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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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汉宋卷:陶渊明传 王安石传试读：
出 版 说 明
一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直到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才得以回国。归国后的梁启超，深孚巨大的声望积极参政，组建政党，四处演讲，宣扬他的政治主张。然而，热情单纯的学者最终发现，不管如何辗转腾挪，终究难敌虚言救国的政客，也跳不出手段繁多的各大军阀的魔掌。从1918年开始，梁启超逐渐淡出政坛，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19年，梁启超游欧，亲历了西方社会弊病丛生的现实，回国后即宣扬西方文明破产，转而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在梁启超不辞辛劳、专心教育和著述之时，其健康出现问题，后来被协和医院误诊，错摘功能正常的右肾。之后，他的健康便每况愈下，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7岁。
梁启超生活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时期。来自西方的各种廉价商品、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随着坚船利炮纷纷涌入国内。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滚滚潮流之下，必然会诞生一批英雄人物。而本书作者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里最优秀，最杰出的弄潮儿。二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以来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少有的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他在报纸上进行的与对手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介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报章体），使得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他在史学、文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方面成就斐然。梁启超一生勤奋，在将近36年里，各种著述达1400万字。涉及领域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宗教、法学、金融学、新闻学等等。其著作被编为《饮冰室合集》。
本丛书以作者生前好友林志钧先生于1936年主编的《饮冰室合集》为底本，收入由梁启超著古今中外人物传记44篇，共70余万字。传主的身份，上至帝王、将相，中则师友、名流，下则刺客、乞丐，无所不包，人数也有百五十余人。有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改革家管子，也有与作者同时代的政治家李鸿章，时间跨度2600余年；有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有国内各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传记的篇幅，长则十几万字的挥洒，短则百余字的“略传”。创作最早为1896年的《三先生传》，最晚为1924年的《朱君文伯小传》，长达29年。作者终生所想，无非国强民富；毕生所求，只是开启民智。翻开本书，不仅可领略作者那广袤的视野、深厚的学识和旺盛的创作力，窥见其一生之情怀，更能直面那厚重而沧桑的历史。
本书分4册，1-3册的传主为中国人，第4册传主为外国人。各分册大致按传主的生活年代归类及命名，再以创作时间为顺序编排。三
本册收入传记3篇，计20万字，按创作时间排列。传主分别为汉代的张骞与班超（均为外交家），东晋的陶渊明（文学家）及宋代的王安石（改革家、文学家），故合称为“汉宋卷”。
文字编校上，仅改正了原版中明显的错字；有国家标准的字词，按国家标准修改，未作规定的则不做改动，最大可能保持作品原貌。书中的人名、字号、官职、地名（尤其是国外的）等，不以今天的标准改正，书中个别字词的用法，亦保持原貌。任公著述繁多，本书收录虽尽量求全，但恐亦非全本。鉴于时间仓促，且限于编者水平，必然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如下人员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表谢意（排名不分先后）：刘三红 刘元旭 刘龙勇 刘佳 刘晓侠 刘铭 刘珺 陈文 陈云强 陈利红 陈凯 陈雪枚 陈瑛 陈辉 陈露 苏冬玲 张雨 张伟 张亮 李志恒 李明波 李明霞 吴丽芳
张博望、班定远合传
清光绪二十八年第一章世界史上之人物欧美日本人常言，支那历史，不名誉之历史也。何以故？以其与异种人相遇辄败北故。呜呼！吾耻其言。虽然，吾历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言者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张博望、班定远之轶事，吾历史亦足以豪矣！
古今人物之与世界文明最有关系者何等乎？曰：开新地之豪杰是已。哥仑布士之开亚美利加也，伋顿曲之开澳大利亚也，立温斯敦之开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欧洲人种所以涨进之第一原因也。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 ，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中国以文明鼻祖闻于天下，而数千年来，怀抱此思想者，仅有一二人，是中国之辱也。虽然，犹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国之光也。
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彼欧洲所以有今日，实自上古时代安息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所接构所和而成也。而支那、印度两文明，直至近三四百年，而始与欧西相遇，殆东方诸国所以发达停滞之总因哉！虽然，当二千年前，而我中国豪杰，有栉风沐雨，欲沟而通之者矣。惜乎继其志者之无人耳，苟其有之，则黄白两贵种之揖让于一堂，又岂俟今日也！
地势之于人事也，海所以为通，山所以为阻。上世埃及、希腊、安息之发达，全藉地中海为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邻，其造此大业者，亦自航海来也。而吾中国古代豪杰之通绝域也，乃不于海而于陆，是哥伦布、伋顿曲诸贤犹为其易，而博望、定远实为其难也。泰东发达之缓，实地理缺憾使然，而顾能以人事与天然争，以造震古铄今之大业，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而下拜也。嗟我爱国之同胞乎，盍载舞载蹈，以观我先民之远志大略何如矣？第二章西汉时代华族之实力及匈奴之强盛
