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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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试读：

 与“灾祸派”诗社友人特奥尔多·布日尼茨基（左）编写电台广播稿，1936年，维尔诺

 波兰地下抵抗组织的三位作家（左起）：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米沃什、卡齐米日，1941年

 任职波兰驻美大使馆的切斯瓦夫·米沃什，1948年

 波兰驻法大使馆露台留影（左起）：路易·阿拉贡、耶日·普特拉蒙特（波兰大使）、于勒·苏佩维埃尔、米沃什（时为文化事务一等秘书），1949年夏

 流亡巴黎的米沃什，1957年译者导言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

请理解，一个人必须独自在人间创造一个新的天堂与地狱，是多么难哪。——米沃什《阿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一

据波兰诗人彼得·佐默（Piotr Sommer）说，许多居住在波兰的波兰诗人认为，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算不得波兰诗人，他更是一位西方诗人，或美国诗人。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德国人对君特·格拉斯的看法，认为格拉斯的德语不能代表德语的最高水平，也让人回忆起高行健获奖时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反应，认为中国国内不乏更出色的作家。但是，对米沃什的赞誉，至少在中国和北美，如今似乎越来越一致（正像在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一样）。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一般认为该奖是小诺贝尔奖）时，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赞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米沃什反过来也是布罗茨基的崇拜者）。伟大不伟大，有时是一句空话，但布罗茨基作此赞美，乃是基于他对米沃什的认识、他对20世纪诗歌的认识、他对“伟大”一词的理解和他的历史意识。当然这其中也有他对米沃什的友谊。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与米沃什的关系赶不上布罗茨基与米沃什密切，2001年12月他在为《纽约客》写的一篇文章中称，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这或许能够代表一部分美国作家和诗人对米沃什的看法。米沃什在美国的成功确定无疑，但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若据此认为他就变成了美国诗人，恐怕不妥。他本人当然不会同意，至少他一生都在使用波兰语写作。

在《米沃什词典》这部回忆录中，他承认他是西方文化的追慕者。在谈到20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的诗歌写作时，他说：“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这些国家主要是模仿西方。”这听起来完全是文化势利眼的意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民族文化习惯，还有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批评家伊瓦尔·伊瓦斯克（Ivar Ivask）曾经谈到过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不同，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但是在东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所以事物无需瓦解，而是一直围绕着一个空空的或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中心，以一种奇怪的、离心的方式旋转。”这种情况没有到过东欧的人大概不太容易理解。但可以理解的是共产党波兰的意识形态气候。在米沃什的亲西方主义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951年他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事务一等秘书任上出走，从而与波兰政府决裂，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应该是他亲西方的逻辑结果。而这正是为某些一直生活在波兰的波兰作家所反感的，认为他没能与波兰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因而他不能理解波兰人民的政治选择。不过，波兰作家们应该了解，米沃什心里始终装着波兰，装着他的家乡——立陶宛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为什么那个毫无防御的、纯洁得像一个被遗忘的／结婚项圈一样的城市不断呈现在我面前？”（《没有名字的城市》）——这使他对西方生活经常做出波兰式的反应。在他的《一次演讲》这首诗中，米沃什回忆起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一次演讲和他自己听演讲时的心态：瓦莱里讨论着“审美经验的持久特征，它确保了艺术的永恒的吸引力”。但是，坐在听众席上的米沃什却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的处境：

他头发倒竖，

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

他逃过冰冻的原野，

而他朋友和敌人的

灵魂留在了

结霜的铁丝网后面。

好像正是为了回应波兰国内对他的批评，他在回忆录中针锋相对地对波兰青年一代诗人提出了指责：“对于那些1989年之后开始为西方出版市场写作的波兰作家，我无法抱以好感。对于那些模仿美国诗歌的青年诗人我也是一样的态度。我和整个‘波兰派’（Polish school）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心里装着我们的历史经验。”二

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很大一部分得自他的家乡维尔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米沃什诗歌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因素。维尔诺是波兰语的叫法，立陶宛语称维尔纽斯，意第绪语称维尔内，俄国人过去称之为维尔纳。维尔诺曾经属于沙皇俄国，曾经属于波兰，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属于苏联，现为立陶宛首都。该城始建于10世纪，一直是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混居的地方。米沃什虽然生于基日达尼（Kiejdany），但他是在维尔诺长大和受的教育。他在小说《故土》中说，他了解城中的每一块石头。城里有四十座天主教教堂和许多犹太教堂。城市的周围绵延着山岭。老城的中心是一座小山丘。城市上空凝聚的云朵犹如城中的巴洛克建筑。米沃什曾先后在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居住过，但是说到城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维尔诺。是维尔诺建构了他有关城市的观念。在他的诺贝尔奖受奖辞中，他谈到过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城市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长大成人，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和政治态度埋下了伏笔。米沃什不仅熟悉他那个时代的维尔诺，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维尔诺：在密茨凯维支时期，维尔诺是波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在1939年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先后入侵波兰之前，它也是波兰的文化首都。此外，它还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认为，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其实是波兰庄园文化的延伸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庄园少爷（他个人的经济情况在维尔诺时期和巴黎时期都不好），在他对维尔诺的忠诚里，看来也包含着他对后来在共产党波兰消失了的旧时代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怀想。

但是维尔诺带给米沃什的不仅是美好，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米沃什以强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是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就是死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集中的反映。可以说死亡对于米沃什如同家常便饭一般，他因此才会在诗里说：“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逃离》）死亡和发生在波兰、苏联及东欧的事，把米沃什塑造成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一般不会被看好。读者和批评家一般会追究一个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否动人，其诗歌的音乐性、意象、结构是否精彩，但米沃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成为诗人中的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自1951年开始，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十年（然后去了美国）。法国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对苏联的赞颂和对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掩盖，令米沃什愤愤不已。由于他在波兰和在法国的经历，这个早年政治上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右派，并且称左派为“乌合之众”。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自己恰恰是在踏上流亡之途之后，才开始了共产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写作。

