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怡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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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传试读：
《维特根斯坦传》再版前言
江 怡这本传记最初出版于1998年，距今已经有20周年了。当江苏人民出版社汪意云编审提议再版此书时，我开始还有些犹豫。因为在这20年里，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品，包括由著名哲学家传记作者蒙克所著的那本很有影响的《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对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事迹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当然还有巴特利的有争议的《维特根斯坦传》，我曾为此书的中文版写过书评，称维特根斯坦为“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然而，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作品几乎都重在对维特根斯坦个人生活轨迹的记录和揭露，但对他的思想历程和独特方式与他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却少有关注。而我在这本传记中则力图通过对维特根斯坦个人生活的描述，揭示他的生活道路与思想形成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他的前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最后还专门讨论了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现象”。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本传记自出版后还是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据我所知已经脱销多年。而且，该书还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本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维特根斯坦传记，这或许也是出版社考虑值得再版的原因之一吧。无论如何，该书的再版，的确让我重新考察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他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让我对他的哲学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随着阅读的深入，加之在课堂上讲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我更多地感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非同寻常之处。这些非同寻常之处，我的体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式和资源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之间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受到弗雷格、罗素等人的重要影响，但他最初试图说明数学基础问题的动机，却来源于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所从事的航空动力学。为了说明数学公理不可置疑的确定性，为了表明一切数字的真都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事物，维特根斯坦选择了逻辑作为解释数学真理的阿基米德点。为此，他拜见过弗雷格，求教于罗素，但最终还是自己通过独立思考完成了最初的思想过程。从1914—1916年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弗雷格和罗素的思想始终是被作为他思考的对象，但不是学习和模仿，而是批评和超越。这些都充分反映在《逻辑哲学论》的表述之中。这本代表他前期思想的著作主要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争结束之时，正是他的思想定型之日。战争不仅给了他战胜孤独和痛苦的勇气，更给了他体察人生之意义的机会。“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是地是，一切都如其发生地发生；在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中世界中存在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不会有任何价值。”（6.41）“如果善的或恶的意志活动改变世界，那么它只能改变世界的界限，而不能改变事实，不能改变可为语言表达的东西。”（6.43）“死不是人生的一个事件。人不可能体验死。……我们的人生之为无限，正如我们的视野之为无限。”（6.4311）“神秘的东西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存在。”（6.44）“的确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说神秘的东西。”（6.522）“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7）我相信，所有这些命题，只有在经历了人生极限挑战之后的人，才能领悟它们的真谛。所以，他在书前序言中这样写道：“本书或许只能为那些自己就曾思考过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或类似的思想的人所理解。……如果它能给一个读懂它的人以快乐，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呀！这是一种只有那些经历过如此思想历程的人才能得到的快乐！
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思想从早期到后期的转变，据称有着许多戏剧性场景的来源，包括他在奥地利南部地区的小学校教书，他听过的一场学术讲座，他读到的一条新闻，或者是他现场观看过的一场球赛，等等。但无论是什么，这些都说明他的思想转变来自他的个人生活经历的启发，而不是他思想自身的逻辑演变结果。换个角度说，要真正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及其变化，就必须要了解他的生活，包括了解他的性格特征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看似怪癖的事情得到合理的解释，才能对他的某些不合情理的行为感到释然。苏联作家古留加曾在他著名的《康德传》中以这样的话开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的确，当我们阅读康德的三大批判时，不需要知道他的人生经历；当我们学习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时，更不需要了解他的生活与他的哲学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就必须要知道他的个性特征、生活经历乃至他的生活世界，因为这些构成了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言，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文字真正体现了“文如其人”的内涵。而我书中所依据的主要英文传记资源，即麦基尼斯的《维特根斯坦生平：年轻的路德维希（1889—1921）》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现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与他的早期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非同寻常之处。
