。
浙江许多民企是“资金依赖型”企业，一旦资金链断裂，往往成为对企业的“最后一击”，直接导致企业一夜之间关停。随着大量固定资产贷款到期收贷，新的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困难。比如，浙江华联三鑫公司多年来一直热衷于负债经营，到2008年9月为止，企业负债超过百亿元，债权人涉及十几家银行。2008年一季度以来，公司陆续被各家银行收回贷款，到2008年上半年为止，银行对企业净减贷款十几亿元。2008年9月29日企业的最后一单信用证无法支付，已经到宁波港的货拿不到，生产不得不突然停掉。另外，绍兴有名的印染企业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于盲目扩张规模，在2008年金融危机情况下，也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企业面临停产，其下许多子公司也面临倒闭的危险。还有，浙江台州飞跃集团在2008年上半年，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下游纺织服装产业萎缩以及自身管理缺陷等因素影响，出现了财务危机，引起社会各方关注。
2009年下半年，随着工业经济下滑逐渐触底，企业订单开始逐渐回升，但订单回升的企业主要是一些大型重点企业或者是一些特殊行业的企业，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的、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不足仍是企业存在的首要问题。作为出口大省的浙江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从图3-5可以看出，浙江进出口总值在2008年以前每年都稳步增长，在2008年达到2111.1亿美元，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突然下降到1877.3亿美元，下降比例达到11.07%左右。同样，出口总值从2008年的1542.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330.1亿美元，下降比例达到13.78%左右。图3-5 浙江进出口总值与出口总值走势图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0》。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浙江省利用外资比2007年有明显减少，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143.2亿美元减少为124.5亿美元。利用外资中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如图3-6所示，外商对浙江直接投资总额，在2007年以前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但是从2007年的103.6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100.7亿美元，到2009年下降到99.4亿美元，从2007年到2009年下降比例达到4.1%，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另外，根据进一步的分行业统计数据看，制造业利用外资额占总额的比重较大，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在2008年出现减少，从2007年的71.7亿美元减少为68.3亿美元，降幅4.7%；金融业利用外资总额不大，但减少幅度最大，达到90.6%；房地产业降幅也较为明显，从15.1亿美元降为11.5亿美元，降幅23.8%。
根据表3-1浙江出口主要商品数据情况所示，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农副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出口商品金额从2008年到2009年都有明显的下降。图3-6 外商对浙江直接投资走势图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0》。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0》。
3.1.4 金融危机后浙江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央行4次下调了利率，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来增加消费者的投资与消费，使经济在金融危机中所受的损失达到最小，使我国经济出现了缓慢回升的势头。但是随着各种要素成本提高，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的预期，在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从2010年10月份到2011年6月已经连续4次加息，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到2011年6月已经达到21%，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到2011年6月已经达到17.5%。浙江的中小企业在此艰难时期，面临的不仅有历史遗留问题还有金融危机后带来的各种突发性困难。在2011年相对偏紧的货币环境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浙江中小企业局对2011年上半年的浙江省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发现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了新困难，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一些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浙江中小企业尤其突出。下面从一些比较突出的方面进行了分析。
1.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
首先，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压力。从资源投入来看，浙江的资源在全国是相对匮乏的，平均占有资源，土地资源、矿藏资源都是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所以在有限资源的约束和急速上涨的压力下的经济增长必定会有极限。向来以低成本、低价格立足市场的浙江中小企业，面对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很多企业的利润被不断蚕食，甚至亏损。企业原材料购进与产品出厂价格“高进低出”明显。2011年一季度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分别上涨10.1%和6.4%，价差达3.7个百分点。部分纺织印染企业反映，受原棉、粘胶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企业接单难度加大。例如：白厂丝作为嵊州领带重要的原材料，其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产品成本。在2009年上半年，白厂丝价格为20万元每吨左右，但后来价格持续上扬，到2010年7月份时到达29万元每吨，上涨45%，而且2009年10月以来丝价基本上在28万元每吨左右徘徊。但领带销售价格基本上保持在2008年的价位，上升不易，价格话语权“被”掌握在经销商手里，企业吃尽了丝价上涨的苦，而又无能为力。
其次，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近年来浙江中小企业劳动用工一直处于相对紧缺状态。尤其是一线操作工缺口最大，需求量大，招工困难。受各种因素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也对中小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中小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保覆盖率在50%～60%左右，若按法律要求全覆盖，企业用工成本将大大增加。例如，浙江台州有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总数有一万多人，假如实现“五金”全覆盖，需年增加费用1400多万元，加上提高工资水平年需400多万元，累积用工成本年增加1800万元，占到该企业全年利润的27%。企业还反映员工管理难度增加，许多外地工人都不愿意签合同，不愿意交养老保险。因为员工参加社保，个人需承担一部分，而个人社保资金不能异地转移，且员工离厂后若要支取自己交的社保基金，手续也很麻烦（项忠良，2008）。