我华族自四千年前，孳殖于黄河、扬子江两流域，各自发达，以趋于统一。至春秋战国间，而群力渐充实矣。交通频数，斯有冲突；冲突剧烈，斯有调和。至秦而大一统之形以成，汉承其业，复休养而生息之者数十载，以至孝武之世，实上古时代一大结束也。而当其时也，穹北之野，有并辔而兴者一蛮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与我唐虞同时，山戎猃狁獯鬻，其与黄族小小冲突者，固已千余年来，屡见不一见矣。战国以还，我族日雄，彼亦日茁，冲突益剧。《史记》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于是秦、燕皆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延高阙为塞，凡以为匈奴备也。时则有两豪杰焉，曰赵将李牧，曰秦将蒙恬，终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赵边。蒙恬却胡七百余里，单于头曼北徙者十有余年，泱泱哉中国之威，书契以来未曾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有一大豪杰起，曰冒顿。东灭东胡，虏其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悉复蒙恬所夺故地，遂侵燕、代，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华族全体对外之敌国，自兹始矣。
汉兴，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挥群豪，削平海内，而不能逞志于一冒顿，三十万众，困于平城，白登之围，七日不食。卒行暧昧反间之计，仅乃得免。及吕后时，乃至遗书嫚辱，谓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以一国之代表，逊词卑礼以自解免，为中国羞甚矣。至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为备，连岁不能罢，事以金帛绵絮百物，屈节和亲，乃稍苏息。此实爱国之士，所茹痛、积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武不忍华胄之凌夷与祖宗之积耻，毅然欲一举而雪之，于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议起，亚洲各民族之相接触，其机起于中国与匈奴，而实由我华族自强排外之一雄心来也。扬雄疏云：“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庐山之壑，而不悔也。”伟哉此言，此实民族主义之真精神，而国家所恃以立于物竞天择之域者，而岂后世迂儒退守畏葸，疲软苟且，怀抱“无动为大”之劣根性者，所能梦也。知此大义，审此时势，则张博望、班定远之人物，与其在数千年历史上之价值，可以识矣。
西汉之所谓西域者，当今世伊犁、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葱领以西，越帕米尔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亚细亚，迄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属地之总名也。秦皇虽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而西不过临洮。冒顿时代，匈奴大强，西域诸国，皆被服属，凭藉深厚，为中国忧。故当时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发此议而实行之者，自张博望始。第三章张博望之略传
张博望，名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然道经匈奴地乃能达。于是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年，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也，既而与其属亡向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脱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返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大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自骞之出也，前徒凡三十年，跋涉于冰天雪碛之中，顿困于酷食毛衣之俗，往往数日十数日不得食，惟射禽兽以自给，初行时与偕者百余人，及归惟余二人耳。虽其所历艰险困苦之境，史不详言，要之视立温斯敦之开非洲，殆有过之无不及焉矣。史称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嗟夫！非坚忍磊落、不屈不挠之奇男子，其孰能排万难犯万险以卒达其所志者耶？第四章当时西域之形势
当战国之末（西历纪元前三百三十六年顷），马基顿名王亚历山大起，入亚细亚，灭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绝后一大帝国。未几死于巴比伦，其部将士流喀立为西里亚王，凡亚历山大所征服亚洲之地，悉归统辖。所谓条支国者是也。其后国威渐衰，其属地帕德利亚，复自立为一国，占阿谟河两岸之地，中国称为大夏国。实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其亚亦背条支自立，中国称为安息。及汉初，而安息破大夏，国势大张。未几大月氏东来，遂征大夏而王其地。
大月氏盖图伯特族，当汉秦之际，奄有河西地，其势强大，陵轹匈奴。及冒顿单于起，屡败之，于是月氏余众西走，占伊犁之大半，南攘塞种而据其地，当月氏之盛于河西也，其邻国乌孙，屡为所苦，至是乌孙王昆莫，借匈奴力，破月氏，复建乌孙国。月氏遂南移于妫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国，时汉武元朔元年也。月氏既见逐于乌孙，塞种复见逐于月氏，遂远徙于南，以略罽宾之地，罽宾即北印度之迦西米儿也。
要之，当时葱岭之西，大国凡四，条支在最西，其东为安息，更东为大月氏，大月氏之东南国为罽宾，大月氏之北为大宛，当今费尔干地，更北为康居，即今之西比利亚颉里颉思之荒原也。康居之东南，大宛之东，即乌孙国，为今伊犁。乌孙之东南，当匈奴之西边，小国棋布，凡三十余，其较大者为疏勒（喀什噶尔附近）、于阗（和阗）、温宿（阿克苏）、龟兹（库车附近）、焉耆（喀喇沙尔附近）、姑师（吐鲁番附近）、楼兰（罗卜淖尔附近）。诸国自张博望以前，皆服属于匈奴。匈奴置僮仆都尉以统监之。第五章张博望所通西域诸国
时中国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既亲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考其地形势及所有产物，归而报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时，见卭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骞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既而骞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以熟谙地形，知水草所在处，军得以不乏，乃受封为博望侯，骞因献结乌孙断匈奴右臂之策，乃拜骞中郎将，使实行之，并西招大夏之属为外臣，乃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
然骞凿空，诸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
