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03 08: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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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韶军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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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论(套装共2册)

宋论(套装共2册)试读:

前言

《宋论》,清代学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宋论》及《读通鉴论》,是《遗书》所收两种史论著作,最为著名。《宋论》定稿于1691年,这是王夫之思想最为成熟时期的著作,故书中的史论可以说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另一方面,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学术成果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这与清代乾嘉学派只重考据而不太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而且他研究学问,不是仅限一隅,而是饱读儒家经典,博涉经史子集,既精又博,这使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辽阔,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故而他能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

古人治学素有史论一类的作品,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已经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发表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论,后来司马迁撰述《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都沿用“君子曰”的方式,随事发论,这成为这两部名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外也有不少学者撰作专门的史论著作,如唐代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宋代范祖禹的《唐鉴》、明代李贽的《史纲评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论专著。王夫之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一生治学的晚期,为后人留下两部史论《读通鉴论》三十卷和《宋论》十五卷,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通史的完整评论。这两部书完全可以看作前后相续的系列著作。因为《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到五代后周,接下来就是宋代的兴起。学者们在《资治通鉴》之后的续作,如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都是在时间上紧接《资治通鉴》的结束之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而从宋太祖称帝的建隆元年(960)年开始。所以读完《资治通鉴》再读宋代历史,正好一年不差地紧接而来,因此王夫之写完《读通鉴论》再写《宋论》,犹如已有《资治通鉴》而续作《续资治通鉴》一样,顺理成章,首尾相接,由此形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完整评论。可以说这两部史论著作,正是王夫之中国史论的上下部。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薑斋公行述》中说,王夫之晚年作《读通鉴论》和《宋论》两书,目的是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于明朝,生于此朝就是此朝人,那种家国归属感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的,所以他对明朝的灭亡怀有深痛感触。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读史论史,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会有盛衰兴替?在这种不断出现的无情残酷得令人心碎的过程中,究竟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而使这种局面发生、出现并不可逆转、不可挽救?古人早就说过“履霜坚冰至”,又说这种情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每个王朝从初起时的兴盛强大到灭亡时的衰弱无力,曾令多少身处其时的忠臣义士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更令不少怀有现实关心的学者感慨不已!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绝不是仅靠空谈轻论就能剖析清楚的,必须追溯历史的完整过程,根据具体的人物及其作为加以细致的分析,王夫之的史论就正是沿着这条学术道路行走的,而这也正是古人史论的可贵之处,值得今人研究史学时借鉴参考。《宋论》与《读通鉴论》一样,都是对全书的完整阅读,把所要评论的历史自始至终、原原本本地审视一过,而不是心猿意马,跳跃择取,更非见一叶而不见泰山,论一点而不及其余。所以其书表面上看似乎散乱无章,实际上总是贯串一个主题:这个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把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王夫之正是坚持了这一严谨忠实的治学方法,仔细阅读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所以他在《宋论》中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分析和论点,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让数百年后人们读其书而深感其生命力犹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启发。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太祖的治国德意,在王夫之看来,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和学识,而是出自天意的启示。他认为太祖的儒术尚浅,又不受异学的干扰迷惑,只是害怕天命不能长久眷顾自己,又深知民众所受乱世的祸害,并鉴于外族和盗贼毒民侮士的风气,所以才提出了上述三条。在这种德意下,治国就是要视力之可行,从容地因势利导,而不是追求表面上的尧舜式的美名,更不是严刻地责求于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而形成了从容不迫的政治格局,就能使天下扰纷之情,在优游中就绪,瓦解之势,渐次以即安,并能延续百年,余芳未歇。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简、慈、俭。内心没有分歧干扰,所以行动上就会简。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帝、汉景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王夫之如此赞赏太祖,当然并不是只是欣赏这一个人,而是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之道。这种总结不是纯由思辨进行推论,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论证,所以就更显得有理有力。只是后人往往不明其意,而忽视了王夫之在《宋论》中所发的此类议论。

对于宋朝最恶的人和事,在王夫之看来就是赵普和秦桧。关于这二人的历史评价,人们往往赞赵普而骂秦桧,但王夫之则将二人列为宋朝最大的罪人、最大的野心家。这种分析和评论,自有他的道理,这些道理却常被众人所忽视。

王夫之认为赵普、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怀有很大的野心而想取宋王朝而代之,这与唐代徐世勣(即李勣)一样。他说:徐世勣杀王后立武氏,是想让武氏乱唐而由自己来夺蹊田之牛。假使徐世勣不死,他就可以操纵武氏,让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晋安帝司马德宗一样,这样就可使“唐移于徐氏矣”。而王夫之认为,“赵普亦犹是也”。赵普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匮”的《约书》里规定“立长君、防僭夺”,在赵廷美、德昭死后,太宗一旦不保而赵普还活着的话,他就能“藐尔之孤”,把赵氏年幼继承人的生死操纵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他没有想到太祖死后,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而继位,使赵普的奸慝不能得逞,于是他就只能姑授太宗以俟太宗之后的年幼继承人由自己来操纵。经过这样分析,王夫之下结论说:赵普的用心与徐世勣对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

人们对秦桧的批评,一般都是说他与金人勾结引导宋王朝只求讲和,为此而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使军事抗金中途而废,王夫之则认为秦桧的最大目的是想篡夺宋的王权。王夫之说:秦桧诛逐异己,不欲留下一个人,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忿忮而求报复,他又遍置党羽在朝廷的各个要津,让宋王朝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倚靠,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虽然已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但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宫车晏驾,秦桧还不死的话,他就会选冲幼之人暂时继位,然后再由自己起而夺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群奸为佐命,篡夺赵氏的王权,对秦桧来说就是“易于掇芥”了。王夫之说,秦桧的这一野心,“岂待吹求而始见哉”?

