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骥才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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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三十六村试读：
总序：我的散文书架
冯骥才我将这“散文新编”的选题称之为一种“散文书架”，然后放上我为此精选的五本散文小书。
在我的文字生涯中，小说写作之外，便是散文。其实这也很自然，我们日常随手写下的文字：随感、随笔、笔记、日记、手札，不都是散文吗？小说是虚构出来的，是无中生有，要是说得“伟大”一些，是一种艺术创造；散文则是有感而发，信手拈来，要是说得“高贵”一些，是一种心灵实录。小说看重文本，它表现作家的本领；散文则更重人本，它直接显示作家本人的气质。这么一说，散文更难了吗？
要说难，还是难在散文的历史上。中国是散文的大国。唐宋时期的小说还处在故事传奇阶段，散文已是大师巨匠如巨峰林立，名篇杰作似满天星斗。这可能与那时候崇文有关。那时连选取官员都要看文章写得优劣。不像近现代，没什么文化也能做官，甚至还可以做大官。从文学史的另一方面说，诗歌的成熟又在散文的前边，散文辄必受诗歌的影响，讲究方块字的使用，甚至追求一点诗性了。这么一说，在中国写散文就更不易了。中国人太懂得散文，一读就知道文笔如何。我不知深浅，即兴操笔，涂抹为快，一路下来竟写了这么多散文，数一数，长长短短总有几百篇，幸好人文社这套书要求的字数不多，可以尽量去粗取精。
编撰这种散文集在分类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体裁分，一是从题材分。我采用后一种，这是因为我的体裁太杂，样式迥异，长短随性，由题材划分便易于理出头绪，因成抒情（《花脸》）、人物（《四君子图》）、游记（《散漫的天性》）、艺术（《关于艺术家》）、田野（《南乡三十六村》）五卷。抒情卷多是感物时伤，人物卷为怀念故人，游记卷是异域情怀，艺术卷乃艺术感悟，田野卷是我这些年来文化抢救时，在大地深处的文化见识以及种种忧思。编选之时尽力“矬子中拔将军”，将心中尚觉有点味道的东西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是将自己小说外的写作，做一次总结与筛选吧。是为序焉。2016.7.4
羌去何处？
羌，一个古老的文字，一个古老民族的族姓，早已渐渐变得很陌生了，最近却频频出现于报端。这因为，它处在惊天动地的汶川大地震的中心。“羌”字被古文字学家解释为“羊”字与“人”字的组合，因称他们为“西戎的牧羊人”。在典籍扑朔迷离的记述中，还可找到羌与大禹以及发明了农具的神农氏的血缘关系。
这个有着三千年以上历史、衍生过不少民族的羌，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曾经为中华文明史做出过杰出贡献。但如今只有三十万人，散布在北川一带白云弥漫的高山深谷中。他们居住的山寨被称作“云朵上的村寨”。然而这次他们主要聚居的阿坝州汶川、茂县、理县和绵阳的北川，都成了大灾难中悲剧的主角；除去少数一千羌民远居住在贵州省铜仁地区之外，其他所有羌民几乎全是灾民。
古老的民族总是在文化上显示它的魅力与神秘。羌族的人虽少，但在民俗节日、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服装饮食以及民居建筑方面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一套。他们悠长而幽怨的羌笛声令人想起唐代的古诗；他们神奇的索桥与碉楼，都与久远的传说紧紧相伴；他们的羌绣浓重而华美，他们的羊皮鼓舞雄劲又豪壮，他们的释比戏《羌戈大战》和民俗节日“瓦尔俄足节”带着文化活化石的意味……而这些都与他们长久以来置身其中的美丽的山水树石融合成一个文化的整体了。近些年，两次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把其中六项极珍贵的民俗与艺术列在其中。中国民协根据这里有关大禹的传说遗迹与祭奠仪式，还将北川命名为“大禹文化之乡”。
在这次探望震毁的北川县城的路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飞石，树木东倒西歪，却居然看到道边神气十足地竖着这样一块“大禹文化之乡”的牌子，可是羌族唯一的自治县的“首府”——北川已然化为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
二十天前北川县城就已经封城了。城内了无人迹，连鸟儿的影子也不见，全然一座死城。湿润的空气里飘着很浓的杀菌剂的气味。我们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被准予穿过黑衣特警严密把守的关卡。
站在县城前的山坡高处，那位靠着偶然而侥幸活下来的北川县文化局局长，手指着县城中央堆积的近百米滑落的山体说，多年来专心从事羌文化研究的六位文化馆馆员、四十余位正在举行诗歌朗诵的“禹风诗社”的诗人、数百件珍贵的羌文化文物、大量田野考察而尚未整理好的宝贵的资料，全部埋葬其中。
我的心陡然变得很冲动。志愿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学者本来就少而又少，但这一次，这些第一线的羌文化专家全部罹难，这是全军覆没呀。
我们专家调查小组的一行人，站成一排，朝着那个巨大的百米“坟墓”，肃立默哀。为同行、为同志、为死难的羌民及其消亡的文化。通过北川县城路卡
大地震遇难的羌民共三万。占民族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擂鼓镇、板凳桥以及绵阳内外各地灾民安置点走一走，更是忧虑重重。这里的灾民世代都居住在大山里边，但如今村寨多已震损乃至震毁。著名的羌寨如桃坪寨、布瓦寨、龙溪川、通化寨、木卡寨、黑虎寨、三龙寨等等都受到重创。被称作“羌族第一寨”萝卜寨已夷为平地。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禹里乡如今竟葬身在堰塞冰冷的湖底。这些羌民日后还会重返家园吗？通往他们那些两千米以上山村的路还会是安全的吗？村寨周边那些被大地震摇散了的山体能够让他们放心地居住吗？如果不行，必需迁徙。积淀了上千年的村寨文化不注定要瓦解么？
在久远的传衍中，这个山地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生活文化都与他们相濡以沫的山川紧切相关。文化构成的元素都是在形成过程中特定的，很难替换。他们如何在全新的环境找回历史的生态与文化的灵魂？如果找不回来，那些歌舞音乐不就徒具形骸，只剩下旅游化的表演了？
在擂鼓镇采访安置点的羌民时，一些羌民知道我们来了，穿着美丽的羌服，相互拉着手为我们跳起欢快的萨朗舞来。我对他们说：“你们受了那么大的灾难，还为我们跳舞，跳这么美，我们心里都流泪了。当然你们的乐观与坚强，令我们钦佩。我们一定帮助你们把你们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
