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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2 15: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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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何娟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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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贼(12位国企高管,百家利益相关公司,怎样联手光天化日掠夺你!)

天下有贼(12位国企高管,百家利益相关公司,怎样联手光天化日掠夺你!)试读:

序一 让警钟长鸣

展江

前不久,国际公民社会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表了2011年《行贿指数报告》。该组织将世界上28个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纳入考察范围,对来自30个国家的3016名企业经理人就“是否愿意通过对外国官员行贿来获得业务上的好处”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并根据他们的回答给这28个国家的企业分别打出分数,满分为10分,即从不行贿。按该指数所谓排名,中国在全部2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27位,俄罗斯排名垫底。在从2002年起该组织公布的四次行贿指数,中国每次排名倒数第二。而在该机构给出的腐败感指数中,2011年中国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被列为居于“腐败”和“非常腐败”之间的国家,在两岸四地中敬陪末座。

这两种指数说明中国的腐败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市场经济貌似高度发展的当下,权力和资本的高度媾和使得行贿受贿丑闻越来越多。就像何娟女士在书中列举的诸多国企高管丑闻一样,在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官员身上由于腐败而出现的无论什么样的丑闻都不足为怪。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新型的但颇具中国特色的“合影经济学”,就很能说明中国的腐败形式足以让世人吃惊。

腐败可分为勒索性腐败和勾结性腐败两类,勾结性腐败通常是隐匿的,很难被发现。我们现在知道的腐败丑闻一般仅仅是媒体公开报道的,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所以,中国的腐败程度是难以被准确地衡量的。像本书中所列举的案例,都是媒体公开报道或部分公开报道过的。况且,按照腐败的主体来划分的话,国有企业高管的腐败只是其中一类。

英国哲人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像中移动、电信这些国有企业公司为什么这么腐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公司垄断着大部分的公共资源,甚至在价格上都实行垄断,以致由资本形成的权力毫无制约,同时这种权力又受到更高层面权力的侵蚀和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

前不久,电信、联通涉嫌宽带接入垄断争议,为中国垄断行业权力乱象打开了一扇窗,期间工信部主管的《人民邮电报》和广电总局主管的央视进行舆论“互掐”,也引发了大量关于部委争夺垄断利益的猜测,使得反垄断如此严肃的法律问题,沦为一场舆论闹剧。

本书中涉及中移动腐败的重要人物就是张春江。2011年8月,张春江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中国电信行业“落马”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有媒体评论认为,“纵观张春江的腐败历程,罪魁祸首就是他与几个朋友之间结成的所谓裙带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的就是权和钱。”但是,笔者认为,权和钱不是引发张春江走向今天这条不归路的本质因素,最根本的是张春江作为国企高管所掌握的权力所受制约不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恒定不变的法则。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怎样才能让权力受到制约,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在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这些监督机制不很管用的情况下,我们唯有依靠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就舆论监督如何制约权力上,我曾经在2007年写过《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一文。“反腐败的关键是约束和监督权力,其中让权力运作透明化以及揭露和抨击权力的滥用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新闻界的身上。如果说隐蔽是腐败的特性的话,那么曝光和公开性则是媒体的本能。媒体日常的客观报道可将权力运作透明化,特殊的揭露性报道可将腐败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为司法机构惩治腐败提供线索,寻找证据。媒体的评论则是社会良知的体现物,它有利于形成反腐败的强大舆论。”

舆论监督在制约权力、抑制腐败方面,通常会有如下三种具体形式:(1)大众传媒在第一时间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进行海量的客观报道,力求使权力的运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透明化、阳光化。这是一种看似隐性、实则常规的舆论监督形式。在廉洁程度高的国家,这种报道最为常见。(2)大众传媒以文字评论和漫画的形式,针对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作出抨击和谴责。(3)大众传媒以特殊的新闻文体和节目类型——调查性报道——深入揭露重要腐败案例和现象。在这三种舆论监督形式中,第三种监督的力量最为强大。在我们这样一个权力无制约和很少受到制约的国度,尤其需要大量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调查性报道有大量的运作空间。

何娟女士的这本书,就是在她任职的《新世纪》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就移动通信行业的腐败案而言,何娟发表了大量的重磅报道,其间付出的汗水和辛劳是旁观者所体会不到的。如《李向东地下王国》、《电信隐形人》、《寄生中移动》、《中移动SP利益链》等。这些调查性报道直指权力腐败的本质,从而暴露出垄断行业腐败中的种种内幕。就民主政治本身而言,也达到了制约权力、抑制腐败的目的。

本书中所提到的这一系列案件,牵涉到的人数之多,其间的人际裙带关系之复杂不难想见。要了解事件的真相,必须要进行持续地跟踪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调查性报道起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效果。通过本书的出版,相信读者会从书中进一步了解到,何娟女士在从事调查性报道当中,写作思维是多么清晰,证据掌握是多么严谨。“从系列报道到这本书,集合了两年来难以计数的采访素材,包括多份独家采访录音、照片,数百页的司法案卷文件、公司内部材料。”读者会发现读本书像是听一位爆料者站在您面前向您娓娓道来垄断通信行业不为人知的黑幕。

最后,我相信何娟女士的这本书对中国的调查性事业是一个特殊贡献,也是调查性记者学习的一本床头书。同时,其也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分子敲响了警钟。希望更多的人从本书的出版中受益。

是为序。本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法学博士

序二 体制之过与个人之错

谢文

小友何娟将过去几年有关电信业的调查报道,以及很多未曾披露的细节、故事重写成书。虽然对书中大部分故事都早有了解,对其中有些事还有些近距离观察和切身体验,但以何娟特有的激情与细腻,将各种相关或表面上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刨根问底、抽丝剥茧般娓娓道来,还是给人以震撼感。有心人自会从中引发一些思考。一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电话仍然是身份的象征。北京城里除个别单位和个别职业者外,家里能安装电话的都是局级以上干部。随着改革的深入,身份让位给金钱,能够付得起三五千元初装费和昂贵的通话费的人都可以有家庭电话了。这对家有一机(或数机)、人手一机的今天来说是个遥远的过去。

旺盛的社会需求,不断下降的设备运营成本和不断上升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新兴互联网通信方式的兴起,应该是中国电信业从百行百业中脱颖而出、率先进行全面改革、与国际接轨,取得惊人的飞跃与丰厚的收益的三个重要环境因素。无论是政企分离,一而再,再而三地企业重组,还是以极高的速度跨越模拟通信体系,几乎与世界同步进入数据通信时代,都应该算作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值得电信业自豪的业绩。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走向世界不可能没有电信业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二

同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电信业的改革开放成了半拉子工程,许多已做的事没做完,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许多做了的事有所倒退。尽管电信业从一家独大变为三分天下,但本质上仍然没变,还是国有央企、垄断经营。所谓市场竞争无非是一个偏心娘的眷顾下的三兄弟争食,没有民资外资生存发展的空间,甚至也没有其他体系的国资央企的介入机会。电信业的企业经营管理依然离现代企业制度相距甚远,是一个忽而讲政治,忽而讲市场,忽而讲自家利益的混杂体。

不能说电信人没有继续改革的愿望和努力,不能说其缺少社会的批评与压力,但从近年的状况看,恐怕这些很少变为电信业改革创新的真实探索和行动。深层次原因有外在的,大环境与这些婆婆专政都限制了电信企业的改革力度与自选动作范围;也有内在的,巨大的既得利益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减弱了电信业图新求变的勇气和快刀斩乱麻的决心。三

今天的电信业早已失去了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优越社会地位和上游产业地位。过去随便干干就赚大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拼命认真干赚钱也不容易。除了移动领域中移动还有些残存的垄断优势,固网和固话早已变成低利润的鸡肋。互联网当然是个巨大的战略机遇,但十几年来电信业始终没找到切入的角度和感觉。

和谷歌、腾讯与百度这样的网络公司相比,电信业在收入增长速度,利润率乃至市值方面都已经落了下风。和苹果与FACEBOOK这样的主导产业走向的网络霸主相比,电信业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雄风,失去了产业主导权,渐渐沦落为跟随者和配合者。这是全球电信业的普遍现象,中国电信业由于行政垄断,日子还相对好过一些。但是,中国电信业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而短暂的历史机会,大举杀入网络业,与网络公司平等地、互惠地、共同地开创一个崭新天地,反而更加依赖残存的垄断地位,变本加厉地欺负像ISP、网络游戏公司和网络视频公司这样对带宽成本高度敏感的下游企业,至于亿万普通网民更是无缘享受和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例如北美、西欧、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和半发达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普遍享有的一样的价廉高速的网络服务。四

中国电信业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外有众多的权力寻租者和利益掠夺者强横野蛮的进攻;另一方面,官办企业与大企业双重身份带来决策缓慢,效率低下,创新乏力,人事纠葛等一系列病症。以我过去十几年和电信企业打交道的感受,在个人层面,电信干部个个教育背景良好,专业能力突出,视野开阔,理解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不差;在公司层面,地区,部门乃至个人利益干扰决策,使决策难决、创新难行。

十年前,电信业职工收入一枝独秀,招来无数红眼。今天,电信业职工收入还是不错,但最多只能算是中上等了。无论是横比其他国有垄断行业,例如石油业和银行业,还是纵比民营网络业和软件业,都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资本。虽然都是上市公司,其中部分还是海外上市,但电信业职工并没有享受到股权期权等合法激励机制的好处。业绩好,别人说是垄断效应;业绩突出,与个人收益没有明显关系。所以,宁慢勿快,宁稳勿冒,宁打官腔太极拳勿搞个人责任制,这一套官场哲学仍然是号称早已企业化市场化的电信企业的招牌特色。五

企业的扭曲机制必然导致个人的扭曲行为。本书报道的若干贪腐大案以及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都揭示出国有垄断企业必然存在以权谋私,权力寻租,利益交换和假公济私等等丑恶现象,而且不可能只是个例。诸如思想教育,道德宣教,严刑酷法,集体决策,盯人监管等等方式,无非是一些治标不治本、遮人耳目乃至越反越贪的无效或者微效措施。

采购、工程和外包是电信业产生腐败的沃土,无论哪一级干部,只要权力在手,做起手脚来必然令人防不胜防。对外合作中的乱点鸳鸯谱是电信业最为人诟病的贪腐手段,每个电信企业外围都聚拢着一大帮利益相关公司。不思进取,小富则安,地方割据,阻碍创新,也许多数人看来这些不是贪腐行为的现象,其实这都是更为普遍、危害更大的挥霍国有资产、迟滞社会进步的另类腐败。六

企业中的腐败行为即使是采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企业机制与企业管理也很难完全避免的。但是,像中国电信业这样大面积、长时间、高案值的贪腐现象,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实质性改革将其控制在最低水平上。

网络业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供电信业借鉴。首先,要通过一系列现代企业机制统一权责利关系,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其次,通过透明化、规范化和权力制衡方法,引进社会监督、行业监督和用户监督。第三是平衡供需双方的关系,让博弈有章可循,尽可能消除灰色、模糊、混乱的博弈空间。谷歌的ADSENSE平台,苹果的APP STORE平台和FACEBOOK的开放平台都是可以学习借鉴的样板。

何娟以一介弱女子之力,敢碰电信业贪腐内幕这样的敏感题材并能有所成就,除了个人价值观、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外,财新公司的历史传承和使命感也给她大施拳脚提供了可靠坚实的平台。其实,媒体业内也有不少面对丑恶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的事情。可见,即使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公司、每个个人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不进则退,不兴则衰。希望本书的读者们能从本书一个个具体故事中得出些积极正面的思考与收获,投身到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之中,同时使个人价值得到实现。本文作者系雅虎中国前CEO,中国知名互联网评论人

自序 我调查的电信业贪腐真相

赵何娟

两年多来,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移动腐败窝案的重磅报道,从第一篇《张春江案由来》,到后来的《李向东地下王国》和奠定该领域核心影响力的封面报道《电信隐形人》,再到今年以来的封面《寄生中移动》和特别报道《中移动SP利益链》等等,这一系列独家和领先于同行的报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电信隐形人》的初稿交晓冰后,晓冰一边编一边打电话给我说“每句话都是干货,舍不得删啊”。第一次听到要求严格的编辑如此感叹,那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发表之后,我们都觉得事情并没有完,张春江和张锐的案子才刚开始,仍有很多细节没有搞清楚,我们决定继续深挖下去,后来又有一系列报道出炉。之后的每一次报道,从独家到深度,基本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包括一些同事都不再具有最初的关注热情。这也是新闻本身“易碎”和“易旧”的残酷性。

2011年初的一天,一位骨灰级的中国互联网人,也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似乎都有点厌倦了。某次采访中,他突然说“何娟,你别老盯着中移动案子那点事了,烦不烦啊”。大多数时候这个业内大腕都是在鼓励我,甚至他还会说“你在博客中那么写采访随笔挺好的,坚持多写点”。

他对中移动系列报道不再感冒,在我看来是一种提醒,肯定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因为我本来是希望通过案子,把电信领域更深层次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寻租问题挖得更透彻更清晰,而非简单地就案子报案子。但记者总是背负着截稿期的压力,新闻也总是转瞬即逝。我们并不总能达到理想的预期,所以新闻报道从来都是遗憾的作品。我坚信在这个才刚刚露出线头的大选题里还有很多“大鱼”可挖,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我继续一头扎了进去。

直到《中移动SP利益链》发表后,那位业内大腕也大赞,并接着鼓励我继续围绕电信领域多写几篇角度新颖、认识到位、事实丰富的文章。我松了一口气,如果连看腻了中移动那点事的他,都觉得写到位了,应该是不枉此努力了。

其实《中移动SP利益链》的整个采访过程,是我受批评最多的一次。这个选题做了很长时间,由于涉及的问题时间跨度太大(历经十年),需要梳理的故事太杂太细,有的问题表述若一知半解,都会被编辑打回来,一问再问,一改再改。

此轮从2010年初至今的反腐风暴中,已有超过11名中移动高管涉案,其中至少4名中移动高管,张春江、施万中、李华、沈长富已被判以死缓,而这还仅仅只是系列窝案审判的开始,这使得此次风暴无论从外在对全行业的影响,还是内在对中国最大的运营商、最挣钱的国企,涉案高层人数、范围及刑罚力度都前所未有。

之后,为了让好的新闻不碎,让好的故事不旧,我萌生了把近两年来的持续报道、台前幕后的故事,包括因各种原因无法发表的很多故事和材料以图书的形式出版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了我所在媒体的全力支持。

从系列报道到这本书,集合了两年来难以计数的采访素材,包括多份独家采访录音、照片,数百页的司法案卷文件、公司内部材料,凝结了我和我的多位同事近两年的心血。在调查过程中,每个人都给予了我很大帮助。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优秀的调查报道永远是团队合作的产物,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调查记者时代正在远去,这不是单个人采访和突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大时代,个人视野和认识的局限,知识的局限。

做中移动报道过程中,搭档于宁和编辑王晓冰等都是我的求助对象。于宁做调查报道多年,跨越金融、产业诸多领域,经验丰富。每次让于宁帮我问点什么,她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在采访过程中,编辑也给了我很多鼓励。我每次一有新的线索或者采访收获就立马想第一时间给晓冰打电话,讨论下一步,晓冰不厌其烦地帮我分析,这几乎都已经形成了工作习惯。

有一次,老公在旁边听我和晓冰煲电话粥,实在忍不住了,说“你们是开侦探社的吧,搞得跟破案一样”。

我笑了,可不就是吗?

然而,这本书除了像侦探小说一样,讲一部有些跌宕起伏的内幕交易和反腐故事,我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想了整整两天都无法动笔写下一个字。在我的脑海里,这其实也是一部长达十余年的中国电信业,尤其是移动通讯发展史,几乎最近十年该领域所有的重大事件,你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因为利益之源与内幕交易往往都躲藏在历史的阴影里。

书名最后确定为《天下有贼》,并以“The Invisible Thief”为英文名,就是想告诉读者,今天,当在手机用户已近10亿,电信服务无处不在,早已成为你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今天,被垄断却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一旦进入灰色交易之中,随时可从每一个用户钱包里攫取不正当利益的无形之手,也已无处不在。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曾对当下中国的市场化现状评论说,半管制半市场是中国各级领导最高兴最喜欢的了。因为管制可以设租,市场可以变现。全管制无法变现,全市场无法设租,都不爽。用许小年的话来形容垄断电信领域的半市场化再恰当不过,而此书正可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下,权力与资本媾和的典型案例。

中国移动研究院的陈志刚对电信行业的游戏真相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描述:“中国电信业之游戏,很多人误以为是三国志,实际上大错特错;其实这个游戏是一场中国特有的四人麻将,不过坐庄的永远是三家的主子;卖力的表现市场化,本质的垄断化;卖力的降价,大把的国资增值;卖力的要求公平,本质的各自独大;卖力的重组,本质的人事调动;装的是轮流坐庄,一不高兴就推倒重来!”

是的,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时代大故事,用最严谨翔实的调查和尽量生动的描述,来还原这样一段惊心动魄,又匪夷所思的历史。

引子

有艺人有唱片算什么,你有KPI吗

老杨象征性地敲了敲徐婷婷办公室那扇敞开的木门,她两只干巴巴的死鱼眼紧紧地盯着电脑,眼球都没斜一下:“进来。”

跟在老杨后边的亚文胃里的酸液都要吐出来了:楼下前台秘书刚刚才跟这娘儿们确认过我们要上来,知道我们来了连看都不看,这就摆起架子来了啊,泛亚通信就是了不起啊,全国最大的运营商,连个省级小处长都跩成这臭德行啊!

他们走到“徐总”硕大的高档黑色办公桌前,徐总很适时地又吐出两个字:“坐吧。”

亚文嘴角一撇,顺势身子一歪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上,脚丫子跷得老高,直盯着脚下那双阿玛尼皮鞋轻描淡写地说:“徐总就是不一样哦,‘坐吧’,这分明是把办公室当自己家啊,或者说是把泛亚通信当自己家?”

徐婷婷这才把目光从电脑前移到亚文脸上,继而转到老杨身上,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这天下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了,还来找我这个老人家干吗?下午挺忙的,老杨要不是看你约得急又大老远地飞来,我还真没工夫见你。”

老杨面色尴尬地正要赔笑脸解释,亚文迅速撤下二郎腿凑到桌前:“‘没工夫见你?’原来老人家眼神都不好了啊,只看见老杨一人,我这么个大活人居然没看到呃,奇怪呃……”

老杨发出一阵急促而生硬的干笑声:“哈哈哈,亚文走到哪儿都爱开玩笑,呵呵,徐总您可别见怪啊!”

