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伊莎多拉•邓肯（苏俄）叶赛宁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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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真情试读：
邓肯自传
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生于旧金山，母亲是音乐教师，从小就给予了她良好的音乐教育，培养了她的舞蹈志趣。她6岁时就能教小伙伴跳舞，并表现出对僵化、刻板的古典芭蕾舞的反感，立志把自己的舞蹈建立在自然的节奏和动作上。后来，她在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古希腊艺术，从古代雕塑、绘画和音乐中找到了理想的舞蹈方式，因创立了一种基于古希腊艺术的自由舞蹈而首先在欧洲扬名，是世界上第一位身着薄如蝉翼的舞衣、披头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其后，她在德、俄、美等国开设了舞蹈学校，成为现代舞的创始人。主要作品有根据《马赛曲》、贝多芬《第七交响曲》、门德尔松《春》和柴可夫斯基《斯拉夫进行曲》改编的舞蹈。在感情生活方面，邓肯有着多段恋情，育有三个子女，均早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俄罗斯诗人叶赛宁之恋。卓越的舞蹈才华和丰富的感情经历使邓肯成为20世纪的传奇人物之一。前言
我承认刚开始写自传时，我有点担心。这倒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没有小说精彩动人，或没有电影冒险刺激；也不是担心这本书成不了一部空前绝后的自传。问题的症结出在——写作本身！
我历经多年的奋斗不懈、辛勤努力和探索，只为了创造一个简单的舞姿。我很了解写作这门艺术，知道要写好一些简单、美丽的语句，必须用多年的光阴去埋头苦干。我常觉得，即使有一个人千里跋涉去到赤道，在那儿创造出征服雄狮猛虎的丰功伟绩，并试着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结果仍可能是徒劳无功；反之，另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却可以栩栩如生地写出在热带丛林中的猎虎实况，使得读者深信他曾身历其境，对他遭逢的危困与恐惧感同身受，甚至嗅到狮子的味道，听得见响尾蛇步步紧逼的可怕声音。但事实上，这一切离开了想象，只不过是子虚乌有。同样的，我所经历过的种种非凡奇特的事情可能也会索然无味，因为我并没有塞万提斯[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是西班牙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小说《堂·吉诃德》曾被翻译成60余种文字，书中的堂吉诃德与仆人桑丘·潘沙这两个人物，成为世界文学作品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两个形象。]的神来之笔——甚至还不如卡萨诺瓦[卡萨诺瓦（1725—1798），以意大利冒险家和“浪荡公子”闻名，他在自传《我的生平》中描绘了他缺乏道德信念的生活。]的文采。
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如何能真实地呈现自我呢？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在我们身边有朋友对我们的评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崇拜者对我们的评价，还有仇人对我们的评价，所有的评价都不一样。我深知个中道理，因为许多早晨当我喝咖啡时，才看到早报里赞扬我如女神般美丽、说我是个奇才的评论，尚来不及自我陶醉，就马上被另一份写着我实在是毫无天分、身材奇丑又令人讨厌的报纸给打晕了。
我很快就放弃阅读评论我的文章。我无法强求他人对我只褒不贬，也不能认定所有负面评价都是过于苛刻、杀伤力极强的挑衅。以前曾有一位柏林评论家不断地对我穷追猛打、拼命中伤，批评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有天我写信请他来见我一面，要向他证明他的谬误。他来了，坐在茶桌的另一端，我一连一个半小时对他讲解我的根据音乐创造舞姿的理论。当时我就发觉他看起来十分茫然而且无动于衷，但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助听器，并说他有严重的重听，甚至即使戴着助听器坐在剧院的第一排座位上，也只能勉强听到交响乐的演奏！我居然为了这个男人对我的妄评，曾在夜里辗转难眠！
因此，假如别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我们都是不一样的话，我们要如何发掘另一个自我，以便在书中描述呢？那会是贞洁的圣母玛丽亚？邪恶的梅萨利纳[梅萨利纳（？—48），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妻子。她公开改嫁，密谋以新婚夫婿西利乌斯取代克劳狄的帝位，阴谋被揭发后遭处决。]？悔改的马格达伦[马格达伦是传说中以香膏抹耶稣的脚，以此悔罪的卖春妇。]？还是附庸风雅的女贵族？这众多奇异的女子中，哪一位才是我要找的呢？对我而言，要找的似乎不止一位，而是成百上千——我的灵魂保持超然，不受她们中任何一位的影响。
有人说得好：写作首要之务就是作者必须对所写之事从无体验。若真要以文字表达一个人的切身经历，就会发现这些事是难以捉摸的，回忆不如梦境明晰。的确，我的很多梦境似乎比真实的回忆生动许多。人生如梦，这样也好，要不然有谁能熬过其中的苦难呢？举例来说，像“露西塔尼亚号”[露西塔尼亚号，英国客轮，1915年5月7日载乘客和船员1959人，由纽约驶往利物浦途中，不幸被德国潜艇击沉，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有美国公民128人，事件在美国引起普遍义愤，间接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沉船这样一个灾难，应该会在受难的男女脸上留下永难磨灭的震慑才对；然而我们却在各处看见他们欢笑着、快乐着。只有在罗曼史中，人们才会在一瞬间蜕变。在真实人生中，即使在遭逢骤变后，主人翁依旧跟以往毫无两样。我们还是可以在蒙马特[蒙马特位于法国巴黎北部地区，塞纳河右岸。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艺术家住在山坡地带，为附近地区带来放荡不羁的名声。]的夜晚，看到失去往日荣华的俄国王公们，像过去一样愉快地同歌女喝茶。
真实地记录个人生命的历程，就是在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虽然如此，还是很少有人胆敢真实地描述自己的人生。卢梭[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和启蒙思想家。]为人类做了至高无上的牺牲，揭开自己灵魂的真貌，让世人一窥他最私密的行为与思想，一本伟大的书《忏悔录》就此诞生。惠特曼[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其诗集《草叶集》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将真实的自己献给美国，他的书曾一度因“伤风败俗”而被禁。这样的措辞在今天看来实在荒谬。从来没有女性诉说她真实完整的生命经历，那些最富有名气的女性自传都只陈述一些表面的生活状况，描绘旁枝末节或趣闻逸事，却完全无法让人看清她们真实的生命内容。至于喜悦或愤怒的关键情节，她们却只字未提。
