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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3 19: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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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一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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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

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试读:

总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前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2013年12月北京

序言

何一民

西藏对于西藏之外的人来讲,永远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充满了无法抗拒的魅力,有着许多令人难以窥探的秘密。西藏有着悠久的文明和独特的历史,高原、民族和宗教是西藏的三大特色。西藏位于世界之巅,平均海拔高度达4000多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广阔的地区居于如此高的海拔之上。西藏高原遍布崇山峻岭,大江大河纵横奔腾,全境层岩叠峦,高可摩天,北界昆仑山、唐古拉山,与新疆、青海比邻,东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东南与云南相连,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尼泊尔、不丹、缅甸、印度等国接壤。青藏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缘和东缘大部分为高山峡谷,交通不便,地势险要,与中国内地联系极为不便。西藏气候寒冷,变化无常,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相当部分地区不适合人类生存居住。但正是在这个世界屋脊之上,产生了独特的西藏文明和藏民族,还有藏传佛教,以及一个又一个作为文明载体的城市。

四川与西藏相邻,我作为四川人从小就听到许多有关西藏的故事,因而一直向往着到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去看一看;长大以后,虽然也有多次机会前往,但总未能成行。2000年,我决定在千年之交前往西藏,以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临行前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西藏如何缺氧,到了拉萨后必须要静养一天,才能行动。当飞机降临贡嘎机场后,蓝天、白云和在耀眼的阳光下巍然耸立的群山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不已的心情,忘记了朋友的嘱咐,快速奔走在机场的跑道上,按下相机的快门,留下一个个美好的瞬间。其后在西藏的8天,我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哪怕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精神也都非常好,其间,还因朋友盛情难却,一起喝了两次酒,而这对一般内地人来说是十分忌讳的,但我居然并未发生意外。从拉萨到日喀则,从布达拉宫到扎什伦布寺,从羊卓雍错(湖)到喜马拉雅山麓,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时光。但此时,除尽情享受大自然的赐予外,万没有想到其后还要对西藏城市进行一番研究。

再次与西藏结缘是在承担国家清史工程《城市志》之后。2004年,国家清史编委会将《城市志》的编纂任务交给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我作为首席专家,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和主要研究任务。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地位和作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承上启下,即承农业时代之大成,而启工业时代早期现代化之闸门。清代也是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期,新疆、西藏、蒙古和东北地区都被纳入清王朝统一的有效管辖之下,完全融入到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之中,这些地区在清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城市更是出现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因而编纂清史《城市志》,不能不对这些地区的城市进行研究和撰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从事中国城市史研究,但主要是对中国内地城市发展变迁进行研究,几乎未涉及西藏城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语言的限制和资料收集的困难。但为了编纂清史《城市志》,为了不使内地边疆城市研究成为空白,再困难也必须克服,因而我们开始再次踏上那块神奇的土地,对西藏城市进行了资料收集和初步研究。由于西藏城市在清史《城市志》中所占比重只是很小一部分,因而我们对西藏城市的研究只是浅尝辄止。推动我们下决心对西藏城市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契机,是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历史与现实”的子课题进行招标,虽然在课题指南中并无有关西藏城市的项目,但我们还是填报了申请书,以“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为题目进行了论证和申报。没有想到的是,此课题申报受到评审专家的好评,获得通过。

开展西藏城市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西藏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位置尤其重要。西藏城市是西藏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西藏文明的重要载体,在西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城市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推动区域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元朝以后,西藏纳入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西藏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还起着“固边强区”的重要作用。从“固边”上看,西藏城市是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基石,是西藏地方抵御外部侵略和强化边防的堡垒。从“强区”的角度而言,西藏城市是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西藏宗教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枢纽,是西藏与内地及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因此,对西藏城市进行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尽管西藏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关于西藏城市的研究十分薄弱,更无人对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藏城市发展进行过系统研究,这与此一时期西藏城市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因而本课题系统地研究此一时期西藏城市与社会变迁,既弥补了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今西藏区域发展与城市建设提供历史借鉴。20世纪末,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必然成为西部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通过对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藏城市与社会变迁进行系统研究,探寻其发展轨迹,总结其发展特点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天西藏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西藏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都与“高原、民族、宗教”相关,因而西藏不可能模仿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更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因此了解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特点,探寻西藏城市发展的规律,对今后西藏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西藏区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从多维视野对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展开系统研究,总结西藏城市在重大历史变革前的发展,不仅可以丰富和加深对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拓展研究视野,而且对于传承西藏文化以及现代西藏社会发展演变也有着积极意义。