不管怎么说，这次地震对羌族文化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使羌族的文化大伤元气。这是不能回避的。在人类史上，还有哪个民族受到过这样全面颠覆性的破坏，恐怕没有先例。这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可是，总不能坐待一个古老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在眼前渐渐消失。于是，这一阵子文化界紧锣密鼓，一拨拨人奔赴灾区进行调研，思谋对策和良策。
马上要做的是对羌族聚居地的文化受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首先要摸清各类民俗和文学艺术及其传承人的灾后状况，分级编入名录，给予资助，并创造传承条件，使其传宗接代。同时，对于地质和环境安全的村寨，经过重新修建后，应同意原住民回迁，总要保留一些原生态的村落——当然前提是安全！还有一件事是必做不可的，就是将散落各处的羌族文化资料汇编为集成性文献，为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建立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化档案。
接下来是易地重建的羌民聚居地时，必需注意注入羌族文化的特性元素；要建立能够举行民俗节日和祭典的文化空间；羌族子弟的学校要加设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以利其文化的传承；像北川、茂县、汶川和理县都应修建羌族文化博物馆，将那些容易失散、失不再来的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民俗文物收藏并展示出来……说到这里，我忽想做了这些就够了吗？想到震前的昨天灿烂又迷人的羌文化，我的心变得悲哀和茫然。恍惚中好像看到一个穿着羌服的老者正在走去的背影，如果朝他大呼一声，他会无限美好地回转过身来吗？2008.6
晋地三忧
俗话常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山西一转，果然没有虚传。倘在北京，指某一老屋，说是建自大明，必然令人愕然，并视做珍宝；但在山西，那些随处可见的古寺古塔，一问便是唐宋！
也许真的是好东西太多，不当作宝。近几年，山西的文物充斥全国的古物市场，文物离开了它的“出生地”，便失去了一半的意义。这真叫人忧虑。那么留在山西的文物的境况如何？跑到山西看看，忧心更重。尤使我所忧的乃是如下三处：
一、资寿寺的壁画脱落在即
资寿寺坐落在晋中灵石县。由于寺中十八个明塑罗汉头被盗而流落海外，后经台湾陈永泰先生重金买下，送归故里，重敷金身，资寿寺因之名噪天下。如今这些罗汉们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寺中的守卫不再是那两位因耳聋而听不到锯佛头声音的老人，而是换上了几个耳聪目明、精力十足的年轻人。罗汉堂的屋角还安装了红外线报警器，有了“特护”，足以使人心安。
可是大雄宝殿和药师殿的几面巨幅的壁画却处境不妙，前景堪忧。
依我看，资寿寺的壁画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我国现存的明代壁画中应属上品。在风格上，一边明显地带着唐代接受外来影响的痕迹，一边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的中原风格。大雄宝殿西壁的壁画为工笔重彩画法，富丽华贵，严谨庄重。左下角的护法神为关公。这种将民间崇拜的关公融入佛天之中的画面，极为罕见。大概与关公是山西解州人而倍受晋人尊崇有关。壁画的线描精准而流畅，线条有粗细的变化，应比芮城永乐宫的壁画更具表现力。大殿东壁壁画在风格上就不同了，它明显地出自另一位画工之手。这位画工还画了药师殿的壁画。他技艺超群，用笔十分精熟老到，行笔的速度很快，奔放之中极有神韵，几十平米的壁画好似一气呵成，却毫无轻率之感。而且设色很淡，线条很突出，全幅画几乎是用线结构而成的。其线条的能力可想而知。即令是明代画坛上那些大家，有几位能有这位民间画工如此扛鼎的笔力？
然而，这些极其宝贵的壁画已经开始起甲和酥碱。大雄宝殿东西两壁壁画的酥碱处，显然已经无可救药。起甲之处，随处可见。用手指一碰，便可剥落下来。在靠墙的香案上可以看到许多剥落下来的粉末与带着色彩的碎渣。药师殿壁画受潮情况更重一些。墙壁上可见一大片依然含水的湿迹。西壁的一角已然大片大片地膨起，完全离开墙体，倘若受到震动，或者再经过几次夏胀冬缩，必然会脱落下来。
尤为叫人心忧的是，寺中对这些壁画的病害没有任何治理措施，任凭生老病死和自然消损。我对寺中人员说，可以向敦煌研究院去求援，他们有治理壁画病害的比较先进的办法与技术。寺中人员面带困惑，显然他们是无力解决的，那么谁来挽救这病入膏肓的国宝级的壁画？非要等着哪一天壁画也被盗，成为一个事件，再来应对地加以保护吗？
二、应县木塔不能再上人了！
看过应县木塔，我心里最想说的话，就是这一句：木塔绝对不能再上人了！
早就从媒体上获知，这座辽代木制的宝塔一如比萨斜塔，已经倾斜，因受世人之担忧。但到了应县木塔上一看，比料想的境况糟得多。
虽然木塔的倾斜已久，但近几年变得明显加快。几年来，倾斜度加大了六十多度。现在，五层木塔（不算暗层）对外开放到第三层。就这三层来看，笔直而立的木柱已经不多。有的斜得吓人。梁柱与斗拱之间插接的木榫有的已经完全脱开。此塔是层层叠加，没有穿层的大柱。故而，整座塔的倾斜分成三截，中层向右，上层向左。这就给治理造成极大的困难。故而，治理方案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有的主张落架重建，有的主张用吊悬的方式分段调整与加固。现在所做的只是专家们对其险情随时进行监测而已。
在方案没确定之前怎么办？也就是在尚无治疗方案之前，怎样对待这位病体垂危的“老人”？
现在每天上塔的游客，少至一百，多至数百，旅游季节游客如云。虽然管理部门限制每次同时上塔者不能超过三十位，但依我观察毫不严格。塔大人杂，对进塔和出塔很难有效地控制。但每一位游客都会给病塔增加一百多斤的负荷。人们来回走动，还会产生震动，对病塔造成进一步伤害。我发现有的楼板踩上去已经有些颤动。可是有的游人在上面故意颠动双腿，试试楼板是否结实。因此游人上去，只能增加人为破坏的可能。木塔的每一层，至多只有一个看守者。如此力度如何能捍卫这座巨大而罕世的千年宝塔？更不用说，每一层还都有极为精美的辽塑！万一坍塌，损失无可估量！
但可能出现的事就摆在我们面前——反正这塔，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上人了！
但是，一旦谢绝参观，一笔不算少的门票收入从何而来？门票一张三十元，一天至少几千元，谁来解决？
三、悬空寺的古佛伸手可摸
在悬空寺那些搭在绝壁上的木栈道上，小心翼翼地上上下下时，一边钦佩古人的奇思妙想，一边对古人心怀愧疚——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把你们天才的创造糟蹋成了何种模样！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奇寺，由于身挂悬壁，各个殿堂都十分狭小。里边供奉的神佛就在眼前。悬空寺是一座佛道相融而并存的寺庙，神佛形象十分丰富，而且唐宋以来几代的塑像都有，并多为泥塑，甚是珍贵。有的虽经后代彩绘，其筋骨与神韵仍不失原貌。可是寺中对这些神佛基本上没有保护，游人进入这只有两米进深的殿堂后，塑像就在眼前，伸手便可触摸。游人出于好奇，动手摸头摸脸，寺中又根本无人看管，故而许多塑像的脸颊、鼻尖、额头、嘴唇，全摸得污黑。还有的游客对神佛的琉璃眼珠有兴趣，一些塑像的眼皮都被抠破。一座号称“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寺，哪里还有尊严可言？简直是游客登梯爬高、“玩玩心跳”的娱乐场！
