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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信训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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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试读：

第一章　广播电视新闻原理

第一节　广播电视新闻特殊的社会价值

一、至关重要的广播电视新闻

迄今为止，现代人实际上是生活在媒体新闻影响，尤其是广播电视新闻（更首推电视新闻）的影响之中。1987年，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主持完成了一项在传播学领域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学术影响的试验《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其研究结果揭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众传播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认为，媒体宣传只会产生‘极小的后果’（minimal consequences）。随着实验方法被人们逐渐接受，我们对媒介的接触情况可以作更精确的研究和更为先进的数据分析，于是这种极小的后果被重新定义。”“‘媒体政治’已经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美国，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使用——甚至操纵——大众传媒以促进政治目标的实现，不仅是标准的操作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的[1]需要。”“电视新闻是能够决定在大众脑海中闪现什么的最重要的力量。通过事先强调（priming）国家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电视新闻把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2]“通过铺垫效果（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另一些方面），电视新闻可能会为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定下基调。”“随着电视成为美国人生活的核心，电视新闻成为美国人获取政治新闻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无论是与非，电视新闻已然成为美国政治过程中一个定期的参与者。……每天晚间电视新闻[3]里的报道，强有力地影响着美国人对社会和国家的看法。”

大家知道，1972年，当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舆论季刊》发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时，议题设置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话题，围绕竞选、政治人物形象评价、政治决策等展开。由于政治生活在现代人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地位，生存利益相关性上高度的密切性，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存在与能量，日益有力地彰显，并成为普遍的共识。

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在政治这一主要新闻报道领域中[4]占据了优势（压倒其他信息来源）”，“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中的新闻却是至关重要，已经成为多元政治能否[5]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正如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电视新闻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聚焦点——主要关注国家特别是总统——而且也在于其表现形式。电视新闻不会有歧义、含糊和不确定。它是，或者是它的架势让人觉得是权威的新闻。P·H·韦弗（P.H.Weaver）提出：……‘电视新闻节目的解说、人员的选择和播出的各个方面的设计，几乎都用来造成一种权威与全知全能的印象。这一点在总主持人（anchorman）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沃尔特·克朗凯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看上去像一个神：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召唤人物、事件和图像；他的口气不容置疑；所有事件都在他的身边发生和结束’（1975，84）。电视的这层权威的外衣甚至延及在现场的电视记者，他总是站在塔顶，傲视视野中的各种问题，他权威而自信地谈论着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物、事件、动机、目的、意义、重要性、趋势、危机、问题、解决——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完美的理解，他在高谈阔论时是根本不会使用‘如果’、‘而且’、‘但是’这样的字眼的，他所说的一切都毋庸置疑（Weaver1975，90）。大多数美国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似乎会认为这种权威性不容怀疑，根据各种全国调查，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相信，电视——而不是杂志、广播和报纸——能够向他们提供最有理智、[6]最全面和最公正的报道（Bower1985）。”

电视新闻对大众生存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当然不只在政治领域。电视在政治新闻报道领域的表现及其意义，只是一个典型的缩影。亚洲金融风暴、印度洋海啸、非典、奥运、世博、宇宙飞船升天，世界小姐大赛，等等，无论在经济、自然、医疗、体育领域，还是科技、文化等领域，电视新闻无处不在，最强有力地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在我国，早在198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明确地指出：“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7]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1983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中指出，“新闻性节目是广播电视宣传的骨干”。这就明确规定了广播电视新闻性节目在广播和电视中的骨干作用和主体地位。

当然，人们也理智地认识到另一个方面。正如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的研究结果中也分析到的：“电视新闻可能通过其出色的报道和深入的分析，赢得了公众的信任。然而仅仅是有可能，我们怀疑，这种信任来自于电视装腔作势的权威性。美国人过分地相信电视晚间新闻了。”

人类的历史在很快地过去，也在很快地发展。今天，又涌现了因特网、手机等新媒体，它们同样也能传播形声并茂的图像新闻，诸如IP电视、手机电视。然而，应当指出，在本质上，它们传播的仍然是电视新闻，只是利用一种新的传播介质，而新闻节目构成的基本样式特征、表现形式并没有本质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电视新闻的传播而言，因特网、手机等新媒体，只是电视新闻传播平台的扩展与延伸。当然，由于因特网、手机等新媒体的特质，这些新媒体上传播的电视新闻，在构成样式、传播模式等方面会有某些新的发展与变革，比如互动性、点播性，同一新闻主题的多层次多元链接结构随机选择进入性，手机电视新闻的更为简洁明快性等。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当今时代，与电视相比，广播的地位和影响无疑小了许多，但仍然是一个有着广泛大众基础的媒介。央视索福瑞发布的2004年全国20个城市第一次收听率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主要城市10岁及以上人群中平均每天有56.1%的人接触广播媒体，人均[8]每天收听时间为58分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广播传播的高度便捷性、高度广泛性、高度跨时空性，广播仍然是具有“世界硬通货”意义的传播媒介，广播新闻仍然是各个国家高度重视并投资巨大的至关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国际传播范畴。

据有关研究报告揭示，当今国际广播的特点之一，是环球广播成为国际广播的重要形式。环球广播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广播形式，它的发展是国际政治的体现。开办国一般都使用英语和本国语言向世界各国播出以新闻为主的节目，使用大功率发射机昼夜不停地广播。环球广播超越了时空，影响遍及世界五大洲。此外，当今国际广播的又一个重要新趋势是在线广播。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线广播发展成为最热门的国际广播手段。现在，面对全球10亿多互联网用户，世界上已有1500多个广播电视机构开办了在线广播，不仅有老牌的国际广播机构，还有对内广播机构，而以老牌的对外播出机构尤为积极主动，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日本广播电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韩国广播公司、荷兰广播公司、瑞典广播电台等，不一而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对外播出机构开办的在线广播网站不止一家。由于在线广播的“交互性”和不受国界限制的特点，使得一切媒体内容都变得“泛国际广播

[9]化”。[1]〔美〕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著：《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刘海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2]同上书，第8页。[3]〔美〕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著：《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刘海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4]〔美〕马克思韦尔·麦考姆斯、唐纳德·肖：《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参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5]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1999年版。[6]〔美〕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著：《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刘海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7]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8]参见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v/2004-07-09/1646438908.html）。[9]马庆平：《国际广播的起源与当今国际广播的特点》，载《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5年第11期。

二、世界广播电视新闻事业的发展

人类对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新闻的传播。从世界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来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播电视具有新闻和娱乐功能，这是广播电视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特征。

在美国广播业的早期，很多报纸有感于广播的优势，纷纷开办电台。据美国报纸发行人委员会的电台委员会1927年发表的报告，48家报纸拥有自己的电台，69家报纸在别人的电台上出钱主办节目，97家报纸提供无线电新闻节目。实践经验也证明，电台报道新闻促进了报纸的销售。一系列广播新闻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报道。如：1924年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田纳西州代顿的斯科普斯（Scopes）“驴”审判（由乡村学校教师J·T·斯科普斯违反当年田纳西州法律讲授进化论而引起），广大受众收听到的《芝加哥论坛报》WGN电台播出的克拉伦斯·达罗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辩论；查尔斯·林德伯格继1927年完成直飞巴黎的壮举后抵达华盛顿；1927年杰克·登普西对杰恩·滕尼的拳击赛，这场比赛有69个电台播出，结成了当时最大的广播网；1928年，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台网的广播已经能送到全国800万台收音机中。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和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史密斯都作了广播讲话，在竞选演说上花费了100万美元。那一年，各通讯社如美联社、和众社和国际新闻社等都在电台上向听众播发了全部选举结果。广受欢迎的体育解说员特德·赫兴（Ted Husing）同时也成为更具人气的重大事件的新[1]闻播音员。

1939年4月30日，在美国，电视正式开始播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所属的实验电台电视播送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并实况播放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博览会上的讲话，令美国公众惊叹不已。然后，美国无线电公司总经理萨尔诺夫在电视广播中讲了话。此外，NBC的节目表上，还有从它唯一的演播室每天制作的一个新节目。而这些节目的内容，都是NBC所邀请的戏剧演员、喜剧演员、歌唱家、魔术师、木偶戏表演家以及厨师等所作的表演；要不，就是播放录制的一些影片。当时，NBC也建立了流动汽车摄影组，但也主要是拍摄一些体育比赛。1939年，《飘》剧初次演出，流动摄影组在首都剧场拍摄播出了这部名剧。当时的流动摄影组由两辆大汽车组成。一辆车内装满了现场拍摄使用的设备，并设有一个车内演播室。另一辆车上装着一台发射机，通过这台发射机把拍好的图像传输到帝国大厦电视塔，然后由播出系统的电视信号发射主机向千家万户播出。这一次成功的文艺节目现场直播，使电视观众大饱眼福，顿使电视声誉倍增。

考察世界电视事业发展史，还可以使我们看到，正是电视独具魅力的新闻和娱乐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使电视事业在诸种大众传播事业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并不断扩展了自己的天地。

例如，在日本电视史上，标志着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趋向普及的两大里程碑历史性事件均与电视在新闻和娱乐功能上的杰出发挥密切相关。

第一个历史性事件，是1959年4月10日的皇太子结婚庆典游行的电视实况转播。

1958年11月27日，日本皇室发表了皇太子与正田美智子缔结婚约的消息。而皇太子与正田美智子缔结婚约，打破了皇太子妃历来须出身于旧皇族、显族的惯例，成了轰动日本全国的大新闻。再加上电视记者采访美智子时的现场转播，使广大民众感到了美智子的温文尔雅、平易可亲，美智子立刻成为举国注目的新闻人物。之后，每一次有关皇太子与美智子的电视报道，都引起电视观众的极大兴趣。所以，当皇太子与美智子举行结婚盛典的时候，也自然意味着电视报道力量的一次盛大检阅。全日本的电视系统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调集精兵强将，摆开了强大的实况转播阵势。NHK出动了转播车11辆，电源车8辆，摄影（像）机35台，直升机1架。在民间电视广播系统方面，KRT系统出动转播车11辆，连北海道电视台的转播车都支援了进来，摄影（像）机34台，吊车1辆，直升机1架。NTV系统出动了包括彩色用转播车9辆，摄影（像）机37台，吊车1辆。

日本的电视观众也深深被电视屏幕上即将上映的这一场现实的好戏所鼓动，形成了购买电视机的热潮。1958年5月，日本的电视机国内销售纪录突破100万台。而在皇太子结婚典礼的一周前，即1959年4月3日，电视机的国内销售纪录就突破了200万台的大关。比一年前增长了一倍。有趣的是，《读卖新闻》为与电视的普及势头相适应，从4月1日开始，改变了广播、电视栏目的原来排版惯例，将电视栏排在了广播栏的上边。而在此以前，广播时间较少的电视节目表，一直是排在广播栏的下边，并且字印得很小。

同时，也正是以皇太子结婚庆典的现场新闻报道为契机，日本民间各电视会社结成了新闻报道网络。随后，日本全国的新闻、节目电视传播网络，也以东京的电视台为中心得以形成。

第二个历史性事件，是1970年3月在大阪千里丘陵举行的日本万国博览会的彩色电视现场实况报道。在博览会举行之际，电视机厂商展开了“万国博览，彩色播放”的竭力宣传。NHK也仰仗卫星转播，以《世界一体》为开幕式节目之题，作了2小时40分的彩色电视现场实况报道。民间电视系统也以全国七八社共同制作的形式，用彩色电视对博览会作了现场实况报道。

在历时半年的万国博览会期间，从会场发出的现场实况报道，也将“万博热”和“彩电热”迅速席卷全国。在彩色电视开始征收收视费的1968年，彩电用户数是38万，普及率不过1.6%。两年后的万国博览会举行时，是399万。而一年后，到1971年3月末，就激增到766万。也是在这一年，彩色电视机的生产台数，达到639万，超过了黑白电视机的生产台数。到1972年3月末，彩电用户数突破了1000万大关，达到1179万。黑白电视的用户数为1172万，落在了彩电后边。彩色与黑白，由此发生了逆转。

再如，在美国1963年11月22日开始连续四天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电视新闻报道，对观众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也是难以言尽的。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9个人看过这个电视；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的许多观众也通过卫星看了这个电视新闻。

电视的新闻和娱乐功能，在接受人类社会生活的检验时，尽管也历经沧桑，却从未中途夭折，而且随着人类对电视媒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成熟，电视的新闻和娱乐功能也得以更好的发挥。据统计，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新闻节目在三大电视网的总播出时间中约占5%—10%。到70年代初，增加到15%—18%。70年代，由于资产阶级社会里公众对于政治生活的兴趣普遍高涨，新闻节目的结构也发生变化。到70年代末，三大电视网的电视新闻播出量达到25%—30%。在亚洲和非洲国家里，70年代初，电视新闻的播出量约占总播出时间的10%—20%，比美国少些，但也是大体符合这些地区国家新闻性电视节目当时的发展水平。到80年代初期，亚非国家电视新闻节目的百分比已平均增加到约占总播出时间的1/3。其中，日本早就达到并在许多年中一直保持着这个指标。

同时，根据各国众多的电视受众调查，也揭示广大的社会公众获取新闻、了解社会动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来自电视新闻。而且随着电视普及程度的提高，在各大众传播媒介中，看电视了解新闻的受众比例也随之递增。再从看电视的目的来讲，也由调查结果充分揭示出了电视新闻的重要性。据1986年4月5日至7月15日我国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委托国家统计局咨询服务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进行的“中央电视台电视观众调查”，了解国内外时事的观众总计占68.6%，娱乐消遣和增加知识各占49.7%和38.7%，处于第二、第三位。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指导作用、舆论导向作用会是十分巨大的。近些年来，把广播电视现场报道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印度洋海啸、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神六”载人宇宙飞船航天成功等，更是使整个世界的人们经久难忘。

世界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还使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家主流广播电视台，无不是把广播电视新闻部门看作最核心的重要部门，把广播电视新闻视为电台电视台的旗帜。无不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在广播电视新闻部门配置最优秀的人才、最精良的装备。迄今为止，在广播电视新闻领域，无不是最早、最快凝聚和应用着人类最先进的高新科技结晶的领域。[1]〔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美国新闻史》（第8版），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320页。

第二节　广播电视新闻的定义、内涵与特性

一、广播电视新闻的定义与内涵

1.广播新闻的定义与内涵

广播新闻是运用声音符号体系以及广播媒介的综合优势手段传播的新闻，是广播中各类新闻体裁、各种新闻性节目的总称。

在广播新闻的声音符号体系中，又包含有声语言和音响两大部分。仅从运用声音符号体系表现内容的特征着眼，广播新闻体裁按是否运用音响，分为口播体裁和录音体裁两大类。口播体裁指单纯运用有声语言表现内容的新闻体裁，一般先按口头表达的要求写成文字稿，然后通过播音转化为声音并经由电波传送出去；录音体裁指除运用有声语言外，兼用实况音响材料表现内容的形式。

从综合运用广播媒介的传播手段表现内容时所呈现的特征着眼，广播新闻体裁又可具体分为广播消息、广播通讯、广播系列报道、广播连续报道、广播新闻评论、广播对话等。

侧重从播出技术特征着眼，还可分为广播现场报道、现场录音剪辑等。

2.电视新闻的定义与内涵

电视新闻是运用画面与声音符号体系以及电视媒介的综合优势手段传播的新闻，是电视屏幕上各类新闻体裁、各种新闻性节目的总称。

早期的电视新闻经历过以口播新闻为主和以影片新闻为主两个发展时期。1936年11月2日，英国建立了世界第一座电视台，正式播放电视节目，同时也开始播出电视新闻。最早的电视新闻由电台、通讯社供稿，采用广播新闻播念文字稿的形式，有时配有相应的图片或图表。1937年5月12日，英国广播公司电视播送了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的实况；1939年4月30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所属的实验电台电视播送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并实况播放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博览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英国和美国最早的有声音和图像的电视新闻。1947年，电视新闻开始借助16毫米摄影机和电影胶片进行报道，进入了以影片新闻为主要报道形式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往往过分重视新闻的形象性，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只有影片新闻才算是真正的电视新闻。影片电视新闻借助摄影机和胶片摄取图像，后期制作中配以解说词及音响，再通过电视播出，制作周期长、时效慢，表现手法也较为电影化。中国拍摄的第一条影片电视新闻，1958年6月1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主题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创刊”。

20世纪70年代，随着录像设备和录像带小型化取得进展，新开发的便携式电子新闻采集设备ENG（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为电视新闻传播带来了突破性的科技手段革命。小型、轻便的摄录设备由一两个人就可以方便地带到任何地方进行新闻拍摄，而且再没有了胶片冲洗等环节，采集回来的画面与声音，很快就可以编辑成为正式的节目。同时，电子现场节目制作设备EFP也应运而生。

据史料记载，第一家决心用电子新闻采集技术来全面替代原有的全部使用胶片设备的，是1974年9月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一家电视台KMOX TV。

在电视传输方面，1962年6月19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合作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开启了电视传播全球化的新时代。1964年8月，美国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固定的、可以从事洲际电视转播的通讯卫星“同步3号”；1964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便是经“同步3号”卫星将实况转播至美洲和欧洲各地。1964年8月20日，国际通讯卫星组织成立。1965年4月6日，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第一颗国际商用同步卫星“国际电讯卫星1号”，又称“晨鸟”卫星[1]发射成功，使国际卫星传播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电子新闻采集设备ENG和卫星通讯设备相结合，又产生了卫星新闻采集设备SNG（Satellite News Gathering），为更方便、更广泛、更大量地实施跨区域、全球化电视传播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ENG、EFP、SNG被广泛应用于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跨地域、全球化同步报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明与迅速发展，数字新闻采集设备DNG（Digital News Gathering）以更小型化、集成化、便捷化、高性能化等优势，使电视新闻更表现出其快速、即时的特点，总览天下要闻，瞬间汇于荧屏，大大优于其他传播媒体，对社会公众形成愈来愈强的影响力。进入80年代，电子摄录设备更出现普及化、家用化的趋势，小型、方便、价廉的DV设备更广泛地成为各阶层人士日常使用的娱乐和信息工具。电视新闻也不局限于由新闻专业人员采制，而有可能由社会公众采制提供部分新闻信息，“人人都可以成为电视记者”变成现实，有力地延伸和扩展了电视新闻的报道视野和视角。

对电视新闻的体裁或分类，尚存在不同的说法。从综合运用电视媒介的传播手段表现内容时所呈现的特征着眼，在实践中，已客观存在并被大家普遍认可的电视新闻体裁，大致可分为电视新闻消息、电视深度报道、电视新闻专题、电视系列报道、电视连续报道、电视新闻调查、电视新闻解说与评论、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等。其中，有些新闻体裁实际上又是互相交叉的。比如，主要特征是电视系列报道，但也可以是由一组电视新闻消息构成的系列报道，也可能是由一组电视新闻专题构成的系列报道。电视深度报道与电视新闻专题在内涵上实质又是相通的。

侧重从播出技术特征着眼，还可分为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口播新闻、字幕新闻等。[1]参见郭镇之著：《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二、广播电视新闻的特性与优势

1.电视新闻的特性与优势（1）电视媒介的特性——即时形声传播性。

关于电视的特性，也存在过不同的认识与表述。有人说电视的特性是“真实性”、“迅速性”、“及时性”；有人说电视的特性是“同一性”、“现场感”；有人说电视的特性是“兼容性”、“现场性”、“介入性”、“参与性”；有人说电视的特性是“传播及时性”、“形象纪实性”、“观众参与性”、“艺术综合性”……

本书认为，在研究电视特性的时候，最好还是先明确“特性”的概念，在严格的“特性”的概念前提下，来分析和揭示电视的特性。

根据《辞海》的解释：“特性——某一事物所特有的性质”。所谓“特有的”，自然是为他物所不具备。顺理成章，电视的特性，当然应是只有电视才具有的性质。无论电影也罢，报纸也罢，杂志、广播也罢，统统不再具备。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前面所述关于电视特性的各种概括，是否准确、严密，就比较容易清楚了。

先看“真实性”。在这里提出的“真实性”，无疑是就新闻传播工具而言的。在新闻学的范畴中，“真实性”的概念，是新闻与文学艺术等相比较而产生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无论电视、报纸、广播都是具有真实性的传播规律的，可见，“真实性”不是电视的特性。

又看“迅速性”、“及时性”，或“传播及时性”。在这点上，广播完全可以与电视相提并论，所以，也不能说是电视特有的性质。

再看“参与性”。所谓电视具有“参与性”的含义，是说电视在节目形式上，可以把观众拉入到节目中，并使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成为节目演出中的一员。比如说《电视论坛》等节目，观众在屏幕上抒发自己的见解，成为节目的主人。又如，在电视上记者就某一问题采访公共场所的观众，由观众充当主角，进行阐述。再如，由于现代电视技术的发达，双向互动电视使电视台在节目播出中，可与各个家庭里的电视观众直接通话，让观众随时自由地参与到正在播放的猜谜、智力竞赛等等节目中来。诚然，电视为观众——（用大众传播学的术语来说）传者为受众——所提供的这种“参与”的充分程度，是其他大众传视媒介所不能比拟的。但是，这种“参与性”仍然并非只属电视独有。在广播中，这种“参与性”现在也是表现得引人注目的。由电话线所构成的广播电台与听众之间的传播环形回路，同样可以使听众随时参与到正在播出的节目中来。

至于电视具有“兼容性”、“艺术综合性”的特性等说法，是讲电视可以把电影、戏剧、广播、音乐，戏曲等各种传播媒介及传播形式等交叉、融合在一起，综合各种艺术。但是，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兼容性”和“艺术综合性”，如果我们翻开电影艺术理论研究的著作，就会看到大量的、对电影具有这种“兼容性”、“艺术综合性”的论述。在电影中，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雕塑、建筑、摄影等各种艺术，也是无一不被综合。即便是从新闻传播的领域来讲，电影也并非是完全绝缘。新闻纪录电影则是一例。

那么，电视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电视的特性是“即时形声传播性”（相近的表述也可以为实时形声传播性、同步形声传播性）。因为，只有这一点是其他大众传播媒介所不具备、无法企及的。

拿与电视亲缘最近的广播、电影来比较，广播是具即时传播性的，然而却不具“形象”。电影是具有形声传播性的，然而却没法“即时”。除电视以外，在即时传播性上，广播绝对胜于报纸、杂志、电影等大众媒介。因此，广播得以诞生。在形声传播性上，电影因其远比幻灯、摄影、戏剧、舞蹈等更能逼真于生活本身的运动形式，所以，电影得以生存。而人类之所以在广播、电影之后，还要不遗余力地促使电视问世，正在于电视“先睹为快盖电影，声画并茂胜广播”。（2）电视媒介的优势。

要扬电视独家优势，也绝非是仅仅要发挥电视“即时形声传播性”的特性，还要注意发挥电视媒介与其他媒介相比较时的优势。我们认为，电视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传播形象化，传播及时化，传播内容广泛化，传播形式多样化。

当我们将电视的特性与电视的优势结合起来认识的时候，就能清楚地看到，在电视传播中，注意发挥电视的特性，将会使电视传播发挥和体现出最大的绝对优势，使其他传播媒介望尘莫及。

例如，要发挥电视的特性，使电视传播发挥和体现出最大的绝对优势，我们就应当充分认识和善于运用电视现场直播等传播方式。尤其是对那些最需要而且唯有电视现场直播才最能迅速及时展示事物发展过程和风貌的事件，就应不遗余力地去实现电视现场直播，而非录制后播等传播方式。

基于电视特性的充分张扬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对奥运会的直播。人类最早对奥运会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是1964年在东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产生了压倒各种传播媒介的轰动性效果。由此，奥运会上用于转播比赛实况的电视技术设备的数量大大增加，利用卫星实现全球性通讯后，更加促进了电视实况转播的发展。1968年，从墨西哥通过卫星，就把第19届奥运会实况广泛地转播到美洲、欧洲和亚洲。当时，墨西哥奥运会还编制了一套全世界统一的奥运会比赛实况电视转播节目，以供世界各国电视台转播的需要。到1972年慕尼黑第20届奥运会时，除有世界节目外，购买了电视转播权的各国电视台还能从奥运会现场向本国传送大量的节目，而在当年的奥运会运动场上，竟然也一下子涌进了130部彩色电视摄像机、27个流动电视台、11个电视传送室和70个播音室、84部磁带录像机和550部磁带录音机、80部电影摄影机。连有些体育设施也是根据电视的需要建设的。尽管受到某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反对，游泳池还是安装了水下照明设备，并首次使水上运动电视化。