但是,要对西藏城市展开系统研究,其难度远超过当初的设想。一是经费不足,而且经费到位较迟滞,在课题批准后一段时间,第一期经费还未下达,我们只好用自己的经费先行启动。西藏远离内地,进去一次十分不容易,花费也较大,而研究西藏城市必须进行实地考察,但西藏地域广大,城市分散,课题组部分人员又有高原反应等,因而无法做到全面地、深入地调查研究。二是资料收集十分困难,课题组成员均不懂藏语,对西藏城市的认识也主要来自文献,使得对西藏城市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方面也有所不足,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和偏颇。在资料收集方面,课题组虽然十分注意广泛搜集和使用资料,采用了前人普遍使用的可靠史料,也发掘了一些较少使用的史料。但仍然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不懂藏语,故无法直接对藏文资料进行使用,我们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内查阅资料时,发现已开放的资料均为藏文史料,且多用古藏语语法书写,而这些档案文字连作为我们向导的西藏当地人也不能阅读;此外,大量相关的档案资料,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未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本课题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我们尽可能多地吸取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说,课题组对国内的相关研究借鉴引用较多,但对国外研究成果吸收仍然不够充分,藏学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涉及的城市不多,但仍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在国内翻译面世的相对较少,课题组到国外搜集资料又不现实,因此本研究项目在吸收海外学术成果方面还有所不足。

本研究项目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研究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可以说本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藏学研究和中国城市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扩展了更广阔的研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开拓和创新。

第一,本课题深化了西藏城市研究的内容。课题以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作为一个整体历史阶段,以宽广的视野来研究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厘清了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系统地对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城市空间分布、城市体系演进及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西藏城市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轨迹。

第二,拓展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目前中国城市史研究仍然是以东部地区的城市为重点,故本课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城市研究上的不平衡,从而有利于中国城市史学科体系的完善。

第三,本课题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地域独特性、民族特殊性、宗教复杂性进行了探讨。西藏城市发展与演变,一方面与内地城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民族习惯、宗教信仰,而展现出与内地城市不同的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造就了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极具魅力的自身轨迹。

第四,本课题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有所突破与创新。研究者注意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城市学、人类学、民族学、边疆学、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全面考察了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揭示了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以及西藏城市的独特性及历史地位。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下限仅止于20世纪中叶,而20世纪中叶以来,西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城市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也成为西藏地区的发展新趋势。但西藏有着与中国其他省区不同的区情和特点,如果说新疆是绿洲文明,内蒙古是草原文明的话,那么西藏就是高原文明,西藏如何走出一条与高原文明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道路,这是必须结合西藏区情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因而我们希望进一步展开对新中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越来越重视西藏地区的发展与开发,对其投入与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西藏地区的城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城市必然成为开发的重点。任何今天的城市都是历史城市的延续,过去的发展不仅为今天的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留下了许多促进或阻碍城市发展的因素,如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民族宗教问题、自然环境问题等,至今或多或少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影响着区域城市的发展进程。因而加强对西藏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客观上为当今该地区的城市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从而推动西藏城市健康有序地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只有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才能认识和掌握西藏城市发展的规律性,更好地服务于当前西藏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从2004年以来,先后参与西藏城市相关研究的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人员达十余人,主要有何一民教授、高中伟教授、谯珊副教授、范瑛副教授、任卓博士,以及付志刚、赵淑亮、赖小路、郭亚利、段碧波、高健、薄兆山、张孝朋、刘蕾等博士、硕士。本课题由何一民主持,并负责总体设计,何一民、任卓、付志刚、赵淑亮、郭亚利、段碧波、高健、薄兆山、张孝朋等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然而要将分散的专题研究成果整合起来,并加以理论的提升和深化,并非易事,而要进行全面修改更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倾注全部的心血。本课题最终成果的汇总修改进行了将近一年,经历了多个不眠之夜,虽然完成了研究任务,但我们也深知有所不足,唯一自慰的是课题组成员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由于本课题是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存在的缺点自然不会少,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开拓性研究,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中国内地边疆地区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进而推动中国城市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抛砖引玉,故望识者不吝赐教。