能揭示出秦桧的这一种野心,确是他人没有看到的。王夫之又说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了很大工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而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贤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谢事闲居,使刘锜、二吴敛手听命,让张俊总领诸军的心愿不能实现,也等于被废黜了。此时的秦桧,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周回四顾,知天下无人能如己何,高宗对他也是惴惴然而无法驾驭,在此情况下秦桧就敢于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说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而在秦桧刚刚回到宋朝时,还“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但发展到后来,“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说明王夫之是根据秦桧的所有行动从而得出这一判断的。王夫之又说秦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认为其野心逐渐形成,既是必然的,又是不会收心而中止的。

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的兴亡史,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认为其根本原因也可以追溯到赵普身上。赵普最初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让太祖对军事将领们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赵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太祖巩固手中的皇权,在王夫之看来,赵普其实还怀有更为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王夫之说,赵普在太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也自知军事将领对他并非心服口服。其后军事将领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参与之功,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皆瞧不起赵普而愤恨赵普倾轧自己,赵普与军事将领“固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赵普就日思夜想来削弱军事将领的地位和权力以求自安。为此他充分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心理,而让太祖把自己倚为社稷臣,所以王夫之说赵普根本不是出谋划策来安定赵家的天下,只是尽力折抑武臣,使他们不能建立不世之功来与自己争夺太祖的眷顾而已。王夫之因此下结论说:“凡赵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

更恶劣的是在赵普的推波助澜下,宋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竟然在整个宋代形成了一种治国的“家法”:“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赵氏治国的这种“家法”,并不是成文的制度,而是一种埋藏在宋代各个帝王心中的深深隐忧,王夫之说这是宋代各届帝王的“不言之隐”。而这种“不言之隐”,就导致了宋代历届帝王不信任军事将领从而使宋王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成了北方民族不断欺侮、侵入最终使宋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王夫之身处明亡之后,重新反思这种治国家法对于中国的深远影响:“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后人往往称赞宋朝对文人的优遇,王夫之却认为这种重视文化的表面光鲜的背后却存在着不信任军事将领的隐而不宣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扰,宋朝军事积弱,不能对抗外族的军事入侵而亡,明朝也走了同一条亡国之路,所以王夫之说宋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削弱的危害不仅仅是宋王朝灭亡,而是“贻六百年衣冠之祸”。从宋王朝建立的960年算起,到明王朝灭于清的1644年止,正是六百多年。不同的王朝,同样的结局,这说明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将受到重大破坏乃至灭亡,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衣冠(即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只重文化,不重军事,文化也将不保而受惨重的灾祸,王夫之的沉痛感慨,我们在四百年后仍应有所体会。

王夫之在《宋论》结尾处又为这个问题发出感叹,他认为:军事力量的软弱,导致整个国家的软弱,从而屡受外族的欺侮,其严重性还不仅仅是一两个王朝的灭亡,而是“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力挽天纲的天维地纪就在宋代最后的一百年之内糜散殆尽,由此而使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屡受外族侵略欺凌的困局之中。王夫之只看到了从宋到明的积弱而亡,他不可能看到清朝晚期的中国,同样是积弱而受欺侮,这表明王夫之所揭示的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清朝虽然靠武力征服了明王朝,统治了天下,但最后还是走上与宋明一样的积弱之路,王夫之关于宋代积弱而亡的深思,被历史再次证明,可惜人们似乎没有注意王夫之揭示的这一问题,并继续深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使中华民族强大到不受外来势力随意欺侮的道路。今天重读《宋论》,对王夫之的这一认识,不能不特别关注和深思。《宋论》关于宋代历史的评论中还有不少精彩的见解,读者仔细阅读全书,自会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在此就不赘述了。

王夫之撰写《宋论》,是按宋代帝王在位的先后顺序分别论述,一帝一卷,只是最后的度宗、恭宗、端宗及祥兴帝因时间太短而合为一卷,整部著作并排按专题进行论述,而这正是古代史论著作的一种通例,《读通鉴论》也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形式的好处是顺着历史进程的顺序,随着历史过程中人们的言行而展开作者的评论,也使读者按照历史的进程来了解历史的发展变化,听取作者评论。这样就使史与论有机地结合,让读者更完整地了解宋代历史发展演变的源流以及其中的得失。这种史论方式与现代通常采取的专题论述方式有所不同,读者应有所注意。《宋论》在1962年已由舒士彦先生点校整理,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舒氏整理点校时依据同治四年(1865)曾氏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本,参考了马宗霍先生的校记。马氏的校记,是用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船山遗书》抄本若干种与金陵刻本对校后形成的记录。舒氏在整理点校时没有完全照录马氏的校记,他的原则是刻本有空格而抄本不空者,就据抄本补足,而刻本有改窜处,则细审文义后认为抄本确实胜于刻本者才据以订正,而他认为抄本不如刻本者则不改。在舒氏点校后,中华书局又请王孝鱼、童第德审阅,王孝鱼在舒氏分段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调整,并从校勘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中华书局根据这些意见,在出版时加上若干条编者按语,又对抄本和刻本中文义可以两通的文字异同处补上校记,还参考了周调阳、刘毓崧等人的校勘记,比较全面而慎重地进行了全书的校勘,保留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这次注译时就以中华书局的舒士彦整理本为底本,此外参考了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的《船山全书》第十一册中的《宋论》。《船山全书》中的《宋论》,在整理时以中华书局舒士彦点校本为基础,又参考其他各本。舒士彦点校时参考了马宗霍校记,但未全部收录马氏校记,马校共455条,舒氏引用不到一半,《船山全书》本则把马氏校记全部补足。此外又对照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抄本和校勘记,对全书原文加以补校,恢复了金陵刻本中因为隐讳而不刻的字八十多处,其他删改一百九十多处,增补脱文五十多字,删去衍文二十多字,乙转倒文二处,订正错简一处,其他异文六十余处一百九十多字,也都存录以备参考。这些校勘成果,在这次注释翻译时尽量加以参考,有所改动,就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船山全书》本又为各卷中的各条拟了标题,中华书局本没有此类小标题,此次注释翻译时仍按中华书局本的格式,不另加标题,以求符合原书旧貌。

