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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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政策(公众行为与国家政策研究丛书)试读：
本书学生作者
许妍 姚瑞瑞 张博 李莹 李宁 张晶
赵二娟 刘帅歌 吴天艺 宋兴娜 宋媚婷 毛雅婷
罗坦宁 白一珂 李松晖 田家耀 李小勇 徐培
王洋 车婷婷 魏嘉迪 刘梦瑶 尹艳孺我们一起走过
本书调查者
本次调查共获得五类有效问卷共14686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共60名本科生参加了调查。
张博 刘帅歌 宋兴娜 宋媚婷 毛雅婷 李莹
白一珂 李宁 李洋洋 张晶 邹祎 赵二娟
吴天艺 王钰鑫 陈佳佳 兰九珍 李嘉欣 郭一斌
李小勇 许妍 罗坦宁 董 芳 田家耀 陈丽
李林峰 刘佳 王睿莹 姚瑞瑞 宋丽丽 付珍
孟艳君 张梦臻 车婷婷 郭雨璇 宗璐瑶 魏嘉迪
陈亚娟 陈笑楠 曹梦田 袁双凤 彭光 刘梦瑶
李嘉豪 徐培 杨万奇 刘敬可 史晓慧 姚洁铭
王洋 张世良 鲁芳 王忍 罗群群 肖文慧
凌则严 来亚楠 李少卿 何雪瑶 刘志凯 马一辉
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具体表现。本研究提出基于一般均衡价格理论的“三化”协调发展模型，获得的结论为：如果存在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则“三化”协调发展可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最早出现在洋务运动后。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总体来说，只要市场经济制度仍在有效运行，中国“三化”便可取得相当程度的协调发展。中国较为严重的“三化”失调首先开始于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导致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改革开放后在建立统一高流动性要素市场方面始终进展缓慢，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加剧了“三化”发展的失调。然而，今天在建立统一高流动性要素市场方面仍然进展缓慢，甚至试图通过进一步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来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其中包含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书的基本政策建议是：要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建立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of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which are called the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are the results of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ased on the gereral equilibrium price theory suggested by the authors，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 model on the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suggesting that if there are the unified and highly mobile factor markers，especially the labor market，the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should be able to be achieved. In China，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modern sense initiated after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fter the Yihetuan Movement China started to establish the market system. Generally speaking，i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functions well，the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should be achieved to certain degree in China. The severe three n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appeared after 1949 when China practiced the planning economy，destroying the market mechanism.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fied and highly mobile factor markets are always slow，worsening the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Today，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unified and highly mobile factor markets are still slow，and the government even tries further market intervention to achieve the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which contains many problems needed to be studied.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hat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 thre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 is to well build the unified and highly mobile factor markets，especially the labor market.
文前辅文
原始人类从山上下到平原以村庄的形式定居，开启了人类最初的城镇化进程。狼也追随人类到村庄周围觅食，竟然奇迹般地进化成狗，进入人类的村庄，找到了家和主人。狗的城镇化让狗获得人的关爱和呵护，过上有家的幸福生活，不再像狼一样在风雪中流浪。
人类需要自己解决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但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将来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富庶美丽，蓝天白云，鲜花盛开，到处都是幸福的笑脸……
人的城镇化也许还有漫长的路需要探求，虽然几千年已经过去，但总有一群人向往远方。
代序
蔡继明 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就像季风一样准时，我已连续6年在8月收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发来的指导本科生合作完成的电子版书稿，这次收到的专著题目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政策》。这部专著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樊明教授及他的本科生推出的“公众行为与国家政策研究丛书”的第六部。一位大学教授指导本科生合作出版六部专著的确少见。
首先我想说的是，樊明对教育的投入。我注意到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指导本科生合作写书在我看来首先是一项教学活动，是对创新教育的一种具体探求。”这句话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教学；二是创新教育。教学的重要性，似乎无人怀疑。但抛开政府的投入不说，即使是全职教师，也并非都能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至于创新教育更少有人关注。中国的教育几乎都是在为学生升学考试做准备，反复训练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几乎不知批判、创新为何物，至多只是听说过而已。而批判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无疑是成功教育的根本标志。樊明教授根据自己在国内外接受不同教育的体会，试图用自己的行动告知大家：“中国的学生是可教的。”我读了这部书稿以及参与该书写作的学生的感言，深感大学教师肩负着培养学生批判和创新能力的神圣职责。