绪论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古以来,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集中体现。西藏文明源远流长,城市出现也较早,经过了原始聚落、堡寨、城市雏形、城市形成和城市曲折发展等若干阶段。西藏城市由于受到高原地理环境、落后的农牧生产方式、区域总人口甚少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不少城市机能发育不健全,发展相对缓慢,但西藏城市作为西藏区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不仅在西藏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对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作为中国城市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西藏城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对世界多元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在如满天繁星的世界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一个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西藏文明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西藏自元代以来就被纳入中国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之中,清以后更是成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西部屏障和战略纵深地带。清代至民国时期是西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传统西藏与现代西藏的联结点和转折点,它被同时赋予了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因素,是西藏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此一时期的城市一方面沿袭了元明以来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由于政教合一政权的建立,和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与治理,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使西藏城市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城市体系,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城市规模也有所扩大。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西方势力的渗入,西藏的政治环境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城市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清王朝覆灭以后,随之而起的民国历届政府相继沿袭了前清的大部分对藏思想、方针、政策,始终将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西藏与内地联系,积极促进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因而也对西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向心力远甚于离心力。

西藏作为中国内地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宗教和文化,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特别是近30年来有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关于西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发展、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而有关西藏城市的研究,则较为零散,相当薄弱,特别是对于清代至民国时期这一时段西藏城市的研究更是鲜有涉及。因而在展开本课题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回顾,并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的特点与不足进行探讨和分析。(一)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方志和史料的概况

研究西藏城市最重要的基础文献就是地方志和相关文献,从清代到民国与西藏相关的通志类著作十余种,厅、县志类20余种。官修方志,最早见于清雍正《四川通志》中所载《西域》卷。正式以《西藏志》为书名者,则是清乾隆果亲王允礼所纂《西藏志》。清末松筠撰修的半官方性质的《卫藏通志》,详细记载和考证了西藏当时的社会状况,肯定了中央政府加强统治西藏的历史过程和法律形式,阐述了松筠对治理西藏的真知灼见。该书的资料主要来自驻藏大臣衙门的档案,故资料甚为丰富而且翔实,“不失为研究二百年前西藏史地之较佳志书”,且对于全面了解西藏的情况、研究西藏历史地理都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许光世、蔡晋成编纂的《西藏新志》;焦应旂撰《西藏志》,黄沛翘撰《西藏图考》等。民国以后,有陈观浔撰《西藏志》,囊括了有关西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城市、交通、商贸、货币、物产、政治、军事等许多重大问题,后有散佚,经整理出版,是为研究西藏的重要史料。

1949年以前,西藏研究主要是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形成了西藏史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藏史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是以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为主。“文革”期间,西藏历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大量史料涌入,给西藏历史研究注入活力。直到进入21世纪,西藏史研究已逐渐丰富、全面,成为一门涵盖历史、文化、社会的综合性学科,逐渐形成“藏学”或称之为“西藏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历史调查为我们今天的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李有义、林耀华和宋蜀华等大批专家学者对西藏及四川、西康、青海、云南等省的藏区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他们搜集整理的珍贵资料,成为研究藏区历史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调查资料陆续公开出版,书名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共六册)。“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对西藏史料的收集有了新的进展,史料分门别类,陆续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史料集成。如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顾祖成主编《清实录藏族史料》(1~10),吴丰培编《清代藏事辑要续编》《清代藏事奏牍》,刘德麟编《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编译《西藏地震史料汇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编委会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2集,张其勤编《清代藏事辑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也编撰了大量档案和资料,如《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民国治藏行政法规》、《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1~10册),另外还有《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等重要史料。

