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圆桌派:中国常识全集(套装共8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晗,林徽因,曹伯韩 等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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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圆桌派:中国常识全集(套装共8册)

常识圆桌派:中国常识全集(套装共8册)试读:

前言

第一章 三代之绘画第二章 汉代之绘画第三章 六朝之绘画第四章 魏晋之绘画第五章 南北朝之绘画第六章 隋朝之绘画第七章 唐朝之绘画 唐朝文化概论唐朝前期之绘画唐朝后期之绘画李思训一家王 维鞍马画家中唐及晚唐之绘画周昉与赵公祐一家花鸟画与论画第八章 五代之绘画 五代绘画概论南唐之绘画前后蜀之绘画五代之山水画第九章 宋朝之绘画 宋朝文化总论宋朝之画院宋朝画派之沿革 (一)山水画之沿革(二)道释人物画之沿革(三)花鸟画及杂画之沿革宋朝之论画第十章 元朝之绘画 元朝文化概论元代绘画之变迁四大家题款及道释画第十一章 明朝之绘画 明朝文化概论明朝之画院山水画之沿革浙 派院体画之一派吴 派道释、风俗画之变迁花鸟及杂画闺秀、妓女之绘画第十二章 清朝之绘画 清朝文化概论清朝之山水画人物画之变迁花鸟及杂画附录 清代山水之派别清代花卉之派别中国人物画之变迁文人画之价值绘画源于实用说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胡适、沈从文、林徽因、吴晗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出版了这套常识系列丛书。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貌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通用简体字。

三、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那”“哪”,“么”“吗”等。

四、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等。

五、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统一用今日常用译法。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第一章概说所谓国学“国学”这个名词产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也是“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之一,大概他们就是“国学”这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都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二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没有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抄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于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另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成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毋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多,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大多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国学的分科

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如朱熹以理学著名,李白以诗著名,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

曾国藩把学术分成“义理”(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我们看到他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怎样主张选科,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整个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作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第一,词章第二,考据最末了,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义理之学,照理应该还有老学、墨学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

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

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音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国学的派别

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国学以古书为对象,文字艰深古奥,又不免有遗漏和错误,后世的人无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来质疑,就只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因解释的不同,派别便产生了。以前说的“义理”“考据”“词章”三种学术,虽然是三个部门,但同时也是三个派别。因为学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对于同一古书的解释亦会得到相异的结果,所以曾国藩说他们“各执一途,互相诋毁”。

在考据学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谓桐城派词章之学也抬头起来。桐城派文人以“载道之文”相标榜而讥诮考据学的支离破碎,无补于圣道。考据学者则讥诮桐城派文章没有内容,根本无所谓“道”。考据学者批评义理之学的空疏,可是义理学派也讥诮他们的破碎支离。这几派之中,考据派在学术界虽然称霸,但清政府所奖励的却以义理之学为主。

义理学派即所谓宋明道学,因其解释经书遇着难解之处,不去找许多古书参证,考查原来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照字面去讲,所以人们说它空疏。其实这个学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义,不是完全不注意古书的遗漏错误,我们一看《四书》的朱注便知。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在于借孔孟的话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朱熹(晦庵)的《四书注》,就是宣传他的理气二元论。陆九渊(象山)更公然说“六经皆我注脚”。的确,他们表面上是注解经书,实际上是拿经书注解自己。可是朱熹还不敢公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只是说,按照人情物理,孔孟的这些话应当这样解才对。朱氏是主张“格物致知”的,这就是从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为这一点,使朱陆又分成两派。朱氏的学术,渊源于程颐(伊川),所以这派叫程朱派。陆象山之学,到明代王守仁(阳明)而有彻底的发展,所以这派叫陆王派。程朱之学,讲求穷理尽性,称为“理学”。陆王也讲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观性,而陆王的理是纯主观的,陆氏说“心即理”,所以人们为与程朱的理学分别起见,又叫陆王之学为“心学”。

