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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百里,戴季陶,刘文典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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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与日本论

日本人与日本论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日本人与日本论作者:蒋百里,戴季陶,刘文典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2-01ISBN:9787531733843本书由黑龙江华文悦读荟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序言

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日本人的!

一个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在旁观者那儿,哪个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点同情之泪呢?

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

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们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

如今我像哥德批评Hamlet一般,来考察目前这个悲剧的来源。一、几个自然条件

1.情热的人种 从日本人的习惯,诸如洗澡、衣服、饮食、居住来看,日本人种无疑地是从南方移去的。其间当然也有一部分从北方——中国山东与高丽的移民,但这并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风俗,在日本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所能接受。北海道为日本国国土,经过五十年的开拓。中国的东三省——“满洲”二十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来他可以自由移民。但统计数字的雄辩,确实告诉我们,日本这种移民企图已经怎样的失败。日本人怎样的不愿到北方去!富士山:富士山是世界最大的活火山之一,目前为休眠状态。是日本最高的山峰,也是日本重要的象征之一日本鲤鱼旗:日本人认为鲤鱼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鲤鱼旗分为黑、红和青蓝三种颜色,黑代表父亲,红代表母亲,青蓝代表男孩。青蓝旗的个数代表男孩人数

2.地理上的影响 这种南方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日本的气候风景,真可以自豪为世界乐土。但它缺少了国民教育上的两种材料。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他缺少了伦敦的雾。日本人要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但他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时时要注意,却从繁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

3.鱼 许多日本宣传家的统计,常常侈言他人口如何激增,国土如何渺小。据说近卫见了霍斯上校后,霍斯就做了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文章。但他们的说明书上,却隐藏了一件本国唯一的宝贝——即无限制的海上生活资源——鱼。(他们因为国民生存上必要而发展出来的无限制的渔艇制海权,真可以代表现代的侵略政策,我们倒可以承认他正当的权利。)但是这个鱼,又给了日本民族性格上一种影响。日本古代拿鲤鱼来比武士,因为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乃至临死也不会动。恐怕切腹这个风俗,与吃鱼有关系吧。因为鱼非新鲜不可口。日本人吃鱼便要把鱼活活地宰死了吃,极有风味。日本人不懂中国孟子所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君子远庖厨”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残忍性,还保有岛人吃人肉的遗传。

4.酒 世界各国的酒都是越陈越好,白兰地一百年,绍兴酒五十年,但日本的酒却是要新鲜,越新越好。而大量饮酒在日本人却认为是豪杰的象征,尤其陆海军将领,对于酒,都是经过长期奋斗而升级。所谓“死且不惧卮酒奚足辞”。清酒:日本清酒是借鉴中国黄酒的酿造法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国酒。日本人常说,清酒是上帝的恩赐。1000多年来,清酒一直是日本人最常喝的饮料

5.音乐 假如你在月明之夜听日图为“尺八”本人的笛——尺八。假如你在黄昏时分听日本农夫的民谣,假如你在灯红酒绿中听他们的三味线,你总能得到高亢激烈,与长声哀怨的音色。外国人要学他,一定呼吸会转不过来。在中国,琴弦因为过高而断,是个不祥之兆。假如那中国的琴来和日本的三味线,琴弦一定会断。

6.花“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多么美呀!但它的意义却是印度悲观主义的“无常”。因为樱花当它最美的时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谢的象征。好像武士当它最荣誉的时候,就是他效命疆场的一剎那间(勇敢是可赞美的,但太悲观了啊)。

所以日本人在制造文字时代,截取中国文字,来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诗:首是“色香俱散”,结束是“人事无常”。直译的意义是:“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呀!”……“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樱花:樱花在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现代被日本人视作日本的精神象征。整个日本樱花花期约为五十天,但每个地区从花开到花谢只有七至十天二、几段历史事迹

1.文字的创造 当中国固有文化正发达的时代——像秦汉时代——就有许多传说:可证为与日本有交通。但当时日本尚不能接受文化,直到孔子降生一千年以后,隋唐时代即印度文化东输,佛教在中国正是极盛的时代,才有大多数的日本人留学中国。所以印度文化与中国哲学混合输入日本。创造日本文字的,是一个有名的和尚,在中国受了精深的佛典教育。那时候如同水入空谷一般,几个佛教大师,把他们的理论,风靡了全国,上达皇室,下迄国民。

