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山市曹妃甸区政协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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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张逸生试读：
前言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我区和全国一样相继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配合系列学习教育活动的推进，我们编辑出版《追忆张逸生》一书，记忆历史，启迪后人，同时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一份鲜活生动的学习参考和辅导读物。
张逸生同志从冀东抗日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走来，经过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历炼和饱受“文革”的重重磨难之后，调任柏各庄农垦区党委书记。他以其坚强的党性、实事求是的作风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领导柏各庄农垦区进行拨乱反正，推行一系列改革，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退居二线后，仍然心系大局，发挥余热，推广科技，重视教育，开启关心下一代事业。本书富有真情实感的回忆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甚至只是记述了一些平凡小事，却照见了一位共产党员、人民公仆极不平凡的人格和精神。
今年是国营柏各庄农场建场60周年，出版此书，既是对前人的纪念和缅怀，也是以史鉴今的重要文史资料，以凝聚全区上下的智慧和力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弘扬农垦精神和曹妃甸精神，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速建设世界新港、协同新区、渤海新城。
在征集、整理和编辑本书时，得到每位作者、各界人士、相关单位及张逸生同志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忱。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还存在许多疏漏和不足，敬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编者2016年5月张逸生同志（1916-1998）20世纪50年代初在唐山1964年从迁西县赴乐亭县任职前留影1973年在六农场五队蹲点时参加劳动1989年与唐海县关心下一代协会工作人员合影1989年参加中共唐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80年代与石家庄市市长王葆华和陈维山、任荣福、吴兆贤等同志合影1991年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分行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时留影1993年在省农科所调研水稻新品种试验工作1995年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证书及奖章1991年参加全国老干部“双先”表彰会议1995年荣获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证书及奖章1997年参加迁安化肥厂建场30周年庆典活动1996年80寿诞时与妻子王凤英合影张逸生同志在唐海县老干部局办公室
心中装着老百姓
——张逸生同志在迁西李林山在缺粮少食成为波及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的大问题，“大饥荒”已使大公社体制难以为继的1961年3月，张逸生同志由唐山市副市长调任刚刚成立的中共迁安县工作委员会迁西工作委员会（简称迁西工委）第一书记。是年6月1日，建立迁西县，张逸生同志任迁西县委第一书记。
当时的迁西，正面临着1958年“大跃进”之后带来的一些列严重后果，特别是“大饥荒”带来的严峻危机阴影深深地笼罩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张逸生还没有来得及拂净来途中身上的征尘，便率领县委一班人，紧锣密鼓地投入到了与饥荒抗争的工作之中。
面对干部群众食不果腹、“瓜菜代”、许多人出现身体浮肿的现实情况，千方百计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在组建起中共迁西县委员会和迁西县人民委员会不久，逸生书记主持召开了建县后第一次工委、公社书记、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是安排部署深入贯彻“60条”、整风整社、搞好夏季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方面的问题。在最后总结讲话中张逸生说：“在当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大集体是基础，小自由是补充，要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在不影响大集体的情况下，把小自由搞好。社员小自由搞好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这是战胜当前困难的好办法。今后应当鼓励生产队开荒，社员搞的小片开荒一定不能收。”一个县委主要领导对全县公开讲这样的话，在当今年代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大跃进”、“共产风”盛行、大公社体制影响很深的年代，却如石破天惊，都需要超凡的胆识和求实精神。也许是因为与会人员合作化运动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许多人想说不敢说的话的缘故，逸生书记话音刚落，会场便响起了热烈、持久的掌声。之后，县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立足迁西县情，深入研究分析，确定了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力求接近1957年的水平，1962年超过1957年，三年内达到“三增、两稳、一减”，即粮食总产、口粮、库存逐年适当增加，征购、外调稳定下来，统销粮适当减少的农业生产目标。
会后，为了让干部群众打消顾虑，积极投入开荒，县委机关带头组织机关干部组成垦荒队，由组织部长朱长欣带队，到大峪乡大平台开荒种地，生产的粮食交给机关食堂，以补口粮不足。开荒种地自然艰苦，大家不愿报名。张逸生就动员女儿张子芹带头报了名，并要求女儿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开荒劳动，时时处处走在前列。参加开荒种地的人员全部住在羊粪味很浓的羊圈里，中间只用布帘隔开，一边住男的，一边住女的。开荒地附近的山洞里埋着一口大铁锅，上边石缝里不断滴水，锅里总是满满的，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开荒队取水做饭、刷牙洗脸都要从这儿取水。粮食要到20里外新集粮站购买并背上山，生产生活自然十分艰苦，但人们看着书记的女儿与大家一同吃住一同劳动，从不要求特殊关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怨言。大家齐心合力，仅仅干了十天，就开垦出了大大小小的荒地几十亩。
