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重庆市第二届马克思主义论坛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肖铁岩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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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重庆市第二届马克思主义论坛文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重庆市第二届马克思主义论坛文集试读:

论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对我国缩小三个差距的启示

朱承洪(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摘要:目前,我国的主要任务是缩小三个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源泉,解析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对我国缩小三个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阐述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对当前我国缩小三个差距的现实意义。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共同富裕思想 三个差距 启示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在我国现阶段,有效遏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趋势,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比较丰富,直接或间接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把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共同富裕社会的基本内涵、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因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三个方面。

1.共同富裕社会的基本内涵

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发展了的人的需要”,包括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等多方面的需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1]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社[2]会生产要“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3]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2.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却导致了两极分化和阶级压迫。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分析了导致工农、城乡和脑体之间差距的原因。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生产环节中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决定了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不公平,从而导致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马克思还发现了资本家发家致富的秘密是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即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价值小于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从而导致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贫富拉大。“三个差别”的形成源于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失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协调发展,才能最终消除“三个差别”,“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以实现“所[4]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3.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隐含着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四个前提条件,且四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条件。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5]长得还要快”。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6]“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在资本失去阶级性质由社会占有的条件下,生产“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7]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二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保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未来社会就是一种“在保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9]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三是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马克思强调共同富裕的社会必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公平公正的分配。四是高素质且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要努力“培养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10]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从而促进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二、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对缩小当前三个差距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正向共同富裕社会迈进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市场机制的引入虽然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并增加了物质财富,但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经济的二元结构和区域的梯度发展等原因造成了贫富、城乡和区域三个差距。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对缩小当前三个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依赖于人的思想高度,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能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才能增进人的创造力,才能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从而实现社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增加。马克思也强调要努力“培养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10]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一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国民的素质和智力水平;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的广度和深度,确保教育机会的平等性;解决落后地区和困难群众受教育难的问题,不仅要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要高度重视对受教育者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培养;健全终生学习机制,建设学习型社会,尤其要抓好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大力发展科学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素养。不仅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还要大力发展科学普及事业,让公众理解科学、认识科学、把握科学,进而转化成相应的素质和能力。三是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发展健康向上的影视、文学、艺术,为人们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

共同富裕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作为支撑,促进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需要匹配适合的生产关系,合理的生产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目前我国不具备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兼顾社会公平,为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辩证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同的财富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不同的生产效率和公平程度。绝对的收入公平将阻碍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激励过大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不和谐。设定合理的激励程度将会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提高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会,为实现机会公平提供社会条件。只有效率不断提高,才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创造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实现较高水平的公平分配提供物质前提,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3.合理构建资源分配体系

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从生产关系角度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了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最终导致贫富、城乡和区域的差距和社会经济部门比例关系的失衡。因此,缩小三个差距核心在于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一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让农民市民自由流动。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把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区域协调发展。加大政府对中西部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等的支持力度,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构建主体功能区划,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错位化发展,保证各自区域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三是收入分配合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建立社会财富分配的透明化机制和监督机制,防止“灰色财富”等不正当分配方式的出现。三、在缩小三个差距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对共同富裕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的论证和共同富裕社会所具备特征的描述。但是对于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进行论述。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缩小三个差距的实践,缩小三个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阶段性任务,需要充分发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全局领导作用,积极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

1.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仍然呈现出城市与农村两种体制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资源配置和发展程度的不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间接导致了贫富差距。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必然选择。我国选择了重庆和成都等省市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改革实验区,通过实验区的改革探索为其他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重庆和成都改革实验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推进土地使用权股份化,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把城市享有的社会保障逐步覆盖到全农村,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

