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演讲实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德鲁克演讲实录试读：

赞誉

享誉世界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现代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写了39本书，只有15本书是讲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书（《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它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正常的生命特征，没有它们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全部必要的职能。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机构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每一个机构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机构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也要让机构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在这里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统治体制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整个社会公平的维护、正义的裁夺和干预的权力。

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走进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有一段他的名言：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练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这段话。

如果你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你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两个词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20世纪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者梦想的人形机器。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去读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好在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令人沮丧。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1800年开始，最近这200年生产力呈加速度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这就是德鲁克早在80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形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填补了由来已久的“国（政府）”和“家（家庭）”之间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要特别说明，“知识工作者”是德鲁克创造的一个称谓，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应用领域一再被扩大，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知识工作者和由他们组成的知识型组织不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组织，知识工作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独立自主，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改变，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当局，在统治当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在一个由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拿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这三类组织相互比较，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因为受到市场、公众和政府的制约，它们的管理者不可能像政府那样走上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它们在德鲁克看来，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能因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例如官僚专制，不能达到德鲁克期望的“负责任地、高绩效地运作”，从而为极权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德鲁克正是因应这样的现实，研究、创立和不断完善现代管理学的。

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接近90岁高龄，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下面这段话：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这一点显然很重要，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却没找到多少这方面的进一步解释。最完整的阐述是在他的《管理新现实》这本书第15章第五小节，这节的标题就是“管理是一种博雅技艺”：30年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 P. 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斯诺所说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就像本书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关切的问题——像人性的善与恶。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博雅技艺”（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伦理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

作为一个有多年实际管理经验，又几乎通读过德鲁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经反复琢磨过为什么德鲁克要说管理学其实是一门“博雅技艺”。我终于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溢美之举，而是在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质，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确方向。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个知识工作者怎么看待与处理人和权力的关系。德鲁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经验相互印证，对他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人是不应该有权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说造物主才拥有权力，造物主永远高于人类。归根结底，人性是软弱的，经不起权力的引诱和考验。因此，人可以拥有的只是授权（authority），也就是人只是在某一阶段、某一事情上，因为所拥有的品德、知识和能力而被授权。不但任何个人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民主国家中“主权在民”，但是人民的权力也是一种授权，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这种授权之下只是一个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担责任的“工具”，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图去操纵和控制自己的同类。认识到这一点，人才会谦卑而且有责任感，他们才会以造物主才能够掌握、人类只能被其感召和启示的公平正义，去时时检讨自己，也才会甘愿把自己置于外力强制的规范和约束之下。

第二，尽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人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应该被尊敬，而且应该被鼓励去创造。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权利（rights），正是从这一信念而来的，这也是德鲁克的管理学之所以可以有所作为的根本依据。管理者是否相信每个人都有善意和潜力？是否真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看待？这些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价值观和信念，最终决定他们是否能和德鲁克的学说发生感应，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实行它。

第三，在知识社会和知识型组织里，每一个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知识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人和组织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权力必须和责任捆绑在一起。而一个管理者是否负起了责任，要以绩效和成果做检验。凭绩效和成果问责的权力是正当和合法的权力，也就是授权（authority），否则就成为德鲁克坚决反对的强权（might）。绩效和成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但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在心理层面，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管理者和领导者如果持续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在彻底失望之余，会转而选择去依赖和服从强权，同时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德鲁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败，极权主义就会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让组织取得绩效和成果，管理者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或者换一种说法，绩效和成果仅限于可量化的经济成果和财富吗？对一个工商企业来说，除了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赚取合理的利润，能否同时成为一个良好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能否同时帮助自己的员工在品格和能力两方面都得到提升呢？这似乎是一个太过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个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这样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合作，通过实践认识到这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把伦理道德的诉求和经济目标，设计进同一个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统，直至每一种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去。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或称“博雅管理”，这个讨人喜爱的中文翻译有一点儿问题，从翻译的“信、达、雅”这三项专业要求来看，雅则雅矣，信有不足。liberal art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由的技艺”，但最早的繁体字中文版译成了“博雅艺术”，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汉语中的褒义，我个人还是觉得“自由的技艺”更贴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art可以译成艺术，但管理是要应用的，是要产生绩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应该是一门“技能”。此外，管理的对象是人们的工作，和人打交道一定会面对人性的善恶，人的千变万化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又是一门涉及主观判断的“艺术”。所以art其实更适合解读为“技艺”。liberal——自由，art——技艺，把两者合起来就是“自由技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对liberal art的翻译这么咬文嚼字，是因为管理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成功学。它不是旨在让一家企业赚钱，在生产效率方面达到最优，也不是旨在让一家非营利机构赢得道德上的美誉。它旨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社区）更健康，使人们较少受到伤害和痛苦。让每个工作者，按照他与生俱来的善意和潜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愿意在这个社会或社区中所承担的责任；自由地发挥才智去创造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从而履行这样的责任；并且在这样一个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成长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这就是德鲁克先生定义和期待的，管理作为一门“自由技艺”，或者叫“博雅管理”，它的真正的含义。邵明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推荐序二跨越时空的管理思想