粮食奇缺，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千方百计控制、减少和消除浮肿病成了安排群众生活中刻不容缓的问题。从7月15日补到8月15日。据7月17日迁西县委给唐山地委的报告记载：“去冬今春经过集中人力、物力，大力突击治疗，病情大有好转，但7月上旬又有所上升。全县6月30日统计，患病人数6791人，其中患浮肿病的2418人，患妇女病的1020人。”而到了7月20日，患病人数增加到8041人，其中患浮肿病的3236人。对此，张逸生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他的带领下，县党政班子成员深入村队蹲点，排摸危险村、危险户的情况和病人病情，与基层干部群众一同研究扩粮增食办法，调剂余缺救助危重病人……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保命控病的问题。到11月底，各种疾病比9月底下降了41%，其中浮肿病下降了67.8%。县委、县人委要求各地继续努力，保证年底达到唐山地委提出的“两控一停止”的目标，即控制浮肿、妇女闭经、脱宫、小儿营养不良现象和复发，控制麻疹、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停止非正常死亡。后来县委书记处专门为安排群众生活进行了详细研究，制定了以大队为单位的救助政策，平均每人每天达到6两的没有返还任务，平均达不到6两的，由国家补到6两；浮肿病人一般要吃到7两到8两，重度浮肿病人可吃到9两或一斤，从指标划出专粮重点解决。
1959年整风反右倾运动中，出现了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在研究纠正反右过头的会议上，张逸生书记提出，反右扩大化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反右斗争中，确实有极少数“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大多数人只是善意的向党和政府提意见、提建议。不纠正打击面过大的过头问题，不仅对这些错划人员不公平，更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也不利于团结一切积极力量共抗粮荒。1962年1月，在张逸生的主持推动下，刚刚建县不久的迁西县组织开展了甄别平反纠正反右过头的运动。到1962年底，受到批判和处分的53名脱产干部，全部得到了甄别纠正；农村受到批判的2355名非脱产干部、党员、社员，已甄别平反2119人，占总量的89.9%；受到批判处理的146名工人、售货员，已甄别平反68人，被批判处理的45名教师学生，已甄别平反22人。
刹住“共产风”，解决平调农民生产生活资料，造成农民惊恐和不满的问题，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民生问题。张逸生书记提出要把刹“共产风”、搞好退赔工作同挽回群众影响、坚定全县人民万众一心跟党走、增强共度“饥荒”难关的信心和决心的高度来认识。经县委研究，退赔工作首先在南观公社西庄大队搞试点。全村327户，1564口人，根据群众自报，经过核实印证，共有平调账款15370.16元，平均每户47元。都制定了退赔计划，分四年还清。通过西庄试点，县委一班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跃进中平调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统一了认识，有力地促进了全县退赔工作的落实。退赔工作全面而深入，取得了百姓的信任，对全面贯彻“60条”政策，扭转困难局面，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1963年，县内经济生活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人均口粮提高到151.5公斤，较1962年增加30公斤，农副产品收购进度加快，计划完成得很好。集市贸易的高价粮也下降了许多，商品供应紧缺情况已经缓和，货币回笼明显，无证商贩和投机贩运分子大量减少，停办多年的新集凤凰山庙会又活跃起来。1964年，经济形势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全县干部群众都能吃上了饱饭。而就在这年10月，刚刚带领迁西县人民走出饥饿困境的张逸生书记突然被调到乐亭担任县委书记。临走时，县委大院的干部纷纷赶来为他送行，张书记与县委全体委员合影留念，带着对迁西人民的依依深情踏上了新的征程。
我是张逸生书记在任时，由他倡议下从基层选调的一批有文化、有写作能力的年轻干部充实到县委办公室及各部委的人员之一，他是我认识并为之服务的第一位县委领导，前后共事三年多。实事求是地讲，作为县委办公室一名普通年轻干事，与张书记只是一般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但他给我留下了三个方面的深刻印象：一是有大干部的风范，实事求是，领导水平高。对1958年大跃进年代发生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非常反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从他到迁西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工作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二是他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都很强，思路清晰，讲话头头是道，有垄有趟。每次召开重要会议，传达重要文件，在与会人员发言讨论后，他总能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从繁杂的意见、观点中把好的东西提炼概括出来，并随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能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又符合迁西县的实际情况，只要认真记录，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时他还亲自动手给上级写报告，这给我们这些办公室搞文字的人，省去了许多精力，使我们心悦诚服。三是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与一般干部打成一片。他在百忙之中参加我的简朴婚礼，到场祝贺的场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张逸生书记在迁西工作仅三年多，这段时间不仅是建县之初百业待举的艰难时期，更是三年自然灾害异常艰苦的阶段。他是一位政策水平很高的领导，尤其善于把上级精神与当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把人民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时刻把老百姓的疾苦冷暖装在心上。心中装着老百姓的共产党员，老百姓心里才会装着他、才会怀念他，这是我所了解的张逸生——我们的好书记。
作者简介：李林山，1936年生，河北迁西人。1954年、1957年先后于迁西县师范、抚宁县太和寨速师毕业从事教育工作，1959年调任大公社党校理论教员，1961年调到迁西县委办公室工作，历任干事、副主任、主任、县委常委等职务，1986年任迁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任河北省引滦管理局引滦入唐渠道管理处处长，1997年退休。
难忘恩师一生榜样
——逸生同志的形象丈量着我的人生赵凤君1964年至1966年，张逸生任乐亭县委书记，我随他在抚宁、昌黎、乐亭三县参加“四清”工作。逸生同志在主持整个“四清”分团工作的同时，还专门蹲点一个村。将近三年时间我一直给他当秘书，宿同室，饭同桌，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中。逸生同志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从政做人的风格，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历历在目。
记得是在1964年10月，组织上选定我为后备干部人选，由“四清”工作十八分团调到八分团给逸生同志当秘书。报到那天，工作队的大部分队员还在抚宁县城集训，同时派出了先遣组入村开展前期工作。逸生同志蹲点在抚宁县上徐各庄公社鸭儿峪村。村子不大，共有四个生产队，书记蹲点，派驻力量挺强大，光先遣组就去了20多人。但进村20多天，“四不清”盖子没有揭开，干部没人交代问题，传来的消息是书记蹲点的村远远落后于其他村。当时先遣组的同志都很着急。集训结束后，逸生同志带领全体工作队入村，他照样休息、睡觉，不慌不忙。