2.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我国《宪法》确定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在制度上肯定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由政府代为管理。国有经济的公有性对当前我国缩小三大差距具有主导作用。一是国有企业的收益用于民生。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所属国有企业每年收益提取的百分比都有所增加。既减轻了政府财政对税收的依赖,又增加了财政收入来源。政府把增加的财政收入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用于民生,主要用于扩大公共服务产品的覆盖面,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扶持中小微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引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是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既增加了农民要素性财产收入,又有力地推动了城乡统筹的发展。三是引导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利用国有企业在资源、信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的领域发展,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稳占产业链的高端。民营企业投入的高回报率是提高工人收入水平的物质基础,再通过企业股份员工化的方式增加工人的资产性收入。

3.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的发展能积极调动全民的创业热情,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从而做大财富蛋糕,缩小贫富差距。一是政府提供民营经济发展所需最好的软硬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设好基础设施及企业发展需要的相关配套设施;定期举办民营经济论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优化行政服务方式,方便对接民营企业发展需求;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二是政府积极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全球产业结构正处于大调整中,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由制造向创造、由要素投入型驱动向技术创新型驱动的跨越。因此政府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信息咨询,提供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解决民营企业信息不畅的问题。发展六种非银行信贷业务,包括担保公司、小额贷款、私募股权基金(PE)、信托、风险投资和金融租赁,解决民营企业实际经营中的贷款难问题。

4.合理构建收入分配体系

我国贫富差距的不可控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和财富分配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能够用诸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常规性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已经比较有限。我国正在逐步合理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一是规范整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使调节贫富差距进入可治理状态,把全部社会财富分配纳入可监控状态之下,避免产生“灰色财富”影响收入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二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利用其他分配方式来增加竞争与激励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5.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直接关系着亿万百姓的切实利益,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有效举措,是缩小贫富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四个方面,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拓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增进法律健全度、加大监察执法力度。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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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

[11]杨兴林.共同富裕:理论前提、历史矛盾与战略决策[J].理论探索,2007(1).

关于实践概念的思考

郭倩(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1120)摘要:对于实践的定义,公认的最基础的一种认识,是指人类的活动,区别于观念、理论、沉思的一种实际行动。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视角上来看,实践哲学(或实践的哲学概念),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康德、黑格尔等,至马克思,呈现的是一种“3-2-1”的趋势。本文将从西方哲学视角考察“实践”概念的一些线索,然后考察马克思在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中的继承及其实践的一些文本意义,从中探究马克思的实践的真实概念、界限和本质核心。关键词:实践哲学 马克思 实践 否定性

实践哲学不是自哲学诞生的时候便随之开启的,由于人类社会呈现阶段性,一开始哲学家们并未把视线放在实践问题上,随着人类实际生活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当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年轮一圈一圈地给人们的心灵印出斑纹时,人们便对它进行沉思,对实践的思想便慢慢地清晰。同时,这也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划分本能,或区别本能。如果一开始苏格拉底作了一些初步的划分,那么后来的哲学家们就是在初步简单的划分中,再进行一步一步地区别和划分,实践的思想也是这样从人类的活动中划分出来的。一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辨性,“但也并非不关心实践。‘实践’(praxis)一词也有‘实用’的意思。……‘实践’一词[1]的另外一个特殊含义指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活动”。这个时期,实践的思想在大多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功利性、功用实效。