以上这些资料集虽然并不是直接论述西藏城市的,但其中也有部分内容与城市有关,故而值得高度重视。如卢秀璋主编的《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一书,汇集了清末民初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藏事时论、报道,以及国外报刊上有关西藏问题的时论、资料等。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关系的真实状况,以及国人对边疆问题、对西藏问题的高度关注,该书是研究清代至民国这一阶段西藏城市的重要资料。郭卿友编著的《民国藏事通鉴》是一部民国时期藏族断代史。编撰范围以西藏为中心,兼顾西康、四川、云南、青海、甘肃藏区。该书以藏族政治史为主线,并重视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社会领域。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再现民国时期藏族的历史变迁,将民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按顺序,逐题记述每一事件的始末与因果关系,贯通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论述各类政治事件及影响,下卷则为志类,包括藏区行政建制与地名沿革志,西藏贵族、爵号志,藏传佛教寺院、活佛志,藏族部落、土司志,藏区经济志等。赵学毅等编《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对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做了系统论述,内容包含了清代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章程、建制与活佛转世制度,是一部对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以及部分有关活佛转世问题研究的论著[1]。《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也是一部要的资料集,原为藏文,由陆莲蒂等翻译,全书包含敕封、法旨、封文、诉讼、化缘文,西藏地方政府和寺庙的规章制度、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等内容。这些资料对研究西藏与中央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和西藏地方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研究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具有[2]重要的史料价值。喜饶尼玛和苏发祥主编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一书,以民国时期管理蒙、藏地方的专门机构蒙藏委员会为主线,主要援引蒙藏委员会档案,按时间先后,将中华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做了系统编排。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撰的《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则是研究藏区经济不可或缺的史料,内容主要涉及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包括财政金融、交通、邮政电信、贸易、计划与调查等,是记录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发展状况、西藏与中国内地联系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以上这些资料汇编或多或少地涉及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而成为研究西藏城市的重要参考资料。

上世纪90年代五洲传播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清朝治藏行政法规》和《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两本书,分别选编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有关治理西藏的法规,以及具有法规性质的相关规章制度,都是当时历[3]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和施政的官方文件。该社出版的另一本《中国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分为上、下两编,介绍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在历史上的关系以及1959年以前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状况。这两本书也为我们研究西藏城市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另外,国民政府时期的期刊中也有一些关于西藏地区城市的资料。其中有:《边疆通讯》、《蒙藏月报》、《康藏前锋》、《康藏研究》、《康导月刊》、《边政公论》、《地学杂志》、《新亚细亚》、《蒙藏旬刊》、《边政》等。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出版的政协文史资料也保存了大量的回忆录资料,如《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等。这些报刊和文史资料也是研究西藏城市的重要资料。

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后,西藏历史方志、调查资料、档案汇编、作品翻译等,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研究较深,成绩显著。在这些资料集成中,尽管没有对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城市进行专门论述,但涉及方面很多,如城市的布局、市民的生活、商贸活动、宗教活动等都有所记载。(二)国内对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出现了一批关于西藏地方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但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军事制度、施政措施、行政体制、宗教发展等几个方面。而对这一时段西藏城市发展研究的系统论著很少,较多地表现在对其他方面所做论述时偶有涉及。1.关于西藏地区的综合性研究