中华书局出版时对文字讹误加以改正,用加圆括号的方式表示这是刻本的原字,用加方括号的方式表示是据校勘订正的字。这次注释翻译时,直接采用订正之后的字,不再保留未改之前的字,相关的校记,也没有保留。中华书局也有个别的错字,如72页最后一行“石藏于土”,“土”字误为“士”。像这种情况,就在注释翻译中直接加以改正了,也不出校记。

此外还有中华书局本及《船山全书》整理本都没有发现的文字错误。如宋仁宗第五条第一段说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经过核对,发现如果作嘉祐二年,距大中祥符三年就有四十七年,应该作景祐二年,才符合二十六年之数。又如仁宗第十四条内论到韩、富二公的关系时有一句“嫌卻自此开矣”,“卻”字今天作“却”,“嫌却”不能成词,当是“嫌郤”,“郤”通“隙”,“嫌隙”指二人之间出现隔阂。中华书局整理本和《船山全书》整理本对此字都没有出校,因为版本上没有异文,而注释时据理校法就发现作“卻”字是错误的,这其实是因为“卻”与“郤”字形相近而易误。这类文字错误,只校对不同版本都难以发现,只有在注释翻译时仔细核对史实和体会文义,才能看出其中的错误。

注释翻译时,对舒士彦点校时所加的标点符号也有所改动。如太祖第七条:“而窦建德、萧铣,徐圆朗乘之以掠杀既困之民”,“萧铣”下不应用逗号,而应该用顿号。太祖第八条:“赵普受吴、越之金”,标点本“吴”字下加顿号,则吴与越似为二国,实际上此处的“吴越”指钱镠所建吴越国,吴越二字之间不当加顿号。太祖第八条:“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与”,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是并列的事情,所以“南”“川”下的逗号都可改作顿号。凡是标点符号的改动,因为并不影响文义的理解,所以都不特别加以说明。

中华书局本对《宋论》全书做了分段,这次注释翻译沿用这种分段。每段先出原文,再出注释,最后出译文。注释的重点是人名、地名、相关制度、史实以及个别生僻字的读音和释义,还有书中引用古代典籍语句的出处及其内容的解释。

书中的文字,均按原本来写,如孟昶的“昶”,一般因为昶字不常见而改作“昹”,中华书局本仍作“昶”。这一类的字都严格遵照中华书局本而不改动。还有一些属于异体字,如“柰”,可以直接改为“奈”。也有些字属于通假字,则不能改,如“繇”通“由”,不能改为“由”。

在翻译中,尽量按照原文的字句进行直译,但古人行文中总有不少省略,这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所以完全采用直译的方法,有时不便于理解文意,所以在翻译时有时要把原文省略的内容适当加以补充,才能使读者易于理解。

王夫之的学问广博精深,文笔深奥,文脉与思路的跳跃性较强,他在《宋论》中所发的议论,有时难以理解。注释翻译过程中,尽量根据前后文揣摩文意,以求忠实表达王夫之所要表达的思想。但限于注译者的水平,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差误,敬请读者在阅读发现问题后,有以教我。注译者2012年4月

上册

卷一 太祖

【题解】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是宋王朝的开创者,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出身军人家庭,先在后汉枢密使郭威手下为将,屡立战功。郭威建立后周王朝,赵匡胤官至殿前都点检。960年,他让人谎称契丹联合北汉南侵,领兵出征,行至陈桥驿,夜里发生兵变,黄袍加身,返回京城称帝,建立宋朝,976年去世,在位时间16年。

王夫之对太祖的评论,内容丰富,涉及诸多方面。赵匡胤本是五代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当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他的儿子仅有七岁就匆忙即位,人心不稳,赵匡胤在此背景下以陈桥兵变形式黄袍加身,取代了后周小皇帝,建立了宋王朝。陈桥兵变时,一些人用天命说来造舆论,因此王夫之开篇就论述统一天下与天命的关系,认为统一天下不是仅靠天命。赵匡胤称帝后为后世继位者立下三条诫令:保全后周的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认为这三条诫令表明赵匡胤具有“盛德”,赵匡胤又对降伏之主采取优遇政策,王夫之称之为“忠厚”。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王夫之针对五代以来士风败坏的情况,强调士人应该自贵,使太祖不能把他们看得低贱而有护惜之情,否则不会得到帝王的尊重。君主要重士、得士,大臣、师儒、长吏也要重士,为君主选用士人,这都关系到王朝的稳固。对于太祖的微服出访,王夫之认为历史上君主微行有三种情况,一是察群情以思预制,一是利用微行而狂荡嬉游,一是为了苛察而微行,但微行只是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与天下斗捷,不能视为治天下的正道。赵普善于言辩,太祖虽然有时无言以对,但清楚天下事不能完全托付书生,所以他利用赵普与武将相互制约。但太祖的猜疑心太重,后来宋朝君主对于大臣都有猜疑之心,由此发端,从而成为宋王朝长期不能解决的一大弊端。关于礼法的改变,王夫之认为变与不变,都要根据时势的不同及情理的可否来考虑,并非凡是变革都是好事。对于吏治,王夫之提出省官可清吏治,增俸可责官廉,吏之扰民在于赋税、狱讼、工役三者,帝王对于官吏应任之以道,兴之以贤,驭之以礼,防止官吏借赋税等事扰民。