义理之学大致和现代所谓哲学相同,所以有派别,无分科。考据之学和现代所倡社会科学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别。可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古书,所以考据之学的派别,不是从理论上分的,而是从古书的传授系统上面分的。汉代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提倡经书的研究,许多儒生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经书进献,据说是因为古经原本已不容易觅取,他们这些儒生都是凭着口耳相传的方法,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的。后来却有人贡献古本经书了,那些书据说是藏在什么古建筑物(如孔子故宅)的夹壁中间,或者什么山岩里面,被人家发现出来的。有了这一套古字的原本,于是就有一班儒生来研究它。由于这种版本和前面那种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于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实两者的分别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这点后面再说)。这两派经学家所做的事,或系考证古书的真伪,或系考证古书上的名词器物和制度,或系探讨古代文字的意义,或系探讨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一般称为考据之学,因为考据之学创于汉朝,又称“汉学”,而和汉学相对待的义理之学,因为创于宋朝,就叫“宋学”。

在词章之学方面,古文和骈文不但是两个门类,同时又是两个派别的名称。骈文是四六对偶的文体,古文(这个古文和经学上的古文,名同而实异)是不要对仗的散文,研究骈文的就反对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对骈文,因而形成两大派别。清代除这两大派对立外,古文派内部又有桐城派和阳湖派的分别。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考证学派所用的方法是欧洲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从考证学大师戴东原的治学方法可以证明。梁启超曾举出它的十大特点,大意如下:(一)凡建立一个主张,必须依靠证据。(二)选择证据,以时代为标准,时代越古的证据,就越认为可靠。(三)孤单的证据不能建立确定的结论:其无反证者暂时保存之,得有续证则渐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证则抛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都认为不道德。(五)最喜欢集合许多同类的事项,作比较的研究,而探寻其一般的规律。(六)采用旧的学说,必须明显地引用,反对暗中偷用。(七)彼此见解不同,尽量发展论争,弟子也可以驳难本师,被批评者并不生气。(八)论争以本问题为范围,采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对于对方意见亦同样尊重,反对谩骂讥讽及牵涉题外。(九)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十)文体主张朴实简洁,反对啰啰唆唆。

以上这十种方法,显然是西洋所谓实证主义的具体应用。

胡适也曾经说过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有两个:(一)大胆地假设。(二)小心地求证。

这两者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

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虽然有极可宝贵的收获,但就多数学者所耗费的精力而比例地说,那成果是相对的小。除天文学及算学外,广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全不被清代学者涉及。即就古学而论,所谓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很少有辉煌的成绩的。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当时以考证著名的有戴东原及惠栋两派,戴派比较富于批评精神,研究的成绩就比较多,文字训诂方面的收获是他们的功劳,惠栋派拘守汉儒传统,缺乏批评精神,其考证支离琐碎,不得要领。欧美学术的影响

欧洲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自清末始,在明代就开始了。从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到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之百余年间,西洋教士来到中国的有七十四人,著书二百七十种,除关于宗教者外,还有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伦理学等学科。中国历法,因受这个影响而有所改革。经学家因受这个影响而将天算之学纳入经学的范围,他们认为,经书里面有说及天象及历法之处,研究天算专门之学,正是通经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当时考证学大师戴东原,对天文及数学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考证学派采用科学方法以研究经学,也不能不说是受了西学输入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扩大,各种自然科学都有从经学里面逐渐生长出来的可能。例如从《禹贡》的研究,已产生了地理学的一部分(沿革地理),从《毛诗》草木虫鱼的研究,可以产生动植物学。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没有新的发展,政治方面又为雍正帝的高压政策及乾隆帝的怀柔政策所笼罩,加之,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项旧的习俗,大为中国士大夫所不满,以致欧洲来华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为之中断,所以西学影响,仅达到古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为止。“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以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

完全采用新观点来整理国故,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五四”以后与“五四”以前的不同,在于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对于流俗之见虽然敢于批评,终于不敢彻底推翻传统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传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则始终不肯逾越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范围(他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绝对可靠,反对旁人根据甲骨文、钟鼎文以批评许氏之说)。“五四”以后,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没有丝毫偶像观念的。胡适曾说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学术的思想,采取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他解释第三点说:整理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说前人研究古书,很少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一点尤其足以区别今人与前人研究国学的精神。现在一般学者都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所以再没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义者,也不因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谩骂他。《新青年》杂志及《吴虞文录》上面的评孔文章,虽然不免缺乏历史观念(因为它们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会背景),但是它们的主旨在于反对不合现代生活的传统思想,并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历史上的价值。自顾颉刚著《古史辨》以来,许多学者应用社会进化史的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方面,也有若干创获,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社会学帮助之下更开辟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学者支离破碎的毛病是绝不会再犯的了。国学与世界学术