计骞所通西域诸图如下：第六章张博望功业之关系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汉种者有三。（一）杀匈奴猾夏之势 自文景以来，匈奴役属西域，结党南羌，地广势强，蒸蒸南下，候骑每至甘泉，屯防及于细柳，非有以挫之。则小之为刘渊、石勒之横行河朔，大之为金源、蒙古之蹂躏神州，左衽之痛，岂俟数百年千年之后哉！其时汉欲制匈奴，则伐谋伐交之策，远交近攻之形，不可不注意于西域。张博望首倡通月氏结乌孙之议，卒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斩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元成以后，卒俯首帖耳，称藩属于我大国。此数千年历史上最大之名誉也。而发之成之者，实自张博望，自今以往，如有能继博望之精神以对于外种者乎，则世界之历史，安见为阿利安种人所专有也。（二）开亚欧交通之机 秦汉之间，东西民族，皆已成熟涨进，务伸权力于域外。罗马帝国将兴，而阿利安族文明，将驰骤于地中海之东西岸，顾不能越葱岭以求通于我国。据近世史家所考据，西域人呼希腊人曰伊耶安，Iaon即耶宛Yavan之转音，故大宛国者，即大希腊国之一部也。盖此地早为帕德利亚之希腊人所蔓延，《史记》载其俗与泰西古代多相类，其葡萄、苜蓿等名物，即希腊语Botrus，Medikai等之译音，盖中国、希腊两文明种之相接实起于是，是黄种人于阿利安种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称乌孙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种者，即今日西人所谓沁谟种，Semitic古代巴比伦人犹太人之所属也。是黄种人与沁谟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沟而通之者，实始博望，博望实世界史开幕一大伟人也。（三）完中国一统之业 当时滇黔诸国，皆未内属，汉武初虽尝从事西南夷，然以费多罢之，其后感博望蜀布卭杖之言，卒再兴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往求身毒国，遂开滇池，达交趾，卒使数千年为国屏藩。虽其事不专成于博望，而创始之功，实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于汉种者，何如也。第七章班定远之出现及其时势
班定远，名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生于后汉建武间，父彪，为徐令，兄固，以文学闻，超少有大志，轻细节，然居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幼随兄至洛阳，佣书于官以养母，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久之，被除为兰台令史，复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今哈密），战于蒲类海（今天山南路之巴尔库勒），多斩首虏而还。超之投身于军事界、外交界，实自兹始。
初，汉武既通西域，断匈奴右臂，虏势寖衰，元成间遂以五单于争立，南向稽颡于我，求为藩属以自庇，中国国威震于域外者，莫此为盛。既而新莽篡窃，轻侮远夷，匈奴大怨，东连乌桓、鲜卑，西诱西域诸国，频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厌干戈，不之讨也。匈奴益骄，往往侵山陕边鄙，为士民患苦，未几其国内乱，分为南北，南匈奴通款内附，如元成间故事。乃居之于黄河南，而北匈奴方极盛，反覆无常，渐臣服西域诸国，胁以寇河西郡县，边警岁至，城门昼闭，于时汉与西域绝既六十五年矣。其形势恰如武帝时，汉廷亦知西域不定，则匈奴之患终不可得弭。于是乎，一世之人杰班定远，始得所借手，以辉祖国名誉于天壤。第八章班定远所定西域诸国
古今东西之豪杰，其勋名烜赫，骇耀于历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以冒险无畏之精神，百折不挠之魄力，孤身去祖国数万里外，撄四面之敌而指挥若定以建大功者，吾于英吉利灭印度之役，得两人焉，曰克雷飞，曰哈士丁斯。克雷飞初为东印度公司之书记，后被举为将，统英兵九百，土兵千五百，乘敌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据其地，英之有力于印，实自兹役始。克雷飞死，哈士丁斯袭其任，专以机谋捭阖定大业，善抚纳印人，善摧离印人，嗾其相斗，因蹑其后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杰之力为之也。吾读其传记，愕焉，眙焉，崇拜焉，歌舞焉，窃叹吾祖国安得有若而人者以为国史光也！吾读《后汉书》，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杰之所长，且其地位更危，其凭藉更薄，而所成就竟与彼等相埒者。于戏，斯真千古之快男儿，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则班侯是已。今请案侯一生所经历，以地为经，以年为纬，而略叙之。（一）鄯善 超之立功，始于鄯善。时所部仅三十六人耳，初超既从窦固击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马使西域，至鄯善，王广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所谓三十六人者，与共酣饮，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报国家，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于是乃约以初夜，将吏士往袭虏营，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翌晨，召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鄯善定。（二）于阗 鄯善者，汉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既定，则可以深入无狼顾忧。超报捷至京师，朝廷嘉其功，遂以为军司马，欲益其兵，超辞焉。独与本所从三十六人俱，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请超所乘马以祠神，超佯许之，巫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三）疏勒 班定远之人格，可以为国民模范者，不徒在其活泼进取也，而尤在其坚忍沉毅，于疏勒一役见之矣。时疏勒王兜题，本龟兹人。龟兹倚匈奴威以凌疏勒，逐故王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义之关系，知疏勒人不甘为龟兹役也，十七年（永平）春，从间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题，敕之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吏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超婴守孤城，士吏单少，赌万死以争国威，卒不少挫。章帝即位，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还，超发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至自刎以乞留。超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抱马脚不使东，超亦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超至，捕斩反者，而疏勒始复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区区疏勒，当数国之冲以婴守者，既五年矣。呜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