20多年来，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关于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出版计划在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每本书一经出版便会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广受读者喜爱。我非常荣幸，一开始就全程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和推广活动。尽管这套丛书已经面世多年，然而每次去新华书店或是路过机场的书店，总能看见这套书静静地立于书架之上，长盛不衰。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产品迭代、崇尚标新立异、出版物良莠难分的时代，试问还有哪本书能做到这样呢？

如今，管理学研究者们试图总结和探讨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成功的奥秘，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企业成功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其中一定少不了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启发、点拨和教化。从中国老一代企业家（如张瑞敏、任正非），及新一代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如方洪波）的演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来自先生的真知灼见。在当代管理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出先生的思想指引和学术影响。我常常对学生说，当你不能找到好的研究灵感时，可以去翻翻先生的著作；当你对企业实践困惑不解时，也可以把先生的著作放在床头。简言之，要想了解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首先要从研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开始。基于这个原因，1991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图书馆的一角专门开辟了德鲁克著作之窗，并一手创办了德鲁克论坛。至今，我已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了100多期德鲁克论坛。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为德鲁克先生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推广付出的辛勤努力。

在与企业家的日常交流中，当发现他们存在各种困惑的时候，我常常推荐企业家阅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这是因为，秉持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传统，德鲁克先生总是将企业家和创新作为著作的中心思想之一。他坚持认为：“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总是面临着效率和创新、制度和个性化、利润和社会责任、授权和控制、自我和他人等不同的矛盾与冲突。企业家总是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和发展。现代工商管理教育不但需要传授建立现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家需要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制度也会很容易土崩瓦解。换言之，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者和员工，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是有关企业管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成长、创新、多样化、多元化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正如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的序言中所阐述的，“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很多人喜欢德鲁克提出的概念，但是德鲁克却说，“人比任何概念都有趣多了”。德鲁克本人虽然只是管理的旁观者，但是他对企业家工作的理解、对管理本质的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观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也许就是企业家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吧！

德鲁克先生从研究营利组织开始，如《公司的概念》（1946年），到研究非营利组织，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1990年），再到后来研究社会组织，如《功能社会》（2002年）。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出版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其影响力却是历久弥新的。在他的著作中，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最新的管理思想的源头，同时也不难获悉许多在其他管理著作中无法找到的“真知灼见”，从组织的使命、组织的目标以及工商企业与服务机构的异同，到组织绩效、富有效率的员工、员工成就、员工福利和知识工作者，再到组织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工作的设计与内涵、管理人员的开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中层管理者和知识型组织、有效决策、管理沟通、管理控制、面向未来的管理、组织的架构与设计、企业的合理规模、多角化经营、多国公司、企业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

3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就开始阅读先生的著作，学习先生的思想，并聆听先生的课堂教学。回国以后，我一直把他的著作放在案头。尔后，每隔一段时间，每每碰到新问题，就重新温故。令人惊奇的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丰富，每次重温的时候，竟然会生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想法和体会。仿佛这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让人久久回味，有幸得以伴随终生。一本著作一旦诞生，就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而专属于每个读者，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育。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我想，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就是如此。

特此作序，与大家共勉！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2018年10月于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推荐序三

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是因循彼得·德鲁克和伊藤雅俊命名的。德鲁克生前担任玛丽·兰金·克拉克社会科学与管理学教席教授长达三十余载，而伊藤雅俊则受到日本商业人士和企业家的高度评价。

彼得·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作品涵盖了39本著作和无数篇文章。在德鲁克学院，我们将他的著述加以浓缩，称之为“德鲁克学说”，以撷取德鲁克著述在五个关键方面的精华。

我们用以下框架来呈现德鲁克著述的现实意义，并呈现他的管理理论对当今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五个关键方面如下。（1）对功能社会重要性的信念。一个功能社会需要各种可持续性的组织贯穿于所有部门，这些组织皆由品行端正和有责任感的经理人来运营，他们很在意自己为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所做的贡献。德鲁克有两本书堪称他在功能社会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第一本书是《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审视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社会根源”。然后，在接下来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一书中，德鲁克阐述了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展望。后来，因为对健康组织对功能社会的重要作用兴趣盎然，他的主要关注点转到了商业。（2）对人的关注。德鲁克笃信管理是一门博雅艺术，即建立一种情境，使博雅艺术在其中得以践行。这种哲学的宗旨是：管理是一项人的活动。德鲁克笃信人的潜质和能力，而且认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通过人来做成事情的，因为工作会给人带来社会地位和归属感。德鲁克提醒经理人，他们的职责可不只是给大家发一份薪水那么简单。

