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家税务总局科学研究所
出版社：中国税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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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前沿问题研究报告(2016)试读：
前言
2016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科研所）深入践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提出的 “建树新形象，扩大影响力”的要求，全面落实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王陆进提出的 “‘两学一做’促科研，围绕中心抓科研，风清气正搞科研”的要求，聚焦税收热点、难点问题，对重要的涉税问题进行持续性、跟踪性研究。在科研所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组织完成了一批高质量、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前瞻性的税收学术科研成果。
本书汇集的研究报告，是科研所研究人员2016年主持并完成的国家税务总局
专项课题
、重点课题，以及总局领导布置的重点研究任务的最终成果 （精简版）。科研所陈?、董超、魏东方、王震、殷煊、王晓强等负责全书的编辑工作，李万甫所长，秦凯、黄立新副所长审阅全书。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税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不足和纰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2017年11月专项课题经济新常态下税收收入增速问题研究
李万甫 欧阳明一、引言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目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收收入步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以20%左右的增速持续增长了近20年，远超同期GDP增长速度，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量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税收收入超GDP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在税收收入超GDP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尚未获得广泛共识之时，恰逢我国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步入经济新常态，税收收入增速迅速回落，在GDP增长率由10%左右回落至7%左右时，税收收入增长率在部分地区出现断崖式下滑，税收收入总体增速也由20%左右回落至2015年的6.6%，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再次引发人们广泛关注和学者研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研究的目光聚焦税收收入增速问题，试图解开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背离之谜，厘清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为更好认识税收新常态、适应税收新常态和引领税收新常态提出更为科学的建议，为税收更好服务经济新常态提出有益建议。（二）相关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税收收入增长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围绕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展开相关研究；二是围绕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从研究角度而言，有从传统的经济、政策、税收征管三因素及其扩展多因素和特殊因素进行研究；有从制度角度研究税收计划和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有从统计角度提出可税GDP和不可税GDP，以及税收收入与GDP统计口径差异上寻找原因；有从我国当前经济和税制运行的现状寻找税收收入增长的特殊因素；也有学者试图通过对税种、产业、行业、区域的分析将研究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从研究方法而言，规范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均得到广泛运用。但当各界还在继续探讨税收收入超GDP增长且没有达成共识的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换挡步入新常态，自2014年开始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呈现出加速回落的态势，并在2015年首次出现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增速 （环比增长6.6%）低于当年GDP增速 （环比增长6.9%）。这无疑对该问题研究提出了新挑战。1.税收收入增长原因的三因素论到多因素论和特殊因素论
贾康、刘尚希、吴晓娟等 （2002）提出了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 “三因素”论。他们认为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高增长主要来自加强征管和许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制度性增税因素。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 “自然性增长”因素，是剔除了税收征管和政策因素后的纯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税收收入增长。② “管理性增长”因素，是指经济规模和税收制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税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带来的税收收入增长。③ “政策性增长”因素，主要是指因税收优惠到期恢复性征税带来的税收收入增长。总体而言，1995年以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提升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对税收收入增长的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规范性不断提高，原有的减税让利空间没有继续扩展，同时由于机制转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发和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再加上加强征管、经济基本面的支撑等因素，造成税率没有明显提高、税种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强劲增长。
吴新联、刘新利 （2003）也认为税收收入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政策和征管三因素制约。他们认为政策因素并不显著，主要是经济因素和税收征管因素。而经济因素中GDP总量难以有效解释税收增长，主要是经济结构变动和经济效益提高对税收增长起作用，其中经济结构又是影响税收增长最主要的因素。税收征管因素是影响我国税收增长的持续性因素。