王夫之对于宋太祖的整体评价甚高,认为他开创的宋朝政治,超过了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因为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最多维持两代,而太祖开创的宋代制度,从太祖到神宗熙宁年间都可称为治世,时间长于文景与贞观之治。究其原因,一是子孙能继承其事业,二是有众多的贤士加以襄助,三是有一套家法能为后世遵守,四是通过政教加以熏陶,所以自汉光武帝以来,宋太祖的令德,可以称“迥出”于其他君主之上。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关于古代帝王治国的政治思想,所以《宋论》中包含史论和政论两方面的内容,价值颇高。一

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乂,文教用兴,盖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难谌,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无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无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译文】

宋朝兴起,统一了天下,民众得以安宁,国政得以治理,文化礼教得以兴盛,大致由此更可看到天命了。天,可以说是难信的,不仅仅是人对于天不可以拘泥,更因为天没有可以拘泥的常态。命,可以说是不能改变的,不仅仅是人对于命是不易承受的。天的变化推移,是根据万物的具体情况和变化加以斟酌而使之得以完成,由此控制事物的命运,人不可代替天的巧妙作用,而相互佑助的就只有辛勤努力。

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毕矣。乃若宋,非鉴观于下,见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沈,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微论汉、唐厎定之鸿烈,即以曹操之扫黄巾、诛董卓、出献帝于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刘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诛桓玄、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终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呜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于无可付托之中,而行其权于受命之后,天自谌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谌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劳矣!【译文】

帝王接受天命,最高明的是靠德,商、周二代就是这种情况,其次是靠功劳,汉、唐两代就是这种情况。《诗经》里说:“鉴察观照四方,追求万民的安定。”成为帝王的人,他的德足以安定万邦,他的功足以平定大乱,都是安定万民的。上天找到一个能够安定万民的君主而授给他天命,授给他天命而使万民得以安定,上天的事就算完成了。可是像宋王朝,并不是上天鉴察观照下方,看到一个可以授予天命的人而授予他天命的。为什么呢?赵氏是从行伍中起家的,两代人都是军中的偏将,与乱世一同上下沉浮,他们的姓名在人间还不为人所知,又怎能以恩德惠及下民而维系百姓的仰慕呢!他为柴氏做事,在西征河东、北抗契丹的作战中,未尝有一弓一箭的功勋;他所取得的滁关之捷,也与后周王朝的安危无关,柴荣用节度使酬谢他已经过分。他是如此没有积有大德,而取得的战功也仅是如此,不要说汉、唐平定天下的宏大功业,就是用曹操扫平黄巾、诛讨董卓、从危险中救出献帝、平定了袁绍和袁术的僭越叛逆,刘裕俘获姚泓、斩首慕容超、诛杀桓玄、追击逼死卢循以平定江南来比,赵匡胤也不及他们的百分之一。赵匡胤却利用如同发狂一样的乱兵扶助而兴起,猎获了帝位,最终还保住了皇权并且延续下来不断壮大,而天下之民也都享受了他带来的安定。呜呼!上天之所以用心地护佑下民,在无人可以托付的情况下,而让赵匡胤在接受天命之后施行了王权,这是上天的自信,不是人所能预先相信的,而上天命赵匡胤治天下也是很辛劳了!

商、周之德,汉、唐之功,宜为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无积累之仁,无拨乱之绩,乃载考其临御之方,则固宜为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于民以靖祸乱,一在既有天下之后。是则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启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译文】

商、周两代开国帝王的德,汉、唐两代开国皇帝的功,使他们应该成为天下的君主,他们有德有功都是在没有取得天下之前,上天因为他们有功有德而将天命授给他们,而上天对他们的护佑也就很轻松。宋太祖的称帝既没有长期积累的仁德,也没有拨乱平天下的功绩,可是考察他对天下的君临统治的方法,却可以说本来就应该成为天下的君主;而他把各种恩德赐予民众以平定祸乱,全都是在已经有了天下之后。这样说来,宋的君临天下,都是上天从早到晚由上降临到宋太祖的心里而对他不断启迪的结果。所以说:天命是不可改变的。

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无旧学之甘盘而文教兴,染掠杀之余风而宽仁布,是岂所望于兵权乍拥、寸长莫著之都点检哉?启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云雾而见青霄者,孰为为之邪?非殷勤佑启于形声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于天之佑,可以见天心;于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译文】

兵不血刃就平定了各地的割据者,刑罚没有一次试用就让骄悍的军将顺服自己,没有像甘盘那样素有学问就让文化教育得以兴盛,熏染了掠杀的余风却能施行宽大和仁厚,这难道能期望于那个忽然间拥有了兵权、却没有显示出丝毫长处的都点检吗?启示他、启迪他、鼓动他、激励他,使他的耳目心思的窗口,就像拨开云雾而看到青天一样,是谁做到的呢?不是殷勤地在形声之外对他进行启示,每天辛勤地对他进行提醒的上帝,他在突然之间就能这样吗!佑助他的,是上天;接受这个佑助的,是人。在上天的佑助中,可以看见天的心;在人的接受中,就可以知道上天的德了。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测之神震动于幽隐,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译文】

宋太祖接受了上天的非常之命,而最终一统了天下,达到了天下大定,并向后延续将近一百年,世人称为盛治,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只在于他的恐惧。恐惧,是指恻隐担忧而不容自安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仓猝之间强烈地产生,又战战兢兢地而不淡忘消失,这就是无法测知的上天神灵在幽隐之中震惊打动了宋太祖的心,没人能懂得其奥妙而又不能摆脱。

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顺,居之也安,而惧不忘,乾龙之惕也;汤、文之所以履天佑人助之时,而惧以终始也。下此,则得之顺矣,居之安矣,人乐推之而己可不疑,反身自考而信其无歉,于是晏然忘惧,而天不生于其心。乃宋祖则幸非其人矣。以亲,则非李嗣源之为养子,石敬瑭之为爱婿也;以位,则非如石、刘、郭氏之秉钺专征,据岩邑而统重兵也;以权,则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内无赞成之谋,外无捍御之劳,如嗣源、敬瑭、知远、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夺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俦侣也;统而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与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辅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敌国也。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惧惧宋,而日夕迫动其不康之情者,“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则宋既受命之余,天且若发童蒙,若启甲坼,萦回于宋祖之心不自谌,而天岂易易哉!【译文】