比赛项目的安排也考虑到观众的兴趣。各种体育器械上都刷了油漆，以利彩色电视转播。1976年第21届奥运会在蒙特利尔举行。奥林匹克中心编制了10套联合节目，设3800条线路，通过卫星向全球转播。到1980年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时，在奥运会现场进行电视转播的设备数量，几乎比慕尼黑第20届奥运会增加了一倍。到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购买电视转播权的国家达到130多个。其中，美国广播公司为争取国内转播权，不惜付出2.25亿美元。欧洲广播联盟付出1980万美元。日本也花了1800万美元。再从电视受众方面来看，1972年转播第20届奥运会的电视屏幕，吸引了全世界约1/3的人。1980年，收看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的人，超过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到第23届奥运会，据估计，观众超过30亿人。现在，每届奥运会的电视实况播出规模与水平更是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毋庸置疑，从根本上说，正是电视的“即时形声传播性”，使电视具有如此巨大的传播威力。

再如，当我们注意电视具有传播形象化优势的时候，就要注意电视是视听结合、以视为主的传播媒介。因此，要尽量运用电视图像来表现事物、揭示事理、传播信息，不要让观众认为还不如听广播或看报纸。

当我们注意电视具有传播及时化的优势时，就可以充分运用电视没有排版、印刷、发行和胶片冲洗、拷贝制作等过程的技术优势，在时效性上与报纸、电影一决雌雄。

而当我们知道传播内容广泛化也是电视的优势时，就可以将新闻、教育、教养、娱乐、体育等各种节目，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杂技等各种艺术统统兼收并蓄、汇于荧屏，使电视媒介格外具有变化万千的魅力。

至于电视具有传播形式多样化的优势，又使我们更有利于注意让观众介入、参与大众传播过程中“传”的环节和行为，由被动的“受众”成为主动的“传者”，或兼容“受众”和“传者”。同时，也进一步协调和密切了“传者”与“受众”的关系，使电视的传播过程和方式呈现生动的多元的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电视媒介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决定着电视新闻的优势。

综上所述，电视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品种，除具备一般意义上新闻的本质属性外，自身还有多符号性，运用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信息符号报道新闻事实，具有“即时形声传播性”、接近性、广泛性等传播特性与优势。电视新闻与报纸新闻、广播新闻相比较，因其形声兼备、直观生动、现场感强，可把事实的本来面貌具体形象、细致入微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使受众产生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和亲近感。

2.广播新闻的特性

通过对电视媒介以及新闻特性的分析，我们已不难把握对广播特性的认识。可以说，广播的特性是“即时同声传播性”。广播可以把现实生活中最新的、值得报道的事物和情况，通过无线或有线电波，把可以传情达意的现场的、真实的声音符号系统即时传播给广大的听众。这也是广播最大的优势。如果不强调“即时”或“同步”传播，那么，广播就会等同于留声机或录音机了。毫无疑问，广播新闻的特殊传播优势，也在于集中体现广播媒介“即时同声传播性”的特性。

本章小结

广播电视新闻（尤其是电视新闻）传播，是迄今为止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以及对现代人行为影响最重大、最深刻、最广泛的新闻传播。世界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家主流广播电视台，无不是把广播电视新闻部门看作最核心的重要部门，把广播电视新闻视为电台电视台的旗帜。在广播电视新闻领域，无不是最早、最快凝聚和应用着人类最先进的高新科技结晶的领域。在我国，“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新闻性节目是广播电视宣传的骨干”。这是因为广播电视媒体的特性和独家优势所决定的。

电视的特性是“即时形声传播性”。电视的特长至少表现在：传播形象化，传播及时化，传播内容广泛化，传播形式多样化。

在电视新闻传播中，注意发挥电视的特性，将会使电视传播发挥和体现出最大的绝对优势，使其他传播媒介望尘莫及。为此，应当充分认识和善于运用电视现场直播等传播方式。注意发挥电视的优势，将会使电视在与其他各种传播媒介的相互比较中，始终居于领先地位。

广播的特性是“即时同声传播性”。广播新闻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一定要尽可能与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同步地传播有关新闻信息，同时注意充分发挥声音的表现力，生动地传播新闻信息。

思考题

1.广播电视新闻为何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

2.广播新闻的定义？

3.电视新闻的定义？

4.广播媒介的特性是什么？

5.电视媒介的特性是什么？

6.认识电视媒介的特性与电视现场直播有什么关系？

第二章　广播电视新闻体裁（上）

广播电视新闻的体裁主要是从广播电视反映新闻信息时的外部结构样式特点及内容叙事特征所作的区分。

广播与电视虽然媒介不同，但是，就其新闻报道的体裁而言，却是基本相通的。只是在其具体传情达意的叙事表现上，因媒介手段不同，如何发挥各自的媒介优势，有其不同的特点及要领。所以，本书就其每一种体裁，先论其共性，再分述其个性，以利于从彼此的联系与区别中，更准确地理解把握各自的特点与要领。

第一节　广播电视新闻消息

一、广播电视新闻消息的内涵与特征

1.广播电视新闻消息的内涵

消息类新闻是以简短的篇幅，尽可能快速、广泛、大量地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新闻体裁，是所有新闻媒体中最基本、最普遍、最大量采用的报道形式。消息类新闻在体裁上也最集中、最强烈地切合、适应并体现了新闻追求时效性的重要特征。要快，篇幅就必然要短；要快，就必然要尽可能先说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报纸消息写作上的“一目传神的标题”、导语—主体的“倒金字塔结构”的写作规律与模式等也才应运而生。从体裁角度看，广播电视新闻消息在内涵上与报纸消息是相通的，只是所应用的媒介手段不同，从而使各自又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征。

广播电视新闻消息是运用广播电视媒介的特有手段，简明扼要地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体裁，是广播电视新闻最普遍、最大量采用的报道形式。

2.广播电视新闻消息的特征

广播电视新闻消息的特征首先表现在，由于广播电视新闻消息应用的是能同步传输信息的最先进的电波媒介，所以，它能以传统的报纸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时效优势，充分适应并体现新闻追求时效性的重要特征；第二，由于广播媒介能真实传输新闻现场的声音与音响，电视媒介更能形声并茂地传输新闻现场的真实场景，广播电视新闻消息能够在简短的篇幅中，包含、传播传统的报纸新闻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极为丰富的信息，有效增强新闻的真实感染力，更强烈地切合、适应并体现新闻追求真实性的重要特征。

二、广播新闻消息的概念、特点及要领

1.广播新闻消息的概念

广播新闻消息是以有声语言和其他音响符号体系，运用电波媒介手段，迅速及时、简明扼要地报道新闻事实的广播新闻体裁，又称广播新闻、广播消息。

2.广播新闻消息的特点

广播消息强调反映事实发生、发展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间差，语言通俗易懂，充分调动声音、音响的表现功能，短小精悍、简明扼要、具体形象地表现新闻事实。

广播消息按是否运用实况声音与音响分为两大类。运用实况声音与音响的消息，是广播报道新闻事实的独特形式，它能够给予听众较强的现场感，有利于增强报道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随着电视媒介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电视的形声并茂，广播在传播新闻消息方面，自不待言在形象性方面居于劣势，但是，由于广播媒介手段的应用以及设备体系相对要方便简单得多，所以，在争抢时效性方面，仍与电视有一决雌雄的余地。

下面，我们通过鉴赏一篇荣获“中国广播奖”一等奖的作品予以领悟。[1]中国足球圆梦五里河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王伟刘海乔

各位听众，现在是9点23分26秒，主裁判吹响了终场哨声，中国足球队以1：0战胜阿曼队，提前一轮冲进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中国人44年的世界杯之梦今夜梦圆沈阳五里河。

6万名观众把五里河体育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喜悦的泪水，尽情的欢呼，飘扬的五星红旗，夜空中绽放的礼花，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

现在记者来到球员休息室，记者看到李铁、范志毅等绿茵硬汉脸上满是泪水，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也格外忘情：

[出录音]“同志们，你们今天终于成了改写中国足球历史的英雄。”

[录音止]

历经三次冲击世界杯的老将范志毅激动不已：

[出录音]

范志毅：“这几年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在国外的时候为的就是今天。”

米卢：“今天是我执教生涯最幸福的一天。”

[录音止]（辽宁人民广播电台2001年10月7日首播）

赏析：

2001年中国国家足球队冲击世界杯，结果如何，这是举国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因为，它牵动着全中国人民44年的世界杯之梦，将在此刻得以圆满。10月7日一晚，当主裁判吹响终场哨声的一刻起，全国的媒体都在倾力报道这一特大新闻。

由辽宁电台王伟、刘海乔采编的短消息《中国足球梦圆五里河》，充分调动了广播新闻具有的表现手段特点，以1分25秒的篇幅，迅速及时、生动传神地播报了中国足球终于冲进世界杯这一重大喜讯。

该作品的成功，使我们明显感到如下的匠心：

一是高度的时效感。“短”才能快。同时，对主裁判吹响终场哨声的时间报道精确到了“26秒”，不仅凸显国足出线这一事件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而且，强烈地体现出这则消息与新闻事件高度的同步性。二是凝练传神的现场感。以“欢乐的海洋”、“喜悦的泪水”、“尽情的欢呼”、“绽放的礼花”等一系列现场气氛的全局描写，迅速使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体育场现场的欢腾气氛。再加上精心选择的三位现场采访人物的实况录音，强烈传达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使这篇消息能在瞬间迅速激起传者与受众的共鸣，实在是堪称精品。[1]严三九主编：《新闻传播精品导读·广播电视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三、电视新闻消息的概念、特点与要领

1.电视新闻消息的概念

电视新闻消息是以图像、声音、音响等综合符号体系，运用电波媒介手段，迅速及时、简明扼要地报道新闻事实的电视新闻体裁。电视新闻消息，也可称为电视简明新闻，或电视短新闻片，是电视新闻中的“轻骑兵”。它是对新闻事实作“概要性”报道。

2.电视新闻消息的特点

我们首先鉴赏一篇获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的作品，从中感悟电视新闻消息的特点。天安门广场竖起[1]“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中央电视台任永蔚殷捷（中央电视台1994年播出，获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

赏析：

这条新闻之所以能获得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将图像、声音和文字的关系处理得十分恰当，使三者互为呼应、浑然天成。

这条新闻，开篇的画面生动表现了参加揭幕仪式者不畏寒冷、冒雪投身这一有意义活动的饱满政治热情，导语则以简要的文字交代“倒计时牌”揭幕仪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者人数及当天的天气情况，解说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将这里银装素裹”，“随着红绸徐徐落下，一幅长方形，巨型倒计时牌显示出‘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这些富有内在激情的话语，又有力地传达出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表达着这一新闻事件特定的庄重的意义。之后，分别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香港中华总会会长曾宪梓、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总经理陶光孟、一个小学生和路透社记者伯杰斯等五人的现场采访，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地表达了全世界，结尾更用充满深情并富有哲理的话语，使画面的内涵进一步升华，把整篇报道引向了高潮，并留下深远的韵味。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电视新闻消息篇幅短小精悍，简明扼要。一般一两分钟，有的甚至短到几十秒。它在对新闻事实作“概要性”报道时，很讲究简洁而明了，新闻要素表现得一清二楚。

由于篇幅短小，采摄制作比较迅速、便捷，时效快，所以，适宜于报道那些时效性特强、题材相对较小的新闻。

在我国新闻界，曾经有人把电视新闻消息约定俗成地定位为“一分钟新闻”，认为电视新闻消息的长度只能是“一两分钟”。对此惯例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电视新闻消息的长短不能一概而论，应视题材该短则短，当长则长。否则，“一两分钟”的容量，有时实在难以解决既要即时又要有深度的问题。不过，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电视作为一种在时间中进行传播的视听媒介，电视新闻消息这一体裁的又一种意义，还在于尽可能争取在较短的一个单位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传播新闻信息，通过提高新闻信息变换的频率，让屏幕上的图像、声音更加变幻多彩，以增强对观众的吸引力。对题材重大、需深入报道的新闻，长一些未必不可。若先以简明新闻作概要性报道，再另以其他体裁作深入报道，也是一种办法，而且还可兼顾到对某一新闻作“概要性”及“深入性”报道有不同要求的受众。

3.电视新闻消息的采摄要领（1）仔细观察，精心捕捉典型画面。

由于电视新闻消息篇幅短小，“一分钟”内装不下多少画面，所以，有的记者往往容易对画面掉以轻心，认为随便拍几个镜头就够解说词的长度用了，花太大的功夫，多拍些好画面素材也没用。其实，正是因为用的画面少，更需要记者多动脑筋，利用好十分有限的画面时间。要做好这一点，关键在于精心捕捉典型镜头，摄取最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体现新闻事实本质的画面。

记者在现场，应设身处地为观众着想，揣摩倘若观众在现场，最想看什么。记者的眼睛等于观众的眼睛。记者应准确把握“画面的新闻价值”，采摄那些观众最想看且能让观众看好的现场画面。在选择“场景”时，务求以少胜多，以少量精选画面，尽可能展示新闻事实的实质、全貌。还要善于找到确切表现新闻事实的最佳角度和形式，以便更强烈、更有力地表现好新闻事实。

要采摄到这样的镜头，就需要记者在现场仔细观察，全神贯注地时刻准备抓取那些常常是在某一瞬间、毫不经意出现的精彩场面、镜头。对此，夏衍曾简练地概括出了“挑、等、抢”三字要诀。他说：“挑，就是挑选最能反映本质的事物、动作、表情、言语等。要善于等待，拿着摄影机，如盘马弯弓，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姿势等待最好的一瞬间才按电钮。抢，就是那种感人的带有典型性的情景出现的刹[2]那，不放过几分之一秒的时间，把它迅速地记录下来。”（2）点面结合，力求虽短犹长效果。

电视新闻消息篇幅虽短，但若合理安排大场面镜头与“点”上镜头，从而加强、加深画面给观众印象。在具体操作上，电视新闻消息中，宜少用运动镜头，多用固定镜头；少用长镜头，多用短镜头；少用大景别（远景、全景等）镜头，多用小景别（特写、近景等）镜头。

推、拉、摇、移等运动镜头虽然在表现事物时富于层次变换，具有动感等优点，但因须遵循一定的运动节奏，往往镜头较长，一两分钟的电视新闻，装不了几个镜头就完了，这样，镜头画面包含的信息量容易受到局限。比如，一个大会场，用摇镜头展示全场，一般少则要用十几秒钟。若用固定镜头，则可分切为好几个三五秒钟的全景、两三秒钟的特写、近景等。这样，不仅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使画面更富于变换，增大传播的信息量，而且有利于多角度地反映新闻事实。

少用长镜头，多用短镜头，意趣也是在此。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运用长镜头能有魅力地表现新闻事实的本质特征与价值，这个时候，一个长镜头又能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

远景、全景等大景别镜头，适宜表现新闻事物、事件所处的现场环境及气氛。但景物成像较小，不易看清局部、细节，给人印象不深。所以，对全景等宜精心选择机位、角度，控制镜头个数。一旦能反映出新闻事实、事件所处的地点、环境状况后，就尽量多选择一些典型的“点”及新颖有力的表现角度，且多用特写、近景等景别小、景物成像大的画面来表现新闻事物。由于特写、近景等视觉感强，同一单位时间给观众的冲击感、印象感强，且单个镜头要求的时间长度短，所以，无形中能加深观众对新闻的印象；同时，镜头变换频率增高，画面丰富多彩，使观众看到较大的画面容量。这样，一两分钟的短新闻片，相对来说，也就可以“虽短犹长”了。（3）注意拍摄章法，攀登“无剪辑”境界。

随着电视新闻摄录设备的日益发展，在国外电视新闻界，有人倡导“无剪辑”的电视新闻采摄技巧。也称“一步摄影法”。即记者预先形成了完整的报道思想，对要拍摄的画面内容及拍摄步骤预先在脑海中结构成熟，然后在新闻现场依次逐一拍下所需的画面，拍摄完后便自成整体，无需经过后期剪辑，只要配上解说词即可播用。

这种无剪辑采摄，自然有相当大的难度，对有些新闻事实、新闻事件还难于适用；但是，作为电视记者，若具有这种意识，却是十分有益的。这样，可促使记者更精心地结构新闻，在拍摄之前就尽量将报道的新闻烂熟于心，从画面到解说、现场音响等诸要素进行立体构思与把握。还可促使记者在采摄中更精心地选择、摄取画面，使每一个镜头从画面内容、拍摄技巧等各个方面都务求一次成功。这样做，不仅可以因省去后期剪辑而利于抢时效；而且有利于记者撰写的解说词完全按照记者本人的意图与画面协调配合，为消除解说、画面“两张皮”的不正常状况创造了条件。同时，还有利于突出真实感和现场感。（4）快采快播，力争时效。

电视新闻消息作为电视新闻中极大量、经常使用的一种“轻骑兵”体裁，肩负着既要发挥和体现电视媒介特点，又要与报纸、广播竞争时效的重大使命，所以，作为电视记者，在采播新闻消息时，务必具有快采快播的意识。采访前做好各种准备，一有情况，能马上出发奔赴新闻现场。到现场采摄完毕后，就要立即写好解说词，同时设法迅速将所采摄图像及解说词送回电视台，力争在最近的一次新闻节目时间中播发。必要时甚至采取特别处置，快速播出。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篇获2003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的佳作，对理解上述采摄要领更会增加感悟。[3]《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李姬芸张俊

播出单位：上海卫视（现上海东方卫视）

播出栏目：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特别节目

播出日期：2003年10月15日

作品长度：1′14″

作者简介：李姬芸，女，东方卫视记者。张俊，男，东方卫视摄像。

赏析：飞天梦圆镜头中[4]——《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点评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顺利点火、发射升空。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消息，全国人民翘首以盼。很多人焦急地守候在电视机前，想尽早看到发射现场画面，目睹“神五”升空的壮观景象。但在观众们来回搜索的几十个频道中，仅有一两家台开出窗口，播出“神五”发射特别节目，其中就有上海卫视直播的迎接东方卫视开播特别节目“‘神五’升空特别报道”。

这档特别节目由刚刚加盟东方卫视的方宏进主持，请来几位航天专家、科普作家做嘉宾，共同介绍此次载人航天飞行的背景、意义，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揭秘”等，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演播室直播以“等待现场”的状态。

这是一个最值得期待的现场、最值得直播的新闻事件。

可惜任何电视机构都未获准进行现场直播。

于是大伙儿只能“等待现场”。

9时许，新华社消息传来——“神舟五号”顺利升空，方宏进马上口播了这条消息。

9时20分，现场卫星地面站管制解除后，卫视记者采摄的现场报道从酒泉回传上海，备战多时的后期编播人员当即被深深震撼、倍感兴奋，为飞船点火升空的壮观，更为这条现场报道一气呵成的精彩镜头：“观众朋友，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记者站在风中的戈壁滩，离身后的发射塔仅距1000米，“……‘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已经进入倒计时，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就要实现了！”这时镜头从记者推摇至火箭发射塔—记者话音刚落—火箭开始点火—烟火漫卷之中—火箭扶摇而上……“太漂亮了！”

所有第一时间看到卫星传送画面的在场人员都不禁拍案叫绝！

多少电视人梦寐以求却从未实现的理想：记者现场出镜、火箭点火、升空实况在一个长镜头中完成——这一次终于变成了现实。说实话，分把钟的电视短新闻，有此长镜头已足以傲视群雄，但为了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在第一时间满足观众对新闻事实、新闻人物及所有相关信息的渴求，后方编辑收到卫星画面后，当即又做深度加工，把先期传回的杨利伟出征画面通过特技完美地糅合到现场报道画面中，在特别节目中多次插播，让观众朋友在观赏火箭升空那激动人心的场景的同时，一睹中国首位宇航员的风采！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航天英雄杨利伟的好奇与崇敬之心，也有效地加大了这条现场报道的信息量。

重大题材、短短篇幅，有记者现场出镜、有难得一见的精彩长镜头、有火箭发射现场实况、有相关背景介绍，有空中、地面镜头交叉，信息丰富、时效甚强、流畅完整，堪称电视现场短新闻的佳作。（陈梁）

4.电视口播新闻、字幕新闻

电视新闻消息从运用的语言符号体系特征来看，还有口播新闻、字幕新闻。（1）电视口播新闻。

电视口播新闻是播音员通过电视屏幕，主要运用声音，辅以文字字幕和图片、图像资料，口头传播新闻信息。口播新闻是电视新闻的表现形式之一，在电视新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电视“汇天下之精华”，使电视新闻能适应传播各种重要新闻信息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电视新闻传播尽管有“即时形声传播性”的特性，但是，图像新闻不是无所不包。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新闻传播实践早已告诉我们，有很多新闻难以获得图像，或暂时无法获得图像。如，通知、法令、政令等新闻信息就不上镜头或难上镜头，一些突发性新闻事件转瞬即逝很难获得图像。还有一些新闻事件，尽管有电视记者及摄像设备在场，但由于传输条件限制，电视台仍然一时无法得到图像。在这种情况下，口播新闻就有了用武之地，从一个方面确保电视在时效性上的优势和新闻媒体功能。

尽管在电视界曾对电视口播新闻的地位和作用等进行过不少的争论，却从来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在实际传播中，将口播新闻排斥在电视新闻节目之外。至今，口播新闻仍占一定的分量。

口播新闻弱点也很明显：缺乏新闻事物、新闻事件的图像，从而欠缺形象生动性和感染力。所以，在整个电视新闻节目的总体布局及宏观的量的把握中，应对口播新闻给予恰如其分的地位。应当坚持“图像新闻为主，口播新闻为辅”的原则，并且，口播新闻也要注意扬电视“独家之优势”。即便是一时难于获得现场图像的新闻，也要想方设法尽量运用图像资料，避免单纯口播。

比如，将与某一条口播新闻有关的历史影片资料、历史录像资料加以编辑，让资料图像与播音员图像穿插起来，交替出现，与解说词相配合，变单纯口播为“半”口播。在缺乏影片、录像历史资料或相关资料图像的情况下，也可绘图片、图示、图例、图表等相配合。（2）电视字幕新闻。

电视字幕新闻，是在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的画面下方，以滚动的字幕，插播最新新闻消息的报道形式。在日本，电视字幕新闻被称为“速报新闻”，可谓传神地表达了字幕新闻的特点。至于时效，在于尽可能快地传播有关新闻信息。

在大众传播实际中，广播、电视在“速报”上发挥着极大的威力。对一正在发生着的新闻事件，广播、电视也能同步地即时予以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悠久的报纸媒介也自叹不如。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足以同广播、电视抗衡，除了对写作、编辑形式、报道深度等不断改革外，为了在时效上也缩小与电子媒介的差距，到80年代，报界也绞尽脑汁，想出了不少措施。比如，国外一些著名的报社也采取了同一份报纸一天印刷出版几次的方式，必要时更换某些版面上的内容，以便及时报道最新的重要新闻。如，日本的《朝日新闻》，就分为日刊和晚刊两种，而日刊与晚刊都是每天多次印刷出版，每一次的总体内容是一样的，其中的个别内容却可能因更换而不相同。

报纸采用这种每天多次印刷出版的方法，无疑是为了提高自身对每天临时出现的重大新闻能及时报道的机动性。但尽管如此，报纸仍无法与广播电视的机动性相比。在现代发达的广播电视事业中，没有哪一家电台、电视台每天不是有多次新闻节目时间。美国CNN（全称为Cable News Network，即“有线电视新闻网”）更是世界第一家全天24小时专播新闻节目的电视网。

尤其在面临突发性、临时性新闻事件时，广播电视更具报纸等无法比拟、望尘莫及的“机动性”。

为了在“快速”上体现、发挥广播电视的优势，在有突发性新闻时，如：灾害、遇难（飞机失事等）、重大犯罪案及破案进展、重要人物的突发性事变……即使不是新闻节目时间，也可以暂时中断其他广播节目，插入播报最新的重大新闻。这是广播与电视共同的一种优势，然而，缺点也在于要暂时中断其他节目。