其次，这六部专著虽都是教师和本科生的合作，但并不意味着其学术水平低下。这六部专著都是基于调查所进行的研究，尤其是最后两部书的调查几乎涵盖全国。与缺少调查的专著相比，樊明的本科生团队完成的著作很有现实感，很接地气。当然，樊明和他的本科生的专著并非调查报告，而是在调查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就第六部专著来说，和上一部一样，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政策建议都有数据和理论支撑。该书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市场不恰当的干预，导致促进 “三化”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这个观点对于我们如何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很有借鉴意义。
正如樊明在该书“后记”中所强调的，中国的教育问题表现在学校，但根源更多地在校园外。希望樊明教授在创新教育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能够有助于推进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有助于大学生做原创性的研究，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2014年8月于清华大学明斋第一部分历史、现实与思想第一章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问题
中国自古到晚清，工业一直为简单的手工业。19世纪40年代后晚清时期，西方开始在中国投资工商业，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序幕。城镇的经济功能比较单一，主要为手工业聚集地和商品集散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工业化的进程，现代城市开始逐渐兴起。农业为小农经济，租佃关系盛行，自给自足。晚清开始引进西方农业科技，推行现代农学教育，开启了中国农业现（近）代化的进程。至此，中国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受到破坏，导致“三化”失调。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三化”失调的问题日渐凸显。于是，“三化”协调发展成为当今中国重要议题。然而，政府寄希望于更多地采用行政措施以实现“三化”协调发展，但行政措施本身有可能带来更多问题。由此本书要探究，到底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的“三化”协调发展，重点在于政府与市场应如何分工。第一节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概论
要讨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首先要明确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概念。要讨论“三化”协调就要讨论如何衡量“三化”是否协调。一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概念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工业化运动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英国通过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积累了原始资本。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传统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人们迅速增长的需求，工业化应运而生。工业化是工业在一国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并不断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工业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
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农业日益采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进行操作，使农业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具有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二 “三化”协调发展的衡量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反映的是工业、城镇和农业的发展，三者相互关联。然而，这“三化”究竟如何发展才是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首先，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本身均健康发展，这是“三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其次，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城乡存在收入差距时，假设城乡之间存在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农民受城镇高收入的吸引，自发地向城镇转移。农民的收入随之提高，增加对工业品及服务的需求，由此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在离开农村时，把自己的土地转让给别人耕种。原本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土地随着进城农民的增多集中起来，农业生产走向规模经营，进而推动农业机械化。由此，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协调发展。
以上分析有着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就逻辑而言，以上的分析是基于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所进行的逻辑推导。对此，第四章第一节将有详细讨论。就历史而言，基本上反映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此，第五章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三化”协调发展的回顾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材料。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三化”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对“三化”协调发展的衡量提出以下意见。“三化”协调发展的根本在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可以这样说，“三化”协调发展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具体表现。为此，我们对“三化”协调发展的衡量提出以下几点。
一是劳动力资源，如果是同质的，在城乡劳动市场配置的结果将实现城乡劳动收入均等化。如果农民的劳动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则向城镇转移，即可实现与城镇居民的收入趋同，劳动力资源获得更有效的配置。如果存在某种制度阻碍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自由转移，如中国式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则这种制度就是实现劳动力有效配置的障碍。
二是资本在城乡投入的回报均等化。如果资本投资于农业可获得比城镇工商业更高的回报，则通过增加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可实现资本更有效率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某种制度障碍限制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同样这种制度就是实现资本有效配置的障碍。