然而,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明确提出实践这个哲学概念的哲学家,他被称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开创者。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哲学中,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中使用了实践这个词,严格地讲,他对西方实践哲[2]学的开创意义就在于他的实践思想。在《形而上学》第六卷,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作了一个“一分为三”的划分,即理论(view)、生产(doing)和实践(act),并以此划分了人类的知识和学科门类,以及生活领域、政治领域等。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三分法”,本文称它为实践哲学“3-2-1”模式中的“3”。“由于物理科学恰好也是关于存在的一个类的(因为它是关于那样一种实体的,这种实体本身包含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显然,它既[3]不是实践的‘科学’,也不是生产的‘科学’。”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理学作为一门理论的科学是有别于实践的科学和生产的科学的,“因此,如果所有的思维活动或者是实践的,或者是生产的,②或者是理论的,那么物理学必定是一门理论的科学”。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这样三大类,即理论知识、实践知识、生产知识(创制或技艺知识)。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活动也划分为三类:理论活动、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创制或技艺活动)。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其中理论活动作为一种最高尚的人的活动,被他称为理论的科学的物理学,“这一门(研究它的科[4]学)就会是优先的,并且是第一哲学”。这是一种思辨活动,人们通过这种思辨或沉思对世界的本原和原因进行认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理论是关于自然界或世界的本原的认识,它适用于自然界的一切对象,含有非自由性和必然性,然而对人的行为的认识是归于实践的,因为人的行为含有目的性和自由性,这就是说,理论活动不能涵盖人的行为这一对象。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伦理学和经济学从物理学这样的第一哲学中划分了出来,这个划分很重要,他既看到了实践活动与理论科学的联系,同时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于是,实践活动范畴涉及的是人的行为何以为好的和善的,这是人类行为独具的目的性,“一个终极的原因可以存在于不运动的实在之中,由它的意义的区分显示出来。因为终极原因乃是(a)一个行动是为了某些存在物的善而予以完成的,以及(b)一个行动的目的指向的[5]某个事物。”据此,实践和理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了些许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非常可贵的,尽管对于他把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另外划分了出来,但从他的表述中仍能基本看出实践和生产与理论的一些异质性的。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在于理论是追究自然的本原,实践是探究人的行为对于自己的好。

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谈道:“伦理学和政治学结合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人的本性的哲学’”,如果说实践是在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得到全面的论述的话,那么三分法中的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就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进行论述的。实践主要涉及政治和伦理,因为它是以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为对象的,而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侧重于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概念更加贴近,而不是他的实践活动。

而亚里士多德另外划分出生产活动(创制或技艺),可以归结为当时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他对其提出的“城邦”体系。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须优于部[6]分。”他将个人的善和好定位于城邦范围内,个人受制于他所生活的城邦,所以个人的价值取向、生活目的和利益获得都来自于城邦。而且,在当时的希腊社会,存在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奴隶、外邦人、公民。“除农业之外的生产劳动几乎全由奴隶包揽,即使勉强列入体面活动的农业劳动也往往由最下层的自由人来从事。手工业和服务性[7]行业则主要由没有公民身份的外邦人来从事。”几种人的身份的社会划分,对应了政治学、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划分,对应了“主人与奴隶、雇主和工匠的划分”,对应了实践与生产(创制或技艺)的划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与生产(创制或技艺)的划分,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践是生产的目的,生产作为实践的手段,在这里体现出了目的性活动与手段性活动的辩证统一,这就映射出了马克思实践观中关于劳动、异化、对象化等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或技艺)都涵盖在了实践概念里。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影响下渐渐清晰,之后便作出了创造性的划分与转化。二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实践哲学的发展绝非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一跃而至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包括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们在实践哲学领域的“分分合合”,正因为有了时代精神的不断觉醒,才有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出现。马克思受前人和传统意义下的实践哲学的影响,总结当时的社会状况,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本质问题,提出实践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核心,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或技艺)活动统一到了他的实践概念中,把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转化为“二分法”——理论与实践,即是“3-2-1”模式中“2”的时代的来临。

对于“2”时代这样一个提法,我们似乎可以考察下关于世界的分离命题,“二元哲学”时代——世界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哲学范畴。笛卡儿时代的到来,就有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划分,认识论的一个重大转向——心物二元论,由关注外在世界转向了强调了人类自我认识能力、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它在康德和黑格尔时期发展到了顶点,主体和客体彻底分离。我们可以看到,二元预设处处生花,在这个意义上的“二”,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实践哲学的“2”呢?其实,理论与实践这样的划分,并不难发现二元预设的影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是说一种沉思一门科学,实践和生产活动便是关于人的行为和现实的生产劳动,具有实在性的活动;在马克思这里,理论是说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认识,实践是讲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生产、劳动,且区别于沉思、观念的实实在在的活动。理论所涉及的沉思、观念、认识,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精神范畴,而实践活动所涉及的生产、劳动、人的行为等,就是归结为物质范畴的,因为物质即是指世界的客观实在,人类活动的前提就是物质世界,实践活动是依据物质世界的必然性来进行的。从预设前提的角度,可以认为实践哲学“2”的划分是受到二元哲学时代“二”的影响的。

