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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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狂风：解放军平息西藏反动集团武装叛乱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关注西藏问题
●1956年11月，周恩来向西藏工委发出指示，针对达赖要出访印度可能引起的西藏分裂活动，进一步加强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假班禅说：“很多人都说我是班禅，我很不好意思。我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希望自己当真班禅。”
●西藏军区召开全区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情况，将第一五六团调至宁静地区，加强昌都地区的内卫力量。
中央政府忧虑达赖出国
1956年冬，时年21岁的达赖喇嘛受到印度邀请，准备参加佛教会议，此事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11月2日，中央经过讨论后，周恩来向西藏工委发出指示，针对达赖要出访印度可能引起的西藏分裂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当时，达赖要出访印度使中央政府陷入两难：如同意，不得不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印度受到“藏独”势力的影响。
如不同意，又势必引起达赖喇嘛和一些宗教人士对中央政府的不满。
11月6日，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从北京返回西藏，向达赖转达周恩来11月2日的指示精神。
中共中央建议对达赖赴印度完全由其自行决定，自由来去，并劝告达赖坐飞机、不要经过噶伦堡，以确保安全。
张经武向达赖转达后，达赖没有表态。
可是对中央政府的好心劝告，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理会，他们却借口全体官员和三大寺代表不放心，执意让达赖坐汽车而不乘飞机去印度。
为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分析达赖访印时指出：
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来，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性，是从坏的方面着想。
原来，1956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将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这年夏天，印度尼赫鲁政府通过到拉萨访问之锡金王子，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正式转达了访问印度的邀请。
西藏地方政府开会讨论，同意达赖喇嘛接受邀请，班禅也同意去印度参加纪念活动。
西藏的局势令中央政府忧心。此前，在西藏地区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叛乱事件，叛乱分子包围解放军，西藏局势复杂动荡。
当时，一些“藏独”势力在印度聚集，有以阿乐群则为首的西藏逃亡叛乱分子，有来自美国的达赖大哥当彩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有以夏格巴等原亲国外的西藏官员等，这些反动势力都给西藏的安定带来了隐患。
达赖抵达印度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和达赖的谈话中，表示接受西藏和中央政府签订的协议，也承认西藏属于中国。
然而，尼赫鲁却在谈话中暗示，如果中国超出了协议的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印度的态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也影响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团结，成为西藏发动反动叛乱的催化剂。
张国华与分裂分子做斗争
在西藏本地，印度佛教盛事举行的前几天，拉萨的上空被一团阴霾笼罩着，曾一度已转入地下活动的分裂势力组织“人民议会”，又恢复了公开活动，开始组织策划叛乱。
叛乱分子到处聚众闹事、上书请愿、造谣鼓动，公然号召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改革，一时间，拉萨市被搞得乌烟瘴气。
而达赖一到印度，嘉乐顿珠、夏格巴等人在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外反华势力的挑唆下，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挟持达赖不返西藏，留在印度噶伦堡领导“西藏独立运动”……
就在叛乱分子在拉萨捣乱的同时，在康区、昌都等地也发动骚乱和武装袭扰事件，以促使达赖能够作出不返西藏、留在印度搞“藏独”的决定。
于是，举棋不定的达赖及其随行人员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西藏分裂势力企图一边在西藏密谋武装叛乱，一边在印度包围达赖和班禅，要求他们留在印度，以公开的身份出面搞“西藏独立”，把达赖和班禅逼到没有退路的境地。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西藏军区张国华、张经武两位将军立即向北京请示，并毅然决定组织力量与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