关于西藏发展历史的研究一直都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西藏地方的先民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出现了一批史家和史学著作,如蔡巴·贡嘎多吉的《红史》、廓诺·迅鲁伯的《青史》,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等,这一时期的西藏通史大多是在佛教史观指导下编纂的,为后来的西藏研究提供了诸多史料和借鉴,具有较强的开拓性。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列强对西藏虎视眈眈,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于边疆问题十分关心,出现了较多价值颇高的著作。例如李安陆的《西藏略史》,白眉初的《西藏始末纪要》,洪涤尘的《西藏史地大纲》,吴燕绍的《西藏史大纲》等。其中洪涤尘的《西藏史地大纲》,主要对西藏地理和历史沿革作了系统论述,其中历史部分按时代顺序详为论列,是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吴燕绍的《西藏史大纲》分为古代至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与藏关系年史、外交事件四编,是该时期西藏通史的代表作。任乃强也是西藏和康藏地区研究的先行者,所著《西康札记》、《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等影响甚大,任乃强对康巴藏区的调查和研究,不仅确立了他在藏学领域的地位,而且对人们认识康区社会历史,进而开发康区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藏族著名学者根敦群培的《白史》虽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关于西藏历史的研究受到时局和时代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蕴含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另一方面出现了分期的讨论,许多学者开始对西藏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期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问题仍然是国内外诸多学者共同瞩目的焦点,近年来更是掀起一波研究的热潮,出现了许多优秀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编写的《藏族简史》,恰白·次旦平措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黄奋生著《藏族史略》,王辅仁和索文清著《藏族史要》,苏发祥著《藏族历史》,陈庆英和高淑芬著《西藏通史》等。

李有义教授较早开展对西藏的研究,他曾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多年深入藏区实地考察,在其著作中也对西藏地区的交通和市镇进行了概述,认为西藏地区的城镇多为小市镇,但却未能进行深入论述。

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组织编写的《藏族简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编纂的西藏历史,该书不仅使用了大量的藏汉文历史文献,编者还亲自实地调查,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了西藏历史发展的动因。但由于多种原因,直到1985年才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主持编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是一本较为权威的西藏地方通史,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和藏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并于2011年7月翻译成英文出版。该书以西藏地方政权的演变为主线来论述西藏历史的变迁,作者引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客观地描述了从远古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历史发展的全貌,为以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西藏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提供了基本框架和珍贵的文献资料。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是“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之一,该书吸收了藏学的新研究成果,以新的史学方法编纂而成,全书分为吐蕃时期、元朝、清朝等七个部分,对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堪称当前藏学研究成果的汇集。

目前,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拉巴平措、陈庆英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西藏通史》,分为“史前卷”、“吐蕃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上卷”、“清代下卷”、“民国卷”、“当代卷上”、“当代卷下”十卷,也开始陆续出版,是一部全面反映西藏历史的著作,其中由周伟洲、周源主编的《西藏通史·民国卷》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论述民国时期西藏的政治史,下册则对民国时期的制度史和生活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此外,藏族学者曾国庆的《藏族历史·文化》,是一部关于西藏历史的教材,分为历史篇和文化篇,其中历史篇对远古、唐代、宋辽、元代、明代、清代时期的藏族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文化篇则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部分对西藏历史上的宗教、教育、衣食住行、婚姻家庭、岁节礼俗等进行了研究,是一本了解西藏历史和文化的较好著作。2.关于西藏地区城市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藏历史研究走向多样化,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发展为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方面,伴随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对西藏城市史的研究也逐步展开,但以单体城市研究为主。目前,国内学者对西藏地区较大的城市,如拉萨、江孜、昌都、日喀则等有较多的关注,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拉萨作为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中心历来备受关注,傅崇兰主编的《拉萨史》,是拉萨地方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对清代时期拉萨城市的复兴,拉萨城市规模与设施建设、拉萨的经济社会形态、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等均有论述。但是该书对于藏文史料和外文史料的使用较少,也没有涉及其他的西藏城市,对于拉萨居民的构成以及城市手工业、工业等方面也论述较少。而对民国时期拉萨的发展变化也未涉及。