再次，用地成本上升。浙江省的一些地区都对建设用地进行严控，导致了可供经营用房价格的升高。另外，中小企业用地需求难以满足。浙江工业发展用地已经十分紧张，不少处于快速扩张期的中小企业，由于原有生产办公场地较小，制约了企业增资扩产，急需解决总部、研发及生产用地需求。
2.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
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中小企业高比率的倒闭状况，显然使银行向其发放贷款时面临着较大的风险；第二，中小企业一般缺少自有的比如房产等能被银行接受的抵押物，贷款受到限制，抵押物的折扣率高，手续繁琐，收费昂贵，中小企业普遍难以承受；第三，中小企业普遍经营时间短，也缺乏历史的信用记录，往往存在着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不健全的现象。目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一般普遍上浮。如果是担保贷款，加上担保机构平均2～3个百分点的担保费率，中小企业承担的融资成本将更高。特别是针对初创型中小企业、正处于快速扩张期的成长型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中需要调整的企业融资难更为突出。
在2011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缺钱”再次成为焦点。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基本上都在30%左右。存贷款利差加上承兑汇票贴现利息，企业实际贷款利息远远高于正常贷款利息，接近甚至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银行信贷资金的不足使得民间借贷日趋活跃。民间融资的利息水平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浙江省多数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年息已经在25%～30%之间。
3.劳动用工紧缺程度比较突出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湖北、安徽等内陆劳动力主要输出地的经济迅速壮大，工资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再加上生活成本提高，使得浙江省劳动力来源逐年减少，这对浙江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影响尤其严重。例如在2010年开春以来，浙江嵊州的领带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用工荒。像雅士林公司，缺员工800人，原本计划扩大一条衬衫生产线，因员工缺少而未能实行。又如巴贝、麦地郎等公司缺员工数十到上百人，全行业高峰时缺员工超过3000人。正由于此，2010年来，劳动工资普遍上调，幅度达到20%以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在2011年浙江中小企业局对温州855家企业的调查中，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较紧缺。浙江省中小企业集中的鞋类、纺织、服装和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10%以上企业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据对浙江省23个中小企业专业协会的调查，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招工难问题，用工紧缺已成为制约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又一大突出问题。
4.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偏低
首先，浙江经济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剧烈与其经济产品结构有关。据调查，浙江省的产品结构基本都属于下游产业。虽然这些年已经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能源消耗的格局没有改变、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格局没有改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能源价格上涨两种因素的叠加，对利润率只有百分之四到五的企业来说，利润已经丧失殆尽。
其次，产业层次偏低，且产业化程度严重不足。相当部分的企业尚未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之路。受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主要产业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主导产品和主要技术以模仿和引进为主，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也正是受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浙江工业总体上形成了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最终使得吃老本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5.企业税费负担加重
统计显示，企业的税金与利润的比例为30:70是比较合理的，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税负较重。增值税、所得税、附加税、土地税、房地产税以及个人所得税，挤占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空间，税负成为广大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包袱。还有，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我省中小企业出口影响较大，对服装、家具、鞋类和塑料制品等传统出口商品形成较大冲击。中小企业的缴费负担也较重，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目前，对中小企业征收的费用种类较多，而且一直降不下来，尤其是那些微型薄利的企业负担更重，抑制了此类企业的发展。
6.节能降耗方面的要求提高
尽管有一些中小企业准备新上的重工业项目的单耗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但产业特性决定了单耗仍然超过规模以上工业单耗的平均水平。据测算，规模以上工业中，在各行业单耗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把非金属矿物、石油、造纸、钢铁、化纤等八大高耗能行业的增加值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就可影响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率1.5个百分点。相关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对节能降耗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认识，有的对完成年度目标有畏难情绪。
3.2 金融危机影响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机制研究
