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张树新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兴东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光荣与梦想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张树新篇

光荣与梦想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张树新篇试读: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编委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何德全 黄澄清 刘九如 卢 卫 倪光南孙永革 田 涛 田溯宁 佟力强 王重鸣汪丁丁 熊澄宇 许剑秋 郑永年(按姓氏首字母排序)主  编:方兴东执行主编:刘 伟编  委:范东升 王俊秀 徐玉蓉(按姓氏首字母排序)策  划:高忆宁 李宇泽指导单位: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执行单位:互联网实验室学术支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丛书出版合作单位:博客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工程执行团队

牵头执行:互联网实验室总负责人:方兴东采访人员:方兴东、钟布、赵婕访谈联络:范媛媛、孙雪、张爱芹摄影摄像:李宁、杜康乐文字编辑:李宇泽、骆春燕、袁欢、索新怡视频剪辑:杜运洪、李可战略合作:高忆宁、马杰出版联络:任喜霞、吴雪琴研究支持:徐玉蓉、陈帅、宋谨谨媒体宣传:于金琳、朱晓旋、张雅琪技术支持:高宇峰、胡炳妍、唐启胤、魏海

出版说明

“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是由专业研究机构——互联网实验室,组织业界知名专家,对影响互联网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关键节点的核心人物进行访谈,对这些人物的口述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研究提炼,以全方位展示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人物涉及创业与商业,政府、安全与法律等相关领域,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层面。该项目把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内容作为我国互联网历史的原始素材,展示了互联网波澜壮阔的完整画卷。

今天奉献给各位读者的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第一期的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主要挖掘了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8位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钱华林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刘韵洁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许榕生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张朝阳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张树新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陆首群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胡启恒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田溯宁篇》。“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作为一种全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尚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尚未发现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案例或样本。在本系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我们也曾与行业内的专家和学者们进行了多次的探讨和交流,尽量规避“口述”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存在的不足。与此同时,针对“口述”内容存在的口语化的特点,在本系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出版规范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但由于“口述体”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书中难免还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正,共同探讨“口述”这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通过总结和传承互联网文化,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序

为什么做“互联网口述历史”(OHI)[1]方兴东

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互联网全功能接入25年。如何全景式总结这波澜壮阔的50年,如何更好地面向下一个50年,这是“互联网口述历史”的初衷。

通过打造记录全球互联网全程的口述历史项目,为历史立言,为当代立志,为未来立心,一直是我个人的理想。而今,这一计划逐渐从梦想变成现实,初具轮廓。作为有幸全程见证、参与和研究中国互联网浪潮的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弄潮儿,我不知不觉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互联网。于是,我开始琢磨,如何做点更有价值的工作,不辜负这个时代。于是,2005年,“互联网口述历史”(OHI)开始萦绕在我心头。

我自己与互联网还是挺有缘分的。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那一年我也一同来到这个世界。1987年,我开始上大学,那一年,互联网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入中国。1994年,我来到北京,那一年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我有幸第一时间与它亲密接触。随后,自己从一位高校诗社社长转型为互联网人,全身心投入到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摇旗呐喊的事业中。20多年的精彩纷呈尽收眼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今天以及下一个10年,是所谓的互联网浪潮或者互联网革命的风暴中心,是最剧烈、最关键和最精彩的阶段。

但是,由于部分媒体的肤浅和浮躁,商业的功利与喧嚣,迄今,我们对改变中国及整个人类的互联网革命并没有恰如其分地呈现和认识。因为这场革命还在进程当中,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仓促地盖棺论定,也不是简单地总结或预测。对于这段刚刚发生的历史中的人与事、真实与细节,进行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记录和挖掘,以及收集和积累更加丰富、全面的第一手史料,可能是更具历史价值和更富有意义的工作。“互联网口述历史”仅仅局限在中国是不够的。不超越国界,没有全球视野,就无法理解互联网革命的真实面貌,就不符合人类共有的互联网精神。迄今整个人类互联网革命主要是由美国和中国联袂引领和推动完成的。到2017年底,全球网民达到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我们认为,互联网革命开始进入历史性的拐点:从以美国为中心的上半场(互联网全球化1.0),开始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下半场(互联网全球化2.0)。中美两国承前启后、前赴后继、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将人类互联网新文明不断推向深入,惠及整个人类。无论存在何种摩擦和争端,在人类互联网革命的道路上,中美两国将别无选择地构建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所以,“互联网口述历史”将以中美两国为核心,先后推进、分步实施、相互促进、互为参照,绘就波澜壮阔的互联网浪潮的完整画卷。

在历史进程的重要关头,有一部分脱颖而出的人,他们没有错过时代赋予的关键时刻,依靠个人的特质和不懈的努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他们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代表人物,是凝聚时代变革的典范。聚焦和深入透视他们,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精彩,展现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就是推动中国从半农业半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的策动者和引领者,是推动整个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更高级的信息文明的功臣和英雄。他们的个人成就与时代所赋予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以彰显和认可。他们身上体现的价值观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正是引领人类走向未来的最宝贵财富!“互联网口述历史”自2007年开始尝试,经过十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总算雏形初现。整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成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记录中国互联网发展全过程,参与口述总人数达到200人左右的规模。其中大致是:创业与商业层面约100人,他们是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的主力军,是绝对的主体,是互联网浪潮真正的缔造者;政府、安全与法律等相关层面约50人,他们是推动制度创新的主力军,是互联网浪潮最重要的支撑和基础;学术、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层面约50人,他们是推动社会各层面变革的出类拔萃者。另一部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互联网全记录,计划安排300人左右的规模。大致包括美国150人、欧洲50人、印度等其他国家100人。三类群体的分布也基本同上部分。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完成具有代表性的500人左右的口述历史。正是这个独特的群体,将人类从工业文明带入到了信息文明。可以说,他们是人类新文明的缔造者和引领者。