然而能不忘记此心的人,大概只有最智慧的哲人吧!得到天下是顺利的,身居帝位是安宁的,却怀有警惧而不忘记此心,这就是乾卦所说龙的惕惧;商汤、周文王所以在得到了天佑人助的时候,而始终怀有惕惧之心,也就是这样吧。比这种情况次一等的,则是得到天下是顺利的,居于帝位是安宁的,人们乐于推崇他而自己可以不用怀疑,反思自己而相信没有什么愧歉;于是安然忘记了警惧,而上天的启示也就不产生于他的心中。而宋太祖幸亏不是这种人。以亲疏关系说,则不像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也不像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从官位上说,则不像石敬瑭、刘知远、郭威那样掌握军事大权可以专行征伐,占据险要的城邑而统率重兵;从获得帝王大权上说,则不是郭威的篡位,也不是柴荣的继位,内无帮助取得成功的谋略,外无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功劳,也没有像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那样有人与自己一同崛起而帮助他夺取帝位。推服而拥戴他的人,是不曾作为部下而可驱使的同伴;统率而驾驭的人,是一向不知其名的众多百姓;与他共同治国的人,是晨为秦臣暮为楚臣的宰相等文官;所欲击败削平的人,是威望从未加于其上的敌国。一旦岌岌然危险地立于这些人之上,就会有不能确保终日安全的形势。权势不重,所以不敢用兵威胁远方之人;声望不高,所以不敢用诛杀来对待有功的往日同伴;学术没有长期的积累,所以不敢用智慧轻视儒家学者;恩惠不广,所以不敢用苛刻的刑法督察吏民。由惧而生出慎,由慎而生出俭,由俭而生出慈,由慈而生出和,由和而生出文。而自唐僖宗光启年以来,一百年来的嚣张陵越噬吞搏杀之气,逐渐衰微,以至消释于无形之中。多么鼎盛啊!上天用可惧的事情让宋太祖感到恐惧,又天天从朝至夕逼迫搅动他的不安之情,这正是《震》卦所说的“诸侯之令震惊百里,他就能够不丧失社稷祭祀之权”。天帝所发出的启示和上天用来引导和生成万物的大道,不过如此而已。这样的话则宋太祖在接受了天命之后,上天还要像启发童蒙幼儿一样,像开启植物种子外壳而萌芽一样,让上天的启示在宋太祖的心里萦回不断而使他不敢自信,上天难道是很容易的吗!

虽然,彼亦有以胜之矣,无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废也,无积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战战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溢。则当世无商、周、汉、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郑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译文】

虽是这样,宋太祖也有其胜任的原因,这就是他虽然没有显赫的大功但能不自我废坏,虽然没有积累的仁爱却能不自暴自弃;所以他能承受上天的佑助,战战兢兢,小心警惧,在心中坚持志向而不自满。这样当世虽然没有商、周、汉、唐那样的明主,而天仍然可以施行它慎重爱民的德行来眷顾和授命予太祖,这样看来,宋太祖适合成为天下的君主,也应当是必然的了。二

韩通足为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绍、曹操之讨董卓,刘裕之诛桓玄,使其不胜而身死,无容不许之以忠。吾恐许通以忠者,亦犹是而已矣。藉通跃马而起,闭关而守,禁兵内附,都人协心,宋祖且为曹爽,而通为司马懿,喧呼万岁者,崇朝瓦解,于是众望丕属,幼君托命,魁柄在握,物莫与争,贪附青云之众,已望绝于冲人,黄袍猝加,欲辞不得,通于此时,能如周公之进诛管、蔡,退务明农,终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则许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译文】

韩通足以称为后周的忠臣吗?我是不敢相信这一说法的。袁绍、曹操讨伐董卓,刘裕诛讨桓玄,假使他们不能取胜而身死,不能不以忠称许他们。我担心以忠称许韩通的人,也是像这样来立说的。假使韩通跃马而起,关上城门加以固守,禁军的兵士就会在内表示依附,而都城的人也会同心协力,宋太祖就要成为曹爽,而韩通就成为司马懿。喧呼万岁的人,就会在一个早上全部瓦解,于是众望全都归属于韩通,幼小的君主也会托命于韩通,大权在握,无人可与他相争。贪图高升而依附的众人,已对年幼的君主不抱希望,黄袍突然间加在身上,想推辞也推不掉。韩通在此时,能像周公那样进而诛讨管叔、蔡叔,退而致力于劝勉农业,始终不渝地扶助后周的社稷吗?他并不能这样,所以,称许韩通为忠的说法,本来就是不敢相信的。

然则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挟争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诬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势,蕴崇已久而不可回。通与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变起,奋臂以呼而莫之应。非若刘裕之于刘毅、萧道成之于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争先获,各有徒众,以待决于一朝者也。无其势者无其志,无其志者不料其终,何得重诬之曰:通怀代周之谋而忌宋祖乎?【译文】

这样的话,则韩通以死抵抗宋太祖,是因为他怀有争斗之心来角逐后周柴氏的王权吗?这也是不敢厚诬他的。为什么呢?宋太祖的崛起,并不是有那种移山徙海的强势,长期蓄积而不可改变。韩通与赵匡胤分头掌管禁军大权,互不重视但也不相猜忌。所以一旦发生了变故,奋臂高呼而无人相应。两人的关系,不像刘裕与刘毅、萧道成与沈攸之,彼此势不两立,觊觎帝位而争先抢夺,各有部下徒众,等待在一朝进行决斗。没有那种势头的人就没有那种志向,没有那种志向的人就无法预料其结局,怎能对他厚加诬蔑,说韩通怀有取代后周的阴谋而猜忌宋太祖呢?