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于四面大敌之冲，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为汉用也，慑于超之威与谋耳。非能为汉用，而超必用之，则其眼光之锐远，魄力之伟大，非寻常人所能及也。自兹役以后，而疏勒之反叛尚三次。其一，则建初四年，其都尉番辰，结莎车以叛，超与徐干击破之，斩首千余级也。其二，则元和元年，疏勒王忠为莎车所诱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攻忠，积半岁不能下，后定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三，则章和元年，忠复说康居王借兵谋复国，诈降于超，超伪许而密勒兵缚斩之也。盖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间凡十四年，超经营西城，其势力之根据地。皆在于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诗所谓“每经一难一倍来”，吾于定远之在疏勒见之矣。（四）尉头 超被征还时，尉头与疏勒连兵叛汉，超复至，击破之，杀六百余人，尉头定。（五）姑墨 姑墨亦龟兹属国也，屡从龟兹攻疏勒。建初三年，超发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余，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姑墨大衰。
自此役以前，班定远所从汉兵，仍仅前此之三十六人耳。而手定者已五国，詟从者已十国。益以拘弥莎车、月氏、乌孙康居也，见建初三年超所上请兵疏中。超因此遂欲平诸戎，为国名誉，乃上疏陈“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为若平龟兹，则西域未服者仅百之一耳。则匈奴右臂可复断，而中国边患可永弭。书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建初）以徐干为假司马，将义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借以行其志。（六）乌孙 超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建初）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遂定乌孙。（七）莎车 元和元年，超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阴嗾疏勒王忠叛，未克。章和元年，超斩王忠，疏勒大定。二年，乃益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合五万人救之，超以众寡不敌，乃与于阗王佯遁，龟兹王以万骑，温宿王以八千骑邀之，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八）月氏 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狮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誓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耶？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抄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遣使请罪。顾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九）龟兹 当时西域诸国，最倔强者为龟兹。龟兹所以敢与汉为难者，一由倚匈奴之声援，二由恃诸小国之从属也。超既定诸国，龟兹通匈奴之路已绝，复无爪牙以相营卫，永元三年，龟兹遂率姑墨、温宿以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超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汉廷侍子白霸为龟兹王。超自驻节龟兹它乾城，而使徐干别屯疏勒，至是西域诸国，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曾攻没都尉陈睦，永元十八年事。怀二心，其余悉定。（十）焉耆及危须尉犁 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遣使晓譬之曰：都护来者，为镇抚三国耳。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以下，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赐而遣之。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他道厉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言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犁尉王汛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而其国相及危须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数其罪，遂叱吏士收广，汛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所以雪国耻，伸士愤也。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贡内属。第九章班定远功业之结果
汉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与汉不两盛，而皆以西域为重。前汉有然，后汉亦有然。自超既定西域，北匈奴之势顿衰，诸国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犄其右，北虏惫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汉遂率大军北伐，降其二十余万人。至燕然山泐石而还。三年，遂复再举大破之，单于率其余众，远遁于今里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众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鲜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复能为吾患矣。晋之刘渊、刘曜不过受汉人卵育，乘机窃发，与民间起乱者相类耳，非复能用其国以与吾抗也。故扫除周秦以来千余年之剧患，一洒祖国之国耻，论者或以归功于卫青、霍去病、窦宪诸人，而不知其皆赖张、班之谋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黄族之威，震于域外者，以汉为最，而博望始之，定远成之，二杰者实我民族帝国主义绝好模范之人格也。
定远功业之成，专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实治野蛮国之不二法门也。英之灭印度也，政府未尝动一旅之兵，议会未尝筹一铢之饷，惟赋印度之财，以养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墟印度之国。定远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远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为定远侯，诏书亦曰：“超安集于阗以西，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信哉！定远之能践其言，而汉廷亦能审其功矣。今日西国之东方政策，即以班定远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国中若定远其人者，竟旷千载而不复一遇也。