正是针对这一点，对于电视，又发明一个独具的绝招，即，正常节目继续播放，而在画面上“叠流”出字幕来播报新闻。两个内容，彼此相安，互不干扰。进一步增强了电视媒体在新闻传播上的竞争力。[1]汪苏华、曹华民主编：《中外电视新闻佳作赏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为新闻纪录片的更大跃进》。[3]上海市广播电视学会编：《2003上海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选》，第178页。[4]参见上海市广播电视学会编：《2003上海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选》，第180页。

第二节　广播电视深度报道

一、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涵义与特点

1.深度报道的涵义与特点

对深度报道的涵义及特点，乃至报道的规律与要领，理论界及实践界都还在不断探索与认识。[1]

在《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这样定义：深度报道（in-depthreports）指对较重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事件或问题进行充分的解释分析，揭示其原因意义的报道样式。注重“何因（Why）”和“怎样（How）”这两个要素的发挥。国内外新闻界不少人认为，深度报道与解释性报道是同一样式的不同提法。

其他说法还有：“‘深度报道’所体现的是一种新闻旨趣，它揭示了新闻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关联，从深度（深刻性）和广度（广延[2]性）两方面指出了新闻文本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深度报道“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3]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等。

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报道形态，最早是在二战后的西方报纸媒体上出现，继而再发展至广播电视媒体。不过西方新闻界却很少使用深度报道这个名称，通常称这样的报道为“释义性新闻”或者“分析性报道”，一般以调查性报道的样式体现出来。深度报道之所以最初是在报纸媒体上产生，主要是因为报纸面临广播电视，尤其是形声并茂的电视的竞争，无论是在抢时效性上，还是在真实感染力上，报纸都相形见绌，面临极大的竞争压力。针对当时广播电视科技发展阶段上尚存在的某些局限，报纸在理性分析的优势上下工夫，通过深入分析、解释、评论、揭示新闻事件、新闻事实的前因后果、背景情况、发展趋势等，形成自己的新闻传播优势。但是，随着广播电视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广播电视不仅在新闻传播中也迅速运用起深度报道这种形式，而且，通过充分调动广播电视具有的各种特殊表现手段，把深度报道的样式及传播效果都发展发挥到新的极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栏目是美国CBS的《60分钟》，成功运作38年而不衰。

我国的深度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见端倪，最早也是首先出现于报纸媒体。一方面，报纸新闻已无法与广播电视新闻争速度、抢时效，就在深度报道上做文章，以扬长避短；另一方面，当时我国处在社会体制转型的初期，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一些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光靠动态新闻增加信息量已无法满足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新闻报道改革势在必行，深度报道有了发展的契机与空间。这种报道形态迅速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广播电视也紧步其后，并注意研究发挥自己的媒介优势，使深度报道可圈可点。

最近，一种新兴的深度报道方式——整合报道，在业界实践中创作出来并得到提倡与广泛推广。它是“将有关某一类新闻事件或某一新闻事件的各个侧面报道以编辑方法整合在一起，也是对新闻事件[4]进行多方位报道的一种深度报道方式”。常见的做法是将新闻事实链接，或进行时空连线，或把同类的、相关的新闻事件编排在一起加以比较，最终的目的都是增强整体气势。这些有着不同视角和不同观点的报道，可以客观、方便和全面地表现出新闻事件的面貌及意义，可以让读者全方位地掌握新闻信息。

以往，人们常把深度报道与专题报道、特别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以及新闻评论、新闻调查等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感到，这种提法并不确切，它们的内涵有着显著差别。专题报道、特别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的概念侧重点是体现了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特征，是文体；而新闻评论、新闻调查等概念侧重于内容语境特征的类别。

从总体上看，深度报道是相对于消息类的简明报道而言的，是一个从内涵容量与深度质量特征着眼的概念。一般来讲，专题报道、特别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深度报道的特征。新闻评论、新闻调查等，也会成为深度报道。并且，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法制新闻、经济新闻，甚至是文化新闻，都可以采取深度报道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深度报道是一个大的类别概念。所以，本书并没有像一般教材那样简单地将深度报道与专题报道、特别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或与新闻评论、新闻调查等简单地相提并论，并列为体裁或类别，而是在解析它们之间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一种体裁和类别的划分层次。

深度报道从内容层面尤其是内容的语境特征着眼可分为调查性深度报道、评论性深度报道、访谈性深度报道等；深度报道从外部表现形式着眼可分为专题报道、特别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

2.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涵义与特点（1）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涵义。

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是用广播电视媒介手段实施的深度报道。具体来讲：广播深度报道是运用声音符号体系，以及广播媒介的综合优势手段，声情并茂地全面深入记录、反映、解析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揭示其实质、因果关系及发展趋势的新闻报道样式。电视深度报道是运用画面与声音符号体系，以及电视媒介的综合优势手段，形声并茂地全面深入记录、反映、解析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揭示其实质、因果关系及发展趋势的新闻报道样式。

广播电视深度报道从内容层面尤其是内容的语境特征着眼，可分为调查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访谈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等；广播电视深度报道从外部表现形式着眼可分为广播电视专题报道、广播电视特别报道、广播电视连续报道、广播电视系列报道等。（2）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特点。

广播电视深度报道与报刊媒体深度报道相比较的最大不同，是“透视解析立体化，表现手法多样化，传播语境真实化”。

报纸只能够运用文字符号及图片传播新闻，调动读者的阅读能力理解新闻内涵及想象新闻现场，解析新闻是平面化的，表现手法也是第一代的。而广播能够声情并茂地传播新闻，电视更能够形声并茂地传播新闻，尤其是可以充分再现新闻现场真实的声音、音响、图像、进程气氛，还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广播电视现场报道的特殊优势，最快地、“零时间”地亲眼耳闻目睹新闻现场，建构真实化的传播语境，最大限度地使广大受众身临其境般地感受新闻事实的原貌。同时，还可以通过多方当事人、记者、主持人叙述角度及方式的多元化，更全面地提供信息，有力引导受众的思考与判断，产生强烈的传播效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深度报道不断取得新的经验，呈现出更可喜的发展趋势。尤其电视深度报道领域，有不少成功之处。

第一，在选题方面，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将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立足于领导关心、群众重视、社会普遍存在这样三个方面的统一性。央视与各地电视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经济领域的深度报道在数量上增加、质量上提高。

第二，在报道手法上，纪实手法的运用更加纯熟，并与新闻策划很好地结合起来，对当前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认识和新闻价值的判断形成一种自觉；在播出方式上，深度报道节目从形式上更为优化、美观，注重栏目包装和编排，以广告插播和做宣传片的方式等来广为发布信息，设置悬念，吸引受众的观看；在传播效果上，更加注重互动性，欢迎观众参与和推理判断，开放性更强，节目的张力也能表现出来。同时，随着中国入世后“信息透明度”原则的贯彻以及党的十六大以后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深度报道在采制渠道和方式上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进一步掌握了主动。

第三，在应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中，电视现场直播越来越显示其“独门武器”的威力。同时也作为深度报道的一种技术手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都在第一时间里通过卫星现场直播、前方记者播报、专家评析、同声传译、电话连线、移动字幕等，全方位多角度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战况及其社会背景、发展趋势等，使新闻现场与受[5]众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电视媒体独有的魅力。

第四，栏目化是电视节目渐趋成熟的标志，通过栏目的连续性建立长期整体的效果，同时培养其固定的受众群体。我国已相继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优秀的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如中央电视台从《观察与思考》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新闻观察》，东方电视台的《东方广角》，福建电视台的《新闻半小时》，河北电视台的《新闻广角》等。同时，深度报道的栏目化、杂志化是伴随着主持人的成长一道走向成熟的，主持人的风格直接影响着栏目的风格，其个性特点、风格魅力、气质修养常与栏目相得益彰。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家喻户晓的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

当然，也还有一些值得注意改进的问题。如，我们的电视记者往往受习惯思维的束缚，忽视了形式的创新与突破，在新闻报道中形成了一种惰性。具体到深度报道就是，纪实性偏差、缺乏现场拍摄的具有冲击力的图像、缺乏对新闻事实的深入挖掘、很多时候在喋喋不休地引导人们去听去注意，而情节的简略和细节的不完整导致了新闻信息量贫乏。重结论、轻过程，重访谈、轻解说，大道理、空道理多，但舆论导向性不够，有时候为了展示不同意见以至于最终发生“信息中和”，看似“见仁见智”的正反两方面信息相互抵消，使观众如坠雾里，论理的思辨性没有体现出来，反而使真理越辨越不清楚。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认识上的障碍：电视以画面形象为主，不易表达抽象的东西，不适宜做深度报道；二是一些电视台从业人员对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把握得不深，在业务能力与工作作风方面都不适应深度报道的要求。因此要注意克服模式化、重视个性化；在内容采制和传播匠心上，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加调查采访的深度，增强情感色彩的强度和背景材料的厚度，要注重思想引路而不是经验引路；进一步拓宽报道题材，不仅选题要具有新闻时效，有一定关注度和代表性，还要注意到是否适合电视手段表现。在注重加强深度报道的教化功能、舆论导向功能的同时，突出人文关怀，体现出电视媒体应有的人性意识和可贵的人文情怀。

3.电视深度报道的报道要求

电视深度报道的优势在于它用电视形象化的手段，展示活生生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事实，并用这种事实来挖掘事物的深度，从而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操作层面，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往往要求提供大量的系统的背景材料，它把报道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过程来加以考察，着重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因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电视深度报道的要求。（1）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展示。

深度报道的崛起，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从零度叙事走向深度叙事。所谓零度叙事是指没有任何情感介入和艺术加工的最原始化的叙事；深度叙事，是指尽最大可能地进入事件的内核，这是深度报道的重要原则之一。尽管这里的深度是相对的，但最起码要求新闻记者要对事件做全面的调查，力求揭示出深层的背景，并要求有调查过程的再现，争取达到纵深追踪、深层开掘、做深做透、意义深刻的目标。要做到这些，记者就必须深度展示“新闻背后的新闻”、“原因背后[6]的新闻”，增强“用事实说话”的力度。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是通过增强现场的拍摄镜头与同期声，不断地运用最具冲击力的画面打动人；二是强调用真实的力量，用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情节、细节和新闻故事感动人。这是“电视深度报道向新闻本源（新闻事实）的回

[7]归”。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双机拍摄、记者现场采访、现场评述，对事件多角度分析、递进式探究”，其优势首先在于大量的现场采访的鲜活内容。无论是对于事件的报道也好，或者是对于问题的探讨也罢，最有说服力的内容是生动的影像语言，即现场的采访与报道。有了这些做前提，再加上节目严肃、深刻、理性的精神内涵，从而使作品能够在丰富的过程展现中完成深度叙事。（2）对新闻背景进行有效整合。

现在电视新闻一般都通过对新闻背景的运用来增强自身的厚度和广度。尤其是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往往依托背景而展开，背景在报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背景是系统的、与主题息息相关的，甚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针对事件进行高密集度和强渗透力的信息传播时，任何一篇出色的深度报道都能根据时空上的接近性来整合各种背景，并在背景应用上较好地做到背景与新闻事实之间、背景与[8]背景之间衔接自然，联系紧密，目标一致，层次清晰。”

要有效整合背景，就要树立深度报道的全背景观念，帮助受众清楚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深入理解新闻事实的内涵，了解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向。最能体现这一要义的是重大新闻事件的电视直播，如中央电视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早在开战前两个月，央视就开始组织策划，在背景资料制作上要做到“全”和“细”。新闻中心和海外中心预先制作了相当于播出量10倍的专题节目，背景内容涉及与战争相关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既有新闻性又有知识性，而且资料不断更新，直至节目播出前一秒钟。正是通过编辑部对各种背景资料的有效整合，信息组合的时空才得以呈现多维形态，才使这次报道给人信息密集、节奏明快且富于变化的感觉，播出后所引起的宣传效果自然是明显的。（3）对新闻信息进行理性解读。

要求新闻事件传播的纯粹客观是不现实的。新闻的客观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报道事件的过程本身就包括报道者对事件的发现和解释过程，主观介入不可避免。因此，受众要求电视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调动主观的能动性保证事实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要对客观发生的事件有主观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同一个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受众更关注媒体怎么去说。有学者提出，现在进入了一个信息解读的时代，而电视深度报道尤其能在增强渗透力和引导性上发挥独到的作用，因为它具有冷静、平衡、深入、客观、质疑的品质。理性的解读，意味着要把这些品质充分地挖掘出来，体现出来。

2003年4月的“非典”疫情报道中，《面对面》栏目邀请了医疗科研专线的专家，也邀请了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政府官员和“非典”康复者，他们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身处不同领域，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体验着不同的磨难，这些当事人、目击者和权威人士的话语，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迫切要求了解真实情况的需求，起到了积极疏导观众情绪和社会心理的作用。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变化，人们的信息消费方式以及对舆论的认知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已经不再习惯于现成的概念体系与惯常的认识方式来解释新领域的新问题，而希望通过新闻报道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解读方式获得对事物本质更新的认识。面对这些压力，媒体在深度报道的策划中就一定要有创新意识，力求在信息解读方式上独具风格，满足受众的更高需求。（4）要对新闻事实进行精当点评。

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必须在对各新闻要素全方位立体展示的基础上，适时地作客观、公正、准确的分析和评论，深刻剖析新闻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逻辑层次和新闻主体的独特个性，以深刻揭示新闻主题和相关的背景材料所包含的深层次意义，挖掘出新闻本身的内[9]部实质。

深度报道中的评论，相对于一般的电视新闻，更多地肩负着新闻舆论引导和监督的职责，因而弘扬主旋律是丝毫不容忽略的根本前提。有鉴于此，电视深度报道中评论的主要特色应该是深入浅出。所谓“深入”，一是评论能恰到好处地“以小见大”，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通过节目所涉及的具体事件、现象和背景，提炼出深入思考的问题；二是注意把新闻事件或现象放到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特定时期的宣传重点和舆论导向；三是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提法和态度，并将其融入相关的新闻评论中，既让老百姓更多地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又使新闻报道中所阐述的相关问题更具说服力。所谓“浅出”，是指评论都是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出来的，用他们浅显易懂的口语“说”出来的，极易被老百姓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一切新闻报道形式或者旨趣归根结底都根植于社会的土壤中，什么样的社会决定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领域的深刻变化，需要深度报道来帮助受众认识社会现实，廓清迷雾、整合舆论，促进政府善治的水平和公民权利的实现。[1]邱沛篁、吴信训等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1页。[2]杜骏飞、胡冀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3]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4]杜骏飞、胡冀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5]张骏德、叶昌前：《从当前中国电视新闻革新看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新闻战线》，2004年第3期。[6]王贵平、王青：《深透性：电视深度报道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04年第11期。[7]张骏德、叶昌前：《从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看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新闻战线》，2004年第3期。[8]王贵平、王青：《深透性：电视深度报道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04年第11期。[9]京华传媒论坛（http：//www.jhcm.com/bbs/index.asp）。

二、调查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

广播电视新闻的事实都需要调查，所以调查性的深度报道是司空见惯的类型。调查性深度报道就是对大量表面现象掩盖之下的事实真相的揭示。虽然一般报道也需要调查，但只报道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表面结果；而调查性深度报道则注重挖掘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关系，并向公众分析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在报道中为了探寻实际情况，必须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并提出公正的证据。正如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的材[1]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它的主体是调查的过程，所依据的事实可以是有关部门提供的，也可以是记者自己发掘出来的。

有学者把调查性报道分成两类，“一类是针对某人某事进行的‘单项揭丑式’，也称‘传统揭丑式’，另一类是针对某一方面存在的[2]问题而进行的‘综合分析式’，也称‘新型调研式’”。也有人把调查性报道分为广义性调查报道和狭义性调查报道，前者指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次探究、对尘封历史的揭秘和对未知世界的探寻；后者指记者独立展开的对被掩盖的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调查。[3]

从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内容和样态特征来看，又可以分为：

主题性调查。比如说一个城市交通发展能不能把公交放在第一位，这是表达了一种政府的执政理念的转变，转到以民为本的主题上。再如铁路面临重大改革，也是国企老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得不做出这种痛苦艰难的选择。所谓主题，在这里其实是一种社会观念和现象的转变，深度报道及时抓住了这种转变。

舆情性调查。就是带有政策性的众说纷纭的社会问题的调查。比如安全套该不该进大学校园、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该不该提高的问题等等，这种呈现多种观点、有多种争议的选题为舆情性调查。

历史揭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故事或者话题渐渐被人们遗忘或者人们一直被假象所蒙蔽，而现在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允许，可以重新提起，因此运用这种深度报道来重现历史。

事件性调查。一些比较具有时代特质的代表性的事件，《新闻调查》曾做过一期《胡子工程备忘录》是说一项技改工程花了若干年时间，盖了五百多个公章，结果到后来导致国家的投入成倍增加，是批[4]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个回溯式的调查。

纪录式调查。之所以称为纪录式调查是由于这种片子内核就是纪录片，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用调查的方式给它包装起来。

内幕调查。就是如今最常见的一种调查报道。注重揭开那些被有意隐蔽、不欲为人所知的内幕，它主动性更强，把自己看成是公众的形象代言人，并以此立场监督权力机关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舆论监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记者认识到，对于腐败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发生，不仅能从个人操守的层面去加以分析，不法行为也可能与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有关。因此，他们用政治学、管理学和[5]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些不法行为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为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多元和公平的视点。

以上六类调查基本上涵盖了所有调查性深度报道的范畴。从它的含义及内容来看，调查性报道的最大特点是侧重于事，展现事实，就事论事，因而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中央电视台从1996年5月17日开播的《新闻调查》，最初的定位“新闻背后的新闻”，以及后来发展了的定位“探索事实真相”，都很形象、凝练地体现了调查性深度报道的特点。

在我国2003年抗“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中央电视台与各省级电视台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与加强政府透明执政的作用。

在运用调查性深度报道开展调查事实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注意要让记者的观点和意见或者当事人的态度在事实的展现过程中流露出来。

第二，还应注意话语权平等的问题，要严防一方话语的缺失。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说：要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

调查性报道奠定了在深度报道中的主流地位，但是它的艰难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要原因是调查对象的阻挠。记者的调查对象通常总是手中握有相当权力的人，记者的调查内容总是调查对象不愿公之于众的。调查对象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记者的调查，甚至会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尤其近来我们常常能听到记者采访挨打的消息，有的暗访或者偷拍几乎就是用生命来谱写报道。造成操作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调查性报道对记者的要求太高，除了具有出类拔萃的新闻敏感以外，还得具有法律知识和各项基本常识，否则会陷入被动的局面，一些新闻侵权案件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记者缺乏处理能力和法律判断能力，导致新闻的失实和侵权，从而给记者本人与媒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1]沃·福克斯：《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李彬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2]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3]参见张洁：《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载《新闻记者》2005年第10期。[4]参见张洁：《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新闻记者》，2005年第10期。[5]杜骏飞、胡冀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三、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

1.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概念及特点

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是一种集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于一体的广播电视评论形式。它虚实结合，有说有评，既有对事件的介绍，又有对事件的分析和评论。它以典型事件为基础，就事论理，从而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果调查性报道侧重于“用事实说话”，就事论事，揭示事实；那么评论性深度报道则“透过现象说本质”，虽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却更钟情于评论，侧重于“用观点说话”，就事论理，揭示意义。这两者尽管有很多交叉的地方，最明显的是都要陈述事实，而且有的调查性报道也要加以评论，但两者语境的侧重特点还是有所不同。

由于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的传播手段优势，可以使受众获得对新闻事实、新闻事件仿佛身临其境的亲历感，但是，当今时代的受众已不满足对新闻事实简单地呈现，他们需要在了解新闻事实的基础上知晓社会多方面（包括报道者）对该新闻事实、事件的见解、分析和评价，作为自己判断的参照，尤其是对比较复杂、重大的新闻事件。这就对广播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客观公正报道新闻事实的根本原则基础上，可以同时提供报道者的主观见解与评析，作为另一种客观存在体现于报道之中，为受众提供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系统，便于受众在事实和见解的同步接收中，更好调动自己的思维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它克服了电视对抽象概念表现力较弱的缺点，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与对事件的评价并行，扬长避短，通过“述”和“评”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强化评论的客观性和强化报道的理性思辨的双重效果。它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得出的结论或者对各种观点进行评论的一个总结，一定在于阐释新闻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在今天，分析、解读和预测已经上升为评论的主要功能，包括对于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与前瞻性的分析，对于事物的解释与剖析，对于道理的探讨与求证，当然最终可能深化到对于某种哲理的感悟和提炼。

广播电视评论性深度报道则要求对事件的把握程度一定要由表及里，推证过程既要符合事物逻辑，又要符合理性逻辑，具有内在的严谨性和合乎规范性，最终提炼出比较到位和深刻的评论及观点。[1]

2.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具备的要素（1）新颖的观点。

这类报道尤其重在对中心论点的提取和把握，重在挖掘独到的声音。央视新闻频道开播后，创办了《央视论坛》节目，这是一档电视评论性深度报道栏目的代表性节目。它在片头用“透过现象说本质”来标明节目的特色，并将自身定性为“新闻频道中一档纯粹的评论节目”。其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说观点以及对观点的评论来表明媒体的立场。它有一支相对稳定的被称为“特约评论员”和“本台评论员”的队伍，就是他们和主持人一起发出媒体的声音，表明媒体的立场。一句话，它卖的就是观点。（2）广阔的背景。“广阔”在这里的含义是既要充分，又要有代表性。广阔的背景既可以交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可以为观点的提出做足铺垫，并深化主题。（3）宏观的观照。

从宏观的角度、全局的角度和人文关怀的角度，对新闻事实进行再认识，是新闻述评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必经之路，也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对事件进行宏观上的观照，主要是为了弄清客观事物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问题。《焦点访谈》在《惜哉文化》这期节目中，报道的是吉林博物馆的大火，揭示的却是隐藏在火灾背后的官僚主义。这一警示在以后的克拉玛依、阜新等地的火灾中一一得到验证。（4）微观事实的佐证。“一滴水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芒。”深度报道如何点评到位，把理说透，让观众易于接受？一方面，对那些基于一定的新闻事实或社会问题而引发的议论，既不能脱离事实泛泛而谈，又不能将过多的篇幅用于展现事实，只“述”不“评”。以获得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的作品《洋河污染导致大片农田绝收》为例，记者前去采访当地政府负责人几次都没见到，当听到办事人员解释说正忙于地、市合并工作，尚未研究消除污染的问题时，记者即席点评道：“听说是因为地、市合并工作忙，但我们认为老百姓吃饭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这句话讲得极其平静，看似不经意地点拨，却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5）不同意见的反馈。

新闻报道是对于事实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与加工；而对于意见性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要由新闻评论来承担。只有充分反映舆论才能有效引导舆论，对于评论性节目来说尤为如此。《让菜价有个谱》（《焦点访谈》）中，记者先后采访了市民、摊主、菜农、物价部门，一方面反映了市民对菜价涨幅过高有意见，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摊主、菜农、物价人员的采访分析了菜价上涨的原因，并报道了上海市政府为抑制物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这样，群众对菜价的认识深入、冷静、客观了，对政府的怨气也消散了。

在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中，也要注意，由于主持人是处于传者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处于居于拥有传播手段优势的传者优势地位，其评论更容易产生快速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报道中，宜尽量让进入频率、画面的新闻发言人、官员、专家、百姓就具体事实、现象发表评论，尽量避免由主持人或新闻播音员直接说出。尤其是要避免主持人或新闻播音员摆出一副绝对公允的面孔以显示节目的公平，或摆出一副绝对权威的气势以显示节目的权威。[1]何勇：《由事物的逻辑到理性的逻辑》，《现代传播》，1998年第3期。

四、访谈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

1.访谈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概念及特点

访谈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是以访谈对话的方式，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的剖析和展开，阐述对某个问题、某一新闻事实的立场和看法。