更可悲的是，悬空寺的另一边，竟然新修了一条水泥栈道，依靠扶摇而上，中间还要穿过一张俗不可耐的巨大的黄色龙嘴，其终点居然也是一个架在崖壁上的红色仿古楼殿。原来这是个新建的旅游景点，而且绝对高度还高居在悬空寺之上。这样一比，悬空寺便黯然失色，哪还称得上什么“中华一绝”，我们古人的智能不太“小儿科”了吗？
世界上哪里还会这样糟蹋自己的文化？
当然，这不是文物部门干的，而是一些非文化的单位修造的用来赚钱的旅游景点。
把高贵的历史文化降低为世俗玩物，是“旅游性破坏”的一种本质。
那么，这种事应该谁管？还是根本无人来管？
写到此处，由忧转愤，担心愤极失言，赶紧停笔住口。住口之前，还要说一句，赶快救救这些国宝吧！这样的国宝已经不多了！2001.11
大雪入绛州
在禹州考察完钧瓷古窑出来，雪花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这雪花又大又密，打在脸上有种颗粒感。按计划要取道郑州和洛阳而西，经三门峡逾黄河北上，去新绛考察那里的年画。现今全国的十七个主要的年画产地中，就剩下晋南新绛一带的年画的普查还没有启动。晋南年画历史甚久，现存最早的年画就出自北宋时代晋南的平阳（临汾）。这一带很多地方都产年画。除去临汾，新绛和襄汾也是主要的产地。八十年代末我在京津一带的古玩市场曾买到过一些新绛的古画版。历史最久的一块画版《和合二仙》应是明代的。这表明新绛的年画遗存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流失了。它原有的历史规模究竟如何，目前状况怎样、有无活态的存在、心中毫无底数。是不是早叫古董贩子全折腾一空了？
车子行到豫西，没想到雪这么大，还在河南境内就遇到严重的塞车。大量的重型载重卡车夹裹着各色小车像漫无尽头的长龙，一动不动地趴在公路上。所有车顶都蒙着厚厚的白雪，至少堵了一天了吧。我们想出各种办法打算绕过这一带的塞车，但所有的国道和小路也全都堵得死死的。在大雪里我们不懈地奋斗到天黑，又冷又饿，直把所有希望都变成绝望，才不得已滞留在新安县一家旅店中。不知何故，这家旅店夜间不供暖气，在冰冷的被窝里我给同来的助手发了一个短信：“我有点盯不住了，再找机会去绛州吧！”然而，清晨起来新绛那边派人过来，居然还弄来一辆公路警车，说山西那边过来的路还通，要我跟他们呛着道儿去山西。盛情难却，只好顶着风雪也顶着迎面飞驰而来的车辆，逆行北上，车子行了五个小时总算到了新绛。
用餐时，当地主人要我先不去看年画，先去看光村。光村的大名早就听到过。还知道北齐时这村子忽生异光，因名“光村”。主人说，你只要去了就不会后悔，村里到处扔着极精美的石雕，还有一座宋代的小庙福胜寺，里边的泥彩塑是宋金时代的呢。我明白，他们想叫我们看看光村有没有保护价值，怎么保护和开发。而今年春天我们就要启动全国古村落的普查，听说有这样好的村落，自然急不可待要去，完全忘了脚底板已经快冻成“冰板”了。
雪里的光村有种奇异的美。但我想，如果没有雪，它一定像废墟一样破败不堪。然而此刻，洁白的雪像一张巨毯把遍地的瓦砾全遮掉起来，连残垣断壁也镶了一圈白绒绒的雪，只有砖雕、木拱和雀替从中露出它们历尽沧桑而依然典雅又苍劲的面孔。令我惊讶的是，千形百态精美的石雕柱础随处可见。还有不少石础被雪盖着，看不见它的真容，却能看见它一个个白皑皑、神秘而优美的形态。它们原是各类大型建筑坚实又华贵的足，现在那些建筑不翼而飞，只剩下这些石础丢了满地。光村原有几户颇具规模的宅院，从残余的一些楼宇中可见其昔日的繁华并不逊色于晋中那些大院。但如今损毁大半，而且毫无保护措施。连村中那座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福胜寺中的宋金泥塑，也只是用塑料遮挡起来罢了。我心里有些发急，抢救和保护都是迫在眉睫了。根据光村的现状，我建议他们学习晋中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在修复时所采用将散落的古民居集中保护的“民居博物馆”的方式。但这需要请相关专家进一步论证，当务急需的是不叫古董贩子再来“淘宝”了。因为刚刚从村民口中得知最近还有一些石雕的柱础与门狮被贩子买去了。近二十年来，那些懂得建筑文化的建筑师们大多在城里为开发商设计新楼，经常关心这些古建筑艺术的却是不辞劳苦和络绎不绝的古董贩子们，这些古村落不毁才怪呢。
从光村回到新绛县城后，这里的鼓乐团的团长听说我来新绛，特意在一座学校的礼堂演一场“绛州鼓乐”给我们看。绛州鼓乐我心仪已久。开场的“杨门女将”就叫我热血沸腾，十几位杨氏女杰执槌击鼓，震天动地。一瞬间把没有暖气的礼堂中的凛冽的寒气驱得四散。跟下来每一场演出都叫人不住喊好。演出的青年人有的是当地的专业演员，有的是艺校学员。应该说这里鼓乐的保护与弘扬做得相当有眼光也有办法。他们一边把这一遗产引入学校教育，从娃娃开始，这就使“传承”落到实处；另一边将鼓乐投入市场，这也是促使它活下来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这个鼓乐团已经在市场立住脚跟，并且远涉重洋，到不少国家一展风采。演出后我约鼓乐团的团长聊一聊，团长是位行家，懂得保护好历史文化的原汁原味，又善于市场操作。倘若没有这样一位行家，绛州古乐会成什么样？由此联想到光村，光村要是有这样一位古建方面的行家会多好呵！
相比之下，新绛的年画也是问题多多。
转天一早，当地的文化部门将他们保存的新绛年画的古版与老画摆满一间很大的屋子。单是古版就有近二百块。先前，新绛的年画见过一些，但总觉得它是古平阳年画的一个分支，比较零散。这次所见令我吃惊。不单门神、戏曲、风俗、婴戏、美人、传说等各类题材，以及贡笺、条幅、横披、灯画、桌裙、墙纸、拂尘纸、对子纸等各种体裁应有尽有，至于套版、手绘、半印半绘等各类制作手法也一应俱全。其中一种门神是《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怀里露出一个孩童——阿斗光溜溜的小脑袋，显然这门神具有保护儿童的含意。还有一块《五老观太极》的线版，先前不曾所见，应是时代久远之作。特别是十几幅美人图，尺寸很大，所绘人物典雅端庄，衣饰华美，线条流畅又精致，与杨柳青年画的“美人”有着鲜明的地域差异，富于晋商辉煌年代的华贵气质和中原文明的庄重之感。看画时，当地负责人还请来两位当地的年画老艺人做讲解。经与他们一聊，二位艺人都是地道的传人。所谈内容全是“口头记忆”，分明是十分有价值的年画财富，对其普查——尤其是口述史调查需要尽快来做的了。只有把新绛年画普查清楚，才能彻底理清晋南年画这宗重要的文化遗产。可是谁来做呢？当地没有专门从事年画研究的学者，没有绛州古乐团的团长那样的人物，正为此，至今它还是像遗珠一般散落在大地上。这也是很多地方文化遗产至今尚未摸清和整理出来的真正缘故。而一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无人问津之时就已经消失了。