我们在上面部分描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浙江中小企业带来的影响与冲击，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危机又是如何传导到浙江中小企业的呢？在严峻的危机背景下，全面地了解金融危机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有助于企业更深刻地认识危机以及更好地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有助于我们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使浙江中小企业能够在逆境中实现突围。以下部分我们将从金融危机对浙江中小企业具体的传导机制等方面来进行研究。
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实体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根据金融危机传导的地域特征，可分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危机传导以及封闭条件下的金融危机传导。其中，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危机传导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囊括了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导过程；封闭条件下的金融危机传导则主要指金融危机在源发国内部实现传导的过程，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危机传导的中间环节（陈华，2009）。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浙江中小企业，因此以下分析是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危机传导。我们针对浙江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总结出金融危机影响浙江中小企业的十大传导机制。
3.2.1 金融危机通过宏观层面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
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国际市场需求、各国汇率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货币市场的流动性需求等四个宏观层面因素的变化进行传导，进而影响浙江中小企业。
1.传导机制一：国际需求—产能过剩—企业减产
金融危机下，一些进口大国因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疲软而减少了对生产生活用品的进口需求。浙江多数中小企业生产玩具、服装等严重依赖于出口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带来了出口的下降，也就意味着企业已经陷入减产。据统计，2009年浙江省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如纺织品、皮革、家具、文教用品、工艺品出货值比2008年分别下降了6.4%、6.3%、2.4%、8%和8%。另外，据杭州海关统计，2008年浙江省出口鞋总共11.5亿双，比上年下降4.4%，这是浙江省鞋出口量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出口总价值41.5亿美元，增长11.9%，但增幅比上年[1]回落6.9个百分点。
2.传导机制二：货币汇率—产品价格变化—外贸受损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爆发必然导致危机发源国及被影响国之间的货币汇率的相对变动，从而改变两国进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和交易量。危机发生后，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使浙江出口的部分产品（美国进口的产品）相对价格升高从而减少国际市场的需求，导致出口量（美国对这些产品的进口量）下降，由此企业利润总额下降，外贸受损。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业利润率分别下降3.19%、2.27%和6.18%；而浙江省上述三种行业[2]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0%、27%和60%。因此，汇率变化必将对出口导向型的浙江产业集群产生重大影响。
3.传导机制三：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企业出口受阻
危机爆发后，新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限制进口和促进本国经济复苏，除了利用汇率政策，还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手段，提高了浙江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门槛。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凭借其自身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保障人身安全为由，不断制定苛刻的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我国产品的出口门槛因此被不断抬高。如欧盟方面于2007年6月开始全面实施REACH法规，新法规对环保要求非常苛刻，轮胎也在受控之列；输欧的劳保鞋要取得欧盟CE安全认证标志，对制鞋用皮的PCP残留量要进行严格测定。美国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新轮胎测试标准，其进口技术标准更为严格，测试不达标的轮胎将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即使已进入美国市场但不能达到新标准的轮胎也将被责令召回。备受关注的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于2008年8月14日正式生效，其中对出口美国的童鞋的技术指标做出硬性规定。据杭州海关统计，2008年1—10月，浙江省遭遇了来自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阿根廷等17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61起，直接涉案金额12亿美元，同比分别上升45%和2.4倍。
4.传导机制四：流动性需求—资本市场—企业融资困难
先从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国外投资机构因危机造成的信用风险和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减少了对华投资，从而集群企业可用外资减少；另一方面，原料价格上涨、需求市场萎缩、汇率上升和贸易摩擦的叠加效应削弱了浙江集群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降低了产业集群的外商投资吸引力。再从国内资本市场来看，尽管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鼓励中小企业信贷的措施，但是许多金融机构鉴于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增大而紧缩信贷；此外，民间借贷成本高昂，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股市持续低迷等一系列资本市场消极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大了浙江集群企业的融资难度，甚至有些集群企业因互相担保过度陷入“多米诺骨牌”式财务危机而破产。
[1]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网站，http：//hangzhou.customs.gov.cn。
[2]
数据来自中国制造业门户网站，http：//www.cmwin.com。