我曾说过,国学非中国人所能私有,它应当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点在外国人眼中早已不成问题,如他们将我们重要的经典翻译过去,对于我们近年研究国故的著作也很注意,择优翻译,而且他们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咬着牙读我们佶屈聱牙的古书,或者不远万里而来,发掘我们地底下的古物而带回他们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去,他们又不断地考证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著为文章与专书发表出来。当然,我国有见识的学者也早已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采用世界学术上的新方法、新工具来研究国学,并且也利用外国的材料,例如研究音韵学,则采用a,b,c,d之类的拼音字母以代替旧有的“见溪群疑……”那一套工具,参考耶费孙、高本汉那些外国人的著作,并且也采取那些外国人以西藏语、蒙古语、缅甸语等东方语言与汉语比较研究的方法;又如研究程朱的理学,而与西洋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哲学相比较,研究我国解释《易经》的象数之学,而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说相比较(以及应用技术方面,拿新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整理国医,研究国产药材;应用会计学、簿记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良中式簿记等项):都可以说是具有世界的眼光,没有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陋儒习气。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坐井观天的人,机械地把国学和西学或科学对立起来,以为研究国学就可以不读外国书,甚至可以不要科学知识,那实在太可笑了!

不待说,现在国学和世界一般学术还是没有打成一片,浩如烟海的四库典籍只是一堆杂乱混合的历史材料,亟待我们整理,我们固有的农、工、商、医等应用技术尽有其特长之点,亟待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自己加以发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对于本国学术的应尽之责,但必须了解国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才能有正确的研究方针。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整理国故是专门研究的工作,必须分工进行,例如研究哲学的就整理哲学方面的材料,研究文学的就整理文学方面的材料,而且在哲学或文学里面,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如专门研究一派的学说,或一个时期的作品。

进行专门的研究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一点是在现代一般学术中早已选定了专攻的部门,而且有了相当的了解;另一点是对于国学的各方面先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不但整理国故者先须有一个对于国故的大致认识,而且连不去整理国故的一般知识分子,也须有一点关于国故的基本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应该知道一个大概,才可以免掉“数典忘祖”的讥诮,这是一;尤其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眼前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这是二。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初步研究国学,不能做局部的精深研究,而应当涉猎各方面,做一全盘的鸟瞰。研究国学也不可与研究国文混同,研究国文是研究阅读及写作本国文字的技术,只可以拿小部分的古人文字作参考,不必涉及其他的方面。研究国学的基本知识,可以涉及各方面,但也不必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古书,只需把最重要的几种浏览一下或大致翻阅就很够了,有的人以为研究国学就是学作古文或骈文,那当然更错。王国维有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如果知道前代的文学为后世所莫能继,就不必勉强地铸造假古董。我们大可以参考前代之文而另自创造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至于说能作古雅骈俪之文,就可以作高级的应酬文字,为干禄的工具,那又更把学术的地位看低了。

另有一些重视国学而头脑冬烘的人,就不免拘守通经致用的古话,以为当今之世,还是只要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是宋代赵普的话),甚至于想考订《周礼》行之今日。这种思想当然也不合现实需要,不是我们所应保留的。

我们尊重先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凡可以供现代采用的当然继续发扬,而不合现代需要的,则不必勉强继续,只需知道它在过去一定时期中的重要性就行了。

本书的讨论限于常识的范围,不是深入的研究,更不是讲整理工作,只是关于国学的初步概念提示。

可是即以初步的尝试而论,也得做做两种准备的工作。首先要读一读关于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的基本书籍,例如哲学大纲、文学概论之类,使自己对于现代学术中和国学最有关系的几个部门先有一个概念。其次是读一读近日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使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演进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似的认识。假使这种工作早已做过,那么巡礼一下国学的园地,便不是毫无意义了。第二章语文研读古籍的阶梯

平常以为能读现代通行的文言文,就可以读古书,那是不对的。因为古书中有许多文字,现代已不通用,即使可识的文字,其所代表的古代语言,也不是我们所能一目了然的。加之古书经过数千年的辗转抄写或翻印,错误颠倒脱漏,都在所不免,不经过专门家的考订,便无从理解。例如《老子》里面有一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般文人将“佳兵不祥”作为一个成语来用,意思是穷兵黩武为不吉祥的事,其实把《老子》上的原意弄错了。清阮元序王引之《经传释词》说:“佳为隹之讹,隹同惟,老子夫惟两字相连为辞者甚多,若以为佳,则当云不祥之事,不当云器。”“兵”是干戈等武器的总名,“兵”是不祥之器,文义明显,只因“惟”字误成“佳”字,人们就读不通了。至于“惟”字只写半边,古铜器铭文已有确切的证明。由此一例,可知学习古代语文是研究古代典籍的必由之路。所以戴东原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所谓小学