三是土地由于区位和肥沃程度的差异形成级差地租，级差地租指导土地资源的配置。土地在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合理配置的表现之一是，在城市的边界农业用地地租（或地价）和城镇建设地租（或地价）相等，详见第八章第三节。
四是如果农产品生产所使用的资源由农民所拥有，而工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所使用的资源由城镇居民所拥有，如果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则要求：农业劳动力的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好等于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我们构造农民相对收入比重如下：
农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与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之比决定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地位。以上分析可以表达为，当农民相对收入比重等于1时，则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
图1-1报告了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农民相对收入比重，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是中国“三化”发展不协调的基本表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基本趋势，背后反映的是资源没有能够在工商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之间合理配置。图1-1 农民相对收入比重变化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这一指标可用于分析“三化”协调发展条件下的城镇化率。农业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决定了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之比，而1减去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之比则为城镇化率，对此第七章第四节将有详细讨论。三 “三化”与“四化”之辨析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由此，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为“四化”。
新型工业化，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信息化是指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信息化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对所研究对象各要素汇总至数据库，供特定人群生活、工作、学习、辅助决策等和人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为相结合的一种技术。
由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概念我们可以得知，“四化”更强调的是突出信息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显然，信息化与“三化”不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信息化更强调一种技术，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三种经济活动或现象。因此本书仅将探讨关于中国的“三化”协调发展问题。第二节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关系的行为演变
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最早出现在晚晴时期。然而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三化”协调发展仍然是一大难题。今天中国“三化”发展失调经过一个历史过程。总结中国“三化”发展的历史，有助于发现导致今天中国“三化”发展失调的原因。本节讨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及其关系的行为演变。我们把从晚清到今天分为四个时期：晚清时期，民国时期，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建立时期。一 晚清时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国战败，同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外国商人陆续兴建了100多个工厂。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和技术，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厂工人。
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侵入，外国廉价的工业品开始在中国市场畅销，逐渐破坏了沿海、沿江各省的城镇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使得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这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形成了日益扩大的劳动市场，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准备了劳动力条件。
1861～1894年，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是为“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的初期，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主，在后期，开始兴办近代民用工业。随着这些企业的竣工投产，一些新兴工业城市诞生，一些项目所在地的老城得到扩张。1843～1893年，城镇化率由6.77%增至8.22%。
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但洋务运动本身有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问题。洋务运动初期采用官办的方式，因为资金的问题逐渐走向官督商办，采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方式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最后采用商办。中国的工业采用商办后才取得较为快速的发展。
1901～1911年，为了改善清王朝的落后面貌，清政府在经济、教育、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实行变革。调整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鼓励兴办农会，奖励垦荒，改良农业技术，改良引进农产品种和生产工具，发展中国新式农学教育，由此开启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工业化发展、立宪运动的推动下，清政府实施了“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的政策，并派出大臣出国考察外国工商各业。参考各国之法，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发展实业的政策法令。1904～1910年，设厂数和投资额占历年设厂数和投资额的60%以上。这一时期最值得肯定的是，中国逐渐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使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此外，民主制度的建设也成效显著。