徐婷婷这会儿也靠在椅背上,面不改色地直视亚文:“你就是王亚文吧,老杨跟我说起过你,你们公司的艺人都大红大紫,唱片销量又那么高,我看不需要跟泛亚合作也能做得很好。我今天真的挺忙的,不送。”

亚文“噌”地一下站起来:“我今天本来要陪Sunny去马来西亚做歌友会,都跟这儿耽误了。”说完转身便走了。老杨额头上冷汗直冒,正要给徐总赔不是,徐婷婷冷冷地回应没有半句商量的余地:“今天到这儿吧。”

回酒店的路上老杨的脸色一时比一时难看,亚文知道他是真生气了,假装不知地不时问问司机哪儿的东西好吃啊、哪个夜店有名啊等等。下了车,老杨打开车门冲进酒店大堂就不见了。亚文边付账边忐忑不安地瞅着他远去的背影。

亚文独自在房里好似没头苍蝇般溜达了半小时,虽然话说有胆做就有胆承担后果,可这老杨的反应可真少见啊,不行,还是得找他说说去。

老杨给他开了门,瞅都没瞅他一眼就径自到酒店办公桌前鼓捣电脑去了,亚文跟在后边把门一带便迫不及待地说:“老杨,杨哥,杨老师,您说您用得着这样嘛,不是说谈合作吗?她那个德行合作什么啊合作,我们有艺人有资源,想找咱们合作的人多的是,犯得着对这种不懂礼貌的老女人低声下气吗?!”

老杨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我真不想说你,我最后花一点力气跟你算笔账。你知道我2010年跟湖南卫视搞的选秀节目那个季军,刚刚发第一张唱片,唱片销量10万张,多不多,卖到这个数不错了吧?48元一张,10万张就是480万,除去发行费、渠道费、版权费、税费、这费那费能挣多少钱你也是清楚的,最多不超过100万。从制作到发片到宣传不得折腾上一年啊。上个季度我跟泛亚也就是徐婷婷那个部门合作推广,一个季度,也就是三个月,我什么都没干,就把歌曲版权提供给他们,你知道他们替我挣了多少钱吗?”

亚文顿时紧张起来:“多少?”

老杨说:“500万。五五开,另外50万公关成本,净挣200万。”

亚文:“啊?”

老杨说:“还没完,他们还找了五个省公司承办五场演出,结果又有一家SP找到我给了我100万,说要包揽下来。”

亚文:“那前后就是300万?”

老杨狡猾地一笑:“这可比唱片发行好做账多了,到时候我慢慢再跟你说吧。”

一席话把亚文都听愣住了,不过聪明如他,立马避开锋芒问了一个钱眼子上的问题:“那你说的公关成本就是……”

老杨嘿嘿一笑:“你小子人虽然桀骜不驯了一些,到底还是一个聪明人啊,哈哈!泛亚通信的这个音乐基地每个季度会向各省下发一个单项考核,以泛亚的话说也就是一个单项KPI。不是总有人发新唱片吗?泛亚就以竞标的方式从这些唱片中选出一张,把歌曲制作成彩铃啊、单曲啊、振铃啊之类的让全国各省完成总共500万到1000万的收入。你说狠不狠?”

亚文尴尬道:“狠。那,什么是KPI?”

老杨嘲弄道:“没想到你这么大个音乐人还这么老土!简单说就是下发给部门或者员工必须完成的任务,一般还和奖金甚至工资直接挂钩!新唱片推广KPI这还只是一个小头儿,这个泛亚音乐基地啊,学问大着呢,慢慢再跟你说吧。马上要新唱片评审了,你家的Sunny这期唱片质量蛮高的,你就准备好80万吧。”

亚文说:“不是50万吗?!”

老杨不耐烦起来:“你自己看看你今天什么态度,你以为你拿钱别人就给你办事啊,找她办事的人你我都数不过来!80万还不一定搞得定呢!随便你吧,不做拉倒!”

不要误会,此书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份翔实的调查作品。上面也不是我的报道,而是一个长期关注我报道的普通读者,根据我们报道的《娱音之死》等改写的短篇小说,我略作了修改。当他把简短的小说发给我看时,我不禁感叹,民间多高人,这俨然是举国震惊的中国移动腐败窝案爆发源头地——中国移动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的一个关键场景,里面角色所代表的真实人物不言自明。

为何一个中国移动省级公司的处级干部能手握如此大权,能让国际顶级、最富有的那群音乐商人俯首称臣?为何一个小小的彩铃能改写整个传统音乐行业?为何各种SI(集成代理商)、SP(增值服务提供商)、CP(内容服务提供商)们争相巴结,或拉高干背景,或辅以巨贿才能进入中国移动这张全国大网?

中国移动这个中国最挣钱的国企,全国最大的运营商,长年占据70%以上的移动用户市场份额,各种寄生公司也如影随形,那些SP从暗箱操作走向资本运作,随着无处不在的手机通信和增值服务,他们从用户钱包里不断套现,一夜暴富的故事激荡了整个SP的辉煌时代,那些围绕在巨人身边的寄生者犹如附骨之疽,既侵蚀着巨人的身体,又在虚胖中走向“致富”之殿。

然而,一场始于2009年冬,已持续近两年仍未终结,可谓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全行业风暴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不安全的,没有制度与法律之盾,规则可随时改变,腐败随时东窗事发,人心的贪婪永远无法填满。这时,他们,走上的已是,不归之路。

上篇 隐秘交易

古有笑闻录《拊掌录》,至今编撰者仍成谜。书中写道,闽地海盗郑广被招安,任为官员。一次,同僚逼他作诗。郑广不得已,随口作了一首打油诗:“不问文官与武官,总一般。众官是做官了做贼,郑广是做贼了做官。”郑广此言无论是否有意,都可略揽古今朝野事,流传于历史,即便放在当下公共权力泛滥与市场制度之殇的背景下仍可适用。

第一章 东窗事发

某日,饭席上,一圈移动互联网人谈笑风生,有人说了这么一个段子:

某人从高官成高管,调任大型国企,去老领导处求道,老领导送了一幅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五年后该国企频频出事,高管默默远走加拿大,但在国外又无所事事想回来,致电老领导取经,老领导打着暗语说,后半句用得上了。该高管赶紧去翻书,见:“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听罢,席间一干人等均放声大笑。

山雨欲来风满楼

“喂,最近怎么样,有新消息没有?”“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小谢啊?啊?不在啊?”“什么?老谢已经进去了?”“×总出来了,陈总又进去了。”“老王啊,那个,我最近要出去啊,你什么打算?”

肖辰(化名)每天都紧张地打探着各方面的消息,终于忍不住,他还是出国了。避避风头,风声太紧。其实躲到了国外,也没什么事,每日在透明的屋顶下游泳,让孩子先习惯国外的环境,在他看来,将来为了孩子的教育,一定得送儿子出去读书,今天拼了命地挣钱,都是为了儿子。

肖辰刚年过四十,正属于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之前下了些工夫,在四川移动几个项目中分得一杯羹。他知道自己不干净,但是如果完全干净就别想做生意,他那点小钱其实在移动大鳄们的眼里也实在不算什么。中国移动是什么地方?连省级公司大大小小任何项目都有人抢,不花点敲门砖,那些处长看都不看你一眼。“每个人要是真查到了,多少都能查出问题,就看查不查、往哪个方向查了。”

2010年的夏天,对每一个像肖辰这样与四川移动大小老总发生过交易的商人来说,都是难熬又格外闷热的一季。6月底,时任四川移动总经理的李华被“双规”,这个从四川移动成立起就一直雄踞“一把手”的大个子男人倒下了,不是因为旧疾糖尿病,而是因为旧患——腐败。

中国移动自2000年正式挂牌成立起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十年,并迅速赶超中国电信,成为中国第一大电信运营商。一个处于西部省份的四川移动长年能成为中国移动中国版图的前五强,其经济地位不言而喻,曾在其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很多都在紧张打探,想知道调查组的这张网到底铺得多大。“你说,他们会继续往哪个方向查?是采购,是项目工程,还是增值服务?……你说他们的目标,是要把谁搞下来?是为了往上面查,还是就在底下地方上端个窝案算了?”肖辰即便在国外仍不忘往国内四处打听最新的进展,以判断自己何时回国。

那时,没有人敢担保绝不会查到自己身上,包括四川移动每一个大小老总。李华案发并不突然,早在当年3月,时任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的李向东携巨款潜逃国外,李华无论是担负领导责任,还是连带延伸调查责任都躲不过去。

但直到李向东突然消失,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人太聪明,妻儿早已移民加拿大,自己一闻到味不对就走了。当时,李华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手下突然出逃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但他还是嘴硬地对我们说,那是李向东的个人问题,包括他在内的四川移动其他负责人都没事。

李向东一逃,就没人出得去了,他用一个人的“逃离”封死了所有其他人的可逃之路。审计署、中纪委纷纷开始派驻四川移动展开调查。

关于李向东携数亿巨款潜逃的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没有人敢相信,区区一个省级公司的处级干部能如此有钱。但后来,连续两个多月,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外界突然变得平静了,看似平静的背后人人都在猜测其后的波涛汹涌,犹如海啸将来前的寂静海面,静得让人胆战。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三个月后,李华落马,像肖辰一样胆小的商人都躲了起来,虽然还是有人没有躲过去。但整个事件焦点从张春江转向四川移动显得有些突然,因为此前关于中国移动的一切问题和迹象,都指向张春江和他的那摊烂账。李向东为什么要逃?李华到底是因为谁深度卷入?张春江案究竟与四川移动有何关联?这一切在当时都是待解之谜。

2010年3月我们在财新网上第一个报道了李向东出逃的消息,6月底又第一个报道了李华被“双规”的消息。正在张春江案走入死胡同的时候,全国媒体开始有了新的关注点,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从中国移动自身的整顿到整个SP行业,这场震动如此之大。

整个事件的源头,还必须从张春江说起。

张春江案的一堆线头

2009年12月2日,北京。

寒冬已至,北方已是冰天雪地。那天,河北沧县人民检察院几名工作人员“跨省”来到北京,突然调查了一个男人的豪宅,进行了地毯式搜查。办案人员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哪怕是一张纸片。

这个男人的家装修豪华,收拾得井井有条。对于办案的工作人员来说,搜查并不困难。很快,集中在书桌、保险柜等处的文件、物品都被一一搜出来,并被照相留证。

最终,调查组带走的搜查结果,包括整整两麻袋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材料中,张春江和他的前妻姬蓉的借款单据、还款记录赫然在目,还有装有为张春江取款及缴纳房款凭证的信封、香港渣打银行对账单、汇款通知书等。办案人员没有想到,取证如此轻而易举,这家男主人将跟张春江有关的打款、还款记录,以及相关凭证早已全部整理得整整齐齐,每一笔记录都极为详细。

这个豪宅的男主人名叫宋世存。

在宋世存豪宅的隔壁,正是另一套一直由张春江居住,却临时突击改回宋世存名下的豪宅。这两人同为北邮同学,从大学同班到隔壁邻居,行事谨慎的张春江最终彻底栽在了他同学的盛情和“细心”之下。不过,也许宋世存不这么认为,因为,可能有一张更大的网早已在等着张春江,与他相关联的人都会被一网打尽。不管怎样,张春江欲盖弥彰之举最终仍未保住他。

2009年冬,外界正乐滋滋地疯传,年满六十的中国移动集团总裁王建宙将由张春江正式接班。2008年中国电信业第三次重组,张春江由网通调任中国移动,任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新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那时,就已经有各种传言,认为年仅50岁的张春江将成为即将退休的王建宙的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官至副部级的张春江生于1958年,籍贯山东烟台,1982年从北京邮电大学载波系毕业。其同学大多在电信行业发展,北邮载波系学生遍布电信行业,名噪一时,张春江是其中的佼佼者,对外也一直是一个电信业官场和企业都少年得志的精英形象。

2009年12月26日,“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该消息在新华网上一发布即震惊全国,此案也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电信系统的最大腐败案。

另一个外界可能并不知道的细节是,2009年底,审计署太原审计办牵头武汉办等四五家特派办正对中国网通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然而,太原办协调并不顺利,审计也没什么结果,正当他们准备撤场时,张春江突然向检察院交代了。这一下让审计署变得极为被动,那些审计师暗自庆幸,幸好没撤,这要是撤了,必然要被追究失察责任了。

张春江案发,中纪委一如既往地保持神秘,媒体只能各显神通地打探真相,最终案情如何演变当时实难知晓,但经多方了解,案发链条已初现端倪,主要是两条线,一条线是其大学同学宋世存,另一条线则是一个神秘商人张锐,这将在后文中作更详细的论述,张锐落马也在张春江案发之后。

宋世存的先行落案,更牵出了张春江一直秘而不宣的另一感情史。最初,这段恋情被定义为“作风问题”,后来发现,张春江和他的女人早已不是普通的男女朋友,而是已经秘密结婚,只是从未向组织汇报。这个女人就是网通职员王晖。

事发于2010年10月,神州泰岳(300002.SZ)登陆创业板。神州泰岳即中国移动飞信业务的独家支撑服务商,其迅速成立、迅速接下中国移动独家大单、迅速上市,又迅速在上市前为了满足上市需要与中国移动的合作从一年合同更改为三年合同,一度引起市场上各种非议和其背后实际控制人的猜测。然而,就在神州泰岳上市之前,宋世存谋求入股,引起了证券监管方面的注意,自己送到了枪口之上。

宋世存和张春江、姬蓉三人同是大学同学,也是至交。姬蓉曾在国际数据集团(IDG)及大唐电信研究院工作,后赴美攻读MBA,也将儿子带出国读大学并陪同。姬蓉赴美期间,张春江患糖尿病得到王晖的悉心照顾。尽管此后两人曾有分合,但张春江最终决定与前妻离婚。

在对宋世存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了张春江、王晖与宋世存之间的款项往来。2008年4月,张春江与前妻姬蓉离婚,在离婚过程中,张春江和姬蓉曾向宋世存数次“借款”。

不久,张春江与王晖再婚,买房又向宋世存借款。二人向宋世存“购买”了一套估价400万元的位于北京城南的别墅,后以388万元成交。截至案发,房产已过户到王晖名下,但王晖暂时只支付了首付。可能因为最终结清,这套房产最后未纳入法庭认定的范畴。

宋世存案发后,王晖被带走接受调查。张春江极力“捞人”,欲力辩王晖清白,但也被很快带走。张春江的一位好友说:“可能他觉得尴尬,没有将离婚一事向组织汇报,准备再婚时再报。但毕竟两段关系有重叠期,调查起来,张难辞其咎。”而且,张春江后来确与王晖再婚。

张春江的一路升迁离不开吴基传的赏识与提拔,2000年初即出任信产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电信监管事务,成为电信业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是时年仅42岁。

吴基传生于1937年10月,湖南常宁人。196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邮电学院有线电通信工程系电话电报通信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仍是北邮的兼职教授。他也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吴基传在过去近二十年里在中国电信行业的影响力,可以说无人能及。他从1993年3月即开始担任中国邮电部部长、党组书记,后来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重组,电信行业改革,信息产业部成立,他开始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一直主管电信工作,直到2003年3月退休出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春江受到吴基传赏识离不开时任吴基传秘书的宋世存力推。吴基传上任后首次到大连考察,时任大连市邮电局下属电信中心局局长的张春江接机。随后的考察过程中,张春江以突出的业务能力得到吴基传的赏识,仕途从此一帆风顺。

由此可见,宋世存本人绝非等闲之辈,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载波1977级11班班长,在同学中有“老班长”之称。毕业后他于1984年开始担任吴基传秘书多年,后因泄露商业机密获罪,出狱后仕途无望,转而经商,仍颇得电信圈旧友照顾。

但宋世存的经商之路走得并不是那么顺利,也未因此大富大贵,还一直是有关部门的重点监控对象,所以才有了飞信上市前的一幕。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直接跟宋世存打交道,张春江却很“讲义气”,一直与他来往密切。

宋世存出狱转商,即与张春江一路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成立了多家电信领域企业,公开信息显示其名下至少有两家公司:安通汽车卫星定位通讯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铱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前者成立于1999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曾与中国联通和美国高通合作。

安通公司由四通集团和宋世存的铱镝公司合资成立,四通占80%股份,铱镝公司占20%股份。2001年,四通集团将其所持有的80%股权转让给普天东方通信集团,宋世存依然担任公司总经理。1999年9月,安通公司即被信产部批准在北京、上海等5个城市开展定位信息服务业务的商用试验,2001年11月试验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重点城市。

当年,有媒体报道安通公司还在北京宣武区成立“安通汽车卫星定位通讯有限公司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其经营范围包括利用现有移动通信网络为汽车及其他活动物体提供导航的网络技术服务。但该服务中心一直没有正式开业,于2007年因未接受2005年度企业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

而宋世存转商后成立的北京铱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宋世存与古铮各持有50%的股份,宋世存任公司法人。但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好,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资产总额在2003年之前基本都在100万元以下,年利润不足10万元。2003年之后虽有所好转,但利润也都不足百万计。

对张春江事后的审判证明,宋世存是张春江的关键行贿人之一,我们报道的事实得到了司法确认。宋世存以房产和现金的形式,总计向张春江行贿470余万元,但张春江被认定为宋世存请托的事项,主要只有十年前宋世存刚创业不久为求生存而卖手机终端获利之100余万元人民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挣的钱等两人老了一起花”

2006年的一天,宋世存约上张春江和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共进晚餐,也许大家都不大自在,晚餐虽不是鸿门宴却是讨债席。

他们三人坐在一起有一个特殊的渊源,张春江所主政的中国网通是UT斯达康的重要客户,而宋世存则是UT斯达康小灵通的代销商。

在本世纪初,小灵通风靡全国,UT是最早做小灵通的企业之一,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中国网通的“恩情”和“交代”,吴鹰自然不敢怠慢。张春江没有交代别的,只是让吴鹰赶紧把UT欠宋世存的提成共计1000多万元给付了。

中国的电信圈子其实不大,转来转去都会发现同一批人的身影。UT能崛起,其背景不容小觑,也与和张春江的交情分不开。其中可以一提的是,2006年,时任UT斯达康副总裁的李慧镝颇为低调,直到后来,2008年电信重组,李慧镝又从联想副总裁职位以社会招聘形式调任中国移动担任总裁助理,他才在业内为人熟知。