可能有两个因素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一个是他的流亡：距离使得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的身份感；距离滤除了他与维尔诺的日常纠缠，使得维尔诺更容易进入书写。远景中的城市或许比近在眼前的事物更适于被观看。想想但丁与佛罗伦萨的关系，这个问题便很好理解。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米沃什心里装着维尔诺，并不等于国人所说的“怀乡病”，即使米沃什在流亡中思念家乡，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住了自己的乡愁，从而避免了对于家乡的美化。这样，他便赋予了维尔诺以更大的历史想象、道德想象和形而上想象的空间。维尔诺一方面担当起米沃什想象和思考的对象的角色，另一方面成为他面对西方社会生活时所不可或缺的他者。俄国批评家托马斯·温克罗瓦（Tomas Venclova）曾经指出：“维尔纽斯和立陶宛诸省份以一种唤起的力量出现在（米沃什的）诗歌中，就像马丹维尔和贡布雷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的第二个因素，大概是波兰人对历史的屈辱感。二战时期德国曾有人将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德国人杀起波兰人或斯拉夫人来就像处理次等人类。布罗茨基谈起这个问题仿佛感同身受：“人们或许会称米沃什所受到的教育为标准的东欧教育，其中包括人们所知道的大屠杀。”这种历史的屈辱感不时涌入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他写道：

在帝国的阴影里，穿着古老斯拉夫人的长内裤，

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

它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

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

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

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

…………

你时刻受到屈辱，憎恨外国人。——《一个装镜子的画廊。第29页》

米沃什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或许基于这一点，在讨论米沃什或与之相似的诗人时，我们可以置新批评要求删除诗人历史经验的理论于不顾。细读式批评对于某些经典作家是有效的，但米沃什在当前，不完全是一位经典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大于经典作家的作家，有待历史的遗忘将他缩小为一位经典作家。三

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梦想成为“世界主义者”便是许多文人的精神乐趣所在，世界主义似乎成了某种文明的标签，它与民族主义相对立。但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个人既不是世界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在《米沃什词典》中，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但就在同一本回忆录中，他也批评了波兰小说家和小品文作家斯蒂凡·基谢列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的民族主义：“基谢尔总是以一身逗人的小丑打扮出现，但说到底，他内心里隐藏着一个充满波兰中心论偏见的知识分子。”米沃什了解基谢尔的爱国主义，但是他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坏词，它通常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将民族利益、民族价值观置于诸多利益、诸多价值观的首位，但有时它也与强烈的自我中心和排外情感搅混在一起，从而不能与多元民族文化相兼容。有时它也可以用以掩饰民族自卑感。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或者说民族主义降落到文明基线以下时，便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纳粹德国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例子。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米沃什虽然始终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看不惯西蒙娜·德·波伏瓦所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习气，不能接受“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但他也不认同盛行于美国诗歌界的地方主义。美国的地方主义诗歌以罗伯特·弗罗斯特为代表。米沃什一方面承认弗罗斯特具有强大的才智、非凡的理解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后者的地方主义是装出来的，是基于“要做一位伟大诗人”的强烈愿望，是基于对美国诗歌听众和读者对诗歌的预期所做出的判断。说穿了，这样的诗歌具有欺骗性。美国是一个大国，可历史不长，社会生活兼具开放性和封闭性，是流行文化的天堂，其公众的道德感往往遮蔽了他们智力上的浅薄，而其精英文学的自信心只是到20世纪初才在爱默生、惠特曼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国家成了米沃什后半生的流亡之地。而米沃什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国家不算大，国力不算强，有时自以为是，有时被人宰割，但其文化资源丰富。因此，米沃什的历史经验、道德准则、审美倾向都要求他既反对世界主义，也反对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主义。

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米沃什自己的文学主题是什么？此一问题看似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流亡者，他的作品肯定是向回看的，肯定少不了对专制制度的谴责。但如果以此为米沃什的写作主题，我们是否便简化了一位复杂而深刻的诗人？在《米沃什词典》中，他提到一位名叫利奥波德·泰曼德（Leopold Tyrmand）的波兰人。此人流亡在美国，以谴责专制为己任，但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端保守派。而米沃什在用几本书（如《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等）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之后，便再未继续往前走。他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把一切噩梦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米沃什就变成了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讲究“拯救”的天主教徒？或一位马拉美式的象征主义者？或一个把“历史”理解为“时间”的人？一个形而上的人？不错，米沃什的确在维尔诺的上空发现或建造了一座斯威登堡式的天堂，他也的确称赞过波兰诗人博莱斯瓦夫·莱什米安（Bolesław Leśmian）的诗歌想象被其自身的美所救赎，但是，正如厄普代克所说，米沃什是一位“扎根于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诗人”。他的存在状态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他说：“人类是用文明废墟中的残留物来建构诗歌的。”他特别称赞T．S．艾略特的作诗法：“他用不可能性、匮乏和废墟来建构诗歌。”他也写到过“时间”，但那不是马拉美或博尔赫斯的“时间”；他要“探查那使时间屈服的法律”，他说：“时间在我们的头顶狂风似的怒号。”不过，无论是时间，还是废墟，还是拯救，还是谴责，恐怕都担当不起米沃什诗歌、散文统摄全局的主题，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和他对神学、哲学的兴趣都要求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观照历史和人生。人们对米沃什的文学主题有过种种概括，其中，美国学者、米沃什的学生路易斯·伊里瓦内（Louis Iribarne）指出：“米沃什的伟大主题是，用‘人性的东西’填满宇宙。”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且，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可能导致米沃什缩水。仅米沃什用英文出版的著作（包括诗集、小说、思想论文、文论、日记、翻译等）就有二十来部，其主题是多重的。那么，在米沃什的多重主题中是否存在一个核心？或许米沃什的老朋友布罗茨基对他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布罗茨基说米沃什多重主题的核心是：“一个人无法抓住他的经验，他和他的经验之间越是被时间所隔绝，他越是不能理解他的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或许唯其无法抓住，他才要努力抓住，在此过程中，他向我们呈现了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一处境我们越是不能理解，它的悲剧性越强。而在这一点上，米沃什超越了作为回忆者、谴责者的米沃什。四