早在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时，当时达赖任主任、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司令员任第二副主任。
中央派出以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在西藏，特别是在上层做了大量工作，使西藏出现了新的局面。
但如此大好形势仍然被“藏独”势力严重干扰，西藏的稳定道路依然很艰巨，一度给西藏的安定带来了重大隐患。
在农奴解放和土地改革过程当中，西藏地方政府和农奴主阶级中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成立的“十七条协议”开始了由暗到明地反对。
反动势力想尽办法阻碍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当时中央还是极为稳妥和谨慎的，但反动势力却不领情。
农奴主阶级中的反动上层死死维护“美妙而神圣”的农奴制度，而帝国主义势力极力鼓动反动上层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在国际上推波助澜。
反动势力一直在明里暗里进行着分裂活动，各种反动招数都使出来了，尤其是有些反动分子公开打出了“保卫政教”的旗号，有着不可轻视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助长了一些人的反动情绪。
解放军进藏部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随时警惕外国势力对和平解放后的西藏事务暗中插手，并反复耐心地规劝西藏上层人士，让他们不要做不利于祖国统一的事情，否则将后悔莫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暗中操纵下，妄图再次在达赖与班禅两股势力之中制造矛盾，企图把反帝爱国立场和坚定、拥护中央的班禅大师搞倒，造成西藏解放后的大混乱。
中央为了表明最大诚意，本着“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改革”的宗旨，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再次决定，做出了重大让步。
中央决定：
尽量说服西藏已觉醒要求尽快民主改革的广大藏族群众，并明确宣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时视情况再定……
这就是说，为了用和平的方式推进民主改革，中央耐心等待，把期限一拖再拖。
但西藏反动上层把局面越搞越复杂，拉萨的形势日益严峻。
这个时候，达赖和班禅又离开西藏远在印度，西藏的局势时刻有失控的危险。
为此，中央电令张经武、张国华：
我驻藏各人民解放军部队指战员，在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的同时，要尽力团结藏族群众和上层爱国力量，投入更加艰巨的政治斗争。
西藏工委严密查截假班禅
1955年10月份，亚东边防党委书记王运祥派通讯员把十八军见习参谋王贵和社会部的刘炳贵叫到他那里，然后拿出一份西藏工委向各边境口岸、关卡转发的日喀则分工委的电报，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假班禅近日在扎什伦布寺突然失踪，去向不明。据判断，可能是分裂主义分子策划逃往国外，正式立为“班禅”，然后利用国外各种宣传工具大造舆论，公开污蔑，攻击班禅大师是“汉人立的假灵童”等等。
如果假班禅出国成功，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则将损害班禅大师在西藏人民中的威望，使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关系受到影响，对于民族团结和西藏工作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西藏工委在电报中要求各边防党委，组织力量严密注意这一情况，细心查截准备出逃的假班禅，一旦发现，要以恰当的方式坚决劝阻其出国，并立即上报工委。
此外，电报的最后部分还通报了假班禅的面貌特征。看完电报后，王运祥书记让两个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处理意见。
接着，王运祥指示两个人要把发现、劝阻假班禅的任务当成边境工作的一件大事，要细心观察，密切注意，千万不能让分裂分子的阴谋得逞。
王书记在做了一系列周密布置后，特别强调要保密，一再嘱咐两人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早在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后，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循化找到了转世灵童宫保慈母，并经过当时的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确立为十世班禅。
0这一切，完全符合西藏历史惯例和宗教程序。
但那个时候，西藏噶厦政府也在四川理塘找了一名灵童，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确认，又不想放弃，于是，他们就设法将这名灵童安置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甲康村，并立为“列当活佛”。
西藏解放之后，分裂主义者又将这个列当活佛抬了出来，说成是“十世班禅”的真正替身，公然挑衅中央政府。
就这样，一场谣言就在西藏地区传开了。有人造谣说：“由解放军护送回来的班禅是假的，是汉人强加给西藏的，真正的班禅转世灵童是列当活佛”到1955年10月，分裂分子的谣言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假班禅列当活佛突然从扎什伦布寺失踪了，这引起西藏工委的高度警惕。