2.武士道与大和魂 中国哲学到德川统一之后才被提倡而盛行。那时日本人所自豪的武士阶级,已入于停顿时期。所以要知道武士道的源起,不能不对于佛教思想的输入加以特别注意。假如从表面上看,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朴俭,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于女性的观念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但是日本人认为除此以外,他另有欧洲人所没有的“内在的精神”,所谓“大和魂”这个东西。这个大和魂,不仅外国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说明。据我看Litz论美学曾说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容易导人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这一剎那间的异常境遇,是从佛教禅宗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但其中有厌世悲观的色彩。3.武士的不道 武士的长处,就是所谓“道”。但它的背面有一个阴影。日本面积很小,在武士时代又鉴真(688-763):中国唐朝僧人,分作几百个小国,彼此毗连邻接。俗姓淳于,江阳(今江苏扬州)它的首领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他人。虽双目失明却坚持东渡传法,对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抵日本。努力弘扬佛法及中国盛唐文化,讲以侦探术就特别的巧妙。几百年来授医药知识,有很大的历史功绩养成了一种间谍的天才。日本的高级社会、常常不自觉地喜用诈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其中两个最有名的英雄,一是丰臣秀吉,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国民给他们的绰号,前者叫作“沐猴而冠”,后者叫做“老狐狸”。日本人最喜欢读这个时代的演义。在我看来,那些正是别有风味的侦探小说。日本武士:日本武士产生自平安时代。领主开始建立私人武装,利用其扩张势力。最终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最终朝廷的无力不得不借助武士力量,使武士真正意义上被中央承认。成为日本特权统治阶级。武士一词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武士要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然而这一准则代表的只是理想,武士的忠诚、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领主能对武士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奖励

4.西乡隆盛 真正够得上做日本精神美德的代表者有一个人,就是西乡隆盛。但他模范地做了悲剧主角,因为他不失败于他所反对的敌人,却失败于他所爱护的学生。日本有许多爱国者,究竟是否是国家的幸福,不能不请命运之神来判断了。

5.两个真正的日本指导者 真正从日本民族的发展看来,有两个指导者,是值得尊敬的。一是从前的圣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与中国哲学。一是现代的明治大帝,他创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文明。西乡隆盛(1828-1877):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兵败而死三、明治大帝1.本章的意义 明治大帝是值得另立一章的,因为这个巨大的强国,乃是他一个人苦心的成就。我特别要提出“苦心”两个字,因为一只船航行海上,最重要的是把舵者。有时要向左,有时要向右,一不小心,就会出乱子;未来等于一层浓雾,国家所走的路,又没有详细的海图可循。其间既要天才,又要经验,最重要的更是强固的意志力和谦抑的考虑。当明治大帝逝世明治天皇(1852-1912):即位之的第一日,伦敦泰晤士报(世界民初,历经江户幕府戊辰战争,维新族中懂得日本的首推英国)有一篇志士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宣布王政复古,拥戴以他为首的政府建立哀悼的文章,说日本国运自从这位君主专制政权,并大力推行有利于大帝的经营以后,恐怕已经到了富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改革士山顶。我们希望以后不向下坡走。

2.初期的苦痛——不对外即起内乱 性急的日本人,当他取消封建,统一行政,不到五年的光阴,就要向外发展:所谓征韩。主张这个政策的人,是唯一的军人领袖,唯一的勤王元勋——西乡隆盛。政府议决了征韩,但是中途变卦。结果发生内乱,这在日本人或许认为很不幸的,但大帝决心,宁忍内乱的痛苦,不愿早开边战。

3.民权与宪法 明治初年的政权为南方长萨土肥所独占,长州萨摩为主,土佐肥前副之。西南革命——西乡隆盛所领导——失败以后,所谓民间志士,以土肥为中心,集中提倡民权。政府虽一时下令压迫,然而大帝决心实行立宪,借议会使国民与闻国政,排斥当时绝对的天皇神权论。

4.对俄与对英 明治最信任的政治家伊藤。他是创造政友会的政党伊藤博文:明治九元老之一,首任首领,他不主张与俄国开战,所以朝鲜统监,任内参与了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的行动,发动了俄日对马海一九〇二年他旅行俄国时想与德国战和中日甲午战争。1909年10月得一妥协。伊藤的反对派——山县26日9时,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军人派,则主张对俄作战。两派争鲜民族英雄安重根击毙持剧烈,经明治最后的决定,订了英日同盟,伊藤的亲信亦所不愿。

5.忍辱讲和 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日俄战争后的无赔偿讲和,都是大多爱国者所激烈反对的。然而大帝两次战胜,却取谦抑态度,很镇定地给予肯深思熟虑的负责政治家一个最大支持,并由英日同盟,而进展到日法协商,日俄协议。成功推翻德川幕府后,明治天皇迁都东京

总之,事后看来好像日本的进展发达是很容易的,其实当时不断的内争——内政整理与对外发展,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治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如同一条大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而明治大帝却能用他坚定的意志,聪明的先见,将方向把定。在历史的事实上,日本人所谓皇室中心,只有这个时期是正确的。四、欧战