自2014年开始,我们开始频繁地去美国,在那里,得到了美国互联网企业家、院校和智库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认可,全面启动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的访谈工作。目前,我们以每一个人4小时左右的口述为基础内容,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不断更新和多次补充,使这项工程能够日积月累,描绘出整个人类向信息文明大迁移的全景图。

到2018年年中,我们初步完成国内170多人、国际150多人的口述,累计形成1000多万字的文字内容和超过1000小时的视频。这个规模大致超过了我们计划的一半。所谓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一半,我的心里开始有了底气。2018年开始,将以专题研究、图书出版以及多媒体视频等形式,陆续推向社会。希望在2019年互联网诞生50年之际,能够让整个计划完成第一阶段性目标。而第二阶段,我们将通过搭建的网络平台,面向全球动员和参与,并将该网络平台扩展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平台。

通过各层面核心亲历者第一人称的口述,我们希望“互联网口述历史”工程能够成为全球互联网浪潮最全面、最丰富、最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为更好地记录互联网历史的全程提供多层次的素材,为后人更全面地研究互联网提供不可替代的参考。

启动口述历史项目,才明白这个工程的艰辛和浩大,需要无数人的支持和帮助,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完成的。好在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界一致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肯定和赞赏是对我们最佳的激励。这是一项群体协作的集体工程,更是一项开放性的社会化工程。希望我们启动的这个项目,能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最终能够越来越凸显价值与意义,能够成为中国对全球互联网所做的一点独特的贡献。[1]编者注:“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

访谈者评述

方兴东

张树新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启蒙者和开拓者。她浑身充满能量、充满智慧,也充满激情,很有个人魅力和号召力。在一场新革命里,像她这样的人很容易脱颖而出。而且她非常适合在这种大变革中做旗手,可以带领大家冲锋陷阵。张树新在决断力、号召力和运作能力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表现。虽然她在中国互联网领域活跃的时间很短,但是她是人们在阐述互联网早期历史时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人物。然而,在历史进程里,一个人的功劳、声誉,还是跟他活跃的时间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伟大是熬出来的,胜者为王。所以,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张树新又似白驹过隙,跑得很快,跃得很高,当时的高度和速度几乎无人可比、无人可敌,但又很快就消逝了。其实,张树新内心清楚互联网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她早早地远离了互联网领域的主战场,这令许多人扼腕长叹。

从张树新身上也可以看出,中国优秀的人很多,有能力、有资源的人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没能在互联网领域持续发光发热呢?我觉得问题在于,他们的价值观或行为方式上有意无意间偏离了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自由、平等、自底而发的精神特质,他们把自己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实际上最终脱离了地气。所以,最终他们被互联网大潮吞没了,没能引领潮头,这种遗憾常萦心头。

业界评述

胡启恒(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想,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是不该被忘记的。当年中关村路口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记得这句广告语。互联网由科技领域延伸到商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张树新是一位开创者。她让人看到了互联网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专利,普通人也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当时很多人买了瀛海威的上网卡,这就为互联网大众化开创了先河。魏武挥(天奇阿米巴创投基金投资合伙人)

我对张树新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之情。记得在2008年,我在博客大巴(BlogBus)给员工做内部培训,其中有一块就是“中国互联网史”。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提及“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广告牌时,就有想哭的感动。这是当年瀛海威竖立的广告牌。谢文曾经说,他从归国的丁磊、张朝阳等人眼里看到了理想,但我却以为,真正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理想主义者,张树新是其中一个。

瀛海威悲壮地失败了,这份悲壮,就是中国互联网人筚路蓝缕的见证。张树新离开瀛海威之后,在另外一条道路上又开始了她新的探索:思想传承。然而这个事业比起瀛海威来说,明显地缺少鲜花和掌声。

向张树新致敬,不仅因为她的瀛海威,更重要的是她这份寂寞的努力。

口述者肖像

口述者简介

张树新,女,曾创办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裁。瀛海威是国内最早提出应在国际互联网络上提供中文信息服务的网络服务公司,也是最先提供ISP业务的网络商之一。瀛海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司网和电子商务平台,启发了国人对“因特网”的基本认知。张树新当初率领并亲手培养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络从业团队现已成为中国各个互联网商业公司的骨干力量,瀛海威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张树新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织网人”“中国互联网的教母”,但她也因瀛海威烟火般灿然后的消逝而被视为“中国互联网的先烈”。张树新后曾任联合运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创基金会主席,参与一些重要的中国互联网项目投资和管理,并卓有成效。

1963年7月

辽宁省抚顺市人。

1986年,23岁

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

1986—1989年,23~26岁

担任《中国科学报》记者。

1989—1992年,26~29岁

在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战略项目处从事企业战略研究工作。

1992—1996年,29~33岁

创办北京天树策划公司。

1995年,32岁

创办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35岁

创办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因成功运营连接国内业务资源和国际资本资源的互联网项目,美国《财富》杂志于1999年5月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1999年年底,36岁

创办联和运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07年,44岁

任新创基金会主席。张树新 篇我本能地对与未来有关的新东西感兴趣

访谈:方兴东 薛 芳

口述:张树新

整理:何远琼

时间:2014年2月7日(14:00—18:30)

地点:东方广场E1-1907联合运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文本修订:6次壹 狂乱时代的自然生长