张经武将军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与有关领导磋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
有人分析说：“根据情况分析，这位假班禅很可能被人裹挟逃往国外去了，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在国外把他列为真班禅。”
另一个人说：“是的，这很可能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事件，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也有的人说：“如果假班禅出逃成功，将会严重损害班禅大师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威望，会对民族团结和西藏的局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参加会议的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一致要求，西藏工委与解放军进藏部队应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分裂分子政治阴谋。
西藏工委将磋商结果上报中央，决定立即向各边境口岸、关卡致电通令，要求各边防哨卡马上组织力量，严密查截，一旦发现假班禅的行踪，立即用适当方式坚决劝阻其出逃到国外。
为了防止假班禅外逃，一道道电令发出去了，每个边卡都加强了戒备。
这时，十八军见习参谋王贵马上返回外事分处，并向英文秘书陆经武说明了情况。
他们决定，对来到外事分处领取出国证件的每一个商人、骡夫、背夫都要进行仔细地观察，擦亮双眼，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对每天前来外事分处领取证件的人都认真观察，却没有发现任何人与假班禅面貌特征相似。
王贵等人开始怀疑能否在这里挡住假班禅。
又过了两个星期，依然没有什么发现，王贵他们觉得假班禅可能早就逃了出去，从日喀则经白朗、汪丹、金噶、岗巴到锡金的拉金、拉穷也是一条大道，而且那条路上，沿途几乎没有我们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出境很方便。时间又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就是慢慢地走，也可以走出去了。
王贵他们开始觉得挡住假班禅的希望不大了，寻找假班禅变得渺茫了，但他们仍然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行，严密地监视着过往行人。
就在一天上午，有3个穿着一般藏装的人，牵着1匹马从春丕村过了大桥，眼睛还四处张望着，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3个人走进河东岸外事分处院里，来到发放出国证件处的窗口，每人交了两张照片，准备申请领取出国用的证件。
3人中为首的像是主人，他走在前面，年纪不是很大，在22岁左右，皮肤白皙，说话较少，答话也显得忸怩拘谨。
而后面跟着的两个人像是随从模样，其中一个中年人大概50岁左右，满脸都是胡子，显得很老练稳重，主要是他来说话、答话。
另一个人比主人还要小，应该有18岁左右，基本上不说话。
英文秘书陆经武开始询问3个人说：“你们是商人？还是骡（马）夫？背夫？”
中年人抢着回答说：“是商人。”
陆经武马上取出商人登记表准备为他们填写。
亚东外事分处当时发放证件的程序是，先由秘书为领证件人填写一张出国人员（只限商人、骡夫、背夫）登记表。
表中大体包括姓名、年龄、籍贯、简历、婚姻状况、家庭成员、亲友、黄金数（或骡马数）、从何地来、去印度何地、何时返回等项目。
填写完毕，贴上本人一张相片，留外事分处存底。这张登记表是汉、藏两种文字。
然后，再填写一份似小本子形状的商人或骡（马）夫、背夫之证明书，为汉、藏、英3种文字，填写内容和登记表大致相同。
另有身高、健康状况等项目，也要贴上一张本人相片，相片上和最后一页要盖亚东外事处公章。
然后，将此证明交领证人携带出国。完成对一个人的填表、发证工作，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
陆经武正要给他们办手续，可是他抬头发现，这个皮肤白皙、中等身材、表情忸怩的主人，有点像西藏工委电报中所描述的假班禅！
陆经武给王贵使了一个眼色，王贵马上打量起这3个人来，心里很佩服陆经武的观察力。
王贵用藏语问那个主人模样的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回答：“次巴多吉。”
王贵又问：“今年几岁了？”
年轻人回答：“19。”
王贵问：“哦，那你是哪里人？”
年轻人回答：“我是康巴人。”
王贵继续问：“你到哪里去经商？”
年轻人回答：“去印度。”
王贵问：“去印度什么地方？”
年轻人有点紧张了，开始踌躇起来，而且脸上红红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个中年人看了看王贵，笑着上前来替年轻人回答说：“我们去噶伦堡。”
王贵又问：“你们经商，资本是多少？”
年轻人被问蒙了，抬头看了看中年人，中年人低头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400多卢比。”
这3个人终于露馅了。王贵已经可以肯定这个主人模样的年轻人绝不是商人！
根据王贵等人历来填写登记表的经验来看，能去印度办货返回的藏族商人，至少也应该有7000左右的卢比。
400多卢比是不能赴印度经商办货的，连往返一趟的生活费也不够，这是一般的常识，难道商人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吗？
陆经武给为首的年轻人量了身高，一看是176厘米高，这也和工委电报中所说的十分接近，两个人更加警觉起来。