第二，维特根斯坦思想内容与其生活经历之间的高度契合，恰好表现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做人原则，即言行合一的品格。这里的言行合一，不仅是指他的文字思想与他的生活轨迹之间的密切联系（对这种联系的理解还只是我们作为解释者从旁观的角度得到的解释） ，而且是指他的思想产生就是对他的生活经历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反思和发挥。必须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反应，是他的生命意志的外在体现。如果能够站在维特根斯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他的人生轨迹，也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形成和演变过程。从本书对他的生平事迹和性格特征的描述中，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产生绝不是优柔造作的产物，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或“为思想而思想”的结果。相反，他的思想完全出自他的生命感悟，或者说，他的逻辑与他的伦理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话，《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部逻辑学或哲学著作，而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对于这本书而言，重要的不是书里所说的内容，而是书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些没有说出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更重要。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凡是能够说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且都是不重要的；而凡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反而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无法说出来，所以也就是无法表达的，因而也就是无法思想的。无法表达的东西，无法思想的东西，却是可以用显示的方式把它们揭示出来，并使得它们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们才是那些能够说出来的东西中所隐含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他不是以行践言，或言必行、行必果，而是以言践行，或行在先、言为果。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提出的不可说而只能显示的东西，正是在他后期思想中提出的语言游戏加以显示的东西。如果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变化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表现为，他是用自己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去显示那些在他看来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内容。而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显示语言游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规则是如何得到遵守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活动是如何进行的。维特根斯坦正是以对语言游戏的描述活动，向我们揭示了在语言活动背后的生活形式。其实，这并非是一种隐藏，只不过是把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显示出来而已。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
第三，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显示方式也是非同寻常的，这就是他的敏锐的透视感和对事物把握的整体感觉。所谓的“透视感”，是指他能够透过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看到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事物样式，看到能够激发我们关注的事物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例如，他明确表示，《逻辑哲学论》中的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其形式为真，与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无关。相反，命题所描述的事实也是由于命题的存在而得到理解的。这样，他就把一切可说的东西都明显地说出来了，因此，《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是透明的。同样，他对语言游戏的描述不是仅仅向我们提供了各种语言活动，而是借助于语言游戏去显示那些在语言游戏中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不可说的，只能用语言游戏去显示出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形式”。的确，当我们谈论生活形式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是在它们之外，但由于我们无法超越生活形式，因此就无法去谈论它们。我们只能用语言游戏去显示它们的存在，如同我们只能用呼吸和生命的存在去显示空气的存在一样。这看似悖论的现象恰好说明了语言游戏作为生活实践的重要意义：语言游戏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同我们行走、吃饭、睡觉一样的活动。虽然把行动作为一切理论的指南，这并非维特根斯坦的独创，早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那里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更是用社会实践作为解释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标准，但只有维特根斯坦才真正看到，我们一切理论的缺陷恰好忘记了行动才是一切思想的起点，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对理论说明的显示，而不是相反。这种对行动与理论关系的理解，可谓是透彻地表明了他的整个哲学的真正目的，即哲学不过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不提供任何解释，也不提供任何理论，哲学就是把一切都摆在明处。这样的哲学观也只有维特根斯坦才能提出来，因为他的一生就是如此透明、毫无遮掩，乃至于人们不得不给他的生活编排一些调料，让他的生活显得更加富有传奇色彩，类似于他的同性恋情结、他在挪威山区的小木屋、他在都柏林的小酒店以及他在苏格兰的驿站等等。
但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非同寻常之处更在于他关于“综观”的看法。这里的“综观”（survey，übersehen）就是要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要整体地看问题，要见森林而不是只见树木。他在《哲学研究》中这样写道：“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词语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明或发现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Ⅰ，§122）其实，这里的“综观”就是“一目了然”的意思。他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哲学的一个困难是我们缺乏一种综览的视角（synoptic view）。一个村庄，我们没有地图，或只有一张有关一些孤立的部分的地图，关于这个村庄的地形，我们就会遇到那种困难。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村庄就是语言，地形就是它的语法。我们可以在村庄里走来走去，但是当被迫给出一幅地图时，我们就会弄错。”当代英国哲学家哈克则把这种综观的观点解释为一种类似概念地形的东西。他这样写道：“一种综观就是某人从高处查看一片田地或一片由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宽广领域时具有的东西。当人们有了一种综观，就可以说出视野中的事物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中。……当人们获得一种综观，当人们清楚地把握了这片田地，人们可以用一张地图的形式——或者，不那么比喻性一些，用描述成问题的表达式或语言的某个部分的主要语法特征的形式——来呈现视野中的东西。”可见，维特根斯坦是把我们对事物的理解看作一种类似鸟瞰的过程：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说对事物有了真正的理解。对此，我更愿意用“拓扑学”这个概念去说明维特根斯坦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这里的“拓扑学”就是一种类似地形学的概念，是把各种事物放到一个网络结构中，通过对网络中各种关系的描述去理解其中各个事物的定位和性质。这是一种典型的整体主义观点。但正是这样一种整体感，使得维特根斯坦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可以给出与众不同的方式。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非同寻常之处。