这种展开具有一般深度报道的内涵和深透的特征。同时，它突破了原有的以传播者为主体的立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可以容纳不同的主体对新闻事实进行评析和判断，也就是在原有的新闻节目发布方式上作了有效的突围。它不仅继承了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精雕细刻的优点，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受众的参与热情，这一点成为其极为鲜明的特色，即讲究大众性、互动性和公开参与性。而且，访谈类报道是广播电视媒体所特有的形式。与广播谈话类评论节目相比，电视访谈类新闻报道的优势在于其又多了一种形象说理的手段——画面。广播谈话类节目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由于传播载体的限制，在诸多方面很难有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而电视谈话节目不仅可以“绘声”，还可以“绘色”，主持人或者谈话者通过屏幕直接面对观众，以形、声、情、态等表现手段，引导观众从中接收信息并作出判断，它所形成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是其他媒介所难以企及的。下面我们侧重对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的内涵及特点作一解析。

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的特点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提问—回答”方式，对某一新闻事件、新闻话题进行深度开掘与阐释，并洋溢着深刻性、思辨性、庄重性的色彩。

比如，我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面对面》就是一档典型的电视深度访谈节目，主持人王志鲜明的质疑、尖锐的提问、审视与挑剔的眼神、适度煽情的“追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有的提问似乎都蕴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告诉你吧，我不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这种理性、挑剔但不轻狂的质疑使《面对面》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去探索节目的深度，即把问题引向深入，引发受众的思考，甚至还能在整个社会层面形成舆论，形成一定的声势。还有，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和央视科技频道的《大家》等都是有代表性的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的栏目。

此外，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凤凰卫视的《镪镪三人行》等栏目中，有些具有新闻性的节目，也都可以看作是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

从节目的表现形态来看，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需要把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者跟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某领域的专家、权威人士请到节目现场，在对话中体现思想的深邃、个人的风采以及谈话的魅力。

2.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的要领

对于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节目来说，新闻的主体和节目的核心都是“人”，“新闻”与“人”成为内在构成的关键因素，用“人”来[1]解读新闻，通过新闻来展示人，两者相得益彰，是此类栏目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要义。

如何将访谈引向深度，首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记者（主持人）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掌握与事件或人物相关的翔实的背景资料，这样在采访或谈话中才能显得游刃有余，才能够始终围绕中心论点来展开话题，时而有效引导，时而出其不意，按部就班的将话题按层次有序推进。例如《面对面》第15期节目中记者王志与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之间有一段精彩对话：

王志：发布会记者问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你最害怕的问题，你最害怕问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

王岐山：实际上最害怕问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加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传染源的切断。……在这种情况下传染源如果不能彻底切断，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战胜这个疾病。

王志：困难在哪儿？

王岐山：困难，说句实话，队伍状况，比如……

王志：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说法，一定要控制传染源，但是按照你这个说法，在我的想象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岐山：不，现在就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难度在这儿，我们的决心在这儿。……

王志的提问是在北京市全力防治“非典”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之前，他也了解到北京市市长接受采访的事实和其他记者问过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的提问能够环环相扣、针针见血，直指问题的关键，正是这样尖锐且又不断深入下去的提问，才会让人觉得很解渴，才使观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种精神的熏陶与安慰。

同时，题材的选取关系到节目能否激起观众的兴趣，也关系到节目所能开掘到的深度。所以，访谈性电视深度报道应该关注那些紧扣时代脉搏，包含社会矛盾，内蕴足够的新闻事件和新闻话题。此外，还要注意，如果仅仅抓取到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作为选题还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选取的题材除包含社会层面的内容外，还必须包含丰富的人性层面的内容，要通过新闻事件展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其人格魅力与人物风采。现代社会紧张而浮躁的环境常会令人不安，因此人们非常需要理性的空间和深度的思考，因此，应不断挖掘节目的深度和感染力，注重从精神的层面给受众以引导和慰藉。[1]黄峥：《用“人”来解读新闻》，《电视研究》，2003年第8期。

五、广播电视连续报道

1.连续报道的涵义及特点

连续报道是在一定时期内，对正在发生、发展中的同一新闻事件，进行及时而又持续的分段报道。连续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形式。一般来说，连续报道的新闻数量不会少于3篇。连续报道中的一些组成部分虽然单独来看往往不能成为一篇深度报道，但通过连续报道的整合，连缀起来的各篇报道会共同形成报道的厚度与深度，从而完成从一般消息体裁的简明报道向深度报道的旨趣转变。

连续报道的特点，具体来讲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报道事件过程的完整性与动态性。从叙事的意义上讲，新闻事件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整个过程都具有新闻价值。为了把握并体现过程的新闻价值，报道不应该只注重事件的结果，还要关注事件发展的动态过程，直到水落石出。连续报道的视野正有利于表现这个延续的过程。连续报道由于在时效上紧紧追踪新闻事件的发展进程，不断地、持续地进行报道，这种报道行为本身的动态性，无形中会形成不断增强的气势，强化议题设置的效果，有力引导受众对新闻事件关注与思考的深化。

2003年度全国新闻奖连续（系列）报道的获奖作品有黑龙江电视台采制的《齐齐哈尔“8·4”事件连续报道》，从8月5日至22日，集中报道50多篇，对“8·4”事件进行大规模、全景式的展示。它客观地报道了侵华日军“遗毒”给中国人民身心、情感带来的严重的伤害，深刻剖析了身处和平年代的中国普通百姓屡遭日军“遗毒”侵害的深层原因，以不容辩驳的事实鞭挞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和日本国内反华势力的丑恶嘴脸。从发现信息到跟踪信息，在17天的报道中，以平均每天播出3条新闻的速度推进，对新闻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后续事件进行及时跟踪报道，满足了观众的收视心理，用有说服力、有冲击力的视听语言，达到了催人警醒的传播效果。

第二，“进行时”的时效感与悬念感。连续报道多用于对正在发生、发展着的新闻事件进行追踪性的报道，“由于及时分段报道，与待事件结束后才写的一篇报道相比，（连续报道）时效性强，篇幅也[1]短，更符合新闻的本质”。具有“进行时”的强烈时效感。同时，也正因为是分段报道，是一环紧扣一环，及时地、结构比较完整地让观众看清整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表里因果，每则报道都带有强烈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感。比如美国近年来著名的“辛普森案”的连续报道就是如此，美国的电视机构为了提高收视率，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对辛普森杀妻案的追捕过程和审理过程进行了同步和连续报道，在受众中引起了巨大轰动。

连续报道在实践运用中，也要充分注意发挥好上述特点。同时，还应注意最大限度地开掘信息资源，扩大信息容量，发挥信息效应，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相关背景资料等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关注。如上海电视台采制的三集连续报道《八·五漏油事件》（2003年度全国新闻奖连续系列报道获奖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它不满足于对漏油事件追踪跟进报道和及时披露事件的最新进展，更为重要的是，对事件的独具慧眼的视角和思考，成为该报道的亮点。记者在传递最新信息的同时，站在更高的角度，呼唤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赔偿机制。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各行各业要按国际规则办事，这既是中国政府应信守的承诺，也是新闻记者在报道相关事件时应把握的角度。作品在客观报道的同时，特别注意分寸感和现实感，注意不过分渲染被污染的严重情况，不造成市民对饮用水质量的心理恐慌，起到了媒体舆论监督、正确导向的喉舌作用。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连续报道的节奏往往由新闻事件发展的状况决定，而不能由记者或编导的整体策划来决定。尽管媒体在部署采制连续报道时，会对每一篇报道的任务和风格进行构思，从而使整个采制、演播过程更富有条理和内在节奏。然而，这种构思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上的，而不是在新闻事实发生以后对播报内容的一种详细的安排，因此往往会随新闻事实的发展而变更。这种缺乏一定规律性的报道往往给后期编辑和正式播出带来一定难题，所以需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因势利导，随机应变。

连续报道的特点还可以在与系列报道的比较中加深认识（参见本书后面“系列报道”中的论述）。

2.广播连续报道

广播连续报道是运用广播媒介手段实施的连续报道。它的要点在于，要善于充分调动广播媒介特有的声音符号体系表意传情的手段与技巧，进行新闻报道。

下面我们结合一篇荣获2003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的广播连续报道作品进行赏析。[2]胡锦涛主席出访连线报道张明霞郭亮袁晖海滨

△各位听众，抵达莫斯科后，胡锦涛夫妇出席了普京夫妇的非正式晚宴。晚宴结束后，990早新闻编辑张明霞和正在莫斯科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郭亮进行了连线，请她介绍了晚宴的详细情况。

实况：

张：郭亮，你好！

郭：你好！

张：我想我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它这个非正式晚宴。所谓非正式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义呀？

郭：它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朋友私人聚会。他们两个人只是两对夫妇各自带着一个翻译，在没有任何随行人员，没有任何外交官员参加的情况下（聚会）。这在国际的交往当中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高的规格。它表示了中俄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性、亲密性，也表示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这个政策未来走向的一种关注。

张：那他们两个人在着装上有没有区别于正式晚宴的这个特点呢？

郭：当天下午呢，普京和胡锦涛两个人都只是穿着衬衣，外面套了个西装，而衬衣的那个最上面的纽扣都没有系，就是显示出很随意的这种朋友式的身份。当时普京总统手里还拿着一小束鲜花，他当时面带微笑地站在那儿。我们旁边的记者就说，哎呀觉得他特别像那个等待约会的青年人。

张：在欢迎远方的朋友到来。

郭：对。后来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到来的时候，他就把这束花献给了刘永清。

张：这个你描述的场面是非常感人啊。这个地点是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是吗？

郭：对。当我们的飞机还没有降落的时候，从空中我往下看，就觉得莫斯科郊外全都是森林和湖泊，非常非常美。而普京总统的乡间别墅正好就是在一个森林当中，而且有一条河围着他们家。

张：郭亮，刚刚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次非正式晚宴的情况，我想这就说明俄罗斯方面是非常重视胡锦涛主席的这次出访的。

郭：就是在离开北京之前吧，我就胡锦涛主席的这次出访采访了一些国际问题的专家。他们就说俄罗斯为什么会这样高度重视胡锦涛的出访，以至于普京还要专门搞这种私人的晚餐——

张：家宴。

郭：对，它实际上呢，因为，俄罗斯的高层有这样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说俄语的非常非常多，中俄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而他们说这一代，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几乎都是说英文，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今天他们在普京家门口各自简短的发言就是对这种猜测的一种最好的回答。当时胡锦涛说，他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就选择了俄罗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对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视的。而普京呢，他就讲得很幽默。他说他认为，他和胡锦涛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两个人个人之间也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他说俄罗斯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新任的领导人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也对俄罗斯怀着深厚的感情。他说他和他的夫人很高兴，是在莫斯科自己的家里来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他说我们俄罗斯人要用这种热情好客，使他感到宾至如归，就像在自己的朋友们当中一样。

张：好，谢谢郭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这次是首次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他与各国元首一见如故。正在莫斯科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派记者郭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与新闻频率早新闻编辑张明霞进行了连线，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实况：

张：郭亮，你好！

郭：你好，明霞！

张：你刚刚发回来的报道我们已经了解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三次峰会是昨天举行的。那么，你采访下来感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的国土上诞生并且以中国城市来命名的，是以我们上海来命名的这个国际组织，这种情况以前在中国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么它现在呢随着国际局势的复杂化，这个组织越来越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昨天的会上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一次参加这个峰会。很多国家的元首他们在发言的时候，往往第一件事就是向胡锦涛的第一次来参加表示祝贺。我能感觉到这不是一种外交辞令，不是一种外交上的那种的客套，而是发自真心的。因为我感觉到胡锦涛虽然是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可是，跟他们是相见如故，而且不时低声交谈，气氛是非常融洽的。

张：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这次会议的一个很重大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一个秘书处。首任秘书长是现任的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德广的情况好吗？

郭：他曾经是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副部长，最早的第一任驻哈萨克斯坦的大使，现在的驻俄罗斯大使。在昨天的会上，好多国家元首在发言中都提到了好像跟他老朋友一样，都说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是一位非常有外交经验的出色的外交人员，他们跟他的私人关系都是非常好的。这对上海合作组织今后能更高效地运转也是很有好处的。

张：这个秘书机构设在北京，那有没有具体的启动时间节点呢？

郭：是这样，中国希望是在11月1日在北京设立，但是正式的启动应该是在2004年的1月。

张：这是胡锦涛主席的第一次出访，除了你们随中国代表团采访的记者外，还有很多港台记者自费到俄罗斯采访。我听说胡锦涛主席虽然行程非常紧张，但还是很关照这些港台记者，是吗？

郭：是的。这么多天下来，不管胡锦涛走到哪儿，你都可以看到一堆堆的香港记者等着，伸着话筒等着向他提问。但是胡锦涛他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张，所以他就一直没有机会回答他们。今天下午他就在我们下榻的酒店特意把香港记者都叫过来，专门给了他们20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充分地提问，然后他每一个问题都很认真地回答了。香港记者特别关注的问题包括胡锦涛第一次出访，他希望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胡锦涛说他最希望传递的信息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新一届政府在政策上是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另外他们还比较关注香港的问题。比如说，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旅游禁令的事情。当时胡锦涛非常真诚地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太高兴了。在会见完记者后，他还特意走到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前面说，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去伊拉克，真的挺替你担心的。一直看你安全地回到香港，我这颗心才放下来。

张：实际上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你们应该是到了圣彼得堡吧？

郭：对。

张：圣彼得堡和我们上海也有非常深的渊源，我们是友好城市。我们希望郭亮明天能给我们带来在圣彼得堡的最新的活动情况。谢谢郭亮。

△各位听众，正在埃维昂采访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派记者郭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两点接受了新闻频率早新闻编辑张明霞的连线采访，为我们介绍了她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实况：

张：郭亮，你好！

郭：你好，明霞！

张：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两点钟。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的会谈刚刚结束，所以，我想请你首先介绍一下会谈的情况好吗？

郭：好的。这是胡锦涛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第一次和美国总统的会晤，因此引起了世界各个传媒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个会谈是非常私密的，是不对传媒开放的。记者目前对他们会谈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地就是说，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会谈之前他们有一个简短的对媒体开放的时间。他们俩都走到那个会谈的屋外，以瑞士的湖光山色为背景，让摄影记者拍照。在拍照的过程中，有一个美国记者就抢着提了一个问题。他问布什会不会谈到朝核问题。布什说会的，美方的政策不会改变。布什还对着人群开了一句玩笑说，怎么样我们俩的样子挺时尚的吧。

张：谈到这次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呢，它实际上是在八国会议前夕由东道国法国邀请了12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的一次对话。那么这次被邀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们都代表了什么呢？

郭：这次与会的发展中国家特点挺突出的。有这么几点，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个就是它的代表性非常广，各个洲的各个层次的国家都有；第三个就是他们在会上提到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第四个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话。

张：我听说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邀请胡锦涛主席参加会议，给他写了好几封信，昨天还专程到码头去迎接胡锦涛主席是吗？

郭：是的。他不仅是到了码头，而且是在码头靠岸的地方，铺了一个红地毯。他一直走到红地毯的尽头，等到胡主席下船的时候他就跟胡主席握手，然后陪他走过来。一路上他们就向周围的群众挥手致意。后来我看到希拉克总统呢，亲自为胡锦涛主席打开车门，和他同乘一辆车，去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我想，胡主席受到的待遇是非常高规格的。胡主席来参加这次会议不仅是对法国的感谢，而且目前在国际上希拉克总统的地位是比较微妙的。我们中国来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通过国际交往的这个大舞台，能够跟西方领导人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加深彼此的了解。

张：你说得非常好。那么郭亮，我们都知道呢，现在重要的国际会议都有一个保留的项目就是要拍摄一张全家福。昨天拍摄全家福的时候你也在现场，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郭：好的。我觉得他们每次在拍照的这个排位上都是煞费苦心的。比如说刚刚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他们一共是六位国家元首，那么普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就并列站在中间的位置上。我想这次排位就非常难，因为既有东道主的总统希拉克，又有布什参加、又有胡锦涛主席参加，还有日本的小泉首相参加，这个排位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今天我发现他们的排位非常聪明。

他们让希拉克总统站在第一排的最中间，让布什和胡锦涛并排站在后排的最中间，也就是希拉克身后那两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这么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张：好的，谢谢郭亮的介绍，再见。

郭：再见。

播出单位：上海电台新闻频率

播出栏目：《990早新闻》

播出日期：2003年5月27日至6月6日

作品长度：3′41″、4′14″、3′53″

作者简介：

张明霞，女，新闻频率记者。

袁晖，男，新闻频率高级记者。

海滨，男，新闻频率助理记者。

赏析：

历来，我们的新闻媒体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已形成一种模式，即公报式的新闻。严谨庄重有余，生动活泼不足，从而影响了在民众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这组报道另辟蹊径，采取了由节目编辑与随访的中央台记者对话的形式，或者说是编辑采访在一线的记者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通过互动，既把领导人访问中的重要内容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又把记者现场捕捉到的生动感人的情景表述出来；既介绍了背景，拓展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又大大提高了新闻的可听性。如，关于胡锦涛主席夫妇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夫妇非正式晚宴这篇报道，对普京和胡锦涛衣着的描写，尤其是“而衬衣的那个最上面的纽扣都没有系”的细节，以及对普京手里还拿着一小束鲜花，面带微笑地站在那儿的描述之外，还加上一句点睛之笔：“哎呀觉得他特别像那个等待约会的青年人”，真是传神地表现了当时亲密融洽的晚宴气氛，产生了强烈的现场感染力。处处可以看出编辑与记者深厚的功力和精当的匠心。

3.电视连续报道

电视连续报道是运用电视媒介手段实施的连续报道。它的要点在于，要善于充分调动电视媒介特有的画面与声音符号体系表意传情的手段与技巧，进行新闻报道。

下面我们结合一篇荣获上海新闻奖一等奖的电视连续报道作品进行赏析。[3]来自小汤山的报道（三篇）王燕　沈莹　单红卫　宋滇文《上海军医奋战小汤山“抗非”第一线》《小汤山又添“新兵”赴京队员喜得“千金”》《在小汤山成长上海军医凯旋》

播出单位：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

播出栏目：《东视新闻》

播出日期：2003年5月21日、6月1日、6月30日

作品长度：3′35″，3′38″，2′48″

赏析：

2003年春天的“非典”疫情是危及中国大地的重大事件。各家媒体都以高度的关注，捕捉着这一重大事件发展中的种种最新的变动情况。电视连续报道《来自小汤山的报道》之所以能在众多的“抗非”报道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视角独特。作品在抗击“非典”这场伟大斗争的关键时刻，把新闻触角伸到了全国人民瞩目的小汤山医院，镜头对准了73名由上海二军大派出的军队白衣天使。众所周知小汤山医院是北京市委、市政府落实中央关于防治“非典”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抗击“非典”重大疫情的重要举措，是一所有1000张病床、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临时传染病医院。解放军总后勤部从全军抽调了1383名医护人员负责医疗工作。自当年5月1日以后，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680人，约占全世界非典患者的1/10，全国的1/7。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672名患者康复出院，8人死亡，治愈率超过98.8%。全部医护人员无一感染。由于“非典”疫情的特殊性，医院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里面的病员状况如何？白衣天使如何与病魔斗争？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是观众们想知而不能知的、媒体想报而无法报的新闻事件。而《来自小汤山的报道》通过鲜活的电视画面将小汤山医院里发生的动人故事一一生动展现在观众面前，满足了观众知情需求。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第一个深入小汤山医院内部报道的电视媒体。

二是巧用素材。这组报道的成功，除了东视新闻娱乐频道编辑的努力外，还要归功于二军大长征医院的领导和赴小汤山医疗队的同志。细心的观众可能已注意到这组报道在画面拍摄方面略显粗糙，构图用光也不十分讲究，原因是此素材盖出自业余摄像师、长征医院赴小汤山医疗队员、主治医师宋滇文同志之手。宋医师在繁忙的“抗非”第一线从事紧张医疗工作的同时，不忘拿起随身携带的DV摄像机记录下医疗队员与“非典”生死搏斗的动人场面并及时提供给千里之外的东视，而东视的编辑以敏锐的新闻嗅觉和高度的责任心从医疗队赴京起即开始策划如何获得录像画面，同时每天和医疗队员、主治医师单红卫保持热线联系，而录像带则每次请北京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帮忙，从小汤山取出坐飞机专程送到上海。带子在到达东视前还必须再次经过严格的杀菌消毒。在繁复的前期准备工作基础上，东视的编辑仔细查看素材、精心挑选画面、认真加工包装。终于使这些来之不易的素材变成了一条条动人的新闻和观众见面。同时编辑也没有被动地“守株待兔”，而是积极地捕捉新闻点，如策划了医疗队员罗基祥的亲人和他通电话，报告女儿出生喜讯的新闻，将上海、小汤山两地的喜悦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组报道可以说是一次媒体和社会、专业和业余、编辑和受众成功合作的典范。

三是情感真切。作品充分发挥电视的特点，将医疗队员身着厚厚的隔离服精心医治“非典”病人，耐心细致地做病人的思想工作，第一批和第二批医疗队员工作交接以及凯旋时战友亲人相拥喜极而泣，医疗队员罗基祥在小汤山医治“非典”病人，他的妻子在上海产房生下女儿等动人场面一一摄入镜头，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激发起观众对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之情、解放军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战友亲人之间的手足之情的共鸣。

正因为这样，这组长达20集的系列报道一经推出，立即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凤凰卫视、好多兄弟省市电视台纷纷予以转播，广大观众通过报道了解了小汤山医院的真实情况，消除了对小汤山医院的恐惧感和神秘感，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战胜“非[4]典”的斗志。（林罗华）[1]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2]上海市广播电视学会编：《2003上海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选》，第32页。[3]上海市广播电视学会编：《2003上海广播电视获奖作品选》，第166页。[4]参见林罗华：《独特的视角真情的展现——评电视连续报道＜来自小汤山的报道＞》，载上海市广播电视学会编：《2003上海广播电视获奖作品选》，第174页。

六、广播电视系列报道

1.系列报道的涵义及特点

系列报道是围绕同一新闻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以若干具有并列意义的不同新闻事实，多次、连续地展开报道，以达到深入全面反映新闻事实的旨趣与效果，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形式。

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从传播形式上来看，都是在一定时期内的多次传播，但连续报道表现为纵向性，各部分内容有时间的先后顺序，各次独立的报道之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自然联系，是新闻事件上下、前后因果自然顺序的连续，各报道之间的次序不能颠倒、任意变动。系列报道则表现为横向性，各报道之间是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并列关系，内容上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这种并列关系主要是因同一的新闻主题聚合在一起，不存在新闻事件发展进程上的上下、前后承续关系，各个单独的报道次序可以互相调换，而不会影响报道的完整性与逻辑关系。

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都是广播电视新闻开展深度报道的有力手段。连续报道可以说主要是从新闻事件的纵向努力，穷追不舍深入挖掘来要求深度。系列报道则可以说主要是从新闻事实的横向努力，广度开拓，一咏三叹来体现深度。连续报道有如连珠炮的发射，系列报道有如排炮的齐鸣，两者都具有比较强大的报道声势。自然，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组织起来也要花费较大的人力和物力，所以，一般都用于比较重大的、重要的、广大群众普遍关心或感兴趣的新闻题材及“热门”话题。

2.广播系列报道

广播系列报道是运用广播媒介手段实施的系列报道。它的要点在于，要善于充分调动广播媒介特有的声音符号体系表意传情的手段与技巧，进行系列报道。

例如，荣获2001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广播连续报道《关注食品安全》，就是通过第一篇《餐桌上的危机》、第二篇《“疯牛病”的思考》、第三篇《食品安全：从土地到餐桌》构成系列报道，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民以食为天。”对菜篮子、米袋子的尊重，也是对生命首要、起码的尊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对“食”的诉求已经渐渐由“量”转移到“质”的方面来。遗憾的是，当我们不再为饥饿所困的时候，却又陷入食物安全造成的危机。疯牛病、二恶英、口蹄疫让我们举箸难下，更让作为家庭食物“把关人”的主妇们胆战心惊。

首先《关注食品安全》这一系列报道在选题方面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对“国计”的凝神聚焦之外，给“民生”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往大部分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都是反映一些负面的东西，虽然在短期内产生了吸引观众眼球的效应，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却于事无补，甚至造成危言耸听、草木皆兵的反效果。甲醛、农药残留、瘦肉精等人们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基于对这样一种现状的思考，可以看出，该报道立意的基点显得尤其可贵，那就是——深入、深度、有建设性。