是时罗马方强，用兵于西亚细亚，屡破安息，中国日扩而西，罗马日扩而东，上古世界两大文明，几相接触。《后汉书·西域传》所谓大秦，即罗马也，超既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后四年。又使部将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逢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按：泰西文明传播广速者，皆由海岸线多使然，此地理学者之公言也。古代希腊、罗马人，惯于航海冒险活泼，中国人则深险于陆地之豪杰，虽屡有其人而海上不少概见焉，此次甘英之不能通罗马，实由不习海性使然耳。惜哉！是时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书，谓其“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语见《本传》。盖去卒前仅五年耳，超以永元十四年八月迁洛阳，九月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一年。使假以岁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当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黄帝子孙之声明文物于欧土，为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纪念，未可知也。呜呼！人杰矣哉。第十章结论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遍于大地，赫然为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险进取之精神而已，若哥仑布，若麦哲伦，若伋顿廓，若立温斯敦，皆以匹夫而辟一洲之基，开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数百岁不哀，一若今日之乐利，半出于彼诸贤之赐者。吁！诚哉其然矣。然吾窃尝求此等人物于我祖国，则如张博望、班定远者，亦何多让焉，何多让焉！而后世崇拜之、步趋之之人，何其稀也。抑吾焉张、班传，而忽有一最大之问题，横涌于吾脑，夫博望、定远诸先辈，其远识其毅力，不让于泰西诸贤，彰彰明甚也。即秦汉唐清诸君主，好边功，辟疆土，其兵力所及，威稜所播，亦不让于近世所谓帝国主义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誉，顾在彼而不在我。不宁惟是，彼得一地，而一地即永为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于再世。不宁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国日以繁荣，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骚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动力在国民，我之主动力自君主，辟地同，而所以辟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厘差而千里谬也。吾闻地学家言拉丁、条顿两族性质之相异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装饰，条顿民族之殖民地贵营业；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军队以开之，条顿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劳费以为国病；条顿民族因得殖民地，而丰富以为国荣。以故拉丁民族或放弃其殖民地而无所惜，条顿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惮劳。”夫彼两族者，同为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业，而因其所向之鹄所用之方略互异，其结果乃至大异若此。虽然，拉丁人之所以弱于条顿人者，彼则民之自殖，而此则政府之殖其民耳。而反诸为民辟地之本意，尚非有所大谬。若中国前事，则正与彼等所执之主义，成反比例者也。中国数千年来袭用之名词，只有所谓“属国”者，更无所谓“殖民地”者，夫辟地而以殖民，则虽劳费矣，而后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为之偿。故国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劳，国未有不瘁者也。尔来欧美民族之各竞于帝国主义也，彼其内力充实，而膨胀于外，为生存竞争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国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时之意气，以为名高耳，故往往不顾其民力之如何，动罄之以从事于外，即如汉武者，岂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愤于匈奴之嫚辱侵暴，赌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尝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绞内地居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颠倒甚矣。《汉书·张骞传》云：“骞之使乌孙也，天子使赍牛羊万数，金币直数千巨万，而后此求宛马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时。”云云。故汉武以开边之故，举文景数十年来官民之蓄积而尽空之，益以桑、孔心计，犹且不足，卒至元元愁叹，海内骚然。嘻！何其悖乎？吾闻群学家言曰：“凡两群之相交通相阋夺也，未有不起于争自存，盖我胜彼而可以吸彼之利为我有，故不惜一时之苦痛以易之。”云尔，未闻有自损而陷彼以利以为快者也。战败固损，而战胜亦损，是以自损为相争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汉武之通西域，其亦有类于是焉矣。然此犹可曰，以匈奴巨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损易大害也。而后此匈奴既衰之后，边费且复不戢，则又何也？甘露以后，单于入朝，赏赐累巨万，发车骑万六千以送之，转仓储数万斛以给之。每单于朝一次，则北方之民，失业失食，转于沟壑者，不可胜数。永元间，司徒袁安上疏云：“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岁直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余万。”时北匈奴请款，论者或谓宜以待南单于之礼待之，故袁安引此统计。呜呼！几何其不胥中国而空之也。不宁惟是，东汉之初，南单于内附，乃居之于河南，空吾民钓游耕凿之地，揖外族以使入，其后部族数十万，孳乳寖多，布满畿辅，桓帝时，又从迁许，及魏武始忧之，以其既在内地，人众猥多，惧必为寇，乃分其众为五部，居太原祁县太陵诸地，晋武时，塞外匈奴归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与吾民杂居，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悉杂腥羶矣。后此江统虽为《徙戎论》，终不见纳，卒至刘渊、石勒，起于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数百年，尔后霸者，始终蹈其覆辙而不悟。