与亚里士多德相似,康德的《实践理性批评》中“实践”主要涉及人的行为的伦理问题,与道德紧密相关,并且,“实践理性”是与“思辨理性”相对应的概念。所以关于实践,康德这里也是一种“2”的划分。

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问题进行分析,自然就能认识到实践哲学从“3”到“2”的转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出现“实践”这个词,或者在他看来可以与之替换的几个词:劳动、生产、感性活动等,这几种提法的根本内涵是一致的,都表达着他的实践哲学,然而,对于“实践”,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确切的定义。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能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哲学概念有着恰当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已经深刻地分析了实践活动、实践的本质和实践的重大作用。

首先需从生产劳动谈起。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生产”(创制或技艺)是作为一种手段性活动,并把从事生产活动和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归于社会底层,作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仍然可以确认为创制活动中的主要类[7]别”。由于是在尚未出现阶级而仅仅存在社会不同成员阶层的社会中,这时还不具有社会化生产,还具有个别劳动的性质。之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实践和生产创制划分开,是由于他的“城邦”体系,从事实践的人即从事政治伦理领域的人是区别于从事生产创制的人,也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区别。生产创制活动本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具有价值意义,只关乎人的自然性生存,相对的,实践活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并且实践活动自身就是目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把手段与目的划分开来,但是他还是看到了手段和目的这两方面都是人不可缺少的基本属性。这样的划分给实践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

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实践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这时社会的阶级性突出,社会中的人是作为一定阶级的人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生产,促使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果变成了非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即工人同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讨论了劳动、异化劳动,包括《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对劳动的异化进行深入的讨论。在同一时期,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重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背景下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异化,工人生产所带来的财富越多,产品越丰富,他们就越贫穷,越受其支配,工人越是对感性的自然界进行占有,越是失去了对象、生活资料,他们的劳动产品同他们的劳动相对立。像这样发生了异化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群体,毫无疑问,伴随着的就是异化劳动的社会化、普遍化。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经济危机:一边是不停地往大海里倾倒的牛奶,一边是饥肠辘辘的工人——“工人对自己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8]的关系。”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论述也是对劳动、感性活动、实践的论述,“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9]实践的。”虽然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重点在于阐述工人的生产活动,但是究其内涵也是在论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实践活动,这两个层面可以理解成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和技艺)”的两个概念。并且,在劳动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基本上等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创制的总[7]和”。马克思富于创造性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生产(创制和技艺)”融合转化成了他的“实践”概念,这是一种合理的综合与创新。至此,亚里士多德的“3”转化成了“2”——理论与实践。

那么,在马克思那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从《手稿》以及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利用异化劳动分析了各种问题,论述了实践的巨大作用,以“实践”为出发点,分析了实践与人的感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阐述实践与思维、认识、理论的关系,“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10]践的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同时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证实,离开了实践,理论只能从主观到主观的抽象推理,无法得到真正的正确性验证,因此马克思说道:“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11]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2]这就是说理论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都只是在“解释”,而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是“改变”“革命的实践”。三

理论和实践从分离走向统一,即从“2”到“1”。自由王国的到来,必然消除了理论、实践、生产创制的界限,归于统一性,人类活动的实践统一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运用实践观点阐述知识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等基本观点,阐述了他的新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所谓的新世界观明确地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实际上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13]状。”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正式全面确立。可以说实践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在论述他的国家观时,也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从实践中引申出改造活动(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革命,他强调在实践中才能使改造和革命成为现实,在革命中才能形成实践的观点。“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包括改造活动、革命,人的改造活动也就是革命,革命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但其内涵归根究底是一种改造活动,是对自然界、现实社会或者自我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14]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在这里我们把它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我产生、自我创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借助劳动这个中介才能完成的。于是,可以加上“改造、革命”这两个词,成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置换词。到此我们仍然不得不再次谈及劳动,劳动创造了人,使人区别于动物,同时使人保持自然性又具备社会性、能动性,劳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包括世界的意义是重大的,劳动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最根本最基本的活动。结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实践特性的新世界观,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是实践的最根本的活动,而劳动的本质所在,也就是实践或革命的本性所在——否定性。否定意味着告别旧的事物,否定孕育着新的事物,没有否定性,就不可能有发展、创造,实践就失去了本质意义。