3.2.2 金融危机通过中观层面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
从中观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产业链、产业关联度和集中度、集群与外界联系等几个中观层面因素的变化进行传导，进而影响浙江中小企业。
1.传导机制五：产业链条—产业联动—产销削减
当今世界各国的生产都已嵌入到全球制造网络中，一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会沿着全球产业链和协作网络向其他相关国家传导。由于危机下全球消费市场疲软，终端市场供大于求，产业链下游生产企业A的产品存货增加使其减产，从而降低A对其供应商B的产品（A的投入品）需求，进而降低对B的上一环节供应商C的产品（B的投入品）需求，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原料、中间投入品和成品生产都减少。若各个环节的供应商因预期经济形势不景气而谨慎存货，有可能逐层夸大供过于求的事实，因产业联动效应而产生[1]“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使整条产业链更加“消瘦”，由此导致浙江制造业集群整体陷入萧条。
2.传导机制六：产业集中度—劣势环节剥离—产业布局调整
金融危机不仅使集群企业减产或破产，而且使集群内与主导产业不相关、布局零散或发展水平落后的生产环节从产业链上剥离，处于这些环节的一些集群及企业或按照政府规划向集群外围整体迁移，或自发地由浙江向中西部欠发达省市转移，或从事相关多元化业务甚至转行。例如，危机爆发后，“中国五金之都”永康根据“总部经济”战略，在原集群所在地保留传统主导产业及其企业总部，而将部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武义、缙云等周边地区；“中国皮都”温州水头镇的许多企业家逐渐放弃传统的皮革生产，而将资金转投向山西的煤矿资源行业。2009年3月中旬，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携46个重点推介项目赴浙江进行对接洽谈，成功签下与浙江海宁宇力袜业有限公司、海宁伊力袜业有限公司的纺织工业园合同项目，投资额3亿元。
3.传导机制七：集群边界—集群升级—内外资源整合
由诺斯（1994）的制度变迁理论可知，集群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纯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政策难以实现集群升级，而借助金融危机这种诱因可以使集群沿着更高层次的路径演化，加速集群升级。这场危机给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构成了一种“倒逼式”威胁，“谋生存”与“求发展”的压力刺激集群企业“搭乘”转型升级的“东风”。危机后集群企业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是否可继续依赖产品在价值链低端竞争、是否要整合利用集群内外资源“抱团取暖”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以“一县一品”、“一镇一品”为特点的块状经济，成为支撑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然而，块状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产业层次低下、创新能力不强、规划引导缺失、要素支撑不力、转型升级缓慢等问题也逐渐显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浙江块状经济固有弊端集中暴露，迫使浙江经济发展一时陷入减速低迷期。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推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作为转变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2009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上指出，要完善块状经济生产性服务体系，建立促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的有效机制，积极推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杭州装备制造、缙云机床、乐清工业电气、长兴蓄电池、宁波服装等19个产业集群均成立了领导小组，特别是跨行业、跨区域的永康五金产业集群，探索建立了以永康市政府牵头、武义和缙云两地政府参与的三地联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块状经[2]济转型升级工作。
[1]“牛鞭效应”是对需求信息扭曲在供应链中传递的一种形象的描述。其基本思想是：当供应链上的各节点企业只根据来自其相邻的下级企业的需求信息进行生产或者供应决策时，需求信息的不真实性会沿着供应链逆流而上，产生逐级放大的现象。
[2]
参考浙江经信委网站：http：//www.zjjxw.gov.cn/。
3.2.3 金融危机通过微观层面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
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集群企业的竞争合作关系、企业的战略和经营决策、企业对未来的预期等几个微观因素的变化进行传导，进而影响浙江的中小企业。
1.传导机制八：集群生命周期—企业优胜劣汰—行业洗牌
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蒂奇Tichy（1998）划分的集群生命周期四个阶段（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及各阶段特征可以判定，目前浙江产业集群大多处于由成长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浙江省的产业集群与其说是集群，不如说是“集而不群”，集群企业跟风投资和盲目生产频现，竞争手段低级，风险应对能力弱，在危机中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损俱损”、成片倒闭的局面。而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集群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收购等方式，组建大公司、大集团或在境外开设研发基地、营销网点。在这个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浙江各产业集群实现了行业洗牌，也加速了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迈进。
2008年10月16日，在浙江绍兴当地政府的努力下，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出资9亿元，与属于国资的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一道，重组因资金链断裂而停产的华联三鑫公司。稳定的运行表明，这家在金融危机中身处绝境的亚洲最大PTA企业，在重组后起死回生。另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三家绍兴本地企业参与重组的“江龙印染”，也传出恢复正常生产的消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一连串的龙头[1]企业资金链危机后，绍兴纺织业优胜劣汰，最终突出重围。
2.传导机制九：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企业成本收益—决策风险增加
当前，国内对国际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半数以上依赖于进口，这些产品的价格波动影响微观企业进行生产计划和产品定价决策。危机爆发后，美元贬值使原油、基础金属以及农产品等国际大宗产品价格走高；萎缩的国际市场降低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使其价格普遍下跌。此外，世界经济周期循环和国际投机等因素，都影响了原材料供给，进而使价格不断波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无法事先制定准确的成本预算、生产计划和产品定价。在成本收益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必然受到影响。