晚清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于起步阶段。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处于酝酿时期，三者良性互动。二 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912～1915年，中华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业法规，奖励促进工业的发展。从民国元年开始，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实业团体，大力提倡兴办实业发展经济。1912～1921年，中国的工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各工业部门新建厂数及资本额都有可观的增长。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逐渐走向统一，虽有局部的战争，但总的来说，政治上趋于稳定，中国迎来了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国家资本进入，开始加大对经济的控制权。随着国民政府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措施，中国民族工业不仅在轻纺等产业上站稳了脚跟，而且重化工业在国家垄断日深的同时也有了明显发展。1936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达到102.35亿元，登记的工厂数目达到2441家。
日俄战争后，日本不断加强对东北的资本输出。1931年9月，日本投资约达17.8亿日元，占外国资本投资总额的72%。“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较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中，日本的资本大量流入东北，主要投资于煤炭、钢铁、石油、汽车、飞机制造，使东北的重工业在短期内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1931～1943年，东北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9%增长为59.3%，工业飞速发展。
表1-1报告了1920～1949年根据不同数据来源给出的中国人口及城镇化率。从表1-1可以看出，1920～1936年城镇化率有较快的增长并达到峰值。之后到1949年中国城镇化率略有下降，可能与这段时期持续大规模战乱有关。表1-1 中国1920～1949年城镇人口及城镇化率
20世纪2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持续了二十余年，主要在较小的范围内较有深度地展开。就这些地区而言，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识字普及率有一定的提高，也养成了一定的卫生习惯，采用一些良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后，农产品的产量有所提高。卢作孚的四川北碚实验更是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民国时期，工业化的推进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推动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乡村建设运动，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在农业现代化上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成功。我们认为，就“三化”协调发展而言，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虽战乱不断，但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在国家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运行的效率更高。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三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三 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计划经济，统一由国家配置资源，限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逐渐失调。
1949～1953年，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虽然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农民没有土地的处置权，不允许买卖和租赁土地，产权受到严格限制。
1953～1956年底，中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阶段，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第二阶段，初级社在中国普遍建立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到1956年底，中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基本完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并鼓励农村青年到城市来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农业现代化的缓慢发展导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能力有限，短时期内难以满足国家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要求。粮食短缺让农民产生惜售心理，而私营粮贩囤积粮食以图牟取暴利，更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给的紧张。按照当时的粮价，要保证经济建设所需的粮食，需要一笔大的资金。为了以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并保证城市粮食以低价供应，1953年10月，中国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以政府规定的低价格向农民强制征购粮食，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由国家批准后方可留下。此外，国家还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要明确，谁是粮食的生产者，谁是粮食的消费者。另外，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问题。于是，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文件阻止农民向城镇流动。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律上实现了对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严格限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这样，划定为农村户口的就是粮食的生产者，被强制交公粮，余粮也要求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而划定为城镇户口的就是粮食的消费者，由国家负责粮食的定量供应。
一般认为，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及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是牺牲了农民而保证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但这并不符合事实。粮食的统购统销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种粮的积极性，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粮食供应紧张，并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产品的支持，尤其是粮食。此外，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农民收入很低，消费水平低下，无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农民的低收入更无法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事实上，农民经常需要来自政府的补贴才能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