要满足这样的主题的表达，需要怎样的语言，怎样的风格？米沃什一生都是用波兰语来写作他的诗歌。对于他这样一个选择，我们会习惯性地将之理解为诗人的爱国主义。的确，这里面包含着米沃什对波兰的爱、对故乡维尔诺的忠诚，但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一个身在美国的外国诗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选择了边缘，选择了默默无闻。但是他说：“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波兰语是一个小语种，中国以出版语言辞书著称的商务印书馆甚至从未出版过波兰语词典。可以想见，波兰语在美国的处境即使好一些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沃什曾经感叹不懂波兰语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密茨凯维支在波兰被尊为伟大的诗人。尽管如此，米沃什还是选择了波兰语作为其诗歌的第一语言，这其中可能蕴含着一种观点，即一个诗人只能选择一种语言，他和该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命定的关系。比较而言，小说家要自由得多，无论是康拉德（波兰人）还是纳博科夫（俄国人），都变成了伟大的英语作家。诗人当中能讲多种语言的也不乏其人：近的有布罗茨基，他用英语写出的散文相当精彩，但写诗，他还是用俄语；远的有但丁、彼特拉克，使他们永垂不朽的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当然，一位诗人选择使用一种语言，并不妨碍他向这种语言引入异质因素，博尔赫斯便向西班牙语引入了英语。

中国诗人使用中文写作，不存在太多的道德和技术问题，因为一来，中国诗人几乎清一色为单语写作；二来，中文是一种如此丰富的语言，古汉语为现代汉语保存了诸多可能性（尽管在当代它不可避免地需要被调试，被刷新）。但是波兰语的情况与中文的情况非常不同。为了达到其写作的理想状态，米沃什无法停留在对波兰语的一味赞美上，甚至连道德上的赞美也是困难的。在《没有名字的城市》这组诗的终篇《我忠实的母语》中，米沃什感慨道：

现在，我承认我的疑虑。

有时我觉得我浪费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你是低贱者的、无理智者的语言，

他们憎恨自己甚至超过憎恨其他民族；

是一种告密者的语言，

是一种因自己天真

而患病的糊涂人的语言。

但这还是该语言的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稍微探究一下蕴含在这表面现象背后的意味，我们就能掂量出米沃什所面临的困难：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能表达日常生活却不能表达历史生活的可能性、对思想的无能、对悲剧的漠然，等等。此外波兰语就像其他斯拉夫语，特别是俄语一样，与邻近的西方相隔绝。米沃什在其哈佛大学系列讲座《诗的见证》中曾引述俄国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Georgy Fedotov）的观点，谈到俄罗斯的不幸。费多托夫“将所有俄罗斯不幸的根源归结为选择了斯拉夫语作为教会语言，而没有采用本来在东方可以成为与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并驾齐驱的希腊文，于是俄罗斯长期处于孤立自守的状态，直到它突然发现了西方思想，但已为时太晚”。这就引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波兰诗人使用同样属于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能否成就伟大的诗篇？路易斯·伊里瓦内形容米沃什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既是东方人也是西方人，既是过去的人也是现在的人，既是孩子也是先知，既是雅各也是赞美诗的作者。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适合这样一个人来使用？

波兰语言的问题，据米沃什看来，最要命的，是它惊人地缺乏哲学表达方式，这种缺乏使得用波兰语进行智力谈话成为一种挑战，需要高超的杂技功夫。此外，波兰语不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它缺少准确性和规则。米沃什的朋友、为米兰·昆德拉所特别称赏的波兰小说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曾经感叹：“我们用法语说话就准确，一旦我们改用波兰语，我们就变得模糊起来。”缺少准确性和规则可能是斯拉夫语言的通病。不过米沃什倒也从这种不足中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其不确定性或许可被用来增加语言的柔韧度。本文作者并不懂波兰语，这里只能罗列出米沃什和其他人对波兰语的看法。但如上麻烦不仅是米沃什的麻烦，这大概也是密茨凯维支的麻烦。而密茨凯维支对波兰诗歌史的重新书写和对波兰语言的改造，看来鼓舞了米沃什。他力图使波兰语适合自己对另一个欧洲的描述和思索，尽管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的有限性。他说：“既然我用语言工作，我明白发展的各阶段是不能被跨越的。我期望参与到世界文学中来，不过我却受制于我的前辈介绍给波兰语言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对它也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米沃什深知波兰语言和其他西方语言的不对等性，这一点在翻译中尤能见出。他曾以波德莱尔波兰语译文为例，指出波兰语和法语这两种语言发展的不均衡。他也曾感叹亨利·米勒的作品无法有效地翻译成波兰文，因为波兰文缺乏翻译米勒的相应词汇。米沃什一生注重文学翻译，他曾花很长时间翻译了波德莱尔的《阳台》和他的美术评论，二战中他翻译过法国理论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著作，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还把大量的美国当代诗歌翻译成波兰语，以期改变战后波兰文学界的灰暗气氛。这大概就是他自言对波兰语做出的“微薄贡献”的一部分。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的贡献。回到埃兹拉·庞德那句老话：“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就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即使那些追求“纯正”语言的人，也无法否认翻译对“纯正”语言的间接影响。在这方面，近在眼前的中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米沃什不仅从事法语译波兰语、英语译波兰语，自他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也将许多波兰诗歌翻译成了英语。在他用英语出版的著作中也包括《战后波兰诗选》、《兹比格涅夫·赫伯特诗选》（与人合译）、《亚历山大·瓦特地中海诗选》等。从这里我们是否也能看出米沃什对波兰和波兰语言的忠诚？五