例如，在轮胎的生产成本中，原材料成本约占70%。近年来，天然橡胶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而由于原油价格高涨，作为石油化工产品的合成橡胶、炭黑、助剂等价格也居高不下，从而造成轮胎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由于轮胎市场竞争激烈，轮胎产品价格的上涨跟不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3.传导机制十：经济衰退—预期需求—企业减产
金融危机除了影响实体经济外，还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并具有传染性；并且，危机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企业和银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以预期为前提的。全球经济的衰退导致企业家对经济的预期变得消极保守，外加信息不对称或受不完全信息的影响，集群企业倾向于低估市场需求。如中国企业家预期指标从2007年10月起一直呈下滑趋势。这种消极预期也会使本来可能逆转的危机因“自证预言”而余波未了，加剧了危机波及的广度、深度和持续时间。因此，出口型集群企业对经济继续下滑的预期，使它们为了不积压存货而宁愿减产、停产。
另外，由于我国民众消费观念与西方国家存在的差异，一直以来，我国都保持了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内需的不足。面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中国消费者的心理也面临严峻考验，许多人会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更大危机的风险而将收入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在宏观上使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在微观上则使得企业减产。危机造成的社会性恐慌情绪还可能造成经济陷入“民众忧虑—减少消费—企业减产—企业利润下降—工人工资减少—更加忧虑”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恐慌情绪要比单纯的经济损失更加值得[2]关注。
[1]
参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
[2]
参考浙江统计信息网：http：//www.zj.stats.gov.cn。
3.2.4 金融危机对浙江产业集群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其交互作用
构对集群企业的资金信贷审核要求更严格，使部分集群企业融资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此外，企业家由于对产品市场信心不足，对市场需求下降的预期使他们降低产销；投资者由于对资本市场信心不足，对企业资金放贷风险上升的预期使他们谨慎信贷。以上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浙江集群企业因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壁垒等因素降低了产品竞争力，从而在产品市场上受挫；第二，在产品市场受挫的许多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求救于资本市场；第三，资本市场中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考虑到一些企业的信贷风险较高而提高贷款条件，导致这些集群企业融资困难。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浙江产业集群经自我调整、修复后出现了以下三种局面：第一，集群内企业或破产倒闭、或资产重组、或兼并收购，通过企业优胜劣汰加速了行业洗牌；第二，集群产业链弱势环节得以剥离，通过企业迁移或产业转移，优化了产业布局；第三，集群内外资源得到整合，通过合理配置集群内外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和科研机构等各方资源，重构了集群组织。图3-7金融危机影响浙江产业集群的传导机制图注：图中的↗表示增加、上升或变好，↘表示减少、下降或变差。
第4章 逆境突围——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视角下的路径选择
浙江基于集群式发展的中小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中小企业是创造浙江奇迹的主要力量。但是，这一发展模式也存在许多不足，尤其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中小企业面临了要素价格上涨、市场需求萎缩、融资困难等压力，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未来的发展前景面临严峻挑战。对于浙江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也可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
如果能够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促进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家共同采取行动，帮助浙江广大中小企业实现逆境突围，那么将不仅能够实现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而且能够促进浙江整个区域经济的转型。
4.1 宏观制度环境的改革
要实现浙江产业集群升级与区域经济转型，需要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支持。因为许多制度是国家层面的，仅仅依靠地方政府难以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国家应该容许和鼓励浙江在某些方面进行改革试点，并且将好的改革经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推广。就目前而言，要实现浙江经济的转型和升级，需要国家在以下制度上推进改革试验。
首先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资源的短缺是近年来制约浙江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工业用地指标极度短缺，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远远超出中小企业的承受力，企业升级厂房、扩大生产的计划难以实现，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许多农村地区的建设用地却存在粗放式经营的现象，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如果能够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保障农民权益不受侵害的基础上，将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形式转化成工业用地，则能够实现农民与企业的双赢。这一土地制度改革已经在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国家应该为浙江进行类似的改革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从而解决土地稀缺制约浙江产业发展的问题。