诚如记者所言，我们“不仅要反映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产生的原因，而且要尝试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特别是要澄清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误解……”反之，如果报道仅仅是以一般“消费者代言人”的身份对问题进行抨击，片面地归因于某一个方面，又或者隔靴搔痒地议论、评述一番，都会使它与一个真正的“好作品”失之交臂。因为，新闻工作者不但应该是站在船头的哨兵，报告给我们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更应该有自己对现象深入的观察、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阐述一个问题的终极追求是该问题的解决，但前提是，这一阐述必须有一个较全面的视野。而系列报道在其特征和结构上正适应这种要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多层次对事件进行报道和展示，涉及面广，有深度。此报道中采访了多位食品卫生、法律、农业专家和消费者、政府官员，让他们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使听众能够了解食品安全的全貌。

组成这一系列的三篇报道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第一篇《餐桌上的危机》里，商贩的抱怨和消费者的心声反映出了食品安全严重程度；在此基础上，第二篇《疯牛病的思考》先给出一个横向的例子，从源自英国的疯牛病说起，最后帮我们进行了纵向的归因探讨：在这场餐桌危机中政府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供消费者科学地消费，而不仅仅是起告知的作用。系列报道之三《从土地到餐桌》则以更加深入的视角将话题引入到危机发源的问题上来，探讨了相关食品政策、农业生产现状、直至农产品价格机制等问题，从而倡导“绿色农业”、“绿色食品”。

相比较一般视野狭窄的负面报道所起的效果——问题和危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尴尬，这一报道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在正视食品安全不容乐观的现状之余，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积极地去解决问题。

另外，这三篇报道，在形式上看来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每则报道都相对完整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综合起来则给我们一个“食品安全”的全景，这是一种“画卷式”的结构。但是，我们进一步考察它的结构和内容之间的关联时，还可以发现，该组报道暗含一种内在的“包裹式”结构，例如，前两篇报道在结尾处抛出的问题，承继的续篇里都给予了一定的回应，从而层层深入地引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法。

该作品所选取的现场声音，无论是消费者的谈话还是专家的解说都有一定的可听性，并且主题的指向都明确一致。记者的归纳和转承[1]非常自然、恰到好处。

3.电视系列报道

电视系列报道是运用电视媒介手段实施的连续报道。它的要点在于，要善于充分调动广播电视媒介特有的画面与声音符号体系表意传情的手段与技巧，进行系列报道。

下面我们结合一篇荣获1999年度“全国好新闻系列报道”一等奖的作品进行赏析。[2]北约空袭南联盟中央电视台顾玉龙王晓琨高伟王卓王齐放张大立之一：北约开始空袭南联盟

[记者现场]

各位观众，我现在正站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公园饭店的楼顶向你作现场报道。贝尔格莱德当地时间24日晚上、北京时间25日凌晨，北约对南联盟发动大规模空袭，贝尔格莱德附近目标遭到轰炸。其中包括一个军用机场，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距离较远，在这里看不清楚。在第一轮空袭中遭到轰炸的还有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黑山共和国首都的一个军用机场和南斯拉夫北部重镇诺维萨德。

[解说]

北约是从24号晚8点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空袭的，南联盟8个地区的20多个军事目标被击中。据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电视台报道说，遭受袭击的具体地区有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以及库尔舒米尔、乌日察、达尼夫格拉德、诺维萨德、播切沃和波德戈里察等地。临时军营的一些难民在空袭中丧生。南斯拉夫军方的声明说，死亡的人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在贝尔格莱德，空袭警报响彻整个城市，远远地人们还能看见南联盟防空部队还击的炮火。据南联盟军方发布的战报说，南联盟防空部队在科索沃击落两架北约飞机和6枚导弹。北约晚些时候证实北约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但没有宣布这架被击落的北约飞机是哪一个参战国家的。据报道，昨晚参加对南联盟空袭的共有8个北约国家。南联盟军队在第一个晚上击落北约飞机的消息在贝尔格莱德市民中到处传扬，这一消息证实了以前人们对南联盟拥有强大防空力量的推测。

据来自黑山共和国的消息说，有6到8枚导弹击中了这个共和国首都的军用机场。据认为，这个机场靠近亚得里亚海，北约担心它对美国在亚得里亚海的舰队构成威胁。

昨晚，尽管南联盟全境遭到北约的轰炸，但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非常平静，大街上汽车照常往来，电影院照常在放映故事片，咖啡馆和饭店也都在照常营业。

在北约空袭的同时，许多塞尔维亚青年在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门口举行抗议示威，有人向大门投掷小石子。我们采访了在贝尔格莱德公园饭店值夜班的帕特维奇先生，他说，“今晚是一个悲哀的日子，我们好多地区遭到轰炸。我不明白。美国人疯了吗？它怎么能如此对待我们这么一个弱小的国家。由于北约进行通讯电子干扰，我无法给在家等待的妻子和女儿打电话，她们在家一定很害怕，我无法安慰她们。南斯拉夫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今晚的黑暗？”

正当北约准备发动对南联盟空袭之际，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电视台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米洛舍维奇总统号召南斯拉夫全体人民采取一切手段，保卫祖国。米洛舍维奇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说，目前发生的一切，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自由，科索沃只是外国军队企图入侵的开端。米洛舍维奇总统强调指出，南联盟塞尔维亚议会23号一致通过的，坚决反对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的决议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记者现场]

今天贝尔格莱德阳光灿烂，春天来了，北约也正在向南斯拉夫步步紧逼。人们担心，晴朗的天空，可能会给北约的空中打击创造便利的条件，贝尔格莱德的今晚不知会怎样。我们中央电视台赴南斯拉夫记者将密切关注局势的最新发展，并及时发回有关的报道。

这是中央台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之二：贝尔格莱德市民悼念遇难南电视工作者

[记者现场]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4月26号中午，贝尔格莱德的群众为死于北约空难的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工作人员举行隆重的葬礼。

[解说]

送葬的群众冒着大雨从贝尔格莱德市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市中心的一家医院门前。当停放死者的灵柩从医院抬出来时，死难者家属悲痛欲绝，在场的人员包括许多外国记者都流下了眼泪。

[字幕]塞尔维亚电视台科学部负责人：“许多人认为北约不会真的轰炸电视台，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是不能轰炸电视台的。北约也有人说过，不会轰炸电视台，所以好多人那天晚上是照常上班工作的。”

[字幕]塞尔维亚电视台值班编辑：“叶里察才28岁，她是一个多么文静的姑娘，我怎么也不相信她已死了。”

[字幕]送葬市民：“北约轰炸了我们的电视台，就因为电视台报道了南斯拉夫遭受侵略和反抗侵略者的新闻。他们绝不知道，电视台在我们心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字幕]塞尔维亚电视台空袭幸存者：“我活着，可我的同伴德雷根死了，我看到他死的。他曾对我说，下班以后他最想吃的是他妈妈做的蛋糕。”

[字幕]死难者家属：“我的丈夫在电视台工作了14年，他把电视台当作自己的家。那天晚上临上班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有一种预感，敌人很可能要轰炸电视台。他说，敌人不想让人们知道真相。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掩盖不了的。或早或晚，人们总会知道的。”

[记者现场]

各位观众，这是贝尔格莱德的墓地，牺牲者家属将在这里与牺牲者进行最后的道别。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到贝尔格莱德后，一直与塞尔维亚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制作新闻，传送新闻，而这次的牺牲者中就有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也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以表示沉痛的哀悼。

这是中央台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之三：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

[记者现场]

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当地时间5月7日晚11点45分，北约的至少3枚导弹直接击中中国大使馆，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解说]

中国驻南使馆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45分，当地时间7号午夜遭到北约野蛮轰炸的。至少3枚北约导弹从西北侧、楼顶和南侧击中大使官邸门廊和使馆馆舍，使馆留守的20多人中有3人牺牲。6名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中国使馆遭到北约轰炸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和其他脱险人员为营救受伤和遇险同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潘大使在现场指挥抢救工作直到次日凌晨，全部脱险人员都得到安全转移。南联盟外长伊万诺维奇、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马尔亚诺维奇等官员赶到现场表示慰问，并对北约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目前，使馆人员正在对被炸馆舍进行清理。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40多天的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现在竟然不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野蛮轰炸中国驻南外交机构，北约这一残暴行径已经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这是中央台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之四：朱颖父亲痛悼女儿女婿

[导语]

中国政府处理我驻南使馆遭北约袭击事件专门小组9号抵达贝尔格莱德，随行前往的还有遇难者朱颖的父亲朱福来。当朱福来手捧女儿鲜血染红的被子时，再也无法抑制住心中的悲愤。

[解说]

随专门小组一起来到贝尔格莱德的遇难者亲属朱福来是朱颖的父亲。到达当天他就随专门小组立即来到被北约炸成废墟的我驻南使馆，来到他女婿《光明日报》常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许杏虎和女儿朱颖生前住过的房间。朱福来捧着被亲人鲜血染红的被子痛哭失声。这间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房间的墙上，还残存着女儿生前贴上去的喜字剪纸。

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朱福来呼喊着女婿许杏虎、女儿朱颖的小名痛不欲生。许杏虎今年才31岁，朱颖还不到28岁。

[同期声]

朱福来：“北约为什么要炸我们的大使馆？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女儿和女婿？现在我到这来，只能看看死了的女儿和女婿。我只能捧着骨灰盒回去。”

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中央电视台1999年3月25日、4月27日、5月8日、5月10日播出）

赏析：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对国际上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战争事件，中国电视只能全部采用外国新闻机构的画面和声音，但是，1999年3月25日，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炮火纷飞的科索沃现场，使我们耳闻目睹这一现场——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这是该片成功的第一个要素。

该片成功的第二个要素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有典型意义的新闻事件，互相呼应、深刻揭露和鞭挞了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图谋和罪恶行径，反映了南联盟人民和世界人民对强权的奋力抗争。

该片成功的第三个要素是细节描写生动，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突出，给人以强烈感染。有力升华了思想内涵，强烈震撼观众的心灵，催人泪下，引起深深的感性共鸣。

使我们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发出共同的心声：“决不容许美国的霸权主义阴谋得逞！”[1]参见赵玉清：《关注民生、深度分析、对策支持》，载严三九主编：《新闻传播精品导读·广播电视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2]严三九主编：《新闻传播精品导读·广播电视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七、广播电视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

1.广播电视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的概念

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都是以较大的篇幅，专门就某个新闻题材，综合运用广播电视的各种表现手段，进行深入全面的报道。

2.广播电视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的特点

广播电视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也是常见的深度报道形式。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由于篇幅长、展现的东西多而深厚，最能集中体现深度报道最本质的特征。但是，两者在共性中还存在一些个性的差异。

专题报道，在一个独立的节目单元中，专门对某一重大新闻事件或具有某些新闻价值的题材（如为广大受众所关心的人物、事物、地方、经验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报道。对时效性的要求，比广播电视消息相对要宽松一些。在电视领域，电视专题片是运用最多的一种形式。它的选题一般具有新鲜性、重要性和专题性。

特别报道则分两种情况：一是对可预见性的未来某一既定时刻将发生的社会普遍关注度高的重大事件，在做好前期策划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深度报道，比如香港回归、APEC会议、“神六升空”的特别报道等，这类报道大多为正面的、积极的；还有就是对某一突然发生的社会普遍关注度高的重大事件，广播电视媒体所采取的紧急报道。这类报道则大多为负面的、消极的，如美国“9·11”事件、印度洋海啸重大地震、煤矿坍塌事故等灾难性报道等。此外，特别报道除独立节目单元式的特别报道外，有时候还可以是多元节目式的特别报道，即由一组报道构成的特别报道。

如果是独立节目单元式的特别报道，单就形式而言，无异于一个专题报道，但在内涵上仍存在差异。特别报道，更强调事件的独一无二性、特别重大性，或者是转瞬即逝性，从动态角度出发，有一种“不得不报”和紧迫的感觉在里边，一般来说题材不会重复。而专题报道，则可从相对的静态中，对某一阶段时期内大家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及事物、或值得大家关注的社会问题及事物，比如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以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与思考，予以专题报道，题材可以具有重复性。

再有，专题报道的吸引力往往在于内容的创新，而特别报道在于内容的独特。在专题报道过程中，策划者和传播者的责任，在于不断从新的视点、新的角度发现新闻价值，并尽可能快地在报道中把新闻信息的潜在价值充分展示出来，使它不断满足受众变化的需求。这样，专题报道视点和角度的选择就显得异常重要。视点和角度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且体现着传播者的认识是否有一定独到的高度、深度和感悟。正是这种独到的高度、深度和感悟方能使若干看似平常、实则潜藏着新闻价值的事物骤然鲜活起来，使广大受众感受到它的新鲜、趣味、重要。

特别报道由于事件的独一无二性、特别重大性，首先容易凝聚受众的目光。例如，2003年2月，海湾局势发生危机，中央电视台组成赴伊拉克特别报道组。2月25日晚10点特别报道《伊拉克核查危机》推出，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前线记者从事件发生地发回的现场报道：海湾地区美英等国增兵、集结、演习和核查危机最新的事态进展，巴格达的街头采访，海湾危机的背景新闻和新闻主持人演播室内的评述，国际问题专家的评论等。举世关注的海湾事件“昨日”的冲突起因，“今日”的触发焦点，“明日”的发展趋势及海湾地区频起争端、屡发冲突的深层原因，被洞察、阐释、揭示得昭然明了。多角度、多形式的报道组合，为这档45分钟的特别报道节目赋予了“特别”的深度。

在2005年的多次台风登陆以及禽流感疫情等新闻的特别报道中，我们的记者深入新闻现场，在极其险恶或有生命危险的情境下，认真而负责地向人们传递灾区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在画面中所传递出的心为民所系的情怀，着实令人感动。“神六”升空特别报道中，我们的记者不仅为观众展示了飞船升空前前后后的准备工作，跟踪报道了全程，还与工作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一道，感同身受地体会那种紧张、激动、喜悦乃至喜极而泣的心情。观众通过记者的语态、语气、表情，仿佛也置身于发射现场，“共时空”地感受到了传递出的情绪和氛围，这种互动是令人向往和难忘的，因此极大地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与渗透力。

本章小结

广播电视新闻的体裁主要是从广播电视反映新闻信息时的外部结构样式特点及内容叙事特征所作的区分。

广播与电视虽然媒介不同，但是，就其新闻报道的体裁而言，却是基本相通的。只是在其具体传情达意的叙事表现上，因媒介手段不同，如何发挥各自的媒介优势，有其不同的特点及要领。

广播电视新闻的体裁分为：广播电视新闻消息、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具体又可分为调查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评论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访谈性广播电视深度报道、广播电视连续报道、广播电视系列报道、广播电视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广播电视新闻解说与评论、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广播电视新闻现场直播报道。

广播电视新闻消息都是以简短的篇幅，尽可能快速、广泛、大量地传播新近变动事实的新闻体裁，是广播电视新闻中最基本、最普遍、最大量采用的报道形式。广播消息强调反映事实发生、发展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间差，语言通俗易懂，充分调动声音、音响的表现功能，短小精悍、简明扼要、具体、生动、形象地表现新闻事实。电视新闻消息与广播消息相比，不同处则是需要充分调动声画并茂的表现功能。

广播电视深度报道是运用广播、电视媒介各自的综合优势手段，形声并茂地全面深入记录、反映、解析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揭示其实质、因果关系及发展趋势的新闻报道样式。要注意：一是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展示；二是对新闻背景进行有效整合；三是对新闻信息进行理性解读；四是对新闻事实进行精当点评。思考题

1.采摄电视新闻消息要注意哪些关键环节？

2.何为深度报道？

3.广播电视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有何区别？

4.广播电视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的概念、特点及要领？

第三章　广播电视新闻体裁（下）

第一节　广播电视新闻解说与评论

一、广播电视新闻解说、评论节目的生成与发展

在新闻报道中，遵循客观报道的规律，新闻报道的方式是以按新闻事件发生的本来样子报道新闻。但是，人们常常需要在报道一些新闻事件时，能通过传播者了解这些新闻事件产生的原因，或某些背景情况，或对人们的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因此，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常常也包含着一些对新闻事件的必要的解说与评论。

作为电视解说节目，是以某一新闻事件或社会话题为中心进行分析，向群众讲明其发生或形成的背景、原因乃至发展的趋势，以及将给社会、民众何种影响，如何对待等等。在解说节目中，时时也含有评论的成分。

在实际中，解说与评论常常交织使用，两者似乎很难确切区分。不过，总体上看，解说大多重在客观的分析，评论则较强阐述主观的主张与见解。也正因为电视解说与评论常常“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在节目类别的划分上，将两者也连在了一起。或各根据侧重，而予以通称。在有些国家，如日本，则通称为广播电视解说节目。在有些国家，如我国，则大多通称为广播电视评论节目。

在我国，广播新闻评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报章新闻评论移植、改造和逐步适应自己的传播方式的过程。“真正把广播评论作为一种广播新闻的特有样式加以改造和运用的，是1940年12月30日开播、隶属于新华社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5月，新华社语言广播组扩大为语言广播部，在增办的新节目中开设‘广播评论’节目，它标[1]志着我国的广播评论开始进入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增设了15分钟的《评论》节目。“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广播新闻评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评论部，从组织建构上为广播新闻评论的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第二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还首次增设了评论项目，并有广播新闻评论获奖。1981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署名评论员文章《以女排为榜样，创造第一流的工作》，首次把谈话方式引入广播新闻评论，使广播新闻评论开始突破报纸评论文体的束缚，逐渐发挥广播媒介自身的语言符号体系的特点和优势。198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一期关于体育比赛中精神文明建设思考的新闻评论节目中，把体育场上观众席上喧哗的噪音放在开头，形象地给听众以实际的感受，有力发挥了音响的作用，增强了论据论证的说服力，开创了音响评论的先例。1986年3月18日，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愤慨之余的思索——评台湾发生的造假大陆酒案》，标志着一种新的广播新闻评论样式——主持人评论的出现。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开播了一档融深度报道与新闻评论于一体的栏目《新闻纵横》，以每天一期的强势，把广播新闻评论推上一个更高的境界，是在广播领域与日后崛起的深孚众望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交相辉映的精品栏目。

我国电视新闻评论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移植、改造和逐步适应自己的传播方式的过程。曾有学者概括到：“第一代的模式是由记者写出一篇评论，由播音员播出，只是自始至终有播音员的半身图像。这基本上是在报纸模式中摸索。第二代模式是：仍然写的是报纸风格的评论，也是由播音员播讲，只是配合出现画面，但许多画面和评论内容脱节；这说明，电视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要摆脱报纸模式的束缚，但还没有冲破樊篱。第三代电视评论模式的形成大约在1990年前后，它以电视述评为主要形式，在遵循新闻评论共性原则的基础上，用有声的画面语言来论证。论据是形象化的，论证是由记者、主持人[2]和各界人士共同完成的。”这个概括基本上反映了至1990年前后，电视新闻工作者在评论领域摸索前进的基本轨迹。需要再补充的是，上述第一代、第二代模式，还不仅仅是在报纸模式中摸索，而应该是同时在报纸模式及广播模式中摸索。再有，90年代中期开始，还逐渐发展起了两类新的电视评论样式。一是主持人评论，二是谈话体评论。

从1958年5月1日中国电视事业诞生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除了在新闻节目中口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发表的评论外，电视台自己的新闻评论尚未出现。

1979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增设了编前、编后语，并时有小言论配合新闻一起播出。同年，中央电视台开始酝酿筹备的评论专栏《观察与思考》，其名称便充分体现出述评结合的特点，融新闻性、社会性、评论性于一炉。这个栏目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反映和分析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新观点，既有对敏感问题的报道，也有对热点问题的分析。谈“热”不是加温，谈“难”不是一筹莫展，而是献计献策，帮助解决问题。在党、政府和人民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架起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沟通部门与部门、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该专栏1980年7月12日正式开播。首播第一条述评“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之后，陆续推出了“包产到户之后”、“似梦非梦”等一系列电视述评，并逐渐形成该栏目关注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和改革实践，有助于推行改革政策的节目特色。由于节目质量不断提高，《观察思考》栏目的收视率直线上升，很快达到20%以上，成为较有影响的关于国内新闻的评论专栏。同时，国际时事述评类的节目也从80年代初开始红火起来。中央电视台的《国际纵横》、《今日世界》、上海电视台的《国际瞭望》，等等，均成为收视率较高的栏目。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电视新闻评论更日见明显的进步。新闻节目中以“短平快”见长的配合一个时期中心工作和当日新闻的小议论也丰富起来，逐渐成为体现电视编排思想的重要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电视传播者的思想深度和政策水平。1987年，在大兴安岭火灾的连续报道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配合当日新闻阐发观念的几条评论《大兴安岭火灾给人们的启示》、《哪里有火情，哪里就有解放军》、《烈火之中见真情》，都曾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年中央电视台又开办了《观众论坛》栏目，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在体育新闻节目中也开始出现专职的体育评论员。在洛杉矶奥运会电视新闻报道中，播出的评论《我们的时代需要拼搏精神》，使单纯体育新闻的意义大大深化。

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充分体现电视媒介特点的新闻评论模式——电视述评。它以生动的屏幕形象、现场采访、评论员评说来展示论据，进行论证，显示了电视评论的特有风格，逐渐发展成为最适合电视传播的评论形式。1986年获特等奖的评论“温州之路”（中央台），由主持人自采自编自己播讲，评述结合，夹叙夹议，镜头客观描述与主持人的同期分析解说和现场采访巧妙穿插，突破了长期以来电视评论沿用报纸、广播的做法——即在消息后面配发评论，由播音员念稿的呆板模式。“温州之路”主观意见表达与客观事实报道相得益彰，声音与画面浑然一体，自然亲切，效果很好。据说，在这篇评论播出后，曾有一百多个单位要求复制录像带，以便学习温州经验。同时，其夹叙夹议的主持人模式，也成为述评性电视新闻节目的典范。此后在历年的全国电视新闻评选中，都出现过这种利用电视的声画综合优势，由主持人在采访过程中发表评论的类似“温州之路”的佳作，形成了电视评论的独特风格，使其水平稳步提高。如《一条马路隔断了两个企业的产需关系》（中央台、辽宁台，1987）、《青岛劳务市场述评》（山东台，1987）、《潜在的危机——关于童工现象的思考》（广东台，1988）、《冬到长安话水利》（陕西台，1988）、《面对疲软的市场》（中央台，1989）、《人与自然——辽宁环境污染评[3]述》（辽宁台，1989）等等，均是现场客观描述、采访与主观意见相结合的电视述评佳作，有力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电视述评的崛起，成为80年代末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充分发挥出舆论功能的重要标志。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不少省市电视台也相继推出了一批新闻评论性栏目。如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安徽电视台的《社会之窗》、福建电视台的《记者观察》、广东电视台的《社会聚焦》、北京电视台的《18分钟经济·社会》和《BTV夜话》等等。这些栏目均因其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热点、贴近群众的特点深受当地老百姓欢迎。越来越多的述评佳作为电视新闻传播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的舆论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桐乡“粪桶事件”留给我们的启示》（浙江台，1990）、《评评假冒伪劣商品》（陕西台，1990）、《刑场上枪声留下的警示》（广东台，1991）、《让我们伸出双手》（中央台，1991）、《市场不相信权力》（陕西台，1992）、《早稻种了不收引出的思考》（浙江台、绍兴台，1992）、《愿圣火长燃不灭——东亚运留给我们的思考》（上海台，1993）、《红小豆热访谈》（吉林前郭尔罗斯台，1993）、《巨额粮款化为水》（中央台，1996）等，均多层次、多侧面地引导社会舆论，干预现实生活，以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视野，将电视的社会功能拓展到更为深广的领域，有效地发挥出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作用。

1993年5月，中央电视台推出早间综合杂志型新闻板块节目《东方时空》，其中《焦点时刻》专栏以热点追踪和分析阐释相结合的深度特点和时事述评吸引了广大高层次观众。1994年4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又开办了每日10分钟的《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以“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为栏目定位，秉承“用事实说话”的理念，按照“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选题原则，进一步充分发挥并发展了电视述评所拥有的视听兼备、声画并茂的独特优势和夹叙夹议的评论形式，使新闻报道和评论达到完美的结合，开创了我国电视新闻评论发展的新路子，制作播出了大量影响广泛的优秀节目，并形成了以舆论监督著称的特色，被誉为“中国新闻界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衷心肯定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成为享誉中国的名牌栏目。几任国务院总理都曾亲自到《焦点访谈》视察。李鹏总理题词：“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朱镕基总理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温家宝总理寄[4]语：“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东方时空》中的《面对面》栏目也成为主持人评论形式的先行代表。也是在1993年5月中央电视台开播的《一丹话题》，是我国大陆电视台中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评论性栏目。