1.序言 美国军舰的炮,惊醒了东方一个新兴国家;欧美人的钱,又把这个新兴国家引入了内在多烦闷外界多诱惑的新悲观世界。

2.明治大帝的余泽 大帝的意志虽然坚强,但喜欢采取臣下的意见。每逢国家大事,他总要召集所有亲信的人,商量一番,成了惯例。一般人就称之为元老会议,但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完全是出于大帝的自动意志。大帝逝世后元老会议作了政治领导的中心,但是第一次就遇见了一个不幸。当时在伊藤指导下的文治派,因为伊藤被刺而西园寺实为领袖。在山县指导下的军人派则以桂太郎为领袖。桂太郎因为要联俄之故到了圣彼得堡,又因天皇病重匆匆返国,半途就遇见山县的特使,报告邀请他做新天皇的辅弼大臣,专管天皇的起居教育等,不入政治。但入宫不到二月,西园寺内阁就因为不能扩充陆军而失败,又出来组阁。于是文治派政党领袖就举行护宪大运动,而日俄战争时代不负众望大告成功的桂太郎公爵,从此失败而死。军人与政党就结了一种仇恨。最大多数的政友会,近十年不得政权。从此以后直到现在,近卫组阁还是要经元老的推荐,但是二十年间元老一个个凋谢,只剩现已九十余岁的西园寺。

3.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烦闷 这是欧洲人自己也不能体会的。近世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最快需时五十年,但日本却像暴风一般,五年以内突然地生长。无数的黄金,从欧洲输入进来,烟囱急速地增加到五倍十倍。假如我们要形容出他的情状,至少可以做十几本书。现在只举一个例吧。西京有一位很穷苦的博士名叫河上(注意日本法律规定长子有承袭财产权,次子多尝独立生活,所以博士多是次子,或是穷苦出身的,富家长子都要管理家务,无暇求学),他著了一本书,名叫《贫乏物语》,说明无产阶级的由来与痛苦,三年以来,这本书销行了几百万。以他著述的收入,竟变成一个财产家。他的书受民众如此的欢迎,他个人却常遭警察的注意。后来效法他的人很多,就有所谓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出现。而这位可怜的天良未泯的老教授,结果因为用他卖书的钱,来接济了共产党,被判为有罪,入了牢狱。至于许多社会主义的发财者,却利用了打败政党——财阀的名义,做了军阀的走狗。这种矛盾,欧洲社会看不见。

4.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二影响就是诱惑 1915年派了亲王到俄国,用一百五十万支步枪,及许多作战资源,才得到内外蒙互相承认的协议。后来俄国革命了,德国屈服了,英国疲敝了,日本可以自由进展到西伯利亚。英国的印度洋要仗日本海军保守。日本又攫取了青岛,可向中国北方南方自由活动。整个的亚细亚是它的了。所怕的只是美国,不过太平洋太大了,美国要到东方非经过四千里的行程,且非经过日本列岛的关门不可。欧美人有钱,日本人也有钱,欧美人有机器,日本人也有机器,所以称雄世界的诱惑,就日见其不可抵御了。5.整个的民族动摇了 在历史上看来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从没有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急变迁。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急性的民族。一方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的矛盾(不安与烦闷),一方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这一支渔船,遇到了飓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杀的文明没落了;一低又低到地狱。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产,虚无主义,暗杀手段,不仅把河上肇(1879-1946):日本马克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导入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主要著作有《贫乏物语》。河上肇的著作,不了一种疯狂状态。战争!革命!仅在日本,对中国的革命者也曾产生巨大影响五、固有的裂痕

1.序言 在烦闷与诱惑的大浪中我们要研究他政治的固有形态。假如自己组织坚实,指导者自能渡过难关,渐渐得到风平浪静,但日本原来的政治组织已有两个裂痕。

2.第一是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政治上的对立 日本自组织责任内阁以来,陆海军人出面组织内阁者有十人。而政治家也只有十人,且其中政治家有标记的两人,还是代理。试将这廿人的系统开列如下:

在内阁组织法制定的时候,确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在当时原是消极的防止民权论自由主义者侵入军队中间,以致军人的思想不健全。但是这个条例,后来竟使军人得以操纵内阁。因为陆军大臣倘因意见辞职,内阁总理就没法找第二个军人代理他,军人操纵政治,成了日本政治的传统习惯。欧战以前只是几个最高级的军人留心政治,欧战以后就影响到了下级军官。雾岛号战列舰