第二天，听了先遣组的工作汇报，他明确提出：根据你们掌握的情况，可以把“四不清”干部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问题大的，准备大会批斗（指全村大会）；第二类是问题小一点的，中会批判（两个生产队的会）；第三类是问题更小的，小会帮助（生产队的会）；第四类是基本没问题的，个别谈心，迅速解脱。第三天大家按照逸生同志部署，分头下去有针对性地谈话，交代政策，做思想工作。根本没用开大会、开中会，“四不清”干部纷纷交代问题，仅三天时间鸭儿峪村的“四清”工作就打开了局面，原来是全公社最落后的村，一跃成为最先进的村。这时逸生同志又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掌握“火候儿”，注意实事求是。他提出：“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确保鸭儿峪村‘四清’工作进展顺利。”工作组将总结材料报唐山地委总团，很快总团就批转了鸭儿峪村的工作经验。
说来也凑巧，时隔不久，中央文件“23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式下发，文中明确指出，农村干部分四类：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和逸生同志提出干部分四类无非是顺序倒换了一下。工作队的领导和同志们对逸生同志都很佩服。分团副团长戴梦江同志（时任乐亭县检察院检察长）对我嘱咐说：“凤君，好好学习吧，逸生同志十年不学习，咱们也赶不上啊！”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逸生同志任政委的八分团管辖的一个村叫牛蹄寨，三个生产队，“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揭发“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四不清”干部纷纷主动交代，仅贪污的粮食就达到十二万六千斤。当时，八分团的团长葛玉山同志（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担心出问题，深入到村调查研究，找一些干部谈话，结果都翻了车（当时不叫翻案叫翻车），说他们交代的问题是假的。驻村的工作队领导不接受这个现实，反说葛团长屁股坐到“四不清”干部一边去了，没有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双方争执不下。葛团长给逸生同志通电话，说明情况，并希望他去看一看。当时，正值阴历三十晚上，饺子没吃好，第二天大年初一早早吃完饭，逸生同志就叫我跟他一起去牛蹄寨村。半山区地形相距七八里路，没有自行车，只能步行，一路上逸生同志还是轻松的像没事一样，一会儿让我跟他甩石子比赛投远，一会儿遇到水坑有冰，又提出“擦光光”（滑冰），就这样没事似地进了牛蹄寨。逸生同志首先听工作汇报，当时的工作队指导员兴高采烈、满有信心地汇报工作成绩，当汇报仅粮食一项“四不清”干部就主动交待十二万六千斤时，逸生同志插话：这村三个生产队1961年到1963年的总产量是多少？征购多少？“三留”（群众口粮、饲料、种子）多少？这一问，指导员目瞪口呆，汗水马上从脸上流下来。简单一算账，结果漏底了，连总产量都没这么多，更谈不上征购、“三留”了，哪来这么多贪污？工作队的其他同志也傻眼了。逸生同志并没有过多地批评他们，而是讲了如何注重实事求是，如何从实际出发，不要头脑发热，盲目相信干部的主动交代。最后，他有针对性地讲了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对待“四不清”干部的翻车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四不清”干部的翻车问题；二是翻车是早翻好还是晚翻好；三是怎样解决“四不清”干部的翻车问题，特别是应当注意哪些政策。根本思路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是假的，翻车比不翻车好，早翻比晚翻好，等运动后期再翻车，还得重来，工作损失会更大、更被动。一番道理讲得大家心服口服。后来，工作队总结经验教训，查找工作中的缺点和漏洞，再分别找“四不清”干部谈话，十二万六千斤贪污的粮食仅剩下一小部分。幸亏问题发现得早，解决得及时，“四清”运动才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我从牛蹄寨回来，整理了逸生同志的谈话记录，题目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对待‘四不清’干部翻车问题”，然后报告总团，很快总团又以简报形式批转下发，提醒各工作队引以为戒。一份鸭儿峪村和一份牛蹄寨村的简报，在工作队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逸生同志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用现代话说是——人人点赞。后来唐山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团长张子明同志在工作队整训大会上讲：“上徐各庄牛蹄寨村，三个生产队干部贪污多占粮食十二万六千斤，一翻车，只剩6两谷子，连喂雀儿都不够了！”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目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
实践使我清楚地认识到，逸生同志工作特点是：举重若轻，从容镇定，实事求是，能抓住主要矛盾，切中要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逸生同志后来告诉我，“文革”中造反派批判他的罪状之一，就是制造了牛蹄寨的冤假错案，他坚决不承认，“这不是我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是我亲自解决的冤假错案”，把造反派顶得也无话可说。
逸生同志不仅在工作上给我们做出榜样，日常生活中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三年“四清”中，先后在抚宁鸭儿峪村、昌黎安山村、乐亭严坨和新寨一村蹲点，每天三顿饭都要到农户号饭，按上级规定每天每人向号饭户交一斤粮票四角钱，逸生同志都是自己带钱带粮票，从不让秘书代劳。有一次他外出回来，忘了带粮票和零钱，我就替他交上了，第二天非替我交上不可。我说一斤粮票四角钱我拿得起，他却说哪有“鞋穿袜子”的道理，意思是说我工资多，你工资少，我还吃你？从此我记住了“鞋穿袜子”这个歇后语。书记和秘书之间还分的这样一清二楚，他是多么廉洁谨慎啊。
逸生同志会工作也会休息，有张有弛，不论开什么会，从不延长时间，不提倡打夜战。工作之余，还经常组织工作队的同志唱歌、唱戏、练书法、赛诗歌、猜谜语、玩游戏。他不仅是倡导者，而且是参与者，显得非常随和，可一遇到应该认真的问题，却从不马虎。在昌黎安山村“四清”时，有一次统计全村十个生产队干部贪污多占的斤（粮食）、元（钱）、尺（布票）数字，三个比较好的工作队查账会计，用算盘打了几次，数字都合不到一起。逸生同志说，算盘给我拿来，你们报数。结果一次成功，会计们都十分惊讶和佩服，他的聪明睿智处处都可以显现出来。
在鸭儿峪村“四清”时，有个五保户老人叫王有志，家中缺柴烧，逸生同志就带着工作队的同志上山为他砍柴，老人很感动。逸生同志叫我写个报道材料，当时我愁得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写，就像流水账一样写了砍柴的过程。逸生同志看后明确指出，你写的有过程，但没思想没感情，文字也不通顺。臊得我脸发烧。后来逸生同志叫我参加了总团报道培训班，当时的地委副秘书长高述荣同志给我们讲课，其中“写文章要写出别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没有的东西来。”这句话至今50多年了仍记忆在心。从此我才逐步踏进写材料的行列。在“四清”工作第一线，我开始只是一般工作队员，到后来就当了工作队的指导员（当指导员的多数是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主管一个村的“四清”工作，在逸生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遵循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照猫画虎地干，越干觉得越顺利，越干越起劲。回想当年，碰上逸生同志这样一位好领导，是我一生的福分和幸运，没有他的指导帮助，哪会有我的今天？！