也正是2008年电信重组,张春江在运营商整合中,从中国网通调任中国移动成为副总经理兼党组书记。

如前所述,宋世存1994年出狱之后下海经商,成立了铱镝公司和香港力晋实业有限公司(力晋公司)。有的业务自己做,但更多的业务都是帮其他公司联系,他从中间拿提成。来找他联系业务的那些公司往往都知道他和张春江的同学关系和交情,想通过他得到张春江的关照,并承诺做成业务后给他提成。而张春江也知道这些业务能够让宋世存挣钱,所以会尽力去办。

1994年底,张春江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期间,宋世存找张春江帮忙联系手机销售业务。经张春江介绍联系,张春江和辽宁省时任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的姜卫平,都给时任辽宁邮电器材公司经理的周家广打了招呼,宋世存得以顺利向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下属的邮电器材公司供应了2万部手机,赚了人民币100余万元,这几乎成了宋世存仕途无望转商后的第一桶金。

姜卫平后来也成为中国网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

2003年开始,宋世存的香港公司开始代销UT斯达康的小灵通手机,那时张春江刚刚调任中国网通成为总经理。网通正是UT的大客户。

UT斯达康公司由20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创办,发源于美国硅谷,成长于中国市场,2000年3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2003年,UT斯达康在中国凭借小灵通的火爆几乎进入了发展高峰,一年之内推出了10多款自主研发、生产的小灵通手机。2003年11月,UT斯达康小灵通无线市话还首次进入了拉美市场。

但小灵通的市场可谓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到2006年,UT的发展基本到了一个顶峰,之后就由盛转衰。在当年结算时,UT公司仍欠宋世存人民币1000余万元的提成款,经其索要未果。

此时,宋世存想到了张春江,通过那餐饭局,吴鹰让UT公司于2006年2月给宋世存香港公司的渣打银行账户汇入86万余美元。事后,吴鹰协助调查,做了此事的证人,他对张春江案的调查组成员说,张春江是中国网通公司总经理,能影响UT斯达康公司与各地网通公司之间的业务。

虽然宋世存与张春江关系匪浅,但也不是每一次张春江点头目标都能最终达成。

2007年,现任北京郎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长军的一个朋友想与中国网通公司合作在天津开发区建IT外包业务基地,徐长军找宋世存帮忙联系张春江,并表示可以一起做这项业务挣钱。宋世存找到张春江,张春江同意。不长时间后,2008年1月8日下午,张春江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此事,并让其带徐长军和他的这个朋友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张春江表示同意合作,但后来因天津方面的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做成。

徐长军的这个朋友就是现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升。陈升同时也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时代互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07年,代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的唐在峪想联系做中国网通传输线缆的统保业务,也找到了宋世存,如果业务达成,将按业务费给其分成。这个也获得了张春江的同意,并安排双方在中国网通公司召开会议,后来因为双方分歧较大,没有谈成。

2008年,国家要求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根据《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中国网通公司实业管理部关于集团公司酒店类资产处置工作的建议和请示,中国网通公司与北京凤凰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协议等书证证明,中国网通公司于是将其旗下五家酒店挂牌公开交易,委托北京凤凰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出售五家酒店事宜,中国网通公司有权选定最终交易对象。

此时,著名的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也对这五家酒店产生了兴趣,其内地经理、新世界公司执行董事李葛卫找到宋世存,想谈收购中国网通五家酒店的事宜,他说如收购成功给宋世存提成,宋找到张春江帮忙,张春江给负责此事的中国网通公司实业管理部原经理池泉国打了招呼。后李与新世界公司内地经理池泉国洽谈。因新世界的资金问题,这笔业务最终也没有实现。

2009年,宋世存的朋友王红卫想承包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公司的新办公楼项目工程,也找到他帮忙,通过张春江与时任四川移动总经理的李华见了面。王红卫说,宋世存在电信行业人脉广,他们公司就与宋世存签订协议,由宋世存帮助公司联系业务,公司则给宋世存佣金。宋世存经常提起张春江与他是同学的关系,王正好打听到四川这一在建工程项目,于是就有意承接,但最终因为李华说此项目已经招投标结束,不了了之。

后来,据李华交代,这一在建工程项目正是四川移动新办公楼,包括多媒体呼叫中心等。由于李华等人也陆续案发,四川移动迟迟未搬进新楼办公。

由此可见,张春江虽然给宋世存提供了不少便利,但是在处理公司利益问题上仍有一定的原则性,并不是霸王硬上弓的“独裁”思维,这也是为何张春江落马之后,他的不少朋友为其惋惜之处,他处事、收钱都颇为谨慎。但对于张春江帮助宋世存向UT斯达康追要欠款的行为,法院最后的认定是,该行为不属于张春江辩护人所言的民事范畴的居中调解,而是因为其所主政的中国网通与UT有业务关系,其已经利用了其公共产品的采购权。

宋世存说,他出狱后,对张春江给予他的帮助非常感激,但都不是立即就给他钱物,张也不会马上跟其要。他多次和张春江说,只要你需要钱,我就一定给。

2003年春节前,就在宋世存正式与UT斯达康签署代销协议之前,宋世存借拜年之机对张春江表示感谢,将20万元人民币现金包好,送到了张春江的家中。

后来,张春江真的有了需要的时候。2004年初,宋世存在丽水佳园买了两套相邻别墅。张春江和他分别选定A20和A26,他们成了邻居。但张春江的那套是过户到张的儿子张大川名下,他仅支付了50万元,其余款项210余万元均由宋世存支付,宋世存还为别墅进行了装修和购置家电。2005年张春江的别墅又更名在他的母亲关心名下。

2006年,中纪委因为网通上市争议已经关注到了张春江的经济问题,对其进行了调查,并对其在香堂村的房产作了调查。张春江就让宋世存又把A20号别墅拥有者名字改回了“宋世存”,并搬了出去。宋世存也把张春江此前已付的50万元归还给张春江。而张春江又害怕组织上调查别墅的事情,又让宋世存编造了一份由张春江购买别墅的出资记录。

这份假出资记录大致内容是:除了张春江给其的不到50万元以外,又在2004年4月给其两次现金,一次人民币25万元,一次人民币30万元;2005年初给其1.5万美元;2004年4月宋世存、张春江、关心一起缴纳房款人民币120万元。

后来房产公司的会计景海荣证明,所有的房款均由宋世存一个人去缴纳。

2006年4月,张春江让宋世存给他汇款20万美元,作为儿子张大川的学费,这笔钱后来打到了张春江的妻子姬蓉的美国账户上。

2007年8月,宋世存接到张春江的紧急电话,带着2万元赶到玛丽妇婴医院,才知道张春江当时的女友王晖正在北京玛丽妇婴医院住院做手术。2009年11月,张春江母亲关心到北京看病,宋世存又送了10万元做医药费,这又是一次紧急用钱。

张春江在接受调查时坦言,“宋世存多次跟我说,他赚的钱等两人老了一起花”。虽然两人几乎没有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交易,但正是这种交情让两人建立了平日“互相帮助”的默契。

但是,张春江的辩护人认为,无论是宋世存,还是后文提到的与老友张锐之间的私下寻租交易,都没有明显给张春江所在的中国网通或者辽宁电信局带来实际损失。

2011年7月12日,河北省沧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张春江被押上了被告席。此案由最高法院指定管辖,具体由沧州中院刑一庭审理。身为副部级干部的张春江,是迄今中国电信行业“落马”者中级别最高的。早在2000年初,张春江即出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电信监管事务,成为电信业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当时他尚不满42岁。

法庭上,张春江全部认罪,身体和情绪看起来都比较正常,被一审判处死缓后,他没有选择上诉。7月22日,张春江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一审被判死缓的张春江自8月2日起,开始在秦城监狱服刑。

据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指控,1994年至2009年,被告人张春江在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业务、追要欠款等事项上牟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北京铱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世存、北京阳光加信广告公司董事长杨蕊宁及其丈夫张锐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6万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应以受贿罪追究张春江的刑事责任。

此前沸沸扬扬的真正让网通陷入亏损泥沼的大小网通之局最终没有被认定,不过这笔巨额的亏损发生在张春江调去网通之前,他调到网通即主政网通的整合和上市,被业内质疑为有“擦屁股”之嫌。

在调查张春江的过程中,张春江在中国网通工作时的离任审计本已封卷,又被重新开启,一些张春江在任时的重大交易被重新关注,诸如大小网通整合、处置网通“三产”以及对电信盈科的收购案等。但最终这些没有进入给张春江定罪的范畴。张春江的定罪与刚刚案发时的各种线索相差甚远。

有意思的是,张春江事发前在圈内“谨慎”、“重感情”的名声反而得到了“定罪”事实的证实。他受贿的款项与方式主要流向三个方面:一是离婚时留给前妻,前妻困难时帮助她;二是新婚妻子治病和二婚所需;三是母亲看病。

与此同时,张春江最终公布的受贿金额只有746万余元,其受贿过程中屡屡以“借钱”为掩饰的细节亦令识者唏嘘,业界因此不乏打抱不平的声音,认为张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对张春江案的调查不够深入,特别是大小网通整合的详细过程丝毫没有涉及,因此并不清楚张在其中有无责任。

即便如此,张春江备受争议的

网通往事

仍值得记入历史。网通往事

尽管张春江的能力、魄力备受关注,年纪轻轻且仕途一路风顺,但业界对他的评价仍是褒贬不一。他早年得志,2000年初即出任信产部副部长,分管电信监管。2003年5月,张春江被任命为中国网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

一位跟从张春江十余年的老部下称张春江为《中国电信管理条例》的“发动机”,无论在信息产业部还是网通,张都希望有所作为,但位高权重,牵涉利益太大,诱惑太多,树敌也多。也有人士称,张为官为商都不宜,出事是迟早的事。

真正最让张春江的“人际关系”和“口碑”蒙上阴影的,是其在网通的日子。在网通内部,张春江并不受欢迎。网通上市时,管理人员共获得了1.47亿股期权,张春江本人获92万股期权,但他主动将其期权上交。在整合电信北方九省一市、小网通和吉通时,因岗位重合,张春江裁掉很多职位。2004年网通上市时,张又砍掉很多“三产”公司。

在张春江任上,2004年10月,中国网通集团完成了港股IPO。2008年中国电信业第三次重组,张春江由网通调任中国移动,任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新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所以张春江落马后,一度传出他在离任审计时查出巨额假账的消息,问题直指大小网通整合后至今仍未平息的上市争议。但最终此事未出现在张春江的审判中。

中国网通集团公司于2002年中国电信业第三轮改革重组时组建,其前身包括原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及所属的北方十省份电信公司、中国网络通信(控股)有限公司(所谓“小网通”)、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是信息产业部原副部长奚国华。

1999年成立的小网通,最初由中科院、铁道部中铁通信中心、国家广电总局网络中心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98亿元人民币成立,田溯宁任总裁。

此后,小网通还进行过海外私募,新闻集团、高盛、戴尔、新鸿基集团等海外投资方以3.25亿美元获位于香港的网通控股12%的股权。

小网通计划凭借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宽带业务,立足于中国电信业。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小网通就面临着资金压力和市场难题。由于其股权复杂且涉及境外投资者,如何对其重组遂成为中国网通的头号难题。

2003年4月,奚国华回归信产部,重新出任副部长。当年5月,张春江则走出信产部,担任中国网通党组书记、总经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棘手局面:移动替代效应逐步明显,移动通信业务在高速增长,固定通话业务开始呈现萎缩;而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拥有移动牌照,形成双寡头垄断格局。以固定电话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国网通,没有经营移动通信的牌照成为其致命软肋。

如何寻求到未来的成长出口,是张春江面临的最大问题。张春江上任后立即对吉通重组,采取了按实收资本1:1收购吉通4.819亿元国有股权的方案。对于小网通,他则采取了另一种重组方案:除剔除部分国际业务,与中国电信北方十省份公司合并组建成立网通北方公司。原中国网通内部人士透露,合并的对价比例也是1:1。

中国电信北方十省份公司拥有员工超过20万人,全年业务收入超过600亿元。小网通则累计投资超过300亿元,同时负债150亿元,到2002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截至2003年底,中国网通的债务超过700亿元,净负债对股本比率达到147%。确定重组方案后,中国网通2003年对价值257.78亿元的固定资产重组后减值,当年账面亏损额仍高达111.1亿元。

为了能够顺利上市,网通集团以股权置换的形式从网通控股的四家国内股东——中科院、铁道部中铁通信中心、国家广电总局网络中心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新闻集团、高盛、戴尔、新鸿基集团等持有网通(香港)12%股份的海外投资方手中收购全部的股权。

但蹊跷的是,2004年11月,中国网通在纽约和香港分别上市,当年即扭亏为盈,净利润达到92.5亿元,但上市之后又再次陷入增长瓶颈。

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为了顺利上市,网通集团承担了大部分的债务,分解了原股东可能面临的巨额债务风险。

后来,《商务周刊》公开了一份《中国网通集团融合重组方案》,显示在2004年注销三家分公司时,原网通北方、网通国际的债权债务统一都由网通集团公司承接,对于南方各通信公司的债权债务,则是通过清算方式,先行由当地的清算组织清算和偿还,不足部分统一由集团公司负责承接。由此,原来的吉通和小网通的所有债务都转移给了网通集团,优质资产则被划拨到网通后来成立的上市公司中。《中国网通集团融合重组方案》原文可见附录四。

2004年底上市之后,中国网通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ADR)每股价格为21.82美元,香港IPO价格为每股8.48港元,共计筹资11.4亿美元。其招股说明书显示,网通将把IPO的50%资金用于网络扩容和更新,30%用于偿还债务,10%用于新业务的研发,剩下的10%则作为一般性用途使用。

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上市资本运作之后,当年市场人士一度指责,网通重组中真正顶着亏损又迅速扭亏为盈上市的背后最大赢家,其实为上市之后即成功退出的新闻集团等外资财团。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而网通的高债务问题也一直挥之不去。

2005年,因收购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山西四省区资产,中国网通的负债上升27.1%,其资产负债率达68.9%;2006年,中国网通的资产负债率仍达47.4%,远远高于其他三大运营商。

2006年,中科院曾就小网通情况向国务院递交过报告,就其财务、创新成果等作过说明,而此前针对小网通也有过多次审计。言下之意,小网通并不存在“假账问题”。

同年,原网通CEO,也是小网通创始人的田溯宁在争议声中辞职身退。

2007年,中国网通公告显示需偿还的合约现金债务为417.64亿元,未来两年需偿还的合约现金债务分别为69.95亿元和98.29亿元,短期债务占总债务的63.2%。

2008年1月,从小网通继承而来的四家国有股东——中科院、铁道部中铁通信中心、国家广电总局网络中心、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中国网通上市公司股份也全部出售给西班牙电信,由此实现了全面退出。当时田溯宁曾欣慰地表示,股东最终溢价退出,说明小网通的实验并不是一个失败案例。

但似乎一切像“预谋”已久、按部就班。很快,2008年5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联通集团携G网与网通集团组成新联通,原网通董事长张春江调任新的中国移动担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2008年10月15日,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两家上市公司合并。2009年1月,中国联通集团和中国网通集团两大母公司也正式合并,原联通和网通的全部债权债务,均将由新的联通集团继承。

从2002年新一轮电信重组确定大小网通合并,2003年张春江所谓临危受命,完成网通资本重组、实现网通上市,将网通上百亿巨额债务转危为安;到2008年所有原本得承受巨债的股东逐步获利全身而退,又一轮电信重组开始,网通并入中国联通,张春江调离中国移动,从时间点上看,他在网通的使命意味颇为浓重。

网通风波,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实则仍未平息。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电信圈,至今仍有人在继续怀疑和揣测着这一盘大棋背后的庄家。

这笔糊涂账以及网通之功过,只能留待未来,由历史给予公正的评价。

然而,在开放相对较早且近年一直高速发展的电信业,张春江所面临的,无论是市场上还是政治上的压力,以及各种垄断权力之下的诱惑都可以想见。一位与张春江共事多年的电信业内人士就感叹,“早开的花不结果”。

张春江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他的行贿人,也是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两名“利益伙伴”绝对不会出卖他,因为这些“利益伙伴”一度信誓旦旦,并且也配合他做了很多事后掩盖退赃等假象工作。但是正是对行贿人的一一突破,让张春江不及提防。

虽然法院最后认定了张春江的认罪态度良好,但中纪委对张春江的案发经过材料也证明,根据对行贿人张锐、杨蕊宁、宋世存的调查,中纪委在张春江交代犯罪事实前已掌握了张春江全部案件线索。在案件的整个调查过程中,张春江没有主动交代有关犯罪事实,所有涉嫌犯罪问题均是被动接受调查。在接受组织调查前,张春江也未向其单位、组织或有关负责人投案。

值得一提的后话是,已经年满60岁、曾在这个局里反复循环者奚国华,于2011年6月再次宣布出任风暴中心的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回归企业,却与当年张春江的路径、位置无二,两人像历史轮回般再次互换。

李向东出逃

张春江的落马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正当谁也无法判断其走势时,四川移动突然出事了,这更令人吃惊。

2010年3月下旬的一天,正在接受审计谈话的李向东突然逃了。一时间,整个业内炸开了锅,不就是区区一个省级移动公司的处级干部吗?可就像一枚炸弹投向了舆论,因为李向东横跨电信、互联网与娱乐圈的地位,这里面的内情在后文中将逐一揭开。

但他为什么要逃呢?媒体的各种猜测性报道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他做贼心虚,审计署正常审计谈话,他以为要抓他,所以逃了;有媒体说这次谈话本是要升他,是升职离任前谈话,李向东还是做贼心虚逃了。可问题是,审计署年年审计年年查账,为何偏偏2011年逃?如果李向东都不知道自己要升职,而审计署来对他进行升职前的审计谈话,是不是有点太牵强?审计署何时管干部升职了?它向来只管离任审计,那也是在确定要离任之后。

巧合的就是,李向东本来确实要升职了,他自己也知道。后面要介绍的随后出事的李华本来也是要升职了。已经担任了长达七年多的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向东在无线音乐基地建成后,又兼任基地总经理,但是中国移动已经决定将基地升级,直接归属总部管理,他的级别将相当于省级移动副总,即副厅级干部。但显然,他害怕失去的那些,包括自由,可能比得到一个副厅级干部的官衔要重要,而且要紧得多。

他的真实想法除了他自己,谁也无法完全知晓。但当时唯一已经爆出并有蔓延可能的张春江案,无论是案发线索,还是张春江的经历、人生轨迹,都实在无法看出跟他区区一个省级移动公司数据部的小头目有任何关联,何以这场风暴转移如此之快?