柳陞祺的《拉萨旧事(1944~1949)》记载了作者在拉萨任职五年期间的所见所闻,真实、生动,颇具史料价值且可读性强。书中还有对当时藏传佛教情况的调查以及英国侵藏史实的揭示等。该书重点是从个人视角来进行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从微观角度弥补了西藏历史研究的不足。

除了拉萨外,也有学者对近代历史上的昌都、江孜等城市发展状[4]况进行的研究。王川的《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1840~1949)》,根据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口碑史料、实地社会调查,结合相关史籍进行的综合分析,从近代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昌都地区与四川地区、昌都地区政教组织与首领的互动等方面,研究昌都地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并首次公布了一些重要史料。该书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近代昌都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外来移民等。

土呷的《西藏昌都历史文化研究文集》一书,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了昌都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者提出把握昌都历史文化在于了解昌都特殊的封建割据地的特点和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特点,为探寻西藏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从历史遗迹中寻[5]找线索。李光文等主编的《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以现代化为视角对昌都近代历史进行研究。徐平、路芳撰写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孜》一书,从革命史的角度介绍了江孜的过去和现状,主要以考察记录的方法对江孜城的历史变迁做了论述,史料较丰富,但[6]对于清代民国时期江孜城市经济、文化、管理论述较少。似乎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尚无人对西藏地区城市体系、城市分布、城市规模和城市发展变迁进行过深入系统的全面分析与研究。(三)国外对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及城市的相关研究

自17世纪以来,随着西藏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国外学者对于西藏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但大多是关于西藏地理环境、社会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的某一方面,与西藏城市直接相关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少。总的来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入藏传教士、探险家的游记或考察记录;另一类是西方学者关于西藏政治、宗教、文化等专题性和通论性的研究。1.入藏传教士、探险家的游记或考察记录

17世纪以后,一些传教士、探险家相继来藏,撰写了若干游记、书信、著作等,这些对当时、西藏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民族、民俗等作了一定的描述,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英国人塞缪尔·特纳的《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描述了作者在18世纪末从不丹到扎什伦布寺的行程经历,其中记录了扎什伦布寺以及日喀则商业活动、宗教活动,以及矿产和植物,西藏与内地的贸易状况。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于1843年5月从西湾子出发,途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长途跋涉18个月,于1846年1月到达拉萨,其后撰写了《鞑靼西藏旅行记》,详细地记录了他从西湾子到拉萨、从拉萨到四川成都的旅途经历,其中也有对当时拉萨城市市容、市貌、市[7]民生活的描述。印度人萨拉特·钱得拉·达斯所著《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记述了19世纪80年代他在为期14个月的西藏之行中所见所闻,特别是对拉萨和日喀则地区的民俗风情、贵族家庭、寺院僧侣以[8]及重大事件的记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瑞士探险家米歇尔·泰勒的《发现西藏》,是一本关于西方人在西藏探险史的著作,作者梳理了从16世纪初至20世纪初西方人以个体与西藏接触的历史,自1245年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大卫·妮尔1925年入藏,历时近680年的探险史,都作了大致介绍。特别是对于19世纪末以来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9]书中记载得更为详细。捷克斯洛伐克人高马士的《西藏与中华帝国》,介绍了从唐代至1912年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但该书主要偏向地理探险,游记部分对清末拉萨城市生活作了一定的描述。1901年3月21日,日本人河口慧海抵达拉萨,并在西藏一呆就是3年,所著《西[10]藏密行》一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接触当地贵族及僧侣的情况,以及西藏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亨利·海登与西泽·考森来到西藏,其后二人合著了《在西藏高原的狩猎与旅游:西藏地质探险日志》,详细记录了作者游历西藏各地的地形地貌、自然气候、野生动物、植被变化等,并对所到[11]之处西藏所特有的风俗人情作了描述。20世纪30年代,被日本京都西本愿寺选派到中国西藏留学的青木文教撰写了《西藏游记》,也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在西藏的经历,该书对日本的藏学史产生了重要[12]的影响,同时对于研究近代西藏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著《圣城拉萨》,记述了他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在西藏的经历,并对当时西藏的政体、寺院及僧侣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作为英国使团成员之一,作者同时记录了英国使团在西藏的活动过程及其与西藏政教上层[13]的交往。