我的艺术只是努力在舞姿与动作中表达真实的“我”，甚至为了找到一个纯真的舞姿，我曾付出漫长岁月。语言有不同的意义。在蜂拥前来一睹我丰采的观众面前我毫无保留，我已献给他们自己灵魂最深处的动力。从一开始我就舞出自己的生命：在孩童时期，我舞出对成长的由衷喜悦。在豆蔻年华，我尽情地舞出对生活暗流涌动的悲剧性的领会以及对生命的无情残忍的忧愁。
16岁时，我在没有音乐伴奏下献舞。快结束时突然有人在观众席上大喊：“这是死神与少女之舞！”从此这场舞蹈就被叫作“死神与少女”。但那并非我的本意，我只是努力呈现自己对于看似快乐的表象下所蛰伏的悲剧性的粗浅领悟。就我的认知，这场舞蹈应该叫作“生命与少女”才对。此后我舞出曾被观众称之为死亡的生命奋斗过程，舞出我与生命搏斗而得来的短暂快乐。
没有什么比通俗戏剧或小说中的英雄佳人更偏离真实人性的了。由于他们常被赋予很多卓越的品格，所以他们几乎不可能犯错。“他”，高贵、勇敢、刚毅……“她”，纯真、温柔……诸如此类。其他较为卑劣的素质和奸恶则全赋予剧中的恶棍或“坏女人”。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善恶是无法绝对分开的。我们或许不会触犯“十戒”，但人人都可能犯错。在我们内心都蛰伏了一个十足的离经叛道者，只要一有时机他便会一跃而出。高风亮节的人只是还没受过真正的诱惑，或许是他拥有专心一意的人生目标，因而无暇旁顾身旁的种种诱惑。
我曾看过一部很棒的片子《轨道》，主题是说所有人的生命就像一部部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机器，当机器出轨或是遇上无法超越的障碍物时，不幸就此产生。若是驾驶者在看到前面的险坡时，不会被疯狂的念头所驱使而放开刹车，任其粉身碎骨的话，那么他就“有福”了。
经常有人问我觉不觉得爱高于艺术，我总回答说这两者是唇齿相依的，因为艺术家是独一无二的性情中人，只有他才能对美有纯粹的见解；而爱，就是灵魂得以审视不朽之美的时候。
邓南遮[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剧作家与小说家。]应该是当代最传奇的人物之一了，虽然他个子很小，而且除了容光焕发时，实在称不上俊美。可是当他和所爱之人说话时，马上就化成太阳神阿波罗般的形貌，获取了许多当代才女和美人的青睐。当邓南遮爱上一个女人时，他便将她的灵魂从地面飞升到贝亚特丽斯（但丁《神曲》中的女主人翁）神游的璀璨仙境，依序将每一个女人转化为神性中的构成部分，带她翱翔天境，让她深信自己真的是与贝亚特丽斯这位但丁用不朽诗歌吟咏的女神同在。邓南遮曾在巴黎受到狂热崇拜，所有的名媛美女都为他倾倒。那时，他轮流为她们披上闪亮的面纱，使她们超脱于芸芸众生之上，行走时仿佛有灿烂的灵光环绕。可是，当诗人的热情一旦消退，面纱不见了，灵光也黯然失色，女人又变回从前的平凡。她并不清楚自己曾经历过什么，但依稀记得自己猛然坠入凡间，然后，回顾受到邓南遮宠爱时的升华，才明白自己终其一生也无法重获这爱的魔力了。她哀怜于自己的命运，变得愈来愈伤心绝望，直到有人看到她时，说：“邓南遮怎么会爱上这个平凡无奇、哭红双眼的女人呢？”邓南遮就是这么伟大的情人，他能将最平凡无奇的俗人升华为昙花一现的仙人。
诗人的生命中只遇过一个禁得起这种考验的女人，她就是圣洁的贝亚特丽斯转世，邓南遮无须为她披上面纱。因为我一直都相信埃莉诺拉·杜丝[杜丝（1859—1924），意大利女演员。她在1897年和邓南遮坠入情网，他为她写了精彩的作品，她也帮助他完成成功的剧作。]就是但丁笔下贝亚特丽斯的现世转生，因而邓南遮在她面前就只能屈膝膜拜，这是他生命中体验过的最无与伦比的幸福。在其他女人身上，他只看到了自己赋予她们的素质，但埃莉诺拉却高居于他之上，向他启示神的灵感妙思。
人们对献媚的神奇魔力是多么无知！我想，任何女人听到邓南遮充满魔力的赞美时，心里的感受大概就像夏娃在伊甸园中听到蛇的媚惑时是一样的吧！邓南遮可以让女人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
我曾同他在森林里有过一次美妙的散步。我们走着走着停了下来，两个人都静默不语。然后邓南遮赞叹地说：“噢！伊莎多拉，唯独你才配与我共享大自然，其他女人只会毁了这美景；唯独你能与它相融合一。”（有哪个女人能抗拒得了这样的赞美呢？）“你就是翠树，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就是主宰大自然的女神。”
这就是邓南遮的神奇魔力，他让每一个女人都觉得自己是主宰不同领域的女神！
我躺在那格斯科家中的床上，试着去分析那个人们称为“记忆”的东西。我感受到南部阳光的炙热；听见孩子们在邻近公园玩闹的声音；感受到自己的体温。仰头看着自己赤裸的双腿——将它们伸直，我的乳房柔软，我的双臂从未停止以柔软的弧度摆动。12年来，我一直是身心俱疲的，这副胸膛蕴藏了一份永无休止的苦痛，眼前的双手也留下了悲伤的烙印，且当我独自一人时，眼泪也很少是干涸的。从12年前的那天起，泪水已经淌流了12年，当时，我正躺在另一张沙发上，突然被一阵尖厉的哭喊惊醒，我转头看见洛翰葛林像个负伤的男人，说：“孩子们死了。”
我记得当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不适，喉头感到一阵灼热，就像是咽下了烧红的煤炭。但我不明白他的话，我非常轻柔地跟他说话，试着让他冷静下来，告诉他这不可能是真的。一会儿，其他人来了，但我还是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有个长着深色胡子的男人进来，他们说他是医生。“没有这回事，”他说，“我会救活他们的。”
我相信他。我想跟他一起去，但人们把我拉回来，因为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怕这个打击使我崩溃，事实上当时我已经升华到另一个境界。我身旁的每个人都在哭泣，但我却没有哭。相反，我强烈地渴望去安慰每一个人。回想起来，我很难理解当时自己那种异常的心理状态。是因为我真的有远见，明白死亡并不存在——明白这两具冰冷的躯体不是我的孩子，而只是他们脱下的外衣吗？明白我孩子的灵魂仍在天堂的光辉中永远活着吗？一位母亲哭天抢地，一生只有两次——在出生与死亡时——当我意识到他们冰冷的小手再也无法紧紧握住我的手时，我听见自己的哭声，这跟我在他们出世时所听到的哭声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一样呢？一个是无比喜悦的哭泣，另一个却是撕心裂肺的哭喊。我知道它们是一样的，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因为在整个宇宙中，只存在一种伟大的哭声呢？这种哭声是母体创造生命的哭声，包含了悲伤、喜悦、欢乐、悲痛？第一章
孩子的性格在母腹中就已经成型。在我出生前，我母亲一直处在强烈的精神煎熬中，境况悲惨。除了冰牡蛎和冰镇香槟外，她什么都吃不下。假如有人问我是何时开始跳舞的，我会回答“在我母亲腹中”，或许是由于牡蛎和香槟的作用吧！那是属于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的食物。
