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金龙,朱斌,刘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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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弘扬：新时代革命文化研究(文化自信研究丛书)试读：
文化自信研究丛书编委会主 编：徐咏虹
副 主 编：曾伟玉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左丽 纪德君 李辉 陈伟民 陈金龙
杨霖 贺忠 郭德焱 梅声洪 蒋述卓
编 务：吴晴 刘颖 沈超 李钧总序 铸牢文化自信的三大基石[1]张国祚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文化自信，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足以让中国人“自信”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创造的革命文化，三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一脉相承，并融汇成当代中国文化浩浩荡荡的主流，成为铸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三大基石。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最厚重的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修为、政治智慧、军事谋略等，具有许多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有“为政以德”“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法治主张；有“公生明、廉生威”的为官之道；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有“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怀；有“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忧国忧民思想；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牺牲精神；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才之道；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有“尚中贵和”的包容理念；有“协和万邦”的外交战略；有“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战争观；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闻过则喜”“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慎独自律”“言必信，行必果”“满招损，谦受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修身引导；等等。一言以蔽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具特色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对于今日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品格砥砺、志向树立、智慧提升、治国理政，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十分深厚的精神滋养。
激昂奋进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最坚定的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其形式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其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革命文化以革命理论、革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学术、革命传媒等为主要内容。在理论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撰写了一大批光辉的革命理论著作，成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在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贯彻反帝、反封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正是在革命文化的引领下，我们打退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和汉奸卖国贼“奴化文化”的蚕食和污染。也正是在革命文化的教育、影响和熏陶下，我们党先后形成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红船精神；形成了“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形成了“坚定信仰、艰苦卓绝、坚忍不拔、坚持到底”的长征精神；形成了“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忠于人民、无私奉献”的延安精神；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形成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依靠群众、团结统一、艰苦朴素、戒骄戒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西柏坡精神。正是在革命文化的熏陶、培养和激励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地用鲜血与生命谱写出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乐章，挺起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脊梁，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精神之钙。
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最鲜活的基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谬误的文化；是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的文化；是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科学的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是视野开阔、贯通古今、不断吸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文化。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引导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可以引导人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可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可以引导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始终保持思想理论的清醒坚定；可以引导人们自觉抵御腐朽文化，批判错误有害文化，扬弃和改造落后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重要、最重大、最可贵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之真理，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熔铸着革命文化之精髓、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沃土，以理论、学术、文艺、影视、网络等多姿多彩的文化样式塑造着国家形象，巩固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引领着社会风尚，提供着精神食粮，培育着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舆论引导、精神保障和智力支持。
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三大基石？如何使广大读者深入理解文化自信并更加自觉地坚定文化自信？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敏锐地抓住这些重要问题，精心策划和组织广州地区的优秀专家学者紧密结合广东文化建设的实践，分别围绕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撰写了一套四本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文化自信研究丛书”，这四本书分别是《文化兴国：新时代文化自信理论与实践》《转化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继承与弘扬：新时代革命文化研究》《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研究》。“文化自信研究丛书”的出版，既是对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解读阐释，也是对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深入研究；既探求了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内涵意义，也关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既有对宏观创新理论的生动诠释，也有对具体实践案例的深刻剖析；既是广州社科界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次积极探索，也是广州社科界研究力、创造力和价值引领力的一次充分展示。相信读者能通过对该丛书的阅读，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博大精深、无穷魅力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1]张国祚，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软实力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一章 革命文化的理论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1]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2]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3]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源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4]识。”革命文化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文化资源，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起到了继承、融合和发展创新的作用，革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党和人民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当前，准确把握革命文化的基本内涵，认真总结革命文化的特征与时代价值，从革命文化中汲取丰厚营养，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至为重要，也是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第一节 革命文化的基本内涵[5]“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对革命文化的考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清朝康乾之世为分水岭，中国由强变弱，经历了由受他国敬仰到受他国欺凌、侵略的转变，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6]对联式悲歌。”故此，山河破碎，祸患迭生，危机四伏，中华民族陷入贫穷、落后、苦难、屈辱的深渊。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强调，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7]些事件，都只不过在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8]一个革命的世纪”。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任人欺凌、落后和贫穷的面貌，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推翻这些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在近代中国，“革命”一词的内涵从“汤武革命”的改朝换代向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之名词，创[9]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近代中国先后掀起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可以说“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10]集体政治行动”，但发生在“五四运动”前的革命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境遇，也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之前的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革命“新”“旧”的标准，主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参与群体、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标以及前途的差异。“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干部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11]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在党的领导之下，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承载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兴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不懈奋斗并做出了重大牺牲。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产生了支撑革命斗争前行的思想理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革命文化，深刻展示了党的历史主题和主线，彰显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和伟大。