你在瀛海威创办初期非常善于借助媒体资源宣传互联网概念,为什么现在却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很少公开谈及互联网?* * *

这可能和我的性情有关。我不是一个高飞远遁的人,也不是一个为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事迹就大肆宣扬的人,更不是一个因为一度“败走麦城”就闭口不言的人。我是一个随性洒脱、说走就走的人。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念研究生、一毕业就结婚生孩子,这些在当时都算是很叛逆的。后来我下海经商,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而我五年前12突然决定退休,身边的朋友也都觉得意外。田溯宁现在重回亚信当董事长了,他很有干劲,像劳模一样在那里工作。而我是比较不喜欢干活的,所以说退就退了。

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半隐居的人,几乎与信息时代隔绝。很多朋友三年前劝我发微博写东西,但我没有开微博。我有微信,但朋友很少,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做自己,不希望自己变成碎片化信息的终端,不断地接收和被迫反馈。前两天我看了一本台湾地区大作家唐诺的书,书名是《尽头》,书中讲,人一定要能够不断地去想尽头是什么东西。其实我可能正是这么一个不断去想尽头是什么东西的人,我想要看清楚整个时代的尽头是什么。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太多的信息,太多人在讲话。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定力的时候,他也许可以把很多事看明白。我们的生命非常有限,不应该浪费一分一秒。所以,我有很多事从来不去做,我觉得那些事与我无关,我其实会特别有选择地参加一些事情。我不想去的,绝对不去;所有人都去的,我也不一定要去,我很少跟风。

你能先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的事吗?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能够反映你个性的事。* * *

要从小讲,那话就长了。我是辽宁抚顺人,1963年出生。我父亲是辽宁省抚顺钢厂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我母亲是老师,我们家只有姊妹两个,我跟我妹妹,我算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命运多舛、英年早逝。我母亲写了一本书叫《沉重人生》,讲述了我们家的历史。书是我母亲自己写的,没有公开出版,我也恭默守静。

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在乡下念的。我父亲是个博览群书的人,我有点儿像我父亲,对生命的好奇程度非常高。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兴趣追问真理,那就不该从事科学研究。2013年在合肥举行的亚布力论坛上,我提到过,学科学的人,应求真和务实,“真”是两个真,远端的真是真理,近处的真是真相。求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一个基本素质,一个很重要的品质。

1972年,我们回到城里。回城后,我父母觉得只有我和我妹妹两个女儿,对我们持放养的态度,不希望我们读太多书。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刚回到城里的时候我母亲希望我降一级,因为降一级就可以晚一点儿“下乡”。当时“下乡知青”的艰苦生活让我们有点惧怕。但我当时坚决不同意,觉得留级太丢脸了。

我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喜欢读书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一种习惯。当时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书,我从小就读过很多有趣的、精彩的书,例如,《聊斋志异》《西游记》《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等。我父母对我们姐妹也没有特别高的期望,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平静的生活,所以没有逼我去干什么。我的性格是自然养成的,我觉得这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小时父亲受迫害的场景我有所记忆,为帮父亲争辩我和小朋友打过架,像个男孩子似的。我也记得父亲带我和妹妹去看小蝌蚪的美好时光。

听我父母讲,我从小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孩子,我看一遍书就可以跟人家讲书中讲了什么,所以,我从小就有很多朋友。可以说,我不是后来才会讲故事,而是从小就会讲故事。

我觉得对我真正有影响的事,是我们刚回城的时候家里就买了台电视机。1972年回城时落实政策,政府补发了我父亲三年的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我父亲就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1972年,整个抚顺市估计也就三四台电视机,我们家那台大概是整个望花区的第一台。那个时候电视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信号也很差,每次都要调半天,天线一会儿摆这儿,一会儿摆那儿,才能搜到节目。家有电视,邻居们理所当然地每晚来看,又和我家计较电费什么的,挺烦人的。我妹妹后来读电影学院的文学史研究生时,还在当年《上海电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电视的故事》,写的就是这个事儿。这算是一件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儿吧。1972年的500块钱,我估计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很少人能那么“烧包”,刚从乡下回来就花这么一笔钱买一台电视机。我父亲对电视非常好奇,还想要把它拆了看看是怎么回事。可以看出,也许我们家的人对创新型产品天生感兴趣,我可能遗传了我父亲的性格吧。

我父亲喜欢玩,好奇心重,所以,他经常去看一些新东西。1983年,我们到北京玩,父亲带着我去逛故宫,我感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可以带着我在故宫里走三天,他知道每个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又有怎样的故事。我后来想,我父亲那一代人,他们那种博览群书的精神、对世事的兴趣、对与生存无关的东西的好奇,是这个时代极其缺乏的,现代的很多人已没这个兴致了,可能是能吸引他们的事情太多了,能比较或诱发兴趣的元素也太多了。

从小到大,我没有听说我父母给别人送过东西,也没有别人给我们家送过东西。后来想想我其实是在一个独身自好的家庭中成长的。我们家好像也没有家庭琐事可谈。我觉得我1981年高考时考了很高的分数,必须承认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的。

我母亲一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她最早在中专学校里教中文,因父亲之故,她被迫下乡,回城后没有工作,她就自己发愤自学制图。后来她又重新回中专教书了。我们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都学英语,学了忘,忘了学。但我母亲像父亲一样时运不济,自从嫁给我父亲后,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一直没进步成。他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很长时间,所以特别希望证明一下自己。