正是由于以上的非同寻常，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生平就有了特殊的魅力。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够提供给各位读者一个真实生动而又耐人寻味的维特根斯坦的形象。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感谢汪意云编审的盛情邀请和细心工作！江 怡2018年7月9日于美国加州圣何塞成熟的维特根斯坦
引言 哲学王国的最后牛仔
1992年，美国的华纳图书公司（Warner Books Inc.）出版了一部描写当代美国一对中年男女缠绵爱情故事的书，据说在美国曾轰动一时。两年之后，当这本书被引进我国时，又风靡了有着古老文化传统和遭德美德的中国大地，悄悄撞击着中国人隐秘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后来被美国搬上银幕的《廊桥遗梦》。任何读过这本书或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被罗伯特·金凯和弗兰西斯卡两人的那种近似原始的情爱所震撼，同时也会为金凯浪迹天涯的牛仔生活所吸引。
这个故事本身对现代人所产生的魅力，就在于人们对摆脱外在物欲的纯粹情感生活的渴望和对回归自然、表现自我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当人们为金凯和弗兰西斯卡的爱情或击掌或扼腕时，当人们对金凯这位现代社会的最后牛仔深表敬意时，人们想要表达的心情是同样的，这就是对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情感排斥，对作为人性根基的最原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反过来看，这是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困惑，也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危机。
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和以整个人类为臣民的哲学王国中，也有一位如同金凯一样的牛仔。他对人类本真情感的渴望和对近乎原始生活方式的追求，与金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他渴望的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对人类理智的纯真情感；他追求的不是探险与刺激，而是远离尘嚣至上的现代社会的宁静生活。他就是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如今我们都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当代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当代分析哲学的首创者之一。他的个人生活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许多传奇色彩：他与艺术界的若即若离、他一生中提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他的孤僻性格和怪异作风——这些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他的个人生活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致性，就是说，他的个人生活实际上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因而，要想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首先和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他的生活世界，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生活的。在这种意义上，阅读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是走进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必经之路。
在人类思想史上，记述思想家生活的传记可谓汗牛充栋，但能很好地从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反映出他们思想观念的传记仍是凤毛麟角。古留加的《康德传》曾让我们感受了思想的无比威力，梅森的《马克思传》又使我们有过心潮澎湃的感觉。的确，正如古留加所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但我们不妨进一步说，能够以自己的一生实现自己的哲学追求，不也正是伟大哲学家的标志吗？康德如此，马克思如此，维特根斯坦也是如此。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就是说，“其文”是由“其人”创造的，因而，观“其文”知“其人”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若我们能观“其人”而知“其文”，不也达到了观文知人的目的了吗？对维特根斯坦，观人知文是一个比较容易走进他思想的通达捷径。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道路如同他的思想发展一样，的确是坎坷复杂的。他像笛卡尔一样，厌恶纯学院派的生活方式，不喜欢与人争辩，宁愿躲避现代社会；他又像康德一样，怀着对人类理智最纯洁的情感，寻求简单而又完美的生活。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简洁明了的思想表达，寻找家园的理想追求——这些构成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内容，也是他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在他之前，我们可以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的身上看到这些，但在现代哲学中，唯有维特根斯坦是在以他的整个生命实现着他的哲学理念，是在以他的生活方式向世人昭示着他的理想追求。在这种意义上，正如金凯自称是现代社会的最后牛仔，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当今西方哲学王国的最后牛仔。当你读完这本思想传记，你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一 庞大的家族之树：家族的相似性
维特根斯坦曾用“家族相似”一词解释各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共同特征，这个词也由此被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作为反对传统哲学中本质主义的重要武器。维特根斯坦使用这个词并非偶然，而是来自他自己那庞大的家族。他的家族背景对他思想的形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他家族成员对他思想形成的帮助。他那庞大的家族，使他深切地感受到家族成员之间存在的那些由于血缘关系而带来的相似之处，但是庞大的家族生活和复杂的家族成员关系，又使他感到厌倦，因而渴望简单朴素的生活。
家族的传承