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的自由流动被迫停止，严重阻碍了中国正常的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积聚。劳动力节约型的各种先进农业技术很难在农村推广，农业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进而导致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五”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黄金期。我们认为，“一五”时期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但“一五”时期所形成的计划经济制度是后来中国“三化”失调的基本原因，特别是其中的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以及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
1960年，中国的经济进入困难时期。许多项目工程在1961～1963年被迫停止，直接导致在城镇工作的大批农村职工及其家属被遣回农村。3年间城镇化率由19.29%降到l6.84%。
1966～1976年，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据统计，约有3000多万名城镇知识分子和干部青年前往农村安家落户。城镇化率基本在17%～18%之间徘徊，停滞不前。
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0.64%，到1978年增至17.92%，29年的发展，城镇化率仅提高了7.28个百分点，发展缓慢，远低于这一时期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以及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严重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企业家精神，导致农业生产相当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全国人民的温饱只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是“三化”不断走向失调的时期。计划经济制度严重限制了市场内在的促进“三化”协调发展机制的作用发挥，是导致中国“三化”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四 改革开放至今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首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中国的农业又一次回到了小农经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限制了农民正常的土地兼并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使得农民难以和土地真正分离，为后来中国低质量的城镇化埋下了伏笔。中国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后来虽试图加以改革，但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过剩劳动力本应随城镇化进程转移到城镇就业，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有的进程。由此，严重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1979年，农村开始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时期政府还提高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连续6年增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逐渐兴起，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在城镇改革尚未开始、城镇工业没有得到较好发展的条件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工业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快速的推动。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不适合市场机制的竞争，逐渐走向衰败。总体来说，民营经济主导了工业化的进程，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扩大，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对农业的机械化，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工业走向了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导，比较好地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模式。工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今天中国的“三化”失调问题比较严重。我们提出，如果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三化”失调问题应逐渐缓解，最终走向协调发展。可是当下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条件下，“三化”失调问题仍未得到缓解。
我们的解释是，计划经济时期，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化水平都比较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农民很穷，城镇居民也不富裕。但到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中国特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等以及改革的不彻底，资源在城乡的配置越发不合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三化”发展不协调。
当下中国的农业离农业现代化仍然相差甚远：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虽然土地流转已在推动，但土地难以兼并从而有效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水平仍然较低，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转入城镇就业导致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农民收入尤其是农业收入仍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些都是“三化”失调的重要表现。五 基本观察
晚清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由官办走向官督商办最后走向商办，工业的发展更多地交给市场，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民国时期，虽然国内战乱不断，但是市场机制仍在发挥作用，“三化”的发展仍表现为一定的协调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三化”逐渐走向失调，虽然这肯定不是当政者的主动选择。改革开放后，由于改革的不彻底，虽然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试图促进中国的“三化”协调发展，但由于改革的滞后，市场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机制仍受到限制，实现“三化”协调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即便在战乱的年代，如果市场机制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那么市场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机制仍在有效发挥作用。相反，如果市场机制受到了破坏，那么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代，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都将受到阻碍，“三化”将会走向失调。第三节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三化”协调发展，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本身均健康发展且三者发展协调。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且三者之间不相协调。为此，我们先梳理问题，再分析原因，为制定正确的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一 工业化发展