另外，从这个长得如此白皙的年轻人来看，也可多少判断出他很少参加劳动、与社会打交道较少。这是在西藏这个地方长期身居庭院、楼阁之中的贵族人士才有的皮肤颜色。
再看年轻人还是光头短发，可以断定他是个僧人，而且还是个喇嘛。
从以上种种迹象分析，王贵基本断定他就是假班禅，那两个随员模样的人，很可能是护送他出国的佣人。
王贵与陆经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一方面由陆经武在发证处继续与这3人谈话，进行填表、填证等工作，想法拖延时间，不让他们出境，另—方面，由王贵马上去向王运祥书记汇报。
边防哨卡截住假班禅外逃
王贵马上到了王书记那里，向他报告了可疑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王运祥书记说：“你们马上向丁甲副处长报告这些情况，请他出面和那个为首的年轻人谈话。他是藏族，又是上层人士，由他谈话，对方的顾虑比较容易解除。”
王贵请示说：“把3个人一块叫到丁甲副处长那里，还是先谈一个？”
王运祥书记说：“最好把3个人分开，让丁甲副处长先和为首的年轻人谈。”
按照王书记的指示，王贵又回到外事分处，他马上向丁甲副处长报告了可疑情况，说那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假班禅。
听了王贵的汇报后，丁甲副处长非常重视，要王贵把那个主人模样的年轻人叫到他的住房里来，他要好好问问。
王贵回到发放证件的办公室，告诉那个年轻人说：“我们的丁甲副处长请你去谈谈。”
那个年轻人忸怩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正要出门时，那两个随员也想跟着出来。
王贵马上说：“丁甲副处长请他—人先去，你们俩人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
那个中年人装作没听见，执意要出来，王贵再次解释说：“丁甲副处长是地方政府的贵族，你们不必怀疑。副处长只要他一个人先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你们还是在这里等一下。”
王贵把话说得非常客气和委婉，可是态度却很坚决，那个中年人知道这是丁甲副处长的意思，只好由年轻人出门。
王贵把那个主人模样的年轻人带进丁甲副处长的屋里，把双方都做了介绍，之后，王贵就一个人独自出来，屋子里就剩下两个人。
丁甲副处长和年轻人大概谈了一个小时，就派人叫王贵去。
王贵一进门，丁甲副处长就很兴奋地告诉他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承认自己就是人们说的假班禅。这次有人暗中安排他逃到印度，至于到印度去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
年轻人终于揭开了自己伪装的商人身份，他羞愧地说：“我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假班禅列当活佛，这次是他们安排我暗中过境到印度去的。”
假班禅在一旁脸红红地对王贵说：“很多人都说我是班禅，我很不好意思。我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希望自己当真班禅。”
王贵请丁甲副处长继续和他谈话，稳定他的情绪，进一步消除他的顾虑。
之后，王贵端来茶水和糖果招待假班禅主仆3人，接着就急匆匆地向王运样书记汇报谈话的情况。
大家高悬的心终于放松了。
王运样书记听说这个消息后，一面让王贵起草特急电报，以亚东边防党委名义向西藏工委报告，一面派人把社会部的刘炳贵叫来，让他把监护假班禅的具体任务安排好后，再和王贵一起去外事分处对假班禅一行3人进行劝阻工作。
经过丁甲副处长、刘炳贵等人的谈话和耐心解释，假班禅终于同意不去印度，暂住亚东，等待西藏工委的决定。
在那天下午，刘炳贵带人把假班禅主仆3人从边境外事分处转移到亚东下司马镇的一处房内住下，并细心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假班禅被阻留的消息已经从春丕村传到下司马镇，估计是在外事分处领取出国证的其他商人、骡夫、背夫传出去的。
当假班禅从春丕村来到下司马镇时，有不少藏族居民在镇上向假班禅献哈达，称他为“仁布齐”（活佛），希望他不要被利用。
那个时候，西藏的公路尚未通到亚东，从江孜骑马到亚东起码要走8天左右，没想到的是，江孜分工委社会部的领导仅用4天时间就赶到了亚东，把假班禅主仆3人送回日喀则。
据事后调查了解，那个满脸胡子的中年人就是从国外专程来西藏接假班禅出国的，没想到，还没出国门，就被边境人员查截了。
江孜分工委将列当活佛护送回了日喀则，满足了这位活佛的愿望。
这个别有用心的假班禅外逃事件就这样破产了。
西藏驻军严守自卫原则
1956年2月25日，在假班禅事件破产后，“人民会议”分子乘“传召大法会”僧众云集拉萨期间，在市区散发反动传单，继续叫嚷“西藏独立”，反对进行西藏民主改革，反对人民解放军驻藏。
当时，解放军西藏军区为稳定西藏地区局势，要求部队必须严格执行“不打第一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
全区部队加强军政训练，提高战备等级，军区还决定加强地方党政机关及军区各分散值勤分队的战备，修筑防御工事，增加物资储备，配备武器弹药等。
但“藏独”分子却很猖狂，其头目阿乐群则按事先约定，向理塘寺发出信号，理塘寺、甘孜大金寺随即先后发动武装叛乱。
这些叛乱武装头目打着“保护宗教”、“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号，提出“赶走汉人”、“永不改革”的反动口号，胁迫群众进行武装叛乱，杀害地方工作人员和爱国人士数百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获悉这一情况后兴奋地说：“康区的叛乱为中情局提供了‘帮助藏人反抗，给中国制造麻烦的理想机会’！”
美国方面秘密支持西藏康区叛乱。
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保障地方继续进行民主改革。