雪下得愈来愈大，高速公路已经封了。原计划下一站去介休考察清明文化已经无法成行。在回程的列车上，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三晋大地文化遗存之深厚之灿烂令我惊叹，但这些遗存遍地飘零并急速消失又令人痛惜与焦急。几年来我们几乎天天为一问题而焦虑：从哪里去找那么多救援者和志愿者？到底是我们的文化太多了、专家太少了，还是专家中的志愿者太少了？
我望窗外，外边的原野严严实实和无声覆盖着一片冰雪。戊子春节初六
榆次后沟村采样考察记
在全国性民间文化普查启动前，我们在为一件事而焦灼。即要找一个古村落进行采样考察，然后编制一本标准化的普查手册。如此超大规模、千头万绪的举动，没有严格的规范就会陷入杂乱无章。但采样选址何处，众口纷纭，无法决断。
突如其来一个电话，让我们决定奔往晋中榆次。来电话的是榆次的书记耿彦波。他由于晴雯补裘般地修复了两个晋商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而为世人所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榆次西北的山坳里发现一座古村落，原汁原味原生态，他说走进那村子好像一不留神掉入时光隧道，进了历史。他还说，他刚从那村子出来，一时情不可遏，便在车上打手机给我。我感觉他的声音冒着兴奋的光。
我们很快组成一个考察小组。包括民俗学家、辽大教授乌丙安，民间文化学者向云驹、中央美院教授乔晓光、山东工艺美院教授潘鲁生、民居摄影家李玉祥、民俗摄像师樊宇和谭博等七八个人。这几位不仅是当代一流的民间文化的学者，还是田野调查的高手。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以榆次这个古村落为对象进行考察，做普查提纲。由于这次普查要采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崛起的新学科“视觉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来加强我们这次对民间文化的“全记录”，故而这个普查提纲既有文字方面的，还有摄影和摄像方面的。
10月30日我们由各自所在城市前往榆次，当日齐集。转日即乘车奔赴这个名叫“后沟村”的山村开始工作。
是日，天公作美，日丽风和。车子驶入黄土高原深深的沟壑时，强光晒在完全没有植被的黄土上，如同满眼金子。
农耕的桃源
沿着一条顺由山脚曲曲弯弯流淌下来浅浅而清澈的河水，车子晃晃悠悠地溯源而上。依我的经验，古村落大都保存在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比如省界或几省交界的地区。谁料车子离开榆次仅仅22公里的地方就停下来。跳下车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世外的天地，一个悄然无声的世界，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氧吧，喘气那么舒服。身在这个天地里，忽然觉得挤眉弄眼、诡计多端的现代社会与我相隔千里。
路左一道石桥，过桥即是山村。路右数丈高的土台上，居高临下并排着一大一小两座寺庙，像两件古董摆在那里。小庙是关帝庙，已然残垣断壁，瓦顶生草，庙内无像。大庙为观音堂，建筑形制很特殊，几座殿堂给一座高墙围着，墙上有齿状的垛，宛如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城；只有左右一对钟鼓二楼的高顶和一株古树浓密的树冠超越围墙，挺拔其上，极是诱人。
大致一看，便能看出这两座庙宇占位颇佳。它们守住村口，即进出山村的必经之处，并与山村遥遥相对。待登到观音堂前的土台上朝北一望，整座山村像一轴画垂在眼前。庙门正对山村。无疑，几乎山村处处都可以遥拜庙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的观世音。当年建庙选址的用心之苦，可以想见。山村全貌
然而乌丙安教授却从整座山村的布局解读出八卦的内涵。古村落与当今城市社区最大的不同，是对风水的讲究。古人择地而居，今人争地盖楼。贝聿铭认为风水的本质是“气”，气尚畅而不能阻。我以为风水的真谛是中国人在居住上所追求的与大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对于后沟村来说，首先是这村口，一左一右两座土山（所谓青龙与白虎）围拢上来，形似围抱，身居其中，自会觉得稳妥与安全。而且此处不单避风、避寒，明媚的阳光正好暖洋洋地卧在其中。至于，在这村里阳光是什么感觉，进了村便会奇妙地感受到。
走进观音堂，获益不浅。尽管观音堂内的神像全佚，但幸存在檐板和梁架上彩绘的龙，使我认定此庙由来的深远。我与乔晓光和潘鲁生两位教授讨论这些彩绘的年代。大殿的外檐镶着八块檐板，每板画一龙，或升腾，或盘旋，或游走，或回旋，姿态各异；从龙的造型上看，威猛而华贵，我以为年代应在乾隆。虽然历经三百岁，上边的石青石绿和沥粉贴金依然绚烂夺目；而画在殿内梁架上的龙，只用黑墨、铅粉和朱砂三色，却沉静大气、古朴无华；龙的形态雄健而凝重，气势浑然，深具明代气象。
我们在观音堂各处发现的五块石碑，为我的推断做了佐证。其中一块为明代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重修观音堂的碑记，碑文上说此庙“年代替远，不知深浅”。看来，早在四个世纪前于这座观音堂就是一座古庙了。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沟村，却已对它心生敬畏。
我向同来的榆次区区委书记耿彦波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请省文物局对观音堂主殿建筑的彩绘年代进行认定。二是将这五通碑的碑文拓印下来，交由与我同来的天大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助手进行考释。三是对庙院内古柏的年龄做出鉴定。
古村落大多没有村史，在县志上往往连村名也找不到。但由于民间历来有“建村先建庙”一说，庙史往往是村史的见证。而庙中植树大多与建庙同时，古庙常与古树同龄。从这古木一圈圈密密的年轮里是否可以找出庙宇的生日？
带着如此美丽而悠远的猜想，我们过桥跨进这来历非凡的山村。
榆次的后沟村有三个。一在沛森，一在北田。这个后沟村属于东赵乡。全村男女老少只有251人，75户人家，高低错落地散布在黄土高坡上。晋中的高原历时太久，由于水文作用，早已沟壑纵横，山体多是支离破碎。村民的居所都是依山而建的窑洞，不论是靠崖式、下沉式，还是独立式，房门不一定朝南，门上边高高的墙壁上却有一个方洞，里边放一尊小小的石狮，用以驱鬼辟邪。一入大门正对的地方则是嵌入墙内砖雕的神龛，有的神龛朴素单纯，有的神龛精工细致，宛如华屋。且不论繁简粗细，天地神都端坐其中。龛上的对联写着“地载山川水，天照日月星”，横批写着“天高地厚”。院内正房的墙壁上通常还嵌着土地爷的神龛，其中一副对联又美又通俗，上联是“土中生白玉”，下联是“地里出黄金”。横批是“人勤地丰”。看到这些对联，便可以掂量出黄土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便是由衷地虔敬、崇拜，生命攸关，感恩戴德，还有无上的亲切。
后沟村用于耕作的土地都在山顶的高原上。世代的先人将一样样的种子搅拌着汗水放在那里培植，给今天的后沟村民留下了四十多种五谷杂粮。令村民为之骄傲的是本村盛产的梨子。历史上最高产量曾达到百万斤。村人皆知大清乾隆时本村的梨作为贡品运抵京都，进了万岁爷的龙嘴。