虽以唐太宗之贤明，犹划神州以宅索虏，宠异胡将，卒召河朔之变，盖数千年来帝者对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诚古今万国之所未闻，千种万种不可思议之现象也。夫以古代亚历山大、该撤等之力征天下，虽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国主义者专拓之以为民薮也，然要未尝有疲国力以供奉外酋，虚国土以容纳异族者矣。而中国胡乃若此，无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骛一时皮相之虚荣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壮快、最名誉之美举，反被误用之以毒天下。不见夫乾隆间故事乎，数次大举攻缅甸，不下，乃不惜重赂其酋，使贡象数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头衔。要而论之，皆不惟其实惟其名耳。惟然，则虽属国遍天下，而于我国民曾无丝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历朝好勤远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开边而辄致乱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辟之地，固犹有殖民也，徒以重虚荣轻实益之故，其新地犹且为母国累，而况乎不殖一民于境外，而反自空其地徕敌国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则迂儒鄙生之龂龂焉以远征外竞为大戒者，盖亦有词矣。而此等议论，既习于人心，则如张博望、班定远其人者，遂益不为世所重，而国民进取冒险之精神，且日摧灭以至于尽。吾甚惜以博望、定远之人格之事业，可以为我黄族男儿之好模范者，乃竟为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玷污也。
虽然，我国民亦有罪焉矣，夫谁使汝不择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箠以驱絷之也。吾闻数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开今日之美国。夫彼岂必视其政府之方针而始进行也，论者谓今日五大洲，无复可以容我民族膨胀之余地，其然耶？岂其然耶？勿征诸远，即张、班二杰所留纪念之一大地，犹足以当欧洲一强国而有余也。抑吾又闻南洋新加坡、槟榔屿诸地，其刈蓬蒿战土蛮而奠定之者，实惟我黄帝子孙，然则张、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绝于今日。而无自治之力以承其后，虽自得之，而终不免以饵条顿民族，而自为其奴隶，若是乎则虽有一二博望、定远其人者，又安足贵耶，又安足贵耶？王 安 石 传清光绪三十四年自序
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而诇诸先史，则漏略芜杂，莫知其纪。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于是发愤取《临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笔记数十种，以与《宋史》诸志诸传相参证；其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足资征信者，籀而读之，亦得十数家。钩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叹吾畴昔自谓能知荆公、能尊荆公者，无以异于酌潢潦之水而以为知海，睹瓮牖之明而以为知天也。而流俗之诋諆荆公、污蔑荆公者，益无以异于斥 之笑鹏、蚍蜉之撼树也。不揣寡陋，奋笔以成此编，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乎，则区区搜讨之勤为不虚也。新会梁启超。例言
一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故于其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
一 《宋史》记熙丰事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而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蔑荆公处皆一一详辩之，别为考异若干条。
一 荆公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中国大文学家。故于其诗文采录颇多，其散见于前各章者，皆与政治有关系者也，其仅足为文章模范者亦撷十数首录入末二章，使读者得缘此以窥全豹。
一 属稿时所资之参考书不下百种，其取材最富者为金溪蔡元凤先生之《王荆公年谱》。先生名上翔，乾嘉间人，学问之博赡、文章之渊懿，皆为近世所罕见。所著《年谱》凡二十五卷，《杂录》二卷，成书时年已八十有八，盖毕生精力瘁于是矣。其书流传极少，而其人亦不见称于并世士大夫，殆不求闻达之君子耶？爰志数语，以念史官。
一 本书行文信笔而成，不复覆视，芜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内方闻之士有以教之。著者识第一章叙论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迷信、曰发狂、曰专制者、曰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霾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数君子者，其于荆公可谓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谓污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录之以志窃比之诚。
陆象山先生（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曰：（前略）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悉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 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賛其决。忠朴屏伏，佥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中略）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廷，又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不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宋史》评曰：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戌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即当时至元祐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亦讼其法以为不可尽变，惟青苗、均输、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窦。然人亦曾考当日之时势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岁创发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称帝，此皆臣子所不可与共戴天者也。宋岁输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宋何以为国？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岂得已哉？