据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者布莱恩·麦奎尼斯（Brian McGuinness）记载，维特根斯坦家族得名于1802年之前。维特根斯坦的曾祖父名为摩西斯·迈耶（Moses Meier） ，而迈耶的父亲梅叶·摩西斯（Meyer Moses）是一名犹太人，住在奥地利的一个名为“维特根斯坦县”的拉斯菲（Laasphe）村，在离该县不远的维特根斯坦公爵城堡担任管家。怀着对维特根斯坦公爵财产的不良动机，梅叶·摩西斯在他姓的前面加上了维特根斯坦。后来，梅叶·摩西斯一家随维特根斯坦公爵移居到库尔巴赫（Korbach） ，并于1802年在那里生下了摩西斯·迈耶，而梅叶·摩西斯则死于1805年。1808年，拿破仑下令，要求所有的犹太人必须改名。于是，摩西斯·迈耶就正式被命名为姓“维特根斯坦”。但据说，当时的许多犹太人家庭都采用了维特根斯坦这个姓。所以，我们这里所要说的维特根斯坦，既与维特根斯坦公爵家族无关，也与后来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维特根斯坦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摩西新·迈耶和他妻子布仑代尔·西蒙（Brendel Simon）的画像至今仍然悬挂在他们第5代长孙女的维也纳别墅家中。据说，摩西斯的父亲远离他自身家庭传统，晚年曾以卖鱼为生。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家族在移居库尔巴赫后，已经拥有了当地最大的生意，这就为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下一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若从种族的角度看，这个家族的确是“纯正的”犹太人，但其后代似乎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只是以自己曾经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他们对自己家族更感骄傲的是，这一家族曾在19世纪得到了特别的优待，同时也对他们先辈库西斯那较少犹太人化的生活方式备加推崇。这种对自身犹太人血缘讳莫如深的态度，自然有其历史的原因，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今天，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尽管如今许多有着犹太血统的家庭（包括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后代）把他们的能力与智慧归之于他们的犹太传统，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始终对自己的犹太血缘抱有自责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的祖父赫尔曼·克里斯汀·维特根斯坦（Hemann Christian Wittgenstein）在他1839年结婚之前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因为他似乎并不喜欢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当纳粹在1938年调查维特根斯坦姐妹的身世时，他们无法从犹太人的档案中找到他们祖父的出生记录，最后对维特根斯坦家庭作出了“非犹太人，但混有犹太血统”的结论，由此使维特根斯坦一家避免了纳粹的迫害。事实上，当维特根斯坦的祖父接受洗礼时，他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名字“克里斯汀”（即“基督徒”）当然不可能出现在犹太人的档案里。赫尔曼继承了家族的生意，主要从事羊毛贸易。特别是他在与芳妮·芬格朵（Fanny Fig - dor）结婚后，更多地与他妻弟古斯塔夫（Gustav）共同进行羊毛交易。他们从匈牙利和波兰采购羊毛，然后转卖给在荷兰和英格兰的客户。在1838年至1839年以后，赫尔曼逐渐脱离他自己的家族事务，主要与他妻子的家族合伙共事。所以，他与妻子就基本上定居在莱比锡，而在库尔巴赫的生意也渐渐衰落下来。在莱比锡，他们固定财产不断增加，并且添了11个孩子。这段时期是他们事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鼎盛阶段。
19世纪中叶的莱比锡是整个德国的重要贸易中心之一，云集了许多像赫尔曼这样的中产阶级商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产业，丰衣足食，安逸悠闲。而这样的社会地位又使得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并且有着强烈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严格的宗教信念。同时，由于他们有充分的经济条件，因而对艺术、音乐、文学等的文化追求，也成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之一。正如库格尔根（Kugelgen）在他的《在过去的岁月里》一书中描写的那样，19世纪的头20年里，在德国复兴着传统的德国精神，但这种复兴主要是表现为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即母亲的安宁无忧是因为不假思索地坚信诚实与责任的最高准则，而父亲则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工作，并确信他自身的价值。
然而，在这样一种既有深厚情感又要努力工作的世界里，芳妮似乎感到有些心情压抑，甚至当她第一次看到自己莱比锡的新家时，面对光洁如镜的地板惊叫起来。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觉，维特根斯坦一家在莱比锡生活了10年之后，又迁回奥地利。在维也纳，赫尔曼一家的11个孩子都纷纷长大成人，但仍然处于他们那位精力旺盛、尖声说话的母亲的严格的管教之下。尽管他们一家生活并不缺略，但母亲对生活的安排却相当节俭，比如女孩子的衣服经常是姐妹之间相互交替使用。母亲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一旦有人违反家规，就会被锁在一间屋里。正是这种严格的管教，当然也伴随着轻松愉快的娱乐生活，对下一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培养了他们极有教养的为人品德。
父亲的冒险生涯
在这11个孩子里，卡尔（Karl Wittgenstein）显得比较调皮，总是自行其是。这种我行我素的性格，最终使他违背父命只身离家出走。这是后话。总的来看，卡尔基本上还是能遵守父命和家规的。他像父亲一样，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并时刻牢记，人们的生命总是会被从舒适安逸的生活投向艰难窘迫的境地，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没有人能够帮助，只有无休止的努力才能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许正是由于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卡尔在家庭里显得格外孤独。活泼的母亲与坚毅的父亲教育子女，不要在意生活的舒适，精神的追求更为珍贵，但卡尔还是孤独。当然，这种孤独只是说，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他的另外两个哥哥保罗（Paul）和路易斯（Louis）更愿意听从父亲的安排，其中一个放弃了自己的法律学业去帮助父亲的生意。
卡尔的天赋才能从小并不明显。他在孩提时代非常调皮，经常用几个俏皮话打断别人的谈话，还特别喜欢做恶作剧，譬如故意弄坏古堡里的大钟，让它整夜响个不停，或是把小提琴典当了，换钱去做雕刻玻璃的实验。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在11岁那年逃学，并且离家出走，害得全家在维也纳全城到处寻找，最后他被当作从莱比锡过来的孤儿而滞留在克鲁斯特纽堡（Klosteneuburg）。
卡尔比较喜欢拉小提琴，但特别厌烦学校的功课，所以在作业里经常出现拼写和标点错误。父亲赫尔曼对此极为不满，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不想以后能够找到工作，故而卡尔在拉丁文和数学这两门父亲所钟爱的科目中所取得的好成绩，也被看作是靠不住的。后来，卡尔也逐渐反感诸如历史和地理这样的学科。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毫无耐性，而且是由于他不能容忍在这些学科中占主要地位的那些已有的观念。在他即将中学毕业时，父亲要求他必须继续自学。但在1865年的1月，卡尔突然失踪，随后1年都没有他的音讯。在晚年的自传中，卡尔讲述了他失踪后的这段经历。他离家时给姐妹们留下了200弗罗林（当时奥地利的货币）和一把小提琴。他先是在维也纳市中心躲了两个月，随后买了一本学生护照，在4月份几乎没花一分钱就到了纽约。在那里他先是做招待，然后在沙龙里做小提琴手，直到林肯被刺而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后来他又在开往华盛顿的游轮上当了一名酒吧招待，这才有了一份正当的收入。到了11月份，他锦衣返回纽约，并第一次给家人寄去口信，希望在下一年能够教小提琴、数学、拉丁文、希腊文或数学制图等。总之，他对前景充满幻想。但当卡尔于1867年年初衣锦还乡时，他似乎对这段经历沾沾自喜。不过，这段经历却使他一时被称为“管教不严的儿子”，而他本人对父母也产生了一些内疚。尽管父亲始终未能原谅他的这一行为，但对他在美国的努力工作深表赞赏，认为这正是他所提倡的人生态度。