山上蜿蜒曲折的鸡肠小道连接着高高低低的人家，都是用脚踩出来的土路。其中一条主干道，由山脚直通山顶。每到秋后，山顶收获的粮谷蔬果便装上小骡子拉的二马车，由这干道运载下来。这条道是用碎石铺成的，坚实有力，可以乘载村民们年年巨大的喜悦和千吨万吨的果实。每逢此时，这碎石道上要铺上黄土，垫上树枝和干草，最怕筐子里的梨子被颠破。后沟村的梨子水多而甜，皮薄且嫩。一车车的黄梨绿菜、红枣白瓜，从山顶运下来后，一半入户入仓，一半拉到西洛、什贴和东赵的集上去卖。直到今天集上交易的方式常常还是以物易物。
村民说，以物易物，相互看得见，不用算计，实实在在，最公平。
此刻已入深秋，但家家户户的院里还堆放着黄澄澄的玉米。有的人家将玉米码成一垛垛，像金库里的黄金。挂在墙上一串串鲜红的辣椒，椒尖东卷西翘，好似熊熊的火苗。它们依然带着两三个月前收获时节的眉开眼笑与生活的激情。但村民的生活已经进入农闲。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指导农耕生产，也调换人的心境。一种富足和休闲的气氛弥满这古老的山村。现代社会城中的休闲间断性地一周两日，农耕的休闲从秋叶满地一直到转年的大雁南来。
一条汉子倚在一架手摇的鼓风机上读报；几个孩子聚在一块平台上玩“跌面面”；一个小女孩穿着名唤“外刹孩”的鞋子在一旁独自踢毽儿；还有四五个老人一排靠墙蹲着，晒太阳，抽烟，发怔，相互并不说话。他们几乎整整一生厮守一起，话已说尽，为什么还要坐在一起，一种生命所需求的依靠么？
阳光照亮他们雪白的胡子。晒暖了每一面朝南的墙壁。一只蜻蜓落在墙上，吸收着太阳从遥不可及的地方送来的暖意，那种玻璃纸一般的双翅和抹在泥墙中细碎的麦秸皮闪闪发光。外边阳光的暖意已经十分稀薄。但是当阳光穿窗入洞，竟在窑洞里集聚得温暖如春。两位妇女盘腿坐在炕上，用杂色的碎布块缝虎枕。我知道三晋各地的布老虎加起来至少有800种。我还一直想去布老虎之乡长治地区做一次“寻虎行”呢。后沟村的虎枕，可以当枕头使用，放在炕上又是一件艺术品；当然，老虎还是阳刚的象征并具驱邪之意。枕头一端是虎面。猪鬃做的粗硬的虎须，白布缝的尖尖的虎牙，朱砂色的线绣成的云形的虎眉。虎的表情既威严又滑稽。枕头的另一端是翘起来的虎尾，尾巴末端还挂着用彩色棉线扎成的一绺彩穗，更显得趣味横生。在中国的民间，对于畏惧的事物，往往不是排斥或仇视，相反要与之亲近。人们恐惧洪水，反要舞龙；人们厌鼠，却把老鼠的婚事印在画上；人们怕虎，竟将虎帽虎鞋穿戴在孩儿身上。这样一来，人们不是与自己畏惧的事物美好地融为一体了么？每每看到这种表现，不能不被民间的包容性、亲和力及其博大的情怀而感动。
后沟村有动物，但人们从不打猎。老天也爱此地，故而有蛇却无毒蛇。村民们不尚吃野味，只吃喂养的家禽与家畜，以及粮食蔬菜和瓜果梨桃。男人用土烧制砂锅，女人用荆条编织箩筐。烧火是山中的荆条柴草，不去砍木伐树。用水古时取自龙门河，现在来自深井。后沟村最令人惊异的是家家户户的下水全部使用暗道。各户的分道通向总道，在大山里穿来穿去，然后下泄河中。为了防止雨水冲毁山道或积水淹垮山体，引发塌方，故而山村处处都有疏导雨水的明渠。最高的排水沟竟在山顶上。明渠的水汇入暗道，兼亦利用雨水冲洗暗道，排除淤塞。如此聪明的、巨型的排水工程缘自何人？现在的后沟村人已经无人能说清楚。口头的记忆就是如此脆弱。甚至连山村最高处那个位于艮门的神秘的空宅——吊桥院的主人姓氏名谁，也已经化为一团迷雾了。
然而，这个排水系统，令我对后沟村的历史文明心怀崇敬。说到系统，还不止于此。它整个山村的生活都是独立的、齐全的、配套的、自成系统的。
它有磨房和油坊。至今还可以看到一个堆着一些空空的大缸的醋坊遗址。村里有铁匠和木匠，开窑造屋人人都会。至于纺线、织布、裁衣，乃是全村妇女们的擅长。女人们还会用刺绣、剪纸和面塑让生活有声有色。山西人制作面食花样翻新的本领可以进入吉尼斯，后沟村的女人能用五谷杂粮煎炒蒸炸煮烙烤，做出60多种主食来，兼能制作酒枣、干萝卜、灌肠、腌酸菜等等五花八门的小菜小吃。山村半腰的地方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一边是菩萨殿，菩萨毁于“文革”，栋梁上的彩绘依稀可见；另一边是古戏台，前棚后屋，形制优美，保存尚属完好。据观音堂所存重修乐亭（即戏台）的石碑上说，重修戏台是咸丰七年（公元1858年）。这次重修距初建戏台“百有余岁”。按此计算，戏台始建应在乾隆中期。此外，我在戏台后屋发现墙壁上有许多墨笔字，细看原来是榆次市秧歌剧团在1958年9月10日至13日夜场演出的剧目。可见，至少二百年来，戏台前的广场一直是这小小山村的精神乐园。每逢庙会、社火和节日里还有种种自编自演和自娱的活动呢。从物质到精神他们都是有滋有味和自给自足的。这才是农耕文明一个罕见和地道的村落典范！一定是老天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的苦心所动，才在这最关键时刻，把一个完整又完美的农耕村落的标本馈赠给我们。而同时我已预感到这个极具个性、气息非凡的小村落的深层一定蕴藏着更丰富和独特的文化信息。我一边思谋下一步该如何做，一边登山高原。此时，日头西斜，侧光入村，半明半暗，景象更加立体。然而山谷空气之清澄，令我惊异。每一口空气吸入肺，都像气化了的清泉，把肺叶凉爽地洗一遍。低头看到一村民蹲在下边一块突兀的山丘的顶上吃面条，人在这地方很是危险，看来他却早已习惯了。而且边吃边与更下边的另一位村民聊天。那村民坐在自家院中的磨盘上。
这下边吃面条的村民与我距离十来丈，他与更下边另一村民又距离十来丈。但所有说话的声音都像在我的耳边，清晰至极。他们平常就这么聊天吗？
据同来的一位东赵乡的人说，有时两人说话，全村都能听见。
我忽然悟到，所谓桃源，既非镜花水月，亦非野鸟闲云。原来——互不设防，才是桃源的真意。
陶渊明所写是他心中的桃源。我所写是我眼见的桃源。
不信，你可去看。但行动要快，倘若去晚，说不定已经被现代化的巨口吞掉了。
第一部民俗志
初步考察过后，采样小组成员全都兴奋难抑。工作成果在摄影家李玉祥那里立竿见影。他用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将所拍摄的影像一一展示出来。更加证实后沟村具有典范的意义。他几乎将这个古村落所有重要的视觉信息尽收囊中。由于我们进村后各自行动，他还拍到不少我没有见到的珍罕的细节。显示了这位涉足过数千个古村落的摄影大家非凡的功力——镜头的发现力、捕捉力和表现力，以及在横向行动中纵向观注的深度。
我对他说：你下边的工作是编写《后沟村民俗调查摄影记录范本》了。
摄像师樊宇提出，他今天遇到村中一家正在办葬事。他决定住进后沟村拍摄该村丧葬民俗的全过程，然后抽样进行入户的民俗调查。
我知道樊宇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摄影师。他锐力的眼睛已经看到后沟村在人类学和民俗学中的价值。他不会放弃或漏掉任何机会。摄像与摄影的生命就是抓住稍纵即逝的影像。
另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后沟村的民间文化进行文字性的全方位和深入其中的普查。我将这一工作交给榆次区的文联与民协。他们是有普查经验的。我将乌丙安教授编写的《村落民俗普查提纲》交给他们，内分生态、农耕、工匠、交易、交通、服饰、信贷、饮食、居住、家族、村社、岁时、诞生、成年、结婚、拜寿、丧葬、信仰、医药、游艺，凡20类，270个题目，有的一题多问。请他们据此并结合当地情况，另行计划与设题。