对于如何看待客户，德鲁克也采取“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有一句话人人知晓，即客户决定了你的生意是什么、这门生意出品什么以及这门生意日后能否繁荣，因为客户只会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买单。理解客户的现实以及客户崇尚的价值是“市场营销的全部所在”。（3）对绩效的关注。经理人有责任使一个组织健康运营并且持续下去。考量经理人的凭据是成果，因此他们要为那些成果负责。德鲁克同样认为，成果负责制要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层面，务求淋漓尽致。

制衡的问题在德鲁克有关绩效的论述中也有所反映。他深谙若想提高人的生产力，就必须让工作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和意义。同样，德鲁克还论述了在延续性和变化二者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他强调面向未来并且看到“一个已经发生的未来”是经理人无法回避的职责。经理人必须能够探寻复杂、模糊的问题，预测并迎接变化乃至更新所带来的挑战，要能看到事情目前的样貌以及可能呈现的样貌。（4）对自我管理的关注。一个有责任心的工作者应该能驱动他自己，能设立较高的绩效标准，并且能控制、衡量并指导自己的绩效。但是首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能自如地掌控他们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动。换言之，内在意愿在先，外在成效在后。（5）基于实践的、跨学科的、终身的学习观念。德鲁克崇尚终身学习，因为他相信经理人必须要与变化保持同步。但德鲁克曾经也有一句名言：“不要告诉我你跟我有过一次精彩的会面，告诉我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正如我们理解的，我们必须关注“周一早上的不同”。

这些就是“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如果你放眼当今各个商业领域，就会发现这五个支柱恰好代表了五个关键方面，它们始终贯穿交织在许多公司使命宣言传达的讯息中。我们有谁没听说过高管宣称要回馈他们的社区，要欣然采纳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和跨界协同呢？

彼得·德鲁克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将管理视为一门博雅艺术。他的理论鼓励经理人去应用“博雅艺术的智慧和操守课程来解答日常在工作、学校和社会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经理人的目光要穿越学科边界来解决这世上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并且坚持不懈地问自己：“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

彼得·德鲁克的影响不限于管理实践，还有管理教育。在德鲁克学院，我们用“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来指导课程大纲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从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到组织如何介入社会这个次序来给学生开设课程。

德鲁克学院一直十分重视自己的毕业生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我们的使命宣言就是：通过培养改变世界的全球领导者，来提升世界各地的管理实践。

有意思的是，世界各地的管理教育机构也很重视它们的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的主要标志之一。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始终致力于增进商界、学者、机构以及学生之间的交融，从而使商业教育能够与商业实践的需求步调一致”。

最后我想谈谈德鲁克和管理教育，我的观点来自2001年11月BizEd杂志第1期对彼得·德鲁克所做的一次访谈，这本杂志由商学院协会出版，受众是商学院。在访谈中，德鲁克被问道：在诸多事项中，有哪三门课最重要，是当今商学院应该教给明日之管理者的？

德鲁克答道：第一课，他们必须学会对自己负责。太多的人仍在指望人事部门来照顾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不知道自己的归属何在，他们对自己毫不负责。第二课也是最重要的，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焦点仍然放在对下属的管理上，但应开始关注如何成为一名管理者。管理你的上司比管理下属更重要。所以你要问，“我应该为组织贡献什么？”最后一课是必须修习基本的素养。是的，你想让会计做好会计的事，但你也想让他了解组织的其他功能何在。这就是我说的组织的基本素养。这类素养不是学一些相关课程就行了，而是与实践经验有关。

凭我一己之见，德鲁克在2001年给出的这则忠告，放在今日仍然适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需要修习自我管理，需要向上管理，也需要了解一个组织的功能如何与整个组织契合。

彼得·德鲁克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深刻而巨大。他涉猎广泛，他的一些早期著述，如《管理的实践》（1954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7年）以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都是我时不时会翻阅研读的书，每当我作为一个商界领导者被诸多问题困扰时，我都会从这些书中寻求答案。珍妮·达罗克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院长亨利·黄市场营销和创新教授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市导言

你可以想象，他就坐在教室的桌边，深邃的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聚焦在学生身上，而他的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聆听着，不放过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他男中音般的声音在整个教室回荡，而他的奥地利口音就如维也纳的萨赫蛋糕那样醇厚。