其次是小城镇强镇扩权的改革。浙江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乡镇上，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集中在柳市镇、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集中在濮院镇、大唐袜业产业集群集中在大唐镇。这些有产业集群的镇因为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人口的加速集聚，镇的人口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镇，甚至比一些西部地区的县的人口还多，但是其行政级别依然维持在镇的层级上，导致镇政府无法提供完善和有效的公共服务，阻碍了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因而，国家应该加大对浙江小城镇强镇扩权改革的支持力度，给予那些人口规模较大、产业集聚明显的镇以城市的待遇，从而方便地方政府为当地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
再次是金融制度改革。融资困难一直是浙江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实际上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更为稀缺，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为严重，因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现象更为普遍。在过去的20多年中，浙江的中小企业通过民间融资解决了很大部分的资金需求。但是，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民间金融常常被认为是非法的，会造成金融制度的混乱，因而民间金融只能作为一种“地下金融”而存在。国家应该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让这些民间金融正规化，允许它们享有一般商业银行的权利，从而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
4.2 地方政府的应对举措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巨大的大国。中央政府的发展方针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进行实现。因而，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完全的市场经济会自动、高效地配置资源，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等因素的存在，政府的积极行动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的不足。在金融危机之后，浙江要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与区域经济的转型，地方政府必须从各个方面采取积极行动。
4.2.1 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许多公共服务，如产品检测、信息交流、科技研发等，这些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因而私有企业一般不愿意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自然地成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许多实证性的研究已经指出，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的升级（阮建青等，2010）。实际上，地方政府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是一项有收益的投资，因为当地的产业如能获得发展，地方的税收就会增加，官员也将拥有好的政绩纪录。
对于浙江的中小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当地产业集群的特征，探索推进多形式、多层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重点支持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信息中心等服务机构建设。另外还需鼓励发展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服务的各类中介服务机构，重点支持管理咨询、技术专利服务、人才教育培训、市场营销、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为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推广、信息咨询、质量检测、财务管理、依法经营、员工培训等服务。此外，还需加强行业协会建设，积极吸收产业集群内龙头骨干企业和特色优势企业进入协会，鼓励和引导行业协会做好信息统计、运行分析、标准制订、品牌培育以及应对技术贸易壁垒诉讼等工作，同时强化行业自律，规范竞争秩序，促进产业集群有序升级。
在公共服务上，近年来，浙江有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绍兴地区，地方政府推出了纺织业ASP公共服务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加强了专家与企业的沟通，使更多的纺织印染中小企业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截至2009年年底，全省产业集群内共建立了近300个公共服务平台，设立了各类行业协会200多个。
此外，浙江政府为提升产业集群的科技创新能力，下发了《关于向块状经济区域派遣专家服务组的通知》，决定向块状经济区域派遣专家服务组，同时科技部门在征集各示范区对派遣专家组的具体需求，组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双向对接的基础上，公布浙江首批21个块状经济转型升级专家服务组成员名单。目前，浙江省首批21个示范区都已派驻了专家组，每个专家组有l～2名首席专家领衔，21个示范区共派驻省内外专家152名。专家服务组从2009年9月开始派驻，服务时间为3年。此外，省科技、质监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能积极抓好专家组技术攻关及咨询服务、公共检测平台建设、质量提升和标准化推进等工作，着力为推进现代产业集群建设提供科技支持。
4.2.2 制定相关产业引导政策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那些未来有发展前景、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产业上。政府不能指定企业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但是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产业引导政策将资源引向更具长远发展前景的产业上。产业引导政策具体包括税收政策、财政支持政策。
税收是地方政府可以用来协调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应该仔细研究当地的产业特点和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制定出当地未来需要重点培育的产业，对于这些重点产业在税收上予以优惠；另外对于产业集群未来升级需要重点突破的部分也可以予以税收的优惠政策。如对于产业集群内专门从事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年限的免税政策。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产业升级，对专门从事服装设计的公司采取了低税率政策，以促进该环节的成长。