夫通之贸死以争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为葸怯波流者道耳。与人同其事而旋相背,与人分相齿而忽相临,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恶能旦颉颃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即豪彊乎!故曰:贸死以争,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终也。【译文】

像韩通这样冒死来相争,也是人之常情,只是不可向那种胆小怕事而随波逐流的人说明罢了。与人一同事奉一个君主而转眼间就相背反,与人本为同列而忽然被对方君临,对方怀有非常之心而不相互通告,双方处于互不相下的形势而突然间完全不被放在眼里;有心的人不能对此不感到气愤,有气的人不能对此不气愤填膺。死都是一样的,又哪能早上还与对方地位相等而到了晚上就要向他北面称臣,舍弃孤弱的君主而听命于豪强呢!所以说:韩通冒死来相争,也是人之常情,而不用预料其结局会是如何。

呜呼!积乱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国无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岂易言哉?人之能免于无恒者,斯亦可矣。冯道、赵凤、范质、陶谷之流,初所驱使者,已而并肩矣;继所并肩者,已而頫首矣;终所頫首者,因以稽颡称臣,骏奔鹄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对也!则如通者,犹有生人之气存焉,与之有恒也可矣,若遽许之曰周之忠臣也,则又何易易邪!【译文】

呜呼!长期战乱的世代,君主不是上天授予天命的君主,国家没有永存的根基,人不知道忠,而忠哪里是容易说的呢?人能避免做一个无常的人,也就可以了。冯道、赵凤、范质、陶谷这种人,当初自己驱使的下属,事后就与自己处于同等地位了;继而与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人,事后则要向他低头了;最终要向他低头的人,要向他叩头称臣,像骏马奔驰似地奔向他、像鹄鸟伸长脖子似地盼望他,还为此洋洋自得,不知今天的自己与往时的自己,何以自相面对!这样说来,如韩通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人还有一口气存在胸中,称他是一个有常的人是可以的,若匆忙间称许他是“周之忠臣”,则又哪里是容易的呢!三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舍己而求诸人,名愈正,义愈伸,令愈繁,刑将愈起;如彼者,不谓之凉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兴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谓善而督民从之,取所谓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诸人也;驳儒之所务,申、韩之敝帚也。【译文】

太祖刻成石碑,放在殿中并锁住殿门,让后来继位的君主在即位时进入殿内跪下读碑文。碑文写了三条戒语: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像这样的三条戒律,不称为盛德是不可能的。德的厚盛,求于自己而已。舍己而求于他人,名称越正当,义理越深长,法令越繁琐,刑罚就将会更多地产生;像这样的,不称它为薄德是不可能的。追求民利而加以兴建,寻求民害而加以革除,拿来所谓的善而督促民众顺从它,拿来所谓的不善而禁止民众蹈行它,这都是求于他人;驳杂的儒生所务求的,不过是法家申不害、韩非的破扫把而已。

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劝矣,谗顽者无可逞矣;己居约而民裕矣,贪冒者不得黩矣。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发,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也。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听其自取而不与争,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译文】

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自己以忠厚之德自居而民众就受到了勉励,进谗言和顽固不化的人就不能得逞了;自己以宽大节制自居而民众就很宽裕了,贪婪谋利的人就不能贪污了。以忠厚来养护前代王朝帝王的子孙,以宽大来培养士人的正气,以节制来养育百姓的生计产业,这不是求于他人。捐弃其猜疑猜忌的私心,忍住其忿怒的发作,收敛其奢侈吝啬的心情,都是求之于己心、求之于自身。人对于事物或以为利或以为害,或认为善或认为不善,则听任他们自行取舍而不与他们相争,治理天下的品德蕴藏于自己,不求盛德而在无形中逐渐蓄积,所以说不称之为盛德是不可能的。

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烦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后世儒者恒挟此以为治术,不亦伤乎!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政刑烦而民之耻心荡然,故曰不谓之凉德也不能。【译文】

求之于自己的人,其道总是很简明的,求之于他人的人,其道总是很烦琐的。烦琐,这就是国政因此而紊乱、刑罚因此而繁多的原因,而后世的儒者总是以此作为治国的方法,不也是很有害吗!孔子说:“用国政来引导民众,用刑罚来整齐民众。”国政和刑罚繁琐了,就会使民众的羞耻心荡然无存,所以说不称之为薄德是不可能的。

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责之上而薄责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兴;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为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忧万物之违逆。夫治国、乱国、平国,三时也。山国、土国、泽国,三地也。愿民、顽民、庸民,三材也。积三三而九,等以差;其为利、为害、为善、为不善也,等以殊;而巧历不能穷其数。为人上者必欲穷之,而先丧德于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为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积。无他,求之人而已矣。【译文】

周文王治理岐山有五个原则,这五项原则都是多责求在上的人而少责求官吏与民众。五项原则之外,如果有利,也不汲汲地忙于兴建;如果有害,也不汲汲地忙于消除;如果有善,也不急迫地督促人们去作;如果有不善,也不急忙禁止人们去蹈行。所以文王的仁,如同上天覆盖下方土地,而不担忧万物违背自己。国家得到治理、国家政治混乱、国家未乱也未治,这是国家的三种状态。多山的国土、多平原的国土、多湖泊的国土,这是国家的三种地形。朴实善良之民、顽劣不化之民、平庸无奇之民,这是国民的三种素质。三乘三的积为九,按差别分出其中的等级;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有为利、为害、为善、为不善的不同,也按照它们的不同而加以区别;对于这里面的差别,就是巧于进行历算的人也不能穷尽其中的变化数量。作为民众之上的人一定要穷尽其中的无数差别,就会先使自己丧失了道德。说起来娓娓动听,都可以称为治国之道;施行起来急迫无遗,都可以列为治国的法律;以此作为帝王治国之政,于是风俗的浇薄、官吏的贪黩、民众的死亡就会越积越多。没有别的,只不过是求之于他人而已。