3.第二是海军与陆军在财政上的对立 各部争取预算,本是普遍习惯,但世界上无论何国,无论何时代,国防上或海或陆军中有些偏重。但是差日本五十年来的预算假如陆军预算一万万,海军预算绝不会在九千万以下。当华盛顿海军会议时代,俄国革命,中国内乱,就日本国防上说陆军预算大可缩减。但因为海军要造补助舰队,陆军也需同一比例增进。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添补新兵器(预算不因而减少)结果招了陆军切齿的怨恨。所以海军既想学英美从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仅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陆军又要做德法保持他世界唯一的荣誉,实行他的大陆政策。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律宾都是他的目标。假如两者有一些偏袒,就被对方指为卖国贼。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1.生活经验 当一九一八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而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小宴会,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馆酒食,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军官学校招考学生,从前应试者每超过定额一倍有余,至此乃不足额数。有一位军官学校的教育长真崎,他先前抱着旧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教导学生,却觉得学生的风气信仰与昔时完全不同。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平,已起一种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当年未开国时代质朴的黄金世界。同时,田中陆军大臣时因为大战后官长需与社会多方面接近,所以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

2.新兵器 日俄战争时代的青年官长除了五响毛瑟、七五野炮以外没有用过别种武器。每分钟六百发的机关枪,战时只有骑兵才有。这一群青年官长,现在多到了中上级将官职位。欧战以后,新兵器逐渐发展,但种类既繁,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高级官长不能一一地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法,下级官明白,上级官倒糊涂。所以石原在大佐时代,就道“现在将官没有人懂得战术。”这在精神军纪上就发生了不良影响。

3.传统的习惯与教育 陆军创造者山县既是元老,又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他时时汲引军人的后进来做他的继承者,于是有桂、寺内、田中、宇垣这辈军人政治家。而陆军大臣可以不经总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里立了一个军阀不败的基础。青年军人以先辈为模范者,当然喜谈政治。但他们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国式的严格的阶级教育,对于社会少所接触——有一群野心家企图利用三百万在乡军人做政治活动的基础,结果失败——可是从田中当陆军大臣时,主张开放教育以还,譬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种种可以诱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4.爆发的原动 陆军在征兵制之下所征集的大多数国民为农民,而近代日本农民的困苦不是熟读《资本论》者所能想象,在都市生活中看见十几个钟点的劳动者,就对他同情,但这个被同情者,还是日本农民认为可羡慕的。这种农民的痛苦也非政党中人所能了解(民政党的选举在都市,政友会的选举基础在地方,但它的目的在将地方事业化),倒是由新兵而转入于青年官长的意识中。以一九三一年间的中级官长而言,正是直接从大战后思想动摇的过程中过来的。当时军官靴上带着马刺去坐电车,有人说讥笑他“坐电车何必带马刺”。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日本军人深深受了社会的侮辱。所以对于财阀,对于政党,就发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就动机来说,指日本军人是侵略主义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们希望的是内政改革,并不一定是对外侵略。不过财阀外交家所主张的和平通商,他们却是反对罢了。凡知道日本内情的人,就知道“满洲事变”前日本就有两度的武力改革运动,名为“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满洲事变”后七日)所发的关东军,军官秘密通告中间有“以决死态度辅佐长官”之语。(即要挟与威胁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义。无疑的这个秘密结社会的本部是在东京。二十八日参谋总长退职(这尚有许多传说现不录),用真崎为参谋次长,而戴皇族为总长。所以日本军人先是烦闷,后乃诱惑,但几度烦闷的解决法多是失败了。伪满时期日军占领的长春火车站,1932年长春改名新京

5.许多煽动家 欧战以后军事上的专门学问已经足够年青官长一生研究。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然只求转变少所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最不可解的,是有一位浪人,名叫北。主张天皇下戒严令,同时停止宪法三年,却又要召集五十位辅弼大臣。没收一切财阀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可以百万元为度。并以在乡军人三百万名组织政党。这种儿戏的革命办法,竟为日本青年军官奉为神圣教典。可是这位假英雄,住了人家巨大华奢的住宅。而当五月五日东京暴动时,青年军人在偕行社——即官长俱乐部——召集会议,他避开不敢出面。到二月十六日事件发生后,他还打电话鼓励暴动的军人,叫他们不服从劝告。这人现在处刑了。这类煽动家各走各路,正式团结不起来,军人受煽动而表现出来的事,第一次是想在议会中投炸弹,借此实行戒严,解散议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所计划的——结果被警察发觉。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计划的——结果被长官所发觉。第三次是青年候补生刺杀总理犬养,袭击警察局。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的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即所谓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动。所以日本军官的思想远不是日俄战争时代那样单纯了。横行在上海街头的日本浪人:他们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参与对中朝苏和亚洲国家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谍报队、先锋队和别动队角色,堪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和武器。当时的浪人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七、政治