1999年8月，凤凰卫视推出的一档时事评论节目——《时事开讲》，开创了电视新闻评论的谈话节目形态。这个以评论时政新闻为主要内容的谈话节目的本质特点，“是由主持人的提问和评论员的分析向观众传递多元化的深层观点，对社会舆论进行归纳分析，预测新[5]闻事件的发展走向”。[1]涂光晋著：《广播电视评论学》，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2]吴少琦：《喜看电视评论质量的提高》，载《优秀电视新闻稿选（199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3]《优秀电视新闻评选专辑（198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4]关海鹰、孙金岭：《坚持“三贴近”是＜焦点访谈＞发展的力量源泉》，载《电视研究》2004年第5期。[5]谭天：《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划分》，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9期。

二、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概念、特点与要领

1.新闻评论的共性特征（1）明显的新闻性。

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依托新闻事实的评论，不是一般的其他范畴的评论如文学评论、经济评论等，故具有时效性、时新性等新闻特征。（2）强烈的思辨性。

新闻评论具有强烈的说理色彩。新闻评论需要依托新闻事实，无疑需要摆事实，但摆事实不是新闻评论的目的，摆事实是为了讲道理。新闻主要是摆事实，新闻评论则主要是讲道理，从新闻事实引申开来，条分缕析、逻辑严密地明辨是非，提出并论证鲜明的观点，所以，新闻评论具有强烈的思辨性。（3）鲜明的立场性。

新闻评论担负着反映社会舆论和引导社会舆论、指导生活与工作的双重任务。它既然是针对新闻事实、依托新闻事实讲道理、辨是非，所以，自然会提出并论证鲜明的观点，表现出鲜明的立场性。同时，由于新闻评论一般是代表着新闻媒体的意见，所以，媒体总是力求透过新闻评论，不仅表现出鲜明的立场观点，而且是正确的、能得到广大群众认同的立场观点。新闻评论在新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衡量一个媒体新闻节目质量，尤其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4）广泛的群众性。

新闻评论一般针对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关注而又有待深度了解、弄清原委、明辨是非的新闻事件、热门话题。正因为如此，广大群众对新闻评论的思想水平和思辨能力更容易寄予广泛而热切的期待，新闻评论从选题内容到表现形式也都具有更自觉地体察民情、表达民意并适应民众通俗易懂、易于参与等特点。

2.广播新闻评论的概念、特点与要领（1）广播新闻评论的概念。

广播新闻评论是运用广播媒介手段开展的新闻评论，是由电台播出的针对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和态度。具体可分为本台评论、评论员文章（或谈话）、短评、编后话、听众论坛等。（2）广播新闻评论的特点。

由于广播媒介是运用声音、音响的符号系统传播新闻信息，声音容易一听而过，稍纵即逝，再加上汉语体系中同音异义字很多，稍不注意，容易误听误觉等，所以更要求论题具体实际，论点集中，形式短小精悍，说理深入浅出，用语口语化，并充分调动广播媒介的技术与艺术手段，增强现场真实感染力。

例如，荣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佳作，录音新闻综述“召回‘新政策’也是进步”，敏锐地抓住一条热点新闻——政府部门出台一项新政策仅两个月就被收回，以独特的视角、鲜明的立意、多层的剖析和深入的开掘进行充分论述，强调了加强民主建设和依法治理相依相存的关系，突出了“执政为民”的主题。

肆虐全国的SARS过后，政府部门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提出上海市营业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餐饮店限期全部关闭。这一决定乍一听似乎也无可非议，不料政府有关部门出于关心，想办的一桩“好事”，反倒成了百姓担心、老板揪心的问题。百姓认为，这样太不方便平民百姓了。平民百姓经济收入比较低一点，吃的比较便宜，这样小饭店一关，对他们不方便了。不卫生应该加强管理、督促，要求他们把卫生搞好。不仅如此，这一新规定更是让上海几千家小餐饮店主和店里的员工们不知该“何去何从”。

面对截然相反的意见，政府部门并没有充耳不闻，强行推进，而是了解实情，冷静分析。于是，在两个月之后，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以“这是一个指导性文件”作解释，委婉地取消了这项“新政策”。作者对这项“新政策”从诞生到夭折的前前后后进行梳理，鲜明地提炼出纠错“召回”的主题，又紧紧抓住这项“新政策”要不要执行，为什么不能执行的矛盾焦点，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围绕主题进行阐述，使议论的话题给人以思考和启示。

同时，这篇综述运用广播录音报道的手段，通过典型环境的典型音响，增强了可听性、真实性和说服力，不愧是一篇针砭“瑕疵”、[1]鞭辟入里、“抓耳朵”的好作品。

3.电视新闻评论的概念、特点与要领（1）电视新闻评论的概念。

电视新闻评论是运用电视媒介手段开展的新闻评论，是由电视台播出的、针对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和态度。注重运用有关新闻事实的图像资料增强实证性和可视性。电视新闻评论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口播评论，由播音员或主持人播报，如本台评论、短评、编后语等；一类是声画结合、“述”“评”结合，在新闻事实图像的展示中进行分析评论，夹叙夹议。如新闻述评、观众论坛等。（2）电视新闻评论的特点与要领。

由于电视媒介是运用图像、声音、音响等综合符号系统传播新闻信息，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以运动图像占优势的视觉媒介，而非听觉媒介。从电视受众的心理来说，容不得瞪大双眼，任凭解说员、评论员在屏幕上空发议论。因此，电视新闻评论在选材上尤其要考究，选题明确具体，论旨是否分明，是否密切联系现实，是否易于激起广大受众关注；在表现上，要注意发挥画面的感染力，营造令观众“一见钟情”、目不转睛的深度专注视听氛围。

下面，我们以《焦点访谈》为例，来体会一下电视新闻评论的特点及要领。

在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名牌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之所以能够在全国众多电视栏目的竞争中长期独领风骚，其栏目负责人在总结其经验时就指出，原因就在于“它始终把选题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好的选题是节目成功的一半，也是一个栏目生长的源头活水，选题自身的质量和可操作性，决定着节目的质量。可以说选题的问题是一个栏目在规划自身生存发展时候需要解决的第一大问题，这对于《焦点访谈》这个以舆论监督著称的栏目来说尤其重要，甚至是[2]栏目的生命线”。《焦点访谈》在选题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准确把握时代精神、时代脉搏，科学选题的根本方向；二是精心追求切入选题的独特视角。《焦点访谈》确立的选题原则是“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焦点访谈人自己把这三条称之为“选题三原则”。这是从选题的内容上确保《焦点访谈》成功的首要关键。

众所周知，越是独家新闻，越是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所以，所有的新闻媒体总是不遗余力地寻找、发现、发掘能独家占有的新闻事实，然而，在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世界的任何新的变动，似乎都随时会立刻暴露在数不清的媒体观察与监视之中，狭义的独家新闻已实属不易。但是，能否以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认识新闻事物、解析新闻事实，以独特的角度介入新闻事件并报道新闻事件，尚大有可为。可以说，精心追求切入选题的独特视角是《焦点访谈》在选题上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对此，《焦点访谈》的栏目负责人梁增建曾有解析。他指出，好的选题一般有这样几个收视卖点：独家事实、独家观点、独家分析、独家背景、独家人物。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些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没有了独家新闻，却可以有独特的视角。以什么角度介入新闻事件并报道新闻事件，对于一个倡导舆论监督的栏目来讲更为重要，也是其成功与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准确把握选题的内容是解决“选什么”的问题，那么选择恰当的角度则是做好“怎样选”的关键。一般人认为，选题角度的优劣也就是能否使报道锦上添花的事，并不会影响对问题判断的性质。但事实上，选题的角度不仅有优劣之分，还有对错之别。对于同一新闻事件选题，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表述，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影响到节目能否正常进行。

综观《焦点访谈》的选题角度，大致是从三个方面把握的。

第一，选题角度应以事实为基础。选题的角度既包含媒体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包含媒体筛选事实、组合事实的角度。确立选题不能不顾事实地想当然，更不能无中生有地编造。社会上有不少出现导向问题的报道与其说是认识不足，毋宁说是因为其选题角度的选取不当，而角度不当又是由于报道者对事实进行了曲解。

第二，选题角度应以政策为依据。这里所说的政策，既包括党和政府在一段时期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度规定，也包括国家的法律和宣传纪律。舆论监督节目能忠实地反映出党、政府和人民的意愿，而政策恰是党和政府意志的具体体现。

第三，选题角度应以独到为目标。在充分占有事实、深刻领会政策的基础上，如果媒体对事件本身有自己正确而独到的报道角度，那么报道的社会价值就会更大。

这里所说的选题角度的独特，不是越偏越刁越好，而是越准越深越佳。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鲜活生动的新闻事实，为媒体寻求独到的选题角度提供了可能。

再有，完善制度是《焦点访谈》选题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所有舆论监督报道活动中，选题应该是最重要的初始环节，是把握舆论导向的基础。注重选题工作，就是导向把关“前移”，在报道的第一个环节就牢牢把握好舆论导向关。选题把握好，节目的整体报道工作就处于主动。一个有问题的选题，一旦投入采访，至少要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且有可能引来不良的社会反响，使工作陷于被动。在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审查比节目审查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焦点访谈》的内部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严格的，而且这种制度的建立，首先是从选题申报制度作为起点的。

第一，选题的“预警”机制。综观《焦点访谈》收到的来信、来电、来访，其中是有规律可循的。

有50%左右反映的是常年的“热点”问题——腐败。有20%左右是反映个人蒙受冤屈或利益受到损害的问题。另外有30%左右的线索具有变移性，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反映的问题明显不同。一叶知秋，基层群众反映的这种“季候性”问题，当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时，就意味着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已经形成。这是《焦点访谈》分析民情的重要依据，它可以对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选题方向作出提示。

在操作中，《焦点访谈》对这类变移性信息十分重视，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管理，制定了量化分析标准。对同一类现象，如果连续三天每天观众反映的线索超过50件以上，策划人员就会建立专档，指定专人监控，并进行调查、分析，如果有报道价值，则会从中筛选报道选题。

第二，选题的筛选机制。线索的大数量是选题高质量的基础。为了保证所有的反映线索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焦点访谈》确立了选题筛选分工负责的做法。

①由《焦点访谈》中心组设立专人，分别处理群众来信、来电、电子邮件，接待群众来访。要求当周的信件必须当周处理完毕；热线电话值班从早8：30至晚9：00；每天的电子邮件当日查看；群众来访随时接待。②记者组采编轮空的记者，同时可以对热线寻呼中提供的线索进行处理，并帮助中心组处理一部分群众来信。③中心组策划人员在每个工作日提交一份选题报告，列出约3—5个有效的报道选题，供节目组选择采用。

为了适应复杂的工作，《焦点访谈》一直在培养建立一支选题策划的专业队伍，要求策划人员既要熟悉相关政策，又要懂得电视业务；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够拨开烟幕探出真相。比如，关于甘肃庆阳私盐的报道，线索源于观众的电子邮件。但当时来信反映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私盐，而是当地的滥采滥挖和其他一系列腐败问题，只是在举报信的末尾提到一句私盐泛滥的问题。负责网络选题的编辑意识到这一情况更有选题价值，立即复函让其补充相关情况，这才有了《“盐”过其实》这期轰动的节目。

第三，选题的储备机制。许多人经常叹服《焦点访谈》反应神速，中央刚出台一项重大政策，它就能找到一个极其生动而鲜活的事例来阐释与表达。这其实是《焦点访谈》建立选题储备制度的效果。

来自观众的报道线索，量大、面广、事杂，尽管会从中筛选出许多有报道价值的选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可以操作，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部分是不能立即拍摄的。另外，当《焦点访谈》播出某个舆论监督的节目后，观众常常会大量反映同类问题的线索，并且具有较高的利用和参考价值，而栏目显然短期内不宜重复报道相同题材的节目。

有鉴于此，《焦点访谈》实行的是选题储备制度。对有价值的观众来信要摘要登记；所有的观众来电都要做记录备查；所有的观众来访都要登记；有价值的电子邮件都要下载复制存盘。另外，所有的选题报告和记者申报的选题都按类别、地域等项目输入计算机，由专人管理，保存期至少半年。

对于某些热点问题，观众反映强烈，也提供了大量的报道线索，但短期内不准备操作的，就选择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存档，为今后报道做好储备。而对于有些特殊且敏感的重点选题，由于宣传形势要求，可能短期内无法报道，那么《焦点访谈》则采取“重点储存”的方式，即“活养”而不是“死放”，由专人负责与举报人保持联系，随时了解进展情况，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将选题做大。

第四，选题的论证机制。选题论证是确立选题的最重要环节。《焦点访谈》几乎对每一个舆论监督的选题，都进行相反的论证。一般情况下，选题论证的要点集中在几个方面：选题与党和政府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有不和谐的地方；选题事实是否包含有可能引起不安定的因素；对于基本轮廓清楚的选题，关键事实是否存在疑点和不确定性；选题所包含的事例是否非常极端，不具普遍性；选题是否符合电视新闻的操作规律；选题清楚、事实准确、责任明白，但报道后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第五，选题的优化机制。经过层层关口，选题最终获得通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获批的选题都能够进行拍摄，并最终制作播出，这里面还有一次更为严格的筛选。为了保证播出节目的事实准确，优中选优，《焦点访谈》在制度上还建立了一个运作有序、分层把关的机制——

记者把关：选题获批后，如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主体事实不明确，或会带来负面影响，将与制片人进行沟通；确应放弃的，就不进入采访阶段。这样被筛掉的选题占《焦点访谈》已获批选题的10%左右。

制片人和部主任把关：记者采访回来后，制片人、部主任要与记者反复研究节目，不符合要求被过滤掉的节目大概占了10%左右。

主管台领导终审把关：主管台长出于政治大局和制作水平等方面的考虑，会严格把关。“三关”之后，应该说最终播出的节目代表了《焦点访谈》的水平。而“三关”机制的实施是保证《焦点访谈》的报道导向正确和播出安全的重要手段。

作为电视解说评论节目，在创作中还须时时记住，电视解说评论，既是“听的”新闻，更是“看的”新闻。为了发挥其这一特性，所以，对于解说评论的内容，在表现形式上，还应努力调动各种手段，以增强视觉感。如：运用录像和影片资料、照片等再现新闻事件；利用地图明示新闻事件发生的场所；对复杂的新闻事件的背景，进行简单的图解；对经济问题等，利用统计图表、数据等加以显示。

总之，要善于将口头解说评论与形象感人、有趣的视觉图像资料有机地融合起来。要善于将抽象的解说评论内容化为形象的可见可视的屏幕内容。

在解说评论节目的主持者形式上，也应注意多样性，有利形成并体现权威性。既可是一人单独解说评论，也可是两三人对讲或讨论。必要时，可请有关方面专家、权威人士直接解说评论，或参加对答式、讨论式的解说评论。[1]参见李尚智：《针砭“瑕疵”鞭辟入里》，载上海市广播电视学会编：《2003上海广播电视奖获奖作品选》，第24—27页。[2]梁增建：《选题是＜焦点访谈＞成功的源头活水》，载《电视研究》，2004年第5期。

第二节　广播电视新闻谈话节目

一、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发展概观

1.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定义

我们先从定义电视谈话节目入手。自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开播，不仅其自身受到了广泛好评，也带来了我国谈话节目的遍地开花。如今，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电视谈话节目异彩纷呈，然而，对于电视谈话节目该如何定义，迄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在此，现列举几家之言以供参考。

早在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里就收录有“电视讨论”条目：“新闻人物或有关专家、学者等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实况录像节目形式。参加讨论者由电视台邀请、组织，讨论活动大都由节目主持人主持，一般围绕某一新闻事件、某个社会问题或国内外形势，发表看法，交流意见。或原样播出，或剪辑后播出。题材、内容比较[1]广泛，适用于新闻性和教育性节目，并可设专门栏目。”这里的“电视讨论”，反映了我国电视谈话节目起步阶段的某些特征，已经十分接近“电视谈话节目”的核心内涵了。只不过，这一定义的时代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就今天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实际情况而言，节目嘉宾不仅是新闻人物、专家学者，还可以是寻常百姓人家；讨论的主题可以上至国家大事，下至鸡毛蒜皮；至于适用范围，显然，现在不仅在新闻性和教育性节目领域，许多娱乐性、文艺性、专题性节目也正在广泛使用着“谈话”这一形式；并且，在制作播出形式上，也更多是采用现场直播而非录播。

也有观点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谈话人（包括特邀嘉宾、现场观众），在演播室里就某一主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阐述和讨论观点的[2]节目”。这一定义突出了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的“控制”作用，但限制了谈话的空间。现在已有电视谈话节目会根据主题需要走出固定的演播室，回归真实的生活空间，这种纪实情境有助于增强谈话节目的可视性和感染力。

还有观点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由一位主持人、几位特邀嘉宾、一群现场观众参与，围绕一个确定的话题展开讨论的，面对面敞开的、[3]即兴的双向交流，平等参与……的新式谈话节目”。这一定义中，其实对主持人和嘉宾的数量限制既没必要，还显出局限，因为电视谈话节目实践中，已经出现两位甚至三位主持人的情况。还有，电视谈话节目设置现场观众的确能增强传播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电视谈话节目都必须有现场观众。再有，谈话节目的话题既可以是一个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例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的谈论话题，常常就是变化不定的。

从传播学角度看，谈话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口语传播活动，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人际传播。它是互动的信息交流，“对话式”的人际传播。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人际传播“就是两个人（或两个[4]以上的人）由于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聚集在一起”。即面对面的亲身参与的传播。电视谈话节目是把“谈话”这种人际传播方式和“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较好地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妨将“电视谈话节目”定义为：以电视媒介为载体，以谈话为主要表现方式的节目形态，通常由主持人、嘉宾，有时还有现场观众，在演播室或某个特定场合，围绕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面对面地展开即兴、双向、平等的对话交流。

至于广播谈话类节目，与电视谈话类节目从内涵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广播”与“电视”这两种大众媒介的传播手段不同，从而引起谈话节目形式上的些许变动，最明显的是，广播中的“谈话”不一定是主持人与嘉宾在话筒前面对面的交流，有可能是通过电话等其他通讯方式进行交谈。

因此，广播谈话节目可以定义为：以广播媒介为载体，以谈话为主要表现方式的节目形态，通常由主持人、嘉宾，有时还有现场观众，在演播室或某个特定场合，围绕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展开即兴、双向、平等的对话交流。

2.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脉络

谈话节目起源于西方，在美国是一种非常风行并且影响力较大的节目形式。它的英文是“talkshow”，有一个形象直观的翻译为“脱口秀”。1921年美国广播已经开始播放脱口秀节目了，而大部分中国电视观众开始接触到“谈话节目”这一命名，是在1996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实话实说》之后。

最早的广播脱口秀节目是192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WBZ电台播放的，话题是为农村听众讲解农场经营。与如今的谈话节目大相径庭的是，当时的脱口秀节目几乎没有观众参与，大多是主持人的独角戏。直到1933年，广播谈话节目才开始考虑给观众提供参与机会。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性脱口秀节目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有效途径。人们利用这种节目平台，热烈讨论公共事务、流行信息、个人爱好、家庭生活等等，甚至包括烹调、园艺等琐碎话题，这个传统至今经久不衰。经过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巨大挑战，广播放弃了无法与电视抗衡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音乐和新闻为主的新模式，大批谈话电台也悄然兴起。成熟的广播脱口秀，今天仍然是最受听众欢迎的节目形式之一。

电视脱口秀作为一种公众节目样式，最早也是出现在美国。电视史学家一般都把1954年NBC推出的《今夜》看作是开电视谈话节目先河的栏目。在美国电视史上，脱口秀节目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观众必看的电视节目是脱口秀节目，第一个连续几周播出的电视节目也是脱口秀节目，第一个连续几周播出的大型节目也是从脱口秀节目开始的。美国第一个早间电视节目是1952年开播，由戴夫·加罗韦、黑猩猩J和弗雷德·马格斯共同主持的《今天》；1954年，史蒂夫·阿伦主持的《今夜》开播，创下了电视节目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午夜的首次纪录；1970年，菲尔·多纳休的节目带动了日间脱口秀半带闲聊的风格，并引发类似节目的成功；1982年，《与戴维·莱特曼共度午夜》在电视上首开冷嘲热讽的先河……至20世纪90年代，谈话节目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节目类型，占据播出总量的半壁江山。

国外谈话节目的兴盛自然也引起了我国传媒人的关注。经过认真琢磨，精心策划，中国谈话节目也迈出步伐。

首先，也是从广播开始。80年代初期，各地广播电台的广播谈话节目兴起，80年代中期，音响评论出现并逐步走向完善；1987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开播，强化了主持人在杂志型节目中的串联与评点；90年代初期广播谈话节目从“为说而写”向“以说为主”转变；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新闻纵横》栏目，这种“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评论性节目”很快为大多数广播电台所采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频道（率）专业化的推进，直播式热线谈话节目逐渐成[5]为广播评论类节目继音响评论后又一主要的节目形态。1992年10月26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市民与社会》节目，是上海广播史上第一个有听众参与的新闻谈话类直播节目。

电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发展的状况则更令人瞩目。一般认为，199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电视谈[6]话节目。1993年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杂志节目《东方时空》设立《东方之子》栏目，采用了主持人访谈这一形式。1995年5月4日，央视播出纪念《东方时空》创办两周年的特别节目，其节目样式成为后来脍炙人口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雏形。但是，真正点燃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兴旺之火的还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实话实说》节目。《实话实说》1996年3月16日开播，吸引受众眼球的是，这个节目有谈笑风生的嘉宾，有相貌平常但机智幽默的主持人，有敲敲打打的乐队，而且还涌进了一大批现场观众。在这里，主持人和嘉宾的交流并不走一般的严肃或煽情路线，而是平民化的，就像百姓平时聊天一样。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观众也可以说话，可以和主持人进行交流，和嘉宾平起平坐。受其影响，全国各地各级电视台也陆续推出谈话节目，掀起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浪潮。据《南方周末》统计，以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开办《东方直播室》为开端，以1996年中央电视台设立《实话实说》为里程碑，到2004年，国内大大小小的电视谈话[7]节目已达180余种。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广播电视谈话节目虽然是借鉴了国外脱口秀的经验，但与国外脱口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对此，有必要比较一下谈话节目与脱口秀的区别。

从大的方面来讲，脱口秀和谈话节目都属于语言类电视节目，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但细分之下，脱口秀与谈话节目还是有区别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3-1）：

第一，概念的外延不同。从传播类型来看，谈话是我和他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传播规模下限明确，要求至少两个人以上。因此，谈话节目要求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谈话者（可以包括主持人在内），以语言为主要方式参与节目。唯有如此，谈话节目才能成立乃至顺利进行。脱口秀节目则有所不同。从实践操作情况来看，它有两人以上的谈话，也可以是一个人口若悬河的表演，并没有强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通过交谈来参与节目。由此看来，谈话节目无法涵盖单口秀节目和脱口秀节目中的单口秀部分。

第二，传播目的不同。脱口秀的目的很直接，就是娱乐观众，而且这个目的很彻底，所有其他目的都是附加的，都是为娱乐服务的。虽然有时候未必心想事成，但是目的是纯粹的。

谈话节目的目的在于为受众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表达思想、观念、态度、情感等。虽然也会有娱乐手段，但是娱乐手段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受众聆听表达。

我国的许多谈话节目，还有一种寓教于乐的目的。除了“谈话”以外，也希望谈话主题能有一些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承载。

第三，节目主体构成不同。脱口秀的构成可以庞杂。除了单口秀以外，大型的脱口秀构成都比较复杂，常见的环节有单口秀、综艺时间、采访嘉宾、热场表演。由于脱口秀的目的是娱乐观众，所以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环节都可以自由地加入进来。谈话节目的结构是相对单一的，大部分谈话节目是一个完整的结构，然后按照中心话题的逻辑推进来设置层次，为了确保谈话语流的顺畅，任何人为设计的环节要事先进行策划，不能随意插入节目中。