卡尔返回后就断绝了绝大部分人际来往，几乎封闭自己，以致整天无所事事。他那大大咧咧、不合常规的做派引起极有条理的父亲的反感，父子两人经常闹别扭，关系一直不和。作为父亲，赫尔曼并不称职，他对儿子的关心少于对他们的要求。但卡尔与父亲在品格上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对什么是为他人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做法，有自己的为人标准和处世原则。在这一点上，赫尔曼其实也是与他自己的父亲摩西斯相似的。这种家族的相似性同样延伸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维特根斯坦的身上。
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
卡尔从美国回家后曾做过短暂的房地产生意。他原本以为他父亲会希望他像哥哥一样做房地产经纪人，但随后他母亲建议他去学技术，这样他就在维也纳高级技术学校学了1年工程，并在每天下午为国立铁路工作。他的正式工作是在1872年开始的，当时他前往奥地利南部的特尼兹，在他的一位远房兄弟保罗·库珀维舍（Paul Kupelwieser）手下当制图员，为特朴利兹（Teplitz）轧钢厂绘制图纸。同时，他与利奥珀迪·卡幕丝（Leopoldine Kalmus）订了婚，她是住在维特根斯坦家族所在的拉克幸堡（Laxenburg）的一位官员的妻妹，她与卡尔一家很熟，在与卡尔共同演奏音乐时建立了感情。当他们结婚时，卡尔只有1200弗罗林的年收入。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他提出辞职，库珀维舍让他担任了技术主任，并续签了两年的合同。1877年，他担任了库珀维舍的总经理，并定居在维也纳。
在经历了1873年的股票危机之后，奥地利的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卡尔这时的身份就不仅是工厂的经理，更主要的是有着大型企业的实业家。他的成功不仅需要更多专门的知识，还要能对突发事件快速作出决定，这就要求他能对他的顾客或对手尚未想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或方案。所以，当俄罗斯与土耳其在1878年交战时，卡尔就向俄罗斯提供了铁路援助。1880年，他买下酸性转炉法的专利，不仅给了特朴利兹轧钢厂，而且给了除克拉德诺（Kladno，现捷克的一个省）之外的所有波西米亚地区。后来，卡尔又很快买下了波西米亚矿业公司，并组建了奥地利铁路卡特尔以及更大的轮胎卡特尔。1882年，维特根斯坦集团成立，其中有卡尔·库珀维舍、沃弗曼和卡尔·维特根斯坦本人。1885年，波西米亚钢铁工业组织成立，卡尔参与了整个过程，并成为这个事业中最值得信赖的人物。1886年，他又组建了奥地利钢铁卡特尔。
事业上的成功使得卡尔对自己的个人能力极度自信，自认对国家有着重要贡献。这种自恃高傲的心理，也使得他在家庭生活中完全采取了强硬的家长式作风，对家人及孩子的态度更为严厉，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按照他的生活准则来进行。卡尔在他52岁退休之后，每天上午去一趟办公室，并写一些文章总结他这一生的成功经验和对奥地利工业发展的基本看法和设想。尽管他已经从工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还是经常邀请许多同行或商人在一起讨论，却很少与家人在一起过悠闲的晚年生活。他与家人生活之间的重要联系之一，就是他所收集的许多名画和名著。这是当时奥地利有产阶级中盛行的时尚。但卡尔的收集有他的严格标准。据帮助他收集的大女儿回忆，他要求任何所收集的作品都必须具有“伦理上的”意义。这种要求在当时就被称为“维特根斯坦式”的想法。而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在我们的主人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一生著作中，同样一再表现出这种伦理学上的追求。由此可见父亲对路德维希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卡尔的趣味似乎也并不保守。他喜欢不可预见的事情，喜欢创新和冒险，这正是他年轻时独闯美国的动力。他在维也纳郊区为自己和妻子修建了一座独具风格的城堡，并挂上可林米特（Klimt）所画的名为“哲学”的壁画。最后，他在阿里盖斯（Alleegasse）修建了一所豪华的大厦，使得妻子和孩子们都备感惊喜。这座大厦不仅收藏了许多名画和雕塑，也不仅是财富和权威的象征，更有意义的在于它是一个音乐之家。据说，在这所房子里曾有7架大钢琴。这当然有些夸张，却说明维特根斯坦一家对音乐的无比喜爱。他们与浪漫派作曲家以及后期的古典派作曲家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门德尔松麾下的乔基姆（Joachim）定期在这个音乐之家演奏钢琴，克拉拉·舒曼曾教过卡尔姐妹的钢琴，勃拉姆斯与这家人也相当熟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1892年卡尔安排了一场单簧管五重奏的私人晚会，并邀请勃拉姆斯前来指导。此后勃拉姆斯就常来常往。在勃拉姆斯病重期间，卡尔的大女儿赫尔曼（Hermine）和母亲还去看望过他。据说，勃拉姆斯每次来时，孩子们都要到门口迎接，然后手拉手地走到楼上。勃拉姆斯很喜欢与这家人在一起，对音乐的共同感受使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除了勃拉姆斯之外，还有许多音乐家和艺术家到这个家庭访问和演出，如年轻的卡萨斯（Casals）、罗斯三重奏组（the Rose quartet）、约舍夫·雷泊（Josef Labor）、勃拉姆斯最喜欢的小提琴手玛芮·索达特·罗杰尔（Marie Soldat -Roeger）和画家玛芮·包梅尔（Marie Baumayer）等。卡尔更是小提琴不离手，在与妻子度假时还不忘拉上几支奏鸣曲。在他病重时，音乐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就在要动手术的头天晚上，他还与妻子在一起演奏音乐。对他妻子来说，音乐也是她生活的春天，是她与丈夫和孩子们真正交流的主要方式。孩子们是在母亲美丽的音乐和动听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家庭中一旦有了不愉快和不和谐的声音，音乐就会使孩子们很快地安静下来。音乐消除了思想的障碍，解除了心灵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只有在演奏钢琴时，这位母亲才真正起到了妻子和母亲的作用。维特根斯坦家庭的红色沙龙厅，接待当时奥地利的名人贵客维特根斯坦家庭住宅的入门阶梯
我们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深受父母的双重影响。父亲的自信与坚毅性格，养成了他对自己所热爱事业的不懈追求；母亲的善良与音乐天赋，给了他渴望人间美好事物的理想。维特根斯坦后来说过，在他所写过的所有东西中，有一半他并没有写出来，那是他生命中不可说出的另一半，音乐就是在这一半中。母亲的无私道德也给了维特根斯坦极大的思想财富，使他对金钱和物质享受异常淡薄。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不仅多次把自己的东西奉送给他人，而且把自己应得的遗产也给了姐妹。这些行为不能不说是深受父母影响的结果。
在维特根斯坦的大家族中，卡尔的兄弟姐妹走着不同的生活道路。他们有的成为科学家、外科医生，有的成了经理、企业家，应该说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惟有卡尔是以自己的犹太血缘与具有艺术天赋的利奥珀迪·卡幕丝结合，使得他的家庭成为既有良好的传统教育又有活跃的生活气息的模范之家。某种意义上，犹太传统本身就具备科学的精神和艺术的气质。维特根斯坦的父母正是这两种性格的结合，而维特根斯坦本人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二 少年老成的孩提时代：孤独的思想者
1889年4月26日晚上8点半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出生于维也纳附近的阿里盖斯，成为这个家庭的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后来他总爱说，在4月份出生的都是好人，他父亲也是出生在4月。而他自己恰恰也是在4月份去世，不知道这种巧合有什么意义。