研究古代语文之学,自汉以来,称为小学。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六书”即识字的课程,保氏是小学的老师,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周礼》所说,是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制度,汉代却用小学来代表其中的一种课程——六书,可说是名词的滥用。汉以后所谓小学的内容,和周时小学中的六书课程也不相同,周代的六书课程只是教儿童认识当时通行的文字,汉以后的小学却是考究文字的源流,是专家学者的事业,不是小学生的功课。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列各种书目,纳小学一类的书,如《仓颉》《凡将》《急就》《别字》等都是“包举杂字”,或字典性质的书,自此以后,凡属解释文字的书都称小学。清代修《四库全书》,将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三种。小学类的书,列在经部书籍的末了,因为过去学者以经学为中心,认为小学不过是读经的工具。

现代学者对于这门学问,已经正名为文字学与语言学,并且不把它附属在经学里面,因为古代语文的研究,对于社会学、史学及古代各派哲学(诸子)的探讨都有关系,不仅和六经有关。六 书

六书是造字及用字的方式,其名称与次序,有几种讲法。汉刘歆及班固的讲法是:(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声;(五)转注;(六)假借。许慎的讲法是:(一)指事;(二)象形;(三)形声;(四)会意;(五)转注;(六)假借。一般文字学家多采用许氏的名称,但次序以刘班两氏所定者为比较合理。现在依刘班次序及许氏的名称与定义略加解释。

象形——许氏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日”字,篆文作圆形象太阳,内一画是象日中的斑点。“月”字,篆文象缺月之形。除“日、月”外,如“山、水、牛、羊、鱼、鸟、米、禾、门、户、子、女、君、臣、手、足、耳、目”等都是象形,看篆文即可明白。

指事——许氏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上下的意思是抽象的,没有一定的形可以画,于是画一横线作标准,再在横线的上面或下面作一符号来表示之。篆文上这符号就是一较短的横线,或作直线。其他例子如“中”,以口象四方,以丨为表示中央的符号。如“一”“二”“三”,以横线表示数目。如“刃”,在“刀”口作一记号。如“本”,在“木”的下部作一符号,表示根部;“末”,在“木”的上部作一符号,表示树梢;“朱”,篆形,在“木”的中部作一符号,表示木的中心。

会意——许氏说:“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会意是合两三字为一字,合旧字的意义以形成新意义。例如“止”“戈”为武,就是合“止”“戈”两字的意义,来表示“武”乃是制止战争的行为。“人”“言”为信,就是合“人”“言”两字的意义,来表示“信”乃是人类说话的道德。其余的例子如“祭”由“又”“肉”“示”(古“祇”字)三字合成,即以手(“又”字即“手”字)持肉祭神之意;如“苗”有草生于田之意;如“炙”有以火烧肉之意;如“绞”有绳索相交之意。

形声——许氏说:“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形符与声符两部分合成的,如“江”“河”两字,水旁是形符,“工”“可”是声符,形符是表示这类事物的总名的,所谓“以事为名”就是关于形符的说明;声符是表示这一事物的语音的,即用声音相同或相似的固有之字来担任,所谓“取譬相成”就是用别的同音字来比譬,以构成此一新字的意思。形声字在汉字中极多,《说文》九千三百余字中,形声占七千六百九十字;宋郑樵《六书略》中,计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字。形符与声符的配合,有左形右声的,如“江”“河”;有右形左声的,如“鸠”“鸽”;有下形上声的,如“婆”“娑”;有外形内声的,如“园”“圃”;有内形外声的,如“闻”“问”。

转注——许氏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就是互训,凡意义相同的字,彼此可以互相训释,就叫转注,所以说“同意相受”。“建类”之“类”就是声类,“一首”之“首”就是语根,“建类一首”就是立一声类以为语根,其后虽辗转变化,而语根的声母与韵母,或者能够完全保存或者保存一部分。这就是说,凡转注字,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又能互相训释。按许氏所举的“考”“老”两字,韵部相同,意义也相同。其他的同义字,如“谋”“谟”同属轻唇音,“颠”“顶”同属舌头音,“稿”“秆”同属后腭音,都是声母相同的。