金人庆 （2007）认为我国税收的增长主要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把经济的规模做大，把经济的效益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征管。许宪春 （2005）认为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在税收方面要注意以下问题：以科学的发展观统揽税收工作的全局；密切跟踪分析宏观调控中经济税源的变化，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研究在结构调整、企业改革、体制改革中的税收问题，提出建议措施等。杨之刚 （2004）认为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主要是来自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王志刚（2007）认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进口快速增长、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所有制结构变化、企业经营业绩的好转等都是造成中国税收收入弹性中长期大于1的基本结构性经济力量。此外，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也推动了税收收入增长，但这种管理因素继续提升的空间不大。
安体富 （2002）提出了税收增长的四因素论。他认为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经济因素。是纯经济因素导致的税收收入增长，而经济因素又分为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和价格变动。他认为GDP的组成部分对税收的贡献并不均衡，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可税GDP比重的提高；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不能高估；因为税收收入是按现价征收所以价格提升会增加税收收入，但价格变动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②政策性因素。是指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变动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包括税种的新征、停征，税率的提高、降低，优惠政策的到期、出台等。但1994—2002年总体而言减收政策性因素要大于增收政策性因素。③管理因素。既包括税务部门，也包括其他经济部门加强管理带来的税收收入增长，是当前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④税款 “虚收”因素。指由于收 “过头”税带来的税款不实问题。
倪红日 （2002）提出了税收收入增长的三因素论，实际为多因素论。她认为税收收入增长的三大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强化税收征管带来的税收收入增长和一些特殊因素。①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包括GDP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②强化税收征管带来的税收收入增长，但随着税收征管体制的完善和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因素在税收增收中所占份额将越来越小。③一些特殊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变化、费改税、进口贸易状况等，这些因素在当前我国体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对税收收入增长也有明显的影响。
高培勇 （2006）致力于我国罕见的税收收入增长轨迹研究，通过寻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税收收入增长原因，将税制结构与税收征管结合分析得出了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特殊因素，认为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来自税收征管水平。并追溯了巨大税收征管空间的来源，1994年在 “宽打窄用”理念下构建的税制随着税收征管水平提升使税收收入自然增长。他认为现行税制所具有的巨大扩展空间是支撑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源泉。2.税收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
我国学者从体制和制度上探讨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税收计划和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
余显才 （2005）认为我国税收收入超GDP增长会成为常态，主要是由于存在税收计划的刚性和税收竞争。①由于我国政府行为方式带有计划痕迹，税收管理中实行税收计划指导税收工作，税收计划在实际征收工作中具有刚性，而且在执行税收计划时会出现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层层加码的问题，同时税收计划的刚性又要受到财政支出刚性需求的制约。②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竞争，在税制既定的条件下，中央试图提高 “两个比重”，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自身的财政份额，它们共同努力使得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税制内部所决定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吴鹏飞 （2005）构建了税收收入增长的供需模型，认为税收计划对税收需求具有重大的影响。
安体富 （2002）认为由于上级下达的税收计划任务过重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同时又将税收计划的完成作为考核指标并与奖励和晋升挂钩，从而出现税款 “虚收”，该问题在1998年表现最为突出，但2000年以来有所改变。任晓辉 （2004）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1978—2002年我国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短期弹性关系，发现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具有较大惯性，虽然总体上经济增长决定税收收入增长，但税收计划具有刚性使得每年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定。胡怡建、潘雷驰 （2007）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得出1978—2006年我国税收计划管理体制下，前一期税收收入增长对下一期税收收入增长有直接影响，支持了税收计划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显著性因素。米建国 （2005）认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将淡化税收计划，克服任意减免和藏富于民的问题，税收征收将做到 “应收尽收”。而匡小平 （2006）认为，目前在税务部门征管水平较低的条件下缺乏更适宜的考核替代标准，政府预算条件下没有税收预测制度替代税收计划，将否定 “依法理财”的实现，税收计划应当保留但需要改进，并同时从税收计划内涵、编制税收计划使用的技术方法及税收计划的制订过程三方面提出了改进方案。李佳（2007）认为税收收入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超收使税收计划失去了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而税收任务的层层加码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李佳在维持原有税收计划的编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调整税收核算统计口径并依据主要影响因素求出相对合理的常数，继续按照GDP增幅加常数的办法编制税收计划。李佳还认为，我国税制不完善、宏观税负偏高和存在重复课税是导致税收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原因。赵迎春（2006）进一步强调了税制设计中重复课税是税收收入超GDP增长的长期因素，并分税种具体分析了现行税制重复课税的情况。