再多的疑问,都难以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李向东逃了。首先肯定是他知道自己可能有危险,只是危险的程度可能不是他能判断的;其次,他已经作好了随时出逃的准备。还有一个重大的前提是,他已经“赚够了”。一切都是问号,一个又一个的问号。直到后来,在我们的缜密调查中,张春江案的重要涉案人张锐与四川移动各色人等的关系浮出水面,一切似乎才有了眉目。

李向东的出走并非毫无准备,他的手机一直留在国内,直到2010年4月7日,我们拨打李向东的手机,仍然处于接通状态,只是无人接听,但当时,距他出逃已经有十余天了。可见,他并不想带走他的手机,并且在他出走且没被发现的空当让人误以为他仍在成都。

李向东的妻子姚红也是电信圈人,曾经长期担任四川省原通信管理局局长孙康敏之秘书。孙康敏后来于2001年开始担任四川省电信董事长、总经理,姚红也逐渐被提拔为四川省电信实业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孙康敏升任中国电信总部副总经理。就在姚红看似前途一片大好之时,2004年,姚红辞去一切,移民加拿大,同时移民的还有李、姚二人的养子。此次李向东顺利出逃,且能长期隐居海外,很可能也早已持有绿卡。

李向东案发后,有关部门也找孙康敏问过话,但未有后话。2011年有网站报道孙康敏被调查,中国电信于2011年3月29日发表声明表示,目前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没有接到任何有关部门关于此事的通知,且孙康敏副总经理在正常工作。

各种迹象表明,李向东在出逃前,无论是为资金转移,还是安置家人,包括出逃路径都已经作了非常周密的安排,不是接受审计署问话后的一时之兴。但李向东的突然出逃显然让整个四川移动都成了惊弓之鸟。他被发现已逃无踪影的当天,此案就上报到中国移动总部纪检部门。

我记得我第一时间致电四川移动数据部时,其员工即以很明确的态度说,“我们也不知道李总去了哪里”,那时是李向东出逃的当天,还没有媒体报道,但在当地圈内已经传得风风雨雨。

后来由确切的信息得知,李向东就在审计署找其谈话的第二天凌晨,搭乘最早一班飞机飞往深圳,之后去向成谜。一说李从我国香港转道去了澳大利亚,一说去了加拿大。“中国移动内部,特别是省级公司,现在人心惶惶。”中国移动总部一位内部人士在李向东出逃十天后说。

而在李向东刚刚逃离几日的6月底,有关部门通过权威的渠道私下放出消息说李向东已经被截回,颇有想稳定军心或者与进一步放长线钓出的大鱼打打心理战的意图。但事实是,从此谁也没了他的消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留下的是从无线音乐基地到四川移动,再到整个中国移动数据领域都人人自危的烂摊子。

“音乐教父”

李向东,1965年5月14日出生于江苏启东县,曾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成都电信局工作,后来成为四川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秘书,直到电信改革移动分家,他选择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去的企业——四川移动。自2001年起,到2010年案发离职,李向东担任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负责人长达十年时间,在四川移动时间久、根基深、关系广,但是一直都很低调,为人相当谨慎。

无线音乐基地始建于2005年,自2006年正式投入运营之后,随着无线音乐基地的扩建与壮大,它逐渐从四川移动数据部剥离独立出来,至2009年下半年几乎完全独立成一个部门,财务也独立核算。顶着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头衔的李向东实际上已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无线音乐基地,整个基地在李向东逃离前已经有二百来号人。

李向东出事是迟早的事,这是我问过的接触过无线音乐基地、接触过李向东的业内人士的普遍看法,因为他太有权了。恐怕这也是他自己心知肚明的,所以时刻都在谋划准备着外逃。

2009年,移动内部即出现了对李向东操纵SP公司并从中获益的举报,举报内容递交至包括中国移动总部在内的多个主管部门。

积数年之功,李向东在中国无线音乐界建立了“教父”一般的地位,亚洲四大唱片公司全球高层每次来华几乎都要拜会李向东。即使是王力宏、蔡依林这样级别的港台大牌明星来大陆推广,也必须要赴川拜会李向东。这就是前言小说里徐婷婷与杨总之间伤不起的关系渊源。

李向东主持四川移动数据部并建设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的十年,正好是移动增值业务从诞生到繁荣、从混乱到逐步规范的十年。中国移动对无线音乐寄予厚望,希望在四川打造一个面向全国用户的无线音乐基地,全网统一运行、统一管理、一点接入、全网服务,建立一个以中国移动为主导的无线音乐价值链。

这个价值链的核心,就是彩铃。唱片公司是内容的主要提供者,即一般所谓的CP(内容提供商)。

2002年,彩铃开始在韩国流行。韩国人率先发明了彩铃技术,发明者仅仅是想让打电话的人在对方接电话之前能有一段放松的时间,也许1秒,也许30秒,但就是这么一放松,转眼创造了巨额财富。很快,彩铃被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

第二年,中国移动即率先将彩铃引入中国,李向东是关键人物。当年,四川移动数据部主任李向东赴韩国学习无线彩铃业务,这一次的学习彻底改变了李向东的命运。2004年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在成都建立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基地。

2004年中国移动在无线音乐方面收入达15.8亿元,2005年翻了将近1倍,达到30亿多元。由于李向东推出的彩铃业务贡献突出,四川移动在与其他几个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2005年8月,四川移动成为中国无线音乐备选基地,李向东的12530门户和中央音乐平台运营方案也获得推广机会。翌年3月,四川移动无线音乐产品基地正式挂牌运营。

在一片萧条的唱片业中,数字音乐的崛起成为唯一的一抹亮色。在2004年之前,中国乃至全球音乐产业增长率已几近停滞;最近三年,全球音乐产业销售收入更是连续负增长。但从2005年开始,数字音乐增长却一直保持稳定,收入明显提升,收入占比也逐年递增。“2006年之前,中国音乐市场几乎就要死了。”一位原环球唱片数字音乐项目负责人称,是四川音乐基地的建设改变了局面。他介绍说,在此之前,中国的唱片公司已急剧萎缩到仅存数十家,这几年又扩大至三四百家,很多公司完全靠中国移动无线音乐业务养活。(附图)

数据来源: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的《2009数字音乐报告》

根据SOUNDSCAN在2009年公布的音乐消费数据显示:

数字音乐销量在2009年上半年已经占据了音乐总销量的40%,预期到2010年将占据50%的份额。

音乐消费渠道也逐步由传统的音乐商店向数字音乐服务、在线零售、邮购等非传统的渠道转变,扮演最主要角色的是3G/互联网。

我拿到的一份四川移动数据部内部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业务已占了中国无线音乐市场80%左右的市场份额,彩铃使用人数达到3.87亿,完全建立起霸主地位。(见图——数据来自四川移动数据部)

其中,除华纳外,另三大唱片公司——索尼、EMI、环球唱片的总收入中,从中国移动分得的收入占40%~50%,其他唱片公司则有70%~80%的收入来自中国移动。(附图——数据来自四川移动数据部)

四大:除华纳外,另三家唱片公司的中国移动收入占比达到40%~50%

其他唱片公司:中国移动收入占比达到70%~80%

与巨大的市场贡献和份额相对应的,是音乐基地及其创始人李向东的地位迅速提升。而中国移动的“基地战略”更将李向东推上“教父”的宝座。

中国移动过去一直是中央音乐平台和各省平台同时并行。一首彩铃既可以上中央音乐平台,也可以上各省本地通道。原则上,中央音乐平台的彩铃版权只能隶属一家唱片公司,而在本地通道上,一首彩铃版权可转售给多家SP。

在中国移动的“基地战略”下,四川移动的中央音乐平台被打造成音乐集成平台,其前台是12530.com音乐门户网站,为客户提供包括音乐搜索、彩铃定制、音乐下载、音乐资讯等多种与音乐相关的服务。用户通过手机就能获得最新的音乐、排行榜歌曲。该平台还为中国移动下属品牌“中国无线音乐排行榜”提供支持。

四川移动在音乐基地具体运营中采取的是类似外包的模式。在内容上,四川移动可与四大唱片公司,包括滚石移动公司直接合作,其他则委托SP公司集成内容;在技术支撑上也主要由SP公司负责。

为了规范管理各省重复投入的音乐平台,中国移动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无线音乐内容集中管理,所有彩铃内容由设在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统一引入,各省公司不允许自行新增任何本省彩铃内容。

无论是SP还是CP,其能否进入中国移动网络平台的关键,都系于四川移动数据部和音乐运营基地主管一身。时势之下,李向东被推上了音乐市场的金字塔尖,成为各方争相讨好的对象。在2003年后,因为李向东喜欢打网球,很多SP负责人也开始练网球,希望能和其套近乎。此后,李向东开始打高尔夫球,SP们就开始练习高尔夫。他具有比明星更高的依附价值。在当地圈内就传说,成都最高级的牧马山国际高尔夫球场,有一块石碑还专门刻着李向东的名字,记录他的一杆进洞。不知道是因为李向东和李华都钟情于高尔夫这一特别爱好,还是当地就爱这个,当地电信圈像一个紧密的小圈子,高尔夫是这个圈子最流行的运动,既显得有档次,又能互攀结交。

q尽管很多彩铃内容提供商对李向东及无线音乐基地的分配方式颇有微词,但很多人仍不得不在这个王国里“俯首称臣”。也有人认为李向东“确实有能力,愿意学习,懂行”,因此还是对他存有感激之情。一家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的CP负责人就认为,中国移动所有的基地中,只有音乐基地异军突起,除彩铃的市场潜力,跟李向东也很有关系,“权力加上懂行,造就了李向东的地位”。

无线音乐基地蒙羞

李向东案发后,我们在重庆的驻站记者、同事邓海第一时间赶到了无线音乐基地。我很喜欢邓海的一句自我介绍:面朝邓海,春暖花开。每次看到我都会心一笑,他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一边玩笑着生活,一边认真地工作,虽然正忙着他那三峡大稿,但也丝毫不拒绝我那些突如其来的请求,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然而,他去了一看,不由得感叹,这哪是音乐基地啊,简直是军事基地。可能是因为李的出逃,更加戒备森严,几乎每栋小楼下都站着保安,随时准备对陌生的进入者进行盘查。每层楼、每个通道里都有电子眼监视。每层楼还设有哨卡、门禁,外来者进出困难。可多少人,想踏破门槛在这里寻找商业机会。

2006年,由李向东主导的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正式挂牌运营。这个耗资4亿元左右搭建起来的无线音乐基地给中国移动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激活了当时一潭死水的中国唱片业。凭借近4亿无线音乐用户,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现在一年创造着超过220亿元的销售业绩。

220亿元是什么概念?这是中国移动全年收入的4%以上,是中国移动增值业务收入的16%以上,也可匹敌四川省移动全省的传统业务收入。而这仅仅是一个无线音乐,说得通俗点,主要是彩铃、振铃,就是我们手机来电时和拨打他人手机时听到的音乐。这成就了四川移动和李向东个人的辉煌。

2010年1月,参加四川省“两会”的李华曾在发言时骄傲地宣布,位于成都高新区的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正版音乐库,也是交易量最大的网站,全国新歌有98%的首发都在四川成都。

如今,这里却显得有些门庭冷落了,不是因为不受欢迎了,而是因为围墙内外都还不知道如何互相欢迎。

2010年夏,我再次来到音乐无线基地,李向东案发后,接任李向东原来职务的陈建骥已经上任了一阵,但看起来仍不大适应新的环境,谨小慎微。调来之前,他是四川移动建设中心总经理。他也无法预料接下来怎么调整,亦不知道那些李向东的影子公司如何处理,一切都必须等待领导的安排。

我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进入无线音乐基地,虽没有了此前军事基地般严厉的架势,但仍然严格。

无线音乐基地,进门的时候登记,必须把身份证押在那里,而且身份证在保安的一台机器上一扫,竟然直接出现了我的类似于公安信息的个人资料,我顿时感到极为窘迫。拿着保安交给自己的一张瞬间打印了本人照片的小卡,我穿越般地想到了两个字:“探监”。对了,上面还有我的到访信息,必须要被访人签字才能出来换回我的身份证。

这是搬迁之后的新基地,据说花费了数十亿元打造。他们的基地厂房也很新,我环顾了一周,整个基地不算大也不算小,基地里还停着一辆很大的、我以前在电视台才看得到的演播车。我四处溜达着进去,看起来貌似没人来管我,但当我突然看到头上的摄像头,我又缩了回去。

管理层在5号楼办公,我进入一楼转了一圈,没有人拦着我,整个办公环境到处都是可爱的无线音乐动画形象,连厕所Logo都是音乐动画人物。进入4楼就要刷卡了。

新任的总经理陈建骥个头比李向东高,皮肤比他黑。见到记者,他有些局促,一个劲强调特殊时期真的不方便接受采访,带着我到食堂吃了顿饭。我能感觉到他的紧张,但无法知道他是不是会暗自庆幸能拿到李向东这样的肥差。反正现在看起来,他觉得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分外敏感。

后来,我们了解到,李向东原来在位时确立的几个关键支撑公司已经被暂停了合作,还砍掉了几个CP。这些公司都会在后文中出现。当时全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业务管理者都在轮流协助调查,大家都在私下抱怨李向东。四川移动高管也没人敢签字了,音乐基地暂时运行正常,但谁也不知道,曾经的国王不在了,这个王国还能持续多久。

模式之争

作为一个中国移动省级公司的中层干部,李向东何以一手在唱片业呼风唤雨,一手操纵下游具体业务操作?一些业内人士当时将矛头直指中国移动的“基地模式”。

在中国移动提出“基地模式”之前,中国各大电信运营商包括中国移动都是分省而治,每个业务的运营主体都是省分公司,而无线音乐基地的建立是对这种模式的颠覆。

2009年6月,中国移动下发《关于开展无线音乐内容集中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0年1月1日起,所有彩铃和各省个性化内容需求都统一由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的12530中央音乐平台统一引入和分发,从而使无线音乐基地的集权更进了一步。

中国移动改革的初衷是集中采购、集中管理、提高效率,但实际操作中因将内部资源更加集中于一个部门和一个人之手,结果为相关者创造了更大的寻租空间。

李向东手中掌控着中国移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4亿多用户的无线音乐应用,SP和CP要与中国移动就无线音乐合作,李向东是绕不过的人。李向东最早提出中央音乐平台与音乐内容资源方(唱片公司)按照五五分成,SP分成则根据不同公司具体谈。合同谈定后,将递交四川移动法律部门审查,主管副总经理盖章。但业内人士表示,这类审查和盖章目前形式大于实质,对于在四川移动有十余年根基又是无线音乐基地创始人的李向东而言,形同虚设。

中国移动对SP管理的分级模式和移动搜索排名亦产生了巨大的灰色监管空间。中国移动根据合作SP的综合实力与增长性,将之分为优秀和普通两个等级,其中优秀又分为A、B、C级别。中国通信业资深人士项立刚就曾评论说,“理论上资源会越来越向高级别SP倾斜,低级别的慢慢被淘汰,但实际上主要决定于与李向东的关系亲疏”。“无线音乐排行榜”等类似的产品排行榜单也是如此。无线音乐各门户界面上的推荐直接影响到用户下载量,即收益。电信公司普遍监管不严,冲榜比较笨的办法是SP“自消费”刷榜,有能量的SP凭关系就能排到前面。“这种商业模式(‘基地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垄断,有通达客户的渠道,掌握几亿手机客户,钱要从这里收,任何增值产品都要通过它转发出去。”一位接近中国移动的业内人士表示,这种集中管理只能带来更大的集权腐败。

但在李向东案发之前,“基地模式”被认为有利于集中资源发展新兴业务,还引来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模仿。

中国电信在广州建立了全网数字音乐运营中心,其运营模式就是在广州建立全网音乐运营中心,建立全网集中的数字音乐平台,以“爱音乐”为品牌倾力打造中国电信数字音乐服务,整合华纳、百代、环球、索尼、滚石唱片、华友世纪、太合麦田、大国文化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唱片公司的内容,但是内容引进的进展极为缓慢。其主要凭借的是拥有中国52%的宽带用户和长期以来“互联星空”培养的一批付费用户。

中国联通略有不同,是成立独立子公司——中国联通音乐公司负责全网音乐运营,实行市场化管理,薪酬标准和薪酬结构通过市场机制确定。但因为唱片公司合作积极性不高,中国联通尚未打开市场。

原环球唱片无线音乐负责人告诉我,唱片公司乐于接受现在的移动模式,主要因为摆脱了过去对于SP的依赖,减少了“压榨”层级,但很多CP都对现在的分成模式不满。

该负责人介绍,CP与基地直接五五分成,主要是来自信息费,但由于用户活跃度不高,具体算下来很可能拿到手上的很少。比如一个人定制了彩铃,一个月5元,一年支付60元,但可能他只支付2元下载了一首歌,这意味着CP只能从移动总计62元中收取1元。

从四川移动内部统计看,信息费仅占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增值业务收入的14%。

我拿到了一些四川移动数据部的内部文件,从他们的管理架构看,中国移动对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的管理是中央音乐平台、各省平台两个模式并行的。一首彩铃既可以上中央音乐平台,也可以上各省本地通道。原则上,中央音乐平台的彩铃的版权只能隶属一家唱片公司,而在本地通道上,一首彩铃版权可以转售给多家SP。

具体运营结构是,中国移动以四川移动为运营单位成立音乐运营基地,具体运营工作由四川移动采取第三方合作方式:

内容上,由四大唱片+滚石移动采取直接合作,其他CP委托创艺和弦和迅捷英翔公司集成内容。

版权及运营上,由娱音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负责中央音乐平台内容引入中的版权审核,包括无线音乐内容版权审核、产品设计和营销、运营支撑、无线音乐品牌建设、市场和用户分析。

技术支撑上,则由北京迅捷英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作为无线音乐基地的支撑单位,负责网站、WAP的支撑等以及音乐产品制作。即娱音把内容引入后,迅捷负责把产品(包括振铃、彩铃)制作完成;如娱音引进产品并制作好产品后,则迅捷负责后台技术支撑以及分发。

客户端上,则由合力迅达公司负责,包括提供客户端和DRM解决方案,主要运营仍旧以四川移动为主。

其他相关解决方案和平台厂商派驻工作组在四川基地长期负责平台的维护和更新工作,如后期开发的铃音直通车、客服管理、渠道管理等都由华为支撑团队负责开发。

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在我们事后的调查中发现,上述提交的类似“外包”出去,最核心的第三方合作方:创艺和弦、迅捷英翔、成都娱音、合力迅达等,全部是背景深厚的关系公司,成为权力寻租的最好例证。这在后文中将进一步详细讲述。