随后，我们又赶往祁县赵镇修善村和丰固村考察民间窗花。这两个村庄的百姓都是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凭一把裁布的剪子、一块红纸，人人能剪出满窗的鸟语花香。我们想从中找到一位传承有序的剪纸艺人，来做民间美术及其艺人的普查范本。
从山西返回北京不久，传真机的嗒嗒声中，就冒出来榆次文联传来的《后沟村农耕村落民俗文化普查报告》。榆次文联在接受我们的工作安排后，很快组成以张月军为首的普查小组进驻后沟村。并制定三种工作方式。一、对所有70岁以上老人做调查；二、采用座谈、随机、抽样方式对全村村民做调查；三、对周围村落采用问卷和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同时将我交给他们的普查提纲，依据当地情况，或减或增，重新列出16类，150个问题，一问一题。这些题目是在考察之中不断提出和完善的。切实、准确、细微、针对性强，而且周全。这个普查小组颇具专业水准。这便使这份普查报告具有形成范本的可靠基础。虽然我们亲临过后沟村，但读了这份报告后才算真正触摸到后沟村的文化。
从中，我们详尽和确切地获知该村所有的物产，人们采用怎样的耕作方式和传统技术，制肥与冬藏的诀窍，节气与农事的特殊关系，与外界沟通和交易的方式，信贷与契约的法则，一日三餐的习惯，治病的秘方与长寿的秘诀，节日中苛刻的习俗与禁忌，蒸煮煎烤炸腌的各种名目的食品与风味小吃，居住的规范与造屋的仪式，生老病死、红白喜事的习俗与程序，分家的原则与坟地的讲究，各种花鸟动物图案的寓意，村民们崇爱的剧目，信仰的世界和对象……仅仅数十户人家的山村，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而正是这深切而密集的文化，规范、约定、吸引与凝聚着后沟村中这小小的族群中的精气，使之生息繁衍于荒僻的山坳间长长数百年。
此后不多日子，榆次文联又寄来厚厚一本打印的集子。是他们进一步收集到的后沟村大量的谚语、歌谣、故事与传说。其中谚语中“短不过十月，长不过五月”、“人吃土一辈，土吃人一回”、“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不怕官，只怕管”等，都是在这次普查中新搜集到的。多少智慧、经验、感慨、磨砺以及自由的向往与山川般阔大的胸怀，尽在其间。民歌民谣是集体创作的，它反映一种集体性格。我还很欣赏歌谣中的一首《土歌》：
犁出阴土，冻成酥土，
晒成阳土，耙成绒土，
施上肥土，种在墒土，
锄成暗土，养成油土。
这首对土的爱，之深沉，之真切，之优美，真是可比《诗经》。村民们都是土的艺术家。他们真能把土地制造成丝绸和天鹅绒！还有那些关于喜鹊、石鸡、斑鸠、红嘴鸦等充满人性的美丽传说，叫我们体味到这些从不猎杀动物的村民的品格与天性。比我们自以为科学万能而肆虐大自然的现代人文明得多了。
在我将这些资料编入《普查手册》时，感觉到全国性的民间文化普查启动之前，已经有了一宗丰厚又宝贵的收获。当然，后沟村也有收获。如今已经拥有全国一流的专家为他们编写的第一部村落的风俗志了。
观音堂考古
一切工作都做得有条不紊。没有急功近利，一如农耕时代的生活。再加上学术上必须的严格与逻辑。
从中我发现，观音堂是解读没有文字记载的后沟村史的关键。
耿彦波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我拜托他的三件事。即拓印观音堂中五通碑的碑文，还有对大殿建筑彩绘和院内古柏年代的鉴定。在历史上后沟村有许多庙宇，除了观音堂之外，村民们都知道“东有文昌庙，西有关帝庙，南有魁星庙，北有真武庙”这句话。但保存至今的只有关帝庙；庙中具有史证价值的，也只有一块嵌在院墙上的村民们捐银修庙的石碑，年款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故而，观音堂中种种史料便如一堆宝藏，其中一定埋藏着可以打开后沟村历史的钥匙。
首先是散落在院中和嵌在墙上的五通碑。分别为：《重修观音堂碑记》（66cm×49cm）《重修碑记》（143cm×70cm）《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143cm×66cm）《修路碑记》（128cm×73cm）《重修乐亭碑记》（189cm×76cm）
其中前三块都是记载重修与扩建观音堂的石碑。经考证，将这三块碑的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最早一块应是《重修观音堂碑记》。时在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碑石很小，嵌墙碑，嵌在西殿南墙上，碑面无花纹图案，字体粗糙，排行草率，其貌原始。碑文说“榆次之东北有乡……建古刹一座……颓墙残壁”。可见那时观音堂只是一座简朴的村庙。明代天启年间的重修只是填裂补缺，没有大的改观。这在下面一块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块碑是《重修碑记》。年款已然漫漶不清，无法辨认。但是从碑文可以认定它是明代天启之后的一次再修。碑上描述观音堂时说“顾其庙规模，狭隘朴陋，无华欲焉”，表明明代天启那次重修之简单有限。但这一次大兴土木，故而碑文中对这次重修后的景象十分得意地记上一笔：“今而后壮丽可观，焕然维新”。这次重修的成果在第三块碑上也得到了证实。
第三块碑是《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是第三次重修。碑文中说，在这次动工之前，经过第二次重修的观音堂已经是“正殿巍峨，两廊深邃”，“自足称一邑之巨观焉”。乾隆年间的重修完全是锦上添花，但规模宏大，不仅扩建耳殿，还对大殿木结构的外檐进行改造，施用昂贵的贴金彩绘。山西省文物局古建专家柴师泽从檐板龙纹的形制也认定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单看这块《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的碑石就很讲究。碑体高大，碑石柔细，刻工精美，边饰为牡丹富贵，碑额上居然雕刻“皇帝万岁”四字，显示该村一时的显赫与殷富。
再看另两通碑就会更加清楚：《重修路碑记》记载着后沟村当年修筑村外道路的事迹。施工时，退宅让路，切崖开道，亦是不小的工程。修路是一个地方兴盛之表现与必须。这块碑也佚却纪年。所幸的是碑石上署着书写碑文和主持造碑的人的姓名。即“阔头村生员郭峻谨书，本村住持道士马合铮”。而前边那块乾隆四十一年的《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也是“生员郭峻谨书写，道士马合铮监制”。由此可以推定，后沟村史上这次重要的筑路工程无疑是在乾隆年间了。
另一块《重修乐亭碑记》在前边已经说过，建造戏台的时间同样是在乾隆时期，几乎与扩建观音堂和修筑村路同时。此时，正是晋中一带大兴营造之风，晋商们竞相制造那种广宇连天、繁华似锦的豪宅。在榆次，车辋常氏的家业如日中天，浩荡又经典的常家庄园就是此时冒出来的。而后沟村既逢天时，又得地利。由是而今，虽然事隔三百年，人们犹然记得年产百万斤贡梨的历史辉煌。它的黄金岁月正是在乾隆盛世。由此我们便一下子摸到后沟村历史的命脉。
关于后沟村建村的时间，却有些扑朔迷离。历史的起点总是像大江的源头那样，烟云弥漫，朦胧不明。现有依据三个，但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答案：