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轶汉、唐而几于商、周,传世百年,历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为之也。逮庆历而议论始兴,逮熙宁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后太祖之德意渐以泯。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儒之驳者,滥于申、韩,恶足以与于斯!【译文】

宋代治国有三条求己之道,于是超过了汉代、唐代而接近于商代、周代,王朝传续了一百年,经历了五代皇帝而天下得以安宁,这是基于宋太祖的心而形成的。等到了庆历年间,有关的议论就开始出现了,再到熙宁年间,国家的法制就开始细密繁多了,这是舍弃了要求自己而对人提出要求,如此之后宋太祖的德意就逐渐泯灭了。得失和治乱的枢纽,民众生或死的关键,风俗淳厚或浇薄的根源,本来是极为简单的。知道它是简单的,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王。儒家驳杂的学者,将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混杂进来,哪里足以参与治理国家呢!四

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语曰:“周之士贵”,士自贵也。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译文】

自从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诏示子孙,至宋代结束,文臣没有殴打杀头之罪。张邦昌本人另立国号,也仅让他自杀,蔡京、贾似道使国家陷于危亡,都能在贬官之地保住脑袋。扬雄《法言》里说:“周代的士尊贵”,这是士能自我尊贵。宋王朝开始兴起时,难道有自我尊贵的士大夫让宋太祖不能视为低贱而感动产生护惜之情吗?

夷考自唐僖、懿以后,迄于宋初,人士之以名谊自靖者,张道古、孟昭图而止;其辞荣引去、自爱其身者,韩偓、司空图而止;高蹈不出、终老岩穴者,郑遨、陈抟而止。若夫辱人贱行之尤者,背公死党,鬻贩宗社,则崔胤、张濬、李磎、张文蔚倡之于前,而冯道、赵凤、李昊、陶谷之流,视改面易主为固然,以成其风尚。其他如和凝、冯延巳、韩熙载之俦,沈酣倡俳之中,虽无巨慝,固宜以禽鱼畜玩而无庸深惜者也。士之贱,于此而极,则因其贱而贱之,未为不惬也。恶其贱,而激之使贵,必有所惩而后知改,抑御世之权也。然而太祖之于此,意念深矣。【译文】

考察自唐代僖宗、懿宗以后,直到宋代初年,人们有以声名道义自律的,以张道古、孟昭图为最;也有辞掉荣华引身离去、自爱其身的人,以韩偓、司空图为最;也有超脱于世外而不出来做官、在山林岩穴中度过一生的人,以郑遨、陈抟为最。至于那些为人不知耻辱而行为低贱最为过分的人,违背公义、结成死党,出卖国家社稷,则有崔胤、张濬、李磎、张文蔚等人倡导于前,而冯道、赵凤、李昊、陶谷之流,则继之于后,把摇身一变而改换主子视为理所当然,由此形成了一种风尚。其他的如和凝、冯延巳、韩熙载之辈,沉湎于歌妓俳优之中,虽然没有大的罪恶,本来就应该看做只知以鸟兽畜玩为乐而不用为之深惜的人。士人的低贱,至此达到了极点,则因他们已很低贱而贱待他们,也不能因此而感到不快。厌恶他们的低贱,而激励他们使之高贵,就必须在有所惩治后知道有所改变,这恐怕也是统治天下的一种权术。但宋太祖在这个问题上,则有着更深的用意。

昔者周衰,处士横议,胁侯王,取宠利,而六国以亡。秦恶其嚣,而坑儒师吏以重抑之。汉之末造,士相标榜,鸷击异己,以与上争权,而汉以熸。曹孟德恶其竞,而任崔琰、毛玠督责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贾怨于天下,二世而灭。孟德死,司马氏不胜群情,务为宽纵,而裴、王之流,倡任诞以大反曹氏之为,而中夏沦没。繇此观之,因其贱而贱之,惩其不贵而矫之者,未有能胜者也。激之也甚,则怨结而祸深,抑之也未甚,则乍伏而终起。故古之王者,闻其养士也,未闻其治士也。聪明才干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进而导之以兴,斯兴矣,岂能舍此而求椎鲁犷悍之丑夷,以与共天下哉!【译文】

从前周代末年衰微之时,不任官职的士人恣意议论,威胁诸侯君王,取得恩宠和利禄,而齐、楚、燕、韩、赵、魏六大诸侯国于是灭亡。秦厌恶士人的嚣张,于是坑杀儒家学者,以吏为师,对士人重加抑制。东汉末年,士人们相互标榜,抨击异己,以此与君上争权,而东汉因此灭亡。曹孟德厌恶士人的争强好胜,于是任用崔琰、毛玠负责督责检察吏治,以此重加抑制士人。但秦因坑儒而被天下人怨恨,仅仅两代就灭亡了。曹孟德死后,司马氏不能压制众人的愿望,务求宽容和放纵,而裴頠、王弼之流,提倡放任不羁来与曹氏的做法大唱反调,于是华夏最终沉沦败亡。由此看来,顺应士人的低贱而贱待他们,以他们不高贵为病而加以矫正的人,没有谁能得到好的结果。激励他们过了头,就会结怨而使灾祸深重,抑制他们不够严厉,就会暂时顺伏而最终又会兴盛起来。所以古时的帝王,只听说他们养士,未听说他们治士。士人汇集了人们的聪明才干,但不加控制而溢出就成为邪恶,只有对他们加以扶进而引导,使他们兴盛,因家才会有真正的兴盛,哪能舍弃士人而寻求粗鲁犷悍之辈,来与他们共同掌管天下呢!