逸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向上敢于直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记得1965年“四清”工作团开辟第二战场，一部分“四清”工作力量由抚宁转到昌黎，称作“四清”工作领导小组。有一次我跟他去总团开会，总团团长在台上讲，“四清”领导小组也可以批准发展党员。逸生同志在台下听着不对劲，就高声说，“四清”领导小组不是党委，怎么能批准发展党员？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台下说话台上团长自然不爽，最终还是会议主持人打了圆场：“方才逸生同志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按组织程序讲不是党委就不能批准发展党员。但是，如果是党委有委托，领导小组也可以批。”以折中的办法结束了这场小风波。
我23岁给逸生同志当秘书，后来在乐亭县委工作，由一般工作人员一步步干到县委副书记，1991年调京唐港任党委副书记，从政27年走过的一岗一步，或多或少无不渗透着逸生同志的影子。他常说“对党忠诚，实事求是”、“官可以不当，人不能不做”、“凭本事吃饭，凭能耐干事”、“小事不纠缠，大事讲原则”，谆谆教诲激励我一生、教育我一生。
逸生同志已离开我们近20年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聪明睿智、才干超群、清正廉洁的形象，对后辈有极深刻的影响，他一生中发现、培养、提拔重用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有的成为县级、市级甚至省部级领导。臧克家先生在纪念鲁迅先生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逸生同志就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的形象始终丈量着我的人生。
作者简介：赵凤君，1941年生，河北乐亭人。1960年毕业于乐亭师范学校并留校工作。1964年抽调到四清工作队搞四清，同时任乐亭县委书记秘书，1973年任乐亭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任乐亭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1988年任乐亭县委副书记，1991年调京唐港务局任副书记，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唐山海港开发区调研员，政协唐山市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2001年退休。
张逸生与平反“新线国民党”假案
朱长欣1961年5月，张逸生同志从唐山市副市长兼农工部部长到刚恢复建制县的迁西县任县委第一书记。我那时在迁西县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我与逸生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缘分中，多年相处，多处相随，至今想起来仍然恍若昨日、如在眼前。
我虽然小逸生同志十几岁，但性情相投，情感真挚，在工作上是好搭档，在生活中又是好兄弟。“文革”时期，逸生同志被打倒批斗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打倒张逸生，先打倒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是其中之一，也自然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我们俩人一直到上了年纪，感情一直很好。逸生同志革命一生，“杰作”很多，我这里只介绍他领导平反“柏各庄新线国民党”案吧。一、假案起因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给柏各庄农场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最具代表性的“新线国民党”假案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多、手段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影响之深远，在唐山地区是空前绝后甚至耸人听闻的。“文革”开始后，“斗、批、改”（指所谓“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简称）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清理阶级队伍”是开展“斗、批、改”运动的一项前提性工作，主要任务是清理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以分清“阶级阵线”，纯洁革命队伍，为巩固政权打好基础。
1967年3月，解放军“支左”人员进驻柏各庄农场，统揽了党政大权，对农场全面实行军管，党委被解散，党政领导“靠边站”，全场“文革”运动进入高潮。
1967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唐山发表讲话，对冀东党组织定下这样的调子：“你们冀东这个党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陈伯达的错误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故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再次掀起高潮，柏各庄农场的运动也进一步扩大化，以至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先是在大中学校，然后是机关、分场、村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无止无休地揪斗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一个个冤假错案也相继发生了。
1968年4月26日，国家外贸部来人通过总场中学校长刘某某调查了解解放后唐山市第一任市长李一夫的历史情况。此时农场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有人就“怀疑”刘有历史问题，开始借机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假供自己是老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并违心地供出“柏各庄农场有个潜伏的国民党组织”。据说当时的军代表、总场革委会主任欣喜若狂，公开散布：“要通过搞柏各庄农场‘新线国民党’案件创造奇迹，在《人民日报》登头版头条！”接着就层层组织专案班子，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攀出一个，揪斗一个，大搞刑讯逼供，使事态扩大起来。在短短几个月里，原总场党委中的7名常委，一批分场党委书记、场长，机关单位和村队干部及工人，莫名其妙地被诬蔑为“新线国民党”。此案共涉及2000多人，立案审查900多人，秘密关押120多人，惨遭毒打的500多人，被迫害致死130人、致残170多人。当时的区直和分场两级党员干部，随时都有进“审讯室”的危险，气氛十分恐怖。
几个月内，经过一攀十，十攀百，越攀越多，不仅农场一大批干部被诬陷成“新线国民党”党员，还牵连到了一些兄弟市、县、农场的领导干部。这股歪风越刮越玄、越刮越凶，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后来，省委、地委觉察到此案有假，进行了干预，要求柏各庄农垦区（1968年6月18日柏各庄农场更名为“柏各庄农垦区”）将此案彻底查清并予以解决。迫于上级的压力，垦区革委会召开会议，否定了这一案件，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制造假案的责任人和打人凶手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受迫害的人也没有得到平反安置。整个垦区局势混乱到基本失控，人们已无心工作和生产，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都是“新线国民党”假案。
1970年，唐山地区革委会曾派工作组进驻农垦区，试图解决假案问题，但工作组遭到围攻，不能开展工作，时间不长被迫撤离……二、张逸生上任