事实上,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国移动并没有否定“基地模式”在整个中国移动增值业务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多认为中国移动在SP领域遭遇的问题并不新鲜,是很多大企业都面临的难题。将李向东的出现归罪于“基地模式”并不完全公平,因为只要中国移动仍是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垄断者,想在这一领域发展的CP和SP就必须找中国移动合作。即使没有“基地”,由各省移动来运作,其结果无非是各唱片公司和SP要拜会的码头从一个“李向东”变成多个。

解决类似的“大企业病”,真正走出新的管理模式的是手机终端厂商。以苹果为例,苹果推出了在线音乐商店iTunes,曲库内容超过800万首,是全球第一大网络音乐零售商。苹果网上商店向所有开发者开放,除了每年99美元的注册费,没有其他费用,对个人和大制作公司一视同仁。

这种开放的平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中国移动虽然有巨大的用户规模基数,但用户活跃度不高,其设置的审批式的运作流程也形成了“一夫当关”的局面。

2010年3月29日,四川移动正式下文将李向东免职,任命四川移动建设中心总经理陈建骥接替李向东的职务。这意味着李向东时代的终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寄生虫仍然活着。

眼花缭乱的影子公司

在围绕着无线音乐形成的巨大利益链条中,SP因提供业务的技术含量不高、业务性质单一,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竞争十分激烈。也因此,SP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关系的竞争。这里很快成了李向东的私有领地。

我们在后来的调查中进一步发现,在李向东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负责人的十年时间里,有多位亲朋从其分管的移动数据领域获得业务,相关关联公司主要分布在李向东的工作地四川及老家江苏,也有的注册在北京,其共同特点是股权变更频繁。开始时股权分散,随着移动增值业务收入的提高逐步集中。以成都音信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音信互动)为例,参股人俞卫中与李向东关系密切,系李之同乡和大学同学。

音信互动成立于2005年1月18日,主要从事电信增值业务的咨询服务等,与四川移动数据部有长期合作关系,主营业务包括与掌上天府充值卡、天府快讯充值卡、动感地带、随意呼等相匹配的SP服务。

该公司由成都创思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创思特科技)、俞卫中、秦兴兰三方发起成立,俞卫中为公司法人和总经理。在注册资本中,创思特科技投资额37.5万元,占股75%;俞卫中投资7.5万元,占股15%;秦兴兰投资5万元,占股10%。2007年,俞卫中将其股份转让给黄克芳。

李向东祖籍江苏启东县,李向东父亲生前一直在启东县工作。音信互动的发起者之一俞卫中不仅是李向东老乡,而且在1983年两人同时考入电子科技大学,李向东就读于无线电专用机械设备专业,俞卫中就读于无线电技术专业。

俞卫中在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否认与李向东相识,称双方素无往来,甚至与四川移动数据部也早已没有业务往来。但有知情者却说,尽管俞卫中在2007年已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黄克芳,但实际上是“左手换右手”。根据音信互动工商资料和俞卫中学籍档案显示,黄克芳和俞卫中二人登记的家庭地址为同一地址,都是启东县天汾乡中心小学,前者2011年71岁,后者2011年45岁。

另外一家跟四川移动业务往来频繁的公司——北京迅捷英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迅捷英翔)的股权变更也令人眼花缭乱。

迅捷英翔成立于2004年4月,注册资本200万元,主要为无线音乐俱乐部、12530音乐门户网站、梦网WAP音乐门户、12530999语音门户等提供产品开发、内容组织、技术支持、营销推广等运营服务,这些业务基本来源于李向东掌控的移动无线音乐基地。

在四川移动数据部的合作伙伴中,TOM.com是内容集成商,主要代理版权。但它与负责无线音乐运营维护的主要SP和李向东之间的关系紧密在四川移动内部为人熟知。

2004年4月发起成立时,迅捷英翔的法定代表人是洪亮,投资人包括洪亮、盛勇、仇卫民、严珊、戴坚、陈政、杨琨、刘明海;当年8月,投资人变更为华如秀、盛勇、戴坚、王霆霆。

在变更后的投资者当中,华如秀正是之前出现在音信互动的创思特公司的法人代表,而盛勇和王霆霆两人此时均在TOM在线任职,其中盛勇为TOM在线总裁助理,王霆霆则是TOM在线首席执行官王雷雷的堂弟。

工商资料显示,2004年,迅捷英翔亏损9万多;2006年无线音乐基地正常运营后,其税后利润猛增至889万元;2007年全年销售收入翻倍,达到5287万元,利润140万元;2008年,销售收入达到1.3亿元,利润总额651万元。

然而,就在2008年公司业务大幅好转时,创思特的华如秀再次激流勇退,与其一起退出的包括盛勇和王霆霆。2008年9月—10月间,他们将股权陆续转给TOM在线原副总裁蒲东皖。蒲东皖同样来自江苏,也是李向东的老乡。有多位业内人士证实二人关系亲密,但如同俞卫中一样,蒲东皖也否认对此事知情。

从这些各种各样的影子公司,可以看出李向东的权力为什么会这么大。其权力无非来自三层。第一层,即中国移动特殊的“基地”模式下,垄断了渠道的音乐基地成了众人抢夺的稀缺资源,而基地也自成一体,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

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内部分为门户运营、业务运营、合作管理、营销管理、客户中心、系统支撑、产品开发等多个部门。其中,门户运营主要负责各门户(WWW、WAP、IVR、短信彩铃、手机客户端)的运营、规划、板块设计及优化管理,支撑对各省门户的个性化营销等;合作管理主要负责音乐内容引入、内容库管理、版权审核、产品制作、渠道发展与管理,以及合同签订、信息费结算及队长、合作伙伴考核管理等。

过去,各大运营商包括中国移动都是分省而治的。每个省都有分公司,中央音乐平台跟各省利益其实是有很大矛盾的。但李向东最早提出了中央音乐平台直接销售内容的信息分成,与音乐内容资源方(唱片公司)按照50:50,SP分成则根据不同公司具体谈;而当时各其他省公司都还主要是通过SP公司按照85:15的比例分成。中央音乐平台在对CP的吸引力上具有更为明显的优越性。

李向东手中,掌控着中国移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亿多用户的无线音乐的用户,SP和CP要跟中国移动就无线音乐进行合作,他是绕不过的人。四川移动数据部和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要跟SP们合作,首先需取得这两个部门的同意。而李向东在这里待了十年时间,同时作为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的主要创始人,李向东在部门对外合作方面有着绝对的权威。

在合同谈定时,有关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的合同将递交到四川移动法律部门审查,主管副总经理处盖章。但业内人士认为,这类审查和盖章目前更多的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也不排除李向东在整个四川移动内部存在一个攻守同盟。

权力来源的第二层,乃中国移动对于SP管理分级的模式和移动搜索排名产生巨大利润的灰色监管空间。

根据中国移动的政策,针对信用合格的合作伙伴,结合其综合实力与增长性,将合作伙伴SP分为四个级别:A、B、C三个优秀级别和普通级别。“资源会越来越向高级别SP倾斜,低级别的越来越多地被淘汰,但其盈利能力不是与科研能力有关,而更决定于与李向东的关系亲疏。”飞象网总裁项立刚如此总结。

我获得的一份四川移动内部管理计划也显示,其在对SP管理的明确方针也是“针对优质合作伙伴倾斜更多营销及服务资源,以达到深度捆绑优质合作伙伴的目的——需要有效激励”。

而决定此评级的关键权力人,就在于掌门人李向东。“无线音乐排行榜”等类似的产品排行榜单也是如此。无线音乐的移动搜索体量巨大,无线音乐各门户界面对用户主推的产品,排行榜的专业化对于激活用户、加固行业影响力非常重要,也直接关系到用户下载量,即收益。

冲榜比较笨的办法是SP“自消费”刷榜,有能量的SP一般都是凭关系,因为此块目前并无具体管理和杜绝“人为操作”的办法。

四川有一家动漫公司高层透露,该公司曾计划试着成为SP服务商,跟四川移动合作联手推出一项音效加视频的新业务,尽管该公司法人代表在成都也算小有名气,但是却始终难以见到李向东,李向东的下属说要层层禀报和预约,但是每次都没有约到。最后李向东放出话说,让他们跟下属谈即可,结果大家谈了几个月依旧是白搭。

这名高层在与李向东在数据部的下属开会商讨几个月,和数据部的员工有了较好的私交后才得知,在整个数据部,只要李向东没点头,跟谁谈都是白谈。最后这家公司退出,打消了进军SP的念头。

权力来源的第三层,SP公司是近年来随着移动增值业务的兴盛才不断冒出的,表面规模均不大,而且在体外循环的SP公司通过长达数年的资本运作,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与前面李向东的各种影子公司相比,后来与有着“中国SP第一人”之称的王雷雷相关公司清楚后,一切才真相大白。

从李向东到TOM到中国移动数据部,从张春江到张锐到李华,让本书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再以北京迅捷英翔公司为例,其几乎在基地业务中无处不在,但其企业股权变动及背后投资结构却极其诡异。

我们根据四川移动内部运营流程和合作方名单统计,在无线音乐基地的合作流程中,四川移动除与四大唱片公司直接合作外,其他CP都委托创意和弦与迅捷英翔两家公司集成内容;在版权运营上,版权代理的CP集合商包括TOM在线,作无线音乐内容版权审核、产品设计和营销、运营支撑、无线音乐品牌建设、市场和用户分析;在技术支撑上,也主要是由北京迅捷英翔作为音乐基地的支撑单位,包括12530网站、WAP的支撑等。

迅捷英翔还负责音乐产品制作,即成都娱音把内容引入后,迅捷英翔负责把产品(包括振铃、彩铃)制作完成;如成都娱音引进产品并制作好产品后,则迅捷英翔负责后台技术支撑以及分发。

如前文所述,迅捷英翔也与TOM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迅捷英翔几乎涉及了无线音乐基地运营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然而,我们查到,该公司目前因为为一家技术咨询公司——北京亮点时间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亮点时间,Sharp Point)作支付服务费的担保,其股权已经全部质押给了亮点时间;迅捷英翔公司投资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信在线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也以同样的方式全部质押给了亮点时间,但亮点时间的法人和股东与北京迅捷英翔的股东都为同一人——蒲东皖。亮点时间的股东为亮点集团,为一家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外资公司,亮点集团法人也为蒲东皖。显然,迅捷英翔股权变更的频繁操作最终指向,仍是为了掩藏注册于海外的亮点集团背后股东。

创艺和弦、迅捷英翔究竟是什么关系?华如秀、蒲东皖、盛勇、王霆霆,无线音乐基地与TOM究竟有什么关系?亮点集团又与前面提到的所有人物与公司有何关系?这一切错综复杂、眼花缭乱的影子公司背后,实际控制人究竟是谁?看似单独存在的李向东出逃,实际是怎样的一张利益大网?

疑问继续,我们的调查也在继续,当一切清晰时回头再看,我们在2010年4月即调查出的这些关联公司和提出的这些质疑,早已为2011年更大的一场席卷全行业的风暴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 上千亿的诱惑

每年数千亿元的设备采购及IT采购、数十亿元的广告招标,以及同样数额惊人、包罗万象的电信增值服务和各类工程采购,使得中国的几大国有电信运营商犹如传说中的黄金国度。上至西门子、爱立信等跨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下至以承包建筑工程为生的包工头,都渴望迈进“帝国”的门槛,成为中国国有电信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供应商。

探访李华家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勤奋者以收获,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山高那个路远也能获得……”

这是拨通李华手机后,那头传来的彩铃歌声,也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人生,勤奋与足够努力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如今,这个手机已不再有人接听。

成都神仙树路,这个有着很好听名字的街道,是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家的所在地,但是李华不信神仙说,他相信依靠个人的勤奋与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在李华家的后院里栽着一株玉兰树,民间有谚语“玉堂春富贵”,说玉兰花象征着吉祥、富有和权势,初夏花开,李华的母亲每天会摘几朵花挂在客厅里,整个房间也因此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老人已年过七十,每每提起大儿子李华,都是一脸骄傲,孝顺、勤奋、成功,这都足以慰藉老人的晚年。

然而,在推广彩铃事业上如日中天的李向东出逃,却将他的上司李华拉入深渊。2010年6月底,李华落马的突然变故打破了老人生活的宁静,这一切也给屋中象征富贵与权势的玉兰花投下阴影。

李华的问题并不孤立,就在事发三个月前李华的直接下属、四川移动数据部兼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携款潜逃,至今其行踪与携款金额仍是谜。老人宁可相信儿子是为李向东的潜逃承担领导责任,她心疼儿子多年的糖尿病,心疼儿子整日在外出差,但无法明白,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大的经济问题有待查清。

我根据当时已有的采访,逐渐清理出电信领域中潜伏极深的各种潜规则。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设备采购,这块黑幕最大、最复杂,集团层面、省一级、地一级,都复杂,甚至比较乱。二是SP,虽然现在SP都纷纷寻求转行或者其他途径了,因为集团风变,前些年中国移动就开始整顿SP,现在蛮难发展了,但是很多模式滋生的黑幕仍广泛存在。比如“基地模式”,业务专有的SP模式,卓望模式,往往一个项目养活一个公司,寻租空间太大。三即广告投放的黑幕,这个在全国的广告行业非常普遍。往往地方上做得最大的广告公司做的都是当地电信运营商的客户,其中这个利益输送是怎么弄的,每一条线都需要好好查。更重要的是能把这些个利益链条都揭开,否则继续潜在水下,以电信领域多年垄断的作风,大家都围绕其争抢资源,倒一批人、换一拨人不过是利益蛋糕再分配,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实际影响。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三条线成为电信腐败和反腐的三条主线,虽然到了2011年有了主次之分,这种主次之分或被动或主动,或有更深的背景,相信看完后文,读者也会有判断。

正是基于此,我走访了李华家,目的在于弄清楚他到底是在哪条线上出了问题,是延续的李向东之数据业务一线,还是其权力最大,金额往往涉及最大的采购线,或者三者兼有,利益均沾。或许《新世纪》周刊也是李华案发后唯一一个能走进他家里的媒体,走访过程了解的情况多少还是让人感到意外。

2010年7月初成都的天气说是婴儿脸一点都不夸张,走在路上就迎来毫无情面的大雨。站在路边等车,一出租车故意狂飙而过,我被溅了一身泥水,呆呆站在雨地里,内心快要抓狂到冲上去截下这辆车。好容易平复下心情,脑子里又出现刚刚一家一户找过去的公司地址,没一家与其办公注册地一致,都是这样的皮包公司,却堂而皇之地成为四川移动那些重要的支撑公司,他们,究竟在哪里?

谁能知道真相?本想直接回家的我,还是决定去李华家找找他的妻子刘农美,一个在移动公司、在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负责了多年财务工作的核心岗位人员。

神仙树路的著名别墅区,出租车司机基本都知道,像一个大大的院子,绿树成荫。整个院子大概只有30户,联排别墅,李华家在拐角的一家。

前面提到的一个商人肖辰去过他家,但是也只能粗略地描述大概位置,而无法准确地记住门牌号。我像瞎子摸鱼一样在里面摸,有的不在家,有的说找错了。后来看见一个在小区里面工作的工人,穿着制服,像是电工,于是让他帮着找,他人还算好,帮忙问了之后就指着一块地,说是那两三间中的一间。我一一问过去,在门外窗口描述样子,通过电话向肖辰询问,还好终还是敲开了李华家的门。

门开了,李华家保姆和母亲在家,养了一条拉布拉多犬,见人进去就叫个不停。当我道明拜访刘姐的来意,出来开门的保姆忙说刘还没下班回来。我于是说我是特意从北京来看他们的,一位老太太就出来看了我一眼。老太太就是李华的母亲,十分慈祥,也很温柔,得知有前来拜访的朋友,面露激动,不断给刘农美打电话,可惜刘农美一直未接电话,她说那就请进屋里坐坐等吧,于是把拉布拉多犬关在了后院。

看着慈祥的李母的热情,我心想可能事发后,平日交往的朋友多避而远之,刘农美也因得配合调查每日晚归,寂寞的黑屋里她常常连灯都不愿意开,有友来访,陪着聊天,她倒是有些满足的。

我有点不忍心刺激老人,就在屋内坐着等刘农美,漫不经心地与李母聊起来。我知道李母不可能了解李华在公司的事,不过在聊天中,她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丰满的李华,那个老人心目中的一个有血有肉、有背后辛酸的儿子。

这些聊天,使我的走访突然显得有些残忍,却不得不坚持。这些年在作调查报道过程中,我越来越心生一些辛酸的感慨。其实,贪官也是人,是人就有心,有欲,有情感,尤其是对他们的亲人。

一直以来,自己都非常热爱和忠实于记者这份职业,对于恶,始终从心底有一种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的憎恶。如今已为人母,当面对李华的母亲时,我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感。在这样一个年代,我们该如何面对下一代,如何让下一代面对社会?我常常无解。

后来回到北京,编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千万不要去考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你把他放在火上面每天烤、每天烤,总有一天会融化的。”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人性之中的善恶往往都在一念之间,并不遥远,一旦背离却可能一去不回头。

回到在李华家的聊天。其实从我前面已经看过了的同院别墅和厅景看来,他家装修不算特别豪华。房子一共三层,厅里还有一副小对联悬着,分别写着“财源滚滚”、“四季平安”。厅里的玄关处有全家人的照片,还有李华做奥运火炬手的照片,他的女儿很漂亮,老婆虽有点胖但显得雍容。由于我是傍晚去的,加之下雨,天已经暗了,老太太却始终没有开灯。

直到坐下来,我才仔细端详了老人,老太太已满头白发,2011年71岁,三年前她老伴去世,就从内江被李华接来了成都住,她们一家都是四川内江人。老太太的和善真的出人意料,有时候她说着说着眼里就会泛着泪光。老伴三年前去世,她很伤心,孝顺的儿子一直在试图减轻她心里的创伤,过了三年,她心里终于平复了很多,结果儿子又出事了,如遭雷击。

李华对老人非常孝顺,“孝顺”是老人屡屡提到的一个词。她很久没有倾诉了,当她把四个儿子的故事对一个陌生人都一一倒出来,也许反而是一种欣慰,她最感叹的还是长子李华,“这孩子最努力”。

李华的父亲在成都军区内江分区(其间因为地域行政变迁,分区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动,但最后就定为内江分区)是一个专管部队的科长,李华从小在军事化环境中长大,因此作风也颇为雷厉风行。

李华一共四兄弟,李华为长子,在外界比较活跃的是老大和老二,他们俩也都参过军,三弟、四弟没有参过军,因为老爷子不让他们去部队了。老三进了内江工商银行工作,老四在成都边上的庐山(音)运动学校教射击,是个射击高手,最近又带队去山里面练习射击去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回来。老二自己做生意,给学校做工程项目。

从性格上看,四个兄弟也性格迥异,老大李华勤奋努力,适合国企;老二聪明灵敏,适合创业,曾经也在成都工商银行工作,后来跟他老婆一起买断工龄开始创业,还去了海南几年;老三性格内向,进了内江工商银行就再也没有调动过工作;老四不大爱说话,但是很爱运动,所以就成了教练。

李华曾对他爸爸说:“爸爸,虽然我没有老二聪明,但是我比他勤奋。”在母亲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勤奋的人,也是四兄弟里面做事最踏实的一个。从他的工作业绩来看,他也确实是很拼命。“前几年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身体开始发胖,还得了糖尿病,后来就恢复了运动,必须坚持运动,否则身体就支持不下去。这两年因为糖尿病真的瘦了好多,他以前200多斤,现在瘦了几十斤了,看得我都心痛,搞那么大压力的工作干什么子嘛,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他都到现场指挥工作。”李母一边不停地讲述着儿子的故事,一边擦着眼泪。

李华的女儿在英国留学,学习城市规划,当年即将研究生毕业,老二的女儿也在英国读书。这些原本都是一个完整而充满憧憬的幸福家庭的骄傲,如今一切不往。有消息称,李华女儿在英国读书的资金即来自张锐,由张锐直接打到国外账户上。

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另一件事。2008年上海一个分管土地的官员受审,其女儿在法院外一路哭一路呕吐,那一天是上海的台风预报日,黑压压的天空下,我当时的内心很受触动,伸手递过去一包纸巾,如果她爸爸看到这一幕,如果从头再来,他会宁愿选择清贫平凡的日子吗?