其在《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周王寿考,遐不作人”。飞者,不虞其飏击也。跃者,不虞其纵壑也。涵泳于天渊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岂周士之能自贵哉?文王贵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并生并育于天地,独以败类累人主之矜全,虽甚冥顽,能弗内愧于心?况乎业已为士,聪明才干不后于人,《诗书》之气,耳已习闻,目已习见,安能一旦而弃若委土哉!【译文】

在《诗》经中则说:“鸢鸟上飞直到天,鱼儿跳跃在深渊”,又说:“周文王高寿年老,从长计议培养人”。所谓的飞,是不担心它飞扬直上能击破天。所谓的跃,是不担心它能跃出深渊。让他们在高空和深渊之中得到涵容和培育,并用百年的长效来与他们相互期待,难道是周代的士人能靠自己而变得高贵吗?不,这是周文王的涵容培育使他们变得高贵。用老子的话来说:“民众不怕死,你用死威胁他又能怎样呢?”这是接近大道的说法。民众不怕死,但他们自有畏惧的东西。与其他人物共同生育于天地之间,独自作为败类而连累人主来怜惜保全自己,虽然非常僵化顽固,能不内愧于心吗?何况已经成为士人,聪明才干不比别人差,《诗》《书》之气,自己也是耳已熟闻、目已熟视,怎能在一个早上就像抛弃泥土一样自我抛弃呢!

夫太祖,亦犹是武人之雄也。其为之赞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学,睥睨士气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几乎天之贮空霄以翔鸢,渊之涵止水以游鱼者矣,可不谓天启其聪,与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且倍蓰而无算,诚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况天下乎?河决于东,遏而回之于西,未有能胜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矫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恶足以测有德者之藏哉!【译文】

说到宋太祖,也还是武人中的英雄。他用来治理天下的韬略手段,也没有伊尹、傅说那样的志趣与学识,但他能鄙视士人风气的放纵和邪恶而自己不产生傲慢,这几乎就像上天备有空旷的云霄来让鸢鸟飞翔、深渊涵有静止之水而让大鱼游泳一样了,能不说是上天开启了他的聪明,而与大道相符合吗!而宋代士大夫的高明超过汉代、唐代达到数倍而无法计算,确实有原因使他们达到这种地步。根据他们的善而视为善,根据他们的不善而视为不善,用来治理一家还不足,何况治理天下呢?河水在东边决堤,却在西边遏止而使之回流,这样做是不能取胜的。用官吏之道及礼法制度的虔敬来矫正天下士人,以求满足匹夫倔强愤恨不平的心情,这种做法哪里足以测知有德之人深藏的智慧呢!五

语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必自得之以为己得也。下得士而贡之于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于国,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与臣争士。与臣争士,而臣亦与君争士;臣争士,而士亦与士争其类;天下之心乃离散而不可收。《书》曰:“受有亿兆人,离心离德”。非徒与纣离也,人自相离,而纣愈为独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师儒,有长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职,简大臣而大臣忠,择师儒而师儒正,选长吏而长吏贤。则天下之士在岩穴者,以长吏为所因;入学校者,以师儒为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为所因。如网在纲,以群效于国。不背其大臣,而国是定;不背其师儒,而学术明;不背其长吏,而行谊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群相燕也。合天下贤智之心于一轨,而天子之于士无不得矣。和气翔洽,充盈朝野,寖荣寖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谓也。【译文】

古语有这样的说法:“得士的人会昌盛。”所谓的“得”,不是帝王必由自己得到他才认为是自己的所得。在下的人得到了士而献给帝王,这本来就是帝王得到了士;在下的人得到了士而由自己任用他以报效于国家,这也是帝王的得士。所以君主最大的毛病就是与臣争士。君与臣争夺士人,而臣也就会与君争夺士人;臣与臣争夺士人,而士也就会与士争夺其同类;这样的话,天下之人的心就都离散而不可收了。《尚书》里说:“纣王受有亿兆的人,但全都与他离心离德。”不但与纣王离心离德,人们也相互离心离德,这样的话,纣王就更为独夫了。人主之下,有大臣,有为师的儒家学者,有官长官吏,都是由士人自身而成就的。君主的职责,是选择大臣而让大臣忠诚,选择为师的儒家学者而让这些学者贞正,挑选官长官吏而让官长官吏贤良。这样的话,天下的士人还在隐逸之中的,就以地方的官长官吏为他们升进的途径;士人已进入学校的,就以作为老师的儒家学者为他们升进的途径;已经升到朝廷的士人,就以大臣为他们升进的途径。这样就如同一张大网而有纲绳,可以网罗众多的士人为国家效力。不违背大臣,于是国家的政策就能确定下来;不违背为师的儒家学者,于是学术就能昌明;不违背官长官吏,于是士人的行为与道义就能修炼好。大臣、师儒官员全部统率左右的人来与天子安乐相处,就使人们都能安乐相处了。把天下贤智者的心聚合到一个轨道上,那么天子就把士人全都得到了。充满和气而又优雅融洽,这种情况充满了朝廷内外,就会逐渐地昌盛繁荣,昌盛就达到顶点了。所谓的“得士者昌”,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大臣不以荐士为德,而士一失矣;师儒不以教士为恩,而士再失矣;长吏不以举士为荣,而士蔑不失矣。乃为之语曰:“拜爵公门,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涣而不相亲,上专私而不能广,亿兆其人而亿兆其心,心离而德离,鲜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于与下争士也。【译文】

大臣不把向君主推荐士人作为德行,这就是一次失去士人;为师的儒家学者不把教育士人作为恩情,这就是再次失去士人;官长官吏不以荐举士人作为荣耀,士人就会全都失去了。于是就说出这样的话:“在朝廷上拜受官爵,却在私人室内接受恩情,这是非法的。”下面已经涣散而不相互亲近,上面又专心于私利而不能拓广用人之道,人数虽然达到了亿兆而他们的心也都分散为一人一心,心已背离就会使德也背离,很少能不灭亡了。所以君主最危险的毛病,就是与下面的人争夺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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