一是人们在明代天启六年重修观音堂时，已经称之为“古刹”。古刹“古”在哪朝哪代，毫无记载。碑文上只说“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正像李白在一千年就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是古蜀到底在何时？
二是榆次林业局对观音堂院内的古柏采用长生锥办法提取木质，又在室内以切片铲光分析年轮，最后推算出古柏的年龄为580年，即明初永乐二十年（1422年）。这么一算，后沟村至少建于明初，但这棵古柏是观音堂最古老的树吗？观音堂是后沟村最古老的寺庙吗？还是无法推算出建村的年代。
三是后沟村中张姓为大姓，一位被调查的村民张丕谦称他的家族世居这里已有30代。并说原有家谱一册，但在前些年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如果属实，应该超过600年。可是这30代究竟是一个切确的数字，还只是一种“太久太久”的概念？
当然，从以上三个依据，至少可以说元末明初已有此村。但什么原因使最初建村的那些先人远远而来，钻进了这高原深深的野性的褶皱里？
学者们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明初移民建村有关，当地民间就有“洪洞大槐树”之说。明初奖励垦荒，凡洪武二十七年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但有学者认为，洪武移民多往安徽。《明史》和《明实录》中均没有移民山西的记载。
有的学者认为后沟村建村应在元朝。蒙古进入中原，杀戮汉族十分凶烈，迫使汉族民众逃亡，隐居山林。山西正是“重灾区”。
我支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后沟村是多姓村。张姓47户，范姓15户，侯姓4户，贾姓、刘姓、韩姓等各3户。无论多少，全是聚姓而居，至今亦是如此。这很像宋代逃避到南方的客家人。在异乡异地，聚姓（族）而居是凝聚力量、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可是单凭这个依据又显得脆弱无力。
在山顶的一座宅院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宅院前有一座吊桥。吊桥是戒备设施。然而后沟村从来是和睦相处，自古就是“零案件”，吊桥用来防谁？此宅早已荒芜，院内野草如狂；吊桥空废更久，桥板一如老马的牙齿，七零八落。去问村人，无人能说。于是一个古老又遥远的隐居村的想象出现在人们的脑袋里。
可是，如果真的是那种恐惧心理伴随着这个村落悄悄的出现，待到了明代就应该改换一种情境。后沟村各处的庙宇早已是晨钟暮鼓，声闻山外。许多寺观庙宇皆荡然不存，为什么这个吊桥反而越过六七百年一直保存到今天？
然而，历史的空白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它迷人的一部分。正像玛雅文明与三星堆那样。我们愈是向它寻求答案，愈会发现它魅力无穷。
尽管大家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报酬，但谁也没有松懈自己分担的责任。一个月后，纷纷将各自完成的那部分内容寄给我。榆次文联普查小组、李玉祥和樊宇分别将关于文字、摄影和摄像的普查范本寄给我。按照要求，他们还各自设计一份普查表格，供普查使用。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田野的杰作无须加工，已是高水准的范本了。在十月底初次考察后沟村之后，樊宇又跑去过两次，一次为了补充调查民俗，一次专事记录婚俗。我欣赏他的敬业精神近于一种奉献。他每次入村拍摄，不去打扰村民，就住在空荡荡的观音堂的大殿里。此时，天已入冬，他便在房子中央生个小炉子。更实用的保暖的办法是多带一些羽绒的防寒服和毛线袜。不要以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一呼百应，有千军万马。真正在第一线拼命的只是这不多的一些傻子。
春节前我将《普查手册》的全部稿件交付出版社。大年三十之夜的子午交时，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樊宇。他没有在家里过年，居然又跑到山西榆次东赵乡后沟村去了。他正把摄像机架在冰雪包裹的滑溜溜的山头上，拍摄那里的年俗。他知道只有将年俗记录下来，才算完成这个古村落的“全记录”。我拿着话筒，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话筒里听着他在喊：“山里放炮响极了！”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忽然电话断了，心想肯定是山里通话的信号不佳。待我渐渐想好该说的话，一遍遍把电话打过去，听到的却总是接线员的“无法接通”。事后我读到樊宇写的一本《影像田野调查》才知道，那时陪他上山的村民滑倒在山坡上，险些落入漆黑的山谷。读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种骄傲又悲壮的感觉。我为我的伙伴们骄傲。因为在这个物欲如狂的时代，他们在为一种精神行动，也为一种思想活着。2004.5 入川归来之日
南乡三十六村
阳历年初，农历年尾，大年迫近，心切难抑。缘由是年文化具有时间性的。濒危将亡的年画只有在这短短的一段日子里，才会把它仅存无多的活态充分显露出来。于是抢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前，我们加急地召开“全国木版年画普查工作会议”。在与全国各地年画工作者聚首谈过，并将刚刚拟好的“普查提纲”发给大家之后，旋即组织一行人马，纵入身边著名的画乡杨柳青镇。
近数年，逢到腊月我都会到镇上来，想亲眼看着这个曾经五彩缤纷地覆盖了整个中国北方的杨柳青年画，怎样一点点悄无声息地死去。如今镇上真正的年画传人只有玉成号霍氏一家，二男一女都已年过五十。其“勾、刻、印、画、裱”，全然保持着本地正宗的传统与艺术的真谛。其中霍庆有似乎比一般民艺学者更具文化眼光，一直致力于收集散落民间的年画遗存，并在他家小小的四合院内的回廊上充满诱惑地展示出来。然而，今年我们一入古镇，却好像这里刚刚刮过一阵全球化的飓风。
一座超级的流行于当今中国城市的大广场雄踞在古镇中央；一排无比巨大的罗马柱贯通东西；石家大院那一带高墙深院的历史街区已经被一条红红绿绿、旅游化的仿古街所代替。霍家那个沿河的、半掩在树荫下的小宅院玉成号呢？找了许久，才知道不久前已经拆除。家庭式的作坊已不复存在，弟兄几人分道扬镳。霍庆有搬进一座由香港设计师建造的洋楼里。去年我来镇上追寻《五大仙》的绘制者时，还到玉成号串过门呢，但如今好像被蒸发掉了。一千年的古镇就如此鬼使神差地在转瞬之间一扫而光？
抢救的急切感登时冲上心头。无疑，这件事已经进入“倒计时”。我把人马一分为二。一半人全力搜寻镇上的遗产，另一半人去对镇郊的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拉网式普查。看看田野之间还残余着多少农耕文化。