第四，场不同。脱口秀和谈话节目的场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对而言，脱口秀的场是开放的，谈话节目的场是闭合的。脱口秀的参与者，特别是主持人主要是面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话，通过不断与电视机前的观众交流，使脱口秀的场拓展到现场之外，节目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脱口秀场。谈话节目的参与者主要是在现场进行彼此交流，较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进行交流，谈话节目的现场相对闭合。其次，脱口秀强调即兴发挥，谈话节目强调逻辑。脱口秀要求现场有碰撞的味道，即使是事先的策划也强调现场发挥，营造突发灵光的气氛。谈话节目强调事先策划的程度，大部分的话题和表达方式在事先已经确定，即兴和碰撞是偶然的。

第五，主持人定位不同。首先，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作用不同。在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起主导作用，整个节目以主持人为中心。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则是引导作用，引导嘉宾、观众围绕节目主题展开交流。其次，对于主持人的要求不同。在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必须会独说、采访、表演等技能，并且越多越好。而谈话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采访，从嘉宾口中挖出更多的料，其他能力则属锦上添花，而不是必须。再次，对主持人包装不同。脱口秀很注重对节目主持的人个性化包装。在美国，一个精心策划的脱口秀节目总是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的主持人，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使主持人在媒介焦点中大出风头，提高社会知名度。而谈话节目虽然也重视主持人，但更以节目为中心，注重谈话节目本身的质量及其能具有延续性的内涵影响力。

3.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分类

对谈话节目进行分类是研究谈话节目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国的谈话节目发展至今，对照美国，显然还不全面，但是其多姿多彩的节目形态，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并且，它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下面，我们从三个角度对现阶段国内已有的谈话节目简要地进行分类：（1）第一个角度是话题本身，也就是从谈话节目内容的领域特征角度进行划分，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有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1）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这类节目的话题带有鲜明的新闻性，话题覆盖面广、信息量大，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热点、公共事务等都可以作为谈资。嘉宾多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和新闻当事人，他们往往能够发布第一手的、准确的信息和富于导向性的见解，满足观众对信息的需求。这类节目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准确性和贴近性。谈话多在演播室进行，主要由主持人与嘉宾交谈，有时有现场观众与嘉宾进行交流。

2）日常生活类谈话节目。这类节目的话题涉及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方方面面，既有社会人际交往方面的困惑，也有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调适；既有不同生活状态的展示，也有新旧道德伦理观念的碰撞。谈话基本上在演播室进行，现场观众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谈话氛围比较轻松。其特点是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参与性强，因而深受观众喜爱。

3）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这是以愉悦身心、休闲逗乐为主要目的的谈话节目，它以谈话为载体，加入较多的综艺成分和滑稽的情境设计，充分展现话语中的幽默，达到戏剧化的效果，以娱人耳目。它的嘉宾主要为演艺圈明星和体育界明星，主持人大都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就是圈内人，观众主要是年轻人。这类节目的定位不容易把握，稍有不慎就会被真正的综艺、娱乐节目吞并了市场。

4）专题对象类谈话节目。这是针对特定的观众群体或某一类社会内容而专门开设的谈话节目。特点是对象性强，话题专一，有品位和内涵。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女性谈话节目，以女性关注的婚姻、家庭、社会地位等话题为内容，如体育谈话节目《五环夜话》，经济谈话节目《对话》；法制谈话节目《今日说法》等等。随着频道专业化和市场小众化趋势，专题对象类谈话节目势必将茁壮成长。（2）第二个角度是从谈话节目主线的展开特征上看，也就是谈话内容是围绕人物还是事件展开的，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人物性的谈话节目。这类谈话节目以人物为主体，以人物作为展开话题的主要线索。这里的“人物”主要是指参与到节目中的嘉宾，他们身上具有某种性质的典型性。这些东西是被大众所关注和关心的，对媒体来说具有传播价值。人物性的谈话节目的关键在于对人物特点的把握，只有抓住了人物特点，节目才有特色。

2）事件性的谈话节目。也称话题性的谈话节目。话题是一个谈话节目的核心内容，离开话题就无法讨论谈话节目。话题性谈话节目主要又分为单一话题节目和复合话题节目两种。顾名思义，即以讨论一个或多个话题来建构谈话节目。话题必须依附一定的事件才能得到反映，事件是话题性谈话节目的支柱。（3）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有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1）聊天式谈话节目。主持人根据话题需要，邀请带有不同社会身份、职业特点的嘉宾到演播现场交流。其特点是嘉宾代表面广，可以真诚沟通，各抒己见。气氛宽松、亲切、自然，娓娓如话家常，一般不会形成激烈的言语冲突与思想交锋。适用于讨论大众普遍关注又无重大分歧，经过深入交流、探讨可能达成共识的问题。这类节目在我国比较多见，也深受观众的喜爱，如央视的《聊天》。

2）访谈式谈话节目。这类节目类似于人物专访，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交流，不同的地方是主持人也要把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亮出来参加探讨，而不仅仅是提问和倾听，否则他就成了记者。嘉宾人数不多，常常只有一位，往往是某领域的专家、权威或某事件的当事人，谈论的话题也相对严肃，能反映一定的品位和内涵。如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通过主持人与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目击者的交流，揭示幕后的故事，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人的思想境界。访谈式谈话节目有时也采取聊天的形式，但与聊天式谈话节目仍然有细微的差别：总的来看，访谈式谈话节目多数情况下为两人对谈，聊天式谈话节目人数可多可少；访谈式谈话节目话题、角度往往经过精心选择，甚至比较专业，聊天式谈话节目话题、角度比较家常，气氛更轻松，话题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

3）论辩式谈话节目。这类节目谈话各方的观点有重大分歧，在现场展开言语交锋，主持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引导他们充分陈述。其特点是紧张、冲突，适用于讨论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思潮，以及人际关系、民事纠纷等。由于矛盾冲突具有张力，现场富于戏剧性，比较耐看。

4）综合式谈话节目。这类节目充分运用电视表现手段，利用外景录像、三维动画、宣传片花等丰富的电视手段，并吸取文艺、游戏、竞技等其他节目的成分，使谈话节目立体化，增强可视性。特点是活泼、谐趣，适用于谈论轻松的生活、情感话题。这类节目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占了较大的份额。

需要注意的是，广播电视谈话节目虽然有多种多样的分类，但往往有交叉的情况。例如，对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区分，显然，首先是从谈话节目的话题本身来看的。既然是新闻类谈话节目，节目话题自然要以新闻事件为主，即以新近发生变动的事件为主。根据以上分类，毫无疑问，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是新闻类谈话节目，比如央视的《新闻会客厅》。《实话实说》是以讨论日常生活问题为主的谈话节目，总体上是属于日常生活类谈话节目，但由于日常生活问题中往往有许多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些更是新近发生变动的事件，所以有些节目仍然具有新闻谈话类节目的性质。再以《艺术人生》、《超级访问》这样的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为例，这些节目邀请来的嘉宾通常是演艺界的名人、明星，他们本身就是新闻的基本要素之一，而主持人往往会在节目中挖掘他们较少为人所知的经历，这些也都是具有新闻性的事件。至于像《对话》这样的专题类谈话节目，也是可以归为新闻类谈话节目的。

不过，本书中所谈论的新闻类谈话节目主要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类谈话节目。[1]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2]张泽群：《脱口而出——浅谈电视谈话节目》，载《电视研究》1996年第5期。[3]周振华：《从＜实话实说＞看电视谈话节目的中美差异》，载《新闻知识》1999年第3期。[4]董天策著：《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5]涂光晋：《新闻评论的历史性变迁》，载《中国记者》2004年第12期。[6]黄宝书：《谈谈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及现状》，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期。[7]于丽爽、宋茜著：《脱口成风：谈话的力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二、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社会功能

一直以来，对于受众来说，新闻节目在新闻事件中都扮演着告知与评论的角色，满是正经与威严；然而，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却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走了下来，用一种亲切、平等的方式与受众交谈，没有结论，有的是“谈话”式的叙述。这样的节目很快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并且这种“谈话”式的叙事方式也影响了其他媒体节目，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新闻主持人可以轻松地“说新闻”，以区别于过去不苟言笑地“播报新闻”；人们日常生活说话中那种轻松随意、流行时尚的形态、话语与氛围也一股脑儿涌进新闻的殿堂，构筑了一个新型的新闻话语空间。

事实证明，在当代社会中，“谈话”已不仅仅具有交流信息、沟通心灵等传统的功能；“谈话”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让说话者全身心放松和纵情宣泄的方式，尤其是能随心所欲的漫谈已经成为人们获得放松和快乐的方式之一。“谈话节目”正是为现代人的这种需求提供了一个依托现代传媒的绝妙平台。

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已经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并因其特殊的内涵，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

首先，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切合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世俗化的趋势。任何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实现都是通过特定的文化产品得以贯彻实施的，而文化产品又与传播媒介相呼应。历史上，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冰冷的文告、法典等官方文件来实现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广大民智尚未开启，受教育是贵族才能享有的权利，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为了维护自己“君权神授”的形象，统治阶级刻意保持自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这时候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世俗化的。即便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的规律也是传者向受众的单向传播，而且总是呈现着“从上而下的凌驾架势”。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出现，给予了受众也做传播者的可能，打破了一直依赖意识形态从上而下的传播方向。同时，人们也厌倦了新闻的正襟危坐，厌倦了做被灌输的角色，渴望平等的交流，渴望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不得不放弃以往高高在上的面孔，而是借助大众传媒，通过大批量生产通俗文化产品来迎合受众的传受心理变化。

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正是适应这一趋势的一种传媒产品。它讨论社会焦点、新闻人物，但不做结论；它构建轻松、随意的氛围，消除紧张；它提供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没有强权。最初脱颖而出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尤其是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都尽力打造一个平民化的风格，所以，这样的节目很快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当听到看到自己的左邻右舍在广播电视里和主持人、专家学者、社会名流轻松平等放谈天下大事，老百姓觉得以往遥不可及的大众传媒走近了自己，这无形中也自然推动了老百姓向大众传媒的亲近。当然，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再怎么平民化，也是无力改变隐藏在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的。事实上，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题材都可以作为话题进入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讨论现场，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话题涉猎的范围及讨论的深度都会受到当政者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谈话节目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弱力度有所不同而已。

其次，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切合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情感宣泄社会化的需要。

人们的理想和社会现实往往是不能吻合的，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两者之间会存有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引起的心理失衡，如果长期积郁得不到排遣，会导致心理发展畸形，乃至产生犯罪心理。因此，任何人都需要一个适当可行的渠道来疏通心理和表达情感。正如麦克卢汉在谈到人们如何缓解自身的压力时曾经说过：“我们常常利用受控条件下的运动和游戏去创造人为的情景，以抗衡实际生活中的刺激[1]和压力。”一般来说，人们凭借自己掌握的有限条件创造出精神文化产品，用以调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种种精神文化产品中，调节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统治阶级为构建符合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文化产品，通过生产这些文化产品，统治者和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们联手让社会受众沉浸于想象的空间，给意识形态蒙上温情的面纱。这些精神文化产品通常以构建理想国的面貌出现，电影就是这样的典型，通过曲折跌宕的情节和精心设计的镜头为观众构造精神“乌托邦”，补偿对现实的心理缺憾。而且，我们看到，这些理想国构建得越是完整，想象的空间越是广阔，越是彻底投入于某种精神产品的人，越是可以得到全身心的放松和宣泄。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时代的车轮在快速运转中也搅得人们日益浮躁不安，难以再像以往那样钟情于某类文化创作，沉浸于厚重的文化产品之中。精英文化在当代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而文化产品也被纳入了工业化运作的模式之中，越来越像工业产品一样被批量生产。人们情感宣泄的渠道也由此转向了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谈话节目，很自然地成为大众情感宣泄的渠道。在中国，首先，中国人有着悠久的谈话传统。北京人的“侃大山”、四川人的“摆龙门阵”、东北人的“唠嗑”，无一不透露出民间对交谈的喜好，在种种闲谈神聊里，说者和听者同样得到了放松和宣泄的快乐。而且，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涉及的话题广泛，有的直接契合当前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知道，新闻传播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因此，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也为大众“谈什么”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话题资源。同时，新闻谈话类节目也是首次将话语权给予了受众，虽然这些受众只是少数人，甚至有些是社会精英（比如在《对话》节目的现场观众中，往往会安排同样很有分量的观众），但是，从他们身上，大众能找到相同社会群体的认同感。

当然，也有必要指出，在“谈话”搬上荧幕，衍生为一种说话艺术和主持风格，借助大众传媒让更多受众分享其中宣泄的快乐时，这[2]种快乐却又是“不彻底的、廉价的且又让人难以抗拒”。因为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话语本身成为一种生存的策略，能敞开心扉说真话的环境本来就不多；即使在演播室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说话的人说完这些话后还是要回到他那个大社会环境中接受折磨。由此可见，在日常的谈话中，这种快乐的实现完全是由说者和听者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主动设定和创造出来的，完全没有受到外在条件所强加的制约和限制，参与其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是任何一种被预演、被编排、被大规模生产的谈话节目都无法企及的。新闻谈话节目提供给人们的快乐是不彻底的，因为新闻谈话节目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例如话题的选择，讨论的深度，现场的把握等；快乐是廉价的，因为这些新闻谈话节目都有着固定的播出时间、制作程序以及板块组合，制作者们往往是像制造工业产品一样对各个环节进行拼接和组合；但是，这种快乐又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因为它所凭借的是威力巨大、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体。[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5页。[2]于丽爽、宋茜：《脱口成风：谈话的力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三、广播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特征及要领

1.话题与节目形态

广播新闻类谈话节目的话题，是适宜用广播媒介手段表现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和近期的社会热点，一般是通过节目的谈话形态介绍新闻背景、分析新闻事件、预测社会趋势、反映公众意见等。从我国近年来的广播实践来看，所选的话题及表现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官民对话，政要访谈。邀请政府各级领导来到直播室，就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和群众关心的话题，为广大听众提供了一个直接与政府高级官员对话、交流的可能，同时也使各级领导得以直接倾听群众的意见、呼声和对各项工作的建议。

第二，新闻事件评论与分析。针对某一新闻事件，在谈话中展开评论与分析，既有利于从主持与参与谈话嘉宾的不同角度反映情况与意见，又有利于使受众了解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再通过自身的思考，做出应有的判断和决策。尤其是对一些突发性新闻事件，具有很好的传播效果。例如，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悍然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使正在发展的中美关系笼罩上一层阴影。上海“990”新闻频率《市民与社会》栏目对这一新闻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组织节目进行了讨论。节目中既传递出了上海各界的抗议和愤慨心情，又请专家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为广大听众作了客观分析，有效地化解了群众中的激烈情绪。

第三，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由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伴随产生，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避免不了会有困惑、失落与矛盾，所以也是历年来被节目较多谈及的话题，如再就业工程、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国有企业改革、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如何应对WTO的挑战、知识经济带给我们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等等。这些话题可能并不是由某一项特定的新闻事件所引发，但却是一个阶段全社会关心的重点和热点。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类具有时效性的新闻谈话节目主题。

第四，生活方式漫谈。当今的社会正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事态度、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对于一项新鲜的事物，人们的观点迥然各异。这种广泛的差异正好成为谈话类节目选题的有利因素，透过谈话节目的平台，不同见解的碰撞巧妙地形成一种交流和沟通，从而受到受众的青睐。

2.节目运作的要领

要办好一个广播新闻谈话节目，首先要清楚，节目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新闻性”和“时效性”。其次，在节目的具体运作中，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始终不偏离主题，始终不失思想性、严肃性。具体来说：

第一，紧扣新闻事件，把握社会和时代的脉搏。在很大的程度上，新闻传播应该做的是了解社会大众的心理诉求（人们想知道什么，他们关心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困惑），对于新闻谈话节目来说，把握好这一点尤其重要。

第二，心态开放，敢于包容多元观点。每天正在发生的大量新闻事件是我们节目取之不尽的话题源泉。然而并非所有的新闻都可以拿来议论一番，一档新闻谈话节目必须从中筛选话题、选取角度，从受众的心理和实际生活需求出发开题立意并展开讨论。好的话题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放程度，至少不会让人一看就知道标准答案，其中应包含观念的冲突和思想的交锋，甚至具有一波三折的特征。

第三，驾驭谈话，善于引导。观点的开放和多元将使节目变得丰富多彩，然而作为节目的制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时的热闹，更不能“脚踩西瓜皮”，使节目显得七嘴八舌、不知所云，而失去导向。任何一个话题的争论都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背景，因此节目的制作者事先必须占有大量背景材料，并且具有对我国国情和社情民意的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说”和“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应是节目制作人员把握节目制作意图的两个重要问题，而在直播过程中，主持人则要时刻考虑整个节目的谋篇布局，控制节目的起承转合，牢记“倾听而有立场、引导而不妄断”，不断提高节目的水准和意境。

上述三条，对于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来说也是相通的。

四、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特征及要领

1.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叙述特征及要领

相对于广播媒介来说，除了声音符号，电视媒介还有很多自身独有的传播符号，主要有镜头语言符号与造型符号两大类。运用这些传播符号，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可以呈现出特有的叙述特征，具有不同的叙述方法，并相应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要善于灵活应用各种电视叙述技巧，使节目做得好看耐看。具体来说：（1）以主持人为引导的叙述。

这是一种充分发挥主持人引导作用的叙述方式。众所周知，主持人是谈话类节目中的重要角色，有时甚至是节目的品牌标志。一如提到《实话实说》，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它的首任主持人崔永元。要打造一栏好的谈话节目，制作人可以极力把主持人当作品牌，节目宣传的重点也可以部分转移到主持人身上。为什么？除了主持人自身的魅力以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主持人在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结构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如开始时的引导，中间的串联，结尾时的总结，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也要为观众传达某些重要信息，比如嘉宾的背景信息，一些高度概括、高度浓缩与事件相关的信息等。例如，《实话实说》节目对主持人话题的提出、主持人出场、嘉宾的介绍出场、节目的进程转换都作了设计，使谈话节目在一个轻松的状态下进行。主持人和嘉宾在节目现场的交流从容不迫，也体现了主持人的魅力。

二是有的新闻谈话类节目是邀请现场观众的，在这样的节目中，主持人的引导作用又体现在对观众的情绪调动和把握，这也是节目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谈话类节目毕竟是人为营造的一个谈话氛围，一直作为旁观者的受众突然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紧张在所难免。因此，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语言和姿态，对参与观众恰到好处的调动，也会影响到是否能平复观众的紧张，让观众在节目中能表现出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最佳的参与状态。

三是在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与嘉宾进行交流。更多时候是让嘉宾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保证叙述正常、充分地进行。因此，主持人尤其要善于引导和调动嘉宾，确保谈话的正常进行，能够充分挖掘嘉宾的故事。在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通常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谈话中因嘉宾的身份、知识水平、阅历的不同，以及主持人对话题把握的程度和方式不同，会直接影响叙述的效果。（2）以当事人为主的叙述。

在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分类中，提到一种论辩式谈话节目，这类谈话节目有一种形式，就是请一个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双方都到场，依照各方当事人的叙述展开事件。当然，这个新闻事件往往是具有争议的，是可以争议的。比如，《实话实说》以前就“王海该不该打假”这个话题做过一期节目。

对观众而言，当事人到现场（演播室）能体现一种真实感；而且，能听到双方当事人对事件的不同说法，更能让观众体会到新闻谈话类节目意在平等交流的本质。只是，这种形式的节目要注意，由于双方当事人在现场交锋，谈论的话题以及话题进展往往难以把握，这就需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情绪、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敏捷度等因素，由主持人把握谈话进程，适时进行调整。

从受众的观赏心理来看，他们关心的是事件的过程，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主持人在节目进程中对事件性质的调解。观众的兴奋点就在于当事人双方就事情过程的交代、双方当事人现场交锋的程度、主持人现场左右调解等，这些形成了这类谈话节目的收视亮点。

比如，央视二套每周日晚播出的《对话》，就是主要采用以当事人为主的叙述方式。《对话》这个节目最令人难忘的已不是主持人，而是它的嘉宾，个个分量十足：有左右经济的权威人士，有经历商海沉浮的企业巨头，还有见证热点事件的当事各方，等等。也许，有了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观众关注的已无他物，只是想靠近他们，倾听他们，听他们讲述成功背后的故事。

在这类谈话节目中，只要引领当事人“进入”真实的生活情景中，当事人会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作条理的叙说。只要做到节目“不走神”，那么观众也会循着当事人的“神”往下看。因此作为节目主持人的技巧不在于提示当事人“你还有什么没有说”，而是要引领他“怎么说才能清楚地告诉观众”。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是让当事人讲述的事件被观众接受和理解，而不要让主持人去裁剪当事人的叙述。（3）以画面辅助的叙述。

既然是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电视媒介的一大优势——画面，不可不加利用。谈话节目，只是一味地谈话，也会让人，特别是旁观者觉得乏味，对于一向多变的电视画面来说也多少显得单一和冗余。

画面也有“说”的功能，因为电视的特征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无声胜有声”的画面能够唤起更多联想。例如，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面对”执行“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的一期节目中，在交谈之间会插入当时“神舟”六号升天的相关镜头，例如航天员出舱之时，出征仪式、发射前的准备等等画面，这些没有解说词的镜头运用，不仅可以令主持人对画面中的细节、画面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而且让观众重温了当时那令人激动的场景，很容易受到谈话现场氛围的感染。这些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的画面，流畅地插入谈话节目中，对观众的触动远不是几句或几段描述性的语言能够媲美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主持人叙述、当事人叙述还是画面叙述，都要根据谈话节目的定位，甚至本期主题表现的需要，可单独也可综合运用这些叙述技巧，并在运用中考虑话题设置、主持人、被采访对象和观众，以及舞台、音响等各种因素，以真正凸现谈话节目的特色和效用。

2.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发展待解的课题

2000年以后，大大小小的谈话节目竞相登场，给国内电视屏幕带来红红火火的景象；然而，在种种繁荣迹象的背后，谈话节目已经透露出持续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待解的课题。其主要表现在：（1）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时段开发不足。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央视的几个知名谈话节目播出时间，列表如下：

由该表我们可以看到，央视对这几个新闻谈话类节目都给予了重视，将其编排在晚间，甚至说是黄金时间也不为过。其他很多省级、地方电视台对新闻谈话节目的编排也是如此。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暂且不做分析，先看看国外在电视谈话节目实践中的操作情况。

在美国，谈话节目是划分时段的，比如早间谈话节目、日间谈话节目、晚间谈话节目。时段不同，相应的收视群体定位不同，节目的形式、内容和制作方法也会有相应改变。而在国内，多数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基本不分时段，都集中在晚间，有的甚至是黄金时段，造成其他大段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谈话节目。比如说，迄今为止，国内尚未有一个是定位于晨间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忽视对不同收视群体的定位，再加上制作方法相同，同一个新闻谈话类节目放到哪个时段播出，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节目形式雷同，内容重复，数量泛滥。据统计，自《实话实说》节目在国内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这种模式被各地电视台群起效仿，截至2001年，全国有近200个谈话[1]节目，大多数是“实话实说”式的。最初来自于谈话节目形式上的新鲜感消退了，而谈话节目的质量又没有明显提高，千篇一律的后果就是令人乏味。