假借——许氏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也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是一个意义而有几个字,假借是一个字而有几个意义。假借字的发生,是由于语言中发生了新语汇,而没有和它相当的文字,所以说“本无其字”;于是借用同音的旧字来代表它,所以说“依声托事”。而就文字方面说,是在旧字上赋予新的意义。因此凡字有许多意义,除本义外,都属于假借义。“令”的本义是“发号”,“长”的本义是“久远”,而用来表示县官,如县令、县长,则是假借。又如“来”的本义是一种麦子,假借为来往之来;“乌”的本义是一种鸟,假借为乌呼之乌;“能”是一种熊属的动物,假借为能力之能;这些字中间,有许多自假借义通行,本义就渐渐不用。此外还有一种“通假”,就是“本有其字,仓促记不起来,乃借用音同或形似的字来代替”,例如“氣”字本义是“馈客刍米”,即廪饩之饩本字,后世假借“氣”来表示气体,其实表示气体本有一个“气”字。又如前后之“前”本字是“歬”,剪刀的“剪”本字是“前”,现在假借表示剪刀的前字来表示前后,而另造一“剪”字表示剪刀。这种假借就是现在所谓写别字。字形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文字,现已确实知道的以甲骨文为最古,系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县境殷墟旧址发现的,刻在龟甲兽骨上面,字形极不确定,一个字可以写成很多样子,象形字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钟鼎文,就是殷周铜器上面所刻的铭文。还有石鼓文,是唐朝初年在陕西掘获石鼓时发现的,那字体是籀文,大约是秦朝初年的石刻。在籀文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钟鼎文通称为古文(但近来甲骨学者证明籀文即古文)。籀文则一般称为大篆,据古人传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就当时文字整理出来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李斯首倡规定秦文为标准文字,禁止使用其他字体,于是参照大篆字体,再加以简单化,而作小篆。同时又根据当时流行的俗体文字,创造一种更简单的隶书,供徒隶之用。篆书系当时正式文字,保存古文原意的地方较多,隶书系俗写体,只求简便,对六书本义多不顾及。但因其便于使用,以后便流行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隶书以后,还有八分书、楷书,字体变更之处很微小。隶书在秦时很简单,但汉代因须使用于隆重的文书,要写得美观些,又把它变得难写一些了。八分书就是因救济汉隶的烦难而产生的,它就是隶书的别体。楷书产生于汉魏之间,是从隶书稍加变化而来的,钟繇、王羲之是书写楷书的名家。与楷书并行的还有“行”“草”二体,都产生于汉代,因其笔画草率,只用在随意的书写上,没有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正式文字的地位,自后汉至今一千六百余年,始终被楷书所占有。

关于字形演变的趋势,大致是由象形而象声(甲骨文象形字占最大多数,《说文》中象形字占十分之二,现在四五万字中,象形字不过百分之四左右,其余形声、假借,都是象声的字),由繁而简,这本是文字进化的一般规律。但是守旧的文字学家对于隶书的破坏象形遗制,很不赞成,因为从隶书通行以后,古代小学生所能认识的篆书或古文,到现在虽专家都不能完全认识了。字义的演变

六书中的转注、假借就是说明字义演变的。因为假借字的发展,许多字的本义逐渐被人们忘记,而后人对于古义就不明白了。因为方言的分歧,同一意义而产生不同的字,若是没有人搜集起来,互相注释,人们也会不能了解。例如“后”的古义是君主,现在却是指君主的妻;“止”的古义是“足趾”,后来引申为“地址”义,再后来又引申为现今通用的“静止”“终止”“阻止”“禁止”“举止”等等的意义;“易”原是动物名,就是蜥蜴,现在通用的意义“容易”是假借义;“豫”也是动物,是一种巨大的象,后来借作“宽豫”“豫备”“豫乐”等义。这些字义是因时代而变迁的。还有因地方而变迁的,古时候有雅言、方言的分别,雅言就是标准语(官话),方言的语汇须用雅言解释,如《尔雅·释言》篇说“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等地的方言,离是雅言;扬雄《方言》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是一义数字的重要成因。