当时我母亲正遭逢悲惨的体验，以至于她常说：“这个将出世的孩子一定非同寻常。”她预料生的会是一个怪物。事实上，由于从出生那一刹那起我就开始手舞足蹈，激烈的程度让我母亲不得不喊着说：“你瞧，我说得没错，这孩子是个疯子！”不过在往后的日子里，当我穿着娃娃装站在桌子中央，随着任何音乐舞动时，全家人及朋友们便沉浸于欢乐中。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一场火灾，那时我是从楼上的窗口被抛到警察的臂弯中的。当时我只有两三岁大，即使周围骚动不宁，充满着尖叫声与火焰，我仍清楚地记得警察的保护，和我双手环抱他颈部时所产生的抚慰感。他一定是爱尔兰人。我听见母亲激动地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还看见人群挡住她，不让她冲进误以为困有我两个哥哥的楼房里。后来我记得两个哥哥被发现正坐在一家酒吧的地板上穿鞋袜，然后他们坐进一辆马车，再后来是坐在柜台前喝热可可。
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也注意到我生命里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在海边发生的。我对舞蹈、对动作的原始灵感，是产生于海洋的韵律。我的命运星辰也是由在海洋中诞生的阿佛洛狄忒女神所掌，因此每当她的星上升时，我的运势也都非常顺意。在这些时刻，我的生命相当平顺，我也充满创作灵感。我还发现伴随这个星辰的消逝而来的往往是厄运。或许在今天占星术并不像古埃及或加尔底亚王朝时那样举足轻重，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心理状态的确受星体影响，所以如果父母们能了解其中的道理的话，他们就会为创造出更美丽的孩子去潜修星象学了。
我也相信，在海边或在山上出生会使一个孩子的命运大相径庭。海对我总有一股吸引力，而山却让我感到隐隐的不适且引发我想飞的欲望。山带给我的印象一直像是一个被禁锢在大地上的囚犯。仰望山顶，我产生不了一般游人所产生的仰慕之情，反倒是渴望纵身一跃逃开。我的生命与艺术是源于海洋的。
小时候母亲相当贫困，她无法为孩子们请仆人或家庭教师，这个情形赋予我一个不受自然拘束的生命，让我能拥有童稚之情并且永葆赤子之心。我的母亲是个乐师，以教音乐为生，当她在学生家上课时，通常整天不在家，很晚才回家。此时只要我能够逃脱学校的监禁，我就自由了。我可以独自一人在海边游荡，纵情幻想。我是多么同情那些整天有保姆、家庭教师随侍在侧，总是被保护、照顾，并且精心打扮的孩子们。他们对人生还能有选择吗？由于母亲太忙，无暇考虑到她的孩子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因此我和两个哥哥才能脱缰野马般地行事，有时也会有一些大胆的冒险奇遇，这些遭遇要是被我们的母亲知道的话，她肯定会急疯了。幸运的是她很有福气，对这些事一直浑然不知。其实幸运的是自己，因为真的是这放纵、没有拘束的童年生活激发了我用舞蹈表现自由的创作灵感。我从未受制于在我看来只会给孩子带来伤害的、永无休止的“不可以”。
早在5岁时我就上了公立学校。母亲大概是谎报我的年龄了，因为她当时必须找一个地方安置我。我相信一个人日后的作为，在小时候就已经清楚可见了，像我当时就已经是个舞者和革命家了。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受洗成长的母亲，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发现父亲并不如她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之后，她离了婚，带着4个孩子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那时起她就放弃天主教信仰，转为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她成为英格索尔[英格索尔（1833—1899），美国政治人物和演说家。对《圣经》有较严正的批判，人们称他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的信徒，当时她常为我们朗诵他的作品。
她对一些事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像多愁善感就被她视为毫无意义。在我还很小时，她就向我们揭发了圣诞老人的秘密，这造成有次在学校圣诞庆祝会上，当老师边发蛋糕糖果边说“小朋友，你们看，圣诞老人带什么东西给你们啊”的时候，我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不相信，才没有圣诞老人呢！”惹得老师气急败坏。她说：“只有相信圣诞老人的小朋友才有糖果！”我说：“那我不要你的糖果！”当时老师大为恼火，为了好好教训我，她命令我坐到前面的地上。我走到前面，面向全班同学，发表了生平第一次著名的演说：“我不相信谎言！”我大喊，“我妈妈告诉我，她穷到没法扮圣诞老人，只有有钱的妈妈们才能装成圣诞老人送礼物。”
这时老师一把抓住我，拼命要将我按坐下，但我双腿紧绷，死死抓着她，所以最后她也只是让我的脚后跟碰着了地板。她无法逼我坐下，便改让我到角落罚站。不过即便我站在那儿，还是回过头去大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根本没有圣诞老人！”直到最后她不得不送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仍不断地大喊大叫：“根本没有圣诞老人！”只因为说实话就没有糖果吃、被处罚，我对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始终无法释怀。我跟母亲讲述此事，问她：“我错了吗？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不是吗？”她回答：“根本没有圣诞老人，也根本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才能帮助你。”那晚，我坐在小毯子上，依偎着妈妈，听她为我们朗诵英格索尔的讲演词。
在我看来，孩子们在学校所接受的普通教育是完全没用的。记得以前在班上时，我不是被看成绝顶聪明且名列前茅，就是被视为不可救药的蠢材，成绩倒数。这关键在于兴趣这玩意儿，看我是否愿意费工夫去强记上课内容，但我真的不了解这一切有何意义。无论我是名列前茅还是倒数第一，对我而言上课都是一样的无趣乏味，我总是巴望着时钟指针走到3，然后就自由了。我真正的教育是从晚上开始的，母亲会为我们弹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音乐，或大声为我们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彭斯（1759—1796），苏格兰最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为苏格兰方言诗做出重要贡献。]的诗篇，这些时光总让我们心醉神迷。大部分的诗词母亲都朗朗上口，基于模仿的心态，有一天在学校庆祝会上，当时6岁的我当众吟诵了威廉·莱托的《安东尼致克丽奥佩脱拉》[安东尼，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因迷恋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与屋大维决裂，后兵败自杀。]，震惊了全场：
埃及啊，死亡离我不远，离我不远了！
生命的狂潮迅速地退落。
还有一次，老师要求学生们写出个人的生平，我写的故事是这样的：