在这种大背景下，省地委决定采取措施，调整农垦区的主要领导成员。
1973年4月2日，唐山地委派张逸生到垦区担任党委第二书记。一个月后，撤销“军管”，解放军“支左”人员陆续撤离，由张逸生任党委书记，主持垦区全面工作。当时我已在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到任之前，地委领导曾明确交代给逸生同志两项主要任务：一是落实政策，二是发展生产。
张逸生第一天赴任，是地委组织部派人派车送他去的。据说到了那里就遇“闭门羹”，党委成员连面都见不到，甚至晚饭都不管吃饱。送他的同志和司机师傅本计划住下，第二天返回唐山，一看这情况，吃了个半饱就连夜赶回了市里。后来还听说在张逸生居住的招待所房间，电话线被人掐断。造反派气焰十分嚣张。
刚一到任的张逸生感觉到自己的到来是“不受人欢迎”的，他已经看出了自己面临的局面是多么复杂，也掂量出地委撂在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面对的分明是一个多年形成的“烂摊子”，更加印证了省地委决策的正确。张逸生也意识到自己已无退路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他开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宣传省地委的指示，组织召开各阶层人士座谈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寻求落实政策问题的有效途径。受害者的亲属发觉新来的张书记是真心代表上级来落实政策的，就纷纷到他招待所的住室，争相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满腹委屈。他们请求张书记为他们作主，为死难者和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昭雪平反，还他们的一身清白，并对致死人命者作出应有的惩处。
在关键时刻，省委、地委给予垦区党委和逸生同志很大的支持。唐山地委很快调整了垦区党委班子，调离了曾经参与假案的制造而不能认识错误的个别领导干部，将陈维山、任荣福、李佩章等同志调到垦区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落实政策工作领导核心。根据省委指示，唐山地委组成专门的工作组，由我任组长，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志国任副组长，组成六人小组。这次率领工作组去垦区协助解决假案问题，是逸生同志和地委争取的，因为这件事太复杂，涉及面太广，解决起来太麻烦，才提名把我派去了。三、遵化办班
张逸生这个人真是不简单，他是个“硬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当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既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招惹“四人帮”，还要平反“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把握好这个火候，既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又需要驾驭复杂局面的超常能力。逸生同志同时具备这些素质，党委会上，他巧妙地把问题定性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来统一班子思想。但是毕竟有那么多的干部搅和进去了，有些造反派领导人物还在班子和基层领导岗位上，阻力依然很大。怎么打开突破口？垦区党委的常委会研究这件事时，我们工作组也参加，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我们能不能集中起来给这些人以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转化工作？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在办学习班的选址问题上逸生同志颇费了一番脑筋，选了好多地方，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遵化县，因为那里有个全国闻名的“王国藩”，可能会保险点儿。址点就在远离县城20多公里的赵家沟，这里原来是座金矿，废弃后留下些厂房，已成为遵化县委党校校址，四面是山，环境也好，又挺封闭，能排除外界干扰，是最理想的选址。我和逸生等同志一起去看了，上报地委同意。同意后，我们于1974年“五一”前，从全区抽调了50多名骨干成员，集中了近百名参与制造假案的人员，历时50多天时间，开展了封闭式的学习教育活动。
办学习班的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先是有些人拒绝参加学习班，即使到遵化后，一些人不是认真反省、认识错误，而是与学习班领导对着干，甚至气势汹汹地向学习班领导发出挑衅性的质问：“你们这样搞，是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于这样的问题，实在是难以作答。而此时学习班的领导头脑是冷静的，他们认为：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只能是中央的事情，我们下级组织还没有这个权利。我们现在不是讲“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的时候，而是要解决“新线国民党”假案的问题。毫无根据、无中生有地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所谓“新线国民党”假案，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平白无故地给干部职工扣上“国民党”的帽子，打死打伤那么多人，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是错的，应不应该进行纠正？
这切中要害的反驳，使“造反派”无言以对，尽管他们内心不服，却是理屈词穷，嚣张的气焰也逐渐被压了下去。
在遵化学习班上，主要是运用学习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开那些人思想上的“疙瘩”，提高他们的觉悟。对犯有打人错误的人，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检查错误，检查自己在参与制造假案过程中给他人带来灾难的错误，以悔过自新、引以为戒、避免重犯。对于在假案中受迫害的同志，主要是引导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把千仇万恨记在林彪反党集团的账上，摒弃个人恩恩怨怨，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这一期学习班原计划办半年，结果只办了3个月就结束了。后来，在垦区又办了3个月，同样收到很好效果。假案中有500多人犯有打人错误，经过教育有400多人不同程度地端正了态度，转变了认识。四、平反昭雪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艰苦细致工作，“新线国民党”假案总算水落石出了。之后，在张逸生的主持下，对运动中犯有错误的人按情节轻重、责任大小进行了处理，对那些证据确凿，手段残忍，打人致死，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给予应有的惩处。经唐山地委批准，其中7人追究了刑事责任，31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另有20名党员和16名非党干部职工因认错态度较好而免于处分。这次落实政策尚未涉及“文革”是非，仅限于在“新线国民党”一案中的人员，当时河北省委给此案定性为“清队”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同时，为所有被诬蔑为“新线国民党”的同志恢复了工作和党籍；为死难者作出了文字结论，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的补助和安置；对“新线国民党”假案中的各种伪证材料进行了清理和销毁；对受害者在审讯关押期间被扣发的工资和口粮，核实后给予了补发；对因此案影响而使用不当的干部工人，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安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垦区大多数干部职工对落实政策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全区呈现出较为稳定和谐的经济社会氛围。