他不看任何教案或者讲稿，时不时地暂停一下，眼神翻转，就好像电脑正在下载信息，然后重新回到他的主题，并为此补充一堆新的数据和事实。

他跳跃的思维在一个又一个主题间游荡，对成本会计的讨论夹杂着对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即兴评述，然后又会转到高等教育或者医疗保健历史上的教训。然而，到最后他能用某种神奇的方式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偏离主题是一种高超的艺术。他的整个谈话都充满了魅力、幽默和温和的气质，正如一个学生所说：“他的讲话让冰冷的教室变成了舒适的会客厅。”

彼得·德鲁克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因他的39本著作而闻名。这些著作包括经典的《公司的概念》（1946）、《管理的实践》（1954）、《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7）、《管理：使命、责任、实践》（1973）、《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以及《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

2005年，德鲁克在96岁生日前夕去世，那些有幸聆听过他演讲的人得以看到他的另外一面。这些演讲各具特色，从电视机时代的萌芽时期到互联网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1年“9·11”事件余波，从新中国成立前到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本书想让大家领略这些演讲的个中滋味。

德鲁克是谦卑的，经常在他的谈话中自我贬低，他总是会说“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更多时候，他是极具权威性的，他会用决绝的口吻说话。“自1950年以来，没有一项政府计划获得成功。”这番论断出现在1991年他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

有时候他的胆子大得吓人。在2001年的演讲中，他把质量管理“一代宗师”爱德华·戴明（Edwards Deming）称为“完全过时的老古董”。有时候他也会咄咄逼人，在1997年关于全球经济变动的演讲中，他说：“谁也不能确定未来10年会不会出现一个联合加拿大。”

这些演讲经常会提到18世纪的政治家或者是19世纪的小说家，彰显了德鲁克思想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德鲁克从来没有在这些细节中迷失，与现实脱节。1981年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呼吁道：“请你们脚踏实地地集中在你们的问题上，因为我们已经故弄玄虚太久了。”

那些熟悉德鲁克作品的人一定会在这本演讲实录中找到熟悉的主题：自我管理、志愿者的价值、每一个组织都需要关注其绩效和成果。有时候，他会用演讲来测试、检验他的想法和思想，而这些后来都以某种方式出版，教室就是他著作的培养皿。

如果说本书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么这就是德鲁克在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所思考的一个问题：从制造工作向知识工作的历史转变。在这些演讲中，德鲁克从多个角度探索了使用我们的脑力而不是体力的含义。1957年，他在一次国际管理大会上最早提出了著名的“用知识工作的人”的概念。

即使是那些非常熟悉德鲁克作品的忠实的信徒，也仍然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全新的顿悟，而不仅仅是一点惊喜。作为一名演讲者，德鲁克试图让自己的演讲不像写作那样正式。他为他的演讲注入了自己的风格，他会谈到自己的妻子多丽丝，还有他的孩子和孙辈。有时候针对不同的听众，德鲁克也会调整演讲的内容，使之更为生动有趣。例如，德鲁克对非营利的重要性侃侃而谈，但如果面对的是一群日本人，他就会调整例子以便日本人理解。

也许让这本演讲实录与众不同的，正是这些演讲的时间跨度，它恰好是德鲁克超长而多产的一生的写照。我把这些演讲按照每10年一个部分，分成七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开头我都撰写了简要的评述，试图让读者窥见德鲁克哲学思想的演变。

本书的第一个演讲是在1943年，当时德鲁克的演讲被一些宣传材料称为“具有启发性和高度信息量的”，但同时也是“脚踏实地的”，能够用“商人可以理解和欣赏的语言”来进行沟通。最后一个演讲，是在60年之后，也就是2003年所做的，依然展现了他相同的特质（尽管那时候德鲁克的听力已经开始下降）。

我选取的所有的这些演讲和谈话，都是在布里奇特·劳勒（Bridget Lawlor）的帮助下完成的，她是克莱蒙特研究大学德鲁克研究会的一位天才型档案管理员。我们仔细寻找那些还没有被发表，或至少是还没有以书的形式出版的演讲。然后，我对这些演讲进行了编辑，以使它们更为清晰，便于阅读。同时，我尽可能地减少这些演讲之间重叠的部分。你可能会看到一点点的重复，但是没有完全的多余部分。

有一些演讲是在正式场合发表的，德鲁克为此打磨过演讲稿，而大部分演讲是选自德鲁克在教室等非正式场合的录影带文稿。对这些文稿，我擅自去掉了很多冗余的部分，调整了结构，而且编写了新的承接部分。这是一次大型的手术，而不是简单的装扮，所以这些演讲最好被视为“改编自”而不仅仅是“摘录自”。