在“三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就中国的工业发展来说，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一般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不强，这是需要商榷的。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像今天中国的工业这样带动着城镇化的发展。事实上现在正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就达2.69亿人，这些都是被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带动的服务业的发展所吸引，由此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的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有限应是事实。但问题主要不在工业化，而是在农村。农村所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把中国农业变成小农经济，限制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中国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及时转移到城镇，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严重阻碍了在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又进一步限制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小农经济使得农民收入低下，农民消费能力受到限制，难以给工业提供良好的市场。
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既污染了城镇的空气和水，也污染了农村，影响了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二 城镇化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虽然在过去的20年城镇化率提高较快，但相对于目前农村存在的严重的劳动力过剩，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需进一步加快。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一直是一个问题，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城镇化不彻底，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到达一定的年龄后将选择返回农村。根据我们2014年调查，有57.34%的农民工表示将来到一定年龄后会返回农村。二是半市民化，表现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后，绝大多数不能获得城镇户口，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导致农民工在城镇长期边缘化。
由此产生诸多的具体问题。农民工所享受的社会保障低（详见第十章第五节），导致一方面农民工因不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而给农民工带来困难；另一方面，得不到社会保障的农民工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也是严重的问题。随农民工进城的子女通常不被正常的教育体系所接纳，他们通常在城镇接受质量较低的学校教育。而留在农村的子女，即所谓“留守儿童”，因得不到父母的照顾，也引发诸多成长和教育方面的问题。
此外，城镇的自身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如交通严重拥堵，空气严重污染，让普通市民难以承受的高房价，如此等等，客观上已导致城镇建设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三 农业现代化发展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可追溯到晚清，但一直进展缓慢，直到近些年才取得了较快的进步。目前粮食作物生产的机械化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总的来说，现代化水平比较低。根据樊明2010年组织的关于农民种粮行为的调查，在河南及周边省份，亩均生产工具的投入只有1588元，和西方现代农业有着天壤之别。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占全国劳动力33.6%的农业劳动力只生产出10.01%的GDP，农民相对收入比重为0.30，远远低于实现城乡收入均等化的1。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农业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所引发的问题包括：小农经济难以实现规模生产，又进一步妨碍了农业机械化。土地承包制度导致农民经营农业的短期行为。小农经济使得农民接受农学教育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导致中国农学教育普遍落后，农民普遍缺少现代农学的基础和技能，难以进行科学种田。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将在第八章第二节作详细讨论。
中国农业落后就难以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良好的食物基础，尤其是粮食。为此，政府就要实施农业补贴。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公共开支基本由城镇纳税人支付，必然影响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减缓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国农业落后使得中国农产品价格高，比如中国的粮价要高于国际市场的粮价，增加了城镇居民的生活负担。
中国农民的低收入难以为工业产品提供良好的市场，对此前文已提及，必然阻碍工业化的发展进而城镇化的进程。
从以上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所进行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三化”协调发展任重道远，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第四节 研究主题及方法一 本书主题
我们把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分为两种模式：一类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对较少，市场自由度高；另一类是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虽也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政府仍以各种手段干预实际经济的运行和资源的配置。“三化”相对协调发展的国家大多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如美国、英国等。这些国家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工业先进，城镇化水平高，农业实现了高度现代化，城乡收入差距较小，整体上城乡协调发展。然而，中国实行的是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中国的“三化”发展失调较为严重。“三化”协调发展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然而问题在于，是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后面的分析表明，中国“三化”失调的直接原因在于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配置不合理，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过度干预，妨碍了市场机制内在的促进“三化”协调发展基本功能的发挥。如果这一分析可靠，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为了实现“三化”协调发展，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实现“三化”协调发展，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往往强调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如大规模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克服因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而导致的“三化”失调问题，政府更多地干预了市场。那么这种通过政府干预市场来实现“三化”协调是否代表着实现“三化”协调的基本方向？