没有被歼灭的叛乱分子开始四处逃亡，有一部分叛乱头目率其所属叛乱武装逃到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境内，一部分则逃往印度投靠嘉乐顿珠、夏格巴等人，并通过他们与美国中情局取得联系。
当时，达赖的副官长得知藏族地区武装叛乱分子一部分进入西藏昌都境内，马上派人同这些叛乱武装取得联系，向叛乱分子提供弹药，告诉他们“迅速扩大武装，外国将有帮助”等。
四川德格土司属地跨金沙江两岸，也就是“江东之德格”、“江西之江达”两地区。
康定地区在改革初期，德格土司的大管家俄马日郎逃到江达，与江达大头人齐美贡布勾结在一起，在西藏昌都地区开始了武装叛乱。
齐美贡布时任昌都地区江达宗解放委员会主任，他4月份赴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期间，曾向一位朋友说：“江东从康定到甘孜都暴动了，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曾找过达赖兄长、基巧堪布、洛桑三旦请教看法和指示，并向他们打听过达赖对这件事的态度，洛桑三旦对我说，‘很好呀！暴动能搞起来，达赖佛爷肯定支持’。”
齐美贡布的朋友对他说：“昌都地区应该按江东地区行动”7月中旬，齐美贡布返回江达不久，江达宗正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讨论贯彻执行自治区筹委会决议，实行民主改革，昌都解委会希望江达宗带头时，齐美贡布却表示坚决反对。
那天晚上，齐美贡布突然消失不见了，原来他上山与俄马日郎密谋叛乱，在川藏公路岗拖至妥坝一线破坏，帮助进一步进行袭扰活动。
8月5日，叛乱武装分子在妥坝以东伏击国家地质勘测队及苏联专家组的车队。为掩护该车队，解放军小分队牺牲4人，受伤5人。
8月13日，叛乱武装又在江达以西的雪霁拉山下袭击人民解放军汽车。解放军战士牺牲一人，伤两人。此后，袭击汽车事件不断发生。
另外，7月24日，叛乱分子约100多人窜到盐井地区，召集僧俗百姓开会，煽动百姓公然反对民主改革，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8月1日，解放军驻宁静工作组遭叛乱武装袭击，被打伤3人。
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一些人借口金沙江以东藏区改革的所谓“偏差”，极力反对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不但继续支持江东地区的武装叛乱，而且积极策划了昌都地区的局部武装叛乱。
面对“藏独”的猖狂举动，西藏军区于8月6日召开全区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情况，决定加强地方党政机关及各分散值勤分队的自卫能力，修筑防御工事，增加物资储备，配备武器弹药，并将第一五六团调至宁静地区，加强昌都地区的内卫力量。
同时，对齐美贡布等反动分子的教育争取工作，也在不间断地进行。
9月份，自治区筹委派出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十六世噶玛巴活佛前往昌都江达，做齐美贡布的工作。
在此之前，昌都分工委副书记张文波也曾去江达做齐美贡布工作，但齐美贡布拒绝见面，因而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针对昌都地区发生局部叛乱的情况，西藏工委进一步加强了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向西藏地方政府和藏军总司令等通报了昌都地区武装叛乱的情况。
西藏工委希望西藏地方政府和解放军共同设法防止叛乱的发生，并致电西藏地方政府。
电文如下：
解放军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事变，已经作了适当的准备。解放军绝对不愿发生战争，出现什么问题都应经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但是，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动分子挑起叛乱，扰乱社会秩序，进攻解放军，解放军绝不怕战争，其后果对反动分子是一定不利的。
工委提请西藏地方政府负起维护地方治安、保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责任。
就这样，西藏工委、军区将平息局部叛乱和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交给噶厦政府，而驻藏部队实行“不打第一枪”的“自卫原则”。
这样做的好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了暴露反动上层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罪行和阴谋，以争取上层的多数和教育群众。
二是牵制西藏地方政府不敢轻易公开支持叛乱活动，缓解紧张局势，孤立反动分子。
三是为使解放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在西藏工委和驻藏解放军的努力下，分裂分子的叛乱活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西藏政府迫于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也没有公然支持“藏独”。
然而，西藏的分裂分子见在叛乱行动没有形成大气候，就把狡猾的目光投向了尚年少的达赖身上，分裂分子企图在达赖访印期间搞阴谋。
果然，达赖一出国门，就被逃亡国外的西藏分裂分子和美国间谍所包围，印度也有人明目张胆地煽动达赖，挑拨西藏脱离中国。
西藏工委、军区党委认真研究了昌南地区局势，于12月6日向中央报告称：