此外,孔贝《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大卫·妮尔《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雷丁《纵越喜马拉雅》、法尔希纳《法尔希纳探险西藏的科学成果——1903~1905年》、帕特里克·法兰区《西藏追踪》、F.金敦·沃德《神秘的滇藏河流——横断山脉江河流域的人文与植被》、麦克皋温《乔装到拉萨》、芮哈特《与西藏人同居记》、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艾哈默得·辛哈《入藏四年》、克莱门茨·R.马克姆《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等,也都分别记述了西藏居民生产生活的不同方面。

清代、民国时期,入藏的大部分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的主要用意在于收集有用的军事、地理情报,为本国当局服务。因此,这些游记或论著往往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对于西藏地方城市较少做出系统的论述。但游记中不乏对所过西藏城市的规模、人口、方位、市容、市貌、人民生活等的描写。因此,这些著作的史料价值远大于其学术价值。2.关于西藏专题性和通论性研究

20世纪以来,藏学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涉及城市的不多,但仍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是西方藏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作者长期致力于西藏研究,研究范围涉及民族、语言、历史、社会等多个方面,不仅使用了大量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回忆录及原始档案,而且使用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政府的大量外交政治档案,尤其是后者的征引是目前西方有关西藏现代史研究著作中最为全面、完整与丰富的。另外,作者还相当重视口碑资料,大量征引拉萨街头的政治民谣入史。作者试图从“中立”和“客观”的角度来研究西藏问题,并且也是有所突破的。该书讨论的时限是1913~1951年,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热振活佛、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人民解放军进藏解放西藏等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有影响的历史事件。该书是集西方藏学研究之大成,成为其藏学研究的代

[14]表作。

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的《十八世纪前期中原与西藏的关系》一书,论述了18世纪初期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中央政府在西藏逐步深入地行使统治权的过程,除引用藏文、西文、汉文史料以外,还大量使用当时在西藏的传教士的书信、遗稿等,这些书信、遗稿对[15]当时西藏地方的人文环境、社会生活有一些描述。他的另一本著作《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是关于西藏贵族政治研究的上乘之作,作者对西藏近代约50个贵族家庭做了详细的研究。由于受时代、地域和思想观念的局限,作者对有些人物的世次、生平的记载存在错误的地方,对有些人物的评价也有失之偏颇之处,书中有些观点也与国内学者有所不同,例如书中将班禅活佛系统推后三世,[16]以第四世班禅为第一世,就是不同点之一。

意大利另一位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也著述颇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西藏图卷》内容包括佛教史和传记两类,作者通过西藏、蒙古及汉文典籍资料概述了13~18世纪西藏王统变[17]化和各个喇嘛教门派的发展过程。他的《西藏宗教之旅》(原名《西藏的宗教》)一书则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寺院僧众的组织、等级、职能、宗教历法、节日,以及寺院的财产和管理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一般学者较少关注的西藏民间宗教加以分析,故在国际藏学[18]界的影响较大,是研究藏传佛教的重要资料。另外,他的《喜马拉雅的人与神》一书,既有对西藏风俗、民间传说和民间艺术风趣详[19]实的描述,又有学者的专门文论,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法国人石泰安长期从事西藏文化史的研究。其代表作《西藏的文明》对西藏的地域与居民、历史概况、西藏社会、宗教习俗等做了系[20]统的研究,在国际藏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他的另一著作《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通过对西藏地区的史诗、说唱艺术的研究,再现了西藏人民在史学、文学、美学、宗教、艺术、工艺、建筑、农业、牧[21]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英国对西藏一贯觊觎,长期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割裂出去,这对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查尔斯·贝尔曾对西藏地区有过很深入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西藏史》和《西藏志》。《西藏史》对西藏的历史、现代政治等方面多有论述;《西藏志》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藏的有关情况,主要记述西藏人民在本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其中关于地域、商业等方面的记载值得注意。但其立足点却错误地将西藏置于独立的地位,谬误之处尤其应当引起研究者的警惕。此外,他的另一著作《西藏之过去与现在》,是一部通论性的著作,后面附录有唐朝与吐蕃、西藏与尼泊尔、英国,西藏与蒙古等协定和约等资料,即所谓的[22]《西藏外交文件》。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正视这一段历史,英国学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直言不讳地供认,英国侵略军屠杀了数千名藏人,并从目击者的角度描写了英国侵略西藏的这[23]一段历史。