正统的德鲁克主义者可能会对这种方法颇有微词。任何想看到原稿的人，我们都欢迎你们来克莱蒙特查阅。我在这里想要做的是，尽可能地让这本演讲实录的读者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同时，我也遵循了德鲁克的标准，德鲁克认为这个标准是每个经理人的首要责任，我觉得这对于任何一个编辑也同样适用，这个标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作恶。”瑞克·沃兹曼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

瑞克·沃兹曼（Rick Wartzman），克莱蒙特研究大学德鲁克研究会的执行总裁。德鲁克研究会致力于推广已故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学说，旨在通过提升有效管理和负责任领导力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沃兹曼也是《彭博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在加入德鲁克研究会之前，沃兹曼作为记者、编辑以及专栏作家为《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工作过20余年。第一部分人类和国家的哲思

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帮助德鲁克形成核心哲学信仰的人生经历业已展开。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纳粹，若干德鲁克的早年著作因冒犯了纳粹统治者而遭到禁止和焚烧。那时的纳粹铁蹄蹂躏整个欧洲，迫使德鲁克这个奥地利人在1933年逃亡英国，并于1937年移民美国。流亡英国期间，德鲁克在一次参加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剑桥大学的授课时，思想茅塞顿开，他说：“我突然顿悟，我意识到，在这个课堂里，凯恩斯和其他所有优秀的经济学学生感兴趣的是商品的行为，而我却对人的行为情有独钟。”1939年，德鲁克写下了《经济人的末日》，探讨了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1942年，德鲁克写下了《工业人的未来》，该书的核心理念是，现代企业必须在证明其权力和职权合理性的同时，为个人提供尊严、意义和地位，这些也是贯穿于德鲁克随后60年著作中的基本理念。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一书则开启了新的篇章。在这本书中，德鲁克仔细地剖析了公司内部的运作，他认为通用汽车公司不仅仅是一家商业企业，也是存在于更大社区中的一个社会实体。然而在当时，这种对组织和管理如此深入的剖析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共鸣，这些问题似乎介于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蛮荒地带，鲜有前人探索。有一位评论家表达了他对德鲁克这样的“期待”，希望德鲁克“把他惊人的天赋贡献到更有意义的议题中”。幸运的是，德鲁克拒绝了这样的提议。人类因何存在来自本宁顿学院1943年的演讲，德鲁克于1942年在此担任教职

在西方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留给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却又让我们意识不到其悲剧性。历史练就我们对悲剧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否认它的存在。

大约200年前，准确来说是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造成了15 000多人的死亡，因而动摇了欧洲对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当时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无法把地震带来的恐惧和全能仁慈的上帝联系在一起，对于如此巨大的灾难，人们找不到答案。今天，我们每天举目皆是种族屠杀、挨饿受冻的穷苦百姓，以及一夜之间被炸成废墟的城市。18世纪人类无法用基督教的教义去解释里斯本大地震，而以19世纪的人类智慧和理性也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些由人类自己亲手制造的灾难。然而，即使是现在这样的大灾难也没能动摇人们对社会制度乐观的信念，他们认为战争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当然，他们深谙战争的残酷，也会为这样的事实出离愤怒，但是他们拒绝把这些看作灾难。

为了证明生命只存在于时间中的合理性，19世纪选择了掩盖悲剧真相，然而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回避抹杀的，一个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事实：死亡。死亡是独特的，无法将其一般化；死亡是个人的，也无法被社会化。19世纪的人类，竭尽所能地想剥离死亡所具有的个体性、独特性和定性的属性。死亡沦为了统计数据中的事件，是可以根据概率法则量化和预测的。人们刻意淡化死亡的结果以回避死亡这个议题。这便是人寿保险的含义，即承诺承担死亡的后果。人寿保险也许是19世纪形而上学派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因为人寿保险“分摊风险”的承诺清楚地显示出这种企图的本质是要将死亡看作人生中的一件事，而不是人生的终点。

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唯灵主义旨在通过机械方式控制死后的生活。然而，死亡依然存在。社会上把死亡视为禁忌，把谈论死亡视为失礼的行为，最好用“卫生的”火化取代那些恐怖的公开葬礼，把挖掘坟墓的人称为“殡葬师”。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曾明确指出，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将会让人类长生不老。不过预言成空。只要死亡存在，人类就会超脱社会和时间而存在。