陨落的骄傲

就在李向东于2010年3月出逃之前的春节,李华还在得意并思忖着升入集团做副总。这一切已成梦幻,2010年6月底,他终于走不回那个家。

母亲清楚地记得,李华离家之前一切都正常得不得了。那天早上吃过早饭,7点多李华说去上班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也都没有再见过李华。一开始李华老婆刘农美告诉母亲,李华出差了,后来刘农美也休假一周在家里哭。母亲才知道,李华是被纪委查了,可能几天都回不来,但是没想到从那天后再也没回来了。

母亲说这太突然了,因为李华有多年的糖尿病,他平时如果出差都会告诉她,让她准备好糖尿病的药,每天早上、晚上都要各打一针。她还担心这么多天李华怎么办,儿媳妇说调查组都给他准备了药,这个可以放心。

没有人去李华家里查过,家里的电脑也没有被带走,但是李华母亲相信,应该都被监控了。

李华刚被查的前一个星期,李华老婆都待在家里休息,每天情绪都很差,进入第二周又开始上班了,逐渐情绪稳定一点,但晚上经常不回家吃饭,说是单位有事或者在外面吃饭。

李华老婆在李向东所管的无线音乐基地上班,负责财务,她和李华也是在老家四川内江邮电局认识的,当时她是内江邮电局的财务人员,而李华是办公室副主任。

李华15岁高中都没有毕业,就被招进了体校,当时体校排球队要人,他就去了体校,参加了很多比赛,后来长到17岁,还只有183厘米,李华爸爸怕他长不高了,以后也进不了省队,体育就没有了前途,于是不让他继续念体校了,把他招进了部队。他曾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青少年排球比赛,代表二炮参加全军运动会,代表四川邮电系统参加全省、全国的篮球比赛。

当其年满22岁,在部队要退役的时候,李华代表部队参加一个球赛,被内江邮电局局长看中了,迅速调走了他的档案。“当时老头子还很不满意,想把李华搞到金融系统去,以前他曾从军队去地方‘支左’,跟财贸系统熟悉,所以他总是想把儿子搞到财贸系统,工作好,邮电系统那个时候有什么好的,他很不高兴。”李华母亲回忆着,还有些遗憾。后来李华二弟去了银行,曾劝说李华也去银行。

但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来不及了,档案已被邮电局局长调走。李华退役后先到内江邮电局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到成都某干部学院学习进修,回去就升了主任。年仅34岁时,先调到广元市去做了邮电局局长,干了几年后又调到省局,后来因为电信分家而到了移动通信局,又因移动分家而到了四川移动。整个晋升过程可谓顺风顺水。

所以运动员出身的李华即便在工作中也颇爱锻炼,他曾有句流传甚广的话:“身体不好,会让人退出工作;知识不足,则让人退出生活。”2005年,李华完成了在四川大学工商管理课程班的管理硕士学业;2007年,又在香港理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生活中的李华讲究细节,追求考究。他热爱旅游、摄影,好名牌,重仪表;尤爱品味红酒,酒量不小。他的私家坐驾是价值180万元的黑色辉腾,挂着“川O”的特殊牌照。

李华擅长很多运动项目,尤爱打高尔夫球,还喜好爬山、飞行、跳伞、潜水、自驾越野车等挑战性十足的运动。在与朋友的运动项目较量中,他往往是佼佼者,“很少有人干得过他”。

在经济方面,他的多位朋友、合作伙伴、同事亦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李华跋扈乖张,在收钱上毫不手软,“一般的项目收入他还看不上”;也有人说,作为省级移动公司的“一把手”,且公司业绩在移动系统内属领先,李华的明面年收入也接近200万元,“他不缺钱,也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他行事仗义,认为可以做的就会帮你,做不了的他怎么也不会做——这并不以收多少钱为标准,而是看你是不是找对了人,或者跟他是否能看对眼”。

但在李母眼里,李华从来不是个坏孩子,“这个娃从小就很努力,什么都想拼第一,他人很好,很正直,我不相信他会犯什么大错,我相信我这个娃……老头子死之前,我们都一直住在内江,我也是这几年才住到成都来,李华这个娃太孝顺,总是怕我伤心……他太过努力了,什么都想往上争,我都跟他说,不用这么辛苦”。

李华的工作能力在中国移动集团内部确实颇受肯定。李华主政期间,四川省移动已经成为中国移动系统内排名第四的省级运营商,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通信运营商。由于地处西部,要作出大的业绩并不容易,其在中国移动体系的权重仍远远高于四川其他省级通信运营商,比如四川电信和四川联通在其各自集团公司中的地位。“无论横向或纵向比较,四川电信和四川联通的市场分量都远逊于四川移动。”李华的一个商业合作伙伴如此评价。

官方资料显示,四川移动成立于1999年,之后根据客户的细分需求适时推出各种新业务,包括针对全球通客户推出了“手机上网”、“随E行”、“群英网”等服务;针对年轻客户推出“手机游戏”、“彩铃”等娱乐性很强的业务;针对大众客户提供了“亲情号码”等优惠实在的服务。近年来,四川移动的计费支撑系统、10086服务热线、营业厅服务、集团信息化、网络质量位居全集团前列。“李华是我在中国移动系统内见到的不可多得的一名将才,领导力极强,务实能干。”即便在李华案发后有些心惊胆战的肖辰,仍对李华的能力有所褒奖,李华提拔的大多中层干部往往也是有棱有角的,而非一般国企四平八稳的提干标准。

2010年春节前夕,李华与众友吃饭,曾在席间透露,他很快将被调到北京,升任中国移动集团副总裁,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过话,事情已基本确定。他甚至跟北京的友人开玩笑说:“我去北京,要借你房子住。”

为了这一天,李华已经准备了多年。他一直在运作成为集团副总的机会,但也一直未能遂愿。其间他还曾多次想办法,把本要将他交流至上海、广州等地的调令挡回去。可以说,他是中国移动在同一级别、同一位置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封疆大吏”。据闻在中国移动,像他这样任期超过十年的省级公司高管,只有另一位重庆移动的“一把手”,但他业已退休。根据中国移动内部的人事规则,一般高管4~6年就需要作出交流变动。

李华唯一的想法是向北京升迁。但张春江案、李向东案陆续曝光,尤其是李向东案发后,他的期待就已经接近无望。

但事实上,李向东的无线音乐基地问题同样直指李华。以四年前10亿元左右的投入成本,如今一年运营收入已超过220亿元的无线音乐基地,是李华、李向东一手建设、运作而成的项目。熟悉李向东的人士透露,李向东一般不喜欢在外面出席活动,往往李华让他必须去的,他才会去。

不过,除去无线音乐基地问题的牵涉,李华还应有更大的一摊子事。

据了解,李华此次受调查的问题中,性质最严重的就是设备采购。当时已有多位设备供应商正在协助调查,有部分设备供应商人员已经出境到国外“暂避风头”。这就有了开篇肖辰的那一幕。“陆陆续续有人协助调查,有的出来了,有的还没出来。”消息人士称,“一把手”突然“落马”,公司内部自然人心浮动。目前由党组书记主持工作,过去每天都要进行的大量项目签报、审批等工作也有滞缓。当时潜伏在成都的我,确实也很能感觉到这种紧张的气氛。

1959年出生的李华,在四川移动“一把手”的位置上已稳坐十余年,类似在同一级公司坐镇如此长久,在中国移动体系内少有,另一与他同样从创立开始坐镇,持续十余年的,只有重庆移动的老董事长沈长富。沈长富后也因为受到李华牵连落网,后文会有详述,所以他们一旦案发,所涉人员之广,事件之复杂也可想而知。

从李华的履历也可以看出其在当地电信领域扎根之深。20世纪90年代初,李华退伍后先到四川省内江邮电局工作,后调入四川省邮电管理局,任办公室主任。在“大哥大”通信事业兴起后,李华进入了改制成立的移动通信局。此后,移动通信局政企分离,中国电信公司成立,内部设立移动通信部门,李华时任中国电信移动通信部门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第一轮电信改革中,移动业务从中国电信中拆分出来,1999年四川移动由此成立,李华则成为四川移动公司第一任负责人,直到案发。

四川移动内部人士称,李华出事并不突然,很多人都认为其迟早都会出事,关于他的举报信多年来在中国移动内部一直就没有停过。

在李华出事之前,四川移动内部曾经传出消息,说李华得罪了某位很有背景的设备供应商,“李华也很可能因此而陷入麻烦”。多位业内人士都如是说。他所说的供应商直指新邮通,这是一匹电信设备领域的黑马,只是业内共知的是,这是一家几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有贴牌的以某中央高层背景而“著名”的厂商,所以李华“不买账”。

但即便没有传闻中的此事,李向东、张春江所牵涉的那一摊子烂账也足以让他身陷囹圄。

有四川移动内部人士称,“李华被抓,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由于他的个性表现,不少人都认为“迟早会出事”,关于他的举报材料,多年来几乎没有在中国移动集团内消停。但在一次次有惊无险之后,身边人也简单地认为李华确有能力“把问题平掉”——作为移动系统里资历最深的一批“老人”,“只要集团不想动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据我们了解,李华“落马”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两方面。一是受四川移动原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向东案牵连。李向东因通过四川无线音乐基地巨额获利而案发,且四川无线音乐基地垂直隶属于集团总公司,横向仅对李华汇报工作,李向东也是李华一手提拔的亲信。二就是2011年初曝光的中国移动副总裁张春江案中,有涉案的设备供应商同时供出了李华。李华案中更涉及了张春江案的核心人物——张锐。而后者是否也正是李向东毫无征兆突然出逃的原因呢?张锐究竟与各方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还在沿着这一线索继续调查着。

对这一切,李母都难以知晓,她只知道儿媳妇告诉她是李向东跑了连累了儿子,要承担领导责任而已。李母仍旧不甘心地强调,她儿子不会做坏事。

当时,我很想跟她说实情,却有些不忍,只能默不作声地听老人叙述这一切。

其实,李母不知道的还有李向东案发后,李华即已被限制出境。李华继而案发,带来的是更大的风暴。

李母对李向东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唯一记得每年夏天他们退休老干部们会一起到太平镇青城山区度假,几百块钱一个人,而李华和李向东他们也会一群人一起去那边打高尔夫球。听过有人叫李向东的名字,但是至今未能对上号。“我地震之后就没去过了,唉,往年这个时候,我都该在度假的……”李母和儿媳、孙女的生活轨迹皆因李华的涉案而改变。

李华案,由中纪委直接督办,委托四川省纪委进行。李华身为一名省级央企公司负责人,这样的调查规格,意味着整个案件性质被提升。这是李母及其家人都始料未及的。

虽然中国移动集团当时未直接对李华作出“双开”决定,但无论纪检部门最终调查结论如何,李华离职几成定局。为了保证四川移动公司的正常工作,中国移动集团将很快从其他省级公司调来干部接替。事实也证明,后来很快迎来了中国移动内部的大轮换,从江西省移动调来的新任总经理走马上任。而中国移动集团总裁李跃在广东开会时也曾有谈及,严肃表示此事性质“非常严重”。

2011年7月5日,攀枝花中院开庭审理了李华案,在法庭上,李华的辩护律师提出七点辩护意见,在法院的判决中大多被驳回,但法院接受了关于李华因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等应从轻判决的请求,判处李华死缓。

其中,李华辩护律师提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已变更为外资公司,故被告人李华自2002年7月18日以后的受贿行为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国企高管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名要重得多。

对此,法院认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外经贸资一函[2002]605号文件批准,四川移动于2002年6月将国有独资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为外资企业。其投资人系四川移动通信(BVI)有限公司,但四川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金额均不列入外资统计。因此,李华仍属于国有企业的国家工作人员。此案例也可为中国诸多海外上市做过外资结构的国有企业高管借鉴。李华并未侥幸逃过此劫,已彻底断送自己的前程。

施万中与西门子的500万美元

同样事涉采购的李华与施万中,两位“封疆大臣”的集中落马,让外界看到的似乎是中国移动在设备采购这条线上的案件升级,尽管后来事态的发展显然又发生了改变。

李华和施万中都是中组部选定的五人后备干部之一,施万中更是头号人选。这在2010年12月即已定下,这意味着他们是副总的候选人,所以李华才会如前文所说,请友相聚通报好消息。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施万中,“后备”时间更短,在确定了后备名单以后,他就以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的身份又兼任了中国移动党组成员,但只当了20天,他就被河南省检察院直接带走,甚至都没经过纪委部门。

然而,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在中国移动内网上的职位照旧,毫无被免的痕迹。

2010年初,中国移动安徽省移动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施万中,因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而被调查。案发时,其身份已经是中国移动党组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施万中几乎与中国移动原总经理张春江同时案发,于是诸多消息指向了两人的涉案关联。但接近移动高层的人士当时即向我们透露,施万中被查与张春江案无关,而主要源于其早年长期担任安徽省移动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的经济问题,且还与两年前轰动全球的一桩贿案有关。

作为电信业的元老,2011年51岁的施万中也陨落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施万中出生于1960年,1982年获南京邮电学院工程学士学位。他早年一直在江苏工作,历任江苏省移动通信局副局长,江苏移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兼工会主席。在短期出任中国移动总部网络部部长后,2002年调任中国移动集团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与李华一样,施万中同样是省级“一把手”中的能人,在主政安徽期间,安徽移动公司连续数年内客户数量、运营收入和净利润都获得快速增长,施万中本人曾在200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07年亦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但一个看似不相关,很多人也没有留的意相关性的事件于2008年发生,西门子全球行贿案被曝光并全球发酵,有关中国人员涉案案情在西门子的海外诉讼中通过正常途径送达中方。其中一位“问题”人员即是施万中。但在西门子案发后的这一年多时间,施万中又从安徽省移动公司调为中国移动总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2009年初,施万中调任中国移动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并任党组成员,时年49岁,看似丝毫未受西门子案影响,前途也一片光明。时隔仅一年,2010年初,施万中因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被调查,这个电信业内的“明星”就此陨落。

根据法院的判决,施万中的受贿行为均发生于其任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与李华的陨落轨迹几乎一致,当时,施万中手握安徽移动的电信设备采购大权,也主要案发于此。

施万中落马后被关押在河南省鹤壁市,一同被关押的还有施万中的妻子以及一个中间商。该案最后由河南鹤壁中院审查起诉,由于案涉美、德等国家,对河南省检方而言,这是一个少有的大案,由中纪委直接交办,有国家领导人直接过问,不仅事关刑事审判,更牵涉国际关系,因此保密程度特别高,从头至尾,此案也以事涉国家机密为由,一直被秘密审查、起诉、宣判。

一度有接近专案组的人透露,该案专案组在河南高检院开会,只要进入高检院大门,专案组人员手机都必须一律去掉电池,司法部对办案人员以及代理律师一律政审,代理人是鹤壁律师以及一个北京律师,且该问题上边有交代,案件办理过程中若有问题,地方协调不了的,由司法部和最高检出面。该案但凡有涉入人员,包括代理人,首先要签保密协议,案卷在开庭审理后,拟定会在第一时间封存交由司法部。

当地司法系统流传的一个细节还有,施在任期间曾和某中央领导的一个外甥在工作上因同属一部门而相熟,中间还有中纪委不少人到鹤壁说情,但没人敢帮忙。

但我们从各方获知案件所涉及核心事实也可对电信领域的采购黑幕以管窥豹。与施万中同案被审的那个中间人名叫田渠。施、田二人被法院认定共同收受德国西门子公司给予的总计高达506万美元的贿赂款,田渠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5年。此外,施万中单独收受一民营公司老板李某的行贿款约200万元人民币。

行贿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施万中手上对全省设备采购的生杀大权,这些都是一年动辄上百亿的重大交易。这样的权力,对于意欲扩大市场份额的西门子而言充满诱惑。深谙中国潜规则的西门子找到中间人田渠,攀上施万中的权力高枝,以实现销售设备的目的。田渠是一个民营公司的老总,与施万中为多年好友。这样的关系被西门子盯上,其工作人员找到田渠,邀请其担任销售代理。

从最后的判决书来看,在田渠的周旋之下,安徽移动公司和西门子签署了销售电信设备的协议。多次交易中,西门子累计向田渠的私人账户汇入销售提成款共计约506万美元。田渠则通过转账或者给施万中购物等多种形式让施万中获得利益。

但从我们此前得到的一个消息来看,施万中是通过一家公司接受的这笔转账,而该公司的负责人即为施万中的妻子。最终,施万中独揽了全罪,未祸及妻子的共同受贿。法院最终按照西门子汇入田渠私人账户的总金额认定,田渠和施万中共同收受贿赂506万美元。