当谈到否定性问题时,似乎觉得它更贴近于辩证法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否定之否定原理总是放在辩证法里面进行讨论,列宁曾在《哲学笔记》里论述的辩证法即是认识论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无论在辩证法意义上,还是在认识论意义上,都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也是一分为二,这同黑格尔的“对象化”思想类似,自身与对象化的存在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都是首先把事物一分为二,形成互为对象的存在,再在否定、扬弃对立面的过程中,达到事物否定与肯定的新的相统一。其中,否定性是这个过程中的实质性规定,同时也是认识论中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体现,辩证法讨论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性,即事物的运动发展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与肯定相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那么在认识论中,关于真理性的理论,就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和实践都是达到真理的途径,也就是需要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的统一:理论是从客体出发,把客体反映在主体中,达到对客体的认识,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实践是主体改造客体,使客体符合主体或具有主观内容,实现主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实质关系就清楚了:通过主体反映客体和主体改造客体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是为了揭示人与社会的存在本性和实践性,最终创立了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异化的消极作用。人要满足自己,就要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然后再对自己进行否定,经过扬弃对立面,达到自我创造,这也是劳动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也就是上述的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说过:“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15]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劳动创造现实的人——自然性与有意识的一个存在,也即“自为”与“自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通过劳动得以实现的,是劳动的否定性的体现。而且,劳动、实践活动是一个对现存状态的否定活动,只有在实践中,人的存在本性和存在方式才能得以实现。无论劳动、生产、感性活动、改造、革命,这些活动都是对现存事物或状态的改变,改变就意味着否定了自身,意味着扬弃,意味着满足自身的新生事物的诞生。总之,这些活动在马克思那里都归在实践活动当中,“实践的唯物主义”所蕴含的精髓是实践,而实践的本质是否定性。

除了以上带有思辨性的分析,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问题,在传统意义上,仍然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的统一性之所在。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本质所在,一切社会活动、社会现象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根源,得到科学的证明。从传统意义上讲,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实践决定了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而理论是认识的高级形式,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二元设置的体现,有的学者对这样的二元设置表示质疑,称实践活动应该是包含认识活动的,两者应是一种同一性关系。否则,作为主体客体化的改造活动和客体主体化的认识活动的相互渗透和依存就是空中楼阁,而实践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同一,被认为是一种双向对象化的过程,而把实践和认识分别置于两方的单向对象化来论及两者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本文认为这样的质疑趋向于一个混杂的同一,忽视了二元预设的意义,把预设前提的思辨性当做问题的分析推理的实际性,这样会导致一种无穷倒退。而本文所论证的“1”的问题,是区别于“同一”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不等同于认识活动,因为认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它使认识得以形成。在人类世世代代的历史中形成的认识,是因为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引起的,人类是自觉地带着认识进行实践活动和创造历史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有意识的人的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无法脱离和摆脱理论进行任何实践活动,人的存在的本性也印证认识是产生于实践活动而同时又客观地渗透在实践活动中,理论与实践实现了“统一”。

同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还必须指出的是,它是有别于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的论断。前面的阐述都是基于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对著作的理解,是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为前提的,从实践出发,强调实践的观点,虽然阐述辩证法意义上的实践的本质即否定性时,具有思辨性,但绝没有唯心主义趋向。

总的说来,实践哲学是从“3”经历到“2”,接着趋于“1”的步伐。这个走向“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实践概念所涵盖的内涵将更加宽广和统一,劳动、生产、感性活动、改造、革命都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之中;二是实践对于理论的统率和超越作用,关于理论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就其活动本身是实践的,理论的活动产生理论,这决定了理论一出生就渗透进了人类实践活动,理论形影不离地蕴含在实践活动中,这样实践就是改造活动和理论活动统一存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或者说在辩证的历史过程中,趋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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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翻译局,译.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101.