1.序言 最不痛快的,莫如我现在写这一章,因为除了“阴谋”“煽动”“贿赂”“威吓”以外,我不知道政治运动中还有何种方法。我不愿将日本这一般的恶性的政治内幕,揭露出来。不过在上述的几种情形以外,日本政治史上还有两件事,是日本所独有而值得记述的。

2.日本政治家的不幸 日本有力量的政治家,若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这是开国以来不断的事实。维新动乱时代姑且不提,政府安定以后,第一个政治元勋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而自杀于战场(先后许多勤王志士被杀者不少),而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又被认为国贼而遭暗杀。大隈既以外交问题遇了炸弹,伊藤又在哈尔滨遇刺而死。这四位是日本极盛的明治大帝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大家谅都知道。再如政友会为日本最大政党,而首领几乎个个横死,星亨为首,继之者为原敬。原敬是政党政治极盛时代日本人艳称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车站。田中以陆军大将为党魁,出组内阁,下野不久,一夜间猝死。是否自杀,迄成疑问。民间出身,一时奉为宪政之神的犬养,苦斗了六十年,当了首领,做了总办,就被士官生生击死于首相官邸。身隶政党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阀元老高桥,虽七十八岁的高龄亦被军人击死。六十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可望善终,然而最近也经过了几次危险。至于对立的民政党,出任国务总理的滨口、财政大臣井上和财阀元老团,乃至超然的海军大将斋藤,都同犬养一般的运命。此外幸免的如冈田海军上将、铃木侍从武官长、牧野宫内大臣,也受了相当的惊吓。再如此次的有力人物如军务局长永田、中国公使佐分利也遭了不知名的暗杀。这种疯狂的事实。影响到当时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中国钦差大臣李鸿章,直到现在,还有送短刀给艾登的。

所以,日本政治家可以说天天在火山上跳舞。

3.内阁的后台 负政治责任的当然是内阁,但日本内阁背后总有一帮人在那里操纵着。内阁的生死,可以完全决定在这帮人手里,而这帮人既不是专制时代的皇帝那样独裁,又不像民主国家的民众及其代表的议会那样多数取决。明治大帝死后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元老操纵时期,第二是枢密院贵族院操纵时期,第三是青年军人操纵时犬养毅(1855-1932):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通称仙次郎,号木堂。期(“满洲事变”以后),自有议会1931年底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作以来,因众议院多数反对而辞职为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相识数十年的的,只有两次。在野党欲推翻政好友。犬养毅与中国关系向来友好。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希望采取府,不在对于大众演说而在秘密与和平的途径解决;对于关东军所成内阁的后台接洽,这中间就容留了立的“满洲国”,犬养毅也抱持着一种人物,名叫浪人。当伊藤公开反对的立场。就在处处都与主战派军人意见不合的情形下,终于在组织政党时代,山县就竭力反对,1932年5月15日被右翼分子闯入官而对抗的方法,一面是收买议员,邸枪杀身亡。其逝世亦终结了日本一面就是蓄养浪人,而遗后世以无站前的正当内阁历史数恶例。如今举几件最大的事变为例。

西园寺(大正元年)、桂、山本(首次组阁)——以上三个内阁皆被元老山县有朋操纵而倒。

山本(二次组阁)、若榇、田中,以上几个内阁皆被贵族院与枢密院推翻。

犬养、冈田、广田——因军人暴动而倒。八、财政经济

1.序言 五十年来日本政府财政的膨胀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许多专家已有详细的数字说明。本章因此只从日本全国做一整个透视,仅举出两项来说:

2.第一是与军人的关系 原来日本武士有轻视商人的习惯,所谓町人,就有几分重利忘义的气味。自从福泽在明治初年以英国绅士为模范,提倡了“独立自尊”主义,创设了庆应大学,才给予日本财阀以人才为基础。五大财阀的事业家都是直接受了福泽的精神教育,而以议会政治为其理想。自从日本第一财阀三井联络松方,三菱联络大隈,政府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名,使财阀与政治家发生密切的联络。到大正时代财阀对军人居然取得对立的地位。但因为议会莫大的选举费,都是靠财阀在后台帮忙,这中间就发生许多疑狱事件,两党彼此摘发,而国民对于政党发生不信任态度。最近政党竞争选举,除社会党以外“政友会”“民政”党员都不敢公开地标举党籍。财阀看党员无力,就转而利用重工业这个工具,与军人接近。因为急于制造武器,势不能不特别发展重工业,而青年军人所提倡的皇家社会主义,因此乃不得不暂停顿。3.第二是与农民的关系 一个大阪造丝商人,曾经夸耀地说“只有我们的工业是由人民的心血一点一滴造成的”。换句话说,日本各种经济的发展,都是靠政府帮忙提倡而成的。试问这政府津贴各事业的钱,是从何处来的。再看“日本租税之来源,地方与中央合计课于消费者的百分之四十,课于所得者约百分之二十一,课于财产者百分之二十。其他杂税约百分之十九,多数含有消费性质。在日本国民被课福泽谕吉(1835—1901):戒名是之消费税约占全数之半。”(见矢野“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东京学士著《日本国势》)试问这巨大的消费会院的首任院长,日本著名私立大税,是从谁征收来的?日本农民约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主张脱亚入欧论,影响了明治维新运动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这些农民大多数天天在困苦之中,农村负债已达不能偿还之巨额。许多日本人归怨于他国土渺小,人口繁殖,其实真正要解决日本的农村问题,若就对外发展来想,只有到美国去是种种方面都适合的。此外的发展,如“满洲”等地因为生活程度日本人不能与中国人竞争,徒替大资本家发财,于大多数国民不仅无利,反而增加无数的负担。如今单举一个例子来指出他对外对内的矛盾。日本向来常感产米不足,视为重大问题。于是大正十四年竭力开发朝鲜,使产米增加,近几年来乃感供过于求,而政府不得不施行统制政策以防米价之过贱。但农家因收获后亟须现金,不得不将自己食用的米一并售出,将来仍需购回。这一进出间农民又实受一重损失。艳称日本发展者每举其船舶的吨数,贸易的数字,以表现其经济力之强。其实国民财富集中在工商界,大多数的农民终岁劳作而尚无适当的生存,这不是欧美无产阶级所能想象得到的。九、外交

1.二重外交之由来 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既无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数是贵族的游戏品。但当时陆海各派各地留学生,倒能通达语言,深入各国社会。所以参谋本部的外国情报,比外交部常来得早。自经两次战役,参谋本部的地位自然加增。故遇到重要事件发生,军人对外交常有容喙之权。特别在中国,有许多浪人做侦探,都是由参谋本部接济的。外交官人数有限,自然不及参谋本部情报网的细密。(现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创办时是第一任参谋总长川上把自己房子卖了做基金的。)最近军人势力增长,外交官只能仰军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退出国际联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赞成,而是现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一手造成的。陆奥宗光(1843—1897):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1982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外务大臣。施展“狡狯”的外交手段,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1895年与伊藤作为日方代表,与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日俄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海军基地,日俄双方代表签订的和约,宣告了日俄战争的结束

2.外交系之成立 自从明治二十六年陆奥担任外交部部长以后,日本外交界始有人才。后来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但日本国民对于他的外交官太对不起了。中日战役时代的陆奥,日俄战争时代的小村,他们用的心血,遭的困难,比参谋总长大得多——至少也是相等——但日本国民一律归功军人而指两度外交为失败,所以两位外交大臣在战后都郁郁不得志而死。在《朴资茅斯和约》签字以后,小村发了四十度的高热还去见罗斯福,实与军人决死相等,但回来时人家用黑旗欢迎他。所以日本的外交将来终久要失败。3.两条路线 从英日同盟、日俄战争到伦敦《海军条约》为止,日本外交方针是与英美接近的。这一派人物日本称为英美随从派。以加藤与币原为主体。但这后面有一条暗流,便是亲俄,但每次都遇到了意外的失败。上文说过伊藤是主张与苏俄妥协的,同时还有一位后藤男爵,他第一次耸动伊藤在日俄战役中与俄国要员在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相会,但到了哈尔滨伊藤被刺。第二次他又耸动桂太郎到俄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越飞国旅行,半途即遇明治天皇崩御。(1883-1927):俄国革命家、布尔第三次在欧战期中一九一五年日本什维克政治家、苏联外交家,曾任亲皇访问俄国,后来即遇俄国革苏联特使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会谈命。一九二一年这位后藤男爵又请了越飞来日本游历。这是共产党外交官第一次到东方,不久就是日俄复交而后藤却又死了。伦敦会议以后币原外交政策大受攻击,中间经过几次转折而到广田,及亲俄系暗流又得势的证据。广田第一步的成功,即购买中东铁路,那时他最得意,所以大胆声明“广田在位不会有战争”。而在日德《防共协议》的时节,还在东京与俄大使发生一度“破例外交”的近卫。就是告诉俄国说“防共是对英而非对俄。”(广田以不能公开的外交秘密告俄大使,而后者竟违背成例公诸报章,故有破例外交之称。)

4.宣传者自己中毒 日本的外交宣传特别巧妙,但其间有两种流弊,一是对外失信任,自从满洲事变以后,外交界的声明与军队的行动,却成了恰相反对,这种例我不必枚举,我们不敢说外交人员撒谎,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释它。第二是对内失调节。比较缺少自省能力的日本国民经“胜仗”“发展”“大陆政策”尽量地鼓舞人民的气势,结果自己收缩不下来,例如日俄战后的东京烧打事件。十、精神上的弱点