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6月，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垦区党委抽调得力干部组成专门班子，进一步解决“新线国民党”假案遗留问题。同年10月30日，唐山地委在柏各庄农垦区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宣读了地委《关于为柏各庄农垦区“国民党”假案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正式宣布垦区的“国民党”案纯属假案，由此而强加给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彻底平反；对受迫害致死的，一律予以平反昭雪。根据地委《决定》精神，垦区党委为在假案中受迫害致死的同志重新作了结论，对其家属子女的抚恤以及工作和生活再次作了妥善安排，对在此案中犯错误的人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了严肃处理。到1979年6月，前后共处理67人。至此，这起在冀东地区乃至全省全国影响较大的“新线国民党”假案终于被彻底推翻了。
解决和处理柏各庄农垦区“新线国民党”假案这件事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作为当事人之所以至今难忘，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件大事，而且是一件特别棘手的难事。“文革”时期连说句错话都关系身家性命，张逸生处于中流砥柱的位置，受命而来，临阵不乱，一直到拨云见日，实在是功不可没。张逸生的到来，等于提前结束了柏各庄农垦区的“文化大革命”，提前解放了成百上千无辜的干部职工，提前拨乱反正步入了生产生活的正轨，这是一起典型的明知有错却知错难纠的事件，一般人望而却步甚至知难而退，但张逸生义无反顾地做了，历史不会忘记，并将为他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朱长欣，1930年7月生，原河北省滦南县柳赞镇蚕沙口人（今属曹妃甸区）。1948年在冀东十三军分区任班长、连长、政治侦察员，1949年9月转业后在迁西工作，先后任公安局看守所长，组织部干事、副部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迁安大化革委会副主任，唐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迁西县委第一书记，遵化县委书记、县委顾问，1990年退休。
小中见大哲理深
——追忆逸生同志几件事刘永胜在逸生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里，特别是1976年秋至1977年秋与他一起在基层蹲点期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许多事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感受颇深，受益匪浅。这些事情虽然大多是小事、琐事，但却能小中见大，从中体悟出老书记相当深厚的马克思主主义理论功底、较高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一、制定生产指标的哲理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制定计划指标简直就是头等大事，不仅大有学问，而且还常有争论；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指标高了是冒进，低了是保守；高指标基层和群众不接受；低指标上级不满意，也通不过。难点和分歧往往集中于此。
在考虑蹲点生产队下一年度的生产指标时，逸生同志曾多次与我交谈，还特别嘱我把几篇哲学专著找出来再好好读读。他特别强调，考虑生产指标要跳出生产指标的圈子，站得更高一点，想得更深一些，从“精神与物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上去找答案。他进一步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唯物，就是必须承认物质和社会存在的第一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能脱离实际，凭空想象，想提多高就提多高；辩证，就是应当而且必须承认精神力量和先进意识对物质世界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和能动性。只有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指标既积极又可靠。
究竟生产指标定在什么基点上？逸生同志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像打篮球一样，用力跳起来够得着，就是比较积极可靠的指标。指标过低，站着不费劲甚至是坐着都够得着，那就是保守、懒汉；指标过高，使出吃奶的力气狠命跳也够不着，那就是冒进、空想。其中的要点是“够得着”和“用力跳”，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政治动员、政策引导、领导带动和其他多方面的思想工作与实际工作，使职工群众有奔头、添劲头，齐心协力去干，实现精神变物质。这样，不仅能制定出一个积极可靠的指标，而且能够实现。
当年，我们按照老书记的思路和办法同生产队领导班子和职工代表研究年度生产指标，非常顺利地就定下来了。少数同志虽还有所顾虑，但也表示赞同。现在看来，逸生同志这个做法仍有现实意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联系实际具体运用，就能够高屋建瓴、举一反三地处理各种实际问题。二、调整种植方案的学问
在当时的年代，粮食远没有过关，粮、棉、油全面定量供应。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自然成了我们农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到生产队蹲点后，大家都考虑如何才能使粮、棉、油全面增产。流行的说法和认识是，一年种两茬总比种一茬产量高，棉田里套种油菜则可以棉、油一举两得，于是就初步有了“全部粮田全部麦，全部棉田套（种）油菜”这个提法。向张逸生同志汇报后，他说，我看可以试试，完全成功当然更好，部分失败也不会有太大损失，搞实验就应当允许有失误，汲取教训就是了。还说，你们大胆去组织实施吧，如果出点问题，由我这个书记负责。
通过实践，这个方案有成功，也有失误。问题在于当时搞的大块条田，地势有高有低，土壤肥力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地块根本就不适合种小麦，晚茬作物则往往遇涝灾严重减产。至于棉田，稀稀拉拉套种几垄油菜，实际意义并不大，而且作业复杂，还容易受虫害。事实迫使我们必须调整种植方案。
对于这件事，逸生同志没有责备任何人，也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引导我们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考虑问题。他说，问题出在种植方案上，根子还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上，就是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考虑土地的具体情况，千“亩”一律地都种小麦、套油菜，是不是有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味道？而且，咱们这里的土地都是一块一块挑起的条田、台田，与人家黑龙江垦区根本不同。人家可以几万亩、几十万亩一片地种大豆、种小麦，咱们则不行。
通过再学习、再认识，新的种植方案很快出来了，总的要求是宜两茬则两茬，宜一茬则一茬，宜稀则稀，宜密则密，有的长条地块允许分成两截种植不同作物。方案得到了职工群众的广泛认可，效果自然也就显现了。