良好的家庭教育
幼年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一头金色的卷发，蓝蓝的大眼睛。从保存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穿着一套海军服，精神抖擞，完全是本雅明笔下的那个时代典型的富足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他所受的教育也完全是典型的私塾教育。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在家庭接受的启蒙教育。家里的教师和管家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完全按照正规的社会规范指导这些孩子。他们最初在外籍教师指导下学习法文和英文，其德文完全是学习当时奥地利上层阶级的用语，而且他们的游戏伙伴和所受的舞蹈训练也都是来自上层阶级。这种家庭地位的社会背景，养成了他们从小就对平民阶层的疏远，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所接受的完全是一种贵族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后果，不仅表现在形式上与平民阶层的疏远，如整洁规范的生活方式和彬彬有礼的言语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对诚实的绝对信念。家庭的教育也使他们对仆人和其他佣人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与此相比，正统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倒是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正是道德责任、文化修养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淡漠，相互交织，构成了维特根斯坦一家这些孩子们生活和成长的重要家庭氛围。
在这个有着特殊氛围的家庭中，父亲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孩子们都特别地敬畏自己的父亲。据大女儿赫曼回忆，他们每次见到父亲都有一种紧张感。但对于路德维希和他最小的哥哥保罗来说，父亲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绝对的权威性，特别是在道德领域，他们像父亲一样，决不允许模棱两可，任何背离道德准则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同时，他们也像父亲一样，最憎恨欺骗行为，任何的欺骗都逃脱不了他们明察秋毫的感觉。父亲对他们两人似乎特别注意，或许正是由于父子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父亲随时给予他们较多的关心，让他们学习数学和拉丁文。保罗对这些的兴趣似乎远没有路德维希大，父亲的希望是让他们像他一样把技术和经商结合起来。而音乐对他们来说则只是一种额外的奖赏，因为在这个音乐之家，能够学习和演奏音乐已经成为孩子们天生的能力。但在这8个孩子当中，惟有大儿子汉斯可以称为音乐天才，他9岁时就在教堂演奏小提琴，同时还会弹奏管风琴和钢琴。他有着父亲所期望的一切天赋，但他似乎并不满意父亲为他所选定的经商事业，而是更喜欢音乐。在他被送往德国和英国学习期间，他荒疏学业，自己组织了一个弦乐四重奏组。他26岁时在美国的切萨皮克湾投海自尽，而他的死被看作是由于家庭的压力。无论如何，他的自杀是这个家庭中3个儿子自杀的开始。这一现象被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作为典型案例。3个哥哥的自杀，对路德维希多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汉斯自杀时他已经13岁了，而2年之后他的三哥鲁迪（Rudi）在柏林也服毒自杀了。维特根斯坦（左四）与家人在一起
从小的性格培养
或许是父亲严格的家教，这个家庭的孩子们都多少表现出一些忧郁的性格和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路德维希的两个姐姐很晚才出嫁，而他的大姐却是终身未婚。他的二哥库尔特（Kurt）也因害怕战后被投进监狱而于1910年自杀身亡。所有这些“家族的相似性”，在路德维希的身上同样存在。据说他曾多次表达过自杀的念头。不过他似乎比他的兄长们更为理性，否则他也难逃自杀的命运。幸运的是，这个家庭的母亲特别仁慈、宽厚和无私，这种品格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路德维希从母亲身上所学到的东西远比从父亲身上学到的要多。他对他人的无私、对各种思想观点的包容，都充分体现出家庭教育的结果；但他的多疑和急躁性格，却是父亲性格在他那里的缩影。可以看出，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家庭的影响也永远是抹不掉的痕迹。
的确，父母亲对孩子们的严格要求，他们从父亲身上所学到的，事实上是对他们提出的强烈责任感：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要或多或少改变这个世界。沉重的使命感使得他们难以轻松享受生活的快乐，对他们来说，思想上的压力似乎远比物质上的追求更为紧迫。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路德维希渐渐地长大了。
由于路德维希与他最小的哥哥保罗仅差两岁，而与他们最小的姐姐分别差7和5岁，所以这个家庭中最后所剩的两个儿子从小就常常被带在一起玩耍。但路德维希与他的这个哥哥在性格上却完全不同。保罗特别争胜好强，做任何事情都要最好。即使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的情况下，他仍然于战后举行了个人钢琴演奏会，熟练地用唯一的左手弹奏理查德·斯特劳斯、拉威尔和其他人的作品。与他的哥哥相反，路德维希的性格更为腼腆，从不与他人争强好斗。这或许与他虚弱的身体状况有关。事实上，他在家庭里始终是被作为保护的对象。据说，他在14岁以前都很少参加体育锻炼，而且，他一生都多病。维特根斯坦（右）与哥哥保罗在一起
正是在家人的细心呵护下，路德维希在家里一直呆到14岁。在这期间，他的学习是断断续续的，无论是钢琴还是语言学习似乎都没能持续长久。父亲给他找了许多家庭教师，但都认为这个孩子过于懒散，无法调教。不过在路德维希看来，他并不想让任何人来教他，他更愿意自学。他的钢琴学得半途而废，但他的音乐才能却是众所周知，所以他后来才可能自学单簧管，并与他在剑桥的同学平森特（David Pinsent）通过音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他后来把自己的第一本也是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题献给平森特。他在学习上的这种独立精神，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得以明显地表现：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他基本上属于那种首创性的哲学家，我们无法从某个或某些前辈的思想中找到他思想的全部来源；而且，他本人就明确地表示过对以前哲学思想不屑一顾的看法，或者说，他是极有选择地阅读某些对他有意义的哲学家著作。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这位思想家孩提时代的性格培养对他一生思想的重要影响。
即使是在学习古典文学中，路德维希似乎也并不是按部就班地简单阅读，而主要是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边阅读一边讨论，这就养成了他善于对所读的东西提出批评的好习惯。他曾对朋友说过，你曾做过什么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样谈论这件事情，或者你是否说过这件事情。这正是他要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的东西，就是说，他要知道作家是如何描写故事情节和人物发展命运的。例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给罗素的信中，曾谈起对托尔斯泰的晚年历史作品《哈迪·穆拉特》（1904）的看法。他认为，尽管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是不幸的，但作家的意图并不是要揭示这种不幸，而是要表明主人公是如何遭遇这种不幸的，而且表明这种不幸恰恰是他获得高尚生活的必要内容。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虽然可能遭到厄运，但生命的崇高将依然越过不幸而普照大地。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态度，我们才能看到人们是如何顽强地生活的。从维特根斯坦由这部作品引发的这些看法，可以看出他后来思想中一个重要观点的端倪，这就是，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只能显示而无法说出的。