维尔诺、大屠杀、波兰、波兰语，米沃什与这一切的关系之深决定了他诗歌中一种可以称之为“封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种封闭性并不完全属于米沃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与其他东欧诗人分享了这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同样见于波兰的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捷克的米罗斯拉夫·赫鲁伯（Miroslav Holub）、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塞尔维亚的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原东德的萨拉·基尔施（Sarah Kirsch），以及一些俄国诗人，以及自塞尔维亚移民美国的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 Simić）等人的诗歌。东欧诗歌的封闭性不同于受制于岛屿意识的英国当代诗歌的封闭性（尽管英国当代诗歌对东欧诗歌有所借鉴），作用于前者的主要是历史记忆、天主教和患上了幽闭症的东欧共产主义。这使得东欧诗歌在20世纪的世界诗歌版图上呈现出与开放的法国、西班牙、美国及拉丁美洲等地诗歌截然不同的色彩。所谓东欧诗歌的封闭性，是指它的向回看、向内看、寓言化和沉思特征；它不可避免的沉重有时发展到沉闷。这样的诗歌注重道德问题、历史问题胜过注重形式问题。形式问题对于东欧诗人来说大概过于奢侈，尽管它并非不重要。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米沃什谈道：“对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可能基于如此认识，他又在《诗的艺术？》中强调：“诗歌的本质有些粗鄙。”米沃什虽是一位封闭的诗人，但他对“粗鄙”的理解使他得以欣赏惠特曼的“开放”。但是，非常有趣，在欣赏惠特曼的“开放”的同时，他又坚决地反对“开放”的现代主义诗歌。查尔斯·西米克指出：“米沃什警觉于20世纪的各种社会风潮，这些风潮指示了诗人的否定倾向。他反对现代主义的许多化身，反对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上的实验、对过去文学的反抗、对中产阶级和普通大众的嫌恶，还反对他们的信条，即人生来就要受苦受难，因为人生没有基本的意义。”这是米沃什的“后现代主义”吗？我们知道，米沃什热爱美国诗人、T．S．艾略特的竞争对手之一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认为后者在表达哲学思想上的直截了当和散漫的长句子有后现代主义色彩。这是他理解的“后现代主义”。从这里，我们又看出了米沃什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或许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因而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便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指出他的毛病。台湾诗人杜国清在其《米洛舒诗选》短短的《译者后记》中说：“他的诗也有不少英美现代诗中为人诟病的晦涩，尤其是掉书袋以及表现过于个人的特殊经验，因此，典故、地名、人名等等，往往成为读者理解上的一大障碍。”我们得感谢杜国清教授说出了诗歌小读者们的心声。巧的是米沃什好像了解这样的心声，在回忆录中，他曾提及人们不理解他何以获得诺贝尔奖。

瑞典皇家学院的拉尔斯·于伦斯滕（Lars Gyllensten）教授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说：“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还提到米沃什的宽容精神、人道主义、自我克制、禁欲主义、英雄气概，但这一切溢美之词虽然无不正确，却好像都没能抓住米沃什及其诗歌的要紧之处。也就是说，这一切溢美之词都没能解释清楚米沃什的诗歌何以与众不同。关于他的诗歌，厄普代克的看法是：“ （它们）以一种被监视着的、沉默寡言的声音，触及了那些战争年月。他的回忆是粗略的，他的暗示是隐约的。”一般说来，米沃什语言平实，但如果只有平实，他便流于一般。而米沃什平衡平实语言的方法是求助于雄辩。雄辩需要观念、思想这类很难入诗甚至难以卒读的东西。查尔斯·西米克注意到，米沃什为使自己的诗歌对称于自己的历史记忆，而使自己的诗歌一反常态地具有观念性。大多数诗人在写作中竭力寻求意象、象征和隐喻的魔法，但“米沃什却是个例外。他的诗中观念越多，读起来越趣味盎然”。而且，他好像在“写诗发言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想要说什么”。这全是诗歌写作的大忌，是平庸的诗人们所不敢一试的违反写作金科玉律的冒险。如果米沃什是一位单纯的抒情诗人，那么大量运用观念的结果肯定是彻底失败。幸亏他称自己是一座“满是妖魔的城市”。这样一座“城市”需要哲学和宗教的读解，需要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和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的启迪。对米沃什来讲，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实验的抒情诗，都无法满足他的智力需求和他对历史经验的表达的需要。他需要一种混合的风格，能够同时容纳思想、说教、叙事与抒情。美国批评家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据此专门著有一部名为《米沃什与抒情诗的不足》的著作，由田纳西大学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