昌南宁静、左贡、盐井等地区发生的叛乱，显然是金沙江江东江西一部分上层分子对改革不满的一种反抗行为，但是已有为数很大的藏族人民群众被裹胁进去，其性质是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民族和宗教煽动起的带有民族性、群众性的暴乱。因此，必须坚定地采取政治解决的方针，军事上则坚持自卫原则。
西藏工委、军区党委提出建议，组成昌南指挥部，并由邦达多吉（昌都解委会副主任，藏族）担任指挥部司令员。
周恩来在印度劝说达赖回国
1956年11月28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到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利用这个机会之机，做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的工作，劝说达赖回藏。同时，周总理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希望印度政府维护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11月29日，在抵达印度访问的第一天，周恩来完成3场外事活动后，先后同达赖和班禅长谈4小时，这是周恩来和达赖首次谈话，贺龙副总理和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也一起陪同。
达赖在谈话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他说：“我肯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汉藏干部关系、我同班禅方面的关系、西康地区的改革和留居国外的藏人等问题，也令我忧心。”
达赖还说：“我总是感觉到印度方面对我‘拉’的力量很大，在噶伦堡的藏人也跟来活动，我觉得‘有些紧张’。”
在谈话中，周恩来肯定他出访的积极意义，并对他的问题一一作出答复和说明。
周恩来带着和蔼的笑容，但又不失严肃地说：“你和班禅团结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班禅应尊敬你，你应多照顾班禅。”
周恩来坦诚地说：“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后藏3个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毛主席这次要我转达你。照毛主席看，现在肯定不谈改革，在大家都没有安置好以前不改。而先将自治区成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情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先好过起来，这点中央一定帮助，而且也帮助得起。我们目前不做的事就不谈，免得极少数的人有借口搞乱子。”
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就达赖问题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交谈，并严厉警告了印度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当时，印度邀请达赖来参加这个佛教盛世，中国认为这是促进中印两国友好的好事，便同意了，谁知印度这次邀请是另有企图的。
印度方面妄图挑拨达赖和班禅的关系，抬高达赖，贬低班禅，对达赖的礼遇和接待超乎寻常，舆论宣传规模很大，在各地召开的欢迎大会主席台上，印度给达赖设的椅子也要比班禅的高一些。
同时，印方特务机关和接待人员还明目张胆地煽动达赖搞独立，组织流亡政府，有意纵容在印的西藏分裂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并把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从美国叫回来，指使其对达赖施加影响，妄想把达赖滞留在印度。
中央政府看到达赖长期不归，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才专程访印，同尼赫鲁交涉。
在会谈中，尼赫鲁不想谈达赖问题，推说要欢庆新年，想继续把达赖滞留印度。
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不，我就要走了，今天一定要谈。”
周恩来继续说：“达赖、班禅是总理先生亲自写信邀请的，印方在他们到印后的所作所为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尼赫鲁开始不承认，周恩来列举了许多事实，尼赫鲁又说他不知道，可能是下面干的，要查一查。
周恩来向尼赫鲁指出，达赖如被留在印度，一钱不值，只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1956年11月30日晚，周恩来出席完中国驻印度使馆的酒会后，又特意在使馆宴请了达赖及其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和经师等人，向他们解释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
12月22日，周恩来离开印度前往巴基斯坦。这时，一些分裂主义分子乘机加紧煽动达赖叛变。达赖受到蒙骗，开始动摇。
12月29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后，要再次飞抵印度，准备和达赖进行第二次谈话。此时达赖已经留在印度超过一个多月了。
12月30日，周恩来匆匆返回印度，他一到达新德里，就接见达赖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来电，指示我同你谈谈关于西藏的政策。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6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也由你根据那时的条件和情况决定。现在大家要安下心来进行建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中央肯定要拿出钱来帮助。”