一方面是新闻谈话类节目时段单一，尚未积极开发非黄金时段的谈话节目；另一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新闻谈话类节目不顾自己的收视群体而转向黄金时段。改变播出时间对知名谈话节目来说，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尝试。新闻谈话类节目在发展初期，常常试探性地编排在非黄金时段播出，比如，《实话实说》一开始是安排在星期天早上7：20分；随着节目的发展，反响增大，慢慢形成自身品牌之后，就转移到黄金时段试图吸引更多受众。然而事实是，《实话实说》于2000年挪到晚上9点的黄金档之后，尽管栏目自身不断进行微观调整，收视情况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一个新闻谈话类栏目播出日期和时段的固定有利于培养稳定的观众群。当观众对一个节目形成认可之后，栏目的稳定性，包括固定的主持人、固定的样式、固定的风格、固定的时间，成为一个成功的谈话类栏目的品牌标志和外部质量标准，也为观众提供了信誉保证。时段的改变意味着放弃了那些最欢迎这个节目的观众。另一个原因是，在国内，晚间，尤其是黄金时段一般是电视剧、娱乐节目、新闻节目的天下，与新闻类谈话节目相比，这些节目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新闻谈话类节目想和它们一争高下那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国内的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想在日后有更大作为，首先就要摆脱黄金时段的“束缚”，勇于开发那些相对较冷的时段，避开娱乐节目、电视剧的播出高峰，也和那些已经成名的谈话节目错开。与其和其他电视节目争抢收视群体，不如通过自身节目培养观众的收视习惯。（2）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缺乏现场直播。

目前，国内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事先录制，然后经过后期制作播出，没有实现现场直播。因为现场直播对节目要求很高，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乃至一个电视台的综合实力无一不面临考验。录播相对来说更节约，对演员和制作人员的压力都不大。而且，新闻谈话类节目一般话题是围绕新闻事件，虽然话题确定，但是节目中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反应是不确定的。所以事先录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后期剪辑以呈现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一种热烈祥和的讨论氛围，另一方面也是审片的需要，只有通过评审的节目才能播出。谈话，尤其是论辩式的谈话，很容易产生激烈的交锋，而这对于电视台来说是难以驾驭的，也是无法容纳的，所以电视擅长的是一团和气、温文尔雅、客套节制，最好无关痛痒。录播的电视节目显然迎合了这种态度。

但是，在理论上，新闻谈话类节目是不能经过彩排这个过程的。因为在“谈话”中有很多即兴发挥的东西，不可能再来一遍。大部分谈话节目利用了彩排，限制了谈话的讨论范围，把一次谈话安置在主持人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也要把制作人的意图充分地贯彻落实。谈话节目在确定选题之后，都有自己的意图归宿，通过彩排，制作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意图归宿有没有达到。当嘉宾没有在制作人期望的思路上前进的时候，制作人就会指手画脚，将其拉回“正途”。即使有的谈话节目是一次录制的，比如《实话实说》，但是它们的后期编辑能起到相同的效果。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观众还能在谈话节目中期待什么呢？对于一个准备好答案的提问，人们并不稀罕它回答的圆满。人们期待的是即兴发挥，哪怕这个发挥并不精彩——就如现实中的“谈话”一样，但那会让人感到真实。原本，现场直播的魅力在于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悬念，而录播将这些乐趣和精华过滤掉，剩下一些媒体苦心设计的“谈话”，千篇一律，令人乏味。（3）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储备不足。

储备不足包括诸多方面，而且谈话节目发生的很多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储备不足。首先就是人才储备不足，仅这一点，就可以导致所有的问题：策划问题，主持问题，选题问题，到最后就是视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电视节目每一次让观众眼前一亮的，不少都是改造自一些引进的节目。这说明我们自己的力量还十分虚弱。

策划人才的不足还反映在选题上。目前大部分谈话节目的选题都有表面化和无关痛痒的嫌疑。那些真正有挑战性的选题我们还不敢涉足，而传统的选题又做不出新意。打开电视，所有的新闻谈话类节目似乎都是主持人加小乐队，现场摆上沙发、清茶，下面一堆观众，加上一个可以播放资料片的大屏幕。经常明明是不同的谈话节目，却似乎在说着同样的话。传统的选题往往流于肤浅，徒具其名，文不对题。事实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话题的选择一直是在走钢丝。因为想要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节目，形式当然是一部分，它也许是召唤观众入场的必须，但是怎样能留住观众在场，展示话题的谈话过程才是关键。重复新闻中的话题是早期新闻类谈话节目的一个捷径，但是发展到今天，不能出其不意就等于放弃了竞争性。追新闻本身就是冒险的，因为一个重大的新闻热点可能提供的言说空间早已被那些处心积虑做《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这样节目的人给琢磨得无立锥之地了，除非谈话节目能发现新的角度和切入点。

而主持人的储备不足可以说是目前新闻谈话类节目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谈话类节目的风险来自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但就节目质量而言，更大的风险来自谈话节目对于主持人的依赖性。由于谈话节目本身独特的形态，决定了谈话节目的制作是一次性完成的，之后就只能做减法，或删减或放弃，不可能做加法，如果做了就不是原来的谈话节目形态了。这样的一次性决定于节目主持人对于节目录制过程的控制，而事后编辑修改的空间却很小。所以谈话节目比任何节目都依赖于主持人及其对话的嘉宾。一些谈话节目好不容易竖起了响亮的品牌，然而，一旦主持人因故不得不换岗，却往往难觅新人承前启后。例如，《实话实说》换了主持人以后难以为继，就充分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崔永元的成功对于后任主持人来说自然是个莫大的挑战，但是《实话实说》并非“崔永元实话实说”，并非是按照西方脱口秀的模式为崔永元量身定做的，所以更换主持人并非不可能。（4）回归真实传播本质，用真诚赢得受众。

新闻谈话类节目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讲真话的要求。因为长时间以来，人们都是在用别人的口吻、别人的声音，或者规定的口吻、规定的声音说话。而通过新闻谈话类节目，观众惊诧地看到，原来人们在电视上也可以像平常一样说话。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魅力就是话语的魅力，它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真实话语的倾诉。“我认为谈话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真实’的理解，是[2]由于对观众的忽视。”

谈话节目贵在真实。只有真实的话语、真实的说话过程、真实的人和事才能在荧屏上、话筒前呈现正常状态下的交谈，才能真正实现情感和观点的真诚交流，也才会以感人的力量赢得受众。真实体现在话语的表达上就是讲真话，忌说假话、空话、套话，突出谈、说、聊，切忌播、念、读。体现在谈话的过程中，就是要展现真实而轻松的谈话现场；体现在话题和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就是尽量表现或再现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体现在主持人身上，就是主持人应该鼓励和引导人们说话、正常说话和说实话、耐心倾听别人说话，营造出一个正常的谈话氛围和韵味，并尽可能为嘉宾、为现场观众提供真实说话的场所。当谈话节目将“真实性”视为灵魂和生命，并在制作过程中不断秉承“真实”的原则时，“谈话”也才能更接近电视媒体“真实传播”的本质特征。

新闻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真实”。一档优秀的新闻谈话节目首先要有强大的公信力，这种公信力是建立在对新闻事实的充分尊重和作为新闻传媒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基础之上的。不讲求“真实性”的新闻谈话节目，自然就没有生命力。

反观某些新闻谈话节目，或空话、假话、套话连篇；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让人看了生厌，听了难受。有些假，是节目策划者的职业品德差造成的，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甚至被否定。这样的节目尽管为数不多，但其危害却是巨大的。

新闻谈话类节目的虚假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新闻谈话节目确定的选题来源于未经核实的猜测性新闻，谈话或者纠缠于新闻是否真实这个肤浅的问题，或者干脆就在假定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如此，谈话节目的真实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一个适当的选题也影响到后面的策划主持环节是否能恪守真实原则。如果节目的选题本身就不对受众的胃口，与现实生活相隔甚远，或是不值得一说的芝麻小事，那当然只能用空话、套话甚至是假话去填塞了。在新闻谈话节目中，最要紧的是注意话语权的平衡，不能让原本用来讨论问题的现场变为个人观点的发布平台，以个人观点来解读真实的新闻。主持人在新闻谈话节目中应该做的事情是把客观报道的新闻事实告诉大家，而不是用观点去代替新闻本身。这样才能够避免用片面代替全面、拿假象掩盖真实。

其次，有的新闻谈话节目为了达到所谓完美的效果，有的策划人员会提前准备好主持人的每一句台词，甚至设计好每一个动作和神情，甚至有的策划把嘉宾要说的每一句话都设计好了，还进行事先排练，这样的“谈话”无论是语气还是表情都让人感到机械、木讷甚至虚假，谈话的交流性无从谈起。（5）强调主持人包装，注重栏目品牌效应。

关于电视媒介品牌，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电视媒介品牌主要有两类，一个是频道品牌，一个是栏目品牌。电视媒介品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持人、现场记者既是电视产品的制造者，又是电视产品的传播者，同时还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体现者。电视品牌的形象由人与节目共同组成，电视人，特别是主持人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品牌内涵最好的诠释者。目前国内有些电视栏目已经开始注重打造品牌节目和明星主持人，比如央视的《幸运52》和李咏、《开心辞典》和王小丫等等，但是，新闻谈话类节目目前尚未有叫得很响的品牌栏目及令人难忘的主持人，一方面有新闻谈话类节目自身质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包装力度不足的问题。

在国外的电视节目中，很注重打造明星主持人，如《今夜》的主持人琼尼·卡森，被誉为“脱口秀皇后”的女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他们不仅是一档节目的主持人，还是电视节目为观众打造的明星，他们的名字深入人心，因为他们的出现也带动了一档又一档的新节目。我们熟知的凤凰卫视就极为注重明星主持人的打造。从创办开始，凤凰卫视一直致力于通过打造“三名”即名主持人、名记者和名评论家，提升和凸现媒体品牌形象。而凤凰打造主持人的模式更接近于明星的包装，主要手段有：让主持人频频曝光，拉近与观众的距离，量身定造适合其个性、风格、特长的栏目。让栏目迎合主持人而不是主持人来迁就栏目。一旦某个主持人影响扩大，凤凰卫视就会为其新开专门的栏目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进一步培养观众的忠诚度，扩大并巩固主持人的影响力。如陈鲁豫在主持《凤凰早班车》时以“说新闻”的主持风格得到观众认可后，又相继主持了《鲁豫新观察》、《鲁豫有约》的节目。如今，凤凰的名主持人、名记者、名评论家已为观众所熟知，成为凤凰卫视的品牌形象代言人。

提到国内的新闻谈话节目，令人赞叹和唏嘘的还是《实话实说》和崔永元，一度人们提到《实话实说》就必然要提到这个长相普通、衣着朴素，总是眯眯笑的主持人。《实话实说》更换主持人后的困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国内谈话节目人才的匮乏，而且我们也应当看到国内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对栏目品牌的不够重视。一个固定的主持人，其实应该是一个成功的谈话节目的品牌标志之一。包装主持人，就是把自己的主持人像其他领域的名人一样在媒体中进行宣传，扩大影响；为了突出和张扬主持人的个性，节目的形式、话题以及对于话题的切入角度都可以根据主持人的特点而确定。在美国，一个精心策划出台的脱口秀节目总是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的主持人，同时也会利用各种时机让主持人在媒介焦点中大出风头，提高其社会知名度。当然，西方的脱口秀节目和我国的新闻谈话类节目有很大区别，但是在它们成功的经验以及现有的实践中，相信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对于已经小有名气的谈话节目，如《新闻会客厅》、《面对面》、《对话》等，则要维护栏目品牌，进一步扩大栏目品牌效应。具体来说，首先是要保持栏目的周期性，如果观众对栏目的主持人、样式、风格表示很大程度的认同，就不能随意对栏目进行大幅度改版。其次是要采取正确的品牌经营策略。对品牌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经营，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品牌的价值。[1]梁英：《从“实话实说”模式看谈话节目的发展瓶颈》，载《视听界》，2004年第6期。[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5页。

第三节　广播电视新闻现场直播报道

一、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电视新闻传播的独家优势

现场直播报道是到目前为止，各类电视新闻中最充分运用与体现了电视媒介特殊的技术手段优势的报道形式。

前面，我们在论述电视媒介的特性时已经阐明，电视的特性是即时形声传播性。正是因这“即时形声传播性”，所以，电视传播能“先睹为快盖电影，声画并茂胜广播”。同时，我们也已经阐明，只有当发挥电视特性的时候，电视传播才具有最大的优势。

现场直播报道最明显的特点，正是声画并茂地对新闻事件进行同步（即时）报道，所以，它最能体现电视报道的强大优势，能最有力地发挥和争取电视应有的传播效果。

对于现场直播报道的优势，不妨将其与实况录像转播等形式相比较来加深理解。

电视节目以制作、播出方式来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现场直播、实况录像转播和录像节目播出（录像素材再编辑播出）三种。

先看现场直播与录像节目播出。后者是制作完成以后再播出，无疑在时效上与前者无法比拟。除此之外，两者在叙事特征上明显不同。前者的叙事时间（播出时间长度）与真实时间（事件过程时间）是一致的，而且，前者的叙事内在逻辑关系与事件真实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作过任何人为的改变。总体上，前者是一种和真实事件完全一样的完整时空的即时展示，所以，它有原汁原味的天然本色。后者则经过蒙太奇手法剪接，既缩短了事件的实际时间长度，也可能改变事件真实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种经过了改变的与真实事件不同的时空的滞后展示。

再看现场直播与实况录像转播。后者也是制作完成以后再播出，无疑首先在时效上与前者是不可比拟的。现场直播报道处于电视媒介所具能力的最高境界，与新闻事件同步进行。除此之外，两者在叙事特征上，虽然都是完整记录同一时空内发生的事件，但由于播出时间的差异，两者所产生的传播现场感、新鲜感、真实感也是有差异的。实况录像转播是以前发生事件的事后播出，告诉观众的是曾经发生了什么。现场直播是同步展现，是此时正在进行的事件的播出。它消除了受众与“传”的行为之间的时间距离，“就在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感，无疑会使观众的接受心态与新闻现场更为接近。同时，由于现场直播不经过事后的剪辑加工，现场如何均是即时照样展示在观众眼前，观众丝毫不会怀疑有“修改”的可能，所以，报道的透明度最彻底、更能使观众感到真实可信。所以，现场直播报道比实况录像转播具有更强的现场感、新鲜感和真实感。

正因如此，现场直播报道比其他报道形式更能满足电视观众在获取信息时所具有的“先睹为快”的心理要求，更能把广大受众收引到电视荧屏前。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重大的、广大群众非常关心而又特别需要先知、先睹的新闻事件，电视应努力进行现场直播，真正“扬独家之优势”。迄今为止的中外新闻传播史也生动证明，只要电视新闻传播运用了现场直播的特有手段，其产生的传播影响力的广泛度和震撼力，都是其他媒介所望尘莫及的。

二、现场直播报道的运筹

1.台外现场直播的设备系统及运筹（1）转播车。

现场直播的“现场”，如果不是在电视台内（如演播室）而是在电视台以外的其他地方，则必须将摄像机运送、安置到现场去，这就需要“转播”。承担“转播”工作的关键设备是转播车。也因如此，这类现场直播，又称之为“现场转播”。

转播车的内部有一个相当于电视台内副控制室的控制室，其间装设有摄像机控制台、电闸、监视器等。导播、助理导播和录像技师就在其中工作。这个控制室是在车的前部，车的后部是仓库，装有摄像机、三脚架、镜头、摄像机电缆、微波发射机、话筒，以及控制声音用的器材等。

声音的混合，通常是将调音器置于能看见现场的地方，在现场进行。

摄像机摄取的画面和声音，使用微波传送到电视台内。无论图像还是声音，都要经过电视台内供转播专用的副控制室，在此经过调整，插入字幕、广告等，再传送主控制室播放。

转播车在现场的停车位置，首先应当遵循交通法规。此外，还应选择即使长时间停车也不至引起麻烦的场所，如果不使用发电车，而是使用现场的民用电源，还必须考虑到电源的距离。一般来说，转播车距微波发射机的最大距离是200米，距摄像机的最大距离是300米，距电源的最大距离是100米。

转播车如果要使用电源车，电源车在现场的位置，应当注意电源车排出的声音、热量、废气等不给周围环境引起麻烦，同时，应与转播车距离50米以上。（2）微波转播机。

微波转播机是电视现场直播中的重要设备。所谓微波的这种电波，与声音和普通的电波不同，是与光同样地呈直线前进的形式。若有什么障碍物遮挡的话，在其背后就无法接受到信号。由于微波接收机是安装在电视台的电视塔等建筑物顶上，所以，在直播现场的微波发射机，应安置在能够直视到电视台微波接收机的地点。1瓦特的微波转播机的电波到达可视距离约为60公里。当微波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用眼互相看不见的时候，应当实际地检测一下微波电波的传送情况。（3）摄像机的位置。

选定摄像机在现场的适当机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摄像机位置的确定，决定着整个节目的质量和进行方式。因此，应当首先决定节目实施的方针，选定能满足节目实施方针要求的摄像机位置。再就是须考虑不要因摄像机和摄像机电缆的设置影响周围环境，以及摄像机和摄像机电缆设置的方便与否。（4）现场直播日前的工作。

一旦计划了某一个现场直播节目后，节目负责人马上就应与节目导播与技术导播商量实施方案。如果是初次作为现场直播的现场，则必须同其他有关人员到现场去，对微波发射机的设置场所、现场的照明灯具、摄像机的位置、声音转播用和联络用的电话线的设置、转播车和发电车的停车位置、各路人马到达现场的时间，以及现场的诸种特殊问题，进行磋商，落实解决。

若是在剧场等的现场转播，演出及技术方面的全体人员则需在现场直播实施前的充分时间里，预演应当播出的节目，回到电视台后，商定摄像机的配置、照明、节目主持人及是否需插入字幕、广告等事项。（5）现场直播当天的工作。

转播车装好需用的设备器材，至少提前3个小时到达现场。按照确定的方案，设置好摄像机、微波发射机、声音系统及电缆之类。首先用联络电话同电视台内取得联系，调好微波发射机的方向。同时，打开摄像机的开关，确认有无故障。全部正常后才停止机器运转。然后进行正式播放的准备。至少在现场直播开始前半小时，微波发射机、摄像机等设备系统应处于马上能正式开始工作的状态。

摄像机在现场拍摄的图像信号，通过转播车内的摄像控制台可以监看。导播和助理技术导播一边监看摄像机在现场、拍摄的图像，一边通过转播车内的电视接受机注意本电视台内的节目进行情况，不断指挥摄像机在现场的拍摄活动，确定并切换传送给电视台内播出的画面。

转播车内，应始终用电话与本台的主控制室、微波接收室、转播用副控制室保持联络。

在电视台内，由铁塔上的微波接收机收到的信号，进入转播用副控制室。在这里，标题字幕、演出人员名单、录像再生画面、广告、播音报道等需要插入、混入的构成内容信号也从电视台的图像放映室传送过来。这一切信号从副控制室出来时，则已形成完整的节目了。然后，再经过主控制室进入发射机，被播放出来。

2.现场直播报道的节目实施方案策划

在我国的电视新闻直播报道实践中，已经创造了不少经典的案例。尤其是1997年，更是对直播的认识和实践达到高潮，这一年因此被称为中国电视的“直播年”。1997年的“跨入’97”、“日全食——还尔波普彗星天象奇观”、“香港回归特别报道”、“小浪底黄河截流”，以及后来的“澳门回归”、“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现场直播报道，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下面，我们以CCTV-4“连宋大陆行”的现场直播报道为例，来领悟和把握现场直播报道的节目实施[1]方案策划要领。

2005年4月26日至5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跨越台湾海峡率团访问大陆，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闻事件，中央电视台各套新闻节目全面出击，以少有的开放姿态和多元的报道手法对连宋的“和平之旅”、“搭桥之旅”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直播报道，其中CCTV-4的“连战大陆行”特别报道与“宋楚瑜大陆行”特别报道（合称“连宋大陆行”）尤其引人注目，再次生动地显示了在突发性重大事件报道领域，我国现场直播报道达到新水平。

按照对重大事件的分类，以前国内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多侧重于对常规性、可预测性、有计划性的事件的报道，而对于突发性、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国际事件还是国内事件）却鲜有涉及，突发性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仍没成为电视人的自觉意识。“9·11”事件之后，国内电视界开始认识到突发性重大事件报道给电视新闻媒体所带来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同时也意识到增加新闻直播平台与播出空间的必要性。2003年7月1日，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新闻频道诞生。随后，中文国际频道（CCTV-4）与英文国际频道（CCTV-9）也改版播出。再加上央视新闻一套综合频道原有的新闻播出职能，共同搭建成了央视新闻播出平台。由此，为我国电视新闻媒体在更高层次上同境外媒体展开新闻竞争，创造了物质和机制条件。同时，在传播理念和实践上，央视利用“非典”、伊拉克战争、东南亚海啸等重大突发性事件以及“两会报道”、港澳回归周年纪念等一系列常规性重大事件，加强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力度与深度，尤其注重对直播的运用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背景，帮助全社会及时知晓重大事件，维护民众的知情权，有力提升了央视作为唯一国家级新闻媒体的权威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

而“连宋大陆行”特别报道再次证明，电视新闻直播对于电视新闻媒体（频道）提升影响力、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

按照惯例，国家、地区、党派领导人来访在新闻报道中只属于一般性常规报道，然而“连宋”身份特殊，历史背景与意义也都非同寻常，再加上近年来台海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两岸的一举一动都牵扯世界的神经，所以“连宋访问大陆”这一事件无论从意义上还是从影响上，无疑应该列入重大事件的报道范围。另外，从4月18日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率团抵京磋商连战访问北京事宜，到26日连战正式到访仅仅只有一个星期时间，这对于一个持续18天、多达6个城市（南京、北京、西安、上海、湘潭等）、十几个直播点的电视直播活动来说，其准备工作的复杂与繁重程度可想而知。而且，连宋访问大陆的最终日程确定得比较晚，而直播报道方案迟迟未能最后形成，直到连战之行即将开始的前三天才最后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央视从形成最终方案到最后实施只花费了三天时间。因此，将“连宋访问大陆”列入突发性重大事件也是可以的。

要对这样一个具有突发性质的重大事件进行全程直播报道，存在很大的风险。首当其冲的是政治风险，长期紧张的台海局势使得有关两岸的事件都备受世界注目，任何差错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国际舆论的压力。而且，报道准备时间仓促，地点不但多而且变化大，多机位、多地点、多记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也随之加大。这些现实情况都给直播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央视经过精心策划、巧妙运筹，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多路共用直播信号的传送，同时还满足了北京演播室与前方记者连线报道的需要。

此次报道从4月26日连战乘坐的飞机落地南京开始，至5月13日宋楚瑜回到台湾机场结束，共持续了18天，其中单天直播时间最长为近10小时（4月29日），最低为4小时，平均每天直播时间6小时。即使在连战、宋楚瑜访问间隔期间，每天的直播报道也不低于4小时。此次“连宋大陆行”特别报道的规模之大、报道之深、反应之迅速、角度之多元、时间之长，都较以往有不少的突破。

这次成功报道的精心策划、巧妙运筹，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搭建全天候报道平台。“连宋大陆行”期间，CCTV-4利用频道优势和灵活的运作机制，为“连宋大陆行特别报道”搭建了一个全天候报道平台：《新闻60分》。在上午8：00开始的《新闻60分》主要承担“连宋大陆行”的当日行程安排、昨日要闻回顾的报道功能，形式上以大时段的消息报道和深度报道为主。同时以《新闻60分》为平台，适时将镜头伸出演播室，转向“连宋大陆行”的新闻现场，提前开启当天“连宋大陆行”的全程直播。《中国新闻》。在中午12：00播出的《中国新闻》以动态消息为主，主要对上午“连宋大陆行”的行程与活动展开及时而深入的消息报道，帮助上午未收看直播的上班族知晓最新消息。另外一档晚间21：00播出的《中国新闻》则注重对“连宋大陆行”全天活动进行盘点，并对当日活动、讲话的重要片段进行回放。《今日关注》。紧接晚间《中国新闻》之后，晚21：30的《今日关注·连宋大陆行》邀请相关嘉宾，对当天活动、讲话进行评点与解读，同时驻台记者张文静通过连线报道，把当天台湾媒体的反应进行汇总。如果直播是新闻的第一落点，那么晚间的访谈则是对新闻的第二落点的开发与挖掘。

现场直播。在三档新闻节目构成的整体框架中，CCTV-4派出任永蔚、陈轩石、于婷婷、黄越等记者全程跟踪，现场报道“连宋大陆行”，在整体利用公用信号的过程中，及时插入出镜记者的画面或接通连线电话。北京演播室除主持人外还有两至三位直播嘉宾，及时对事态进展进行评点与解读。（2）全程直播。

全程直播是这次“连宋大陆行”特别报道的最大特点。与以往相比，此次“全程”直播名副其实：第一，时间长。直播时间长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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