这些都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本书的主题是，为了实现“三化”协调发展，政府和市场应如何分工。
本书试图在解决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问题上，对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二 研究方法
在方法上，本研究延续“公众行为与国家政策研究丛书”前五部（《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和《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基于调查进行研究。目前，关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研究和言论非常多，但就我们的阅读所及，基于问卷调查的经验研究非常少，这使得研究多而不深，依据我们的研究判断，错误甚多。基于我们调查的问卷数据，我们进行严谨的分析，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
二是基于行为讨论政策。明确政策和行为的关系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要制定一项好的政策，首先要确定什么是受政策作用的群体良好的行为。一项良好的“三化”协调发展政策应该使得受政策作用的群体产生良好的行为，否则政策本身就可能是问题政策。
就近年来普遍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是节省农民的居住用地以增加耕地，具体做法是建设高容积率的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搬入，然后将农民原来的住房拆除还田。但通常的情形是，新型农村社区建成后，原有农民住宅并没有拆除还田。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部分农民不愿意搬离老宅入住新型社区外，把旧住宅拆除还田缺少经济上的合理性。
中国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使得农地的地租或影子地租相当低，旧住宅拆迁费用相对较高，因而对旧住宅的拆除还田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所以农民通常会保留旧住宅，即便任其荒芜。农民这样做显然有着经济上的合理性，从宏观上来说是资源有效配置的表现。有些地方政府用强制行政手段实现了农民旧住宅的拆除还田，但并不意味其经济合理性。这一案例说明，如果政府不尊重经济规律而实行某种政策，其结果往往导致受政策作用的对象并不能出现所期待的行为，这样政策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浪费。
三是建立在扎实调查和经验研究基础上的批判精神。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政策有诸多需要调整之处，而文献中也有诸多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观点。基于调查研究，我们提出独立的见解，对我们认为不正确的政策和观点给予批判。我们仍然强调，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但需要批判时我们一定会表现出勇敢和直率；为建设而批判，批判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建设，因此批判后必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这样说，批判和建设贯穿于全书。
四是研究的系统性。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存在“三化”失调问题：城市发展有规模结构问题，如何接纳农村劳动力问题，工业如何发展，特别是能否实现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农业现代化如何推进也包含诸多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处置问题，粮食安全以及新农村建设等。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问题不能仅就其某一方面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需要将其联系起来系统地进行研究。本研究的重要特色是把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各自的问题及“三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在政策研究的部分，不是强调各个局部细节，而是提出了一个系统的促进“三化”协调发展的改革框架。研究的综合性会使得建议更具可操作性。
我们相信，此项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和文献价值，并能对中国制定正确的“三化”协调发展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第五节 调查与数据一 问卷调查
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60名本科生对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关的城乡居民的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派出10个调查小组赴中国内地18个省、4个直辖市和2个自治区对当地城乡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针对不同问题设计了5种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4686份，其中获得针对自然村劳动力结构及经济活动的有效问卷1143份，针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有效问卷176份，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农民填写）的有效问卷2681份，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填写）的有效问卷3337份，针对城镇居民劳动市场表现的有效问卷7349份。图1-2报告了问卷数量在内地24个省（区、市）的分布。5种问卷均附于第一章之后，见附录1-1至附录1-5。图1-2 问卷数量分布
调查主要采取随机访问路人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可获得较好的随机性，也是非官方机构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这种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高收入群体拒绝接受调查的情况。一般来说，正式的官方调查不容易获得高收入群体的配合，而学生以社会调查的方式，高收入群体的配合度相对较高。
调查的具体实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受访者同意接受问卷调查后，调查同学和受访者各持一份问卷，由调查同学宣读，受访者回答，调查同学填写。这种方式调查的质量较高但效率较低。另一种方式是在受访者同意接受问卷调查后，调查同学给受访者发放问卷由其自行填写。这种方式效率较高，但会出现受访者不认真填写问卷的问题，也会出现拒填收入等敏感信息的问题。调查时，如发现受访者填写问卷不认真，则该问卷作废。对未填写收入的问卷，一律作废。
这是一次高难度但又是高质量的调查。后面的分析表明，几乎所有计量分析的结果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只有在真实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调查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同学是在为自己的研究做调查。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调查不认真，所获得的数据不真实，则他们的研究将可能毫无成果。此外，我们对调查的全过程进行良好的组织与管理，仍沿用前五本书的原则：不奖励、不惩罚，较好地避免了同学做虚假问卷的动机。在问卷输入后，再对问卷质量进行检查，凡填写不认真、未填收入的样本一律删除。
当然，这次调查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和城镇问卷相比，农村问卷相对较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农村调查效率较低，难度较大。一些地方的农民只讲方言，有着语言沟通上的困难。另外调查受天气、方言以及各地民众配合调查程度的影响，有些省市区的问卷数量相对较少。大城市的问卷要多于中小城市及乡镇。男性问卷多于女性，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调查相对集中的场所如火车站，男性多于女性，尤其是农民工。二是女性往往对调查不够配合，尤其是农民工和农村居民。