除了托尔斯泰之外，路德维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特别是在1903年即他正式进入学校之前，他特别喜欢的作家主要有歌德、席勒和莱辛等人。这些作家无疑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但维特根斯坦似乎对他们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感兴趣，他是把他们看作他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如他把音乐看作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样。的确，家庭的深厚文化背景使他完全浸泡在古典音乐的海洋之中，学习音乐对他来说如同学习母语一样轻松自如。这时，在他看来，音乐是他表达生活态度的最好方式，而当时的维也纳正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中心，因而无须在这之外去寻找其他的表达方式。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当时为什么总是不愿意离开维也纳，并且一生都对音乐情有独钟。
维特根斯坦的读书方式也是很有特点的。他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广泛地涉猎不同的知识，而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反复阅读，总是力图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内容，用他的话说，就是“对我说了点什么”。他阅读文学作品的这种方式同样影响着他对哲学的思考。正如他的朋友英格曼（P.Engelman）所说，维特根斯坦对解决问题的反应不是说“好啦，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那么下一步是什么”，而是说“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并说出一些更为深刻的话，试图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是这种读书方式使他对歌德和席勒等人的著作非常熟悉，他在以后的哲学笔记中经常引用他们的思想和短句。
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使他产生了追求崇高理想生活的愿望，而莱辛的诗歌则使他感受到伦理与美学的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中伦理的丧失，使得莱辛的诗歌中包含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失望。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的变化使它正在失却美好生活所必要的完整性，这就是舒曼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理想。维特根斯坦常常把自己看作是属于随着舒曼的去世而消失了的世界。同样，他对席勒的敬仰也表现出对以往时代的追述。这种对以往时代的怀念，在他的整个哲学中表现得更为鲜明：他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属于另一种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恰恰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他作为哲学王国中“最后的牛仔”的标志。维特根斯坦（右一）与家人在一起
遨游在知识海洋
父亲丰富的藏书对小路德维希来说仿佛是知识的海洋，他如饥似渴地在这个海洋中遨游，从中寻找对他最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作为奥地利人，他自然对本国作家以及整个德语世界的作家特别钟爱，包括格林帕泽（Grillparzer）、克劳斯（Karlkraus）、李希腾伯格（Lichtenbeng）等作家。从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列的对他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德语作家占了主要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有波尔兹曼（Boltzmann）、赫兹（Hertz）、惠灵格（Weininger）、斯宾格勒（Spengler）、克劳斯和李希腾伯格等人。从克劳斯那里，维特根斯坦学会了以言取人，以他人的某句错话就可以判定这个人的整个道德品质。李希腾伯格对他的影响更在于使他认识到语言的力量，使他看到，许多问题都出自对语言的不恰当使用，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就只能是找出语言的确切用法。这些想法或许来自对当时许多作家过于华丽而空洞贫乏的语言的批判，而且，对语言作用的强调和反思正是维特根斯坦终生奋斗的事业。可以看出，这一事业恰恰萌芽于他幼小的孩提时代。
由于父亲对技术的强调，他的几个孩子都被要求学习各门具体科学和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路德维希的三哥鲁迪自杀时正在学习科学，他的二姐玛格丽特学习化学和数学，后来转向心理学。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阅读和追求哲学是文化阶层的一种时尚。一般人家庭中都收藏有不少哲学类著作，并以此作为有文化的标志。维特根斯坦的家庭当然也不例外，不仅父亲的书架上有不少重要哲学家如康德、谢林、费希特等人的著作，就连玛格丽特的书架上都收藏有一些当时流行的哲学通俗读物。不过，维特根斯坦对所有这些哲学著作似乎都不特别地感兴趣，相反，他更多地是对它们采取轻视和批判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著作都没有真正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当时的文化背景是，自然科学在世纪之末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一些与人类认识自然有关的学科如量子力学、实验心理学以及现代数理逻辑的建立，使得人们产生一种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幻想。事实上，当时的大部分哲学通俗读物都是根据这种幻想写出来的。但维特根斯坦在当时就看到，这种哲学根本无法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科学并不包含解释，它们只是对自然现象和事物的说明。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似乎与马赫走到了一起。小路德维希对马赫这位当时的公众文化人物无疑是熟悉的，他也的确读过马赫的一些文章，对马赫反对解释在科学中的作用这一观点深表赞同，但马赫的自由式论证方式又使维特根斯坦略感不满。于是他对赫兹和波尔兹曼更为关注，因为他们的论证和基本思想更符合他的口味。波尔兹曼认为，截然不同的假设可以同等地适用于世界。维特根斯坦把这种思想用于说明语言，认为不同的语言描述在适用世界方面是相等的。他还特别喜欢赫兹的名言：“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要赋予我们的表达式这样一种形式，即某些焦虑（或问题）消失了。”但他似乎更愿意接受波尔兹曼的直接指导，据说他曾考虑拜在波尔兹曼的门下学习，后来由于波尔兹曼在1906年自杀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思想作风上，维特根斯坦与波尔兹曼有着某些相同之处；波尔兹曼特别推祟席勒，认为席勒是继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人物，并以他们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而维特根斯坦对席勒和贝多芬更是推崇备至。可以说，音乐、文学和哲学这三大领域构成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王国。
思想影响的来源