当我5岁时，我们住在二十三街的一幢小屋。因为付不起房租，我们不能继续住在那里，只好搬到十七街。不久，又因为缺钱被房东赶走，又搬到二十二街。可是在那里我们还是无法平安过日子，又被迫搬到第十街。
过去就这样以永无休止的搬迁继续着。当我起立为全校师生朗读这篇作文时，老师生气极了，她以为我在恶作剧，送我到校长室，母亲也被请来。可怜的母亲读到这篇作文时，泪水夺眶而出，她对他们发誓，里面所说的句句属实——这就是我们流浪生活的写照。
我希望学校教育已经同我小时候不一样了。在我的记忆里，公立小学的教学既残忍又不了解孩子。我还记得当时必须空着肚子呆坐在硬板凳上，或者是穿着湿淋淋的鞋子的悲惨情形。在我看来老师是冷血怪物，只会折磨我们。孩子们对这些委屈从来不愿诉说。
我从不记得曾经因为家里的贫困而受苦，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只有在学校时我才会觉得苦不堪言。对一个骄傲又敏感的孩子来说，我印象中的公立学校制度就和教养院一样无耻。我一直在憎恶这种制度。
大概在我6岁时，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我召集了一些还不太会走路的邻居小娃儿坐在地板上，我站在前面教他们挥舞双手。母亲问我这是在做什么时，我告诉她这是我的舞蹈学校。她高兴极了，坐到钢琴前为我们奏曲。学校就这样继续办着，而且大受欢迎。后来邻近的小女孩们也来了，他们的父母会付给我一点教学费。这就是后来被证明极为赚钱的工作的开端。
我10岁时，来上课的小女孩越来越多。我告诉母亲说，既然已能谋生了，再去上学只是徒然浪费时间，没什么用。我觉得赚钱比读书重要多了。我把头发扎在脑后，向人宣称自己已满16岁。由于我在同龄孩子里个子很高，因此大家都深信不疑。之后，由姥姥带大的姐姐伊丽莎白也来与我们同住，并加入教学的行列。需要我们两人的人越来越多，旧金山的许多富豪都请我们去教课。第二章
由于母亲在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即与父亲离异，因此我对父亲一无所知。有一次当我问姨母自己到底有没有爸爸时，她回答说：“你爸爸是魔鬼，他毁了你母亲的一生！”自此之后我总将他想象成图画书中头长着角、拖着尾巴的妖怪，每当其他小朋友说到他们的爸爸时，我就闭口不语。
7岁时，我们住在三楼的两间空荡荡的房里。有一天，我听见前门铃响，走去客厅开门时，看见一个相貌端正、头戴大礼帽的绅士问：“请问，邓肯太太住在这里吗？”“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我回答。“这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吗？”陌生的绅士说（这是他给我起的小名）。
他突然将我拥入怀中，一边流泪一边亲吻着我。他的举动令我非常讶异，于是我问他是谁。他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你的父亲。”
这消息让我欢喜异常，连忙冲进去报告家人。“外面有个人说他是我爸爸。”
母亲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神情激动，走进隔壁房间并锁上房门。一个哥哥躲到床底，另一个躲到橱柜中去，姐姐这时也开始歇斯底里。“叫他滚，叫他滚！”他们狂喊着。
我十分诧异，不过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小女孩，我走出去对他说：“我家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今天没办法招待你。”陌生人听完，拉着我的手，要我同他一起去散散步。
我们下楼走上街头，我快步跟在他身边，心里陶醉地想着这个英俊的绅士就是我父亲，他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长着长角和长尾巴。
他带我到一家冰淇淋店，让我把冰淇淋和蛋糕吃个饱。我手舞足蹈地回到家，却发现家里人全都愁眉不展。“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明天还要来再带我去吃冰淇淋。”我告诉家人。
可是家人仍不愿见他，过些时候，他就回到洛杉矶他的另一个家了。
此后几年我都没有再见过父亲。有一天，他突然又出现了。这次母亲发慈悲见了他。他送给我们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头有几间偌大的练舞室、网球场、谷仓和风车房。这份厚礼来自于他发的第四笔财。他这一生曾三度发财，但都悉数散尽。这第四笔财富也同样随着时间流逝了，这所房子和其他财产也都没了。不过，我们毕竟在那里住了几年，这房子的确是往后两段风暴航旅来临前的避风港。
在父亲破产前，我不时会见到他，知道他是个诗人，也开始欣赏他。他的一首诗曾预言了我整个舞蹈生涯。
我提到父亲的事，是因为这些早年的印象对我往后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我以多愁善感的小说作为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一个活生生的不幸婚姻实例就摆在我眼前。我的童年就在神秘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度过，没有人愿意谈到他，可怕的“离婚”两个字也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无法向任何人问及这些事情，便试着自己推论。我所读的大部分小说都以结婚或是幸福的情境结尾，因此没有理由再继续赘述。不过其中的一些书，特别是艾略特的《亚当·比德》[艾略特（1819—188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杰出的女小说家。她的第一部小说《亚当·比德》是以农村为背景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开创了英国小说对人的深切同情与严酷的道德评价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中有个未婚少女生了一个孩子，这极大的耻辱只能由这个未婚母亲来承受。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令我印象深刻，当我将之与父母的故事对照，当时我就决定要对抗婚姻，为解放女性而战，争取每一个女人随个人意愿生育儿女的权利，护卫女权，褒扬妇德。一个12岁的小女孩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许会令人奇怪，不过人生际遇让我非常早熟。我深入了解婚姻法，对于女性的受奴役处境感到震怒。我开始以探寻的目光看着母亲的已婚女友们，总觉得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烙着妒恨的标记与奴隶的卑屈。当时我便发誓决不让自己沦落到这种地步。虽然付出与母亲疏远和不被社会谅解的代价，但是我一直都遵守这一誓言。苏维埃政府所做的好事之一就是废止旧的婚姻制度。他们只要两个人在一个本子上签名，并在其下附注：“此约不涉及任何一方的责任义务，且双方可随时依其意愿撤销此约。”这样的婚姻才能被每一个心灵自由的女性所接受，也是我唯一接受过的婚姻制度。[这里是指邓肯在1922年5月与苏联诗人叶赛宁结婚。]