据西门子的原内部人士透露,西门子物色的“中间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代理商模式,即在某一地区推广产品,按照销售额提成。有时甚至是先把产品买断再去推销。按照行业的潜规则,许多代理商最终都会以回扣的形式对买方行贿。

另一种形式则是“商业顾问”的模式,销售方通常会与一些假壳公司签订“商业顾问协议”,一笔回扣签一份合同。所以,“商业顾问”往往徒有其壳,只是提供“洗钱”的渠道。这也是电信领域早期特别广泛存在的一种行贿方式。

据了解,田渠在和西门子签订协议之前,曾经就此事咨询过施万中,安徽移动公司能否购买西门子的产品。得到施万中的表态后,田渠与西门子签订了代理商协议,表面上约定,田渠帮助开发市场,按照销售额提成。

西门子在此案发生后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我们财新曾向西门子公司提出过正式采访的请求,但对方表示,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官员腐败案件不置评论。

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目前也没有西门子作为施万中案行贿方的相关行贿人员是否受到相关刑责,是否受到相应法律追究的消息。根据中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关于“单位行贿罪”的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不过,作为美国上市公司,西门子未能逃脱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法网。从2006年起,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监会开始对西门子此前披露出来的涉及可能达4.2亿欧元的全球商业贿赂问题展开调查。

2008年底,西门子与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监会分别达成和解协议,支付了总额高达8亿美元的巨额罚款。美国司法文件也披露了西门子海外行贿的多个项目,其中包括涉及中国的项目,牵涉交通、通信、医疗等领域,但未披露具体中国涉案人员、公司和这些人员收受贿赂的具体数额。

一直延续到2011年5月,几乎完全不为外界所知,“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党组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受贿案已走完司法程序,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消息最早在财新《新世纪》周刊上披露。施万中已由河南省鹤壁市中级法院进行一审,河南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一审死缓判决。

爱立信的百亿生意

西门子之外,随着中国移动腐败案的升级,爱立信等其他外资供应商也被卷入。

2010年9月,继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之后,四川移动分管设备和项目采购的副总经理、董事陈炳澜已被有关部门正式“双规”,两人均涉嫌在电信设备采购中受贿。在接受调查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中,爱立信赫然在列,爱立信的相关人员也涉案被拘。该消息我也报道过,最早被刊登在了财新《新世纪》周刊上,但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仅体现在了纸面杂志上,而未在财新网上同时刊登。

有趣的是,后来《新世纪》周刊报道的爱立信涉案一文被翻译成英文稿发在了财新英文网上,后经外电引用进一步报道后,又被国内的媒体引述外电报道在国内作了报道,引发了一次新闻热点,而此时已比我们的最早独家报道晚了近一个月。我常想,这应该是在中国才可能出现的怪事吧。

2010年6月李华受贿案发后,年过五十的陈炳澜即成为纪检部门重点调查对象,之后的几个月中,陈炳澜多次接受问话和调查,直到其案被正式定性。

除此之外,国际电信设备供应商巨头爱立信的一位设备经销商负责人被传唤配合有关部门对李华、陈炳澜二人的调查,之后未归。

不久,2010年10月,重庆移动党委书记沈长富涉案被调查,亦由外资设备采购案牵出,爱立信也牵涉其中。

在张春江下台、张锐涉案之后,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的李向东出逃,加速了李华的落马。李华落马牵出了毛节琦,最终导致沈长富也随之被逮捕。

沈长富出生于1951年,重庆市垫江县人。看其简历:重庆移动前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下乡做过知青,自称毫无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第一轮电信改革中,移动业务从中国电信中拆分出来。自1999年9月重庆移动成立后,沈长富一直担任公司负责人。

据不完整统计显示,在中国移动成立历史上,从最初成立至此次案发十余年里,各省级移动公司始终把守“一把手”重任的大将仅有两位,即四川移动李华和重庆移动沈长富,耐人寻味的是,两人都在此轮反腐风暴中落马。

李华案发后不久,中国移动内部各地方高管之间进行大轮换,当时尚未到退休年龄的沈长富即被要求退居二线,总经理职位由一位副总接任,沈暂时保留董事长职位,这一突然的举动在当时已有人预感到情况不妙。

沈长富是重庆垫江人,土生土长,在重庆电信局任职长达28年,根基颇深。沈长富最早于1971年3月即进入四川省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信分局成为普通的机务员。恢复高考之后,1982年9月,沈长富考入北京邮电学院高函载波通信专业,至此改变人生。前文有介绍,张春江、宋世存都是北京邮电学院载波系毕业,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毕业之后的沈长富,在1988年3月成为四川省重庆市电信局收发讯台副主任,1989年6月担任四川省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信分局副局长;1992年8月担任四川省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信分局局长;1994年8月担任四川省重庆市电信局局长助理;1995年6月成为四川省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1997年6月,升任为重庆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

沈长富与李华在电信部门的工作经历极为类似,一路提升顺风顺水,沈长富在1997年担任重庆电信管理局局长之后,又随着电信改革,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成立,他开始担任重庆移动董事长超过10年,直至案发。

李华与沈长富私下的关系也很好,彼此熟识。有消息称,沈长富的儿子沈力,大名沈俊成,一直在成都从事四川移动业务,开跑车,生活奢华,此次沈长富涉案也与其儿子的问题引发有关。

当地的消息还称,沈长富被捕之后,他的一名在重庆从事移动相关业务的情妇也被曝光而协助调查沈案。而李华、沈长富案中两者收受的贿赂,很多也都通过海外账户。

在对李华和沈长富的各项受贿指控中,最大的受贿指控都来自爱立信。爱立信的中国顾问公司负责人毛节琦是具体行贿人。毛节琦为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1985年,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与瑞典爱立信公司总部签订合同,担任爱立信总部的高级顾问,毛节琦负责中国市场。急于占领电信设备市场的他走上了行贿路,给执掌四川移动的李华送上1173万余元,向沈长富送上1747万余元,均为两者受贿最大金额。

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李华收受毛节琦美元160万及英镑4万(上述美元及英镑折合人民币1156.2698万元),人民币7万元,价值10万元的宝格丽手表一只,总计1173.2689万元。

其间,作为交易,经李华签字批准的四川移动通信公司即四川移动与爱立信公司累计签订的合同总额也高达60.4249余亿元。与重庆移动的合同额也相当。

在2001年至2002年期间,毛节琦向李华表示要送给他一笔美元,李华表示接受,并要求毛节琦将钱代为保管。此后,每间隔一段时间,毛节琦就会告知李华他代为保管的美元又增加了多少。他还多次向李华表示,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随时给李华。

2005年,李华购买胡晓萍转让的清华坊住房时,叫毛节琦从其保管的钱中拿10万美元给他,毛节琦遂将10万美元现金带至李华办公室交给李华。李华将此款用于支付房款。

2010年五六月的一天,毛节琦在李华的办公室告知李华,其代为保管的美元已经达到150万。有意思的是,当时毛节琦还向李华保证,这笔钱所在账户没有李华的名字,以暗示不会被抓到把柄。但李向东案发后,李华曾向他的妻子刘农美透露有这么一笔巨款在毛处。李华案发后,刘农美从毛节琦处获得证实,而毛也将150万美元移交至四川省监察厅。

除“代为保管美元”之外,毛也曾直接将钱送给李华的家人。李华之女李诚于2004年赴英国留学,2005年和2006年,毛节琦两次在英国以学费和生活费的名义给李诚送钱,每次2万英镑。事后,毛节琦也将送钱给李诚之事告知李华。

2009年八九月,毛节琦陪李华的妻子刘农美到英国参加女儿李诚的毕业典礼,刘农美自行缴纳了到英国的旅行费用等6.9万余元。从英国回到中国后,毛节琦在李华位于清华坊的住所外将7万元钱交给刘农美。

2009年9月,毛节琦又送给李华一只价值10万元的“宝格丽”牌手表。

四川、重庆对于爱立信的地位都举足轻重。无论四川还是重庆,都是爱立信在中国的重要基地。2004年11月,爱立信在成都成立了西部区总部。当时爱立信官方材料显示,爱立信在中国共设有四个区域组织:北方区、南方区、中区和新建的西部区。爱立信中国西部区覆盖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市场。

时任爱立信大中华区总裁马志鸿(Mats H.Olsson)对外表示,四川是中国通信方面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随着中国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力度进一步加大,包括四川省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着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对通信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的需求更是潜力巨大。四川人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成都人力资源丰富,他对中国西部区的未来充满信心。

重庆也是爱立信的一大基地。重庆爱立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爱立信在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专业电信服务机构,主要负责向爱立信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运营商客户提供电信专业服务与技术培训。2006年5月24日,爱立信重庆供应、采购和电信服务中心正式成立,面向爱立信中国和全球产品提供配套、采购和集成服务。

爱立信高层多次在不同场合称,公司从来都不会容忍贿赂。2005年,爱立信曾接受瑞典经济犯罪调查局调查,先后有16名爱立信员工被卷入其中,调查的范围包括偷税漏税、洗钱、伪造发票、行贿等多方面,被调查的员工包括当时的爱立信全球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但在随后的调查中他们又均被解除怀疑。

当时,爱立信在瑞典媒体上将此解释为与瑞典税务部门之间关于如何执行税法的纠纷。在2006年的起诉审理中,相关被诉员工均被判无罪。

爱立信目前仍保持着其全球第一的市场地位,但是2010年以来业绩并不理想。爱立信10月22日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实现净销售额475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2%,环比则下降1%。当年前九个月,爱立信共实现净销售额1406亿瑞典克朗,同比下降5%;实现运营收入161亿瑞典克朗,同比下降6%。

随着中国设备商华为、中兴等的迅猛发展,作为早期即进入中国的国际电信巨头之一,爱立信如今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也日渐衰微。2011年第四期TD招标结果公布中,爱立信几乎在所有供应商中中标比例最低。

2010年12月,爱立信中国公司就其员工涉案被查事件发出了一则声明,间接承认了涉及上述案件。该公司表示:“我们已经获悉一名爱立信员工近期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询问,以协助对相关案件进行调查。我们将全力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这一调查工作。鉴于调查还在进行中,我们不便在此进行评论。”

此外,2010年发生的另一案件,虽然与窝案无关,却也是同样的力证。

2010年4月22日,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原副总经理林东华严重违纪违法案在武汉市中院一审开庭。武汉当地的《长江日报》报道称,林东华涉嫌收受供货单位的巨额贿赂,这些供货单位即是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企业。

该报还称,“这可能是近几年来,中国移动通信领域数额极大的一起涉腐案”。但林东华具体收受了多少贿赂不得而知,庭审过程不对外公开,理由同样是所谓的“涉及国家机密”。曾有四名市民持旁听证进入法庭,但均被“请”了出去。唯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一“国家机密”与施万中案一样,贿方同样涉及的是国际电信运营商。

当时实际参与旁听审判的包括湖北省纪委、省检察院、湖北移动公司工作人员等10人,林东华的亲属也进入庭审现场。

林东华曾长期在湖北移动任职,管过公司多个核心部门。2009年7月21日,湖北省纪委披露了林东华涉嫌严重违纪的消息。林东华被“双规”后,还牵扯出公司内部多名中层干部。

在湖北移动的历史上,林东华也是第二位因收受贿赂被查的副总经理。之前,2002年,原湖北移动副总经理华仙军与妻子罗梅被捕,同样是收受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贿赂。安徽、四川、湖北都是人口大省,也是中国移动在用户“普及率”上重点发展的省份,权力颇大。

“老谢”们

在四川成都的电信供应商中,有一个比较活跃的群体,他们与李华、李向东等移动高管的关系都非常默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老谢”。

老谢全名谢燕群,是四川瑞登通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他的老婆李红在当地圈中也小有名气。四川无线音乐基地的“影子公司”之一、成都娱音科技有限公司在短期内迅速股份制改造和冲击上市的过程中,李红便是其入股股东之一,当时每一个能火线入股的股东背景都不简单。

老谢堪称李华利益圈中与李华最熟的人之一,从1999年至2010年,11年间,经李华签字批准,成都瑞登公司与四川移动签订了总额为2.742亿元左右的合同。成都瑞登公司也主要是从事四川移动的基站维护工作。

作为交换,从2001年至2006年期间,李华先后收受谢燕群夫妇总计44.306万元的财物贿赂。老谢案发后,李红将购房款32.926万元交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处,之后李红也取保回家。

2001年,李华因患糖尿病在华西医院住院治疗,谢燕群夫妇为李华办理价值1.38万元的华西医院金卡一张;2002年左右,谢燕群又送给李华一张价值10万元的青城山高尔夫球场会员卡。这都是投李华所好,投其所需。

李华经常去青城山打高尔夫球,这也是李华和他的圈中好友经常聚会的地方,李向东也常常参加。

2006年初的一个周末,李华夫妇与谢燕群夫妇等人一起到青城山“碧水青城”看房后决定购买,谢燕群夫妇为李华垫付了房款32.926万元,刘农美与开发商成都潮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办理了购房手续,其后,李华未将房款归还。

2009年底,张春江案发,随后张锐涉案,李华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为逃避组织调查,与谢燕群商量,谢建议将房子暂时过户,李华于是叫刘农美将房子过户到李红名下。2010年1月20日,刘农美与李红签订合同,将该房产转让给李红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李华称,他多次对谢燕群说过等他把以前在青城山买的另一套房子卖了就把房款给他,但谢燕群说以后再说,其实谢燕群就是想把房子送给李华,但没有明说,而李华也一直没有支付房款给谢燕群。

老谢的存在并不孤立。从李华收受的礼品看,他爱摄影,也极为爱表,于是有人戏谑称,李华让他们学习了诸多罕有所见却非常名贵、动辄数万的莱卡相机,以及动辄上十万的名表,如“积家”、“芝柏”、“宝格丽”。

与老谢类似,朱俊伟的四川军通公司也是四川移动的通信线路、基站的代理维护商,他还在四川移动承接了光缆建设、村村通、通信管线建设等业务。2001年至2010年,经李华签字,四川移动与成都军通公司签订的合同总金额近4.3亿元。作为交换,十年里,朱俊伟以帮助李华女儿完成学业等名义,共计送了李华含4根金条在内的价值164余万元的财物。

刘宁的四川长通通讯公司也是四川移动的四家代理维护商之一,每年在四川移动做很多业务,1999年至2010年,经李华签字,四川移动与四川长通公司签订了总额为5.44余亿元的合同。作为交换,2001年至2009年期间,李华收受刘宁共计价值45.524万元的财物。

2001年至2005年期间,每年中秋节和春节,刘宁均到李华办公室送给李华“仁和春天百货”和“美美力诚”的购物卡,每次价值1万元,合计9次即9万元。2006年、2007年、2009年春节及中秋节,2008年中秋节,刘宁到被告人李华办公室送给李华“仁和春天百货”和“美美力诚”购物卡,每次价值4万元,合计7次28万元。上述购物卡共计37万元。

2008年春节前后,刘宁又在李华办公室送给李华“尼康”相机一部及3个镜头和其他相应配件,共计价值8.524万元。

李华自己也承认,长通公司是四川移动的四家代理维护商之一,每年在四川移动做很多业务,他作为四川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刘宁的业务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他关照,特别是合同的审批、授权和合同款的拨付上,都必须有他的签字才行。

从“老谢”们的故事不难看出,这些贿赂的财物集合了李华这十年利用权力,以各种名义从企业那里捞取的金钱交换,大到一套又一套豪华住宅,小到一张华西医院的贵宾卡、一根金条,远到筹款为女儿赴英留学,近到在景区打打高尔夫球,李华的生活之路丰富多彩而又铺满送上门的“黄金”,利益获得轻而易举。

由于李华在四川移动的强势地位,很多当地企业愿意投其所好。例如李华的一张价值高达10万元的青城山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就由四川瑞登通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谢燕群赠送,该公司负责四川移动的基站维护。他热爱摄影,就有多家企业争相赠送高档相机。据李华自己案发后的“交代”,他和哪个企业熟悉,四川移动上上下下就会很明白,就会给面子。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李华在四川移动的影响至深至广,具体到业务的方方面面,从基站维护到设备代理和数据业务,甚至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全由其说了算。而多位行贿人所从事的行业也几乎涵盖了四川移动的所有业务领域。

一个典型事例是购楼。2007年左右,李华提出购买罗浮世家的一、二楼作为移动公司的手机卖场,当时四川移动分管市场的副总经理尹显智表示了反对。尹显智认为,隔壁就有一个很大的移动公司的营业厅,距离太近不合适。但李华认为,如果不买,此楼就会被电信或联通买去了,就会显得很尴尬。后来四川移动市场部对此还专门作了利弊分析,研究结果仍然为不该买。但李华仍力排众议,在一次办公会上通过了购买决议。这两层楼的购买价格是1.2亿元。

从事后的司法审判可见,该楼的开发商成都达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刘峙宏正是李华的行贿人之一。经司法认定的刘峙宏的行贿物主要是一只价值9万元的“积家”手表和一部价值6万元的莱卡M9相机。

采购黑幕

多年以来,设备采购是电信行业最易产生腐败的领域。中国通信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历了大规模网络扩张,固定电话用户从1000万增长到11亿,移动电话用户从一片空白增至8亿。到2011年,仅中国移动的用户数就已突破6亿。

每年数千亿元的设备采购及IT采购,数十亿元的广告招标,以及同样数额惊人、包罗万象的电信增值服务和各类工程采购,使得中国的几大国有电信运营商犹如传说中的黄金国度。上至西门子、爱立信等跨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下至以承包建筑工程为生的包工头,都渴望迈进“帝国”的门槛,成为中国国有电信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供应商。

中国运营商对电信设备和相关服务的采购数额巨大,也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全球设备供应商最大的增长点。为获得这块大蛋糕,各国设备供应商无不各出奇招。

施万中案、湖北移动林东华案等,都像整个中国移动腐败窝案中的一个插曲,虽起因不同,却与李华案、张春江案同交集于采购黑幕这条腐败链条上,同时都集中暴露了中国移动长期在采购管理上存在的巨大漏洞。

这一漏洞虽然在2004年改为“集中采购”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弥补,但是集中采购,集团、省级两级采购体制之下,各个环节仍存有各种有意或者无意的寻租失控。随着两个案子的浮出水面,卷入调查的人及相关案件的严重性都在升级。

虽然看完下篇后文的叙述,读者会明白,2011年中国移动腐败窝案发展到后来已完全转向,这使得采购线上不断升级的黑幕仅仅成了一个插曲,但这段插曲仍勾勒了一段并不光明的电信发展史。