只要死亡存在，人生乐观的概念、可以通过时间到达永恒的信仰以及个人可以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等，这些就只能有一个结果：绝望。人的一生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刻，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死亡。而在这样的时刻，他完全是孤独、孤立无援的。如果他感到迷惘，人生就突然失去了意义。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早已洞察了这种现象，并且预言这将导致“不想成为自身的绝望”。表面上，这个个体或个人或许可以从与永恒存在这种问题的遭遇中恢复过来，甚至有一阵子他会忘掉这个问题，但是他永远不会重拾个人在社会存在的信心，基本上他还是会处于绝望中。

如果要让人类以为只能依附社会生存，就必须向其灌输人难免一死的观念。而要达成这个目的，社会上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个人的生命本身无意义。如果个人的人生只是茂盛大树上的一片叶子、社会躯体的一个细胞，那么个人的死亡就不是真正的死亡，只是整体生命中的一小部分，甚至不能再称为死亡，应该叫作集体重生的一个过程。当然，到时候人的生命也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只是整体生命中的一个功能性过程，除非是对整体而言，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你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在100年前就已经清晰地洞察到：如果乐观地认为个人只能依附社会而存在，必然会导致绝望，而绝望必定带来集权主义。你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集权主义教义的本质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死。要让人们不在乎生死，视死如归，就必须把个人的生命贬低到一文不值、毫无意义。这种人生在世要有意义的乐观主义信念，直接导致了纳粹的自我牺牲的光荣是一个人可以活得有意义的唯一方式。绝望成了生命的本质。

19世纪仿佛又回到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时代或罗马帝国晚期的异教徒世界，并且师从古人，把崇高的道德伦理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来寻找生命的出口。那个时代道德文化和自由清教主义推崇的是耶稣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19世纪的黄金法则和康德的“绝对命令”却最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正如2000多年前一样，这些同样没有为人类的存在提供根基。崇尚道德之士，追求清心寡欲的生活，这种信仰虽然为生命或死亡带来了勇气或坚毅，却仍然没有为生和死赋予意义。这种信念依然无效，以自杀作为最终的救赎就是证明，尽管对斯多葛学派来说，死亡是一切和所有存在的终结。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样的绝望更甚于乐观主义的绝望，他把它称为“想要成为个体的绝望”。

然而一般而言，伦理道德很少会导致崇高或者与斯多葛主义相一致的教义，而通常沦为包装在集权主义外面的糖衣；或者伦理道德又成为纯粹的情感主义——追随者坚信通过传播美好、理性和善良，必将建立和谐，消除邪恶。

无论如何，伦理道德一定会退化到纯粹的道德相对主义中。因为如果从人身上可以找到美德，则所有被人类接受的事物必须有美德。那么，175年以前卢梭（Rousseau）和康德所建立的、人为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被约翰·杜威（John Dewey）伦理道德的可能性所彻底推翻。因此，伦理道德无法带领人类脱离绝望。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否就是人类的存在不可能摆脱绝望和悲剧？果真如此的话，东方世界的圣贤先哲才是真理，他们所看到的自我毁灭、进入涅槃和虚无才是唯一的答案。

克尔凯郭尔的真知灼见提供了最终的回答。人类的存在不在于悲剧，不在于绝望，而是存在于信仰中。罪恶（完全沿用社会惯用说法）的反义词不是美德，而是信仰。

信仰就是相信上帝无所不能，认为上帝永垂不朽，而且生和死都是有意义的。在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克尔凯郭尔的小书《恐惧与颤栗》（1843年出版）中，克尔凯郭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亚伯拉罕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以撒，这和一般的谋杀又有什么不同？

如果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亚伯拉罕并没有真心想牺牲自己的儿子，只不过是想一心一意地表达自己对上帝的卑从，那么亚伯拉罕确实不是一个谋杀犯，而是有着更为可耻的行为：一个卑鄙的骗子。如果他不爱以撒，对以撒的生死漠然，那么他则更愿意成为一个谋杀犯。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圣人，必须全心付出去执行上帝的旨意，而且他爱以撒远胜过爱自己。但是，亚伯拉罕有信仰，他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执行上帝的旨意，也可以保住以撒。

如果你读《恐惧与颤栗》这本书，你就可以从译者的引言中发现，克尔凯郭尔以象征性的手法来触及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他伟大的和悲剧式的爱。他先谈及自己，然后又谈及亚伯拉罕。但是这个象征性自传体的含义只不过是书中的一个小插曲，书中主要传达的是：信仰是人类存在的真实和普遍的意义，唯一的意义。只要拥有了信仰，个人就是整体，不再孤立，就变得有意义并且拥有了绝对的价值，因此信仰才是真正的道德。有了信仰，就与从事慈善事业一样，存在于社会才变得有意义。