我相信我的思想或多或少已接近现今社会中的每一位精神自主的女性，但是20年前我对婚姻的抗拒，还有我个人带头示范女性拥有未婚生育的权利，却引起了不少误解。如今时代变了，我们的观念也有重大转变，因此，我认为今天每一位有见地的女性都会认为：婚姻规范永远无法被任何一位精神自主的女性所接受。假如这样有见地的女性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指结婚），那只是因为她们缺乏足够的勇气维护自己的信仰，而且如果你能看到过去十年间的离婚记录的话，就会明白我所说的话。听我宣传自由信条的女性多半胆怯地回答说：“可是谁来抚养孩子呢？”在我看来假如结婚典礼只是用来保证对方抚养子女的话，那么你就是怀疑你所嫁的男人很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抚养亲生子女，这样的论点是非常卑鄙的，因为你是将终身托付给一个假想的恶棍。不过我对男性的看法还没有到认为绝大多数男人都是丧尽天良的坏人的程度。
我们的童年能够浸淫在音乐与诗歌中要归功于母亲。每天晚上，她总会坐在钢琴旁连续弹奏好几个小时，对我们起床与睡觉的时间没有硬性规定，对生活也没有任何约束。相反的，我觉得母亲可以说是忘记了我们的存在，她在音乐和诗歌中浑然忘我，完全无视周围的一切。她的一位姐妹，也就是我们的奥古斯塔阿姨也同样的才华横溢。她时常造访我们，并且为我们表演戏剧。她非常美丽动人，有着黑色的眼珠与乌亮的秀发，我还记得有一次她穿着像哈姆雷特那样的黑天鹅绒“短裤”。她的声音优美极了，假如不是她父母认为同戏剧扯上关系就是在跟恶魔打交道的话，想必她早已是伟大的歌唱家了。现在我明白她的生命被难以理解的原因——美国清教徒精神毁掉的。美国早期的拓荒者带来一种直到今天都还残存的精神意识。他们以强悍性格征服了这未开化的国家，驯化印第安人以及野兽。不过他们也不断试着要驯化自己，这对艺术造成极大伤害。
奥古斯塔阿姨从幼年开始就饱受这种清教徒精神的逼迫。她的美貌，她那自然优美的气质，她那黄莺出谷般的声音，全被埋没了。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当时的人们宣称“我宁可我的女儿死，也不愿看见她在舞台上”呢？现在伟大的男女演员已经打入最不容纳外人的圈子，因此这样的想法几乎让人无法理解。
我想应该是身上所流的爱尔兰血液，让我们这群孩子不停地对抗着清教徒思想的暴虐。
搬进父亲送的大房子里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哥哥奥古斯丁在谷仓中的剧场演出。我记得他从毛毯上剪了一块下来，当作《李伯大梦》[《李伯大梦》是美国作家欧文的作品，源自一则德国民间故事，借以隐喻美国的独立。]中的主人翁李伯的胡子，当我坐在饼干箱上看到他真实自然的演出时，不禁感动得流泪。我们的感情都非常丰富，并不想受到抑制。
这个小剧场越办越好，渐渐在邻近地区小有名气。不久，我们又想沿着海岸巡回演出。我负责跳舞，奥古斯丁朗诵诗歌，后来伊丽莎白和雷蒙也参与了喜剧演出。虽然那时候我只有12岁，其他兄姐也不过十几岁，但这些遍及圣克拉拉、圣罗莎、圣巴巴拉等沿海地区的巡回演出却非常成功！
我童年的主导精神是，抱着坚定不移的精神，不断与社会的偏狭观念对抗，反抗对生命的限制。怀着与日俱增的欲望，飞向我想象中或许更广阔的事物。我记得我经常向我的家人和亲友侃侃而谈，而且总是以“我们必须离开此地；我们在这里将永远无法完成任何事情”这句话作为结束。
在整个家庭里，我是最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当家里没有东西可吃时，我总是自告奋勇地去找肉店老板，运用我的小把戏诱使他不收分文地送我羊排。我总是被派去诱使面包店老板继续让我们赊账。我总是得到一种冒险的乐趣，特别是在成功时（而我总是成功）这种感觉尤甚。我会高兴地拿着战利品跳着舞回家，感觉就像是一个抢掠得手的劫匪。这是一项很好的教育，因为从学习如何哄骗凶恶的肉店老板，我也获得日后与凶恶的经理们周旋的技巧。
记得有一次，那时我还不过是个小娃娃，发现我妈妈对着她为某家店铺编织的却不被收购的一些东西哭泣。我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戴了一顶编织帽和一双编织手套，去挨家挨户地兜售。结果，我卖掉了所有的东西，带着比店铺给的多一倍的款项回到家里。
每当我听到家长说要为子女留下一笔钱时，总纳闷，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剥夺孩子生命中的冒险精神吗？上一代留给下一代的每一分钱，只会让他们更加软弱。你能给孩子的最好财产就是让他去走自己的路，完全自立自强。因为教舞，我和姐姐得以进入旧金山的富豪之家。我并不羡慕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相反的，我可怜他们。我很诧异他们的生活如此狭隘愚昧，而且，同这些百万富翁的子女相比，我似乎比他们富有一千倍，因为我能让生命活出真正的价值。
我们教舞的名气日渐响亮，我们把它叫作新的舞蹈体系，不过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体系。我只随着自己的奇思异想即兴创作，脑海中想到什么好点子，就教什么。我初期创作的舞蹈之一是朗费罗[朗费罗（1807—1882），19世纪著名的美国诗人。]的诗《我将一支箭射入空中》。我给学生们念这首诗，并要他们以姿势与动作来领会诗的精神。晚上当我构思舞蹈时，母亲就在身旁弹琴。一位曾住在维也纳的可爱的女长辈经常同我们共度良宵，她说我令她想起埃尔斯勒[埃尔斯勒（1810—1884），奥地利芭蕾舞家。在芭蕾中采用戏剧化的民间舞蹈（性格舞蹈），以生动活泼和雄伟壮丽的舞姿和技巧，尤其是足尖舞技巧闻名，在欧洲颇负盛名。]的成就。“伊莎多拉以后会成为埃尔斯勒第二”，她的这番言词激发了我的雄心壮志。她要我母亲带我去向旧金山一位著名的芭蕾老师学舞，不过我并不欣赏他的教学。他要我踮起脚尖站着，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说：“因为这姿态很美。”我告诉他这姿态很丑而且违反自然，上完第三堂课我就走了，一去不回。他称之为舞蹈的那些既僵硬又陈腐的体操动作只会扰乱我的梦想，我所梦想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舞蹈。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只是不断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摸索前进，直觉告诉我一旦找到了钥匙，我就能登入其殿堂。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的艺术就存在于我体内了，是我母亲的英勇探险精神让这种艺术感觉不至于凋萎。我相信不论孩子长大后从事何种事业，都应该从小就开始培养。我真不知道有多少家长明白，他们所给予子女的所谓教育只会造就他们的平庸，而且会剥夺他们成就美好与原创性事物的机会。不过我想也只能这样，要不然谁来提供有组织的文明社会里千千万万不可或缺的店员与银行办事员等等呢？
我的母亲有4个子女。要是经过强迫教育，她能将我们训练成务实的公民。有时她会悲叹，“为什么4个全都是艺术家，没有一个是务实的普通人呢？”但是，正是由于她那好动的精神我们才成了艺术家。我的母亲丝毫不在乎物质享受，她也教育我们不要将诸如房地产、家具等财物以及所有形式的财产放在眼里。正因她的示范，我从来不佩戴首饰。她教导我们这些东西全是束缚人的桎梏。
离开学校后我很喜欢阅读书籍。我们当时住在奥克兰，当地有个公立图书馆，那时无论家离那儿有多远，我都或跑步或跳着舞到那儿去。图书馆员是个善良漂亮的女人、加州的一位女诗人——艾娜·库尔布里丝。她鼓励我阅读，我觉得每当我借阅好书时，她总是很高兴，她美丽的双眼里闪耀着热情。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曾一度与她热恋，她显然是父亲终生热爱的女子，也许是冥冥中的机缘将我们拉在一起。