一二百年前，在杨柳青骄傲地作为闻名天下的画乡时，这南乡三十六村乃是镇上大大小小画店或版印或手绘的加工基地。各乡农人几乎都能画一手好画，人们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是指这南乡而言。一入腊月，北至东三省、南抵中原各地的画商们，都云集于此。他们将成捆的艳丽五彩、活灵灵的年画，装上马车或运河里的货船，像运送粮米那样一车车拉到远近各省。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阿克列谢耶夫在《1907年中国游记》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他在这画乡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的种种见闻。
然而，始自辛亥，中国人的生活向近代文明转型，年画随之衰落。日本军队扫荡南乡，应是一个促使这片神奇的土地快速走向荒芜的转折点。再经过“文革”的暴力摧残，及至八十年代，本地一位名叫张茂之的乡土文化工作者对南乡三十六村做过一次田野调查。在那个时候，其中十多座村庄的年画作坊就已完全绝迹。这中间包括周李庄、南赵庄、薛庄子、董庄子、康庄子、房庄子、东流城、小甸子、大沙窝村等。由是而今，又过了二十年。情景复如何？
一入南乡，雪就下来了；走着走着，雪不但没停，反而下得愈来愈紧，落在肩上“沙沙”的真的有些声音了。
这南乡三十六村看上去彼此极为相似。砖的或土的房舍，东一个西一个的水塘，横七竖八的沟渠，丛生的杂木，平平淡淡的田野……本来就连成一气，此刻大雪的白色又把它们浑然地涂成一体；再加上这种昔日的文明为之荡然的失落感，更显得一片苍凉！
我们撒下大网，慢慢拉上来一看，几乎是一张空网！在那些二十年前年画就已尽绝的村落里，更是毫无收获。当年健在的老艺人如今大半已经作古。我们访到的艺人只有区区的四位，也都是七老八十。
第一位名叫房荫枫。七十三岁，原住张窝，后迁入房庄子，搬进公寓式商品楼。他手绘神像极精，尤其是《五大仙像》，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但他现在兴趣转向了中国画，基本上与年画绝缘。
第二位名叫杨立仁。八十二岁，住南赵庄。清代中末期其家开设的“义成永”画铺名噪南乡。雇工二十人，一人一天印一千张“画坯子”。北京城门上贴的八尺巨型门神就出自他们杨家。民艺专家杨先让先生自美国来信，说他曾在波士顿发现一幅巨型门神，极为精美，但不能断定它的产地。我回信说，杨柳青挨近京都，故有一种巨型门神专门供给京城的城门与王公贵胄的宅门使用。其他产地都不制作这种巨型门神。
杨立仁家的古版曾经满满地堆了三间屋，却全部毁于“文革”。他至今珍存的几套灶王和一块《八仙》老版是冒着危险，藏在干燥的灶膛里，才躲过劫难，幸存至今。其中一块《独灶》（30cm×20cm）线刻极精，流转自然。但随着祭灶风俗的衰微，这种年画的市场正在快速地萎缩，眼瞧着就退出生活了。近些年，逢到祭灶之前，年过八旬的杨立仁都要挽起袖子，挥刷使墨，每种印一百张，却不去卖，而不过是过一过手瘾送送人罢了。
第三位名叫董玉成，七十八岁，住古佛寺村。这位老画师是此次普查发现到的，尤使我惊喜的是，前些年我在杨柳青镇地摊上发现的《双枪陆文龙》、《大破天门阵》、《合家欢乐过新年》，原来都是他的作品。他属于写意性质的“粗活”，半印半画，风格十分率真与浑朴。他家中还有一块老版《大年初二回娘家》（53cm×78cm），是我首次见到的风俗画品。足见此地对“回娘家”这一风俗的重视。董玉成代代都是农人，农忙耕地，农闲画画。人生得肩宽胸阔，腰板硬朗，一望而知是农稼地里的好手。但今年他停了笔。他说感觉自己画不动了。是真的画不动，还是买画的人日渐稀少的缘故？董玉成的画艺无人承继，他停了笔等于这一传承脉络的断绝。
第四位名叫王学勤。六十七岁，住在地势低洼一些的宫庄子。善画缸鱼，画风朴实饱满，阳刚十足。颜色里好像加了硫酸，十分强烈和刺激，大红、浓绿、鲜黄、翠蓝，全是原色，原汁原味保持着杨柳青“粗路”年画的本色。他有一间小小的画坊，依我看比任何一位大画家的画室都更加迷人。小炕桌上堆满色碟墨碗，几百支画笔插在各种筒子里。四面墙壁上密密地排列着如同窗扇的“门子”。在门子的反正面贴上线版的画儿，然后在上边涂红抹绿地着色。于是一大排五彩大鲤鱼在他小屋的四壁上一顺儿地游着，摆着夸张至极的大尾巴，扰起流光溢彩的年意。王学勤像他上边一代代祖辈那样生活与画画。祖传的古版《鱼龙变化·海市蜃楼》（门画 48cm×28cm）和《居家畜贵·百代长寿》（对美 48cm×28cm）一直在他手中珍藏。他家中有个小院，一边是住房与小画坊；一边是小小的粮仓与马棚，养一头骡子。院里堆着草料，几把长杆农具倚墙而立，一棵歪脖小树斜在院中央。他春夏秋三季在田地里干活，待到地净场光，便钻入画坊里印画描画。家里不富裕，画坊里没有炉子，冷如野外，所以他总是把几件褂子杂七杂八一层层地套在身上，好像巴尔扎克在《邦斯舅舅》中描写的执政时期人们爱穿的那种“五层背心”……墨的气味散布在画坊内寒冷的空气里；涮笔用的小缸水面冻了一层薄冰，涮笔时先要用笔杆将冰片扰开；小桌上有一小碗，里边盛着从枯干的荆棘掰下来的“刺”，用来当作“按钉”把需要着色的画儿固定在门子上。每每画完一批，便卸下画，捆成捆儿，用自行车驮到静海、独流、唐官屯等地的集上，一边吆喝一边卖。画价低廉，一块钱卖两张，却往往卖不出去。这便是农耕形态应用性的杨柳青年画最后和最真实的景象了。
站在大雪纷飞的炒米店大街上，我心中全是迷雾。这里曾是南乡三十六村黄金般的年画集散中心。清末民初尚有画店百余家。如今竟了无痕迹，雪天里更是人影寥寥；临街只有零零落落几家乡间饭店与杂货铺，都紧紧掩着门。历史在这里好像没有任何作为。是历史的更迭就是如此绝情，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化视为一种精神遗产？
在这样冷的天气里，冰凉的雪花变得硬了，蹭过脸颊有些发痛。我请同来的电视工作者记录下上述的一切。将“视觉人类学”的视角注入这次抢救行动是这次普查工作的特点之一。我们要记录农耕社会文化终结期的原生态，也要记录一切不能忘却的遗存，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
我们的另一支人马在杨柳青镇上的工作成绩颇佳。他们对霍氏家族进行档案化的调查工作。同时，用摄影与摄像记录下霍家人年年腊月底祭祀先辈画工的仪式。还找到一位能用杨柳青口音来唱“白秀英卖年画歌”的七旬老人，也做了文字与视觉的记录。
于是，我们决心将这一著名画乡的遗产普查做到“一网打尽”。并在一个月后与杨柳青当地的志愿者牵起手来。2004.1.10
涂了漆的苗寨
十二月里在南宁的文化遗产抢救论坛讲了一句话：“许多遗产在我们尚未抢救时就已经消失了。”我所表达的是近些年常常碰到的一种令人焦急的状况与感受。会后一个当地的记者追着要我对上边的话具体说明。我说：“还要我举例吗？你下去跑一跑就知道了。”
从他的脸上看，显然还不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但紧接着的事情，就可以拿来回答他。
从南宁出来，一路北上，去到桂北的山里考察少数民族的村寨。如今经济发达地区，比如江浙的沿海地区，再比如山东，古村落已寥如寒星。我知道，只有在这片黔桂湘三省交界这样的大山的皱褶里，还会隐伏着一些古老的山寨。然而这些古寨的现状如何？还有多少完好的历史杰作？我特意邀请当地的几位文化学者做向导，他们知道我想看什么。
然而，亲眼目睹到的却如挨了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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