农民工就业结构代际演变的动因及对策

何祖润 张鹏(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030)摘要: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就业结构方面也产生了代际演变。本文从农民工就业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知识结构、产业结构及区域结构五个维度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结构代际演变的差异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关键词:农民工就业 代际差异 就业结构合理化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劳动力群体,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收入情况,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城市融入与生存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有8487万,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他们正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具有择业期望高、受城市化影响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两代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差异性,并在就业结构方面产生明显的代际变化。深入分析这种变化及其动因,对优化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结构,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关于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葛晓萍(2011)、张国锋(2011)、赵玉国(2011)、任佳佳(2011)等分析了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方面的作用。沈琴琴(2011)、魏天辉(2010)等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农民工就业权利保障方面。谭永生(2011)、谢韶光(2011)、颜毓洁(2010)等研究了农民工返乡就业问题。王丽霞(2010)分析了两代农民工在价值观、行为取向、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陈藻(2011)将两代农民工就业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概括为职业价值观、就业发展能力和就业质量。杨竹和陈鹏(2009)分析了两代农民工外出就业动机方面的差异。陈如(2009)提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若干代际分流机制。周可、王厚俊(2009)则比较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动因及择业期望方面的代际差异。上述关于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虽然较为全面,但对农民工就业结构代际演变的研究不足。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结构代际演变的动因并提出对策,希望能够为政府促进农民工合理就业提供决策参考。1 农民工就业结构代际演变的现状分析(1)农民工就业的年龄结构代际差异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33.7岁,而新生代农民工仅为20.6岁,其中80后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1.1岁,90后平均只有17.2岁。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左右,年龄在16—25岁占到了41.6%,接近这一群体数量的一半。我国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力军。并且,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比传统农民工更早,他们几乎是初高中刚毕业或毕业后不久就进城,不同于父辈是在经过多年的务农生活后才外出打工的情况。(2)农民工就业的性别结构代际差异性

在传统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26.9%,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男女比例已经变得较为均衡,女性的比例达到40.8%。尤其是在年龄①居于16—2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了近50%。另外,女性的比例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农民工的比例随之降低,二者呈明显的反比关系。(见图1)图1 我国农民工就业的性别结构代际差异性

可见,女性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数量和比例正在大幅度增长。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村女性渴望走出农村,到城市实现自身价值。(3)农民工就业的知识结构代际差异性

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达到9%和6.4%,相对的,上一代农民工中该比例仅为2.1%和1.4%。首先,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整整比传统农民工多出一年。其次,从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比传统农民工高出了近4个百分点。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还不高,接受技能培训的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相比传统农民工而言已经有了明显提升。这也间接说明了我国外出农民工的知识结构正在逐步优化。(4)农民工就业的产业结构代际差异性

从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来看,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仍然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在传统农民工31.5%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近13个百分点。然而,从事建筑业的比例却有明显下降,传统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为27.8%,而新生代农民工仅有9.8%。其次,新生代农民工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居①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有所上升。(见图2)图2 我国农民工就业的产业结构代际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就业行业时,比父辈更加注重就业环境、行业发展等因素,呈现出了新的行业倾向性,他们希望选择更安全、更体面的行业就业。(5)农民工就业的区域结构代际差异性

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来看,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1.4%、38.2%和30.4%,来自中部地区的最多,总体分布较为平均。但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就业的区域结构来看,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 72.3%、12.9%和14.4%,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仍选择在东部地区流动务工。