财政政策体现在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扶持产业发展。近年来，浙江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财政扶持政策，重点支持产业集群龙头骨干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节能减排。如杭州从2007年起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型重化工业发展；金华市2010年市本级安排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1000万元，扶优扶强及技改贴息资金2000万元以上；舟山市每年安排2000多万元用于船舶产业转型升级，开展出口船舶“先退税后核销”试点，共计先退税20亿元；黄岩每年统筹安排1500万元以上模具产业扶持资金，重点扶持黄岩模具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工作；乐清计划在政府财政工业发展基金中划拨1亿元作为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重点对工业企业在产品更新换代、关键共性攻坚、公共平台建设、区域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支持。在省级层面上，许多政府资源也被用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上。2009年时，浙江科技厅对全省首批21个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示范区专家组提供了工作经费支持，对示范区企业申报高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认定、科创平台建设、重大科技项目、成果转化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浙江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对全省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示范区组织上报的51个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了支持，共补助资金1.385亿元，同时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进行重点倾斜，2009年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安排中，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安排58个项目，1.65亿元贴息资金。
在浙江未来的产业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已有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选准扶持方向，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与区域经济的转型。
4.2.3 完善要素资源的保障支撑
土地、劳动力与资本三种要素资源的稀缺是近年来制约浙江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浙江的工业用地指标近年来一直非常紧张，而资本短缺现象也是由来已久，要改变这两种要素供给不足的现状，不仅需要中央政府在制度上进行改革，还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各种创新性尝试。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在未来会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常态，因为我们到达了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因而对于劳动力资源，地方政府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吸引全国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
实际上，浙江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解决块状经济转型升级中用地难问题，浙江坚持优势产业优先用地的原则，对于产业集群内的龙头企业、产业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企业、块状经济内引进的标杆企业和重点配套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土地等要素资源。同时把解决土地问题与浙江省政府实施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以项目实施推进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为了解决融资困难问题，由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加强产业集群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合作，创新块状经济融资方式。到2010年时，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已向浙江15个产业集群发放了14亿元的授信额度。各地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积极创新金融服务形式和手段，着力破解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资金难问题。如舟山船舶实行在建船舶抵押、海域使用权抵押等金融创新手段，加大金融对重点企业、项目和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力度；嵊州多次举办工业项目银企对接会，签约近3亿元，开展“走访企业、破解难题”活动，问题解决率达98.6%。
4.2.4 培育龙头企业，宣传集群品牌
产业集群内存在众多中小企业，要让这些中小企业实现集体行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培育龙头企业，让龙头企业率先进行创新，通过示范作用可以有效带动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进行类似的创新，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浙江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浙江经济以“轻、小”起步，块状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产业集中度低、生产离散化严重。为突破这一软肋，浙江各地积极培育当地块状经济中关联度大、主业突出、创新能力强、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同时引导行业龙头骨干企业通过联合、并购和品牌经营、虚拟经营等现代方式整合中小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2009年7月，浙江制订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浙江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名单的通知》，确定146家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领军企业进行重点培育。2009年9月，浙江政府又召开了全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工作会议，对培育发展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工作做出了部署，要求不断做大做强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挥其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此外，继2009年全省确定21个块状经济省级示范区试点之后，2010年4月浙江组织开展第二批示范区试点的申报工作，经评审，初步遴选了21个作为第二批试点，突出了对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经济、高端制造、商业模式创新范畴的块状经济的引领和培育。