那段时间我读遍了狄更斯、萨克雷[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莎士比亚的作品，还读了成百上千的小说，不管是好是坏，精华或是糟粕，我全都读。晚上我常熬夜，在白天收集的蜡烛头的火光下，一直读到拂晓。我开始写小说，还担任报社编辑，报上的文章——社论、地方新闻、短篇小说全是我一个人写的。此外我还创造了一种秘密文字来写日记，因为这个时候我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秘密——我恋爱了。
除了教小朋友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些年纪稍大的学生，由她来教当时称为“社交舞”的华尔兹、玛祖卡及波尔卡舞等等。在这些学生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年轻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这位药剂师非常英俊潇洒，还有个令人心动的名字——弗农。当时我才11岁，可是由于扎起头发、穿着长外套的关系，看起来年纪要大一些。就像黎塔的女主人一样，我在日记中写着自己正狂热地恋爱着，而且我现在仍相信当时自己的确在热恋中。弗农是否意识到这些，我并不知道。那样的年龄让我羞于示爱。我们只是一起参加舞会，然后他会跟我跳几乎每一支舞曲，回家后我会熬到午夜以后，在我的日记中诉说小鹿乱撞的感受，“在他怀中，”我如此陈述着，“我飘飘然。”当白天他在大街上的一家药局工作时，我会走上好几里路，只为了从药局那儿经过一次。有时我会鼓足勇气进去问候他：“你好吗？”我甚至找到他住的地方，并常在晚上溜出家，去凝望着他窗口透出的灯光。这份热情持续了两年，我相信自己当时深受相思的煎熬。两年之后，他与一位奥克兰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孩结婚。我将自己绝望的痛楚在日记中倾吐，我还记得他举行婚礼当天的情形，也记得当我看见他挽着身着白纱的平凡女子走在教堂廊道时的感受。此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直到最近，我在旧金山演出时，化妆室里出现了一位头发雪白，但看起来非常年轻俊美的男子。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就是弗农。当时我想，经过这么多年，我应该可以告诉他自己年少时的激情了，我想他应该会很得意才对。然而，他却害怕得要命，一直谈论着他的妻子，就是那位相貌平凡的女子，还说他对她的爱从无二心。啊！有些人就是能这样过着单纯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初恋。当时我爱得发狂，我相信自此之后自己再没停止过热恋。现在我刚从最近一次剧烈并极具摧毁性的打击里慢慢恢复过来，可以说现在的我正处于戏剧最后一幕上场前的幕间休息，抑或这场表演已结束了？或许我会刊出自己当时的照片，请读者谈他的想法。第三章
受到阅读书籍的影响，我打算离开旧金山到国外发展。我的想法是随同一个著名的剧团一起出去，因此有一天我就去找一个当时已在旧金山巡回演出一星期的剧团的经理，要求为他表演舞蹈。试演于某天早晨在一个空荡的黑色大舞台上举行，由母亲为我伴奏。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希腊式及膝上衣，随着门德尔松[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家，浪漫乐派领导者之一，他的作品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无言歌》起舞。音乐结束时，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对母亲说：“这种东西不适合剧场，它比较适合教堂。我看你还是带你的小女儿回家吧！”
虽然我大失所望，却不气馁，我开始想其他的方法出国。我首先召集全家开会，然后用一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们阐述我在旧金山无法生活下去的种种理由。母亲听得有点茫然，不过马上同意跟着我到任何地方去。最后决定我俩先行出发——买了两张到芝加哥的经济舱车票，姐姐同两个哥哥暂留旧金山，等我赚到够全家用的钱后再去接他们。
我们抵达芝加哥时，正是炎热的6月。我们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皮箱，一些奶奶留下来的老式珠宝和25块钱。我希望能够马上得到雇用，这样事情便很顺利和简单了。但是天不从人愿。我带着我的白色希腊式及膝上衣拜访了一个又一个经理，在他们面前跳舞，但是他们的回答都同第一个经理一模一样：“很可爱，不过并不适合剧场。”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钱也花光了，用奶奶的首饰典当得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了。我们再也付不出房租，行李也被扣住了。有一天我们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只好流落街头。
我的外衣上还别着纯正的小蕾丝衣领，那天我在炎炎烈日下走了一整天，一心要把这个蕾丝衣领卖掉。终于，到了傍晚时，我卖掉了它，卖了10块钱。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爱尔兰蕾丝，我用它换来了支付房租的钱。我利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整箱番茄。接着整整一星期，我们就靠这些番茄维持生计——没有面包或盐，我可怜的母亲虚弱到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每天一早我就去找经理们面谈，但到最后，我决定只要有工作我就做，所以便到职业介绍所去求职。“你能做什么？”柜台的女人问。“什么都能做。”我回答。“哼！我看你什么都不能做吧！”
绝望至极，有一天我试着去找共济会神殿大楼屋顶花园的经理求职。他嘴上叼着根大雪茄，帽子半遮住一只眼睛，傲慢地看着我舞蹈，瞧着我随门德尔松《春之歌》的旋律飘过来又飘过去。“嗯，你很漂亮，”他说，“也很优雅。假如你能摒弃这种舞蹈方式，改跳另一种比较有刺激性的，我就聘用你。”
我想到母亲在家里快昏倒的情景，于是问他所谓有刺激性的舞蹈是什么样子。“嗯，”他说，“不是你刚才跳的那种。是要穿短裙，加波浪折边，还有甩开大腿的！你可以先跳希腊舞，然后再转动折边裙子和甩开大腿，这应该会是个很有趣的转变！”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有波浪折边的裙子呢？我知道向他借贷或是预支薪水都不可行，因此只淡淡地说明天我会带着折边裙子，带着有甩腿和刺激性动作的舞蹈来面试。我走了出去，那是个芝加哥常见的大热天，我沿着街头游荡，饥饿使得我精疲力竭，头昏脑涨，这时我发现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就在我眼前，我便走进去要求找经理。当我跟着一个人进到办公室时，看见一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坐在桌子后方。我跟他解释明早以前急需一件有折边的裙子的缘由，并说假如他能赊给我的话，只要我一经被雇用就马上偿还赊账。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个年轻人应允了我的要求。多年后遇见他时，他已是超级大富翁，他就是高登·塞尔弗里奇先生[塞尔弗里奇（1864—1947），美裔英籍商人。]。我买了一些做裙子用的红色和白色料子，还有蕾丝折边。我腋下夹着这包东西回到住处，看到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可是她还是坚强地坐在床上，连夜为我制作这套装束，并在早上缝好最后一只折边。我穿着这身服装再去见那个经理时，乐队早已恭候多时。“你用什么音乐？”