罗伊·鲍尔 （2000）认为分税制改革后，改变了收入分享规模，中央与地方分设征税机构，改变税收征管职责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强化征收而不是通过其他非税途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很强的税收激励，地方税务机关对地方税种的税收征管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刺激了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
吕冰洋 （2007）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税收分权向分税合同为主契约转变，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拥有一部分的课税权和使用权，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税收激励，从而带动了税收收入迅速增长，这是税收收入超GDP增长的制度原因。并进一步指出税权配置变化是我国历史上财政收入规模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发生改变的内在原因。3.税收超GDP增长的统计因素
樊丽明、张斌 （2000）提出了 “可税GDP”的概念，他们从GDP分解入手，分析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联的具体传导机制，按照税收收入增量＝由于经济增长增加的税收收入＋由于通货膨胀增加的税收收入＋由于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变化增加的收入，提出了 “可税GDP”的概念。他们并没有直接给出 “可税GDP”的明确定义范畴，而是从 “不可税GDP”的范围倒挤出“可税GDP”的外延。并进一步指出 “可税GDP”的比重是决定税收收入增量的首要因素。
何成军 （2005）认为GDP低估、税收欠税与清欠、税收虚收都是导致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不一致的原因。
国家税务总局 （2007）在分析2006年税收高速增长时强调了税收收入与GDP统计口径不一致。①税收收入是按现价计算，而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格核算，如果都按现价计算，税收收入超GDP增长的增幅将缩小。②外贸进口额对税收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作用不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税收收入数据包括含进口税收但不扣除出口退税额，外贸进口额和出口额增长对税收收入都是增项，而GDP核算是按进出口净额，贸易进口对GDP核算是减项。外贸进口环节对税收收入和GDP核算具有相反的影响，总体上支持了税收收入超GDP增长。③GDP的构成部分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不同，第一产业提供的税收收入较少，税收收入主要来自工商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营业收入、进出口和工商企业利润，而这些指标增幅高于GDP平均增幅，所以税收收入超GDP增长。关飞 （2011）基于2000—2009年的季度数据分析表明，尽管税收收入序列和GDP序列是不协整的，但工业企业缴纳的流转税额与总税额、利润总额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第二产业税源结构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税收收入增长中第二产业结构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税收收入增长的价格因素
张伦俊 （2001）按照 “税收收入增量＝GDP带来的税收增量＋价格带来的税收增量＋宏观税负带来的税收增量”，对1986—1997年价格变动对税收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税收收入增长与价格变动负相关，价格上升幅度大的1994年、1995年的税收增长相对较慢，而价格上升幅度小的1996—1998年的税收增长相对较快。但张培森、付广军 （2003）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对税收收入增长影响最为直接、显著，物价水平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要强于GDP的影响。孙玉栋 （2006）运用统计学中的因素分析方法对1994—2005年税收收入增量因素进行分析，得出1994年以来物价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为7.52%，总体对税收收入增长影响不大；而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率10年平均为57.17%，经济增长是决定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付广军 （2005）的研究得出了与孙玉栋类似的结论。张伦俊（2006）运用因素法研究发现1994—2005年物价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比较小，一直低于10%，而且逐渐由负影响转为正影响。王道树 （2008）运用统计学中的指数体系方法研究，得出物价因素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并且由于物价本身的波动，该因素产生的税收收入增长额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在1995—2006年的合计数32566亿元税收收入增长总额中，属于物价上涨因素产生的税收收入增长额为6371亿元，占全部增长额的比重是19.56%。分不同时期来看，1995年税收收入增长额中物价因素所占比重居于整个考察期间的最高水平 （79.90%），此后迅速降低，1998—1999年，物价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总额的贡献为负值 （分别为－9.07%和－10.73%），其后这一比重仍有较大幅度波动，2002年所占比重较低 （5.39%），2004年所占比重较高 （31.64%），其他年份则在平均值 （19.56%）上下徘徊。5.分税种、产业和区域的相关研究
李峰 （2006）研究了增值税增长的原因，认为增值税的增长主要源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他运用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数据对2004—2005年增值税收入能力进行测算，得出2004年、2005年我国增值税征收率分别为69.1%、69.7%，进而测算出2005年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增值税增量仅为6%，经济因素导致的增值税增长占94%，经济基本面情况是支撑增值税增长的主要因素。王剑锋 （2007）研究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等主要税种的增长。研究得出，增值税高速增长既源于税收征管水平提高也受到生产规模化程度提高情况下增值税差别性税收待遇的影响，增值税抵扣制度下存货投资变动会引起增值税的跨期转移；由于税法与财会制度的差别，法定扣除使得企业所得税快速增长；统计口径不一致是导致营业税增长与对应行业增加值增长偏差的重要原因。
张培森、付广军 （2003）研究了我国产业和行业税负问题，认为我国经济和税源总规模、增长速度、结构决定税收的总规模、增长速度与结构；在正常的经济运行状况下，经济税源提供的税收收入应占到税收收入总额的70%～80%。福建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 （2002）研究了1996—2000年福建省的经济结构对税收的影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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