后来,我父亲病了,我母亲要照顾他,就不得不退休了。所以她有一段时间急躁、抱怨,身体不好,甚至有些精神抑郁。后来她自己在家里写我之前提到过的那本书,一写就是十年。其实写东西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我们没有精神的寄所缺少心理医生,一生所经历的那些苦难,难于排解,而写作可以成为情感宣泄的出口。我觉得我父母那代人好像永远地被留在了20世纪的站台上,所以他们必须学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告解,慢慢走出来。我母亲自从写完那本书后就变得开朗多了,她现在80多岁了,精神还不错。后来我跟很多同龄人说:“如果你的父母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就鼓励他们写点东西,也许能排解开来。”

其实,现在想来,我自己更像是被“放养”大的。因为父母对我没有当官的要求,也没有赚钱的要求,他们对我并不会像今天的父母对子女这样有各种期望,父母甚至也没有鼓励我看书、读书。只是家里有很多书,他们自己看书,我没有别的事就跟着看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从小对新的东西感兴趣、有创新思维,一定和从小的家庭氛围有关系。贰 20世纪80年代,我们都是诗人

你后来大学是上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吧?学的理科?* * *

对,我考上中科大了,应用化学系,理科。当时我高中学校(抚顺一种)的校长对好学生简单地不允许学文科。因为那时流行的说法是“考不上理科学文科,考不上文科学外语”。上次我回科大讲过一个故事,我说当时都是国内最优秀的人才能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所学校,结果他们到了美国后发现找不到工作,需再重新开始去念金融等专业,然后跑到华尔街去做后台的分析师。后来回国后他们又发现自己的领导,正是当年那些考不上好大学只好学外语的人,这是好心做好事,还是好心做了坏事?抑或就叫轮回吧。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当时中学考得好的几个人都是在清华、北大、科大几个学校里选择,考得最好的才能去科大,因为当年科大比其他几个学校的招生分数都高。我念科大是我爸逼我去的,这个是他替我选择的。其实我当时是想去北大或清华的。但我父亲坚决不让我来北京。我父亲当时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是个“有反骨的人”,所以最好踏踏实实去学科学。他很怕我到了北大以后,转系去学国际政治什么的。他认为我最好到一个偏僻的城市成为科学家。但上大学以后,一切就是我自己说了算了。其实上大学时我正事没干很多,之前我见科大校长时也讲了,仔细想我在大学里没有好好上过几天课,很多时间都用来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了。

我参加过科大诗社,自己也写过诗。那时的年轻人喜欢诗,我们3都是诗人,不写诗怎么能建诗社。现在有一个著名诗人简宁就是我4们诗社的,他和我非常熟。张亚勤也写过诗。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那时的年轻人、大学生很多是“文艺青年”。但到1987年、1988年以后,文学就开始没落了,大家都开始有生存压力了,浪漫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铸就的。念大学的时候,我做主请过很多朦胧诗诗派的诗人到我们学校。那时候学校能请到各种各样56的人来做讲座,我记得当时李政道、吴健雄都来过科大。我们当时的副校长家永远是开着门的,学生们随时可以到他家讨论问题。

我在中学的时候成绩就比较拔尖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托人把我转到我们抚顺最好的中学,抚顺一中。我们必须承认,恢复高考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我记得我刚去抚顺一中的时候,发现别人学得都比我好,因为我在原来的学校主要就是玩。但我可能是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在中考的时候我就开始考第一,后来一直是第一。好像从小到大,我父亲觉得我考第二就是“过错”了。我是从中学开始就喜欢文学了,后来上科大的时候曾经把胳膊摔伤了,休息了半年,看了很多文学书。自己学化学学腻了,就更偏爱文学了。科大的功课其实很重,我们化学系学数学系的数学、物理系的物理,把自己学透支以后,会突然反省:自己是做科研的料吗?做科研的人其实除了兴趣之外,我觉得至少要心无旁骛,而我自己是一个兴趣爱好太多的人,根本坐不住。所以,我当初离开科大时,觉得自己“恨那个学校了”,觉得它耽误我时间了。但后来仔细想想,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求真务实的行事方式,实际上都得益于这种科学的思维训练。

我觉得大量的中国人,包括很多精英人士,都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和科学逻辑,包括辨识能力、思辨能力,这就是与缺乏科学的思维7训练有关。方舟子是我的师弟,即使大家再不喜欢他,也必须承认,他也

有一部分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他正确的那一部分在中国是非常缺乏的。方舟子文科其实很好,他当年的高考作文是满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做网站,后来他有些失意,朋友很少。我曾跟方舟子很认真地聊过,问他能不能真的做一点更加有建设性的事,比如说专业科普。我说我们从小读《十万个为什么》,把书都翻烂了,但现在的孩子们有这些好读物吗?其实这些东西如果写得好的话,很受欢迎。方舟子的科普文章其实写得很好,但是“打假、攻击与反击”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调整和改变,因为他是一个特别较劲的人。我算是我们科大毕业的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了,不是那么较劲。当然,我在功课上也不“较劲”大概也缘于此吧。不过,当时在学校我就不想做科研,而是梦想当记者。叁 我是一个靠兴趣驱动的人

那你毕业后在工作上如愿了吗?你的选择是不是和你在科大一直是学生干部有关系?* * *

是呀,反正我当时就是不想搞科研了。我本来想去念科学史,我8记得我还认真地看了李约瑟的一些作品,还给科学史领域的几位大家写过信。后来我发现科学史考的那些东西太老、太学究了,就作罢了。我觉得自己对综合性的东西更感兴趣,就觉得去出版社、报社也很有趣,正好报社也要人,我一毕业就到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