此事过后，逸生同志可能是考虑不要因此产生什么误解，曾特别对我说，咱们研究的是具体的作物种植方案，允许因地制宜，调整改动，其他一些具体工作，也允许你们做某些调整。但要切记，对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则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私自变通也不允许。即便是咱们垦区党委的决议，你们也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得随意改变。这些与具体工作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性质、一个范畴的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老实讲，对老领导这番话，当时虽然点头称是，但也没有深刻领会。时至今日，再重温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时，倒是感到格外亲切和深刻。三、“老农工”与“大领导”
逸生同志劳动出身，对农业地里的活儿既不外行，也不发怵。60岁的老人，拿起锄头耪地，一般年轻人赶不上他。由于他在点上常年坚持与职工群众同劳动，没有一点作秀的样子，不少老百姓私下对我说张书记真像个“老农工”。有的则不同意，说人家可是咱们垦区最大的领导，说人家是老农工那不是不敬嘛。议论一阵子，有人提出咱就叫他“农工书记”吧。我向逸生同志学说后，他不仅不反感，而且很高兴，认为这是职工群众对他最高的评价和褒奖，说明自己劳动人民的本色未变。同时，自己当了农工，了解了农工，才能领导农工，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垦区党委书记。
跟逸生同志在一起劳动，不几天就发现他干活的节奏有快、中、慢之分。大部分时间他与大伙一起干，有说有笑。有时却故意超前或落后大家一段距离。通过几天的观察，发现他与大伙一起干时，在说笑中是在听群众当着他的面讲些什么；故意拉开一段距离，则是想听听大伙背后说些什么，从中再悟里边的道理。
果然，不久就有了“情况”。一天，妇女们在劳动中拉家常，说起现在连个好使的炊帚、扫帚都买不到。炊帚都是用杂交高粱的穗苗绑的，净往锅里掉高粱壳子，很烦人。扫帚就更难用了。还有的说，逢年过节吃顿饺子也很麻烦，买不到蒲盖子（一种用细芦苇和黏高粱篾子制作的圆拱形锅盖，可使八印铁锅的容积增大，不仅饺子能够全家人吃，也不淌蒸馏水），很别扭。还有的抱怨说，种这种那，就是不种点粘高粱，一年到头，连顿像样的粘饽饽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吃“驴打滚儿”了（一种用粘高粱面蒸熟，加熟花生粉或熟豆粉，擀成蒲饼状，加糖卷成的食品，因用艾苓水和面，有一定的药膳作用）。逸生同志听到这些话后，几次同我们议论，尽快想办法满足老百姓这些实实在在的而且根本也不高的要求。下年度，队上就种植了足够面积的粘高粱，秋收后农场粮站帮忙把带穗的原粮折扣抵口粮分到各户，把群众自己绑炊帚、扫帚和吃粘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到了冬季，又从南部农场买来苇子，用粘高粱杆篾子加工成蒲盖子，交售到供销社，既满足了群众需求，又增加了队上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实事，使老百姓更具体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与他们是心贴心的，是为他们服务的，这种无形的力量才是更可贵、更巨大的。时间过了30多年，这些小事我都一直铭记不忘。
在纪念柏各庄农场建场60周年暨张逸生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匆匆草成一篇，算是追忆，并口占一首，感念前辈。
出身寒门无自嫌，勤学苦干永登攀。
久经磨砺多坎坷，炼就丹心志更坚。
高风亮节胸襟敞，升降荣辱谈笑间。
横眉冷对不平事，俯首诚言百姓前。
功深底厚谋略广，通才多能善攻难。
唯知实干方兴国，不弄虚假耻空谈。
为人师表传帮带，甘为人梯献双肩。
莫道惊天动地业，累累硕果亦可观。
世无完人神仙体，微瑕无损玉光鲜。
君乘黄鹤虽去远，音容时现留美谈。
缅怀先辈承遗愿，千秋大业接力传。
作者简介：刘永胜，1942年5月生，河北滦南人。1964年8月到柏各庄农场工作，曾任柏各庄农垦区计委主任、垦区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等职。1983年11月调河北省农垦局工作，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农垦公司经理、省农垦局总经济师等，2002年退休后定居石家庄市。
逸生书记轶事
孙兆东张逸生同志1973年4月来柏各庄农垦区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我任八农场党委副书记，后任五农场党委书记，1975年任垦区党委常委、副书记，与逸生书记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有4年之久。当时，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建设讲究“老中青三结合”，党委一班人当中，逸生书记是“老”，我算是“青”，那时仅二十几岁。对我一个刚刚步入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来说，他这位老革命、老领导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让我受益终生。
逸生书记一生历尽沧桑，其坚韧不拔的政治定力令人敬仰。柏各庄农垦区“新线国民党”案牵涉到全区，到任之后，他首先把处理这一冤假错案作为突破口。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还未打倒，“极左”思潮仍在泛滥，解决这个问题面临着巨大压力和重重阻力。上级清楚这个案子是假案，但在当时情况下如何定性却模棱两可。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在柏各庄还没有站稳脚就给“轰”回去了，又让逸生书记“光杆司令”单枪匹马来到垦区，依他的资历威信，完全可以推托不来，背后也确实有老同志为他担心，劝他向组织推掉这“危险差事”。但逸生书记还是因其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接下了这个任务。平反过程曲折复杂，逸生书记的政治智慧、领导艺术令人钦服，更为敬佩的是他一个老革命家的胆量和气魄，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觉悟和水平。正是由于逸生书记的坚定不移、大刀阔斧、驾驭复杂局面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高超举措，使柏各庄农垦区尽早解脱了“文革”的灾难，实现了由乱而治，各项工作逐步迈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逸生书记政治敏感性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观点非常鲜明，对我教育很深的一件事就是处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开始治理整顿，虽然成效显著，但不久又蒙受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记得当时是一位垦区党委副书记到地委去开的会，会议主题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按照地委要求，区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会上，逸生书记不断追问，最后说了这么两句话：小平同志这两年我认为成绩是非常明显的，治理整顿后各项工作都有起色，都有好转嘛。“要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是发了文件的，而中央文件都是毛主席亲自批阅的，我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嘛，就是有问题也不能小平同志一个人承担啊！可以说，那次常委会等于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中心工作并没有做深入研究及部署，更没有在以后掀起高潮。随着“文革”结束，证明逸生书记当时的判断和把握是极其正确的。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受教育特别深。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有自己看问题的基本观点，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像墙头草随风倒。