米沃什的爱好者们大多知道他写有一首名为《礼物》的诗。这首诗写于1971年，这一年他六十岁，距他在巴黎离职出走已经二十年，他在美国也已生活了十年。写这首诗时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要再活上几十个年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写得早了点。诗是这样写的：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一首平静、安详、单纯、从容、自足，甚至快乐的诗，大师味十足。作者好像历尽沧桑，终于抵达了内心一方净土。这时他已可以暂时抛却记忆，专注于当下和眼前的事物；他已可以否认自己身上的痛苦。这意味着他已经将记忆和痛苦安排妥当，获得了一用平实、冲虚、清淡之风格的资格，而他惯用的雄辩的武器似已收仓入库。到这首诗的最后一行，诗人“直起腰来”，仿佛巨大的历史跨度业已被跨越。但他望见海与帆，把视野从眼前推向远方，仿佛有所暗示，意蕴多多——那是不是尤利西斯的漫长的旅程？因此，这不是一首孤立的诗，对它的阅读必须在米沃什的整个经验背景、精神背景下展开，否则无法达成有效的阅读。而在包围着这首诗的诸多声音中，有一个声音始终在说：“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西川2003年9月16日A, Ludwik（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维尔诺ABRAMOWICZ从来就是一个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尽管住在那里时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过去城里有一些秘密组织（我们知道有恶棍社、共济会分会、爱学社），但在学生时代我并没想到当时是那样多姿多彩，直到后来，当我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细节，我才重建了对于这座城市的认识。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直到30年代，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一直自费出版《维尔诺评论》。这是一份薄薄的期刊，其貌不扬，发行量有限，但意义要大得多。它传达出的观点来自一群非同一般的人。他们见地卓越，有类启蒙时代的精英圈子。阿布拉莫维奇笃信共济会思想，这意味着他恪守本城风俗。到了20世纪，这些风俗使得那些口号崇高的排外团体得以成形。

1822年，当立陶宛大公国的共济会分会被勒令解散的时候，维尔诺有十个这样的分会，这还不算那些秘密青年社团。某些家族依然守护着共济会的传统——罗默家族、普特卡默家族、韦雷希查克家族、赫莱普托维切家族。然而直到1900年，恶棍社（Societas Szubraviensis）才得以复活，每周一次在挂着“猫狗收容所”牌号的大楼里聚会，从楼上可以望见刽子手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但这并不是共济会分会，顶多是一个讨论小组。组织者是塔杜施·弗鲁布莱夫斯基（Tadeusz Wróblewski）律师，他也是弗鲁布莱夫斯基图书馆的创始人。在维尔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关于那些复兴的共济会分会我没有一手见闻，但我听说过也读到过有关它们的情况。大约在1905年，立陶宛共济分会与托马什·赞共济分会成立（弗鲁布莱夫斯基曾活跃于前者）。“热忱立陶宛分会”好像也在那时复活。我从前的教授斯坦尼斯瓦夫·斯维安涅维奇（Stanisław Swianiewicz）是一位热忱的天主教徒，但他与共济会的人极其友善。我听他说，那些共济分会（许多大学教授参与其中）曾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在一个社会关系与组织关系几乎无法区分的环境里，如果不是因为那特殊的背景，维尔诺的灵魂将苍白得多。

卢德维克·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位集民主思想、民族多元主义与维尔诺“地方主义”于一体的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一战以前，不仅波兰人加入立陶宛共济分会，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也加入。战后，它以族际分裂。与此同时，那些地方主义的继承者们反对民族民主运动，谴责对其他语言的歧视。最著名的地方主义共济会分子（这些概念实际上全重叠在一起）有米哈乌·罗默（Michał Romer）、布劳尼斯瓦夫·克日扎诺夫斯基（Bronisław Krzyzanowski）律师，还有扬·毕苏茨基（Jan Piłsudski）（元帅的兄弟）。不过，这种地方主义倾向同样也被其他半秘密组织，如“高级流浪汉俱乐部”所继承。《维尔诺评论》属于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的出版物，但它采取的立场却是反对将维尔诺并入波兰，赞同恢复一个以维尔诺为首府的多种族的立陶宛大公国，对约瑟夫·毕苏茨基放弃联邦的想法持批判态度。

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纲领，为大多数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所拒绝。阿布拉莫维奇的密切合作者、1914年在克拉科夫参加过波兰军团的米哈乌·罗默，在有关维尔诺的问题上，以他自己的方式斩钉截铁地与毕苏茨基分道扬镳。他移居到考纳斯，在大学里教授法律，两次当选为考纳斯大学校长。他身后留有用波兰语写成的多卷日记。

我曾读过《维尔诺评论》，我想我受过它的影响。我没法不把阿布拉莫维奇想象为莫扎特《魔笛》中的大祭司萨拉斯特罗——一个相信人类理智的高贵而又有点儿天真的改革者。（阿布拉沙）。我第一次遇到阿布拉沙是在巴黎。ABRASZA当时我已与华沙政府决裂，住在拉丁区，所以那应该是在1952年。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姓赞姆什（Zemsz）。他当时正在索邦大学学习，更确切地说，他是个永远的学生，或者说，他是那种以坚持学生生活为借口，躲开职业负担、收入负担等等的人物之一。他向我透露过一点他的过去。他曾在英国的波兰武装部队中服役，但据他讲，他曾受到反犹分子的折磨。后来他又在巴勒斯坦打过英国人。在巴黎，他穷得叮当响，住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小阁楼里。让娜·赫尔施（Jeanne Hersch）和我曾几次努力帮助他，但就此我的记忆出现了空白。1968年学生造反之后，我想，是在1970年，我再次遇到他。他在学生起义中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回答：“不为什么，就为了闹事。”

伯克利和巴黎的1968年颇为不同：目标不同，路线也不同。的确，伯克利的学生们也放火焚书，但他们不曾像法国学生那样毁树，比如砍倒圣-米歇尔大街的梧桐树来做路障。看着伯克利那些领袖人物、那些煽动分子，我一点儿也不想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我能够理解科特·耶伦斯基，他赞成巴黎起义，一场更激进、更解放的全面革命、全面碰撞。不幸的是，一个人对这类事件的评价看来与他的年龄有关。当时我五十七岁，我怀疑，往好了说，我嫉妒那些学生。