1.空虚与矛盾 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来的遗传,一时不易改革过来——本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着些什么——现在他却妄自尊大夸示他独有的能力,他的宣传愈是扩大,他的内容愈是空虚。他如今将崇拜的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而畏惧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样,弥漫于一般社会。许多激进分子提倡的国难,所谓非常时期,在提倡者自己知道,也不过一种煽动,但无形中更加重了国民的悲观色彩。日本人攻占奉天

更进一步说,他在良心上已经发生了一种矛盾,他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则无一不是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因同盟的故智来制造“满洲国”。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中国分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本来一个很乐观的国际环境,偏要模仿历史上已成失败的不幸例子。环境诱惑他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日本疆土拓展表

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国人自己还丰富。但正因为过于细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记了。譬如日本研究印度,比任何国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他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是在大家都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功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环视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他们的传记与行动,他很有兴会地记得。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十一、黄金时代过去了

1.从内政上说 明治末年确是日本内政的黄金时代,但欧战一起,军人政治家就将国军无目的地滥用。最初就是获取青岛,后来又是两度的山东出兵,还都不是国家的运命关头,而军人随便运用他的武力以求获得一部分利益。这种举动给予日本军官以破坏纪律自由行动的先例,所以日本军纪是从上级坏起。几年前日本中央军事当局对于关东军有一个特别名称,叫作Desari即派出者之意。因为他的行动常与中央不一致。关东军的任务,本在维持沿铁路附近的地方治安,而军官们却在那里创造他的政治外交行动,两个师团每两年调换一次。于是“满洲”各个区域,就变了军人自由活动的养成所。关东军之外,又加了天津驻屯军,更予军人以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所以每次事变起来,政府总是声明事变不扩大,军人总是调兵,这种不一致现象,给予国民与国际间一种不安与不信。现在日本想向举国一致的方向走,但缺少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民不能了解敌人到底是谁。这可分三种:(一)陆军对俄,海军对英,现在为什么对中国。(二)日本军人向来夸称中国不够做他目标,只需一出兵就可以占领中国的,但现在的事实却正相反。(三)对中国尚且如此困难,将来如何对俄对英美。日本关东军在长春(新京)的司令部华盛顿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不但使日本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更是确立了美国的优势地位

2.从国际上说 华盛顿会议实为日本独步东亚的时代,因为这时世界公认日本为一等强国,而且是东亚的重心。所以《九国公约》对于中国有保全领土主权与机会均等的种种条款。在中国人民看来,这是精神上一种耻辱,而在日本却是一种荣誉的义务。但日本看这种荣誉的义务,反以为是耻辱的压迫。譬如吃饭,人家请他坐首席,他不愿,偏要一人独占一张桌子,定要叫人家走开。因为日本有这种无限制的野心,引动了世界的疑惧。俄国在远东本无兵力,但在满洲事变后已经增加了几十万的常备军。美国得了五、五、三比率后,本来建造足额,现在却三度扩充海军,英国新加坡军港只是纸上计划,现在却正式完成。日本在极小一些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本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厄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十二、结论物与人

许多大政治家,大军人,脑筋里装着无数物质的数字,油多少?煤多少?铁多少?乃至船多少吨,炮多少门,而却忘记了一件根本大事。

纵使文明病为现代一般国家所共有,但是日本没有经过像德国那样的饥饿,法国那样的女人避孕,而日本人的健康状态,却如下表:

夸称日本文明者当然说他教育制度如何完备,国民学校如何发达,可是这教育势力下所养成的学生,其兵役不及格的程度,占各职业中之最高度。1935年全国受验壮丁632886人中,不合格的百分率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不论乡村都会工业区与农业区,一律的不行。列表如下:

更显著者,学生体格之不良,随着教育程度而递增。不及格者大学生最多,其次为高等学校专门学校毕业者,再次则中小学,但国民小学毕业者比高等小学者其不及格之比率更大。1925年来此种现象更为显著。

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身长是加增了,体重是仍旧,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向外发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大筋斗!