这种信仰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神秘体验”，那些我们显然可以通过正确的呼吸练习、禁食、食用迷幻药品，或是长时间沉浸在巴赫的音乐中就拥有的体验。信仰只有通过经历绝望、悲剧、长时间的痛苦和不停的挣扎才能够获得。信仰不是非理性、情绪化、感性或自发的，信仰是经过深思和学习、严苛的纪律、完全的清醒和坚定的意志才能获得。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真正的信仰，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努力寻找。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浅显见地，如果大家想进一步深入了解宗教经验的本质、追寻的方法或者是信仰本身，你就必须去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即便如此，你可能会说我试图把你带上一条我自己还不甚了解的道路。你可能会指责我想把克尔凯郭尔的理想社会当成真实的且有意义的，而他本人对这一点却是拒绝的；你甚至还可能会说我没有能把信仰和社会存在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指责和抱怨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会为此困扰，至少我已经达到了这次讲话的目的。我想展示给大家的是，有一套哲学可以帮助人类愿意面对死亡，存在这种哲学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要低估了这样一套哲学的力量。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灾祸横行的年代，死亡是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这还不够，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允许人类死亡，但是他的信仰也使得人类可以活着。国家的神话来自1947年在本宁顿学院的演讲“神话”这个词非常古怪。字典对于神话的定义是，“传说或者虚构的故事，经常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从字面上解释，这个定义是正确的，至少达到了字典所应该达到的“正确”的水准。在座各位不妨自己测试一下，看看这个神话的定义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国家的神话”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

然而，神话的宣传目的和修辞学上所强调的定义和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神话正好相反。标准定义所传递出的仍然是这样的含义：神话是愚蠢的封建迷信，是老妇人的故事。往好里说，神话是无伤大雅的奇幻故事，是孩子们或者疲惫的商人闲暇时的消遣；往坏里说，神话则是贪婪的牧师、充满权力欲望的政客以及无情的资本家等欺世盗名之徒编造出来的故事，用来恫吓那些无知和愚昧的人们，使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奉献和牺牲。

我并不是要讨论不能误用或者滥用“神话”这个词，事实上，在谈论“国家的神话”这个议题时，最主要的问题正是：怎么才是正确合理地使用神话？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和愚民的独裁者又是如何滥用这个词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要谈论神话的迷信或者乡野传说色彩，而是要讨论神话真实又理性的一面：神话是人类共有经验的象征性的表达。

神话的含义重新被诠释，也代表着基本的哲学信念和信仰，尤其是人性观念的彻底改变。从一种把人类视为理性的，而其他方面（如身体、情感和经验）是幻觉或缺点的哲学，转变为再次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哲学。

即使18世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也认为神话代表的是经验，神话表示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而不是我们能演绎推导或者证明出来的。经验不是理性，经验只是经验。对于笛卡尔哲学及其推崇者以及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来说，事实、真理以及逻辑只能存在于理性中，理性只能应用到本质是理性的事物中。从理性的真实到经验的虚幻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桥梁。经验不仅仅是非理性，根本就是不理性。而神话是最糟糕的：根本就是个谎言。

神话披着理性的外衣，解释非理性的经验。从理性主义者或者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就是罪大恶极的犯罪，是欺骗，唯一的目的就是奴役理性。

然而，当我们再次把人类看作一种生物的存在，不是具有理性的独立个体，神话就成了重心，以理性包装人类经验，因此可以合理解释和分析人类经验，以及可以批判、指导和改变人类对于经验的反应。此时，神话不再是不理性，反而是理性催化剂，在经验和理性之间架起了桥梁。

神话使得我们可以用合理和有意义的方式整理经验并成为一种仪式，使得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指导和决定我们对经验的反应。神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从经验中可以得到什么，然后采取理性的行动。如果我们不用理性指导行动，那么神话就仅仅是迷信。如果没有神话，我们将成为恐惧的奴隶，神话让人们活得心安理得，让人们从难以理解的莫名恐惧中将理性解放出来。

正因为神话真实、重要又如此有力，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小心神话。”作为所有仪式和制度的基础，神话的真实性和真实地被叙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虚假的神话，或者刻意歪曲的神话，不但邪恶，而且颇具毁灭性。但是你也许会问，难道神话还有真实和虚假之分？把哲学或者道德价值观术语直接套用在经验上，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神话不只是经验，神话是经验的象征性的表达，这意味着神话本身已经是人们的意识、理性和信仰的产物，神话也反映出人类的经验和经验的真实意义。这让神话更具有说服力，也让以神话为名的行动或者仪式更加名正言顺。