革命文化在救亡图存的革命行动中孕育，其概念滥觞于20世纪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923年3月，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较早论及革命文化：“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12]手。”瞿秋白强调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开创新革命文化。1927年4月，张申府在《革命文化是什么》一文中指出：“革命文化就是适于革命的文化，就是适于推翻[13]旧政权，建设新鲜的文化。”他还指出，革命文化应有四种特性：[14]“应是向前的”“应是客观的”“必是民众的”“还是世界的”。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释了革命文化的功能，给革命文化下了精辟定义：“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15]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革命文化继续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赋予革命文化新的内涵：“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16]化革命，也是革命。”然而，革命文化在六七十年代的极左扮相，[17]却极大消解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庄重感和权威感。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时空条件下，“革命”蕴含了更为广泛的内涵，被赋予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生命力。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18]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引发了中国社会物质关系和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改革也被称作一场革命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19]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20]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勇于革命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不二法宝”，新时代要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保持革命精神就要一以贯之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当前，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革命文物史料的挖掘、保护、继承，学术界也不断加强对革命文化的阐释、解读、传播。但关于革命文化的内涵，理论界各执己见，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独特文化论。如许慎认为，革命文化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革命群众在新民主[21]主义革命过程形中创造的独特文化态。又如，李康平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创造性地提出了先进的革命理论，进而内化为先进的政治思想，并付之于革命的政治实[22]践，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再如，田克勤、郑自立认为，中国革命文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西方列强及国内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题，极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先进文化，其[23]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统。
第二，红色记忆论。如王炳林认为，革命文化诞生于血与火的革命岁月，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的红色篇章，是对[24]20世纪广大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历史的共同记忆。
第三，精神标识论。如秦洁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引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起到了继承、融合和发展创新的[25]作用，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又如，刘松认为，革命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独立需要培育和创造的文化形态，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26]神标识。
第四，物质文化与精神财富总和论。如李东朗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完成近代中国历史主题而不断开拓进取、艰苦卓绝奋斗的文化结晶，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积淀与孕育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财富的总
[27]和。又如，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孕育形成的一系列精神财富[28]与文化现象，包含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两个层面的内涵。
第五，革命斗争理想论。雷家军认为，所谓革命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斗争哲学为理论依据，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革命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29]文化性状。
理论界除了对革命文化的内涵意见不一致外，对革命文化的起止年限也存在较大分歧。对于起始时间的观点，主要有“鸦片战争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说”“中国共产党成立说”等；其时间下限主要观点有“新民主主义胜利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说”“改革开放时期说”等。
抛开以上定义内涵与起止年限的分歧，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革命文化的界定存在如下共同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文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是革命文化的主体；革命实践是革命文化形成、发展的动力；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核心。
革命文化是革命实践和群众需要的产物。以革命文化包含的时间跨度与革命文化的内涵为划分标准，革命文化可分为广义的革命文化与狭义的革命文化。狭义的革命文化主要从革命的内核来定义其内涵，认为革命文化是指孕育和成长于革命岁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所凝聚而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其内涵主要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精神层面是核心。
第一，从物质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级组织、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遗迹、遗物和革命人物纪念地；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创作了许多宣传、动员革命和鼓舞革命斗志的文学艺术作品，如革命故事、歌谣、小说、诗歌、戏剧、歌曲、舞蹈、美术、标语口号、石刻等。这些既是中国革命斗争历程的重要见证，也是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从精神层面看，主要是指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畏艰难的革命品质，大公无私、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以及在革命斗争中锤炼而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在这些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夏明翰烈士在刑场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言壮语；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其遗著《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女英雄赵一曼面对日寇和伪满的严刑拷打，怒斥敌人：“你们能够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能够把人剁成烂泥，但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革命精神是支撑革命者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革命文化的核心内容。