白种人中一两个穷小子受银行的老板的气,不得已跟着这位挥霍无度、内在空虚的大阔少,想出风头,一定会上当会倒霉!这本书的故事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好好想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头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道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得。现在不敢自私,把他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送我行,而且郑重地告诉我: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民国二十八年八月蒋方震于汉口日本论胡汉民序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绝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广东番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禺人。祖籍江西吉安,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1901年中举人。1902年、1904年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现在两度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1905《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为评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议部评议员,稍后又由孙中山指定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任本部秘书,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伦理,好像英国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山鹿素行(1622-1685):日本江户前期的儒者、军事学家。主张儒学的实践性和日本的学问体系,提倡古学,因此获罪流放。晚年获准回到江户。主要著作有《兵法神武准备集》《武教全书》《山鹿语录》《中朝事实》等

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略见原书中篇第一节),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

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合,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即卢梭)《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是戴季陶主义的主要观点)。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杀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绝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行,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做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殁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吗?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韦尔斯说,欧洲人不知中国,其重要意义就在此点。我们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页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觉得它无甚心得,并不深刻真挚,也是此理。到得本国人说本国的民族,这些条件工具是比之外国容易完备了,然而却有第二种的障碍,这种障碍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碍姑且撇开,而自身的因缘成为心理的拘囚偏执,就会弄到如黑智儿(即黑格尔)那样一个大哲学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认作神的表现,世界的选民,其实如季陶先生此书所引吉田松阴《坐狱日录》一段话,也和黑智儿的出发点相同,不过一个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个穿了近代哲学的衣而已。《大学》说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而莫知其苗之硕。”上句是由于爱,下句是由于贪,真是不把种种“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碍打消,绝寻不出鞭辟入里公平至当的批判。批评自己的民族,犹之批评自己本身。近来有见识的人也晓得说说,如果真是一个革命者,就能对自己作公开的批评,这话是不错的。自己的检查,比别人的检查更为便当。责备自己,应该比别人的责备更为深刻。然而事实上往往不然。遇着老于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于用责备自己的口头话来做辩护自己的手段。浅之如张作霖骂张学良,说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骂中国CPCY幼稚,都是借责备来为自己辩护的。日本人批评日本,说到自己短处,晓得回护不来的,也每每犯这种毛病。然而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我们应该原谅他的。白香山的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该诗题目应为《题西林壁》,为苏轼所作。)批评自己的民族,仿佛有这个道理。

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说:

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吉田松阴(1830-1859):幕末志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士,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具有强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对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响。1859年8月在尊王攘夷运动中,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被解至江户,11月21日被处死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做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压迫的律师、审判官。说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视的心事。说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并没有过分的恭维。一个自杀情死的事实,说明他是信仰真实性的表现。这一种科学的批评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这次回到上海,一见面就说:“我近来又作了一部《日本论》,可惜今天没有带稿子来给你看。”我说:“此之前几年登在建设杂志的那篇《日本论》怎么样?”他说:“你先说你对于我的旧作,有什么意见。”我说,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过我觉得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他说:“对得很,简直被你一言道破,我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论》,绝完全是平心静气的研究,绝没有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我明天带来,你看过觉得不错,就请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带来,一眼望去已经是十多万字,他笑着说:“我做《建设》和《星期评论》文章的时候,我总是将稿子带来寻你,站在你的椅子后面,把捉着你的手,按到纸上,而我却一句一句地朗诵起来,遇有商榷的疑问,才始停止,商榷过了,又是继续地朗诵,我认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现在这部《日本论》太长,可惜用不着这个玩意儿。”我和他都不觉大笑起来,及他去后我费一日一夜的工夫,将他这本书细细读过,真有点爱不释手的光景。看过从前那篇《日本观》,尤其觉得这书有味,不只它的研究和构成方法和旧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异样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个时期不同。第一个时期是从做《天铎报》,以至《民国》杂志,雄畅是他的本色,唯有时修辞的工夫,有些来不及。到《星期评论》《建设》杂志是第二个时期,既改文体为话体,大畅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绝少,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了。现在这部《日本论》,就更加陶练,深入显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迹,理解的精确,而文章的能事,足与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将》一个题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实性》里面,发抒他的人生观,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仿佛极善写生的短篇小说。《好美的国民》一篇,却含有许多诗意。在做《民国》杂志那时候季陶先生常对我说,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现在应该没有这种遗憾了。其余还有许多绪论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来,或作国民一般的殷鉴,或作青年行动的指针。而季陶先生却是偶然证合,有感斯发,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适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季陶先生的高声朗诵,确是“奇文共欣赏”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赏所得,就随手写些出来当作一篇序文,贡献于阅者,并留着许多说不尽的好处,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固然介绍这部《日本论》,应该还有重要的意义,不止是从这本学得科学批评的方法,和鉴识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风。但是中国人何以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季陶先生开宗明义,已经说得清楚尽致,不用我来赘述,这并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经提醒,绝没有做智识上的义和团的。民国十七年一、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民国六年,在《民国日报》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批评当时的政局和十年来日本所倡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但是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讲古代的研究呢?读过日本书既然不多,对于东方民族语言学毫无所知,中国的历史,尚且一些没有用过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够。讲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实实地钻到他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价值批评日本的书,绝不是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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