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主要不是为推测宏观指标，而是分析个体和“三化”协调发展相关的行为，尽管基于问卷数据所求得的一些宏观指标和年鉴所报告的宏观指标很接近，如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等。
调查获得的所有数据放置在本书作者之一樊明的个人博客（www.fanming.com.cn），欢迎国内外学者使用。如果有更多的学者基于我们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做出出色的研究，我们会由衷感到高兴，并会觉得我们过去所付出的所有艰辛更加值得。二 描述统计
下面选取六个和“三化”协调发展相关的现象加以报告，从中可发现一些“三化”发展失调的具体表现。1.农民、农民工及城镇居民收入
表1-2报告了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4月调查到的农民、在农村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农民工及城镇居民的收入。数据显示，这四个群体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对劳动市场的分割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使得农民无论是务农还是到城镇务工，都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也反映中国“三化”发展的不协调性。表1-2 农民、农民工及城镇居民收入2.亩均净得
务农农民的农业收入值得特别关注。农业很重要，但农业要发展好必须使务农农民可以挣得和城镇居民相仿的收入。2014年调查亩均净得，这是决定农民农业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问卷询问：您所属自然村主要农作物，如小麦，一亩作物卖掉后扣除种子、化肥、请人等，还剩下多少钱？表1-3显示，新型农村社区的村民报告的为915.6元，自然村村民报告的为661.5元，都相当低。根据2014年数据，农户平均耕种土地面积仅为8.02亩，由此可以推算，每户农业收入仅在几千元。如此低的农业收入，中国纯务农农民生活必然相当贫困，由如此低收入的农民经营农业，农业很难经营得好。根据2014年调查，49%的受访者为纯务农农民，值得关注。农民务农收入如此之低是中国“三化”协调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就难有农业现代化。表1-3 亩均净得3.农民种地态度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要有投身农业的农民，这就要关注农民种地的态度。2014年调查在三份涉及农民的问卷中都设置了相关的问题。问卷请受访者对所属村的村民种地态度进行一般评价，或受访者自评自己种地态度，备选答案有：很认真、较认真、一般、不太认真和不当回事。表1-4显示，63.82%的农民对种地态度“很认真”或“较认真”，但也有8.80%的农民对种地“不太认真”或“不当回事”，态度“一般”的有27.36%。这就是说，有三成多的农民种地态度一般或较不认真，这个比例并不低。我们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种地不赚钱，前面的数据已说明；二是种地有某种被强迫的成分，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选择。这些都是导致“三化”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表1-4 农民种地态度情况4.抛荒行为
中国土地资源紧张，但关于农民土地抛荒行为多有报道。2014年调查关注了农民的抛荒行为。在我们针对新型农村社区调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的问卷中提出相关问题。表1-5报告了在所调查的177个新型农村社区中，当地村民反映的当地农民抛荒程度，只有近一半（49%）的受访者反映当地没有抛荒现象，其余都有程度不同的抛荒现象。
关于农民工对承包地的处理，表1-6显示，有4%的受访者表示将承包地抛荒。
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种地不赚钱，导致农业地租很低，农民权衡地租所得和交易费用而放弃了承包地出租；二是土地市场问题，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不能买卖，限制了土地出卖的选择。否则抛荒的土地可通过出卖而可能获得耕种。农民之所以会选择出卖而不出租，差别在于出卖只需一次谈判，交易费用较低。表1-5 新型农村社区抛荒现象表1-6 农民工承包地处理方式5.农村房屋闲置
农民工留在农村的房屋闲置是一个巨大的浪费。2014年调查关注了农民房屋闲置现象。在对新型农村社区调查时，问卷询问：据您观察，所属原自然村中因房主常年在外打工而闲置的房屋占全村的比例是多少？表1-7报告，在新型农村社区这一比例为21.49%。在对自然村调查时，问卷询问：您所属自然村中因房主常年在外打工而闲置的房屋占全村的比例约是多少？表1-7报告，这一比例是18.85%。两项调查的结果接近，在20%左右。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是“三化”发展不协调的表现。如果“三化”协调发展，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一般不会在农村保留价格昂贵而使用价值很低的房屋，否则就是一种经济非理性。这种经济非理性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就在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向城镇做彻底的转移，所以将储蓄转化为农村中用处不大的房屋。表1-7 农村房屋闲置现象6.种粮直补等支农政策对农民留村产生的影响
中国“三化”发展不协调的重要表现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为此，中央加大支农惠农力度，2004年实行了种粮直补、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但这类政策可能存在一个副作用：把农民吸引回农村或减慢了农民进城的速度，从而减缓了城镇化进程，而现在农村的严重问题是劳动力过剩。为此，2014年调查关注，种粮直补、取消农业税等支农惠农政策有没有对农民决定留在农村产生影响。表1-8显示，影响“基本没有”和“完全没有”约占四成，其他的多少受到影响。这个案例说明，通过政府力量纠正“三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和困难。表1-8 种粮直补等支农政策对农民留村产生的影响第六节 以后各章要览
为了方便读者对后续章节的了解，在此对后续各章节的内容和重点作一简要介绍。
第二章回顾了中国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思想，包括先秦时期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思想，土地私有农业社会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思想，晚清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思想，孙中山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思想，民国时期关于重农与重工的争论，毛泽东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思想以及当代关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文献回顾。不管对古人还是今人，介绍尽量独立、公正和客观，批评中肯。
第三章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工商业和城镇化关系的思想，对西方关于农业、工商业和城镇化思想的文献加以回顾。这一章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工商业和城镇化关系的思想提出大胆的批评，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第四章是在理论上富有建设性的一章，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为回答“三化”协调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往哪里去”，本书提出劳动市场萨伊定律，可有助于思考“人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五章就英国、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