第三，从制度层面看，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的举措。如党的纲领与章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明纪律、“党指挥枪”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原则、“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不同政策、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克敌制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制度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行动遵循与制度保障，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30]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上表述赋予革命文化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内涵，明确指出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的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革命文化的主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推动革命文化产生、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广义的视角审视革命文化的内涵，革命文化是指孕育和成长于革命岁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凝聚而成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价值、革命文学艺术作品、革命历史遗迹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新时代如何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是一个重大课题，这要求我们在把握革命文化时，既要注重孕育和成长于革命岁月的狭义内涵，又要立足于新时代，用发展的眼光，从广义的视角理解运用其丰富内涵。第二节 革命文化的特点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培育出的最为璀璨耀眼、震撼人心的文化景观，是中国共产党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的精神支柱，也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革命文化具有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科学性与理想性相统一、内生性与开放性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特点。一 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实践中创造的崭新文化形态，党自觉肩负起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厚的滋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推动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创新、发展，体现了革命文化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质。
革命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31]创造。”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历代思想家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历经一代代中国人的继承与发展，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文化资源，如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孝悌忠信、厚德载物、与人为善、以民为本、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等。中国革命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沃土，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优秀文化基因，在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32]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丰富的革命实践，共产党人用所学的传统文化知识理解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创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革命文化。回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推动了革命文化自觉地继承、创新、演进，革命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新文化形态，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与时代融合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中国共产党敢为天下先，在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红船精神；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实践斗争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在尝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中形成了苏区精神；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形成了长征精神等。这些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文化继承与创新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33]体现。”其他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样，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共同汇聚成革命文化谱系。二 科学性与理想性相统一
革命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取得的文化成果，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次重要飞跃。革命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在革命思想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革命理想上表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革命精神上表现为高尚的革命情操，在革命伦理上表现为深切的集体主义和为民观念，在革命价值上表现为对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奉行，在革命目的上表现为对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人民幸福及共产主义最高愿景的追求。[34]中国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观、革命观、群众观。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来源于科学理论的支撑，来源于对真理的认识、掌握、信仰与捍卫。革命文化是科学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文化形态。[35]“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近代中国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面对救亡图存这个最大的实际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理论从拜上帝教、进化论到三民主义，无一能指导中国彻底改变社会性质和国家面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36]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其实，民族危机最根本的是文化危机。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之根，赋予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文化基因，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缺陷是科学性不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主导地位的确立，才使中国革命有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最严谨、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把严格的科学性和崇高的理想性有机结合起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使革命文化的科学性与理想性相统一。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37]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马克思主义内蕴的科学性本质与理想性特征，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的认识超越了技、用的层面，上升到科学思维的高度，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38]实践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开创了科学的革命道路，创造了“又红又专”的革命文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39]化。”这种文化形态，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40]命论”。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找到了革命胜利和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制定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作为观念形态的革命文化，其科学性与理想性既体现在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上，更体现在指导思想上的唯物论、文化取舍态度上的辩证法以及方法上的实践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41]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使其上升为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内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信仰和政治制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创新的科学实践，并催生了新式的、具有民族形式的革命文化，这就内在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特征。三 内生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革命是理解整个二十世纪的关键词。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除自身的努力外，必须具备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产生的革命文化也具有20世纪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外部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文化生成是内生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无数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是在革命文化及其理想的激励下，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掀起救亡图存的农民革命、戊戌维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随着革命实践的展开，革命观念渐入人心。据相关文献记载，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已成为国人的口头禅，“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少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42]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尽管革命观念传播甚广，但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境遇，因而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革命文化。“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革命文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43]命论。”由于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即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汲取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主动借鉴“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44]极大的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探索革命新路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革命文化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并使其自觉内生为中国革命的先进理论，展示出革命文化的培育生成是一个动态继承、包容开放、能动创新的文化过程。四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党性是立场问题。