阿布拉沙后来自杀身亡，但我既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也不知道他死于何种情境。 of Arts and Letters, American（美国艺术文学学ACADEMY院）。它仿照法兰西学院建立，后者以辞书编纂为己任，强烈谴责那些被认为过分地方化或针对某一行业（农业、渔业、狩猎）的专门化词汇。它保持着警觉，站岗守卫般维护一种统一的“经典”法语。1918年波兰取得独立时，有关波兰文学院的争论曾经没完没了，最后学院在各种对立意见的闹嚷声中宣告成立。学院设立了一项青年奖。1938年斯坦尼斯瓦夫·品塔克获奖，当时待在法国的博莱斯瓦夫·米钦斯基曾致信他的母亲，用一种他想逗乐就会使用的戏谑的俄语说：“腰舍米沃什贺奖费共豪。”

我自己后来也成了一名院士。美国有两个学院，一个在坝布里奇，是艺术科学学院，荟萃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以及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学者。我当选为该院院士——看来是作为一名教授当选的。另一个学院在纽约，有很长时间作为艺术文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与艺术文学学院（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双头并立。我在1982年被选为研究院成员，几年以后，我们投票将两者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学院。它集中了美国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和绘画领域中所有最著名的创造性人物。出自个人遗赠的慷慨奖项年年不断。学院拥有自己美丽的建筑，精英们能够在此聚会，举行晚宴，为对方的荣誉相互道贺。由于我住在西海岸，这类庆祝活动我只参加过一两次。在花园里的觥筹交错之间，在5月明媚的午后，我曾与德怀特·麦克唐纳交谈。那是最后一次，此后不久他就死了。那个老色鬼迷上了我的女伴，那天她的确衣着美丽，而且看上去确也美丽。

学院里并非清一色杰出的老人。在其成员名单上，肯定有些名字将会流芳百世。然而，是声名决定谁能当选，而衡量一个人声名的是纽约上流社会对他的谣传和津津乐道。这就意味着在同一座房子里并存着持久的价值与短暂的声名。这一点从学院的外国荣誉院士花名册上就能看出。我们东方星座的七颗星星是：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瓦茨拉夫·哈维尔、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米兰·昆德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这最后一位当选的时候，约瑟夫·布罗茨基辞去了院士资格以示抗议。（亚当与夏娃）。《圣经》中关于我们初祖ADAM AND EVE双亲的故事，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可理解。或许正因为此，其意味才比那些理性的诠释更有力。列夫·舍斯托夫因此说，很难想象是一些目不识丁的牧羊人，全凭他们自己，梦想出了那个神秘的神话，而这神话数千年来令哲学家们耗尽心神。

乐园里既无疾病亦无死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体验着完满的幸福。围绕偷吃善恶树上的禁果这件事，公众的想象力热切地辨认出了性的满足。但是在《失乐园》中，约翰·弥尔顿另溯传统，将亚当与夏娃的爱情作为他们乐园状态的一部分，以服人的文笔描摹出来：

我们共同的母亲这样说着，双目

闪射出夫妻之情，无可厚非，

她温顺地倾倒，半若拥抱地偎倚在

我们初祖的身上，将裸露的鼓胀的乳房

半贴住他的胸口，松柔的金发飘垂

覆盖其上……

那么，善恶树意味着什么？解释五花八门。一些犹太圣经学者在希伯来字母中发现了深藏的奥义。我们文明的观察家们，看到人类理性深陷其中的死胡同，在魔鬼的声音里听出了理性主义的诱惑。其他人持论相反：偷食禁果开启了人类历史，因为在果子被吃下之前，亚当与夏娃过的是无意识的生活，一种动物的生活，所以魔鬼撒旦说他们将睁开双眼，这话是对的。造物主也是对的，因为他警告过他们，如果偷尝那果子，他们将会死去。然而，评论者们更经常强调的，是他们在犯下天条之前对上帝显示出的完美的、充满情谊的信念。当他们把造物主拉低到受造物的层面并且指控他嫉妒时，灾难便接连发生。从这个观点，原罪本质上说是一种狂妄自大。

为什么犯下天条之后他们便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裸体呢？他们为什么以此为羞耻？为赤身裸体而感到羞耻显然重要，但为什么会这样完全不清楚。一个人可以为此而展开无尽的沉思。他们踏上了历史之途、文明之途，但赤裸是不是对这一点的否定？是否因此上帝不得不用兽皮为他们缝制衣服？而为什么就是那一刻结出了如此恶果——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死亡，还有自然的整体的改观，因为自然在乐园中同样是不朽的？还不仅如此，还有原罪问题，每个男人和女人一代又一代地承受原罪之重。幸运的是，天主教神学视原罪为信念的诸神秘之一，并不企望解说为什么我们会将它继承。

在我们深信的最深处，在我们存在的最深处，我们配得上永生。我们将我们的转瞬即逝和终有一死视作降临到头顶的暴力来体验。唯有乐园靠得住，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只是昙花一现。正因如此，我们对有关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才如此动情，它仿佛从我们昏沉的记忆中召唤出了古老的真理。, Louis（路易斯·阿达米奇）。我敢肯定在我的波兰同ADAMIC辈人中没有人会对这个人感兴趣，他们大概甚至从未听说过他。然而，我的20世纪不仅与波兰有关，也与美国有关。这是事实，因此阿达米奇不应被忽略。他是罗斯福时代最著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十三岁来美国。他的英语和他对民主的热情得归功于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年纪轻轻他便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散文作家。其作品介乎新闻报道与虚构小说之间，主要倾向于新闻报道，因为他贪婪地观察并记下笔记。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他注意到了其他不熟悉欧洲语言的作家没能看到的事：那些来自斯拉夫国家的移民大众，像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大体上说，这些移民命运多舛，这成为阿达米奇的写作主题。作为作者，他既是他笔下主人公们的维护者也是介绍者。这当然是无产阶级的美国，受到公开或隐蔽的歧视（作为证明，20年代通过的法律在签发签证的数量上对东欧与南欧的劣等国家有所限制）。数十年后，有关黑人、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等不同族群社会环境的散文与诗歌将进入美国文学。阿达米奇是这座竞技场上的第一人，但后继乏人。考虑到斯拉夫国家的新来者之多，而他们参与高层文化的程度之低，实在令人震惊。这其中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新来者家庭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此外，孩子们被早早打发去挣钱，即使被送进大学，他们也不修人文课程。更有甚者，这些“白种黑人”受益于他们的肤色，经常把自己的名字改得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这样就很难弄清他们的血缘。