9报》报社当记者了。

这个选择的确跟我是学生干部有关系。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班长。在科大从二年级开始,我就是学生会主席,我还是我们学校我们年级第一个党总支书记,还做过学校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是老师),还当过科大诗社社长,现在我是我们科大校友基金会的主席。我们这个基金会还是挺活跃的,是全国大学校友基金会里唯一一个跟学校官方合作但却完全独立的基金会,完全是大家捐钱建的。总之,当时因为一直当学生干部,档案史记载的我好得不得了,就被报社选中了。我们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被保送研究生,四个专业加一起共87个人,只有十几个人毕业后直接工作,可以说单位随便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国科学报》当年一共要了三个人,我是被《中国科学报》主编挑中的,可我到《中国科学报》后不到半年,就快把招我的主编气死了,他发誓再也不要科大的学生了。

主要是我毕业刚工作不久就结婚生孩子了,让主编觉得这小姑娘工作“不上路”啊。我去报社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发现报社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时候80个人办一份周报,几乎所有的人每天都在煲电话粥、打毛衣,中年女士们每天都只说些家长里短的事儿。那时候我还是刚毕业的小姑娘,干劲儿十足,但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就采访几个人,写几篇稿子,然后就和大学一同消磨日子,觉得无聊透顶。我101986年刚工作的时候,第一次采访的就是丁肇中。但我发现,领导需要的那些稿子跟我想采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我能干什么呢?没有继续念研究生,报社又是这样的,那我就用排除法,干脆就先结婚、生孩子吧。我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第一个生孩子的。

但是,我还是在《中国科学报》干了三年。最初,我在记者部被重用,后来因结婚生孩子被放到编辑部,因为编辑部不用坐班,算是照顾孕妇。编辑部有国内版和国外版,我都干过。干国内版时,我采访过很多院士。我见过的中国科学院的那些院士很可爱,特别有趣。后来我又在国外版主要负责采编一些国外新闻。等我生完孩子、休完产假回来,主编突然想到我这个女孩子很有趣,那么年轻就把女性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完成了,现在开始没麻烦事了,反而可以重用了,就开始培养我。培养我干什么呢?去做广告发行吧!后来我又到总编室工作过。可以说,我做过我们报社里所有的行当。在1989年我离开《中国科学报》的时候,我还跟主编开过一个玩笑,说我一个人可以办一份报纸,你把经费都给我,我只要四个人,就可以办一份报纸。

之后,我就从《中国科学报》调到中科院企业局工作了。当时是借调,因为企业局急缺写东西的人。那个时候企业局想写一份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状况的报告给中央,以争取中央更多的政策支持。后来他们找到我,就先把我借调过去了。我是当时调研写作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自然地打字的事也是我的。我对中关村的历史非常熟悉就是得益于此。11

1988年年底正是国务院价格闯关的时候,国务院希望把所有与经济和市场离得很远的部门拆解,当时的思路是“科学研究要上国民12经济总战场”,所以,中科院面临“生存危机”。那时周光召刚刚当13院长,胡启恒是副院长。我跟启恒的私交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她见我觉得我是小姑娘,现在我都五十岁了,在她眼里我还是小姑娘。中科院当时要写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报告,就是为了向中央证明中科院是有存在价值的。中科院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苏联科学院的模式,我们当时既要了解中科院的发展历史,又要厘清科学、技术、成果到产品、到工业之间的关系。周光召当时给我们的命题是,中国14会不会有贝尔和贝尔实验室?中科院跟中国市场,跟中国未来的工业成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除了工业部门自己有研究所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国家科学院?

我当时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几乎所有有点名头的公司做过调15研。那时候我特别牛,打电话给曾茂朝说“我要跟你谈六个小16时”;跟柳传志说“我要跟你谈五个小时”。包括那会儿著名的“两17通两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因为调研组里我最年轻,所以出门跑、写文章之类的事情,大部分是我干的。我那时候跟那些企业老总还有当时很多研究所的所长们去讨论,这个研究所有多少科学研究成果、多少科学跟技术有关、多少技术转化为产品成果、多少产品成果影响中国未来产业。这是我当时那个小组干的事情,大概花了两年时间。

我后来回想,在中科院企业局的三年,对我宏观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对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宏观认识非常关键,因为我过去只是学理科的,后来当记者也只是很浮光掠影地见了很多很广的东西,但是对很多技术和工业之间关系的了解,就是这三年打下的基础。

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会决定他未来很多东西,过去是未来的缘起。这三年的经验,让我学会不自觉地站到国家的角度想问题,不自觉地会站在整个产业角度想问题。我现在想我有一点做得不好,我应该多去看看我们的老处长。他先是在总参战略部做战略研究的,后来到中办写一条街报告,再后来又写中科院的战略报告。他对我很好,一直在教我怎么想问题、怎么写东西。后来中科院的“一院两制”的思路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所谓一院两制就是科学研究一制、公司市场一制。那会儿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策略,这些策略也确实促使一些中18科院的人出来做公司,包括现在还很有名的成都生物所。中科院后来保留并发展起来,这些策略也许是关键因素之一。这些策略也确实促使中科院更加重视应用,因为过去中科院里的人总是瞧不起去做公司的人,一院两制后就理顺他们与中科院的关系了。思想认识上理顺了,很多事情也就一通百通了。

那三年我除了做调研报告外,还负责跑计划配额等工作。

我想说,我跟其他的互联网创业者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曾经有这个经历,这个经历会让我经常想一点跟自己创业没有关系的事。但是现在很多创业的人对赚钱以外的事儿考虑得有点儿少。我在企业局待了三年,后来又觉得没劲了,因为突然发现我似乎把中科院整个事情都搞明白了,就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后来就下海了。我是一个靠兴趣驱动的人。到现在为止我从没有做过重复的事情。他们经常问我,会不会接着做互联网,我说怎么可能呢?因为那都是年轻人做的,不该是我再去做的事了。肆 一起下海的人生伴侣19