古书字义最难了解的是虚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多系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地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例如“由”“犹”“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于”字解;“粤”“越”也同作“于是”字解。(《书经·禹贡》:“九州攸同”,就是“九州用同”或“九州因而统一”的意思。《大诰》:“猷大诰尔多邦”,就是“大诰于尔多邦”或“正式向你们各邦宣言”的意思。)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古代同音通假的虚字而作,举例很详,解释很合理,过去有许多不可解的文句,意义都因此而明显。训诂学

训诂原属于小学,即文字学中专讲字义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有人专门研究训诂,分途发展,于是独立成一部门。诂从古言,是以今语解释古语;训与顺同音,是顺着语义去解释,这好像是下定义,立界说一样。训诂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语解释古语,(二)以雅言解释方言,(三)以俗语解释文言。《尔雅》是周代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今语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之字的互训)、《骈雅》(搜罗复音语汇颇多)等。汉儒训诂工作,表现于群经诸子的注解。训诂专书则有《方言》(扬雄撰)、《白虎通义》(班固等作)、《释名》(刘熙作)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福保辑诸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颇完备。刘熙《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代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义》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人陈立的疏证。唐人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于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后人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汉人的注与唐人的疏而说的。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宋代训诂,不大根据古说,如朱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是望文生义;又常引佛书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经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

训诂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纂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诂学书。王引之的父亲王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也和训诂有关。近人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今人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诂学颇有新的贡献。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王引之《经传释词》,意在发现古代语文中语词(虚字)的用例及古人说话的词气。词气表现的方式就是语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除王氏外,刘淇也是文法的先驱,刘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谓助字即全部虚字的总称,刘氏将它分成三十类,比之王氏更有系统。到清末马建忠仿西文葛郎玛著《马氏文通》,文法学便成立了。马著用西文义例解释我国古书的文法,虽然有些牵强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说及今日通用语言,无益于言文一致运动,如孙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所指出者,但从此使过去所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古文奥妙变得比较平常易懂了。文法现象与语言同时产生,但文法的研究则在文字发生了好久以后。从学术的传统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以后的文法学却是受西文的影响较多。过去训诂家对于文字已有虚实的分别(起于宋代),宋以前则以“名”与“词”相对举,刘熙《释名》不涉及虚字,许慎《说文》解释虚字,都称为词,可以为证。《尔雅》除解释各类名物以外,还有《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质。这可见古代训诂学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罢了。文法学也是读古书所必需的工具。马氏以后,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钊、陈承泽、杨树达、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国文典》,陈氏著《国文法草创》,杨氏著有《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书,王氏著有《中国文法学初探》,陈、王两书较佳。方言学

方言研究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到扬雄作《方言》,然后有研究方言的专著。扬雄的书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利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不是为读古书而作。不过我们现在可利用它作读那时候古书的参考。清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则与扬雄的著作不同,并不为现代中国人互相了解其方言而作,而是为读古书作的,它们乃是从古文字中寻求现代俗语的语源,从现代俗语中寻求古代文字的读音,这样地沟通今古,一方面要使人们从现代俗语而了解古文字的意义,另一方面要使人们用适当的古字来书写现今的俗语。而章氏太炎还提出一点意见,说北方各省经过五胡之乱及金元入寇,语言大受外族影响,声韵变动更大,为了振起大汉的民族精神,非“革夷言而从夏声”不可,因此,凡合乎古文字的现代口语才是值得提倡的正统语音。字音的变迁