之后，周恩来耐心对达赖劝导说：“现在拉萨有些人总想搞乱子。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中央政府一定不会允许的。”
周恩来继续说：“你不要轻信你两个哥哥和夏格巴他们的所谓‘西藏独立’的欺骗。你现在的名望是人民给予的，这么受人尊重，必须对全体藏人负责，你留在印度，就脱离了西藏人民，也就失去了一切，人民是不同意搞独立的！”
周恩来最后还警告说：“美国说要帮助‘西藏独立’，也不过是个骗局，顶多是给点钱把你们达赖一家养起来，不要上当，希望你们早日返回西藏。”
与上次不同的是，达赖在谈话中把滞留原因推到了下属身上，达赖说：“现在主要是随行官员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达赖表示将向主要随行官员传达周总理的谈话。达赖在推脱，也在观望，看尼赫鲁会怎么承诺。
对达赖的心思，周恩来洞若观火。
周恩来为了使达赖尽快回国，在和尼赫鲁的会谈中，重申了中国的严重不满，由于事实俱在，加上周恩来义正辞严的态度，尼赫鲁不得不考虑把达赖和班禅送回中国西藏。
1957年1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离开印度前，和达赖喇嘛进行了第三次谈话。
周恩来把和尼赫鲁的谈话转告达赖说：“尼赫鲁已经明确表示：重申他早在1951年所表明的态度，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处置……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只是宗教上联系，没有政治企图。”
周恩来又问达赖：“你看自治区什么时候可以成立起来？我曾答应过你，自治区成立的时候我去拉萨，成立时我一定去。”
达赖说：“估计早则在1957年底，迟则在1958年初就能建立起来。”
周恩来在表明中央立场的时候，更多地鼓励达赖自己作出正确的态度，而达赖也被周恩来的诚意和决心所感动，坚定了他原本一直在动摇的念头。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又分别接见了达赖的两个哥哥和达赖的5位主要随行官员，严厉批评了他们背叛祖国的行为，责令他们悬崖勒马。
周恩来同达赖及其随行人员和他的两个哥哥的多次谈话，使达赖的立场坚定了。
当时达赖对中国驻印度大使说：“这次出访，他自己没有主心骨，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说西藏的情况很混乱，自己也发生过动摇。同周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随行的大部分官员也稳定了，中央完全信任他。”
在周恩来和达赖谈话后，当天晚上，尼赫鲁又会见了达赖和班禅。
在这次会见中，尼赫鲁也劝说达赖要早点回到西藏去。
周恩来3次长谈终于劝回了达赖，同年2月，达赖回到了西藏。
毛泽东致电达赖切勿搞“独立”
达赖回到拉萨之后，于1957年4月1日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达赖的电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通过这次前往印度参加佛教会议，如像您所知道的一样，不但加强了中印两国的亲善友好关系，有益于世界和平，并且使大家清楚地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您的信教自由政策已经和正在中国国内彻底执行的情况。
达赖喇嘛4月1日
毛泽东于同年4月22日给达赖复电。
电文如下：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4月1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
你同班禅额尔德尼出国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毛泽东1957年4月22日
从这封复电稿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达赖的仁慈、关爱、鼓励和希望，对印度态度的宽大和忍让。
毛泽东对达赖及时醒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也是对印度少数分子分裂西藏企图的一种遏制。
8月18日，毛泽东为了继续稳定达赖，再次给达赖喇嘛发了一份电报。
电文如下：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毛泽东8月18日
尽管毛泽东对西藏给予了热情关注，对达赖喇嘛给予了多方的关怀，对印度动向予以密切的关注，但西藏分裂分子在外部反华势力的唆使下，还是发动了叛乱。
从捕获的反革命叛乱分子等方面获得材料，证明青海的武装叛乱与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密切相连，是帝国主义与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
二、中央严厉警告“藏独”
●邓小平对他们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威胁交通，有把握就打。”
●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藏区叛乱问题的报告上写下如下批语：“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
●张经武诚恳地对达赖说：“您对我个人可能不喜欢，但中央不管派谁来，武装叛乱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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