我是1992年下海经商的。当时我们局长张宏找我谈,他说:“小张你在这里很有发展前途,干嘛要‘下海’?”我跟他讲,我想让自己自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实现财务自由是我下海经商的直接原因。讲真话,我们当时太穷了,我走在大街上看到一条漂亮裙子都买不起,我就觉得我得先赚钱,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天性不喜欢拘束,我敏锐地察觉到商界可能是片自由的蓝海,可以让我大展身手。而且我在下海经商之前见了许多开公司的人,还替他们谈项目,基于对他们和对我自己的了解,我认为我自己能在商业上成功。所以,下海经商的事,我还真没怎么纠结。

要说家里人,我母亲当然是反对了。不过,她也习惯我的叛逆了。我一直比较有个性,在1986年不去念研究生是叛逆,刚工作就结婚、生孩子也是叛逆,辞去好好的工作要下海更是一个大叛逆。至于我先生,倒是挺支持的,他比我更早下海经商。

我和我先生中学时在相邻的班级,我们俩都是班长,算是认识,但不熟,真正谈恋爱是在上大学以后。其实挺简单的,他在济南的山东大学,我在合肥的科大,两所学校的位置正好都在京九线上,我们就经常相约开学、放假一起走。他是典型的东北男人,比较忠诚、厚道,虽然没有我聪明,但是比我有毅力。我觉得我身上缺少的品质他都有,能够让我安心。但这是后来总结的,我觉得十八九岁的时候,很难能分清楚两个人相爱究竟是为什么会走到一起,一开始大家相互的吸引和这个没有关系。其实我俩特别不一样,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才子,到最后找的另一半,却不是个才子。当时其实很多人都反对我俩在一起,我母亲还问我:“你们俩有什么共同基础?你们的共同基础不就是一起玩吗,今天去这儿玩,明天去那儿玩。”大学时我俩每个暑假都一起到全国各地玩。为了省钱,我们还逃过票。我经常开玩笑讲,我们不念一个大学可能是我俩维系下来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俩念一个大学,也许早就分手了。

我先生是研究生,当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就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工作。我经常开玩笑说,一般计算机研究生从卖计算机开始“下海”,后来发现中学生都比他们卖得好,当计算机变得复杂以后,本科生就卖得比中学生好了,当计算机变得更复杂时,研究生才起作用。人们老争论“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一定是“贸工技”,先从市场开始。我先生曾做过华强公司的销售经理,华强是中关村开发区的一家私企,当时是街上做兼容机很火的一家公司。我记得我先生刚去华强时,第一个月拿回来的工资就上千元,在1991年前后那算很多的了。后来在卖计算机的时候,我先生发现很多人买计算机是为了建寻呼台,他就帮他们找寻呼软件。后来他发现这个软件的程序很简单,买一个版权就可以自己接着编。而且别人从香港进的机器都没有中文,买回来也不知道怎么装软件,他就顺便接了汉化和安装工程。之后,我先生想自己干,成立了一个公司叫作卧20云电子,专门做寻呼台。到1992年的时候,就建了七家寻呼台。我们的第一桶金就是那会儿挣的,挣了近一千万元。

我下海时又单独开了一家公司,当时公司的业务模式比较简单。我曾为中科院的项目跑电子部、跑国家计委,人熟、手续过程熟。有一些中科院下属的公司和中科院合作的公司,他们希望有项目列入国家计划,但他们不知怎样办手续,也不知应找哪些人。我其实很像一个顾问公司。你如果用30万元经费才能跑下来,你给我20万元,我花10万元成本就够了,剩下的就是利润,业务模式就这么简单。我们还捎带做一些产品的策划推广。

那个时候,我先生的公司跟我的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他独立的公2122司叫卧云电子,天树策划是我的公司。后来的瀛海威才是我们两家公司合资成立的。实际上这个时候,卧云电子从法律层面看是我先生的,但我也会跟他一起做很多事情。卧云电子当时很挣钱。其实做策划挣不到太多钱,但能养活人,训练了很多人,当时就有二三十人吧。后来我们做瀛海威的时候,资产合并到一起了,之后也一直在一起。

当时做策划的公司特别少,后来才逐渐增多了。我策划能力很强,知道怎么能够借助媒体,形成媒体效应。所以,这些事其实是一种很好玩又能赚钱的事。老实说,那会儿赚钱我觉得特别容易,好多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赚了。其他互联网创业者大都是一分钱没有就开始干,他们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但是我账上经常几十万元来回走。而且我下海第一天,我交的朋友就说,20万元给你,你先去干吧,不行就算了。结果大概不出一个月,我30万元就还给人家了。后来有人说我在瀛海威花钱大手大脚,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我感觉自己大概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所谓“野蛮生长”的过程。后来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我当初买了一块地早就发了。但是23我并不觉得后悔。有人跟我说,你看像马云当初怎么着……现在怎么着……我思考之后,还是觉得我现在挺好。我现在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是很特别的,今天的我,跟谁也不换。我后来曾想过,如果真正把公司做到很大,做到上市,做成世界知名企业,那条路是我自己喜欢的吗?我不知道那又是一个什么情境,其实所有的真实情境都是不可逆的,所以,没有必要假设这样、假设那样。不过,如果现在总结瀛海威失败的原因,1992年到1995年我们赚钱太容易,导致花钱有点随心所欲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对于市场时机的判断错位——自己的紧迫感导致了对市场时机的误判,这是我必须承认的。伍 做互联网是个偶然