产业集群品牌是集群内企业可以共享的资产，单个企业无力进行产业集群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承担起这一任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广告、举办博览会等形式积极宣传产业集群品牌。如濮院镇政府通过每年举办国际毛衫博览会、在高速公路上设立广告牌等形式宣传“濮院毛衫”这一集群品牌，取得了非常好的品牌宣传效果。另外，地方政府也应该积极帮助集群内的企业创牌，积极引导和支持产业集群内企业创立自有品牌，不断提升企业品牌和集群品牌附加值，促使众多企业特别是重点骨干企业实现从无牌、贴牌到有牌，从有牌到名牌，从名牌到打造国内国际著名品牌的转变。2007年，万向集团钱潮QC牌万向节获世界名牌称号，实现了浙江世界名牌产品零的突破；宁波菲戈集团近3年累计投入近6000万元加强设计研发争创国际品牌；2008年底止，浙江产业集群中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有188个，占全省总量的65%。
4.3 企业的应对举措
作为产业升级的主体，集群中企业也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具体而言有如下措施。
4.3.1 加快技术升级
技术包括核心技术和外围技术。核心技术即关键部件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它是与产品关键部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产品中的表现形式为专利、技术诀窍和产业标准等。这类技术不但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具有连续增长、报酬递增的特征，即价值不但不减少，而且能够增加，企业形成可持续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核心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核心技术相对的是相对容易获取的外围技术，企业难以在此拉开差距（国倩，2010）。“核心技术缺失”一直是困扰浙江乃至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不管是规模以上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难免形成寄人篱下的现象，不能实现企业效益的突破，只能赚取有限的利润。因此，对核心技术的培育，形成可持续竞争力，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例如加强人才引进与培育，有效整合多元化的科研资源，促成校企合作，产学研体系的有效形成，并且对企业内外的技术培育采取多种形式的激励措施（陈文标、阮兢青，2010）。
企业的技术升级是实现企业产品升级的基础和前提。产品升级是产业升级的首要目标，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第一是通过提高设计创新能力，加强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浙江中小企业要在商场上赢得更多的市场和利润，需要逐步摆脱原有的依赖低价劳动力成本的低价战略，加大产品的技术科技含量，或者是从产品的艺术性、文化性入手，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第二是强调差异化战略，避免同质化引起的过度、恶性竞争。由于传统的企业经营观念的影响，企业的利润来源于规模化大生产，因此产生了大量企业同质化的生产，因此，应采取差异化产品竞争战略，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且将产品的服务作为差异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产业集群内不同企业具有各自独有的产品特质。
成本优势也是与核心技术优势紧密相连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少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等，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企业的成本优势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能够顺利地逆境突围。例如在金融危机时，浙江有很多制造业企业倒闭破产，而诸如永康五金产业集群里的部分企业（详见第七章永康五金产业集群），不仅订单没有削减，而且有部分企业还有一定的订单增长，形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成本优势（国倩，2010）。
4.3.2 增强创新能力
创新机制的不断完善是集群升级的动力，持续不断的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生命力。区域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以及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优化收益分配的重要依靠。当集群内部出现技术创新停滞或者断层时，集群就会逐渐走向衰亡并会导致地区经济的没落。目前，浙江内产业集群主要是由低成本型产业构成，集群的前期发展主要建立在低廉的劳动力、低价的土地成本、非常宽松的税收政策以及低环境保护成本等基础上。这种竞争优势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短暂的、脆弱的和不稳定的，特别是在全球贸易环境不断恶化、经济不景气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抬头的背景下，而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等方面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标准。所以，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刻不容缓，应逐渐推动内生型集群由低成本、高消耗集群向创新型、集约型转变。一方面创新意味着生产技术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张和集群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集群内部企业组织的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在产业集群内，由于不同产业集群的上下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行业的创新必然要求其配套行业同时创新来满足上下游行业的需求。产业集群内的相关产业在这种创新的氛围中快速发展，同时获得竞争优势。同时，集群创新可以使企业在发展中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不断改正缺点的同时能够更加清晰企业和集群的优势所在，从而更加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当然，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绝不仅局限在技术和产品方面，市场的开拓和经营的控制等方面的学习创新同样非常重要。企业在实现市场价值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这种创新以市场为基本导向，通过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最终来提升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同时，企业通过控制和经营的不断创新，可以提高运作和拓展市场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和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自主创新来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是促进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根本对策。只有这样，才能使浙江产业集群逐渐摆脱外部约束，并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被动地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