在进步与开放的罗斯福新政时代，阿达米奇的声音一直保持其重要性。二战行将结束时，他曾受邀参加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白宫的会谈，这说明其声望之高。报纸对他1948年的突然去世曾予以广泛讨论：他是死于自杀还是政治谋害？他始终关注他的故乡，并声明支持铁托的南斯拉夫，这使他在按族际分裂并且互相仇视的南斯拉夫移民中树敌众多。

如今，阿达米奇被如此彻底地遗忘必有所意味。无论如何，这证明随着战争的结束诞生了一个新美国。战争刚一结束，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很快就读到了阿达米奇的著作，它们使我受益良多。它们也塑造了我的美国经验，其中包含着同情和良心的苦痛。

在美国，我命中注定不曾经历任何歧视。相反，很快我就成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我第一次来时怀里揣着外交官证件，第二次来时成了美国一所大学中的正式公民，这与我生在特权阶层却又始终对我的种种优势保持清醒头脑的命运相一致。也许30年代身在巴黎拿着奖学金的波兰学生们对失业人群漠不关心，但是我关心。后来也是这样，我充分意识到需要调整我对美国的评价，因为我从来不是那些除了体力和肌肉便无可出卖的移民中的一员。

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听闻一个波兰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有种说法来作为这则沉重消息的总结：“那他肯定比波兰佬好得多，一个顶俩。”他们从自己跟工头打交道的经验得知，只有投入双倍的技术与劳作，才能弥补出身的缺陷。

经历了青年反种族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战后美国，其民粹色彩和无产阶级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阿达米奇的美国那么强烈。来自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家庭的学生对卖苦力的人们和他们的旧世界价值观并无多少同情。那些运动的遗留物，即“政治正确”，并没有指向所谓的族际问题，或者说，它并不谴责对于特殊族群的轻视。

少数族裔——也就是那些阿达米奇写到过的人，也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压力集团。“少数族裔大众政治行动委员会”（EMPAC）的创始人米歇尔·诺瓦克对该组织的展望是，它也许能够替代各单一族裔集团之间的协同行动。我想我加入这一组织主要是因为我还记得阿达米奇。（亚当天体信徒）。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一丝不ADAMITES挂——这是我童年时代一个模糊的色情梦想。但这种梦想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在多少个世纪中，正是这种梦想刺激着亚当天体信徒各宗派的此消彼长。从有关捷克胡斯运动的文献中，我发现他们与亚当天体信徒麻烦多多，后者将胡斯运动的一些边缘追随者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回归乐园，回归原始赤裸与天真，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对他们怎样成事颇感好奇。那是15世纪初期，但社会风气中肯定有些异样的因素，因为稍后希罗尼穆斯·博斯便借助荷兰本地资源（或许是异端邪说），画出了他的《尘世乐园》。这是一个超级感官之梦，画中人物无不赤裸，然而，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他创作此画是为了颂扬还是为了醒世。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曾在某处写过，与扣子扣到脖梗的裸体女人为伴是多么大的折磨。在战时华沙的晚餐桌上，当酒已喝过宵禁时分，我在占来客一半的女客们身上，惊心动魄地发现了脱掉身上一切的需要——这也许是一种亘古常在的需要，但只能借着酒力释放出来。（敬慕）。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ADMIRATION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的确，我们应该记得圣诞节前出门去买圣诞树的经验。那一排排可爱的树远远望去无不妙极，可就近一看，又没有一棵正合我心。这棵太弱，那棵又弯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无疑问，某些人之所以给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有限，而我对自己的缺陷又过于一清二楚。

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艺术与某种遗传缺陷之间的关联，与某种无能、异常或疾病的关联，几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揭示了这种关联。举目四周，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经历更令我对此确信无疑。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这种联系只是视角不同产生的错觉。倘若我们对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细的探察，其结果或许是，“正常”在他们中间也像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知名个体中间一样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来展示而已。

我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但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去寻索那些高于我的个体，因为他们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无论对错，我还必须写下，我敬慕的能力属于加分而不是减分。（终究）。终究，我还是到处旅行过了。有些旅AFTER ALL行出自我本人的意愿，但主要还是由环境促成，我因此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还是维尔诺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曾试图从有关俄国战争革命的图片中理出个头绪来；在那之外，一切都是未来，是个无法兑现的誓约。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一个又一个，简直数不清——然后是北美和中美洲，我在旅途中体验过多少情感，它们有好有坏。所以我算部分地完成了我冒险家父亲的期望，虽然我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域的收集者（这与我的浪漫幻想无关），因为生活对我有太多的苛求。不管怎样，在一个变化有增无减的时代，世纪之初还显得遥远陌生的事物，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了家常便饭。

我的先辈们很少跨出他们祖居的基日达尼地区半步，去走访一下我们的城市，如维尔诺或里加（Riga）。但是我父亲，甚至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便从一趟穿越波罗的海地区的旅行中带回了一些有关1910年欧洲的见闻。翻看他的荷兰影集，我会研究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就像我研究他1913年摄于叶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里特约夫·南森的蒸汽船甲板上。