逸生书记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锤炼出自己鲜明的政治品格，也体现在他到任以后力主推行的农垦体制改革上。建场之初，农场职工的分配执行农业工人等级工资。1965年中央批转农垦部《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即“16条”规定），取消等级工资制，实行“三定两奖”评工记分的分配方法。1968年柏各庄农场改为农垦区之后，基本队改为平均工资32.5元，死工资活评。实践下来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农业增产，农工不能增收，影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明摆着，因为是上级政策，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逸生书记来了之后，经过调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1974年，经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在五农场进行工资改革的试点。这个决定一出，就意味着将要打破“大锅饭”，五农场就有些乱了，写信的、告状的、甚至贴标语、贴大字报的都出现了，说是“孔老二搞克己复礼，林彪搞复辟，张逸生搞倒退”。逸生书记到五农场检查工作，坐的是一辆212吉普车，一些有意见的人就拿泥巴箍在车上，这件事直到现在，一些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可见当时改革的阻力有多么大。在这一背景下，这年11月，我从八农场副书记到任五农场书记。当时，我还是有很大顾虑的，因为那时还在搞阶级斗争，生产不能讲得太厉害，什么事一扯就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赴任谈话时，逸生书记说：“你到五农场以后，要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选准结合点，必须把改革问题抓出成效来。”在逸生书记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我到任后成立了工作小组，亲自带队到问题最敏感激烈的四队住了下来，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试点改革取得了成功。随后垦区党委专门出台102号文件，实施“按纯收益，分等积累，以劳动工分分配”的新的分配办法，并于1975年在全区推广。
逸生书记鲜明的政治品格还体现在工作中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敢于“较真儿”。有一件事发生在1977年全省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期间。各县县委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参加，逸生书记我俩一起去省里参会，从唐山坐火车。逸生书记是13级干部坐软卧，我本来应坐硬席，为了便于交流，他安排我一同坐的软卧车厢。软卧车厢里还有地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火车开动起来后，第一书记就说：“老张啊，你那里的征购任务虽然完成了，但还要多交啊！”他说：“我交不了了，我们职工有职工的定量，家属有家属的定量，大牲畜有大牲畜的定量，再交就得减少定量，书记你说怎么办？”第一书记说：“那你不多交，咱们这个征收任务还差太多呢……”话不投机，此事就暂时撂下了。结果在石家庄开会期间，我和逸生书记住一个房间，这边是滦南县书记、副书记，那边是丰南县书记、副书记，第一书记因有接待任务提前回唐山了，第二书记就串着门从头做工作。在丰南谈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后来我问丰南的领导咋说的，他说“他要多少给多少呗”。在滦南那儿也说好以后来到我们房间，在我们房间谈了大概两个钟头，逸生书记硬是一斤粮食也没松口。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为什么当年我们垦区相邻的丰南、滦南都出现要饭的呢？都跑到农场找粮食、找吃的？我认为不是因为我们农场条件多么优越，而是逸生书记真正能够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是上级领导说啥是啥，要啥给啥，本来粮食真的够吃吗？其他县也不够吃，但没人敢说，没人敢顶。如果多交，就要减少定量，征收完了群众就都没有吃的了，去哪儿找粮食去？我认为这不是执不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的客观实际相结合，逸生书记是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考虑到垦区的实际情况，才敢于“较真儿”，光喊对上负责，那对下呢？对下的责任更大！我看到当时逸生书记面对上级领导沉着应对、不卑不亢，内心触动很大。
作为一名老革命、老领导，逸生书记战争时期与百姓水乳交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抓班子、带队伍，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注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要求每一个县级领导干部必须到基层蹲点，在当时也是大气候。当时他已近60，脑血栓后遗症刚刚缓解，他不去住村，不下地劳动，没人攀他比他。但逸生书记仍然坚持到六场五队蹲点去。他去蹲点又不会做样子，总是和农工们一起参加劳动，什么活儿都能干。当时上边有要求，县级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每年必须达到100天，公社干部达到200天，大队干部达到300天，这个叫参加劳动“123”，逸生书记那几年每年都完成100以上的劳动天数。他来垦区的时候就快60岁了，花甲之年，还身先士卒地坚持劳动，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流年似水，岁月如梭。回首往事，逸生书记的形象永远驻留在每一位与他共同奋斗过的人的记忆深处！
作者简介：孙兆东，1949年11月生，河北曹妃甸人。1974年4月起曾任八农场党委副书记，五农场、八农场、四农场党委书记，1975年5月任柏各庄农垦区党委常委、副书记。后历任芦台农场党委常委、常务副场长，唐海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现为曹妃甸区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
榜样·楷模·恩师
——深切缅怀老书记张逸生艾文礼渤海湾畔，百里滩涂，那是我人生启航的地方。因为有幸遇到了老书记张逸生，从此我的成长道路上始终有他期许的目光，我的每一次进步也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无论做人、做事，还是从政，老书记张逸生都是我的榜样、楷模与恩师。
今年是老书记张逸生诞辰100周年，也是柏各庄农场建场60周年。回忆我与老领导在一起的日子，往事历历，心潮起伏，饮水思源，感恩无尽。（一）
1979年3月，我调到柏各庄农垦区党委办公室工作，给党委书记张逸生当秘书。半年后，他改任党委顾问，我继续做他的秘书。1980年11月，我到农垦区党委组织部工作，1984年任唐海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这时老书记张逸生离休了，我又继续为他服务并聆听他的教诲。
1994年8月，我当选为唐海县县长。老书记张逸生专门找到我，耐心叮嘱我，说县长过去叫“父母官”，今天是“公仆”，要牢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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