在2004年之前,中国移动采用的是各地区分散采购,大部分设备采购都是由各省公司独立完成,而且省级以下各地区、县级公司也都有相当大的独立采购权。因此,省级移动对当地设备使用拥有生杀权。

由此带来中国移动各地区采购同一产品的价格不统一,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全网技术标准不统一,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导致整体集团的采购成本偏高。而实际上,很大一部分采购成本便来自各地区移动公司个人收受的中间费用,即回扣。

2004年,中国移动决定开始集中采购,即集团、各省两级集中采购。从2005年起全国范围内全面取代了地区采购,目前已经有超过95%的电信设备通过两级集采完成。但省级公司仍有很大权力,尤其是人口大省和经济发达大省对数量和品牌选择的上报。其流程是:省级公司须上报需求量,两次申报,第一次报需求量,由中国移动根据各省上报的需求数量,进行集中采购招标评标;完成后,中国移动把中标厂家发给各省级移动公司,再由各省二级申报,主要报需求厂商,最后由中国移动集团根据需要分配各省市的采购量。

不过,即便是现有的两级集采的制度下,地方移动公司仍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自主权,这主要体现在省级移动公司。很多供应商即便通过集团公司的集采,仍需要到每个省去打通各省级部门的关系。在确定集团集采的量之后,设备采购流向哪个省差别很大,经营大省是竞争更激烈的地方,因为使用频率越高,其售后需要继续维护、升级和更新的空间就越大。因此,供应商往往需要对各省级移动公司“逐一突破”以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据法院的判决,除了收受西门子的贿赂,施万中另外接受的民营公司老板李某的行贿共计人民币约200万元。而李某和施万中也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其公司亦销售电信设备,与安徽移动公司有业务来往。该贿赂行为也发生在施万中在安徽任职期间。

而各大设备提供商、代理商和中间商,为满足运营商的“需要”,在庞大的电信市场分得一杯羹,这十余年也可谓花样迭出。每一个外资设备供应商都可能有顾问,各种顾问各显其能,使得这个领域在这十余年蹦出了不少名人和名企业,除了能力之外,拼的也都是各式各样的关系和背景,这也造就了犹如黑洞一般的寻租空间。

一个设备商市场经理讲述了一个他曾真实经历的故事。“有个运营商老总,我们混得很熟了,他什么都不收,也不给办事。后来有个陌生人找过来,给我们老总直接打电话,就说如果我们给5000万,他就给我们办好事。当时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没法给,这事最后就没办成。但这个陌生人竟然能知道我们老总的电话,而且知道我们要托那个电信老总办的事,可见人家也是有备而来,并非瞎说。”“这事曾经让我很震惊,原来这些老总也不是不收钱,反而是要收钱才办事,且是安全地收钱。”他因此也总结称,过去在国内,一流的供应商基本还是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那是二流的,如果不送钱根本不可能进去。但西门子这几年业务也就基本上废了。

但在这些国际供应商中出了几个在电信圈特别有名的牛人。一个是诺基亚的沈国英,VP,其公开身份是诺基亚中国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在公司内外一直处于德高望重的地位,也有人称其为“范太太”。她在公司很牛,几乎人人都知道,她可以直接教训老外和客户。一个故事是,当时在公司里,有一个负责报价的老外,职位很重要,谁都不敢惹。但只有沈女士敢拿出一个信封就定应标价,老外说再商量商量,她仍可以不理。

但沈国英确实能干,也出身名门,美籍华人,国民党之后,也属国内统战对象,跟国务院某领导关系好,大家都买账。很多事,她也可以直接给吴基传打电话。

另一个牛人是张醒生,他被称为爱立信在中国第一大功臣,最高职位做到了爱立信中国公司执行副总裁。他非常懂得怎么满足客户需求,花钱都在点子上,作出了很牛的政府关系。业界流传了很多关于他的段子,比如和他一起去某省,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给省电信管理局领导打电话,到了就立马能见——中国电信行业在上层是垄断,基层割据,各省诸侯们从来都是电信运营商和SP们努力巴结和孝敬的对象。

张醒生1977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1999年12月获挪威管理学院信息通信管理硕士学位。1990年,张醒生加入爱立信公司北京代表处,历任市场代表、市场经理和业务开发及公共关系经理等职务。1995年,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张醒生被任命为公司业务开发总监;1996年,升任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移动电话部总经理;1997年成为公司执行副总裁;2001年3月1日就任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市场执行官。

据业内人士介绍,张醒生在公司期间可以说开创了一种“培训模式”,他在位期间,爱立信为中国电信系统培养了几百个MBA,送电信系统人员到国内国外去培训,他被称为此方式的始作俑者。由于跨国公司普遍有比较严格的纪律约束和财务约束,但读MBA的费用可以以“培训费”的形式方便、合法地入账。

即便因此而在爱立信扎根中国市场上立下功勋,但张醒生仍未当上中国公司总裁,2003年4月1日他离开爱立信后加入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但是苦于平台不够,亚信规模也不大,跟爱立信没法比,他又离开了亚信,完全转向了其他领域。

2005年离开亚信两个月后张醒生投身天使投资,先后投资了五家公司,并以董事长身份加盟盛禹铭集团。2008年10月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进驻中国,张醒生担任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

设备采购行业里,企业要发展,因为直接送钱都不好走账,逐渐都发展成了旅游、培训、吃饭等支出,这也是朗讯贿赂案在全球发酵与西门子全球贿案完全一致的逻辑。

朗讯旧案

2007年12月21日,美国证监会(SEC)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宣布与原美国朗讯科技公司(该公司于2006年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合并为阿尔卡特朗讯)就指控后者违反《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行为达成和解,这一指控的主要行为就与朗讯在中国的贿赂有关。

这一腐败案已历时三年,上述公告附有一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庭关于此宗和解的法庭文件。自2004年春夏之交朗讯中国爆出贿赂丑闻,四名中国高管同时被解职以后,这份文件提供了关于此事件最完整的解释,也成为一个完整的样本。

我的同事赵剑飞曾对这份文件作了翻译与详细解读,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可见,从2000年到2003年,朗讯邀请约1000名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官员赴美国或其他地方旅行,为此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

这些中国国企或者是朗讯试图获得合同的对象,或者是朗讯已有的客户。大多数此类旅行表面上是为了让中国公司官员参观朗讯的工厂,并培训他们使用朗讯设备,但事实上,许多旅行中,中国企业官员们在美国只花很少甚至不花时间去参观朗讯工厂。相反,他们在各个旅游景点如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尼亚加拉大瀑布、迪士尼世界、环球影城和纽约游玩。

从2000年到2003年,朗讯邀请约1000名中国政府官员赴美国旅行315次,并为此支付全部费用。这些旅行中,与商务内容相比,观光、娱乐和休闲内容异乎寻常地多。在一些旅行中,中国官员只花少到一两天时间用于商务活动,却花两个星期观光、娱乐和休闲。朗讯把这些旅行归类为“售前”或者“售后”项目,取决于朗讯是想从这些客户那里获得业务(“售前”),还是说已经有合同关系(“售后”)。在此期间,朗讯为55宗“售前”旅行花费超过100万美元,为约260宗“售后”旅行花费900万美元。

这种具体的“售前”和“售后”访问也很有讲究。

先说说售前。从2000年至2003年,朗讯为约330名中国官员的美国和其他地方访问提供了全额费用,以参观朗讯工厂,进行观光、娱乐和休闲活动。朗讯为至少55次这种称为“售前”的访问花费了超过100万美元。“售前”访问一般由朗讯中国的员工和管理层提出要求并批准,并且由朗讯的China Ops小组实施。

例如,2002年6月,朗讯为中国一家国有控股的电信公司(“1号客户”)的副总经理和技术部负责人访问美国支付了超过3.4万美元。该访问包括三天的商务活动,但观光、娱乐和休闲则超过五天,包括参观迪士尼乐园和夏威夷。在与此访问有关的几份内部文件上,朗讯将“1号客户”副总经理称为CDMA业务的“关键客户”和“决策者”。在描述这趟访问时,一封朗讯的内部电子邮件声称,这趟访问“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CDMA二期工程前加强(朗讯与‘1号客户’副总经理)关系的机会”。2002年10月,朗讯从“1号客户”那里获得CDMA第二阶段项目合约的一部分,价值4.28亿美元。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2001年4月,朗讯一家既有客户(“2号客户”)的六名“官员”和工程师访美两周,也是朗讯支付全部费用。这家公司是一家中国国有控股电信公司的子公司。朗讯对此次旅行的期待之一是谈判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尽管中国“官员”们花五天时间参观了朗讯在伊利诺伊、新泽西和科罗拉多的工厂,但他们花了九天时间游玩,其中包括波士顿、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和夏威夷。此举耗费超过7.3万美元,在其内部文件中,朗讯称此次旅行是向“2号客户”介绍其网络运营中心的一次“黄金机会”。

朗讯还称“2号客户”当时正在考虑在数家竞争者中挑选某项特定的电信产品。在审批此次旅行时,朗讯估计与“2号客户”的潜在业务可达5亿美元。在朗讯的内部记录中,这六名来自“2号客户”的访问者被标明为“决策者”或“影响决策者”。其中一名访客是“2号客户”的副总裁,直接向“一把手”汇报。

朗讯为“1号客户”所支付的开支被计入“其他服务”项下,为前述“2号客户”所付开支被计入“国际运输”开支项下。这一费用账户在法律上是仅用于“在商品跨国家边境时的国际航运和运输”的成本。朗讯还不正当地将几笔类似的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售前访问记录为“国际运输”花费。

还有“3号客户”。大约在2001年6月,朗讯为一家中国国有投资公司(“3号客户”)6名员工组成的参观团,支付了到尼亚加拉瀑布、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等地的观光费用,并称此为“参观工厂”。这些中国“官员”对观光地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朗讯则尽力满足。这些参观者在朗讯的内部文件中被描述为“决策者”或“能影响决策者”,其中包括“3号客户”两个部门的副主管。一封讨论该旅程的电子邮件写道:“请特殊关照(原文如此)这个来自‘3号客户’的请求……‘3号客户’已经在计划二期(西南区)的骨干网扩建,我们面临着来自两家电信公司竞争对手的竞争。”

另一封朗讯内部电邮写道:“安排‘3号客户’会见美国的运营商并不容易。但我们需要这么做……我们正与一家电信公司竞争对手争夺两千万的扩建工程。”此后,朗讯成功地获得了“3号客户”骨干光网络二期的合同,价值2300万美元。这些中国“官员”花两周时间内参观了纽约、华盛顿、尼亚加拉瀑布、拉斯维加斯和大峡谷,其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用于休闲活动。

朗讯为“3号客户”花费了46854美元,并不当地记录为“住宿”费用。依照朗讯的内部文件,这笔费用是被用于“朗讯公司员工或代表朗讯公司员工由于公司业务而产生的住宿费用”。在这个例子中,是朗讯的客户而非朗讯的员工,产生了观光、娱乐、休闲和商务旅行的费用,而朗讯不当记录的这笔费用大大超出了住宿的花销。

再说说“售后”访问。从2000年至2003年,在朗讯和其中国政府客户合同中,通常包括要求朗讯以“参观工厂”或者“培训”名义,为客户提供赴美国和其他国家访问的旅行费用的条款。因为朗讯是基于存在合同提供访问,这些访问被称作“售后”访问。以履行其合同责任的名义,朗讯为约260次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售后”访问支付了超过900万美元,这些访问通常包括极少乃至根本没有商务活动。朗讯的中国客户中超过850名个人参与了访问。通常,客户指定访问的内容和地点;朗讯员工负责陪伴,安排后勤,并且支付飞机票、酒店住宿、饮食、观光旅游等费用和每日津贴。朗讯中国雇员和管理层要求或者批准这些售后访问,而朗讯的China Ops小组负责实施。

朗讯也为其客户提供了售后的“培训”参观,设计该种参观的目的是进行与朗讯产品有关的培训,但经常也包括大量的观光、娱乐和休闲活动。一次典型的培训参观通常涉及中国政府所有或控股的公司的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对美国的访问,并接受朗讯在其设施场所进行的培训。但事实上,相对于用于合法培训的时间和金钱,有更大部分被用于观光、娱乐和休闲活动,以及每日津贴。朗讯也为其客户支付从培训场所到其他非培训地点的交通、膳食和住宿费用。

至少有一次,朗讯接待了一家中国国有控股电信公司的子公司(被命名为“5号客户”)的6名工程师组成的代表团,并为其支付2002年5月在美国为时21天的培训访问。该代表团完全由来自“5号客户”的工程师组成,其中有一人负责“5号客户”的计划发展部门。这些参观者在朗讯的客户访问申请表上被记录为“影响决策者”。朗讯在其内部文件中称,有一个从“5号客户”那里获得价值600万美元的潜在商业机会。“5号客户”代表团的访问行程包括在奥兰多、佛罗里达五天的培训,在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纽约、华盛顿和夏威夷的观光、娱乐和消遣,共支出4.682808万美元。朗讯将这笔开支计入了“其他服务”项。

相应的是,2001年到2003年间,朗讯与其中国客户签署了数单每单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到2003年,朗讯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到其总额的11%。

2004年朗讯一案曝光以后,全球哗然,这也倒逼着中国运营商在各种问题上不得不逐渐规范,采购的透明化程度也在加强,像爱立信等这样的国际供应商因不敢再轻易越雷池,其在中国电信版图上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中兴、华为这样的国有供应商的崛起。真正利益大的领域也逐渐变成了软件服务,工程采购,还有就是后面将着墨更多的SP,但仍不乏各路完全依靠背景的“神仙”冒出,几乎每过几年就有“新秀”出现。这类公司通常没有自己的技术和原创产品,多做他人的贴牌或者代理,但无论其做得多差,在评标中排名多靠后,最后也总能通过一些来自“上面”的神秘电话,拿到一些招标的份额。所以,李华的落马在四川就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对某“后起之秀”不买账而招来“杀身之祸”。

2011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通信展与往年一样,从华为到中兴,从爱立信到西门子,各大厂商都积极参展推销自己,唯有前述传说导致李华落马的那家仍不见踪影。“他们哪需要参展推销,他们也没什么可展示的,他们只需要靠名字就可在市场中分一杯羹了。”参展的一群人互相嘀咕着,是戏谑也是无奈。

尴尬的华为

2011年10月10日,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因涉嫌受贿在重庆受审,第二天,因为涉嫌共同行贿,沈长富的儿子沈俊成(又名沈力)也被送上了法庭。沈长富已是中国移动在2011年出庭受审的第五位中高层。此前,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中国移动原党组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已相继被判死缓。

根据检方的指控,1990年至2010年期间,沈长富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董事长等职务便利,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牟取不当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余万元。

除了上述提到的爱立信,沈长富的贿赂方最受关注的非华为莫属。对于华为的发家以及潜规则,业内早已众说纷纭,华为也已被爆出现在海外多个国家的贿赂案中,就在2011年9月,奥地利华为还因为被爆行贿而成为当地媒体焦点。但这是它第一次白纸黑字地出现在中国的贿赂案中,虽然金额不大,但业内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其真实金额。事实上,如果不是沈力,即沈长富的儿子同时遭遇起诉,作为沈长富间接行贿人的华为恐仍不会被曝光。

这使得华为变得颇为尴尬,虽然大家对企业在中国行贿早已见怪不怪,尤其是华为所在的电信行业这一高度垄断的领域。作为一个自称毫无背景的公司,如要做到该公司领导人曾经信誓旦旦所说的“绝不行贿”,在中国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华为的行为大胆、方式谨慎在业内并不陌生。

华为与四川移动、重庆移动的关系之紧密,在业内几乎不是秘密。它还涉入了很多它不熟悉的电信领域,比如增值服务,这在上文“模式之争”中已有论述,后文“大变局”中还将进一步叙述。

在沈长富案中,华为涉嫌的行贿方式也最为隐蔽。自2003年末到2010年,华为以发放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方式,给早已不在华为上班的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发放131余万元所谓的工资、奖金和公司股票分红。

根据检方指控,沈长富间接收受来自华为的贿赂131余万元。其在2003年到2010年的公司决策层会议上,同意购买的华为公司产品和服务总金额则达到27.745亿元。

沈长富说,他对华为产品在重庆移动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给下属“打招呼”,他对以华为为供应方的采购方案一般都给予“绿灯”,还授权有关部门负责人跟华为签订合同。

也正是由于沈长富在任期间给华为的特别关照,最终使华为从当初只有一个产品在重庆移动销售,到现在2G产品在重庆移动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同时3G产品市场份额最大,占70%以上。

沈长富跟华为的联系以其儿子沈俊成为纽带。2003年,沈俊成从英国某大学毕业回国。此后不久,沈长富在跟华为重庆办事处代表谈生意时,提出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到华为上班,华为方面同意。出于避嫌考虑,华为将沈俊成放到成都而不是重庆入职。

据华为总部、重庆代表处、成都代表处等相关人员的证词,沈俊成当年12月至该公司深圳总部报到后,参加了几天培训就调入华为成都代表处,2004年1月即离开华为。此后,华为却将已事实离职的沈俊成的工作关系转到沈阳代表处,继续为其发放工资和奖金。而按照华为的内部管理规范,如果员工无故缺席3天即按自动离职处理。

华为多位管理层的证词都称,给不在职的沈俊成发放薪酬,根本原因是考虑到其父是重庆移动董事长,通过他可以得到设备采购方面的照顾。这点亦得到沈长富承认。

作为父亲,沈长富一直希望儿子能在华为发展,他还希望曾在英国留过学的儿子能到华为法国代表处上班。但执意要做生意的沈俊成,未能遂其心愿。

在2004年下半年某日,沈俊成对父亲说,自己出来做事了,已不可能回华为上班,但华为公司还在给他发放工资福利,他不想再在华为公司领取这些福利了,让沈长富给华为公司打招呼,将工作关系解除。沈长富说自己一时起了贪心便没有去解决此事。

沈俊成离开华为后,与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负责人刘卫创办四川冠达,同时获得55%份额的干股,价值66万元。在公司运行后,为避嫌,沈俊成姑父代持其股份。

刘卫口供称,2004年成立四川冠达后,他即告诉沈长富,自己跟沈俊成组建了新公司,业务包括移动通信基站业务维护等。此时重庆移动正准备对万州片区基站维护进行招标,但要求投标公司有经验。刘卫为此找到沈长富,表示公司刚成立,还没有业绩,希望在招标方面给予关照。沈长富当时回答说:“好!我知道了。”

在沈长富看来,中国移动自上而下都采取项目邀标制,而不是所谓的公开招标制,而这正是沈长富大权在握,各设备供应商必须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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