瀛海威的确是你人生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的标志性事件。今天就是想请你以亲历者的身份好好聊聊这件事。你能先讲讲你下海做天树策划后,怎么又转到互联网领域创办瀛海威了呢?* * *24

我做策划的时候偶然认识了梁志平(崔健当时的经纪人)。我当时的办公室设在友谊宾馆(中关村许多公司起家时都把办公室放在友谊宾馆),好像隔不远就是友谊宾馆公关部经理的办公室。有一天晚上,经理带我们去听爵士乐(1992年那会儿就有人听爵士乐了)。因为我也是文艺青年,爱好多,因此结交的朋友也多。当时他们说起了崔健,说崔健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上电视,不能公开演出。其实崔健特别想演出。我不是做策划的嘛,他们就问我,看我有什么主意可以让他演出。我后来琢磨了很久,就找到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一个朋友,让他请崔健来参加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义演。他商演被限制了,但义演是可以的。那次演唱会的名字就是“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因为这个事儿,后来很多音乐圈的人也请我当策划,包括音乐学院的四才子、25瞿小松等。他们一帮人请我做经纪人。我经常被很多人抓来干这事、干那事,因为他们觉得我有主意,又认识各行各业的人,有很多资源可以用。

做互联网是种偶然,但也不纯粹是偶然。其实做寻呼台的时候,我们就和电信部门有合作了。从事寻呼业务和电信业务的人可以算是同一批人。1993年,我们做寻呼台时接触了很多做电信业务的人,他们问我们要做移动电话吗?我说可以呀。那个时候,做电信业务的人自己都不想建移动电话网,他们觉得不像当时紧俏的固定电话那样赚钱,那时很少人想到二十多年后中国的移动电话能发展到今天这样。我觉得一定要回溯这段历史,那时不是所有人都能预见性地了解这个行业的。我也是那三年做行业宏观研究才有这样的视角。那时,我想去北欧看看移动电话网络会不会变成人手一机。要是的话,我们那时候进去,机会就非常大。所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当时曾签过江西、甘肃等多个省的移动网建设合同,当时爱立信的人对我说只要我拿下合同,他们负责全部投资。

可惜的是,当时政策没有开放,不允许做。寻呼能做,是因为有一些频率是民用的,当时像水利、消防都有预先指定的频率,而中继26线由电信部门控制,市场并未开放,普通国企、更不用说私企均不可涉足。后来尝试性地开放了一个CDMA段频率,再后演变成联通公司(这是后话)。在1994年,我知道移动电话没有进入机会。还有,寻呼台越建越多,利润下滑。最初卖一台4000元的寻呼机,有3000多元毛利,到1994年仅有几百元毛利甚至更少。寻呼业务“做烂了”,没有创新的东西了。我当时就不想做了,没了兴趣。我们当时很年轻,才31岁,已经赚了些钱,赚到钱干什么呢?买房子、买车子,安排孩子上学,还干什么呢?恰巧那会儿,见了一些同学,遇到一个机会可以出国,就想出国看看,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出过国。

我记得是1994年11月或12月,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了美国。那一次在美国待的时间特别长,有三四个月,当时很想深入了解一下美国的方方面面。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美国IT超高速发展的时候,很多最27新产品发布会我们都赶上了。我记得我在那会儿看到了苹果牛顿掌上机,就是苹果公司最早做的掌上电脑,但那会儿掌上机没有WiFi,没有无线,功能很少,就一个苹果牛顿摆在那里。苹果牛顿失败以后,苹果公司才做iPad的,没有iPad的成长史,就没有今天的iPhone。这些全部都是关联的。28

后来我们又去拜访了戴尔总部和Gateway公司,因为我们想卖他们的产品。当时我想做一个全新的中关村销售模式,在科教馆做一个7天24小时开门的计算机直销。当时中关村许多公司周末都不上班的。他们不干,因为他们不想单纯卖计算机了,而想以计算机为中心,做网络,叠加他们的服务。说实话,计算机要做网络服务,这是我在美国获得的启发,这个很重要。

一天晚上,我们住洛杉矶的酒店里,我说打电话找同学聊聊吧。那个时候美国的固定电话、投币电话非常方便,移动电话普及率不高。结果那天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我都忘了是谁了,给大家发了我在洛杉矶酒店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上学时是班长,人缘很好,当天晚上有30多个电话打进来。科大是一个出国学生很多的学校,我们班有60多人,大多数人在美国。我当时非常惊讶,他们这么多人是怎么联系上我的,他们怎么找到我的电话的?那个同学就给我讲了什么叫E-mail。他说,他们在美国念硕士研究生,大学里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E-mail,因为域名管理与人的物理移动没有关系,只与人本身有关,所以他们即使换工作、换城市,从东部到西部,但E-mail可以一直不变。就像我们的邮箱地址与你的家有关,当你离开,你的邮箱地址不29变,就还是可以给你留一封信。他讲他们那会儿远程上网用BBS,我们班就有一个BBS,他们在那里发的消息……

说实话,当天晚上就像开了我的天眼一样,这不是开玩笑,不是编的,真的是像开了天眼一样,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场革命”,人类开始走向与物理空间无关、只与自己移动有关的世界了,人类的时空变化有了更大的进展。我还感觉到,这个东西上面会长出无数的东西来,所有过去的传统的邮政通信手段都将变成它的基础设施,我突然就想象出了这个行业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也明白了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快速成长的。

我本能地对一些新东西感兴趣。我敢拿移动网络合同这件事就可以反映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比较不同的是,我喜欢从整个行业结构来看问题,对新东西,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有敏锐的直觉。30