我们现在都知道，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读物是叔本华的著作。他的好友冯·赖特（von Wright）曾说过，在维特根斯坦读到弗雷格的著作之前，他的第一个哲学思想是叔本华式的认识论唯心论。的确，他读过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且据说这是他唯一通读过的哲学著作。他读书的方式完全是自由式和开放式的，就是说，他从不像通常的学者那样追求著作中的基本观念，或试图发现其中的某些创造性思想；他对所读书籍的选择和判断，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对叔本华的著作也同样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他从叔本华的书中看到了一些属于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这就是对人生的透彻观察和对精神不朽的追求。他把叔本华的思想看作如同清晰透彻的河流，我们可以对它一望见底。与此相比，贝克莱的思想却显得极其深奥。他曾对朋友德鲁里（Drury）说过，叔本华的思想非常清晰，“在真正深刻开始的地方，他的思想却已经结束了”。当然，对叔本华思想的真正认识，是他进入学校后的事情，但这时的路德维希却已经从叔本华的著作中找到了他所渴望的人生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思想的创造性。叔本华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强烈孤独感，以及从精神和意志中创造世界的勇气，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我们从他小时候在家庭中的独特地位和他离群索居的性格中，可以看出叔本华思想对他的影响，或者说，叔本华的思想恰好适合他的人生态度。
对小路德维希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思想家是惠灵格。惠灵格在1903年出版的《性别与性格》一书把性格差异归结为性别上的区分。他提出，人的性格大致可以分为积极向上的和消极低沉的，前者是以男性为标志的，而后者是以女性为标志的。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他把伦理学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以此为根据解释个人的道德行为。维特根斯坦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伦理学应该放在与逻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惠灵格与维特根斯坦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对自己的父亲非常崇拜，都在体质上非常虚弱、在精神上显得近于疯癫。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犹太人，并对自己的这种身世感到羞愧，因为根据惠灵格的观点，犹太人属于消极低沉的女性。另外，惠灵格年轻时的孤独也强烈地吸引着维特根斯坦，使他看到所谓唯我论的魅力，这就是把整个世界都看作相对于自己的观点而存在。同时，这种唯我论的倾向也使得惠灵格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名同性恋者。传说维特根斯坦也有同性恋的嫌疑，但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确认这个嫌疑的可靠证据。不过，惠灵格对自己在性问题上的罪恶感，的确对维特根斯坦青春期的性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像惠灵格一样，对自己的性感觉怀有一种负罪感，并把这看作是最不遭德的。这种类似于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想法伴随着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在性问题上的差错，主要来自惠灵格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他终身未婚。
在18岁之前，维特根斯坦讨论和思考他所熟悉的著作时，大量地使用了宗教术语，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著作都涉及了宗教问题，但这一现象有其更深的家庭和个人背景。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指导，并由当时在维也纳社会声誉极高的牧师做了洗礼。但他不久与二姐玛格丽特的交谈，使他放弃了最初的宗教信仰。玛格丽特当时是一个极为刁钻的孩子，专门找些难题来捉弄其他的弟妹。她对一切传统的和外在的东西都不屑一顾，特别是对宗教信念更是多加嘲讽。这种态度来自他们的祖父，因为他们的祖父就不是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回忆说，路德维希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否认这个说法，因为他最反感在教堂里下跪。罗素在一次大战后曾说，维特根斯坦的宗教观发生过重要变化。从形式上看，维特根斯坦对所有的宗教仪式都是非常反感的，但在内心深处上，他终生不渝的强烈道德伦理却是有着明显的宗教情怀；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罪恶感决不仅仅是社会伦理所能解释的，更需要超越伦理的、带有宗教成分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在他看来正是自然表达了道德的要求。
维特根斯坦在家中接受的教育，主要不是来自父亲为他们所请的教师，更多的是来自他从父亲的书架上读过的书籍。不仅是他，其实这个家庭的其他孩子对父亲所请的教师也并不喜欢，最后的结果就是频繁地更换教师，同时这样也使得教师无法真正了解和指导这些孩子。父亲对孩子们的严格要求是近于残酷的，他总是希望用他的方法证明这些孩子是聪明的，并要在他们正式入学之前学会学校的许多课程内容。但由于汉斯在1993年的自杀，迫使父亲逐渐改变了他的家长式作风。事实证明，这位严父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维特根斯坦后来承认，他在家里所学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从维特根斯坦家族保留下来的资料看，维特根斯坦在孩提时代并不算聪明，至少没有显示出他在哪一方面有特别的才能，但他在智力上略显活跃，能够随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所学的内容，所以他才可能在学习了飞机发动机后转向关心数学基础问题。不仅如此，一旦他选定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能够全心地投入这个问题，并很快地掌握与此有关的所有技术。这种学习作风通常被看作“钻牛角尖”。但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维特根斯坦能够在哲学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童年维特根斯坦
不过，爱钻牛角尖倒恰好符合父亲对他的希望，因为父亲一直想让他去学工程技术，这就需要对问题刨根问底的分析，探究每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并最后解决问题。他的大姐也发现，与保罗对自然的兴趣相比，路德维希有做工程师的能力。事实上，他在10岁时在这一方面就显得相当出色，自己用木头和金属线制作了一台缝纫机，而且还真的缝了几针。不仅如此，他一生都对机器很感兴趣，据说到晚年还曾跑到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的科学博物馆去看蒸汽机。他对机器的兴趣在于总是想搞清楚这些机器具体是怎样运转的。所以，他总是对那些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机器感兴趣，相反对现代汽车倒是不甚关心。据说他还曾修理过出了毛病的机器。同样，他很喜欢画一些机器的图纸。从他后来的哲学笔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非常形象的图画，这正是他孩提时代绘制图纸所留下的习惯。根据麦奎尼斯的分析，维特根斯坦似乎正是从那些具有相似特征的不同图形中，看到人们的心灵存在着被误导的可能，而对他来说，“重要的在于拥有和理解正确地符合所有真实情形的图画”。
少年的孤独
在这个家庭中，路德维希显得比较孤独。这不仅由于他的兴趣与他哥哥姐姐们大不相同，比如他是家中唯一对机器制造感兴趣的孩子（这倒是与他父亲趣味相投） ，而且，他总是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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