日本也对西藏有所图谋,山县初男对西藏也有过系统的研究,并著有《西藏通览》,该书第一编以概括性的介绍为主,自然地理、社会生活、宗教问题、社会阶层、教育文化、军事防卫、金融贸易、都邑等方面都有,且事无巨细。在都邑中简单介绍了包括拉萨、扎什伦布、察木多、亚东等数十个城市的情况。第二编则为讨论性质,集中论述了史略,西藏锁国之理由,西藏的探险者,西藏与俄国、英国、[24]缅甸、印度的对外关系,最后讨论了清俄英与西藏之关系。山县初男作为日本侵华调查西藏的先锋人物,其作品以视角较全面,论证较深入为特点,不失为重要的研究著作。

俄国人崔比科夫著《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以藏传佛教各大寺院为中心,记述了安多藏区和西藏的风土人情、宗教制度、僧侣生活、[25]社会状况等诸多方面的情况。阿赫迈德(Z.Ahmad)著《十七世纪汉藏的关系》,对清朝初期西藏地方的民俗文化有所涉及,但对此时城市的专门论述很少。英国人麦唐纳的《西藏之写真》,涉及西藏的民俗、历史、宗教、社会组织、经济等各方面,其中更有“城市”一章。英国人约翰·布洛菲尔德著《西藏佛教密宗》,简述金刚乘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不同的宗派,主要对密教修持法进行了论述。此外,国外学者关于西藏的研究著作还有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产生》、达斯的《英国侵略西藏史》、黎吉生的《西藏简史》、伦琴拉木的《西藏之社会生活及其风俗》等。

总的来说,以上著作或多或少论及了西藏城市,尤其是对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等重要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因此,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文化与政治多方面原因,致使西方学者多把藏学与“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海外西藏研究至今依然大多集中在宗教、政治等方面。而以笔者接触的情况来看,与施坚雅的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罗威廉的汉口研究,罗兹·墨菲的上海研究等对中国内地城市研究较热和成果丰硕不同,西方学者对西藏城市史尚缺乏系统研究,目前还未出现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城市是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工业时代城市的作用更加突出,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成绩斐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课题不断深化,研究方法、理论得到不断的完善,研究机构和队伍不断壮大,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研究区域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长江沿岸、华北等城市发达地区,而内陆边疆地区城市史研究甚为薄弱,特别是对西藏地区的城市史研究更是较少有人关注。“边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以其极大的反弹力推动了整个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开展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时,边疆城市的研究理应占有重要的地位”[26]。在内陆边疆城市史研究中,西藏城市史研究更成为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

西藏城市文明出现较早,西藏居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民族特性的影响,西藏地方相对封闭,城市发展较为迟缓。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黄教势力的空前壮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区面积的扩大,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城市。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口与产品向西藏不同类型的城市聚集,城市在西藏地区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近年来,尽管西藏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关于西藏城市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无人对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进行系统研究,这与此一时期西藏城市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极不适应。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成果,对于清代民国时期西藏的研究尽管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喇嘛王国的覆灭》等,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在研究资料方面,除了利用有限的公开出版的档案材料之外,更多的是根据相关人物的日志、游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以及访谈的口述材料等,在资料上存在明显单薄和不足的问题,藏、汉、英等多种文字的研究资料综合使用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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