1941年6月，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45]文中指出，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1942年7月4日，任弼时同志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强调党性[46]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人民性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革命文化诞生于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人民群众是革命文化的主体，“须知民众[47]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目的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将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逻辑起点。近代中国之所以在反抗外来侵略时屡战屡败，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国人“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先进政党和先进思想武器的指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48]主义。”中国要走出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实现先进政党与思想的有机统一，把分散的民众聚合为社会共同体，将先进的政治思想嵌入社会共同体，“唤醒民众”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不同政党对此进行了多种尝试，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大公无私、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超越了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从中国自身的革命逻辑出发，把分散的民众聚合为具有革命性的人民，并把人民的革命性与政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政党与人民之间建立政治共同体；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联起来，在政党与人民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把革命的愿景与党的纲领关联起来，在政党与人民之间建立命运共同体。
革命文化建立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之中，革命实践孕育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特征。革命文化诞生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军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铸就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甘于奉献和牺牲的优良作风；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养成了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牺牲自我、甘于奉献的优良革命品质。以上这些革命文化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也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特征的集中体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49]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第三节 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
革命文化是基于革命、由革命而发展兴盛的文化，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革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在其鲜明的精神特质中，进入新时代，之所以要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源于其与当代精神追求的高度契合。革命文化依旧是激励中国人民矢志不渝、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文化自信的精神本源、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坐标、兴军强军铸魂的精神指引、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一 文化自信的精神本源
文化自信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而提出来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50]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里充分肯定了文化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51]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引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是文化自信的精神本源。
1.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注入活力
革命、变革的传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经典《周易》《尚书》《孟子》特别强调“革命”“变易”的道理，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独领风骚数千年的基因密码。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然而，鸦片战争以来，在近代西方文化浪潮携枪带炮的冲击下，中华文明逐步放弃了这种变革传统，未能主动理性地变革自己，陷入空前的文化危机之中，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52]了。”在此情景下，有识之士感于国势之危迫，向西方寻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救亡图存的农民革命到辛亥革命，这些不过是知识精英的一厢情愿，都没能挽救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未能从文化变革中找回中华文化自信。
以儒家思想为主轴的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并非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中华文化得以赓续发展的应有前提和必然代价。文化的延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可以轻易焕然一新的。近代中国，为守住家园而抵御外敌入侵自然成为推动革命文化出场的动力。但在“五四”运动前，由于缺乏先进思想及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新文化。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华文化更新再造的历史闸门。“十月革命”之后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更使中华文化焕发生机。毛泽东同志就此有过精辟论述：“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53]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时期淬炼而成的革命立场、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方向等，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活力，中国人民重拾中华文化自信。
2.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破除阻力[54]
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政治界和文化界一些头面人物成为“告别革命”思潮的倡导者，并使其成为国际反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观点不但为我国思想界的一些人所接受，而且“告别革命”思潮一度甚嚣尘上。当前，仍然有人认为，革命文化是革命年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时代环境、历史条件的变化，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声音逐渐变得越来越小。除此之外，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也恶意歪曲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诋毁革命文化，妄图“唱衰中国”，想通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伎俩，来摧毁中华文化的根脉，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55]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其实，在近代革命历史时期，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压倒性优势不断冲击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全盘西化”“西方文明优越”等论调不绝于耳。应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强大冲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民主与科学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革命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自信增添了新的支撑。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56]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革命文化能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潮的攻击，为坚定文化自信扫除阻力。
3.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汇聚动力
革命文化是“五四”以来党和人民共同奋斗历程的见证，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奉献精神，都为革命文化提供了营养。革命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与身份标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57]这种伟大斗争精神不仅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十分宝贵的，在和平建设年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同样宝贵，是中华民族固本开新的精神营养，是文化自信的动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58]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与斗争精神。
进入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59]量。”当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领域、思想宣传与价值建设领域、国际交往与社会风险防范领域都需要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的斗争精神。“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60]中国共产党在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继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的伟大斗争精神，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为文化自信提供动力。二 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坐标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61]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管党治党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新征程。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根本血脉，是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精神法宝，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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