其实我还没想到用什么音乐，于是我指定了当时流行的音乐。一开始我就奋力跳出经理所要的有刺激性的舞蹈，边跳边即时构思舞步。他满意极了，拿起嘴上的雪茄，说：“很好！明天晚上你可以来了，我会特别宣布这个消息。”
他很慷慨地预付了我当周的50块薪水。
我用一个艺名在这个屋顶花园一炮而红，可是这一切让我憎恶至极。因此当这个星期要过去，经理要同我续聘，甚至允诺让我巡回演出时，我拒绝了。我们已经脱离饥饿，我也受够了以违背我理想的舞蹈方式讨好观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做。
我想这个夏天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每次我来到芝加哥街头时，这里的街景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心的饥饿感。
虽然经历了这可怕的一切，但我勇敢的母亲却从未提过要打道回府。
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名叫安柏的名片，让我去找她。安柏是芝加哥一家大报社的副主编，一个约莫50来岁，高挑、瘦削的红发女子。我告诉她自己对舞蹈的理解，她很和蔼地听我说着，并邀请我跟母亲一起去“波希米亚”（意谓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俱乐部，她说在那儿我们会遇见许多艺术家和文人。当晚我们就去了这个位于一栋高楼的顶部，里面有几间摆着桌椅的空房的聚会场所。这个地方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不同凡响的人物。安柏站在他们当中，像个男人似的大喊：“豪放的波希米亚人集合！豪放的波希米亚人集合！”
每次她一喊波希米亚人集合，他们就会高高举起啤酒杯，用欢呼歌唱应和她。
就这样我以自己的宗教式舞蹈出场。这些波希米亚人有些不知所措，不晓得如何反应。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觉得我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并邀请我每天晚上都过来同他们聚聚。
波希米亚这个团体的组合相当奇特，其中有来自各国的诗人、艺术家、演员。他们似乎只有一个共同点——一贫如洗。我猜大概有不少波希米亚人和我们母女一样，要不是靠着慷慨的安柏所提供的三明治和啤酒，根本没有东西吃。
在这群波希米亚人当中有个叫米罗斯基的波兰人，他是个45岁上下的男子，有着刺目的红色卷发、红色胡子和一双能洞察人心的锐利眼睛。他通常都坐在角落里，边抽着烟斗，边观赏波希米亚人表演的余兴节目，嘴角微微掀起挖苦的笑容。但是在这些我为之献舞的人群中却唯有他明白我的理想与我的舞蹈。他也是个穷光蛋，但却时常邀我同妈妈到一家小餐馆用晚餐，或带我们坐车到乡下去，在林间吃午餐。他酷爱菊花，无论何时来找我，总会抱着一大捧菊花。直到现在，这种金红色的菊花总会让我联想起米罗斯基的红色头发与胡须……
他是个非常怪异的诗人与画家，曾尝试在芝加哥做生意，却从未成功，并差点饿死在那里。
那时我只是个小女孩，年纪太轻，无法理解他的悲剧和爱情。我想在现今这个复杂的时代，没有人能了解那时的美国人是多么天真和无知。当时我对生命的看法是纯粹诗意且浪漫的，从没有体验或接触过感官的爱情，而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激起米罗斯基对自己的狂痴爱恋了。这位约莫45岁的男子早以只有波兰人才会有的激情，疯狂而愚蠢地爱上当时天真无邪的我。我母亲对此也丝毫没有察觉，仍让我们频繁地单独相处。孤男寡女一起在林中散步很具有某种心理效应。到最后，他终于吻了我，并且向我求婚，当时的我相信这就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场恋爱了。
但是夏天就要过去，而我们的钱也花光了。我认为在芝加哥已没什么好期待的，必须去纽约发展。可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伟大的奥古斯丁·达利[奥古斯丁·达利（1838—1899），美国剧作家、剧场经理。]同他的由艾达·里恩[艾达·里恩（1860—1916），爱尔兰出生的女演员，合作对象包括达利、萧伯纳等，1873年首次在美登台。]领军的剧团正在镇上。我下定决心去见这位拥有“美国最爱好艺术与最具审美观的剧场经理”美名的伟人一面。多少个午后与傍晚，我站在剧场的舞台门边，一次又一次地请人恳请奥古斯丁·达利见我一面，但收到的回复永远是他太忙了，只能让我见他底下的经理。但是我拒绝了，我强调我一定要见到达利本人。终于，在一个傍晚，我获准去见这个伟人。
达利是个很帅的男子，不过面对陌生人时他总是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我很害怕，但还是鼓足勇气向他发表了非同凡响的演讲。“达利先生，我有个很重要的想法要呈献给您，您可能是这个国家里唯一能了解它的人了。我已经发现那种舞蹈！我已经找到失传了两千年的艺术！您是个超凡的舞台艺术家，可是在您的剧场里还缺少一种伟大的古希腊剧场所具备的特色，那就是舞蹈的艺术——也就是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没有这个合唱队，就像是没有支撑头和身体的四肢。我为您带来这种舞蹈，我为您带来将彻底改造时代的理念！我是在哪儿发现它的呢？是在太平洋边，是在内华达山中摇曳的松林里。我看见年轻美利坚合众国的绝美身姿在落基山顶起舞。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已经找到足以匹配惠特曼诗歌的舞蹈了！我正是惠特曼的精神后裔。为了美国的子孙，我将会创作出表现美国精神的新舞蹈！我将为您的剧场带来它所缺乏的生命之音和舞者的灵魂。因为您知道，”我继续说，试着不去理睬这位大经理不耐烦的打岔（“够了！够了！”），“因为您知道，”我继续说，并提高声量，“剧场的起源就是舞蹈，第一位演员正是舞者。他边跳边唱，这就是悲剧的诞生。只有当舞者携所有自发性的伟大艺术回归剧场时，剧场才是真正的剧场！”
达利不知道如何看待我这个虽然瘦小却胆大包天，敢对他发表长篇大论的古怪小孩。他只是如此回答：“嗯，我现在有出要在纽约上演的哑剧里面缺个小角色。10月1日你可以来试演，如果合适的话我就用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伊莎多拉。”我回答说。“伊莎多拉，很美的名字，”他说，“好，伊莎多拉，10月1日纽约再见吧。”
我喜不自禁地赶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喜讯。“终于，”我说，“有人赏识我了，伟大的奥古斯丁·达利要雇用我了。10月1日以前我们必须抵达纽约。”“是啊，”母亲说，“我们用什么买火车票呢？”
现在难题来了。不过我急中生智，拍了封电报给旧金山的一个朋友：
成功获聘！奥古斯丁·达利。10月1日须抵纽约。电汇100元车资。