然而,对比《中国农民工调研总报告》中2004年的数据和《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2009年的数据可见,2004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到了农民工总量的70%,到2009年则下降到了43.6%。并且,2009年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总量的31.1%,比上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例也比上一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多仍然倾向于向东部地区流动,但较父辈而言,他们中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在中西部地区务工。2 农民工就业结构代际演变的动因(1)年龄结构演变的动因

①对务农及继续接受教育的倦怠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龄趋于年轻化。

与传统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中学毕业后就流向了城市,他们通常在农村没有土地,也没有务农经验。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因为父辈外出打工,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对家乡或土地的归属感相对父辈来说比较淡薄。另外,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有人愿意中学毕业后继续读书,由于家庭经济压力、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更愿意在完成基础教育后便开始赚钱,减轻家庭负担。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学毕业后,既不愿意留在农村务农,也不愿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造成了我国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的现状。

②成长经历受城市化的影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迫切。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在心智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受到了城市化的巨大影响,极易被同化。他们热衷于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渴望尽快走出农村,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融入城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高涨,导致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接受完基础教育后迫不及待的选择外出务工,这也是导致我国外出农民工年龄结构变得更为年轻化的一大动因。(2)性别结构演变的动因

①重男轻女思想淡化促使更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以追求自身价值。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思想观念也在逐渐更新,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事业上走向成功,动摇了扎根在我国农村多年的重男轻女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一代,这一代农村女性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不愿意像上一辈一样留在农村结婚生子,一辈子靠务农为生。她们受城市化的影响,认为女性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女性也可以走出农村,通过到城市务工来追求自身价值。

②女性受婚姻家庭影响的弱化降低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外出就业成本。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对比来看,我国20—24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已经从120.85%降到了86.61%,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女性选择了晚婚晚育。我国农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应该尽早结婚生子,但由于农村新一代女性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女性也接受了晚婚晚育的观念。她们大多还没有婚姻和子女的牵绊,不用考虑外出后子女和家庭的安置问题,外出务工的隐性成本比上一代更低。这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远远大于传统农民工的原因。(3)知识结构演变的动因

①父辈对其学历的高期望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水平普遍高于传统农民工。

传统农民工的学历水平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他们因为在城市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认识到在21世纪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由于他们自身的知识水平已经很难改变,因此他们将期望寄托于子女身上,希望自己的子女拥有比自己更高的学历水平,并且这种趋势在一代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中将会越来越明显。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学历水平期望值是非常高的,其中希望子女拥有博士研究生学位的比例高达38.8%。父辈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水平的高期望,使得他们的学历水平代际变化非常明显。

②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拥有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2000年与2010年对于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统计数据来看,拥有初中学历的人口从2000年的386057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455002人,这意味着九年义务教育在我国正在高速普及。而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重点在农村,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都受其影响。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受过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了64.8%。义务教育的普及也是我国农民工群体知识结构快速优化的重要动因。(4)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

①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产值从872.5亿元增加到了147642.1亿元。第三产业的发展无疑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我国劳动力在产业结构间的转移产生了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利用外资的增加,制造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多数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但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支撑,这使得农民工成为了制造行业的主力军。第三产业和制造业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比传统农民工更多的就业岗位。

②建筑业的高危性和不稳定性使新生代农民工向就业条件和劳动环境更好的行业转移

建筑业是传统农民工集中从事的一个行业,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却只有少数人选择从事建筑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筑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建筑业相比其他行业而言危险性较高,建筑工地上最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另外,建筑业通常具有不稳定性,它随着我国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农民工从事建筑工作,往往一个建设项目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出现调整和波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总结父辈的经验教训上,更倾向于向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流动。这些行业不仅工作时间、地点较为稳定,劳动环境和条件相比建筑业也更好,且技术含量更高,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这些行业中学得一门技术,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5)区域结构演变的动因

①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就业区域选择。

在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年代,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还比较落后,他们通常选择向东部沿海、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流动。但当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我国的西部大开放和中部崛起战略已经产生了巨大效应。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仅在2005—2010年5年间,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从16.9%上升到了18.3%。在东部地区的人员配置已经较为饱和、竞争压力相对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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