譬之仇雠，戕吾父兄，吾急与之讼，遂至数责家赀，而岂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战栗，于是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极诟之曰奸曰邪，并不与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计焉，惟务使其一事不行立见驱除而后已，而乃独责公以执拗可乎？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寨，高丽来朝，宋几振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仇，而韩、富、司马等皆当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有七：一抬高丽朝贡，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骑，一创团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一置河北三十七将，皆宜罢之以释其疑。嗟乎！敌恶吾备则去备，若敌恶吾有首将去首乎？此韩节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至近世则有金溪蔡元凤先生（上翔）殚毕生之力，为《王荆公年谱考略》，其《自序》曰：（前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则凡善有可纪，恶有当褫，不出于生平事实；而后之论者，虽或意见各殊，褒贬互异，然事实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论公者则不然，公之没去今七百余年，其始肆为诋毁者多出于私书，既而采私书为正史，此外事实愈增，欲辨尤难。（中略）忆公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言曰：“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慄，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呜呼！尽之矣。此书作于庆历、皇祐间，当是时公已见称于名贤巨公，而未尝有非毁及之者也。然每读是书，而不禁歔欷累叹，何其有似后世诋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继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据则必有所自来。若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尽采私书为正史。当熙宁新法初行，在朝议论蜂起，其事实在新法，犹为有可指数者。及夫元祐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神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录》、司马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则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又继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长编》，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若重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当之，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由元至明中叶，则有若周德恭，谓神宗合赧、亥、桓、灵为一人；有若杨用修，斥安石合伯鲧、商鞅、莽、操、懿、温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苏子瞻作《温国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其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后则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余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与言史事乎哉？（后略）
陆、颜两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极群书，积数十寒暑之日力网罗数千卷之资料以成年谱，而其持论若此。然则居今日以传荆公，欲求如克林威尔所谓“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难之业哉？虽然，以历史上不一二见之哲人，匪直盛德大业，黯没不章，抑且千夫所指，与禹鼎之不若同视，天下不复有真是非，则祸之申于世道人心者，将与洪水猛兽同烈。则夫辟邪说拒淫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下奖来哲，为事虽难，乌可以已？是则兹编之所由作也。
附 《宋史》私评《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牴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辩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祐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是为第一次之《实录》。及绍圣改元，三省同进呈台谏前后章疏，言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丰以来政事。及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曰：“文字以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史，欺诞敢如此。”安焘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虽出于反对元祐者之口，其言亦不无可信。前此蒋之奇劾欧阳修以帷薄事，修屡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诘问之奇，亦仅以传闻了之，可知宋时台馆习气固如是也。于是有诏命蔡卞等重修《实录》。卞取荆公所著《熙宁日录》以进，将元祐本涂改甚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是为第二次之《实录》。而元祐诸人又攻之不已。徽宗时有刘正夫者，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又有徐勋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复有诏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难作。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修成之以进，是为第三次之《实录》。《宋史》所据即此本也。自绍圣至绍兴、元祐党人，窜逐颠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积愤，而范冲又为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以恣报复。而荆公自著之《日录》，与绍圣间朱墨本之《实录》，悉从毁灭，无可考见。《宋史》遂据一面之词以成信谳，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诋荆公之语，以他书证之，其诬蔑之迹确然可考见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绂）、蔡氏（上翔）辨证甚博，吾将摘其重要者，分载下方各章，兹不先赘。要之，欲考熙丰事实，则刘正夫、徐勋所谓元祐、绍圣好恶不同互有得失者，最为公平。吾非敢谓绍圣本之誉荆公者，遂为信史，然如元祐、绍兴本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则吾虽欲无言，又乌可得也？蔡氏所撰《荆公年谱》载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书其后云：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后略）