也许你会说，只有经得起时间和现实考验的神话，才能流传下来。神话如果无法合理呈现人类共同的经验，就难以长期流传。神话总是能够反映正确的问题和正确的纷争，但是却无法总是提供正确的答案。事实上，神话完全没有答案。答案在于人们对神话和经验的解释，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哲学和神学这两个学科来分析、解释和批判基本神话。这些答案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这完全取决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原则、方法和目的。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已经了解到了今天的主题“国家的神话”的内容。首先，提出国家神话的人和我所指的“国家的神话”概念有所不同。相反，他们所谓的国家的神话是指根本没有国家这回事，只有独立存在的个体，认为国家的存在不但是谎言，而且会产生恶劣的后果。然而，国家是一个我所谓的真实的神话。

大家都有过隶属于一个团体的经验，体验过团体的真实存在，你甚至可以说，团体具有一个形体，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同样知道，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感觉到这个所谓的“团体”比个人更真实、更具有生命力，个人甚至愿意为了这个团体能够活下去而自我牺牲，这无法用理性证明，充满了矛盾。你也许试着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国家犹如家庭中母亲照顾婴儿的生物本性，或者从功利主义那种半条面包好过没有面包的角度来诠释这种现象。然而，这些解释大多牵强附会，你根本无法用理性去解释所谓的“效忠”这样的经验。你只能否认这种基本经验的存在，这只是个人行为，但是这和否认人类其他的基本经验（如身体感觉）一样没有意义，同时，这也无法合理解释一些政治现象和行为。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就一定要接受组织团体是人类生活基本经验的事实，必须承认国家的神话是真实的神话，是象征性地表达人类共同的真实的经验。

即使是按照前面引述的字典的定义，国家仍然是一个真实的神话：“传说或是虚构的故事，经常引用超自然的力量解释自然现象。”虽然美国建立了山姆大叔的形象和国旗的象征意义，但这和我们的祖先创造玉米神和橡树神的意义大同小异，我们并没有刻意把国家人格化为超自然现象。然而，即使没有把国家人格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内心仍然把国家看成一种超自然的形体。国家永垂不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仍然赋予国家真实性，创造了一个超自然的隐形主体。然而，这并不像理性主义者认为的，我们对付的只是迷信，迷信早已经不起逻辑和理性的考验而销声匿迹了。相反地，这代表我们对抗的是现实，而且即使以理性看待神话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质疑国家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应该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国家神话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唯一值得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应该有哪一种神话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诠释神话，才能拥有一个真实的神话和真实的国家？

人们经常用间接的方式给出答案——改变神话的名称，以其他名称取代国家：部落、社会、法律、民族和种族等。当然，不同的新名称有着不同的内涵，具有不同的宣传目的。但是，新名称不久之后又会引发相同的老问题，解决的根本方法是再创造一个新的名称出来。因此，我们总是被迫苦思冥想，自己找出答案。

苦思神话的答案是很重要的工作，或是研究政治哲学多年的唯一课题，因此，大家不要奢望我能在今天所剩不多的几分钟内给出答案。

不过，我隐约地认为，要真正解释国家神话，绝对必须正视某些事实。首先，有组织的团体绝对是真实而非虚构的，是主要的经验，而不是推导、衍生或次要的经验。人类是天生社会性动物，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亚里士多德对社会性或政治性动物的用词）。人类无法脱离团体而存在，任何对于神话的诠释如果不接受这一点，都是无效的、不真实的，而且会导致后患无穷。

其次，虽然国家神话是事实，也就是把共同经验合理化，但也同时显示出人类并非全然都是政治性动物，人类的存在并不受制于其所属的团体。蚂蚁和蜜蜂与人类一样都是社会性动物。一只蚂蚁或者蜜蜂甚至会推翻蚁群或者蜂群的统治者，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只有人类能够改变团体本身的秩序，只有人类才有国家的神话。因此，人类未必总是依附在团体中的政治动物，他也可以是脱离团体而存在的个人。

最后，国家神话总是强调不得属于或者效忠其他团体。国家神话一方面建立团体仪式，带领团体行动，同时也排斥其他团体的仪式，反对其他团体的行动。这是呈现人类共同经验神话的普遍现象——不论是黑色人种、棕色人种、白色人种，还是美国人、俄罗斯人或南[1]非的霍屯督族人（Hottentot）。这也很清楚地显示出，人类的政治经验和人类存在的其他重要经验，基本上是相似的。

我个人认为，除非国家神话能够容纳不同团体间独立存在的事实，否则就无法成为真实的神话或合理的解释。而且，除非国家神话能呈现出共同的人性，否则也无法成为真实的神话。具体而言，国家神话如果要成为真实的神话，能被合理地诠释，就必须象征性地呈现人类存在的多样性。根据最近的分析，神话的基本目的是象征性地表达出人类天性的双重性——是动物也是个人，这就是所有神话的根本目的。

[1]一个来自南非的原始族群，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