前两天我去我们公司,我说:“你们现在在看特斯拉吗?”他们说:“张总还看特斯拉?”我说:“我在看特斯拉会带动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变革和传统工业结构的改造。”我看特斯拉,完全可以想到这个后面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例如充电站、电网改造、能源变革、各种新能源产业链、全新的汽车工业,随之而变的汽车零件工业,新的汽车服务设施,新的4S店模式,完全可以想象出这将是完全不同的产业生态系统。我知道特斯拉意味着又一个工业变迁正在眼前。

这种第一感觉很重要。老实说,我当时看到E-mail,就想到过今天会是怎样。可能有人说我在吹牛,但十年前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当时确实是已经想象过今天的游戏的样子。我甚至想象过有一天,人类所有的东西都相互连接,用什么连不重要,人们时刻联机,实际是联机的那些东西在控制你,人的肉体可能只是它的营养体,你可能只是大系统中的终端……

这次美国之行的三四个月,让我对整个IT产业和人类关系有了一个全新认识。这跟出国去谈一桩生意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几个月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寻找未来方向的旅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缺钱了,没有生存压力了。加上我本性喜欢新鲜的东西,虽然我不是学技术的,但越不是学技术的,才越关心技术的本质问题。那时我就像突然走进一个新世界,觉得灵光乍现,其实那时我甚至隐约看到了网络世界的未来。陆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

我们一回国,就创办了瀛海威。我们1995年3月回来,公司5月就开业了,动作很快。公司设在中关村南三街,原来物理所的二楼,现在那座旧楼已经拆掉了。公司名称的来源其实特别简单,没什么特别的。那时美国正式把全国联网基础设施叫作“信息高速公路”,谁31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刘亚东讲过一个故事:当时亚信公司招人,能把“Internet”这个英文词写下来的,就能进公司了。32

我们当时拉大旗当虎皮,就把公司名定为信息高速公路的音译名了。中文这几个字怎么定的?有个长辈校友,他来我办公室,我说我们要做一家公司想用Information Highway的译音,他帮助定了中文字,于是瀛海威的名称便确定了。

公司创业时的投资主要是我们做寻呼台赚来的家底和信用证信用贷款。我们回来就说一定要做互联网,因为我预计未来需要很多设备,投资肯定很大,所以,就把我们的房子、车全部抵押给银行,一共大概筹集了1500万元的启动资金。早年的瀛海威通讯录,当时还使用BP机(寻呼机、传呼机)。于2005年12月17日“瀛海威十年聚会”当天拍摄。(摄影:林兴陆,来源:瀛海威网站)

一开始瀛海威的网络架构是怎么做的?互联网线路是怎么搭建起来的?网络又是什么时候正式开通的?* * *

我们自己建了网络。瀛海威做的是一个从底到顶的网络架构。我们自己从中国电信拉了物理的线路,建了自己通向国外服务器的网络,上面架设了应用网设施,做了自己的内容,设计了自己的服务。那是1995年,当时国内很少有人了解互联网架构,电信管理部门也3334不了解,电信网络上还没有服务器做ISP。新浪的王志东也不了解,他当时还只热衷软件呢。我也不是学这个的,但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会去钻研。我做瀛海威的时候,把这些技术全部认真地看了一遍,再说我本来就是学理科出身的,不怕新概念。

我们的网络是1995年9月正式开通的,在北京节点开通了全国两条线路。那个开通线路的故事最有趣了。当时我们的机房在中关村南三街,离中科院当时的网络中心只有800米的距离。当时互联网的国际出口专线,除了邮电系统自己有,其他的就在网络中心,高能所的35那条线也是接到这里。网络中心当时的主任叫宁玉田,是中科院高技术企业局的副局长。我就去找他,说:“我要跟你连起来,我要做服务。”他问:“你能弄到线吗?”还说他们跟邮电部都申请不到线路,他们想跟科学院下属所都连不起来,要让邮电部门帮助架专线可能要等两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看看,然后有趣的事儿发生了。那会儿四环路还没建,中关村的道路没作为交通干道,我一看物理距离只有800米,我就想自己架设线路。我们墙外的路是市政的,在市政道路上架电线杆子必须由邮电部门来做,自己不能做。但是物理所的所有围墙里面的部分是属于中科院的,市政不管,我们可以自己架电线杆子。我就跑到中科院行管局,问相关的负责人:“我想建一个工程,围着这几个研究所的围墙架电线杆子连一条线到网络中心成不成,合不合法?”他说:“合法,我给你批一个规划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我们就竖了18根电线杆子,连了一条光缆,连到物理所三楼,我们花了8万元,就可以用网络中心的互联网出口了。我们只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就连上了。宁玉田当时惊到了,问我怎么弄的,违不违法,我说全部合法,所有批件都在这儿。

再回头说网络接入的一端,即加装电话装机线的事儿,过程很简单。我去中关村电话局申请了一个总机服务,总机服务就是9进9出。我申请了20条线,我们的应用并不需要打出,只需要拨进,所以,把它改成18进2出。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的电话总机。但电话总机的问题是,它没有一个总的号码,我们的号码资源当时是连号。所以我们就让一个工程师做了一个小的软件,拨第一个号就自动拨内部在线分配的号。我只公布一个号就可以了,就像现在的95588等特服号码。而且这个装机线非常便宜,它从来不打出,只产生单项费用。当我们有了国际出口,有了电话装机线,而你有了一个E-mail账户时,你只需要拨公司服务号码就通E-mail了,你就上网了。这样就开通了网络。

网络连通后,你公司主要的业务模式是什么样的?你又是怎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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