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可看。我对外国的想象建立在图片和木刻版画上——例如儒勒·凡尔纳和梅恩·里德作品的插图。不过那时电影院已经开始放电影了。

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但是对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释一番。我们毕生塑造我们的个人神话，越是早年的事其影响越持久。我越是远离家乡（我要说，加利福尼亚离我的家乡可是够远的），我越要找到与那个来自谢泰伊涅和维尔诺的故我的关联。我以此解释我何以要紧紧抓住波兰语不放。这种选择看起来既可爱又爱国，但说实话我是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堡垒，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被认可的需要——谁不需要被认可？——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写作。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这就像一个圆圈最终画成。我能够领会这种好运，是它使我与我的过去重逢，这太难得了。这一经验强大，复杂，而要表述它则超出了我的语言能力。沉浸在情感的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各种人物素描与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可以说是这样。（炼金术）。我这辈子有机会见证这个词的社会身ALCHEMY价的改变。起初，人人都知道炼金术只是前科学的化学，这一行当大约属于魔法与科学的边界尚难界定的时代。后来，那些对炼金术世纪，即17世纪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了问题：“那时人们期望发现哲人石和提炼黄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研究者发现了炼金这一行为的精神维度，发现了它与隐修传统的关联。在随后的时代，象征与原型受到尊重，卡尔·荣格、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此贡献良多。炼金术士的工作间不再只是摆满奇奇怪怪的曲颈瓶、蒸馏罐、烧火风箱的地方，因为那里进行的是最高层级的“转化”（transmutation，这是一个炼金术行当的常用词，表示从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的转化）。最终，17世纪隐修士圈子里著名的“精神炼金术”的概念得到了维护。

我的生活经历可以照此理解：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虽然不配，却获得了进入炼金术士工作间的权利，而后有许多年，我坐在角落里，驼着背，观察并思考。当我离开那里来到广阔的天地之间，才发现已所学不菲。, Czesław（切斯瓦夫·阿尔希莫维奇）。在维ALCHIMOWICZ尔诺市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国王第一国家男子预科学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做过八年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挺讨厌他。我对别人的不快（例如对坎普夫双胞胎兄弟）肯定源于我的某种嫉妒。比如说，阿尔希莫维奇，他长着一双长腿，皮肤黝黑，好看，他的篮球球技高超，这些大概惹恼了我——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孩。遇有情况，我们这种不和就会被一群人推波助澜着，发展到动手的地步。我们一起参加了预科学校的毕业考试，之后便没了他的去向。我相信他是进了华沙中央商务学校，然后在维尔诺的银行工作，再后来参加了家乡军，再后来是在俄国蹲监狱，归来后在华沙坐办公室。他是每到毕业考试周年纪念日便会给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即斯达希·考夫纳茨基和我，发来签名贺卡的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预科学校（Sigismund Augustus Gymnasium）的校友之一。他早已过世，斯达希也已西归。（烈酒）。“于是吃过晚饭我们就会跑到鲁多明纳ALCOHOL先生的酒馆里狂喝痛饮。每一次开怀叫好之后，法国号就会吹响，姑娘们就会齐声欢唱：

他喝个精光，他喝个精光，一滴也不留！

嗬！哈！他一滴也不留！

上帝宠他，上帝宠他，祝福给了他！

嗬！哈！祝福给了他！”（伊格纳奇·霍兹科《立陶宛素描》，维尔诺，1843）

这样的往昔压在我心头。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一直被酗酒所困扰。但我开始喝酒并不早。我第一次闹酒是在扎赛兹饭店庆祝我们高中毕业的宴会上。但在上大学期间，我不属于任何哥们儿团伙，也从未戴过一顶兄弟会的会帽；事实上，我们“流浪汉俱乐部”甚至连啤酒都不喝。当然，如果有点儿闲钱，我会（通常跟老友们一起）去日耳曼大街旁狭窄的小巷里找一家犹太人开的小餐馆，就着犹太美食喝点儿冰伏特加。

我真正开始好酒是在华沙被占领期间。我的酒友是我未来的妻子扬卡，还有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耶日渐渐变得嗜酒如命，并且患上了肝硬化，他最终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肝脏一直活到老年，算得上是一种悲哀的胜利，尤其因为这不是我爱惜肝脏的结果，而是我的基因使然。我沉湎于酒，但我总是留心将工作时间与撒开来喝的时候区分开来。我喝得最多的是伏特加。在法国，我也喝葡萄酒；在美国，我也喝波本威士忌。

酒精的最大坏处是它能把我们都变成傻瓜。然而我们内心睁着一只清醒的眼睛，事后将各种丑态摆在面前，毁掉我们对自我的良好评价。这使人感到羞愧。这种羞愧也有其教诲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驻留在我们身上的愚蠢都会暗中把它们破坏，因此不必装腔作势。畅饮之后是耻辱，还有后怕。比如一想起醉酒之后对德国人进行的无意义的挑衅，怎么能不后怕？

醉鬼邋里邋遢，惹人讨厌，这是常事。在作家中，我亲眼瞧见过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和马烈克·华斯科的醉态；另外，奥斯卡·米沃什曾给我讲过叶赛宁在巴黎的醉态展览。这些例子本来足以说服我戒酒，但是，老天爷呀，我的多少代祖先都曾为我不要贪杯而干过杯。我想象不出一个贡布罗维奇家的醉汉，他若不是有备而来他就不会来。

或许（这只是假设）在波兰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醉态。是这样吗？（亚历克·普罗塔谢维奇）。从他身上ALIK PROTASEWICZ我初识上帝的冷酷，或者说我发现那“最高秩序”可能关心许多事，却并不关心我们所理解的同情的原则。亚历山卓，也叫亚历克，一个俄国人，我的同学。在维尔诺，沙皇时代留下来的俄国人没几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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