此其言最为洞中症结。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既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诚哉然矣。颜习斋又尝为韩侘胄辩怨，谓其能仗义复仇，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诛之以谢金，实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传》，徒以其得罪于讲学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垞、王渔洋皆论张浚误国，其杀曲端与秦桧之杀岳飞无异，徒因浚有子讲学且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杀之罪，实为曲笔云云。凡此皆足证《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吾故先评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识者。第二章荆公之时代（上）
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知此则可与语荆公矣。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余，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盖深惮之之词也。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将士拥立天子，创于宋；以将士劫天子而拥立主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而陈桥之役，不过因其所习行者加之厉而已。夫废置天子而出于将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将士常得有所拥以劫天子，则宋之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于此，故纂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夫藩镇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当？然谊辟之所以处此，必将有道矣导之以节制，而使之为国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宋祖之言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宋则何有焉？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余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体。兵之所至从风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为国史前此未有之耻辱，及周世宗，几雪之矣。显德六年，三关之捷，契丹落胆。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寿，则全燕之光复，意中事也。即陈桥之役，其发端固自北伐，其时将士相与谋者，固犹曰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时，用周氏百战之兵以临之，刘裕、桓温之功不难就也。既不出此，厥后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复以赵普一言而罢，夫岂谓幽州之不当取不可取，惧取之而唐代卢龙、魏博之故辙将复见也。王船山《宋论》之言如此，可谓知言。自是以后，辽遂得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帝中流矢，二岁而创溃以崩。乃益务寝兵，惟戢首帖耳悉索敝赋以供岁币。真宗澶渊之役，王钦若请幸江南，陈尧叟请幸蜀，使非有寇莱公，则宋之南渡，岂俟绍兴哉！然虽有一莱公，而终不免于城下之盟。至仁宗时，而岁币增于前者又倍。辽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给中国，翘首而望内属之日久。及河东既下，李继捧遂来归，既受之使移镇彰德，苟乘此时易四州之帅，选虎臣以镇抚之，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宋自此无西顾忧矣。乃太宗、赵普袭艺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付诸矫矫之臣，坐令继迁叛归，而复纵继捧以还故镇，徒长寇而示弱。故继捧北附于契丹，继迁且伪受降以缓敌。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刘西土，不特掣中国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岁币。而宋莫之谁何，以大事小，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前闻。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当宋建国之始，辽已稍濒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强，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箠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难。顾乃养痈数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则艺祖独有之心法。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传诸后昆，以为成法，士民习之，而巽懦无勇，遂为有宋一代之风气。迨真、仁以还，而含垢忍辱，视为固然者，盖已久矣。而神宗与荆公，即承此极敝之末流，荷无量之国仇、国耻于其仔肩，而蹶然以兴者也。
夫吾所谓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滥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将帅之臣，入奉朝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有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有良，咸以执兵为耻。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而试问稍有血气之男子，其能坐视此而以一日安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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