接着奇迹发生了——钱来了。钱来了，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受到这封电报的鼓舞，认定我已获得成功，也赶来与我们会合。我们想办法让大家都能搭上火车前往纽约，大家满怀希望。我想，终于，这个世界认同我了！假如当时我知道往后面临的是辛酸岁月的话，恐怕早已丧失勇气了。
想到要与我分离，米罗斯基悲痛绝望。但我俩已发誓永远相爱，我也向他解释，如果我在纽约赚到大钱，我们要结婚就容易多了。这并非是当时我相信婚姻，只是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让我母亲满意。当时我还没完全为自由恋爱而战，后来我才这么做。第四章
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比芝加哥拥有更多的艺术与优美之处。我很高兴再度来到海边，内地城市总让我感到气闷。
我们暂住在第六街一条小巷子里的供膳寄宿所。寄宿所里住着各式各样奇怪的人们，他们同那群波希米亚人一样有一个共同之处：无力偿还债务，处在濒临被扫地出门的边缘。
一天早晨，我来到达利的剧场报到，我又一次获准面见这位大人物。我想再次向他重申我的观念，不过他似乎既忙又烦。“我们从巴黎请来了优秀的哑剧明星简·梅，”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的话，这里有个角色给你。”
直到这时，我依旧不认为哑剧是项艺术。动作是诗意且富有感情的表现，和语言毫无关系，但是哑剧中的人们以姿态手势替代了语言，因此这不是舞者或演员的艺术，反倒是介于两者之间内容空洞贫乏的玩意儿。然而，除了接受这个角色以外我别无他法。我把剧本拿回家研习，可是这个剧本在我看来是蠢不堪言，和我的理想与抱负完全背道而驰。
第一次排演，让我大失所望。简·梅是个脾气超级火爆的娇小女人，动辄大发雷霆。他们要我指着她代表“你”，按住我的心代表“爱”，然后猛烈地捶着自己的胸膛代表“我”，这一切看来真是太滑稽可笑了。由于无心于此，我表现得极其糟糕，简·梅因此大为不悦。她转过身去对达利说我根本没有表演天分，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当我听到她这么说时，知道这意味着我们将被困在那个可怕的寄宿所里，任由冷血无情的房东太太宰割。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前一天见到一名合唱队女孩被轰到街上，连皮箱都来不及拿的情景，想起可怜的母亲在芝加哥所受的种种苦痛。一想到这一切，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猜自己当时看起来一定既可怜又可悲，因为达利先生的表情温和多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对简·梅说：“你看，她哭的时候表情很丰富啊。她会学会的。”
但是这些排练却让我苦不堪言。我总觉得他们叫我做的动作粗俗不堪且愚蠢透顶，和他们选择的配乐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年轻人适应力极强，后来我终于抓到了那个角色的情绪。
简·梅饰演粉白脸的丑角皮耶罗，其中有一幕是我要向皮耶罗求爱。我必须配合背景音乐，在不同的三节里靠近皮耶罗，亲他三次。由于彩排时过分投入，我竟在皮耶罗的白脸颊上留下红唇印。这一下皮耶罗马上变回简·梅，火冒三丈地打了我一巴掌，响亮地揭开我的剧场生涯!
虽然如此，随着排练的推进，我却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这位哑剧女演员出色生动的表演。假如她不是被囚禁在哑剧虚伪乏味的形式中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舞者。但是哑剧的表演形式真的太束缚人了!我对哑剧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你想说话，为什么不直接说呢？为何要费力地打手势，好比是在聋哑疗养院里呢？”
首演当晚，我身穿法国督政时期的蓝绸子戏装，头戴金色假发和一顶大草帽。我要带给世人的艺术革命终结了!现在我穿成这样，完全不是我自己。我亲爱的母亲就坐在第一排，看起来狼狈不堪。但即使这样她还是没有提议回旧金山，只是我看得出来她失望透了，因为我辛苦奋斗所换来的竟是这样可怜的结果!
在哑剧的排演过程中我们身无分文。我们被赶出寄宿所，搬进一八○街上两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我没钱坐车，常常要徒步走到达利先生位于二十九街的剧场。为了抄近路，我时常在泥路上跑着，在人行道上跳着，在木板上走着。我自有一套对付贫穷的办法。因为没钱，中午没办法吃午饭，我就在午餐时间躲在舞台包厢里，用睡觉来消除疲惫，然后下午再起来空着肚子排演。这样的排练持续了六个星期，直到演出一星期后，我才真正领到薪水。
在纽约演出三个星期后，剧团开始到各处做只演一场的巡回表演。我领到一星期15块钱的薪水，我用一半作开销，将另一半拿回家交给母亲。当我们来到某一站时，我并不去旅馆休息，而是提着行李徒步去找便宜的客栈。我的极限是一天包括吃住50分钱，为了找到符合这种条件的地方，有时必须辛苦跋涉好几里路。有时也会找到非常诡异的地方，我记得有个地方曾租给我一间没有钥匙的房间，住在那里的男人多数是醉醺醺的，不断试着要闯入我的房间。我害怕极了，只好把笨重的衣柜推到房间门口堵着。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敢睡，整夜保持警戒。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四处巡回演出的戏班更为凄惨和没有保障的生活了。
简·梅永远不觉得累，每天早上都要召集我们排练，而且对每一件事都看不顺眼。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不停地看着，每天都写信给米罗斯基，不过并没有向他倾诉自己可怜的处境。
这样巡演两个月后，哑剧班回到纽约。但这次演出却亏了本，对达利先生的财务造成严重的打击，简·梅因此黯然返回巴黎。
我该怎么办呢？我又去见了达利先生，试着让他对我的艺术感兴趣。可是他对我说的依旧毫无兴趣。“我正要表演《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跳精灵那一幕。”
我主张舞蹈要表达人性的情感与情绪，对精灵根本毫无兴趣。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并提议在泰妲妮亚和奥伯龙出场前的有森林的场面中，合着门德尔松的诙谐曲跳一段舞蹈。《仲夏夜之梦》正式演出时，我身着一身白色和金色薄纱做成的束腰长衣，还有一对亮晶晶的翅膀出场。我试着告诉达利先生说我不需要纸糊的翅膀就能演出翅膀的感觉，可是他相当固执。首演当晚只有我一个人上台跳舞。我很高兴，终于能单独在这个大舞台上跳舞了!我真的是在跳舞，跳得台下观众全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我创造了所谓的“满堂彩”。我期待当自己穿着翅膀下场时，达利先生会高兴地祝贺我。事实刚好相反，他气急败坏!“这里不是音乐厅!”他暴跳如雷地说，好像没有听见观众的如雷掌声。第二天晚上，当我出场跳舞时，发现所有灯光都熄灭了。此后每次我都在黑暗中跳《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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