汉字不是拼音的,形声字的声符不够精密,字音的改变不容易看出,但从有韵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测。例如《诗经·邶风·击鼓》篇拿“于林之下”和“爰居爰处”押韵;《凯风》篇拿“在浚之下”和“母氏劳苦”押韵;《大雅·绵》篇拿“至于岐下”和“率西水浒”押韵。这可以证明“下”字在周代是和“处”“苦”“浒”同韵的。但唐宋时代的《广韵》,则将“下”字编入马韵,胡雅切,可见它的音已读变了。又如《诗经·关雎》篇“寤寐思服”和“求之不得”及“辗转反侧”押韵;《楚辞·离骚》拿“非时俗之所服”与“依彭咸之遗则”押韵;但《广韵》“服”字在屋韵,房六切。这又是字音的转变了。字音大致是随着语言变迁,既变之后,不可能回复古音,这是自然的趋势,文字学家有时不明白这一点,竟主张大家改读古音,如章太炎反对白话文,说现在一般人不通小学,本来“之”字古音近于“的”,“夫”字古音近于“吧”,“矣”字古音近于“哩”,但一般人有现成的“之”“夫”“矣”不用,而另造一套“的”“吧”“哩”,未免太不合理。他这种批评其实是不顾事实。试问将“之”“夫”“矣”等字改读古音有没有实行的可能?另用“的”“吧”“哩”又有什么不好?不过章氏这样指出,虽然对于现代读音没有裨益,但对于古书的了解就增加了很多便利,因为这样一来,对于古人的语气更觉得活灵活现,容易了解而有趣味。懂得古代的字音,又可以明白古字的同音通假,这可说是有助于训诂。懂得古字的读音,读古代诗歌韵文也较为音调谐和。所以字音变迁有知道一点的必要。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汉字读音,固然跟着语言变迁,但有些字音,语言里面并没有变,而文字变了,即如上文所说“之”字、“夫”字,古音和“的”字、“吧”字相近,可见口语中的“的”“吧”原是“之”“夫”古音的遗留,只因为文字上把“之”“夫”读变了音,所以另用“的”“吧”两字来代替。我们为什么知道古音“之”“夫”和今音“的”“吧”相近呢?因为据专门研究古音的钱大昕推定,古时候没有“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ㄓㄔㄕㄈ ㄝ【zh ch sh f v】等声母),凡轻唇音读如重唇音(文读如门,望读如茫,封读如邦,冯读如凭,拂读如弼,无读如模,扶服读如匍匐),舌叶音读如舌尖音(直读如特,沈读如潭,陈读如田)。大约到中古时期,轻唇音与舌叶音产生,有一部分重唇音与舌尖音的字在口语上变了轻唇音与舌叶音,另有一部分还没有变,如“之”“夫”之类。但在古音没有大变的时候有人创造反切的法子,拿两个字拼合来注第三字的音。反切的上一字代表声母,假如后来反切第一字的语音变了,所注的字音即使在口语上没有变,在文字上也会跟着变,因为士大夫对于书本上的注音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就造成了语音和字音的歧异。久而久之,文字的读音和语音隔离,人们便不知道口语中的“的”“吧”等音就是“之”“夫”等字的口头读法了。现在我们读“鸟”字,口语音是ㄉㄧㄠ(diɑo),文字音是ㄋㄧㄠ(niɑo),也是字音变了,语音没有变,亏了有实物作证,人们还能知道它们的联系。至于虚字,在语文分离以后,便不容易找到联系了。语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国古书不易读的最大原因,不但因此古书难读,便是现代文言文也不是一般民众在短时期内所能学习的。双声叠韵

声母相同,叫作双声,例如“参差”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ㄘ(c);“高冈”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ㄍ(ɡ)。韵母相同,叫作叠韵,例如“缭绕”同属ㄠ(ɑo)韵,“螳螂”同属ㄤ(ɑnɡ)韵,都是叠韵字。双声字,音韵学家称为同母之字,训诂学家称为一声之转。叠韵字,音韵学家称为同韵之字,训诂学家称为音近之字。读古书应注意双声叠韵的现象,因为:(一)古书上的人名、物名以及复音的形容词、动词等,多系双声字或叠韵字,例如“澹台”“灭明”“蒹葭”“唐棣”“蜘蛛”“蝃蝀”“忸怩”“踟蹰”都是双声字;“皋陶”“芙蕖”“昆仑”“窈窕”“辗转”“崔嵬”“优游”“逍遥”都是叠韵字;(二)双声叠韵的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很多,所谓转注或假借字,常常可以从双声叠韵的关系上去观察。例如“粤”与“于”,“印”与“我”,“复”与“返”都是可以互训的双声同义字;“乾”与“健”,“坤”与“顺”,“坎”与“陷”,“离”与“丽”,“考”与“老”,都是叠韵同义字,以上都是转注。还有双声假借字,如借“乃”为“仍”(“仍”的本义是“因”,“乃”的本义是“曳辞之难”,就是转折连词,“仍”从“乃”得声,可知古时“乃”“仍”双声,故借“乃”表“因”义),借“利”为“赖”(“赖”从“贝”字得形,从“剌”字得声,本义是“赢利”;“利”字从“刀”,是铁器,现在拿它代替“赖”)。有叠韵假借字,如《易经》借“羊”为“祥”,《书经》借“麓”为“录”。明白双声叠韵和字义相通的关系对于古书的了解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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